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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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人问我，台湾人开始打击说真话的官员了？他们不是号称民主自由之地么？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让我不知从何回答。于是，此人接着说，喏，你自己看——称“台湾是中国一省”官员被撤职已成定局。再顺着看下去，终于明白了，又是《环球时报》。我后来回答，这位台湾官员发表的言论与这家大陆报纸一样，都具有狂妄透顶的种族优越感，以至于前者不惜扭曲人性，后者则屡次强奸新闻操守。那这件对台湾社会意义重大的事，到底真相如何？

台巴子论激怒全台

这名台湾官员，其实是个文官，但因为被主管单位新闻局派驻加拿大，担任台湾驻多伦多经济文化处新闻组组长，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的国家形象。所以此人如此狂悖的言论，才激起台湾人民强烈的愤怒，网民以最快的速度启动人肉搜索，以铁的事实逼迫他低下那颗“高级外省人”的头颅。

他叫郭冠英，经查证范兰钦正是此人的笔名，最早有人发现苗头的时机点在今年二二八前后，这个名叫范兰钦的职业写手，向台湾《联合报》投书，极力美化蒋介石和陈仪，并直言不讳地认为国民党当初屠杀无辜人民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此大胆并公然挑战社会主流共识的言论，引起了网民的注意。之后，随着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召开记者会揭发，网民的人肉搜索行动也逐步升级，包括“我们是高级的外省人哦”、“对台巴子就是要专政”、“台湾不是国家，当然更没有外交”、“如果不是赎买，没有国家会承认中华民国”、“台湾只是中国叛离的一省，那来主权？”、“其实根本没有台湾这个东西，她不是省，自废了，更不是国，只是个鬼岛”等署名范兰钦的文章都被一一查出。

于是本人那位对台湾不甚了了的朋友，就拿着《环球时报》刻意挑选的角度——说真话的台湾官员竟然被免职，来质问我民主自由的台湾为什么没有言论自由？由于本人曾经援引中华民国大法官会议的宪法解释文，阐述过如今的台湾社会已经足够开放到，容许共产党和台独言论同时存在的地步。所以，朋友很纳闷，为什么主张台独是合法的，倾向统一就会被声讨、受谴责？这不是很奇怪么？

顺着这个逻辑，统独神经异常发达的个别无良媒体就开始塑造“这是台独分子的阴谋”，并持续以台独攻击中华民国可以安然无恙，说台湾不是国家却要遭革职，以偏概全。这其中还有一位我比较欣赏的台湾学者——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瑜就是此类看法的代表性人物。

如何界定官民的言论边界？

这件辱台风波之所以扩大到全民动员的程度，就因为郭冠英是个官员。《中华民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五条明确写道：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就冲着他那句“我是高级的外省人”，违反宪法的罪名就一点都不冤枉。事实上，如果郭冠英（范兰钦）是个普通公民，那么这些文章观点顶多会受人非议，接受人们的道德批判，因为宪法保障普通公民拥有足够充分的言论自由权。

但是官员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在民主政体中，政府是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上至总统，下到芝麻小官，每月领取的薪水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用现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南京中山陵挥毫写就的“人民最大”四个字最能形象的概括出人民与公仆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基于选举与选票之上的授权关系，也可以用老板与雇员的劳动关系来诠释，人民是国家当之无愧的老板，元首及其政府都是人民通过自由意志选择、供养并自愿接受他管理的管家。

从法学上，法律无禁止即是合法的原则，其适用对象是全体人民，因为在权力与国家机器面前，人民永远是弱势群体，最需要宪法加以确认及保障他们的权益。反之，官员的行为规范则必须时刻遵守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法规、典章制度，赋予你多大的职责，方可行使多大的权力，不得越雷池一步。同时，光有法律还不够，国父孙中山通过五权分立（为免有人抬出吴邦国委员长的最高指示来反驳，我以国父代替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设立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等监督机关，对以总统、行政院为核心的行政权作出制衡，虽然历经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五权分立的宪政秩序形同废纸，然台湾民主化的脚步又把国父的遗愿捡了回来，推行宪政以完善法治，巩固民主成就。

民主进化的必由之路

曾几何时，每逢有选举，本土候选人都会拿省籍当做吸票机，到陈水扁这里算登峰造极了。但也就是这种“外省猪滚出去”的选举语言，令还未当选公职的公民候选人会遭到选民强烈抨击，且近年来这种激化族群仇恨，毒化种族裂痕的候选人，越来越令人齿冷，也为所有政党严禁。一个普通人想竞选公职，尚且知道不能发表如此丧尽天良的疯狂言论，何况已经在职20余年的老官僚了。毕竟这关系着一个国家、社会、民族的文明底线，是决不能用言论自由这把万能伞来大而化之的。

同样是人，又同样是中华民国公民，郭冠英与一位普通的台湾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官员的言行必须受限制，尤其是台湾的行政系统严格要求公务员及常任文官必须恪守中立原则。不要说类似“高级外省人”、“对台巴子要专政”的言论极具挑衅意义，且郭冠英身为中华民国公务员，在两岸事实分裂的基础上，公然否认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问题的主体就在于如何认识中华民国），泯灭文官的职业良知，站在敌对的立场攻击自己的人民与政府，处置这种失言败德的官员关言论自由何事？

诚如在美国侮辱有色种族，从最早的白人特权演变到当下的生活禁忌，文明社会总在向前进步，而不是向后倒退。当然，本文所指的官民言论边界，对那位质问人民为什么不公布财产的某政协主席，是不适用的，抑或者大陆官员觉得人民低下的素质，尚不具备监督他们的资格吧。

两会今天终于结束了，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早前在港区人大代表团上的讲话，成了最新一则公关灾难，其中港区代表委员百思不得其解的“副主席挺曾论”，出现了众多南辕北辙的版本。不仅如此，中央官员对提升港区人代、政委的议政作用，协助特首施政发表了长篇大论，消息传回香江，媒体高度质疑，中央是否想在立法会外推行“第二议会”，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抵消港人治港的承诺？

储君党校讲话 喉舌各说各话

3月1日下午，新华社发布通稿《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稿件重点突出，这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按一般新闻操作规范，其他网站跟进转载。这本来没什么，但事后有人发现包括人民网、中新社在内的中央媒体，他们的版本与新华社的版本出现了一处最明显的差异。

新华社通稿写道：“六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但其他媒体的版本在此处的措辞却是：“六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正确运用媒体、科学管理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那到底谁的报道，才是副主席讲话的原意呢？

答案是，这篇通稿的确有两个版本，但问题出在新华社自己身上。当晚，新华社向各大平面媒体发出改稿通知，全文如下：今播《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稿，三段末“六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正确运用媒体、科学管理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请改为“六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对于稍懂新闻常识的人来说，要看出这前后两段话的不同也很容易。第一稿中的“正确运用”、“科学管理”、“有效引导”，都是宣传部门日常使用的手法，虽无新意，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宣扬，毕竟这种表达方式，非常容易使人误会媒体因此会受到强大的压力，被迫接受公权力的政治审查，妨碍新闻的公正、客观。所以修改后的术语，尽管主轴依然，但却把政府与媒体放在基本平衡的地位，消除了居高临下的压迫感，更在结尾处添上了一笔“自觉接受监督”，令人感觉行政权与媒体第四权的关系似乎不错。

至于新华社这种以晚上之我，推翻下午之我的做法，究竟是记者、编辑的主观失误，还是副主席觉得讲话失当才要求新华社紧急更正，真相不得而知。但前不久为了澄清“躲猫猫”事件真相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他说过的一段话倒可以供大家参考：“以前我们面对这种公共舆论事件时，我们更多的，或者是常规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选择：第一，我们可以采取“拖”的措拖。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网友的言论是东说西说，对网友的言论可以拖，碰到新的新闻点又转移了，这是一个策略。这是很多地方处理类似事件的方法。第二，堵。我们宣传部门还拥有一定的指挥媒体权利，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媒体都收声。第三，删。我们把网上不利的，或者是负面的言论见一条一条删掉，这也是一种做法。第四，等。这个做法是更好的做法，因为这是司法案件，我们完全可以慢慢地等司法部门调查，按照法律的程序走下来。要把这个案子办完是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到那个时候公众的知情权无法满足。”

一个习惯于拖、堵、删，并且毫不讳言自己有一定媒体指挥权的宣传部副部长，用他的“真情告白”来理解新华社的乌龙发稿事件的用意，相信不会很难。

两会闭门谈话 版本五花八门

3月7日，按照两会的既定安排，习近平加入了港区人大代表团的闭门讨论会，照规矩，媒体只能在开场的头5分钟拍摄，期间不可提问，之后也不准停留。这种闭门谈话固然不涉及国家机密，但两会惯例如此，老记们也只能遵守。想抓新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乖乖在门外候着，等闭门会议结束，再个凭本事逮几个在场聆听指示的代表“打听消息”，而这种做法，自曾庆红到习近平，从无例外。

香港媒体喜欢联想，仰仗着独特的地缘优势，无论怎么解读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不会有个“真理部”来管你。所以，每年适逢两会或中央领导人访问香港，一丁点只言片语都能成为报纸头版、电视头条的重大新闻。再加上，香港媒体竞争激烈，老板们都不乐意自己的竞争对手挖到独家，往往逼着一线的记者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但这种闭门会议，中央领导人的完整讲话听不到也就算了，记者们也休想官方会主动发布新闻稿，摘要地透露谈话内容。所以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拉住几个关系不错的代表，让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出大概内容，一些获得众多代表认同的语句，就直接发回去，记者们也无法证实代表的记忆是否有错。

于是，这次为了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在讲话中，提到“曾荫权”三个字，记者们倾巢出动，抓到港区代表就问。隔天，由于几位港区人代证实副主席特别强调，要代表们支持特首施政的“二手消息”，香港各大媒体都以大篇幅传递出“中央力挺煲呔”的信号，一时间搞得港府如沐春风，喜上眉梢。不过，或许是媒体高兴过头了，另几位也在场的人大代表都声称，副主席并未直接提到“曾荫权”三个字，难不成他们耳背？

这件事的重点，其实早就不在习近平有没有提及曾荫权的这个细节上了，媒体想弄清楚的是，面对港府施政连遭挫败，特首民望跌入历史谷底，香港政治改革方案裹足不前之际，中央的态度为何？尤其这个人还是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当然，对于政治人物，除去个别亲中媒体，其他报纸、电视都是落井下石的主，决不要妄想市场化媒体会主动帮助政府“以正视听”。

这事另一层的原因是以史为鉴的深刻教训，人们并不以习近平褒奖曾荫权而乐，反而基于董建华的惨痛教训，已经在猜测特首下台的时间表。因为曾经的太子胡总，分别于1999年6月29日香港回归碑揭幕仪式上以及2003年7月19日董建华进京汇报“七一大游行”之后的讲话，主调都是坚定支持特首及香港特区政府。但是老董最后的下场，人所共知。所以，被领导人祝福，尤其被太子褒奖，对香港特首而言，只意味着喜忧参半、步履薄冰的“伴君如伴虎”。

步入阳春三月，上回我说到澳门的23条立法大功告成，也顺带提到了何厚铧政府连续拒绝香港居民入境的咄咄怪事。讵料，澳门警方此后变本加厉，又将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禁止入境，此事最终闹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港澳两位特首于人大开幕会上交头接耳，会后何厚铧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指出：“拒绝港人入境事件和《基本法》23条立法无关。”所以，今天来慎终追远，重温历史。

一般人或许对香港在文革期间发生的“六七暴动”略有知晓，当时香港社会极度恐惧中共极左狂潮入侵香江，时任中共对港澳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廖承志也遭红卫兵夺权，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出现暗杀名单、放置炸弹。结果51人直接在暴动中死亡，超过800人受伤。直到周恩来出面约束极左派，香港的局势才趋于平稳。但是红卫兵之所以敢在香港发起暴动，其实源自极左派于1966年澳门的123暴动成功迫使澳葡当局低头的经验，才决定乘胜追击，妄图在港澳全面掀起“文化大革命新高潮”。所以要了解现在的澳门，就必须回头看看123暴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如今的澳门又有着什么样的深刻影响。

123暴动启动澳门回归路

1966年4月，澳门氹仔坊众因办学需要扩充校舍，且在6月已向海岛市行政局申请工程准照，但久未获批覆。校方代表虽前后24次往见局长交涉，但不得要领，于是依惯例在等候动工许可的同时，先行搭棚施工。11月15日，海岛市行政局代局长晏德地(Rui de Andrade)上班时，发现坊众学校门前搭起棚架，派出一名警察前往查询，并加以阻止，惟工人不听劝阻，于是晏德地又派出一批警员前往劝止，双方发生冲突，造成24人受伤，当局并拘捕了在场采访的1名《澳门日报》记者。同日下午1时，澳门中华总商会派员与海岛市行政局联络，建校代表亦派员前往该局交涉， 但其中4人尚未见到局长，即被拘捕解押来澳拘留一晚，后来在商会副会长崔德祺的协助下保释。事情发生后，当时被誉为澳门华人社群领袖的何贤曾拜会代理总督 施维纳(Mota Cerveira)，请求他谨慎处理此一事件。然而施维纳態度甚为强硬，对何贤的劝导置之不理。

十天后的11月25日，新任总督嘉乐庇(Nobre de Carvalho)抵澳履新，并于29日下午接见工商界代表，表示动用警察处理建校一事失当，也承诺成立一个由官方和民间中立人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彻查 有关事件。然而，澳门中华总商会并未应总督之邀请派出民间代表参与调查委员会，致使该调查委员会无法运作，而亲北京社团代表的抗议行动持续升级，澳门总督府每天都有抗议的人群。

12月3日中午开始，总督府门前终于爆发冲突，警察用警棍、催泪弹和防暴水车驱散示威者，并开枪致2人死亡。随即澳门政府宣布实施戒严，数人在街上 遭乱枪射杀，有居民探头窗外被流弹击中。官方公布8人被打死，212人受伤。12月10日，中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向澳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和4项要求：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的要求，向中国赔礼、道歉，严惩主要肇事者，不允许中国国民党势力在澳门活动。同一天，澳门亲北京社团致信总督，提出类似要求，并要求总督认罪。

里斯本政府对事件实施新闻封锁，葡萄牙本土和海外省媒体一律禁声。中国在澳门周边加强军力，在澳葡人躲入加思栏兵营，澳门元贬値，银行挤提，市面萧条。12月12日晚，澳葡政府通告全部接受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要求。四天后，陆军司令兼市政厅长施维纳、警察厅长傅基利被撤职，但总督不准备认罪。

1967年1月2日，澳葡政府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禁止悬挂被视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旗帜、徽章、标志等。”台湾和中国国民党在澳机构和团体被查封，国民党在澳势力被全面清除。1月27日，澳葡政府认罪，“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6项要求”，承担死难者全部丧葬费和抚恤费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损失，共计澳门币2百多万元。

123事件后，澳葡政府除涉及葡人和混血儿利益事项外，对所有社会事务，皆放任不理，任由当地左派社团和黑社会把持。至此澳门已成为中国的另一个解放区，实质上处于半回归状态。

紧跟党中央从严惩XX功开始

123暴动的结果，就是使澳门提前进入回归准备期。那么，澳门到底听话、温顺到什么地步呢？从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处理港澳境内XX功时，针锋相对的手法即可见一斑。

据香港《信报》主笔练乙铮先生早前担任董建华的高级幕僚时期的所见所闻描述，1999年是澳门主权移交的大日子，比照香港回归时的规格，中央最高领导人都会亲临现场，并主持回归庆典。但是自江总的脚踏上澳门土地伊始，XX功的信徒就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抗议，举凡江总经过何地，抗议示威就跟到哪里。可 圈可点的是，此时尚未宣誓就职的澳门特区政府，出动优势力量，采取强硬手段及时制止，警察手法之狠与今日闻名世界的内地城管无异。

随后，江总在澳门发表措辞强硬的公开讲话，特别强调“特区政府有责任捍卫国家安全”，当时的港澳媒体都注意到，江总的讲话背后还有一个用意：正面回 应先前陈方安生就XX功组织在香港活动的言论。事实上，陈方安生当初秉承法治精神，以政务司长的身份表示XX功既然在香港是合法组织，其行为、活动均无违反香港法律之嫌，所以她认为港府不能因为中央政府围剿邪教的政策，而动摇香港的法治根基。一如所有隔岸观火的好事者预料的那样，陈方安生此话一出，江总“ 勃然大怒”，据当时港媒透露的北京消息，陈方安生的大限已到。事后，因陈方安生本就与特首董建华格格不入，她的下台已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在此之后，港澳两地政府在处理这类棘手问题时的态度也大相径庭，陈方安生的下台并没有使中央的610战线延伸到香港。

澳门早已归化 何来沦陷？

所以基于这两件旧事，我不同意冉云飞《澳门已然沦陷》的看法与观点，因为他从始至终都把香港与澳门放在一个水平高度，并辅以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来解释这次澳府悍然拒绝港人入境一事。但港澳在许多层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民主孕育土壤，港澳差异巨大。早年香港也是有左派的，即便是“六七暴动”，致使香港市民对红色恐怖政权的畏惧，左派仍然不曾主动放弃过香江。同时，中英两国就香港主权移交的艰苦谈判，历任香港总督与英国政府对北京的不合作态度，客观上也为香港现存的民主派在制度内找到了立锥之地。这与葡萄牙政府对待澳门回归中国一事上，处理澳门前途的怠慢、被动，有着天壤之别。更不用说，每年春夏之交，人们只记得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那个纪念大会，何曾见过澳门社会有这种事发生？

二、澳门是香港的镜子，不是大陆的灯塔。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社会运动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此后，澳门连续两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都爆发了游 行示威，澳门警方更在2007年游行期间以鸣枪示警的方式轰动世界。同样是游行示威，港澳的共同点都在于民生凋敝、失业率飙升、政府无能，澳门内部甚至惊爆高官贪污丑闻。然而香港社会运动的主轴核心还有着浓厚的民主普选诉求，对现行的特首及立法会议员选举方式异见甚多，反而是澳门社会，政府一派糖，抓几个贪官，市民也就太平了，普选话题根本不是澳门人会费心讨论的美味佳肴。此次拒绝港人入境，照香港保皇党的说法就是：“澳门太自私了，这么搞法，还想不想要香港也立23条了？”

正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香港市民对民主坚持不懈地努力，民主派施展浑身解数与当局斗争，反观澳门市民老神在在，还时不时指责局外人狗拿耗子。澳门是已然归化，而非开始沦陷。总而言之，民主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我们要支持并声援香港人对民主普选的孜孜追求，并见证东方明珠如何实践中国式的民主， 因为这才是大陆未来可能效仿的希望。至于澳门，你当他还是个特别行政区也好，视为广东省澳门市也罢，别自讨没趣就成。

http://star.news.sohu.com/20090211/n262167017.shtml

与世隔绝了787天之后，“落寞的西太后”吴淑珍从宝徕花园的豪宅中走出，为了丈夫和儿子步入了她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台北地方法院，大鸣大放惯了的台湾媒体从吴淑珍的举手投足间，就能铁口直断所谓称病不出庭的戏码又是扁家的谎言，这个用海市蜃楼堆砌而成的金权家族，依然不曾顿悟自己已然处于众叛亲离、崩溃绝望的深渊，却还在悠然自得地谋划着下一个脱罪的策略。

自从去年夏天迄今，陈水扁这一家人以令所有编剧抓狂的本色，上演了一幕幕金钱至上、权力无边的世纪大戏，自认为亲信与好友为自己洗钱、贪污揽下罪责 是理所当然，反之向检察官坦白交代就是背叛，直到暌违两年后的今时今日，吴淑珍出庭应讯后仍然义正词严地谴责老同学蔡美利，枉费自己40年的信任，竟然出卖她。

见微知著，人们也就不难想象她会对那些私交还没这么深厚的亲信，干出“通敌变节”之事后的反应了。

吴淑珍是自私的，因为她从来不把法律和人民放在眼里，坐拥“第一夫人”的光环，却摆出一副“老娘就是有权有势，若想发达，先送钱来”的表情，加上丈 夫陈水扁惧内的历史，吴淑珍俨然就是当代女皇，达官贵人、名媛贵妇莫不以出入第一家庭官邸为满足虚荣心、驰骋上流社会的资本，进而把行贿变成进贡、炒股化 为娱乐。一切似乎都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这世上除了陈水扁这个男人外，还有一个名叫陈致中的宝贝儿子需要她这个女人疼惜，这位公子，正经职业一个没有，却频频出入高级场所，游手好闲到令企业家第二代都羡慕不已。如今，为求离监狱班房远一点，陈致中夫妻选择认罪协商，把病怏怏地老妈推出来，顺便告知看守所的父亲：“你自求多福吧”，气得 扁家律师团脸色铁青。既然“帮凶”儿子要认罪，“主谋”老妈再不爽也要买账。所以出庭后不久，过往咬死抵赖的收钱汇往国外的帐认了，“国务机要费”案中的 伪造文书罪也认了，休庭后，还罕见发出道歉声明。

盛气凌人的“西太后”霎时变成了楚楚可怜的村姑，这还是吴淑珍吗？是的，当然是她。认了这些罪，充其量都是鸡毛蒜皮，贪污大罪照样推干净，这套策略 就叫“护夫保子”。但是台湾人不是傻子，法官更不会是二愣子。说吴淑珍是村姑，或许有点刻薄，因为她对“国务机要费”案的选择性认罪，显然有经过精心地算 计，而且处处比照马英九的“市长特别费”来推脱，从“大水库理论”到“国务机要费是特别的特别费”，这家人在很早之前就敏锐地察觉到“国务机要费”中残存地制度性漏洞，既然法律是有缺失，那就别怪扁家人钻空子嘛。

犹记得台北地方法院有法官痛斥“权贵犯罪”的恶劣后果，他们犯下的已远远不止法律上的刑责，而是逐步树立并一再强化“法律是有钱人才能玩的高级货” 的扭曲价值观，直接导致司法公信力荡然，社会公平无存。从有权到有钱，象征地是社会地位的变迁、物质人格的锻造与向糜烂人生致敬的过程，这家人缺的不是钱，而是一直在寻找自我认同与自我升华的捷径，一切试图阻挡他们的人和物都是“邪恶”的，因为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就是有着这种奇异地自我陶醉能力，扁家人才能如痴如醉地沉浸在珠宝、项链、钻石、黄金的嘉年华中，接受着虚伪商人的朝拜，在贵妇们假笑式地赞美中迷失方向。

陈水扁家族很可恶，这已是常识，但除了可恶、可恨之外，可怜与可悲也是这家人挥之不去的烙印，对于下半辈子注定要把牢底坐穿的陈水扁，和气若游丝的吴淑珍来说，脸皮这种东西太奢侈了。但是儿子、女儿还是要脸的，说陈致中贪生怕死也好，忘恩负义也罢。指责他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义务时，陈水扁夫妇也没有 做到父母亲该做的事情。一个连父亲、母亲、儿子的本分都做不好的家庭，不是可怜、可悲，又会是什么呢？

昨晚发生在首都CCTV北配楼的那把大火，除了身在北京的人以外，从突发资讯传播的速度、深度、广度上，twitter再次展现出传统媒体不可比拟 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在中国这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有着更特别的意义。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向来被视为脑残一级棒的《环球时报》网站——环球网，在此次突 发公共危机中，反应最快，也最懂得利用并整合民间资讯，率先发布快讯，其后网易新闻以环球网为合格稿源作为新闻的政治正确前提，放出即时头条，是四大门户 网站中新闻敏感度表现最佳的。

无论是纽约飞机成功迫降，还是印度发生恐怖袭击，甚至是中东的加沙地带发生战事，twitter都能成功弥补传统媒体力有未逮之处，大量事件当事人透过twitter平台发出第一时间，且富有绝对临场感的话语，即便你身处十万八千里之外，也会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在国外，twitter是传统媒体在新闻时效上的重要帮手，却不能取而代之。但在中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大公共的突发事件，坐等新华社通稿及 配图似乎已成习惯，由于官方习惯性先封锁消息，然后再让新华社权威发布，名义上是遏制谣言四起、社会不稳，事实上则是加剧坊间传闻扩散的速度和威力。同样 是昨晚，新华社与中新社通稿姗姗来迟，并且稿件核心重点居然还是某某领导亲自赶赴现场指挥救火，对火灾现场的情形语焉不详，更对有无人员伤亡三缄其口。

当然twitter在突发资讯的快速传播上的优势，无疑是突出的，但是快速传播还得同时兼顾有效及相对准确，基于twitter上的亲历者各自的角 度不同，加上围观者提供了各种天马行空的即时解读，信息海量且泥沙俱下，考验着每一个从twitter上获取资讯的人是否有足够冷静的头脑迅速判断，作出 理智的辨别。

比如昨天深夜，北京市网络管理部门发布紧急指令，以行政强制力勒令各大网站全面淡化央视北配楼大火后的舆论效应，十分钟内，新华社通稿再一次通行天下。要想证实这种无凭无据的消息，唯一的办法就是时间，果然随着门户网站开始纷纷行动，该紧急通知得到印证，所言不假。

然而钳制住主流网站，现场图片还是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因为比新华社记者脚力还快的人早已传回了高清晰的图像资料，火灾现场附近的市民更用数码设备拍下了时间短暂却很珍贵的视频，在事发后半小时内上传至youtube。

虽说以twitter为代表的网络生力军在传播领域还有待查证及辨别真伪的考验，但以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想第一时间了解真相，在新华社和twitter之间，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该选谁了吧。

中国最神秘的衙门是什么？答：有关部门。在这片广袤地土地上，有关部门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执政机器。那么网络上有没有这个神秘的衙门呢？当然 有。如果说这个“有关部门”属于抽象的概念，党报就该是形象的物件了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与极左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之间关于党 报的党性与人民性激辩就已有定论。胡绩伟因为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运动后，被罢黜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自此党报必须无条件坚持党性第一便成为了中国媒体人一 定要学习的“常识”。但是当有关部门与党报之间发生矛盾，甚或产生冲撞时，到底谁才是权威？这对于正在筹建的新华社版“中国CNN”具有独特的意义。

2009年1月13日，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披露了中国政府将斥资450亿人民币，扶持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成为具备世界影响力的 国际媒体后，中国被认为准备在经济危机中西方媒体普遍一蹶不振的大背景下争夺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扩大中国外宣工作的版图，发出自己有效的声音。不出几天， 海外华文媒体盛传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新华社担纲，甚至言之凿凿地声称新华社已获得国家正式授权，目前正在招兵买马中，争取在今年内从图片文字通讯社，逐步转 型为24小时的视频新闻台。

不过对这一外宣战略描述最精准，领会精神最传神的非香港《亚洲周刊》莫属。该刊资深记者江迅从2008年12月23日的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宣部长刘云山的长篇讲话，捡其精要，到2009年1月初，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时的指示，与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 国务新闻办主任王晨呼应，勾勒出了中共高层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传播能力，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加强重大国际活动的公关宣传， 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的迫切心情。（中新社摘编版：http://is.gd/id4a；台北中央社引用版：http://is.gd/id4f）

据《亚洲周刊》披露的内情，是将这个外宣战略定义为“走出去工程”，这个项目并不担心资金落实、人才招揽问题，但目前尚未有具体步骤，只是议论规划阶段。此举有望反击西方“妖魔化”或误解心态下的对中国形象的描述。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党报化的八股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外宣工作的实际需要，更遑论对国家形象的公关了。中国的媒体基于自身国家控制的天然属性，他 并不具备独立媒体应有的基因，而是更多的承载着宣传执政党政绩的使命。犹记得2004年4月起，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开始进入北京市的报刊亭，结果市场销售情况惨不忍睹。在党报顽固不化地坚持宣传任务高于新闻报道的背景下，任何市场化的努力都将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同样的道理也会出现在这个外宣战略中，不论是哪一家中央媒体肩负重责大任，若依然脱离不了传统宣传八股风，再好的公关策略都将失灵。毕竟没有多少外国人会听一 家中国媒体说教。

有鉴于此，牛年节后出版的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以“中国全面启动国家公关”为封面，详细阐述了如何以媒体的有效运作与对新闻事件的合理化引导，伸展并全面强化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公关的权重。在这个专题中，反复出现了一句话：“不能让自己的媒体先闭嘴。”应该说，314事件的信息闭塞是这种惯性思维 的又一次延续，而汶川地震后的舆论开放是因为天灾造成的巨大创痛，已经不是行政力量可以阻挡的，执政党基本上算是从失控的惊慌中意外获得资讯的自由流通， 进而博得开放美名的特殊案例。

然而，有更多的事例证明，无序、野蛮与行政滥权下的新闻管制，常常导致自由言论在威权小吏的手中被扼杀，当西方媒体针对这种媒体不自由的现象出现大量倾向性地报道后，举国体制又被迫开展无厘头地反击。结果偏见还是偏见，自己主动放弃主动权，拒绝面对西方偏见下的中国缺点，从主动逃避到刻意隐瞒，手段推陈出新。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国际先驱导报》的封面专题一经上网，就因为众所周知的不明原因消失了，这其中该报对一系列敏感纪念日的例举，恐怕是审查部门囿于稳定的考虑致使其神秘夭折的一种合理解释。

作为喉舌，党报是得意的，作为多元市场的参与者，党报又无比落寞。从早年争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到如今跨出国门，树立中国形象，始终秉持着“欺上瞒下、内外折腾”的老黄历，如此弱不禁风的强权，真乃世界第一，独步天下了。

本文刊于2009第2期《凤凰周刊》，以下版本未经删节。

2008年12月18日，台湾《联合报》独家披露了行政院长刘兆玄决定推动正体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行政院更拍板在2009年农历春节后，由官方牵头，汇聚相关产业、学者共同组成“产官学推动小组”，并联合世界知名大学一起联署。马政府初步打算是希望该计划能在四年内完成目标。牛年伊始，行政 院政务委员曾志朗即透露，台湾官方正在研拟要怎样启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程序的各种方案，但有些部分的关卡，若能与大陆协商并合作，应该更能让目标实现。

申遗计划有迹可循

早在11月27日，具有官方背景的台湾“国家文化总会”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原本会议的焦点是落在时任总会长的陈水扁，卸任已经多时，为何总会长一职还未交接。只不过会员大会举行之时，陈水扁正在台北看守所内羁押禁见，所谓交接也就变成了马英九个人阐述其文化政策的独角戏了。

不过针对大陆客赴台旅游蔚然成风，在如何强化两岸交流的具体措施上，马英九认为两岸分隔成不同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不过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岸，在文化上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目前全世界掀起学习中文热，但是不能切断正体字，他希望应让世界了解六书之美，即使大陆人来台观光不必刻意改为简体字，反而应让大陆客一点一滴认识正体字。

同时在马英九还是台北市长的时候，面对正体字屡屡被人称呼为“繁体字”，他很不以为然，并且会不厌其烦地指出正体字才是汉字的正确名称。

不仅马英九对正体字有着深刻的个人体认，行政院长刘兆玄透过其核心幕僚也对外道出了一段秘密。在刘兆玄还是大学教授的时候，也曾经常往来于两岸，对 大陆的风土人情知之甚多。有一次在一家大陆博物馆里参观，一旁有西方游客惊讶于刘兆玄竟然能把古代文物上镌刻的汉字都一字一句念出来。有一位外国游客说， 这不是两三千年前的文字吗？为什么还有人能熟练掌握？刘兆玄解释道：“这就是台湾长期坚持正体字的重要性了，因为这样的文化底蕴使得台湾社会保存下了几千年前的活化石。”

此后刘兆玄把这段经历向马英九诉说，而后者将之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上的美德，多次对外国友人阐明正体字的优点。

申遗过程尚需政治破题

从正体字与繁体字，到底哪种称呼才算正确的争论上，就已然浮现华人社会中对正体字所隐含的“正统”尚有不小的分歧，尤其套上两岸关系的政治面的现实，谁是正统恰恰也是两岸毫无交集，并能很容易激起辩论的热门话题。

依世界遗产公约，世界文化遗产分有形（tangible heritage）与无形（intangible heritage）两大类。前者泰半指地球上的一些特殊天然景观，语言文化则属后者。

但是人们对世界遗产的认知也存在着误区，虽然他们同属世界教科文组织主导。在世界遗产的分类中有两大不同的公约体系，一类是指1972年的《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另一个是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前者所规范的有三项：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双重遗产，涵盖的是文物、遗址、保 护区及生境区等有形遗产地，主管《世界遗产名录》；后者的范围则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掌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两项公约互不相属。所以如果 正体字申遗，所要申请的应当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然而与正体字名称寓意一样有争议的是，台湾既非联合国会员，也不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成员，若想要完成申遗计划，其申请的主体本身就不符合现行规定。倘若委托大陆来代替申请，那么不仅效果打折，而且一件本来能够凝聚足够共识的好事，就难以避免地会沾染上政治的尘埃，使好事变为坏事的可能性大增。

更有甚者坦率地认为，借助中华文化的瑰宝来柔性主张台湾的权利，以一种不涉及高度敏感的主权争议的模式，拓展国际空间。如此一来，较之“烽火外交”式的零和游戏，两岸比较能够在文化合作领域建立共识，达成互信，并由此慢慢培养信任基础，惠及政治性议题的沟通与理解。

正体字是否需要申遗？

正当台湾社会从政府到民间都开始热议申遗的具体步骤，并期待全球有识之士共襄盛举时，大陆有为数不少的民众却认为，正体字目前离“能为一种消逝的文 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或特殊见证”的申请条件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且由谁来断定正体字的发展趋势就一定到了需要保护的程度，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12月23日的《南方都市报》上撰文认为，无论有多少因时间或空间而发生的变化，也无论它们今天是否还在中国的范围，或者是否还在流通使用，全部汉字应该是一个整体。如果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然也应整体上报。

不过在正体字是否应当申遗的事情上，多元声音的体现还是很充分的。此间，就有不同意葛剑雄教授观点的学者指出了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一、虽然正体字和简体字按同一个项目申请的说法是合理的，但申遗与被申请物的历史连续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五四文字改革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汉字作为一个整体，是台湾的保护力度大还是大陆的保护力度大？大陆的几次简化字运动中推出的有些字，对汉字的破坏与保护作用，谁更为明显？

二、中国政府自2001年通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后，正式确立了以立法形式对简体字的推广作出权威确认。而在实际生活中，因为简体字本身的易用性、便捷性，导致年轻一代缺乏足够的主观意愿去认识并接触正体字。同时也由于法律的排他效应，使得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学生又丧失了客观上准确理解正体字对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的机会与渠道。台湾的申遗举动与其说是越俎代庖，不如看做是对大陆社会各界使用汉字渐趋功利化、工具化的友善提醒。

三、从政治角度上看，自台独政权当道后，包括大陆在内的华人社会都高度关心台湾的“去中国化”行动，尤其是过去八年陈水扁政权倒行逆施，屡次抹杀台湾社会中业已存在的中华文化痕迹，行径乖张至极。如今马政府执政，重新扶正中华文化应有之地位。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生前出于反制大陆“十年文革”，而大力推 崇的“中华文化复兴节”的承接，也是对台湾民间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表示认同的官方态度。特别是对大中华概念与本土意识逐渐对立的台湾社会，开展文化多元交 流的努力有利无害。

从正体字申遗衍生出来的议论与交锋，对保存着相对完整的中华文化的台湾社会，倒不见得真有急迫性，但是如此举动对大陆的启发与反思意义更大，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汉字就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只图便利、快捷地榨取文字的现代价值，忽略其背后长达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究竟哪一种方式才是对历史的交代，这是值得众人仔细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