半拍

欢迎使用 德赛公园。

文章来源：http://ff.im/-tPIrU

核心提示：在结束了软禁期后，重获自由的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于14日在缅甸最大的城市，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大本营——仰光举行了演讲

原文：スー・チーさん演説全文 http://www.asahi.com/international/update/1115/TKY201011150042.html?ref=reca
作者：朝日新闻
发表时间： 2010年11月15日
译者：eroica/画眉
校对：eroica/画眉

在结束了软禁期后，重获自由的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季，于14日在缅甸最大的城市，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大本营——仰光举行了演讲，以下为此次演讲的全部内容。

——————————————————————————————————　

　首先，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我也有一些话想和大家分享。虽然我们分别得太久，但是，即使是无法相见，我也知道我们（人民与我之间）相互之间因慈悲心与信赖感而紧密相连。全仰赖于此。

我了解大家所期待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明白这样的期待能否实现。就我个人看来，所谓的政治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在和年轻人们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们中间存在好人、坏人的区别。我也不相信所谓的绩优生与差生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会学与不会学。而我相信我的同胞们皆是能学会学的。

然而，仅有希望是不够的。如何把希望变成现实。以一种正确的方法来追求希望是十分重要的。

为什么要以正确的方法行动，不是因为我们想成为圣人。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行动的方式不正确的话，目标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声音。但如果大家这样乱哄哄的发问的话，我将很难明白你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我希望可以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即使是在被软禁期间，我还是坚持收听（广播或电视节目），并以此了解到人们说了些什么，又需要些什么。每天必须花五六个小时收听广播，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为了大家我将这个收听习惯坚持了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人民正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当中。

然而，并非所有的一切我都了解。我想我更愿意以彼此互相倾听的方式来和你们每一个人交流。通过此，我也能好好的思考我应当做些什么。

我想你们都明白，如果没有你们的参与任何事情都无法实现。人民为了自身而争取民主，我希望这不仅是在我们国家也能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正是基于此，我们不懈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和平、正确的途径来实现我所提出的目标。

必须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但如果不付诸行动的话一切都只是空谈。

我们缅甸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轻易的认为“这就是命运”。我也不止一次和年轻人们谈论过。你们真的知道所谓命运一词的含义吗。行动是命运的基石。无论你再怎么强调“命运”，也不外乎是你自己行为的使然。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你为之争取奋斗的话，那就必须为此付出行动。“把不可能实现的变为现实”这样简单的承诺是无法凝聚民心的。

我们都在努力。人民应当朝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前行。在这条前行之路上我希望能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民主的开创之路行之不易，需要我们共同迈步向前。而我们的目标也唯有通过此来实现。

民主的实现不是坐享其成，也不能强迫他人参与，唯有自发自愿的参与到其中来才有可能实现。

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我，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对我有所期待。肩负着如此的期待让我觉得重担在身。然而，并非是我畏惧这份责任。我所担心的仅在于不能尽责。所以我将尽我所能担负起这份责任。

在这其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给我以建议、忠告。赐予我力量。给予我批评。真心的、正确的批评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你们给予我的这些批评建议，对于目标的实现将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在这里，我恳请大家。无论面对任何事，我们都正直以待不要畏惧。尽管说出你心中的话，如有所言，当言无不尽。当我们持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会提出反驳。而这也是民主主义中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七嘴八舌的口角之争。

　　偶尔我们可能也会大声争论。但是，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要能理解对方。即使是双方意见能达到一致，对于这种能力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训练我们将掌握这样的交流技巧。

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最先发现的是许多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这样的手机在现场随处可见。这也是一种“交流”。

在通讯领域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请为了良好的目标而善用这样的发展。我希望你们使用它，是为了在交流的时候，能增进彼此间的理解，促进相互间的团结。

昨天，我第一次用上了这样的手机。而在6年前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把嘴凑到哪儿说话。

现在，我想给那些听不到我声音的人们看一样东西。（高举起一张大纸，纸上写着“我爱我的人民”。）爱不只是终点。我们必须唤起行动。爱为何物？爱就是怀抱着为了能让彼此感受到幸福的愿望而发出的行动。

我想要恳求大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希望大家都能内心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你可以写信，当然，如果你不信任邮局的话，也可以直接把信交到我手里。我所关心的是，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在这六七年间里，我无法正确的了解到，人们的想法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变成了什么样。而这种了解又无法立即获得。因此，对我来说必须要重新开始学习。

我无法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进行直接的交流。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我只能坐着听你们说话，但是我却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和我说说话。

　 我想反复强调，请不要认为“政治和自己无关”。这种说法独立以前就有，即使你认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是躲不开的。

　 一切都是政治，并非只有到这里来支持我们才是政治。在家做饭的主妇也在运用政治。因为她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做饭，那就是政治。送孩子上学也是政治，一切都是政治。
谁都不能脱离政治。“政治与我无关，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之类的想法源于对政治的不了解。

请我们的人民去了解政治，也请大家来教我们。我们必须互相学习。有了人民对我们和为了民主主义奔走的人们的教导，我们才不会犯错。
民主的关键是什么？后方的人们必须能够使唤在前方开展工作的人，必须拥有这一权利，才是民主主义；占多数的人民必须拥有使唤少数统治者的权利，才是民主主义。
　我能够接受人民来使唤我们，但不属于人民的那些人想要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难以接受。我说这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
　在我被软禁家中的这段时间，我和那些看管的人有过很多交流，他们对我很好。我讲的都是实情。对该感谢的人就要感谢，我想感谢负责看管我的那些人。这是我的真心话。

　人民之间应该互相体谅，彼此抱有感恩之心。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位高僧曾经说过：“有感恩之心的人少之又少，知道感恩的人也少之又少”，那时候我还小，并不赞同这句话。
　懂得感谢的人很少这一点，当然我也是认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懂得感谢的人。但是，我不认同“知道感恩的人很少”，是人都应该知道感恩。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如果是值得感谢的，我们就应该去感谢。
　大家很想知道我今后会怎样开展政治活动吧？想要依靠人民开展工作，必须和人民的观点保持一致。
　我和人民之间、和所有人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下去。绝对不存在与这个人难以沟通、与那个人无法商量的情况，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有心想好好沟通，就能做到，有心想交谈就能做到，今后我将采取这种做法。我们需要人民的力量。
　正如我刚才所说，一旦决定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会告诉人民。目前我还没有与我的党派的领导阶层认真讨论过，而讨论之后，也不是我们也不会自行其是，我们将联合所有为民主主义奔走的团体一起行动。
　 当我们决定开展工作之后，会向人民说明。有时候人民会不认同我们的工作，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所有人持同一意见是不可能的，接受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民主主义的主张之一。
　但是我们要作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人民不认同我们也要做，这些必须得到人民的理解。争取人民的理解就是指这一点，是为了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理解，而不是为了拉票。
　我们将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坚持开展工作，请原谅我今天不能说的太具体。毕竟对我的软禁刚刚解除，即使我说了现在准备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那也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要多听最近人们的呼声，倾听的同时，我们来决定该怎么走接下来的路。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将依靠人民的力量展开行动，我将和所有要求民主主义的团体携手共进。我们会为了实现对话而工作，为了实现对话而努力，采取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但我不能保证完全不受到伤害，做那种保证那就是贿赂民意了。

　　我不敢说，支持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有时候可能会受到伤害。支持我的人可能受到伤害，我们也可能受到伤害。但是，我们要去探寻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的方法。

　　我们的人民也请不要害怕有时会受到伤害。今天我想说，我们必须明辨是非，我们必须拥有坚持正确事情的勇气。是与非有时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时过境迁，答案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请大家想清楚，该做还是不该做。怎么说呢，我父亲曾经说过：“我能够问心无愧地接受良心法庭的审判”。

　　在我接受到了现实中法庭的审判，不过我一直希望接受良心法庭的审判。希望我们的人民也在良心的法庭上，每天主动接受审判，如此受到审判之后，就会得出答案，自己是否做了应该做的。如果得到了答案，我们的努力就是具有大价值的。

　　努力不用在正道是很危险的，只有用在正道才能体现其价值。努力用在正道，其功效不会因任何人而丧失，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希望大家拥有一颗体谅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容忍别人的心。

　　请允许我再次提出刚才对大家的请求，共同付诸行动才能成事，一味期待不会成事。单凭心中所想是无法获得的，只有付诸行动去争取心中所想，只有具备了付诸行动的勇气，只有真正行动起来，才能如愿以偿。

　　我将去探寻最佳的方法。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再说一次，我们必须找出最佳的方法来实现目标。我只相信对话，我相信，我们必须使用这种方法。

　　今天我来到这里，来到总部，希望在支持我的各位面前说出真心话。对于看管我的那些人，我并没有憎恨。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没有恨意。在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负责看管我的人对我非常客气。我说的是事实，他们真的对我很客气，我会牢记这一点，感谢他们。

　　我希望大家也能这样，不管地位高低，不管属于哪个领域，每个人都心怀体谅与人交往。如果大家能像客气地对待我一样，以体谅的姿态对待全国人民，善莫大焉。

　　请不要像将我软禁家中一样，软禁人们。我要请求你们像客气地对待我一样，客气地对待人民。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否定一切。凡事均有好坏两方面，如果被人指出不好的地方也没必要发怒，不要做坏事，但要对抱有好的方面抱有珍惜和感恩的心。

　　懂得感谢会令人的心灵世界更充实，碰到值得感谢的事情就要感谢。请让我看到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会铭记并感谢你们。不过现在，我必须感謝我们的人民。

　　对感谢这个词我多说几句。大家要坚强，我们缅甸人的勇气就像棉花上的火焰，我讨厌这种说法，这种情况不允许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必须活出人样。

　　人是有尊严的。你想拥有人权吗？记得人权宣言的开篇写了什么吗？它以“人生而有尊严”为始。我们必须维护这一份尊严，维护不与他人权利相抵触的尊严。

　　我不会片面地说话。我不会说“为人民做点什么吧”，应该自己处理的事情人民要自己来做，人民必须知晓自己的职责，履行自己的责任。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才会发展。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发展，大家比我更清楚。没有发展，但我不会指责是谁之过，我只是想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和大家齐心协力为发展鞠躬尽瘁。

　　我不会乞讨，我也不认为各位愿意乞讨。我们只是在为了自身的进步谋求应得的权利。

　　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工作，让我们的人民为了自身的进步获得应得的权利。但这不是说，我会为大家奉送上好饭菜，我只是想让大家获得挣够钱让自己吃饱饭的素养。

　　我们将和信奉民主主义的团体协商并采取行动，而不是全国民主联盟自行其是，我们将和许多人携手共进。这里的支持来自我们的人民，缺少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需要人民的配合我们会发出请求，在发出请求的时候，请信任我们，伸出你们的援手，这是我现在就要拜托你们的。

　　老实说，与我们共事的人里面，有些已经无法看到我们实现目标的那一天。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是人生中有价值的行为，没有人能够玷污这种价值。

　　人总有一死，重要的是活着的这段时间怎样度过。今天，我们要向那些献出生命的民主活动家们致敬，也要向身陷囹圄的民主活动家们致敬，希望所有的活动家都能获释。（完）

文章来源：RFI http://is.gd/gH0pc

作者 杨眉

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世界各国的媒体对此作出了大量的报道与评述，尽管大多数评论都对诺贝尔和平奖评委的决定作出了肯定，但也有不少评论家、甚至有某些汉学家也认为西方不应该在此时此刻故意挑衅中国，比利时最有影响的法语报纸《比利时晚报》本周就此发表专栏文章，对西方有关不应该挑衅中国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比利时晚报》专栏文章的标题是：“请干涉我们的内政”。文章开门见山的指出，诺贝尔奖评委将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自然激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但是，也有不少西方人认为诺贝尔奖评委的上述决定缺乏理智，认为他只会助长中国政府内部强硬派的势力，从而使中国体制开放倾向受到遏制。

文章评论说，但愿这些务实派中确实有人是衷心希望中国的民主化并且努力探索如何通过做理想的途径使中国走向民主。另外，他们呼吁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原因是可能是担心一旦中国“过早”的实现民主可能会把巨大的国家推向崎岖坎坷的道路。确实，北京奥运结束之后，两年以来，中国显得有些令人担忧。中国被周边国家谴责带有霸权主义的目的，中国的货币政策受到欧洲的批评，美国政客在竞选中强烈抨击中国“盗窃美国职工的工作岗位”，不难想象，中国政府会把诺比尔和平奖评委的决定看作是西方再度协调一致对中国发动敌对性攻击的象征。

文章进一步评论说，再加上诺贝尔奖评委又正好是在中共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宣布了这一决定，同时也是在中共党内高层官员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言论自由的前夕，不过，作者强调说，这些发表言论自由呼吁的中共高层干部似乎并没有与西方勾结的嫌疑。

事实上，作者评论说，每逢诺贝尔奖评委作出较为敏感的决定时，总有一些满足于现状的人会站出来说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这次也不例外。1975年 前苏联的•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1980年阿根廷的埃斯基尔(Adolfo Perez squivel)，1984年南非的图图主教（Desmond Mpilo Tutu）1989年达赖喇嘛和1991年缅甸的昂山素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就有人站出来抗议，声称此举只会助长和平奖得主所在的极权政府的势力，使他们的政权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历史证明，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上述所有的极权国家除了缅甸与中国之外，别的政权都已经垮台。

那么，上述先例是否就意味着对异议人士的颁奖是反对极权政府的一大决定性的措施呢？作者认为，当然，并不见得。不过，尽管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因各国的具体情况而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他使极权政府感到恐慌，使政府内部出现分歧，同时也促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路线不至于过于偏离人权。

诺贝尔和平奖评委的选择目标十分明确：选择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以便在将来，即便是在很遥远的将来能够汇聚并且引导变革的运动。

1975年，萨哈洛夫获得和平奖正是在西方同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议之后的几个月，诺贝尔和平奖强调了赫尔辛基协议中除了经济与军事之外，还应该包括人权内容。同样，1984年，诺贝尔奖评委将和平奖颁发给图图主教，也是一石三鸟：首先是批评南非政府用圣经来为种族隔离政策作辩护的荒谬性，其次是指出南非国大党采取暴力抗争的方式虚幻性，最后，也是警告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的里根政府不要助纣为虐。

那么，刘晓波获得和平奖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者引述法国《国际媒体博览》周刊的主编菲利普•杜罗-丹仁 (Philippe Threau-Dangin) 的话说，中国近期来似乎对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有些犹豫不决，虽然对外滴水不漏，中共高层内部左右两派，主张开放与封闭两大派系之间的争议似乎正日益激烈。法国著名汉学家、巴黎政治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专家 (Jean-Philippe Béja)白夏也认为中共高层一定有官员对政府目前所推行的高压政策提出质疑。

最后作者认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价值首先应该由该奖项所希望帮助的人士来估量，正如过去在苏联、在阿根廷以及在南非一样，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激发了中国国内人权斗士的强烈反应，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由于中国人被自己本国政府禁止干涉他们自己的内政，所以他们希望所有来自外部的干涉举动。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把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是要提醒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他所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也是对中国政府选择民主道路的能力的肯定。

作者强调指出，诺贝尔和平奖评委点出了和平与基本人权之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作者引述法国学者陈彦的话说，推行民主制度是中国国内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也是促进全球和平的必要条件。

引子

一切都按计划完美地进行着，陈开频开始用对讲机指挥杭州国际大厦楼顶上的民工悬挂横幅，抛撒传单，看到白幌幌的 巨幅横幅黑白分明哗哗地挂下来：“政府腐败是万恶之源”“独裁必腐败专制丧人心”“六‧四是中华之耻人类之痛”，白底黑字闪着寒光，一时间陈开频感觉时空 间的凝固，匆匆行人一下子都被怔住了，惊奇、错愕、兴奋、紧张等等各种表情刻画在人们的脸上……

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站在街角，陈开频欣赏着自己的杰作——飘动的横幅、飞舞的传单，觉得自己想说的都说了， 想做的也义无反顾地做了。接下来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一个时装设计师、一个开过饭店、开过桑拿、开过歌舞厅、搞过外贸，到过很多国家考察，出入五星级宾馆的老板，为何会走上这一步。我们把时空倒转过来，一起品味一下这条错综复杂的人生轨迹

陈开频6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肖山，老家温州。自小爱好文学和艺术，尤其擅长作文，常常在县级的作文比赛中夺魁，中学毕业考入浙江美院的工艺系。今年40多岁的陈开频，回顾自己人生经历真是感慨万千，他娓娓道来。

其 实应该说，以前都是懵懵懂懂的，我们都是受共产主义的教育，从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我都看到了。每天都要开会批斗，我父亲一天到晚受到批斗，我都看到。 反正当时也懵懵懂懂的，以为社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吧。好像冥冥当中规定是应该这样生活的，根本就没有想到反抗、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力。没有想到做人还有权利 一说。

随着自己的知识长进，特别是89“六‧四”学潮，我都是亲历者。因为美院毕业后，我进入一家企业搞服装设计，我们设计部门十多个人，基本上我负责 的。我们到杭州、上海去拉横幅、打标语。当时方励之专门写了一本他的谈话笔录，看了以后觉得有点茅塞顿开，那时候王丹、吾尔开希、柴玲他们的演讲我也都听 了。八九学潮对我影响实在很大，应该说启蒙是八九学潮，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了。

有了自己独立思想以后，社会的现象一分析、一对比，特别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你每一条每一款去看、去分析，你就觉得真的是这么回事。从人性的角度上去分析，人是怎么回事，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东西好多都是违背人心的。

行行业业充斥着丑陋社会现象

我开始搞服装设计，后来开餐馆、桑拿、开歌舞厅啊、最后是做外贸的，行行业业做了很多，我看到太多，就社会机制来说归根究底就是一党独大，另外社会丑陋现象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是一、二句话、也不是一时半会说得清楚的。

比如说我做生意方面，就是开饭店搞卡拉OK，那是全靠公款消费，全靠公款单位才能支撑。现在一般的消费场所，就是一定要跟国家政府他们能够公款消费挂上钩才会生意好。菜也好，环境也好，没有公平竞争的，因素太多了，这是我们国内特有的。

比如说做外贸办工厂，我好多朋友也是办工厂、搞外企的，你不能跟有权当官的、政府人员互通有无的话，那企业不能做大，就是方方面面来揩油的太多，然后不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反正听到是实在太多，感受的实在太多。

海外各国行感受深 公款报销丢脸到家

我 到过一些国家，在国外看到太多，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这个时候我的心感到很痛、很痛的。你像迪拜吧，阿联酋多富有，但是迪拜市，我们去看了，市政府办公楼， 真是寒酸到我不能用语言来形容，我们国家任何一个贫困县，它的政府楼盖得跟宫殿一样。就是当时49年前的国民党时代，军阀张作霖就曾下过死命令：假如说一 个地方，政府办公楼比学校豪华，这个县长是要杀头的。

我到德国法兰克福，听当地朋友说起市政厅的一件事情，我感动快要落泪了。他们市政府为了藏书楼买空调，要由市民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出来投票决定，可不 可以买这空调，像我们国内，不要说市政府，区政府要买个空调、要买个车子，要市民同意，那不是开玩笑？但是我们国家口号是为人民服务，可现在人民是国家的 公仆。口号就是要立牌坊的，婊子还是要做的。

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就是妓院的门口黑人就学一句中国话就能拉到很多很多生意。“搞女人有发 票”就是这么一句中国话，有发票就能招到生意。为什么？因为有发票就可以公款报销，公款报销是什么？就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他凭这句话就能发财，丢脸都丢到 外国妓院去了，社会的丑陋现象实在太多了，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文章上面有大量大量的证据和实例。

社会的沟通渠道根本就等于零

北大教授孙东东曾在媒体上公开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像这样一个很著名学府的专家说上访百分之九十九是神精病，而且对访民采用的手段也是对待神精病人的方法，很多人因为上访被劳教，我在牢里待了二年，我牢房里就碰到二个这样的访民，我看到的太多了。上访这条途径根本行不通的。上 访你写材料，政府根本就不理会你。哪个工作人员会理你？你写任何东西都是石沉大海的，社会的沟通渠道根本就等于零。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朝中没有人，你 的言语权都等于零。无法与政府沟通，你的话没有份量，因为你没权、没势，不管正义是不是站在你这边，你个人的价值就是零。我们社会现在已经堕落成这个样 子。

不可能让子孙后代这样下去 总要有人行动

想想都会觉得可怕的，假如说我们父辈忍让忍让就这么生活，假如说我们也这么生活，我们的子女、下一代怎么办？假如我们不反抗、我们不起来的话，他们还是会重复我们的生活轨迹。我们不可能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吧！总要有人行动啊！

在我心中只有一念——我们子孙假如有一个公平的环境的话何乐而不为？再说我们生存环境如此这般恶劣，牺牲了无所谓，活着跟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可以表达的方式，比如说你对社会不满，另外有文章有地方可以发表，交流一下，那也就释放掉了，但是就是没地方诉说、没地方可以刊登，怎么办？总要给我一个渠道吧，人是有血性的，那只能极端的挂横幅的方式吧。

杭州商厦楼层悬挂横幅 抛撒传单

所以在08年我就自发地，而且完全个人行为，在杭州国际大厦楼上挂了4个横幅，然后雇了4个人发传单。

那 是08年6月7日上午10点左右，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我用对讲机指挥杭州国际大厦侧楼顶上的民工悬挂横幅，然后呼叫他们抛撒传单，看到巨大横幅“政府 腐败是万恶之源”“独裁必腐败专制丧人心”“六‧四是中华之耻人类之痛”等随风飘荡时，霎那间时空都凝固了。白底黑字闪着寒光，带给路上的行人和各种车辆 内人们极大的冲击力，错愕、惊喜、紧张各种表情写满了他们的脸上，车子都停了下来，我一边指挥、一边不停地按动快门，全身高度紧张，仿佛血都涌到脑子，手 也哆嗦得不行，尽管动作僵硬、嗓子发干，喊话甚至都有点声嘶力竭，但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半年的努力和准备，无数次想像的场景终于一下子变成了 现实。

忙完这一切，我一下子松懈下来，默默地点上一根香烟，静静地站在街角，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想说的我都说了，想做的我也义无反顾地做了。接下来，我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当时做的时候是想到过后果的，所以事前我强烈要求离婚的，房子也卖掉，车子也卖掉，企业也转移，我反正就准备坐牢的。

酒店被擒含笑面对 警官发愣

回到酒店，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静静地在电脑里看着那样的经典场面，真的很刺激，很享受！人的一生太短暂，能轰轰烈烈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真的很爽！

凌 晨三点，我突然发现酒店院子里一下子停了好多警车，尽管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感觉心跳加快！四肢发软，但很快我镇定下来。从容穿好衣服，甚至还洗了 把脸，门口很快传来轻轻的插钥匙孔的声音，坐在床边，我微笑地注视房门。门轰地打开了，一下子冲进来十多个人向我扑过来，我的眼镜被强摘了、皮带被抽走、 鞋子被扒掉、脖子上挂的玉佩也硬拽掉了。他们用强光照着我，两台摄像机使劲拍，我吃力地歪着脑袋微笑对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说：“你们辛苦，来了？”他一下子 非常错愕，“嗯”了一声，然后“嘿嘿”地笑了，摇摇头说：“你真行！”

他们好像缴获了极大战利品一样兴奋地向上面汇报，我看见好几个人在打电话，什么书记什么局他抓住了等等，脸上都洋溢着亢奋。我被带上手铐，穿过酒店过道上人们惊讶困惑的眼神，我被塞到停在酒店门口的其中一辆警车上，七拐八拐我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整整两天两夜没让我睡觉，不停地问我，我的精神格外的好，跟他们侃侃而谈，倒是审我的人，问来问去也就这么点东西，一个个哈欠连连。最后我被送进看守所。

大闹法庭拒花瓶律师

他们判了我2年，先是给我定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后来因为我一直不肯认罪，拖了一年多才最后定下来是扰乱社会治安罪和交通罪。

当 时我聘请肖山一位很有名的律师，也是我同学，他来看我时，二个安全局的人坐在他旁边，当时他就提出了抗议指他们违法，那两个安保局回答：“这个事情跟别人 二样的，我们必须坐在旁边的。”然后还威胁律师说：“你这个案子最好不要接，因为你跟政府对抗，你没有胜诉的机会。”然后我的律师就害怕了，说这个案子你 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可能干了。

2009年4月24日开庭，检查官、法官、律师，安全部、公安局都坐满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指派二名律 师，我说我这案子不是大案，只有杀人犯、重大的案件，没能力才由政府指定律师，我说我不要摆设。要辩护不让我说话，我一定要说话，我说判我什么都可以，你 给我五分钟时间我要申诉，法官说：“不让你说话，你这种人是不会让你说话的。”我回敬道：“法庭没有人辩护，我自己辩护都可以的，你当然要给我说话的机 会。”他说：“就是不让你说话，怎么了？你到哪里随便去告，不让你说话，就这样。”我说：“不让我说话我不要律师，我不要花瓶。”“你不要，是不是？好， 现在休庭。”

就这样，我就被押回小单间，然后律师、法官都在旁边的单间劝我：“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样会吃亏的。”但是我想，挂横幅牢都坐了，我还怕多关一年半载的？我坚持我的原则，谁劝都没有用，我说我不需要花瓶，我不需要摆设。

看守所等级分明 超强度工作

我在杭州下城区看守所关了九个月，后被转到杭州市看守所。

监狱也是外面社会的一个缩影，监狱里等级森严，所有关系，待遇都是赤裸裸的，丝毫没有也完全不必掩饰！你在外面是共产党的干部、特殊阶层的话，你在监狱中也会是上层、特殊阶层。

监 室里一半是炕，上面能睡十个人左右，睡的都是老兵、打手和部厅级以上的上层人物，其余的只能睡地上。有关系的相对会舒服一点，有限的待遇都尽可能地会享受 到。而没有关系，没人来看望又没钱的俗称“三无”人员的，日子会很难熬，所有累活脏活像打扫厕所，洗碗擦地给上层人员洗衣服等等就都由他们来完成！当然挨 骂挨打那是必须的，经常的！
早晨6点钟，天濛濛亮就开始干活了，一直干到晚上6点。只有中午吃饭半小时休息。我是手关节全部变形， 很多人都变形了。因为监狱没有油水，活动少，我便秘严重，最多时候17天没有大便。我睡在地上，一张单人草席上睡三个人，盛夏酷暑，汗流浃背，大家挤在那 里，连蚊子咬也不能赶，因为手根本不能动，要翻身必须三个人步调一致一起翻。因为地上很潮湿，身上关节各处很痛，但也必须干活。伙食就是水煮白菜，一点油 水也没有。囚犯管这样的饭菜叫“水上漂”或者叫“猪摇头”就是都漂在水上面，连猪吃了都要摇头的意思。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年三十晚上发一个鸡蛋。大年初一 就是水煮萝卜。

老大和几个部厅级干部是坐着吃饭的，而其余的都必须蹲着吃，他们有牛肉，鸡肉，鸭肉和霉干菜肉等真空包装菜轮换着吃，其实这 是大家的钱凑起来给他们吃的，当然得到管教的默认的，名曰是公帐，就是大家用的牙膏，卫生纸，肥皂等日用品，外面的钱打入你的卡里，可里面就由不得你了， 每个人交多少钱，老大说了算！很多人交了五百块钱就吃了两个咸鸭蛋，这是常事。

在这里劳改犯最好的礼物就是方便面的调料，从来没想到用这样的调料拌在饭里真的很好吃啊！要关系非常铁才有可能分点吃吃，这里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是，今年过节不送礼，要送就送调料包……

我们做的产品很多是销往国外的。据我知道我们是签署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劳教人员是不能做可以卖钱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也向当局提出抗议，但是没有人理你，必须干。在里面不是政府人员管你，而是劳改犯管你，都是强盗、吸毒的。

我 在看守所的加工厂里面做过服装、雨伞、雨伞架子，拉线、拉麻绳拉得手全部裂开。还有做服装用纸的包装袋，做那种袋子最多的。那个袋子是用很原始方法去做 的，需要胶粘合的地方就是用人工踩的、脚跟跺的。踩几十下脚没问题的，你踩一千、两千、踩一个月的话，轻者脚肿得像大象腿，重者大小便失禁，甚至尿血！有 法轮功的人在里面脚肿得根本不能走路。

还有就是做酒的包装盒子、菲力普刮须刀的盒子、肯德基、麦当劳的盒子、月饼盒等也是在牢里做的。以后我可能麦当劳之类的我都不会去吃了，因为忙的时候全都汗流浃背的、甚至鼻涕眼泪的，手也脏，叠起来以后屁股坐在上面，出来以后就直接用了，也没有什么消毒的。

还有超市卖的衣服或卖的鞋子上有那种防盗消磁的扣子，一天一个人规定要做一万个。
看守所绳子都是经过严格控制的，几根进来出去也是几根，牢里是不能留下绳子的，也算是违禁品。

当时因为监狱判下来以后刑期还有一年多那是要送监狱的，因为我一直不肯认罪，我是一年三个月才判下来的，判下来是两年，我的刑期还有九个多月。然后就留在看守所里头，叫留守执行，这样就没有送监狱。

我在里面有待了三年还没有判下来的一个法轮功，一直不肯认罪，政府就一直不判你，就把你关着。你不认罪他就永远不判，然后你永远关着。

双亲被洗脑甘做顺民

我 父亲是在市政府工作的一个国家公务员，以前文革帮派斗争啊，他经常被开批斗大会，但是他们都是很顺从的，包括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是责怪我：“共产党是会犯 错的，他们会改正错误的，用不着你去挂横幅、撒传单的。”他们都快八十岁了，完全被洗脑了，不可能扭过来的。所以他们说我的时候，我也不会去反驳他们，现 在只是孝顺他们，让他们安度晚年吧。

他们这种想法国内一些老人还挺多的。腐败他们也看得到，也谴责，但是在追求人的基本权利方面，根本就想不到，只能是逆来顺从做个顺民。

我就是很害怕我们以后老起来也是过这样的生活，我的子女、他们的下一代这样周而复始地生活，一点权利也没有，社会环境又是那么恶劣。我们父辈遭受的罪真是罄竹难书。他们更多的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其实像我这样，什么地方没有潇洒过？我们出门在外都是五星级酒店，什么东西没有享受过？但是心灵的压抑、心灵的摧残，那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的，就是这么简单。生活在中国大陆实在是太压抑了。

坐牢义无反顾 出狱后更重视亲情

一个人太顺利了，就不会珍惜，不会知足、更不会感恩，我想这次牢，我没白坐，起码我真的是刻骨铭心地懂得了很多！就是对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都会更加珍惜、更加重视。
而且现在人们对我的态度、对我言论的重视程度看，我坐这个牢也很值得。现在社会上确实反响很大，声援我的人很多，我觉得我这个事情还是做得太小了点，还必须再做大一点。我真的是义无反顾。

今年6月10日我出来后，朋友们为我接风洗尘戏称我为“标语达人”，告诉我，现在腐败又上一个台阶了，要是有领导被查出只贪腐几百万是要被大家耻笑的，都不好意思上报纸，上亿几十亿那才叫本事……怎一个晕字了得？！

出来后我也写了很多东西，在网站上、博客上面发，都是没几天就屏蔽掉了，反正都放不上去。我非常有可能第二次或第三次坐牢，因为我不会让我这个牢白坐的，我必需让我的行动有所反应，我真的很愿意去坐这个牢，引起社会同情引起他们的思考，或者引起社会的愤怒。

挑战人大政协 不能成为摆设和内定表决机器

我完全是凭自己的良心，凭自己的感观，凭自己的是非标准做事，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发声。如果你不做我不做这么烂下去，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已经到了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几年好烂了，真的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了。

接 下来我想冒着再次牺牲自由的危险，积极参选人大代表。人大政协绝不能是富人和贵人的俱乐部！更不能成为摆设和内定的表决机器！尤其不能成为凌驾于大众之上 索取社会资源的安乐窝！作为草根我希望能独辟蹊径，希望政府能听到来自社会底层的真正的声音，希望得到社会上更多人的支持和帮助。

(来源: 大纪元)

秦兵（北京京华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都主张法治，律师、记者、企业家经常面临着风险，怎样在警察敲门的时候和警察构建和谐，应该成为律师、企业家和记者的基本技能。

从98年到现在我大概经历了7、8次，甚至10次之多被警察抓的事情。最长的一次被滞留的时间是12个小时，短得又2、3个小时，经历了很多我们以前在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的恐惧，才能体会到那种兴奋，所以，更加感受到我们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说说我的最近的一个案例。大概是2009年10月6日晚上，正在办公室开会，突然我太太就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来了两个警察敲门，我听到这种情况，立刻将手机打到免提，全体律师一起讨论，警察到当事人门口，应该怎么办？全体律师集思广益，立刻让我太太跟警察要工作手续。我太太就隔着门问警察，先拿出工作证，警察一般都能拿出工作证一闪。我们律师说，光闪工作证不行，我们必须拿出进门的法律文件，如：搜查证、拘留证、逮捕证等。警察又在门外一闪拘留证，这个时候基本上看不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是非常紧张的，搞不清楚拿什么东西，必须拿着照相机在门里面拍一下展示的拘留证。这时候警察就勃然大怒、踢门，说就抓个人还用这么麻烦吗？我太太说，你只要不出示证据，就不给你开门。警察说，你要是不开门，我就在走廊里大喊，让你的所有邻居都出来，知道秦兵犯了什么事。我太太说，你就尽管在走廊里喊，你要是喊不出来，我给你打电话把邻居叫出来。警察一看我太太这种态度就说，你等着，到时候把谁谁抓起来，你别到我们这边求情。同时，我们立刻给北京市**的110打电话，很快110也来了两个警察。警察相互之间就问，该不该抓、该不该进门、有没有带手续，最后110来的两个警察也跟我太太说，人家带了全部的手续，你们必须开门，该带走谁必须带走谁。我太太说，既然他带了全部的手续，隔着门给我看看，110的警察说不能看。我们公民有怀疑的权利、知情的权利，宪法保护我们的权利。然后，我们派了5个律师到我家去，律师成立一个小组，每一个人盯一个警察，把我们的律师证给他们看，要求他们出示要带走秦兵的法律文件，僵持了10几分钟，中间的恐吓威胁等。后来，几个警察到楼梯口去商量，几分钟后，听见警察下楼的声音，律师开始追，4名警察跑到车上，一溜烟就没影了，我们怎么都追不上了。

第二天，我们律师就开始查警号，最后查到警察的警号，到派出所要求他们出示到我们家抓人的文件，什么也不出示，并坚定的告诉你秦兵是一定要被抓走的，让他尽快来自首。去自首要有立案通知，最后什么也没出，自首也没自首成。过了一个月，**的政委到我们家去道歉，当时警察可能犯了A、B、C、D、E、F、G 项错误，我们这次显然是有不当的地方，请多多谅解。他认为面对被警察抓人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那两个小时，大部分人坚持不住，一般警察一敲门大部分都开门了，人可能就被带走了，有可能最后关了12个小时后救把你给放了，但在看守所被暴打一顿、不让吃饭和喝水，那个折磨会让人产生心理阴影，大部分人是经受不起得，到了看守所里面被迫写很多的证言，不得不签字，但是只要一签字就不用想出来了。

总结了一下面对警察抓人时，处理比较好的一些操作。

一、门最好是开孔的，屋内和屋外的人可以共同交流，但是屋外的人始终都进不去，只有观察孔不行。

二、家里还有录音笔、照相机和录像机，因为在那个现场双方会有很多语言交流，录音笔可以将双发所有说的话都录下来，照相机和录像机可以将法律文件录下来。

三、家里一定要备一部分现金，而且现金要带足，如果人要是被带走，我们的律师要始终坐车跟着这几个警察。维权的核心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律师也是经济人，他不知道要有多大的风险。

四、警察敲门是先不要开门，先核实工作证、身份证和其他法律文件，上面一定要注明就是你们家的人。警察有时候执行一次职务身上带着很多证件，千万不要以为他拿出拘留证就是拘留你的，有可能是拘留别人的，只不过闪你一下而已。

五、一定要有个熟悉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建议找个熟悉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因为不能保证律师一定会去，他能给你安排好几个律师过去。

六、打110，让110的警察核实一下在门外警察的身份，律师只要到了一定要在屋里把授权委托书写好。手续完全合法，否则律师被认为妨碍公务。程序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七、假使被拘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要求见律师，如果有被殴打的经历，写笔录的时候一定要在前面先写，刚才第XX好踹了我一脚，如果不让你写，就不写后面的，只有这样人民警察才会越来越和谐。警察抓人和审人的共同原则是骗，先说点别的事，一点警惕性都没有。我们一定要高度尊重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要积极行使我们拒绝和不合作的权利，这样我们才能共建一个公民社会。只要你坚持，他们就会知道，在北京还有这么一批人不害怕警察的，这样我们大家的权利就都能得到尊重。

中国当局对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把2010年和平奖授予被监禁的政治活动家刘晓波的谴责恰恰证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捍卫人权。

中国当局声称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标准高于国家主权，而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有关原则获得各国遵守。

现代国家制度是通过1648年《维斯特法论公约》和平建立民族主权的理念演变而来， 而在当时，国家主权被认定由独裁统治者来体现。

但关于主权这个概念已经随着时间而变化。《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用主权在民作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取代了独裁者对国家主权的控制。

随着上世纪全球由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转变，主权的概念也随之再次变更。在两次灾难性的世界战争后建立的联合国，其成员国通过签署《世界人权宣言》承诺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并确保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该宣言声明：民族国家将不再有极限，无限的权利。

今天，随意审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普遍人权状况，无论他们是否民主国家。一个议会的大多数不能通过立法来损害其他少数人的利益。而即使中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也已经通过修改《宪法》使其与《世界人权宣言》保持一致性。

但是，对刘晓波先生的被监禁清楚地证明了《中国刑法》与其《宪法》相违背。他被判定犯有“散布谣言，诽谤和其他手段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以普遍人权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政府不该把根除意见和谣言视为己任。各国政府都有义务确保公民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便说话者主张的是与之不同的社会制度。

长期以来，诺贝尔评选委员正是通过和平奖来表彰那些反对侵犯人权而抗争的人，其中包括苏联的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和为公民争取权利的美国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

中国政府不出所料地严厉抨击了这种表彰，声称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粗暴干涉了其内政并受到国际社会的羞辱。其实，中国政府应该为其自身已经强大到足以成为争论和批评的焦点而感到骄傲。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是唯一一个批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声音，有些人说‘把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先生实际上可能恶化了中国人权倡导者的现有状况’。

这种争论是不符合逻辑的：它似乎在暗示保持沉默是推动人权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继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保持沉默，那谁将会是下一个要求对其人权状况保持沉默并不准予干涉的国家呢？这种做法将会使我们走上一条逐步削弱《世界人权宣言》和基本人权原则的道路上去。我们不能，绝对不能保持沉默！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它在过去20年来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发展能继续下去，这正是我们将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的原因。如果中国政府打算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并成为维护国际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它必须首先赋予其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一个人仅仅因为表达了自己意见而要遭受11年的监禁是一个悲剧。如果我们遵照阿尔费雷德.诺贝尔先生的遗愿所说的‘促进民族团结友好’，那么享有普遍人权必定是我们的检验标准。

撰稿人：诺贝尔评委会主席 Thorbjorn Jagland 先生

英文原文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demnation of the Nobel committee’s selection of Liu Xiaobo, the jailed political activist, as the winner of the 2010 Peace Prize inadvertently illustrates why human rights are worth defending.

The authorities assert that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But they are wro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standards are above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has a duty to ensure they are respected.

The modern state system evolved from the idea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established by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in 1648. At the time, sovereignty was assumed to be embodied in an autocratic ruler.

But ideas about sovereignty have changed over time.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replaced the control of the autocrat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power and legitimacy.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changed again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as the world moved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The United Nations, founded in the wake of two disastrous world wars, committed member states to resolve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and define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ll people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nation-state, the declaration said, would no longer have ultimate, unlimited power.

Today, universal human rights provide a check on arbitrary maj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whether they are democracies or not. A majority in a parliament cannot decide to harm the rights of a minority, nor vote for laws that undermine human rights. And even though China is not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t is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 has amended its Constitution to comply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Mr. Liu’s imprisonment is clear proof that China’s criminal law is not in line with its Constitution. He was convicted of “spreading rumors or slander or any other means to subvert the state power or overthrow the socialist system.” But in a world community based o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t is not a government’s task to stamp out opinions and rumors. Governments are obliged to ensure the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 even if the speaker advocates a different social system.

These are rights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upheld by honoring those who struggle to protect them with the Peace Prize, including Andrei Sakharov for his struggle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for his fight for civi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surpris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harshly criticized the award, claiming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unlawfully interfered with its internal affairs and humiliated it in the ey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n the contrary, China should be proud that it has become powerful enough to be the subject of debate and criticism.

Interesting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the only one to criticize the Nobel committee. Some people have said that giving the prize to Mr. Liu may actually worsen conditions for human-rights advocates in China.

But this argument is illogical: it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 best promote human rights by keeping quiet. If we keep quiet about China, who will be the next country to claim its right to silence and non-interference? This approach would put us on a path toward undermin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nd the basic tenets of human rights. We must not and cannot keep quiet. No country has a right to ignore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China has every reason to be proud of what it has achieved in the last 20 years. We want to see that progress continue, and that is why we awarded the Peace Prize to Mr. Liu. If China is to advance in harmony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become a key partner in upholding the values of the world community, it must first grant freedom of expression to all its citizens.

It is a tragedy that a man is being imprisoned for 11 years merely because he expressed his opinion. If we are to move toward the fraternity of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spoke, the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must be our touchstone.

Thorbjorn Jagland is the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英文原文网址：http://www.nytimes.com/2010/10/23/opinion/23Jagland.html

纽约时报10月17日发表该报专栏撰稿人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题目是“罕见的和愚蠢的。”文章说，“上个月，一艘中国拖网船在日本控制的水域活动，跟日本海上保安厅两艘船碰撞。日本拘留了中国拖船的船长；中国作出反应，切断了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的供应。日本没有别的渠道获得供应。在全世界稀土矿产供应中，中国占了其中的97%。稀土矿物在很多高技术产品中，其中包括军用设备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日本不久之后只好放人。”

克鲁格曼的文章说，“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这个报导，无论是就中国而言，还是就我们而言，都让人十分不安。从一方面来说，这一事件突出反映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莽撞，他们无所事事，与此同时，一个不可依靠的政权获得了关键生产材料的控制权。从另一方面说，这一事件显示了中国政府非常危险地喜欢挑事，愿意就任何微小的挑衅发动经济战。”

克鲁格曼的文章说，“稀土材料是一些元素，这些元素具有独特的特性，在混合动力汽车和光导纤维等产品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直到1980年代中期在稀土材料生产方面还是一家独大。然后，中国上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设计师邓小平在1992年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确，中国拥有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一的稀土储藏。这种相对的丰富，加上开采和处理费用低廉，使中国生产厂家得以通过低价压倒美国的产业。而中国的生产费用低廉，是由于工资低廉，环境保护标准低下。”

克鲁格曼的文章说，“各位应当不禁要问，为什么当初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没有人来发出警报，哪怕只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发出警报呢？但是，在美国的稀土产业纷纷关门之际，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只是袖手旁观。在2003年，中国人把所有的美国生产设备装箱打包运回中国，而那个时候，假如各位相信布什行政当局的话，那时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主宰美国政策的一切方面。”

克鲁格曼的文章说，“然后，发生了拖网船事件。中国对稀土矿出口的限制已经践踏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但是，对日本禁运稀土矿物是对国际贸易法的更加肆无忌惮的践踏。对了，中国官员还作了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这就是侮辱我们的智力，声称中国并没有官方的禁运。中国官员说，中国所有的稀土矿出口商，其中包括外资公司，都是同时决定停止交运，因为这些公司的人对日本不满。太棒了。”

克鲁格曼的文章说，“从稀土矿事件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首先，最明显的是，世界各国需要开发稀土矿物的非中国来源。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大量的稀土矿储藏。然而，开发这些矿藏以及处理原材料的设备需要时间和金融支持。一个显著的取代办法也需要时间。这个取代办法就是从旧的电器设备中回收稀土材料和其他材料。”

克鲁格曼的文章说，“第二，我要很遗憾地说，中国对拖网船事件的反应进一步表明中国这个世界最新的经济超级大国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与之相应的各种责任。世界经济大国明白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利益，因此通常很不愿意诉诸经济战，即使是面对严重的挑衅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家都看到了中国放肆地实行保护主义的外汇兑换率政策，而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却只是痛苦，拖延，（不愿发动经济战）。但中国却毫不犹豫地动用其贸易力量，来谋求在政治争议中占上风。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世界贸易法，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译文来源：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019-US-Media-on-China-105575033.html?utm_source=twitterfeed&utm_medium=twitter

纽约时报原文网址：http://www.nytimes.com/2010/10/18/opinion/18krugman.html

写完之后补充一些话在前面：

这是我回忆10月12日去世博会挪威馆献花，以及之后喝茶经历的小文。前面部分不那么好玩，因为在推特上直播了，我也没花太多精力写得很精彩，后面喝茶部分更加有趣，记录肯定有疏漏，写了很久才写完【你想啊，喝茶就喝了三个小时，写至少得大半天吧，又要接电源，又要开电脑，又要照着样儿一句句的写】

============================开始正文的分割线==================================

大概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我的名字叫做 黄雅玲，是四川人，现在在成都工作。我在twitter上的id是leftry，另外还有一个喜欢使用的网名，叫做“温暖透明”。

去上海，是因为工作需要，公司派我到上海出差，行程有两天时间，第一天的工作比较轻松，时间也可以自由安排，所以我打算用半天的时间去世博会给挪威馆献花。

至于为什么会想到给挪威献花，也是突然冒出来的主意，得知可以到上海出差，而且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就突然冒出来这个想法了“干脆就去挪威馆献花吧”。10月8日下午五点诺贝尔和平奖宣布颁奖的直播，我和推友们一起看，一起欢呼，高兴到几乎流泪，对作出颁奖决定的诺贝尔基金会充满敬佩，连带的也对挪威心怀感激。我想，去挪威馆献花的话，肯定能让挪威人知道我的谢意。

出差之前，我就已经发推说我想去给挪威馆献花，还得到了好几位推友的回复鼓励，11日晚上到达上海在宾馆住下之后，也在推上和推友讨论了第二天去献花的打算。

12日一早起来，穿着带有twitter标志的Tee和卫衣（都是推友@digitalboy店里的商品～～），还在包包上系上了黄丝带才出发去世博会场。一路的过程都发在了twitter上。从地铁下车后先去买了花（找了很久才在一个医院的附近找到花店，特别要求用黄色的丝带，因为店里没有，所以用黄色的纸带代替的），进入会场之后，还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挪威馆的位置（我方向感很差，中间有一阵子好像还迷路了）。

找到挪威馆之后，在花束里的卡片上正反两面分别写了“I love Norway！For Nobel peace prize For LiuXiaoBo！via @leftry“和”言者无罪！ 释放刘晓波！“

然后去找到挪威馆绿色通道那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跟他说我想把花献给挪威。也许他有点听不太明白我的话吧，叫来了另外一位翻译的女孩跟我沟通，之后便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出来示意我跟他到馆内去。我开心坏了，本来还以为可能就是有人来收下我的花，这事情就算完了呢，没想到还让我进去了。

进去之后就更开心了，他们跟我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的馆长，然后就跟好大的一只手握手了。其实好像好多人都跟我握手了，现在也记不清楚了，反正一群像大树一样高大的人围着我。。。我结结巴巴的跟馆长说我想把花送给挪威，为了感谢诺贝尔和平奖发给刘晓波先生。馆长先生又跟我握手还说”thank you“并接过了花，然后翻看了花束里的卡片。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想和他，还有这花儿一起合影，于是就有了现在在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之后似乎是馆长示意我可以参观挪威馆吧，我还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呢，又跟工作人员确定了一遍。

更开心的是，合影完之后，那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生（就是照片上站我左边的那位，好多推友都说他非常帅XD）又跟我握手道谢～～

献花成功之后，工作人员把我从一个小通道带到了挪威馆的入口处，让我随便参观。旁边人来人往，几位音乐家在小小舞台上做演出准备，我则在兴奋中发呆，一时反应不过来做啥好，然后在推上尖叫欢呼。我想，馆长先生和工作人员们，应该都明白我的来意了。然后又觉得有很多小遗憾，因为来之前，有推友在推上托我在献花时帮他向挪威馆问好，但是我给忘了，连自己是来自推特也忘了说。此外还觉得自己各种不漂亮。。。脸色不好还好多痘痘。

挪威馆布置的很细致，喜欢那些小小的人像木刻，我参观的时候，正好有音乐家正在演出（应该是神秘园吧，我只是听过，但不认识成员），也非常美。之后还去丹麦馆看望了小美人鱼，其他的馆都只在外面张望了一下，大概快两点的时候离开了世博会场馆，回到宾馆可能都三点多了。本来我是不想回宾馆，打算把公司安排我这一天的工作完成了才会去的，但是手机快没电了，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下雨从宾馆借了雨伞，结果很累赘，就想干脆回去充充电，把不需要的东西放回宾馆再去工作。

回到宾馆，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把照片发到推上。从早上出门，就一直在跟推友们交流，我得到他们的很多鼓励，他们也觉得照片上的两位先生非常帅，以至于我都在后悔为什么没问清楚人家的名字。还有推友说也要去挪威馆献花，我当时有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们是为了不排队参观才去献花的呀，那样的话好丢脸哦”（笑）。

收拾好之后正在准备出门的时候，还接到我上司打来的电话问工作的进度，我跟他老实说我去献花耽误了，不过今天的工作是可以完成的，他也觉得很有趣。

在外头完成工作之后，又奖励自己，去吃了很好吃的汤包才回到宾馆，也许八点多吧。处理一些其他的工作，上推跟大家聊天。本来的打算是玩一会，然后准备一下第二天的工作就休息了。

在警察来之前，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去接又没有人说话。当时我还以为是酒店那种按摩服务什么的呢，如果是男性去接，就会问要不要按摩，如果是女性接，就不说话的那种。。。我以前出差的时候接到过好几次这类电话（XD），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是警察在确认我有没有回到宾馆。。。我要是在外面玩晚一点回来，那他们不是会等很久么。

下面就会说到警察来找我的情况了。在说这个之前，我想说一些想法。在警察找上门来之前，我得到推友的很多赞扬，这些评价，大部分是说我很有创意，献花这种行为很浪漫很美，也有一些是说我勇敢的，但对于我来说，这个“勇敢”是类似于粉丝面对偶像时的那种勇敢，就好象去找豪斯医生或海盗船长要签名，并要求合影留念那样。而我把献花经历发到推上，得到的反馈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大部分还是那些跟我比较熟的推友来祝贺我成功献花。警察来找我之后，我的“勇敢”才升级的，而且我现在会得到这样多的关注，也是因为被警察找这件事造成的，我后来跟朋友说，“其实是上海国保在帮我打广告”。

有人敲门的时候，我正在跟一个小游戏苦战，敲门的人说是酒店客房服务（XD），问他们到底要服务什么，说是来送矿泉水的，再问说我房间有矿泉水啊他们说要再送两瓶，我说不要矿泉水请他们回去，才跟我说是派出所的（先鄙视一下），来找我了解情况请我配合。我要求要看证件，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猫眼上出示。。。我近视，而且走廊很黑，猫眼里啥都看不清楚，连人我都没看见（我太丢脸了。。。）我说没看清楚，他们就在外头凶我，说的啥想不起来了，大概就是你不配合工作要传唤什么的。

我想该来的反正要来，还没喝过茶呢，于是在推上留言说派出所的来敲门啦，然后关上电脑开门。当时还有点小兴奋，把以前推上看来的那些类似“国宝来了怎么办”的指南迷迷糊糊在脑子里过了一下。然后还是有点担心万一真把我带走了，或是抢走我的电脑了，我明天工作怎么办。

堵在门口要看证件，两个证件刷的一下晃过去，最过分的是两个人都用手指把名字那里挡住，这TM哪叫出示证件哦。我说还是没看清楚，可不可以再给我看一下，马上就又凶我，大概说的是我们来找你了解情况是客客气气的制服都没有穿传唤证马上就可以拿过来抓你去警察局之类的话赶紧让我们进去。
我说你说话慢一点，你有点口音我听不太明白（估计这句话有点伤他的心。。。）凶的更厉害了，说我说的普通话哪里有口音了还不老实点把你电脑带上赶紧出来。（我真是被他们搅晕了不是要进来的吗怎么又要我出去啊。。对这种混乱状态还是有点小害怕）
我说那好啊你们就进来吧请进来坐我配合你们我还有零食呢（我就进去坐下了，还顺手把矿泉水倒到电水壶里烧），又觉得我伤害了他们一样“我们不吃零食我们不要进去坐这是你住的地方（原来他也知道哦）你跟我们出来到他们办公室去，带上电脑和房卡”
我表示各种不愿意出去他们则表示各种有办法收拾我来来回回纠结了半天水都烧开了，我便把茶泡上端着茶杯抱着电脑拿了房卡跟他们出去到那间办公室。

办公室真的好小，里面有个写字台，上头有台电脑，只有一张椅子，还堆了好多箱子。宾馆的工作人员（一直跟在两位国保身后，估计他也觉得很糊涂了吧）帮着又拿了椅子和坐凳过来，关上门。两个国保一开始指定我坐在靠墙一边我没同意，说那里太挤了，自己把椅子安到一个舒服的地方，旁边就是饮水机，坐下来。结果屋里的局面就是，带头的那个国保坐在最里面靠窗户，我坐在最开阔的地方，另外一个被我挤在门口，本来我想把他给挤到靠墙那里的没有成功。我抱着杯子不停喝水，喝两口又倒新的喝两口又倒新的。

脸都没抹又语重心长了说我们就是来了解情况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的你就回答我们的问题完了做个笔录就走。我说那你们是为什么来的呀这俩又马上翻脸：你自己清楚的很，还一点不老实，你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再不配合…还没说完又被我打断“我真的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啊”两个人冷笑不相信我则暗自在想莫非上海国保人力真的比成都充足？我这种小虾米在成都各种打酱油围观献花都干过认证茶却是在上海喝的莫非真是成都国保把我给惯出来的臭脾气还是成都国保不敬业还是各地国保喝茶标准不同各种胡思乱想。

拿出一个单子（我努力看是什么，貌似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我说想看看不给我看）来，先跟我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但是要找你了解情况，对着单子问我叫啥名字推号是什么多大年龄在哪工作几时来的上海结婚了没有，我一一回答，然后便问我，你今天干嘛了？我说我来上海出差啊。（以下，P代表熊猫，L代表我，不完全是场景回放，顺序可能还有混乱，不过也差不太多）
P 去世博会了吧？ L 去啦。
P 去哪个馆啦？ L 挪威，还有丹麦。别的馆人太多我就没去排队。
P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L 小美人鱼！（我这还真不是胡搅，第一反应就是她，在全世界的光芒面前，她的美都不会逊色。）
P 还有呢？ L 挪威馆的冰，还有神秘园
P 神秘园？（估计是无意识反问） L 哎呀神秘园你不知道啊巴拉巴拉巴拉…被打断P 我怎么不知道神秘园了没问你这个
P 还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特别值得你回味的 L 啊！我看到挪威馆的馆长了！馆长好帅呀好像电影明星！
P 你都结婚了还看人家外国人长得帅（一股鄙视崇洋媚外女的酸气扑鼻而来）【两个人自己还争起来，其中一个说这是我老公的问题他们不管】
【他们不管我要管】 L 看到长得帅的人欣赏一下不行啊我老公也可以看外国美女漂亮啊你看到漂亮美女不多看两眼啊（瞪着那个年轻的越说越急声音慢慢变高）
P 我还没结婚呢当然可以看美女
P 馆长怎么样了呢？你知道我们问你什么配合点
L 我给馆长献花了
P 馆长呢？
L 收下了呀
P 馆长叫什么名字？
L 不知道啊，哎呀就是啊我都没有问人家名字好后悔哦你知不知道馆长的名字【被打断“我怎么知道馆长叫什么名字”】
P 你献花馆长就收啊？ L 嗯，我长得漂亮呗
P 你长得漂亮去找外国人过啊 （估计又被我激怒了，或是想激怒我？）L （忘了怎么回答的，反正是鄙视了他一下）【反正话题差点又就此岔开。。】
P 你献花说什么了？ L 我爱挪威，我把这花送给挪威
P 【各种不满意】你为什么要送花给挪威？ L 我喜欢挪威啊
P 喜欢挪威就要送花给挪威？ L 那还能怎么样呢？
P 为什么喜欢挪威？ L （深吸一口气开始眼睛里冒星星） 你知不知道挪威的森林？
P 我又没去过挪威怎么知道他那里的森林什么样的
L （又开始发急）不是不是我是说那首歌嘛后来……
P【相当不耐烦了】谁跟你扯挪威的森林我们要问你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我们也是工作你配合点我们也不想耽误你时间……
L 【我真的打算配合他们了】好的我不扯了配合你们，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到挪威馆去献花嘛，我现在坦诚的跟你们说一下，不过我有个要求，可以再看一下你们的证件吗？
P【觉得我相当不老实】看什么证件你还在胡搅蛮缠，你为什么到挪威馆献花
L 我真的不是胡搅蛮缠我打算跟你们好好说，但是在那之前我想知道你们的名字，刚才出示证件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清楚，要不然我跟你们握个手嘛握完手我就好好说
P 这跟证件有什么关系你还是不配合要不要我们去把传唤证拿来
L 我没有不配合，就是需要一个仪式，话都在嘴边了但没有一个仪式说不出来，人家馆长都跟我握手了你们不跟我握手，人和人见面的时候不是要讲一个礼貌的吗握手又怎么了不就是打个招呼吗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握手的嘛……
P 一开始你不配合
L 谁让你们一开始那么凶的。好不好嘛握手嘛，握手完了我就慢慢讲。
P 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跟你握手的，谈完了做了记录自然会跟你握手
L 哎呀我真的很想跟你们握手啊，我第一次有人找我来喝茶握个手纪念一下嘛
P 什么喝茶你不要看网上的那一套，我们是来找你了解情况
L 那就是“第一次有人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来找我说很多话”，你看我每次出差都是我去求着人家跟我说话，握手嘛握手嘛
P 你配合一点赶快回答问题
L 那跟你们其中一位握手好不好
P 不好，你快说为什么到挪威馆献花
L 【喝水，嘟嘟囔囔说他们不懂礼貌】因为诺贝尔和平奖
P 和平奖怎么了
L 高兴啊，你们不高兴吗？【又抬起头来盯着他们看】（我想问的是和平奖发给中国人你们不高兴吗？）
P 我们是工作，说不上高兴不高兴，高兴就到挪威馆献花啊
L 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发给刘晓波
P 你还知道刘晓波啊，从哪里知道的？
L 人民日报啊，人民日报不是说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吗？（其实我没有看过的说。。。。）
P 哪里看到的人民日报？不是现在的报纸吧？多大你就看人民日报啦
L 办公室桌上摊着的嘛
P 小时候你就有办公室不是胡扯吗
L 我又没说是我办公室，小孩不得上学吗老师办公室里摊着的我看见啦（我确实在跟他们胡扯）
P 看人民日报？看二十多年？
L 啊呸啊谁看二十多年人民日报不要吐死了
P 看到刘晓波，觉得是偶像是吧？
L 什么偶像啊，那会觉得他够呛，大麻烦了（其实那会我只对发生的事隐隐约约有点印象，真没看过人民日报，也不知道刘晓波）
P 光看人民日报知道刘晓波？
L 还有新闻联播啊，新闻联播不也说他了吗
P 你怎么知道和平奖的？
L 发奖那天人家诺贝尔官网不是现场直播了吗我看了直播知道的
P 看了直播知道的。那你为什么要到挪威馆去献花？
L 怎么又问回来了？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发给刘晓波啊
P 感谢发给刘晓波就去挪威馆献花啊，你为什么要去献花

写到这里我记忆混乱了，反正我觉得是他们有一套想听到的答案，我只要没说出跟这类似的答案来，他们就觉得我没有回答问题，却又不马上重新问，而是问几个问题绕开之后又给绕回去，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明明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他们不理解不认可不关我的事，而他们不问出来又不肯善罢甘休。所以就这样纠缠反复，其间我还斤斤计较的挑他们字眼，说他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对。

最终我回答的答案有

我感激诺贝尔和平奖发给刘晓波

诺贝尔和平奖基金会是挪威的独立机构，但是正是因为有挪威这样的国家，所以有这样的机构产生。（关于这一句话我跟两位警察纠缠了很久，他们记录下来是“只有”挪威这样的国家，“才”有和平奖基金会，但我坚持说这不是一个唯一的关系，是因为所以的关系，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奖，只是不叫诺贝尔和平奖而已，他们两个表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么挑字眼，不过还是在我的坚持下，把记录中的“只有”“才”改成了“因为所以”）

我觉得我的想法跟刘晓波先生的想法有有共鸣的地方。（这一句话也各种纠结，他们一开始写的是我觉得刘晓波的想法跟我很接近，坚持了很久让他们把记录给修改掉）

我去献花是遵从我自己内心的价值取向（一开始我脱口而出的是“人总要有个是非判断的嘛”，他们也挑我字眼说“你除了是就是非啊”，我于是改成了价值取向）

我的价值取向就是，我们应该爱身边的人，关心周围的自然环境，关心下一代，让大家过得更好（一开始他们让我说价值取向，我说“我是认真跟你们说的，说了你们又要说我乱扯”，结果我这样说了之后他们果然说我乱扯，费好大劲他们才同意这是我的价值取向）

我去给挪威馆献花是为了让挪威人了解我的感激之情（他们又问我为什么要感谢挪威。。。。。貌似我还真的又把前面那一堆又重复了一遍）

此外还精确的问了我献花的全过程，包括几点进的世博门，几点到的挪威馆，找了谁，说了啥，写了啥，花是鲜花吧，在世博里面买的外面买的，看到谁之后等了几分钟，照片怎么发到网上的几点钟发的（关于发照片的时间，我撒谎了，顺着他们的话说是晚上回去之后再发的）这样那样……

关于那天的献花大概就问了这些，然后又问我有没有在网上签过什么字，我说有啊，那个新红楼梦我去签过禁播，警察又不高兴“谁问你红楼梦了”。我说我签了08宪章，他们相当满意的样子，含情脉脉的对视好像在说“看，果然是签过08宪章的”，又问什么时候签的，我说09年初吧，他们说我签的够快，我说哪里快了都几个月了我才签的。又问在哪里看到的宪章，我说是从梁文道的博客里（其实我是从饱醉豚@baozuitun的博客看到的，虽然这人有时候有点讨厌，不过这个信息的来源确实是从他那里），问在哪个网签的我说想不起来了，那段时间那些网一会有一会没有的谁知道哪个网站啊。警察问我在哪里看到宪章的时候，我反问说你看过08宪章没有，他说我当然看过，我就捧着杯子笑，笑得他很不爽，说“你文化高，你能看08宪章我们不能看啊”，我笑的更开心说我没有要嘲笑你的意思，多点人看好，你们看了就好。

又问我还签了什么，我说反对躲猫猫啊邓玉娇啊我都签了，签了好多名呢我都想不起来了，哦还有就是呼吁释放因为庆祝和平奖被北京警方关起来的王荔蕻她们我也签了。他们听成了王力宏又糊涂了，又费劲解释半天。记录的时候，他们也把王荔蕻的名字写错了，我说荔是荔枝的荔，蕻是那个很复杂的字我也不会写。比划半天他们还是没听明白，于是拿了张纸让我写，荔字我写对了，蕻字只写了草头和底下左边那一半就不会写了，我撺掇他们用宾馆的电脑来查字，最后其中一个掏出手机来找啊找找到了。

一开始问我推号是leftry之后，又问我怎么上推的，我说打开网页就上去了嘛，其中一个很不屑说你能上去推特呀我怎么上不去了，我当时各种激动，凑到他面前问那你怎么上推的你翻墙吗你推特号多少你有没有FO我？他被我问的很不爽，表示不会告诉我他怎么上的推，还说他没有推特号只是光上去看。

问完之后就开始做笔录，其中一个人写，一个就一会出去接个电话，一会又出去逛逛，结果他接的电话我什么都没有听清楚。。。写的那个人一边写，一边跟我确认，我就相对无聊一点，在屋里东看西看。又把我的个人情况问一遍，叫什么名字字怎么写的，户口在哪里住在哪里工作在哪里老公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上班什么时候来的上海来干什么要什么时候走为什么要住这家店（我抱怨这家店各种不舒服，房间小，不隔音，厕所也小，他们再次觉得我过场多，并咬定我是因为他们找上门来才觉得不舒服）。后来又问我学校和专业，我说了之后他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学校，我很窝火，说“我们老师要是听到你这么说不要气死了”。

中间还有个情节很好玩，靠窗的那个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抽烟，我一开始没注意，后来被问烦了突然注意到这个，就要他把烟掐了，他不肯，说抽完这根就不抽了，我于是坐立不安，站起来掀窗帘，他们说你不要把别人办公室搞坏了我继续掀窗帘，于是他们把门打开一条缝透气，这时候我看到办公室里大柜子上写着“请勿吸烟”便指给他们看，理直气壮的要求灭烟，他们说，你坐的地方看得到我们坐的地方看不到，我便气鼓鼓的说“哦，原来脑袋后面有什么你们都不看的，还借别人的办公室呢，还在人家办公室里抽烟”，他们便又给我扣帽子说我玩文字游戏。最后还是他把烟给掐了。

另外还有一个情节是他们跟我说08宪章，说是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看，好的也要看坏的也要看，我点头。然后又说你看刘晓波得奖了，他那个圈子里也态度不一的嘛。于是我马上追问什么叫“刘晓波那个圈子”他们又解释不清楚。。。。后来又说什么的时候，又说，刘晓波那个圈子里的人你都崇拜吧？我又反问这个圈子的定义，他们让我说我觉得是那个圈子里的人，我脱口而出“罗京！”（晓波老师，我是跟他们搅局我不是故意把你和罗京混到一起的，我为这么说向你道歉。）他们脸色很不好看的样子岔开了这个话题。

那人写记录的时候我不停张望，一会看办公室白板上的进出货记录，一会玩窗台上的笔筒，然后又看着他写字笑，他被我笑烦了问我笑什么，我说我好久没这样写这么多字了，要是让我来写肯定手很痛。好像就是在说这个的时候，这两个人嘀咕说我“蛮有趣的”。

不过就是我这个有趣的人，在检查笔录记录的时候各种字斟句酌，气得那个写字的人咬牙切齿的说“哼要是你是我老婆的话……”我马上大叫“靠！！幸好不是哦！！”&%$^#$^#^&&*(^

检查笔录也各种不顺利，我看到第一页上面打印的那个“就_____________案向你了解情况”那里的空白就抓住他们说你们根本就不是这么问的必须改你们明明说来找我了解情况根本就没有案子的事。他们各种不愿意改，说这就是个固定格式，后面有笔录写的“向挪威馆献花一事”，我仍然坚持让他们把那句话给抄过来，他们又坚持不愿意抄，我就逼他们把那个空白的地方用斜线划掉，他们仍然不愿意，我说这种空白的地方都必须划掉的你们懂不懂规矩啊，他们就说我以前也做过笔录我就奚落他们“靠！以为我没签过合同啊！合同不是法律文件啊！）坚持许久之后他们终于给我划掉了。

笔录一共密密麻麻四页纸，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而且是站着看，一边看一遍念，念到认不出来的字那里就卡住，自己猜，实在猜不出来才问他。这个做法也让他们很不爽，说“你小声点，门开着缝呢，这样你的隐私都被别人听见了”我说不行，从小养成的习惯，不念出来就看不下去，他们只好又把门关上了。

念完了笔录，各种不对的地方都让他们给改了，签字的时候，是让每一张都得签名和日期的。我先签@leftry，再签的黄雅玲和日期，他们又气又笑，一个说只签姓名，一个则说哎呀算了随便她吧。

签完名，他们就要我开电脑看我拍的照片，还要看我发在推上的内容，我跳着脚说要上厕所（真的喝了好多水，不去不行了），上厕所的时候，发了那个报平安的推。

上完厕所，他们就说要么接办公室的网线，要么接我房间的网线，我自然就回了房间，开电脑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来的时候你磨蹭半天是不是该处理的东西都处理了，我说哪有的事，然后问他们要不要吃零食（XD），还问他们这个菱角要怎么吃，现在菱角多少钱一斤，他们继续相顾无言。然后就给他们看了和馆长先生，还有那位白衣先生的那张合影，并逼着他们说馆长先生很帅。问他们要不要删掉，他们说你不想删就不删嘛。
又要看我的推特，我开ie浏览器输敏感词的网址，很给力的打不开，检查网络，确实可以上网，我于是开始抱怨他们一来就害我上不了推了，非常悲悲切切的嘀咕着抱怨，一副马上要哭了的样子。

然后他们觉得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又交待我说了两点（我现在记得不确切了），好像一个是“不要把个人的行为搞成公共的行为”（我当时问来问去，没明白到底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大概是今天来找我的事，不要说得太多（哎呀怎么样算太多，怎么样算不太多，这个好难判断哦。。。。），完了又表示，欢迎我来上海，也欢迎我来世博会，但是再也不想看到我了【我相信这是他们的真心话XDDDD】。我理解的是，“你这匹成都草泥马在成都当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是了，不要到我们上海来添麻烦”。

最后，我还是硬逼着跟他们两个都握了手才放他们走，而且我还把他们其中一个的姓给叫错了，他很不爽。关于这两个人的名字，我很想说我是因为答应了他们所以不说，但是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姓，而且好像还有点记混了，我希望我能早日把他们连名带姓一起忘掉，这些信息，不值得我去存储。

整个喝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有种感觉就是是我一个人在围观他们两个，哈哈哈哈。

送走国保之后，我就欢快的回到了推上，而且发现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我出名了。收到了好多关心我，@我的消息，翻了好多页才看完，那么多推友的名字我没法都记住，但是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注。说起来，我还真得感谢国保，不是他们的激活认证，我肯定收不到这么多关心的消息。而且更加让我高兴的是，以前的同学也在推上，看到照片之后认出我了，确定之后给我打来了电话夸我，我们从大学毕业之后，几乎就没有联系过，现在我又有了一种回到学校的感觉。童老师，杨老师，刘老师，我觉得我没有给你们丢脸。【鞠躬】

除了中文圈的推友之外，我也收到了日文推友的祝福，你们的真诚让我十分感动，谢谢你们。我还要特别谢谢推友@dongyingwenren，他把我非法献花前后的推文都细心的整理出来，还翻译成了日文，你真的很体贴。【看这里→“在上海打酱油辛苦了！我把你“非法献花”体验录收集（http://togetter.com/li/59135）然后译成日语了（http://t.co/LNTaJpV）向你幽默和勇气，日本网民表示衷心敬意！”】

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成都，继续工作，跟以前一样忙碌。办公室的好多同事也知道了我去非法献花和接待警察的事情，他们中，有一些人本来还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的始末，现在都被多多少少普及了XD。他们对这次和平奖的颁奖看法不一，有一些人仍然觉得这事儿是挪威在跟中国捣蛋，是西方反华势力跟中国作对。不过，不论对和平奖看法如何，得知我经历的同事都表示上海警察的做法很夸张莫名其妙（这个我不排除是本地人护短所致）。而且有同事很仗义的说要是他们再来骚扰你，你开门之前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让你的家人都知道你去什么地方了。

我现在仍然觉得去献花，是一件很浪漫，很美好的事，不需要太多的勇气。我也希望以后不要再有什么事要让我产生非法献花之类的念头（我可是很容易就产生这类念头了，反正献花，又不会伤害谁，顶多被蜜蜂蛰一下）。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希望你们也能同样关心刘晓波，关心谭作人，关心赵连海，关心刘贤斌，关心黄琦，关心高智晟，关心胡佳……不光关心他们这些不自由的人，也关心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处境，比我困难得多，冰冷得多，他们都是非常高尚的人，值得我付出一束花，一杯茶的代价。

另外，我真的很希望能知道跟我合影的两位先生的名字，我想把你们的名字公布到推特上，也记在心里。

@leftry
黄雅玲

2010-10-15 02:52 完成（第二天又检查了一遍，希望没有错别字什么的了）

===================应要求增加照片的分割线========================
http://yfrog.com/2sw37lj 请围观两位挪威美男子

文章来源： http://www.google.com/buzz/112024255439919819628/Cht6pXA8SbM/%E7%A7%8B%E6%97%A5%E6%B2%AA%E4%B8%8A%E8%8A%B1%E4%B8%8E%E8%8C%B6-%E5%86%99%E5%AE%8C%E4%B9%8B%E5%90%8E%E8%A1%A5%E5%85%85

2010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15点01分跟帖仍存活于易网 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_guonei8_bbs/6IVN8U0S0001124J.html
能跑出九秒九的应该还能赶上见上最后一面

日前，李锐、李普、胡绩伟、江平、沙叶新、铁流等老一代新闻媒体人、作家、法学学者等联合签署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执行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已经有中国的多位媒体人、公民等联合签名支持。

10月11日，中国网民在网络上迅速传阅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呼吁信，要求执行宪法第35条”，23位公众熟悉的老一辈新闻人、作家、法学家的名字赫然在列，信中陈情内容和主张皆引起公众热烈回应，据德国之声采访发起人之一、”右派作家”铁流介绍，目前已经有多人签名支持。

中国用秘密手段建立的，这是现代化的”柏林墙”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著名的法学学者江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对中国的新闻现状很担忧：”我们的新闻现状当然很不理想，新闻检查比比皆是，现在的记者完全没有发挥无冕之王的作用，受限制很多，上面对新闻记者的很多要求，如果不符合这个要求写下来的报道，那都成问题，所以这当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中国”右派作家”铁流更是快人快语，他说：” 从来没有新闻自由，我曾是一名记者，我们国家从毛泽东时代起称记者为党的喉舌，就是给党说话的，媒体应该是社会的眼睛，不是谁的喉舌，首先这个理念就错了，尽管把言论自由写进了宪法，可是从来没有兑现过，在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有段时间挺好，”六四事件”后就恶转了，现在形势越来越恶化。”

铁流认为，当局不仅封杀言论还封杀历史，以致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反右”、不知道”文革”。他说，”中宣部就是五毛党的领袖，中宣部封杀不用文件的形式，中宣部打电话直接下达封杀指令，反正他们认为对当前形势不利的就会封杀掉。这样在中国砌成了一个墙，相当于”柏林墙”，但”柏林墙”是看得见的，这个墙是看不见的，他们用秘密手段建立的，这是现代化的”柏林墙”，不是有铁丝网的，是用密令、封杀、消除言论手段建筑的，这堵墙就是中宣部的刘云山、李长春等直接指挥建筑的，他们在埋葬共产党，他们在埋葬改革开放，甚至葬送了中国的经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再跟上，再给百姓一些言论自由、给媒体一些自由，就不会出现这么多贪官污吏、这么多黑恶势力、北京就不会出现公开的”黑监狱”、警察就不会公开的抓记者，搞得民怨沸腾，他们不仅在埋葬国家、民族、也在埋葬共产党自己。所以刘云山、李长春是国家、民族的罪人、也是共产党的罪人。”

对于互联网在中国突破新闻管制中的作用，江平说：互联网上要想封锁新闻舆论已经封锁不住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人们通过互联网了解的信息全面多了，也快多了。

签署人中90%是共产党员

德国之声电话采访铁流时，线路突然中断，再次拔通，铁流先生说: “这是警察干扰的，干扰是个好现象，说明他们心里有鬼啊。我说的话我敢负责。” 铁流说，自己当年因为一篇文章被埋葬了二十三年，他二十二岁进监狱，到四十五、六岁才出了监狱，然后作记者。

说到发起联署公开信，他说：”这次的”谢朝平事件”，就是因为他写了一本说真话的书，当局公然把他抓走，那本书可是揭露贪腐、揭露不正之风的，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很多人在北京为谢朝平举行了一个”脱险归来”活动，当天有五十多人参加，基本都是新闻人，老中青三代人都有，大家就觉得”言论自由”太重要，新闻立法太重要，所以在这次活动上大家达成了共识，这事必须要推动，我们就下定决心，写了这封给人大常委会的呼吁信，提出八点具体要求，我们完全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为了大陆新闻的生存环境。”

铁流总结了这封呼吁信和其后的签名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最大年龄97岁、最小年龄22岁，从上个世纪十年代、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到现在，跨了七十多年；这七代人都需要并主张言论自由; 第二个特点是发起人和现在收到的签名人，这里面有原人民日报等很多媒体的老记者、老主任、还有很多作家，新闻人基本占了60%；第三个特点是90%是共产党员，这是最大的特点。”

“我们这辈子吃了说假话的亏”

谈到现在的年轻人对历史不了解，铁流哽咽：”年轻人根本不了解历史，不了解”五七反右斗争”啊，有多少人含冤惨死，你说我怎么能不反言论管制啊。

“谢韬生前曾说：中国的确需要进行新的启蒙运动，什么叫启蒙，就是要必须了解历史，了解封建集权统治至今仍牢牢的罩在中国人的头上，我们这次做这个事情很多老人都是下了决心的，决不会轻易退缩。”

“我们这一代到七十多岁了，我们这辈子吃了说假话的亏，也上了假话的当，我们在过去时踌蹰过、悲伤过、流过泪，但现在想起来，如果在”反右斗争”中，大家都能扛住，就没有这么多灾难。没有真相就没有国家、没有真相就没有民族、没有真相就没有幸福，年轻人的基本追求就应该包括：要真相，要党史的真相、”反右”的真相、”抗日”的真相、”反右”的真相、”三年自然灾害”的真相、”镇反”的真相，包括”六四事件”的真相都要。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附呼吁信内容：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

李锐 胡绩伟 等 10月11日201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槪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信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持媒体对党政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迫切陈情，敬希亮察。
2010年10月1日

发起人（23人）：

李 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 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 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锺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 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 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众出版社社长)
张 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 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法律顾问：

宋 岳（中国籍公民，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文章来源：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6109787_page_2,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