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

欢迎使用 德赛公园。

沪港经济2009年第11期总第176期 曹思源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国有经济；一为非国有经济，习惯上又称民营经济，其主体是私有经济。1949年中国工业中，国有经济占26.3%，非国有经济占73.7%。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三大改造加上各种政治运动，把非国有经济拼命往下打，压到了10%左右。但是在文革后期，经济太困难了，老百姓要找出路，还是需要私有经济。尔后，改革开放了，私有经济的比重逐步上升；相应地，国有经济的比重逐步下降。到了1999年，私有经济的比重又达到71.3% 基本上回到了1949年的状况。中国现在私有经济或曰“民营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民有经济比重的上升，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这种“国退民进”应当说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潮流。

 

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我们就放眼北望，看看瑞典和苏俄吧。二者都是1917年起步的。瑞典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保护和发展私有经济；苏俄搞集权社会主义，消灭私有经济，只允许公有制经济存在。这两种经济之间竞争了大半个世纪。结果瑞典现在是世界首富之一，它的人均GDP排在全球第七，很多数据都是世界排名第一。而苏联却站不住了，苏联建政74年最后垮台了。所以说并非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大办国有企业，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弄明白的事，或者说是假马克思主义愚弄老百姓导致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了国有化，结果没有一个搞得好的；第三世界有的后起之秀搞国有化，经济效果也不行，最后都走上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大方向不约而同都是搞非国有化，鼓励和保护民间资本。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国退民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最近山东发生了一件钢铁公司兼并重组案，引起了全国各界议论纷纷，都说是“国进民退”。缘起山东钢铁公司2009年计划盈利5亿元，但今年上半年就亏损了12.85个亿，几乎全国每个人被它亏掉了一块钱；另一个公司叫日照钢铁公司，是当地老百姓眼中的“印钞厂”，日均销售收入高达3000万元，今年上半年盈利18个亿。这两本账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应该谁兼并谁、淘汰谁呀？大家都觉得应该由日照公司兼并山东公司，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由于山东钢铁公司是国有企业，结果它反而兼并了日照公司，用银行贷款入股67%，占控股地位。上演了一出巨亏企业吃掉如日中天的盈利企业的滑稽剧，很多人称之为“逆向淘汰”。这个“逆向淘汰”的提法，也反映了国进民退是一股反历史潮流而动的逆流。

 

再譬如，山西在中共十五大以后，发动了民间资本来开发煤炭资源，形势喜人。但是，最近一声令下，要兼并，要由国有煤矿兼并民营煤矿，而且要“强力推行”，即强迫推行。很快就要在山西全省形成国有煤矿的垄断局面。我们搞国有经济改革30多年，大家都明白，国企处于垄断地位会产生多大的弊端。

 

无论国营还是私营，都面临经营风险，偶有亏损是难免的。但是，相对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亏损往往有三大特点：

 

第一，国企亏损面积大。据我了解，国企1/3的明亏、1/3的暗亏，明亏暗亏加在一起是2/3的国有企业陷于亏损状态。第二，国企亏损时间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将1977到2005连续29年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净盈利进行比较，每一年都是非国有企业超过国有企业，而且超过很多倍。第三，国企亏损能转嫁给全国人民。原因就在于国企是国家办的，由国家财政用全国纳税人的钱补贴国企亏损。

 

大办国有企业，消灭民有企业的苦头，中国人已经吃够了。别的不说，我们记忆犹新的，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国有经济铺天盖地，剩下一点集体经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结果怎么样？当时中央文件明确地说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老百姓苦不堪言。对于那些老是要搞国有化，老是要以国有企业吃掉民有企业的人，我倒要问一句：同志啊，你们这样热心搞国进民退，就不怕经济崩溃吗？就不怕饿死人吗？经济竞争当中，没有常胜将军。那个国有企业亏损了怎么办？亏损了，您赔得起吗？您赔不起就要国家赔，国家的财政补贴从哪里来，最后还不是要老百姓背国企亏损的大包袱吗？请问：您的责任心何在？

1. 任先生

和思源兄，

无畏豺狼与猛虎，

书生议政大丈夫，

负重攀岩二十载，

宪政民主展宏图。

 

2. 李先生

辞旧迎新

牛年未见牛，

虎年难见虎。

天下论兴亡，

匹夫尽其责。

 

3. 洪先生

回曹老师迎虎年

丑逝寅至万象新，

牛去虎来勤而威。

回首环宇二十载，

苍龙腾飞靠民主。

 

4. 施先生

三十五年仍坎坷，

精卫填海古相袭，

一身投向所何求？

但愿铺路为人基。

 

5. 邹先生

新年寄语——

日历年年换，

友情永不变。

光阴寸寸金，

人间情最真。

 

6. 李先生

赠撰迎新年小诗

牛劲未去添虎威，

如意人生当自为。

口说是非无我意，

眼观黑白有您心。

 

7. 高先生

《牛虎斗》合思源兄圣诞诗，祝元旦快乐！身体健康！

老虎吃牛今又昔，

自然不变是唯一。

若要改天换日月，

牛吃虎时见高低。

 

8. 余先生

七绝：新年寄语（新诗韵）

浩然天地凝钟秀，

逝水年华自在身；

父精母血趵尘汉，

羞为笼中不了人。

*2010新年到来之际，余习广向您送上祝福：新年新禧，福瑞吉祥！（注：笼中人，拙作有《把权力关进笼子与把人民放出笼子》）

 

9. 孟元新

读曹老思源先进“迎虎年”有感

休道耕者何处寻，

犁耙痕迹犹见目。

且自平阳归山林，

啸望神州添新绿。

 

10. 杨先生

岁末严冬寒，

书生系南冠。

中华无男儿？

君不见，

老骥伏枥有思源。

 

11. 徐先生

和思源诗作一首

兴邦济世思谋略，

一策难求伟丈夫。

智库芸芸称上士，

无如弹铗挟雄图。

 

13. 高锋

中国模式少民主，

三座大山如老虎。

改革多年未突破，

众人彷徨去书屋。

1. 何先生

步韵和曹思源老师迎虎年诗

岁月如川虎又虎①，

坐稳未得奴仍奴②。

草根不死凌云志，

普天遍绘自由图。

注：①时间就是不等人，就算从“改革开放”始计，也已过去三个虎年了。

②鲁迅先生认为，在数千年的专制年代里，中国百姓的命运始终无法走出“想做奴隶而未得”与“坐稳了奴隶地位”的轮回圈，今天仍如此。

 

2. 周先生

已丑岁梢思源先生赠虎年诗索句勉成四句以博一乐。

兼并终壮大，

破产转繁荣。

私有须维护，

宪政赖经纶。

 

3. 韩先生

遥想当年曼德拉，

羁押反成自由花；

倘若叶赫拉那在，

公车七次已还家。注

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曾七次上书清廷，竟得无恙。

 

4. 博客中国网–游客

和曹思源

宰牛打虎呈英雄，

神州万里一片雪，

赤身负重挖煤去，

一曲哀歌似惊雷。

 

5. 蒋先生

小弟拙应仁兄《迎牛年》：

泥牛出海现虎威，

神州村镇见市萃；

正常健康足思进，

送旧迎新春意归。

 

6. 覃女士

壮志未酬虎气尤，

是牛是虎都称雄。

前程似景路漫漫，

莫言正道己尽头。

 

7. 李先生

本是犬类难成虎，

天下兴亡赖匹夫。

残渣终究随波去，

长夜过后是锦图。

 

8. 郑先生

新作读毕，赋小诗一首，以为唱和:

辞牛追月喜迎虎，

无数神仙塑伟夫。

横扫群魔除鬼孽，

遥观华夏绘宏图。

 

9. 丁先生

和曹思老迎虎年原韵！

自由民主能伏虎，

集权专制几独夫。

志士仁人赴继去，

抛头洒血是所图。

 

10. 李先生

曹老师圣诞快乐！回诗一首:

遮日黄沙龙，

南进遇舞松，

寒冬圣诞夜，

京城礼乐风。

 

11. 刘女士

迎虎年（和思源）

牛年碌完虎年忙，

中华焉可无帼芳？

载大道者日损负注，

世界必有新篇章。

[注]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脑子不够使，平常是会有负重而行的感觉，但是，修炼者就是日去诸多形累，包括累的感觉。所以，这句是一种自勉或与思源先生共勉的话。

 

12.张先生

和思源兄

世道从来多艰险，

降龙伏虎真丈夫。

浊酒一杯与君饮，

共渡九曲绘新图！

 

13.刘女士、李先生：

时日轮回虎驱牛

求知未敢惜白头

近日亲聆曹宪法

万类霜天竞自由

迎虎年

曹思源

牵牛转身再跨虎，

亿万神州多丈夫。

负重攀岩追日去，

九曲之后是新图。

1. 徐女士

遍野牛刀争刺虎

中原逐鹿累征夫

神州自古无民主

现代精英力所图

2. 陈女士

迎虎吟

牛隐虎出神威显，

惊涛骇事勇往前，

异曲同功合力为，

杨鞭奋蹄奏新篇。

3.刘先生

步韵和曹老师诗庚寅年有感

历块过都总辛苦，

丹青丈夫屈指数。

我问滔滔东海水，

过客千千谁做主。

4. 王先生

得思源先生“迎虎年”诗一首，依韵奉和。

力挽雕弓能射虎，

思接千载雄万夫。

民权甫定中华日，

神州腾飞展宏图。

5. 张先生

牛后且慢论伏虎，

挑灯看剑乃征夫。

华夏已待春秋笔，

毛锋指处是新图。

6. 李女士

复曹兄

神牛将去虎欲来，

九州春色尚徘徊。

南北儿郎齐心志，

丽日长风在胸怀。

7. 熊先生

贺新年

上下求索又一年，

民生春秋岂等闲。

任重道远求宪政，

齐心协力盼虎年。

8. 史先生

答思源先生迎虎年诗：

牛入股市，

虎下山林。

国民昌盛，

自由精神。

9. 陈先生

感于心，答诗一首。

岁月无数远逝，

关山万里独行。

尔曹蹉跎未识，

大义百年不弃。

10. 韩先生

回赠诗

——致思源

君致新诗迎虎年，豪情壮志透行间。

“负重攀岩追日去”，丈夫意气本自然。

黄莺百啭最高枝，春蚕吐丝暖心田。

与时俱进虎添翼，创新发展绘新篇。

迎虎年

曹思源

牵牛转身再跨虎，

亿万神州多丈夫。

负重攀岩追日去，

九曲之后是新图。

1. 刘先生

赠曹兄

斗转星移快如梭，

又逢迎新在岁末；

国计民生心中念，

妙笔生花著新说。

“破产”立法开先河，

忧国忧民匹夫责；

阴霾翻滚难蔽日，

普天同唱民主歌。

2. 钟女士

送牛妹迎虎兄

孺牛小憩虎来啸

雪中傲梅正微笑

有志之士才丈夫

神州庚寅换新貌

3.郑女士

回敬打油诗一首：

丑去寅来

牛年牛市反类熊，

国富民穷疑社资。

房价搭载神六去，

泡沫终灭猛胜虎！

4. 戴先生

佳作拜读。回拙言四句，请指正。

奋起追日用虎威，

负重攀岩能吃亏，

丈夫会做丈夫事，

神州图新快如飞。

5.杨先生

谢谢 勉强合韵合复 祝圣诞快乐

旺牛转身迎猛虎，

丛林挺身一丈夫。

已经负重难喘息，

谁人驾虎谋新图。

6. 赖先生

美丽图景在眼前，

实现途中多坚险，

神州丈夫多努力，

平和艺术是关键。

7. 李先生

官气如牛威如虎，

岂容神州出丈夫。

寒鸦啼罢杜鹃啼，

不见旧图换新图。

8.万先生

辞牛跨虎上征途，

亿万神州尽丈夫。

负重攀岩追日去，

回流九曲是新图。

9. 袁先生

祝曹老师全家幸福，圣诞快乐。

迎虎年

牛去虎年来心绪平复哀

四处飘浮沉何日可独闲

寄词向故人共勉为前程

应非不得已只是未到时

时到我将歌心潮逐海波

但愿人长久婵绢万里远

圣诞即将至我辈可开颜

10. 卢先生

迎虎年

牵牛过去勇骑虎，

亿万神州多丈夫。

一往无前为明日，

五行生克展新图。

“资”有一院制“社”有两院制

曹思源（中国著名破产法专家）

镜报2009年9月总第386期

 

中国人喜欢凡事黑白分明，贴标签非资即社。过去一提到民主人权，马上就说是资本主义的，现在才明白“民主是个好东西”了，人权也写进了中国宪法。

 

姓资姓社无关一院两院

 

现在，谈及中国政体，还没有摆脱姓资姓社的老框框。一说要实行改革，是一院制好，还是两院制好，有人就马上拿着标签过来了。

 

其实，我做过一个调查：翻遍110个国家的宪法，如今实行一院制的占55％，两院制的占45％。原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东欧老牌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两院制。你能说两院制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吗？

 

号称资本主义的丹麦、葡萄牙、希腊、卢森堡等欧洲国家却实行一院制。你能说一院制就是社会主义的独有吗？显然，据此划分姓资姓社毫无道理。

 

我认为：“从国家机构设置来说，一院制、两院制各有特点，我们完全可以权衡利弊进行选择，这与姓社姓资毫无关系。什么时候能把姓社姓资的标签撕了，中国人才算彻底思想解放哩！”

 

所谓一院制，是指立法机关（议会）只设一套机构。由于机构单一，立法程序比较简单。在议会占多数席位的政党一声号召，立法机关往往雷厉风行。世界上中小国家大都采用一院制议会。如芬兰、丹麦、葡萄牙、希腊、卢森堡、新加坡、巴林、阿塞拜疆、卡塔尔、科威特、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基里巴斯、瓦努阿图、新西兰等等。大国当中，唯独中国目前采用一院制。

 

所谓两院制，是指设立两套机构、两院互相制约的议会制度。这两院，一般称众议院与参议院，也有叫上议院、下议院的。众议院议员按选民比例直选产生，参议院议员则一般都按地区产生。重要议案须经两院分别表决通过。目前世界上国土面积排名前七位的国家和前七名人口大国，除中国外，不约而同都实行两院制。

 

中国一院制有两难选择

 

中国这样的大国目前采用“一院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确保对每个公民的平等原则，就会牺牲每个地区的平等原则；要确保每个地区的平等原则，又会牺牲每个公民的平等原则。而这个难题在两院制中，却能迎刃而解。

 

如果中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实行两院制，人大和政协分别担当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角色。那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保对公民的平等原则的同时，可以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来体现对每个地区的平等原则——无论地区大小和人口多少，每个省级单位都选举相同名额的政协委员组成全国政协会议。

 

两院制的主要优势是代表性比较全面，既照顾了人口的代表性，又照顾到地区的代表性，能克服一院制在这方面的劣势。

 

中国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召开“两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请问：不开两会，只开一会行不行？不行。这至少说明一院制的人代会有所不足，还需要另一院政协来补充。

 

那么再请问：为什么只能要“两会”，却不能要两院制呢？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如果不能突破“只有‘两会’是社会主义、而‘两院’都是资本主义”这种无稽之谈，我们怎么能与时俱进，迈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呢？

 

中国人喜欢凡事黑白分明，贴标签非资即社。过去一提到民主人权，马上就说是资本主义的，现在才明白“民主是个好东西”了，人权也写进了中国宪法。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

《炎黄春秋》第11期 曹思源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历史与俄罗斯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紧密相联而又“负相关”的，俄罗斯宪政史上两个转折性关头——1918年1月的解散立宪会议和1991年的“8.19”政变——同苏共的兴衰也密不可分。下面我们按照历史的逻辑简要剖析俄罗斯宪政的否定之否定进程。与此同时，也能一览苏共百年轨迹。

 

一、历史转折

 

追求宪政

 

1898年3月俄国“劳动解放社”、“斗争协会”等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

 

大会通过的党纲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政”，成为当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普列汉诺夫等人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政”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

 

1917年3月（俄历2月）沙皇宣布退位，毫无准备的俄罗斯陷入混乱。临时政府仓促上台，是为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

 

当时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在政治体制上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攻打冬宫的炮声中开幕，会议进行中传来消息：已经逮捕了临时政府几位部长。绝大多数党派和组织并不赞成这样做，拒不接受这个事实，纷纷宣布退出代表大会并离开会场。会议主席团从多党派变成几乎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

 

1917年11月8日在第二次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重申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临时政府被推翻的原因之一，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内、国际问题的机关。他还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焦点只是召开的“快慢”问题。

 

布尔什维克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一党独揽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遇到了各党派的反对。立宪民主党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国际主义者派(即高尔基的《新生活报》派)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派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知识分子群体反对、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有人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存在不了三天。但是，这些反对派最终“还是向暴力让步了”。

 

1917年11月12～25日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按期进行。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之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11月28日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1917年12月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国建立了由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秘密警察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用暴力惩办反革命分子、奸细、怠工者和投机商人。根据列宁所确定的原则，“契卡”拥有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监督党政军的大权。

 

否定宪政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此时，在左派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中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示威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立宪会议所在地的。

 

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行业工会纷纷支持。

 

当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出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彼得格勒的工人再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

 

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宪政梦想!

 

显然，1918年1月5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废除宪政的事件使俄国近百年来“宪政革命”的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逆转。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

 

“一月剧变”之后，俄国的国内矛盾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列宁1919年有个坦率的说法，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的确，内战就是一场围绕立宪与否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

 

与列宁分道扬镳的普列汉诺夫1918年4月在病危中口授了著名的《政治遗嘱》，他指出：“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们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90年后俄国人反思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和宪政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无疑发生了悲惨的断裂，这个断口在哪？就在1918年的1月5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否定宪政。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受伤，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契卡”进行全面搜捕，枪毙了7 000多人。既包括武装叛乱而被俘虏的军官，也包括昔日盟友社会革命党等政党的党员。整个社会革命党被逐出苏维埃政权。

 

1918年夏至1921年初，苏俄逐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余粮收集制”，即强行收购农民的余粮和饲料，此举遭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和反抗。

 

二、七十四年专政及其瓦解

 

恐怖时代

 

1921年3月8～16日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要求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观点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活动。实际上开启了“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历史阶段。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

 

1922年8月4～7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大会讨论了反苏维埃党派问题。决议要求对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采取镇压手段。于是，苏俄其他政党逐渐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实现了“党外无党”的局面。

1923年10月8日俄共（布）党内开始关于新方针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派认为，党的机关已经官僚化，严重脱离群众；它凌驾于全党之上，压制普通党员的意见。他们要求改变“一派统治”的局面，建立党内民主，撤销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1924年1月26日～2月2日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工人每25000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而农民则要125000人选一名。

 

1924年5月23～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纲领。会议期间在各代表团中宣读了列宁生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又称“列宁遗嘱”）。列宁在信中对一些中央委员作了评价，认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由其他人来代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当时俄共（布）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同托洛茨基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没有感到斯大林是最危险的人。因此，他们没有接受列宁遗嘱中的建议，而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列宁遗嘱。

 

1925年12月18～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28年1月17日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次年被逐出苏联，后在国外组织“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被斯大林派人刺杀，次日因伤势过重去世，终年60岁。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他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他的生命终结方式，也许为这句话又增添了一个注释。

 

1929年1月斯大林第一次宣布联共（布）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右倾反党集团”。

 

在1928年至1931年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至少有500万富农被镇压。斯大林后来曾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积极地进行反抗的富农及其子女常被枪决。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全部被消灭了。由于农业集体化和随后的饥荒，导致1450万人死亡。仅仅因为饥荒，乌克兰就有500万人死亡，北高加索有100万人死亡。

 

1933年4月28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在1933～1934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1917～1939年间，苏共进行了四次清党。1917～1922年被清洗出党的有22万人，1925～1933年有80万人，1934～1935年有36万人，1935～1939年有122万人。前后总共有260多万人被清除出党，是1939年的正式党员159万人的1.6倍。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有270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只有3名代表对基洛夫投了反对票，但大会宣布的结果是基洛夫和斯大林各以3张反对票的结果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人提议基洛夫担任总书记，但基洛夫没有接受。斯大林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以后的几年内，出席此次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108人（占90％）被捕，其中多数人死于监禁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捕并被处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几天后，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要加快对恐怖组织案件的侦察和审理，要从重判处；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

 

1934年12月28日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将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14人，作为涉嫌暗杀者处死。不久，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全部消灭。随后，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大规模肃反运动。

 

据《米高扬回忆录》载，苏共二十大以后已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22日，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中有2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

 

1936年8月～1938年3月莫斯科陆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反苏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原党内反对派领袖被当作人民公敌处以死刑。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斯大林时期所处死的共产党员是沙皇俄国处死的布尔什维克人数的8倍。

 

在肃反中，苏联陆军遭到镇压的有36761人，海军3000余人。其中包括苏联5个元帅中3人、4名一级指挥员中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67名军团长中60人、2名海军最高指挥员（全部）、6名一级海军指挥员（全部）、15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9人、2名一级军政委（全部）、15名二级军政委（全部）、28名集团军政委中25人、97名师政委中79人、36名旅政委中35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被处决或监禁，还有一部分人被开除军籍。在1938～1940年同“人民公敌”斗争中，各军区司令员全部被撤换，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的90％、军和师一级管理人员的80％以及参谋长的90％被撤换。清洗的结果是军队高级干部素质下降，红军战斗力减弱，给苏联卫国战争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秘密协定书》。后一文件主要是确定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1939年9月～10月苏联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分别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三国被迫同意苏联在其境内驻军。次年8月，在苏联军事压力下，三国并入苏联，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39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在苏联被处以死刑。在30年代肃反中，几千名长期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和政治避难者以“托派分子”或“间谍”的罪名被处决。此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将约600名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和犹太人交给了法西斯德国。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这次大会使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达到顶峰。

 

解冻时代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1953年12月18日苏联判决贝利亚和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工作的6人死刑，从而沉重打击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秘密警察体系。

 

1956年2月14～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他还专门向大会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恶果。

 

1964年10月14日、15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为近2000万名受迫害者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下台后部分改革措施被撤销。

 

改革时代

 

1985年3月10日又一位继任苏共最高领袖仅一年多的契尔年科因病逝世，终年74岁。次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尔后苏联5次修改宪法，其主要内容是：（1）取消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确认多党制；（2）取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经济制度基础的规定，确认多种所有制形式平等发展原则；（3）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制；（4）改革国家权力机关体制，实行议会民主原则；（5）设立苏联总统、副总统职位，由苏联总统直接领导内阁，确立三权分立原则；（6）成立专门的苏联宪法监督机关——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7）取消马列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等。

 

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共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处罚。这个数字是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捷夫在一份给斯大林的秘密备忘录中提到的。受罚人数（没有包括被判处死刑者）分类统计如下：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放；4200万集体农庄庄员被吊销了国内护照，从而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更换工作和旅行的权利。

 

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

 

1988年6月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列宁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劳改营制度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认为列宁为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奠定了基础。

 

1988年6月25日　莫斯科约600人集会，要求建立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纪念碑。

 

1988年8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重申改革的政治和道义的力量源泉是“民主、公开性和责任”，认为“国家必须付清过去的旧账”，改革才能向前推进。

 

1989年1月5日苏共中央决定撤销1934年在各州成立的非司法机关“三人小组”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为受迫害者平反。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在市中心十月革命广场举行集会，向即将于次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示威。示威者的标语口号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于没有肉的香肠”、“不要专制独裁者”、“不要极权主义，要民主的俄罗斯”等。

 

1990年2月5～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建议提前召开苏共二十八大；认为苏共不应享有优越的政治条件；主张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叶利钦在发言中对准备提交二十八大的纲领草案提出10点向宪政民主方向修改的意见。

 

1990年3月12～15日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补充宪法和实行总统制的决议，修改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领导作用的条款，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

 

1990年6月16～17日“苏共民主纲领派”运动拥护者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项政治决议，规定该派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四项基本原则。

 

1990年7月2～13日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共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视为前进目标。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叶利钦在发言中称，党内应当允许各纲领派别并存，党的名称应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发布命令，要求电视广播系统独立于政党组织。

 

1990年全年在苏共1900万党员中，退党的有270万（1989年退党的只有12.5万），另有130万党员对党采取消极态度，他们不交纳党费，也不再参加党的会议（1989年采取这种态度的只有7.6万人）。两项合计，在1990年一年内，苏共力量的损失已超过1/5，基础已经动摇。

 

据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能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

 

1991年6月12日，“民主俄罗斯”总统候选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俄罗斯全国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中，以“推动激进的改革”纲领，以57.35%的高票，一举击败雷日科夫、巴卡京等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

 

1991年8月13日苏联各报公布了新的联盟条约《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正式文本。预定于8月20日第一批共和国在条约上签字。

 

三、曲径通幽，重上宪政轨道

 

风云突变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公布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名单。

 

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坦克纵队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又称“白宫”）。

 

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11点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其成员犯有国事罪，其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在“8.19”政变的非常时刻，政变当局和反政变当局都向人民发出了呼吁······

 

人心向背

 

下午1点，白宫外面就已聚集了几万名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赶来支持和保卫俄罗斯政府的人。雨后的莫斯科大街上，到处是被市民团团围住的坦克和装甲车。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叶利钦站在一辆装甲车顶部向群众发表演说的镜头。评论家说，这与七十四年之前十月革命时列宁在群众大会上挥动手臂的场面有惊人的相似。只不过二者的意义截然相反罢了。当年列宁要推动俄罗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今叶利钦则呼吁俄罗斯结束专政，重新向宪政民主迈进。

 

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柏朝拉等地区的煤矿工人决定自8月20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以响应叶利钦的号召。

 

与此相对立的保守派则采取了声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公开发表拥护声明的主要有三家——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议员团”、自由民主党及全苏退伍军人和退休人员委员会。

 

从8月20日上午开始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来的某些武装部队已宣布抗命，决不向市民开火，决不向叶利钦开火。此外还有一些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退伍军人已经得到武器，几小时内就有2500名武装人员参加到由10辆坦克和500名空降兵组成的保卫白宫的防线中来。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已有70%的地方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支持叶利钦。俄罗斯一些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呼吁通过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拒绝执行违宪命令

 

“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尖端武器的现代化部队，其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攻占白宫的命令时，知道大厦的保卫人员对“阿尔法”小组是无法抵挡的，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此举必然导致平民大流血并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不执行这个命令。”

 

“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已经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国外某些军队向平民开火的惨剧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8月21日凌晨2时，一支由十几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试图强行通过一条公共汽车路障时开了火，造成三人死亡和十余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

 

政变失败

 

8月21日拂晓，三名死难青年的热血和关于海军、空军不支持政变的消息又一次唤醒了整个莫斯科城的良知，白宫依然屹立的身姿终于压垮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们的神经，形势急转直下，政变当局开始土崩瓦解了。清晨，首先是国防部最高权力机构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小时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从莫斯科撤走一切军队，取消头天晚上开始实行的宵禁。

 

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只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闻风自杀。享寿三天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志未酬之际便夭亡了。

 

政变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随着8月20、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独立，独立浪潮很快就从波罗的海三国波及除俄罗斯之外的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

 

苏共威信扫地

 

“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合法的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无异于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8月2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反对苏共的气氛，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

 

8月23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在白宫会见俄罗斯人民代表，当他辩解说“并不是俄共全党和全体党员都参加了政变阴谋”时，台下喊：“就是俄共参与了政变”。在白宫门外，尽管有三卡车精锐警察的保卫，戈氏还是遇到了愤怒的示威群众，他们把两个口号连在一起了：

 

“审判苏共！”

 

“解散苏共！”

 

戈尔巴乔夫与几位亲密助手举行了一系列的的紧张磋商之后，到8月24日晚上才做出决定，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此外，他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正在自行崩溃中的苏联共产党又遭到一次致命打击——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并非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在于失去民心。

 

列国独立 宪政归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早的三个发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国家元首，于1991年12月8日在明斯克郊区的别洛韦日森林举行会晤，共同作出了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

 

1991年12月 12日俄罗斯议会批准了《别洛韦日协定》，只有两人投了反对票，其他所有人民代表，包括共产党议员，都对协议投了赞成票。在白俄罗斯，只有担任国家总统的卢卡申科对协定投了反对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早在《别洛韦日协定》签署后第二天就召开会议，履行了对解散苏联的协定的批准程序，几乎没有争议。

 

1991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书》，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等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不同寻常的圣诞夜，1991年12月25日 19时，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点38分，印有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在暮色苍茫中从克里姆林宫上黯然降下；13分钟后，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徐徐升起。这天，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还差5天。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履行了苏联停止存在的法律手续。联盟院通过了终止苏联存在的声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恢复其原有的独立地位。

 

1992年4月21日第六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对197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第七次修改补充。

 

1993年6月5日叶利钦总统召集由各联邦主体、各社会联合组织代表等700余人参加的制宪会议，企图撇开议会制宪。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坚决反对。后来，双方达成妥协。制宪会议拟定出以“总统方案”为基础，考虑到“议会草案”的意见，基本上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三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

 

1993年11月10日叶利钦总统抓住时机公布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四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从此结束了1991年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以总统和议长为首的两方，围绕未来宪法是否确认总统制而进行的长达两年的斗争。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即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

 

1993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宪法》是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和总统制。

﹡ ﹡ ﹡

 

经过近一个世纪漫长曲折的弯路（斗争），走过了专政推翻宪政，再到结束专政、恢复宪政的大弯路，俄罗斯终于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重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轨道。

 

然而，发生巨变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

 

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尽管国情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在数年之内陆陆续续都建立起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标志的宪政体制，同时都在宪法中取消专政条款，都实行总统制，都实行议会直选等等。如此惊人的一致，却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宪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是吗？

 

注：粗黑楷体字部分为《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发表时所删。

曹思源献辞：

迎虎年

——圣诞新年致网友，恭候回诗

牵牛转身再跨虎，

亿万神州多丈夫。

负重攀岩追日去，

九曲之后见新图。

 

曹思源接受《法人》杂志记者马丽的独家专访

 

企业破产没有法内障碍，有的是法外障碍

 

　 2008年是金融危机最为肆意汹涌的一年，也是被寄予厚望的新《破产法》完整施行的第一个年头，这两个条件几乎铁定了2008年破产立案的数据要比2007年有大幅上升。但是根据北京思源事务所下属的中国唯一的破产数据库报出的最新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破产案件立案数为2955件，这个数字比2007年还下降252件，降幅为8%。

 

　　这是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数据，保守地估计，2008年中国至少有10万家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大潮中黯然倒下，为什么只有区区2955家企业走上了破产程序？谁剥夺了企业破产的权利？《破产法》（试行）主笔起草人、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曹思源接受了《法人》记者独家专访，为我们解读中国“倒闭容易、破产难”的怪异现象。

 

　　曹思源认为，企业破产没有法内障碍，有的是法外障碍。这种障碍一方面来自于政府、法院这两个官方系统，另一方面来自于企业主要债权人银行。

 

　　官方障碍

 

　　破产难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并非金融危机时期特有的现象。根据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破产数据库制作的“中国企业破产立案统计图”，中国近20年来每年破产数目自2001年达到8939件的顶峰后，呈快速下降趋势。2007年新《破产法》的正式施行并没有让破产数字产生较大变化，反倒2008年的破产数字比2007年又有所下滑。

 

　　曹思源指出，破产数字向上升是正常，但是也没有达到很高点，只是原来太低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积压了多年的破产案件在2001年达到高峰，这可算是正常点了，但是此后又开始人为打压，所以中国企业破产数据才会在2001年之后剧烈下降。

 

　　从政府来说，在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眼里，破产不是光彩的事情，有损于政府政绩提升，所以害怕破产、不敢破产。在金融危机这个特殊时期，各级政府又背上了就业压力包袱，不少地方政府甚至采取强制措施阻碍企业破产。据《法人》记者了解，在珠江三角洲等制造业集中的区域，确实存在这种问题。

 

　　从法院角度说，法院的审判资源有限，人力、物力都不够，而企业破产耗时又比较长，根据曹思源的统计，最快的也要半年，慢的要十年八年。从法院本位的角度看，工作量太大，法院没有破产立案的积极性，政府不支持立案正中法院下怀。

 

　　“不愿意让企业破产是颠倒的政绩观。”曹思源指出，这种颠倒的政绩观无益于债务人、债权人、职工，最终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将大部分倒闭企业拒之破产门外，这是逼着企业主卷款潜逃，留下没有清理的债权债务关系和更多的失业人口。

 

　　“敢于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经济是光荣是先进，而害怕破产、不敢破产是原始是落后。”曹思源感叹，“破产制度已经在新中国发展了二十年，但是很多官员依旧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并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银行障碍

 

　　除政府和法院外，阻碍企业申请破产的还有银行。曹思源认为，“这是阻碍企业申请破产的最重要的法外障碍。”但是破产的目的之一就要保护债权人的债权，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有理由阻碍企业破产吗？而且银行有这个权力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一切缘于国务院的两个通知：《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1994年，下称《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1997年，下称《补充通知》）。曹思源告诉《法人》记者，根据这两个通知，企业破产财产要优先用于职工安置费用，实际上等于用债权人的钱来安置职工。这就让银行对于企业破产老大不乐意。

 

　　两个通知不但给了银行阻止企业破产的理由，而且赋予了银行阻碍企业破产的权利，《补充通知》规定：“试点城市协调小组制订企业破产预案后，方可进入破产程序，并报省、区、市协调小组备案。主要债权银行对企业破产预案有异议的，须提请省、区、市协调小组决定，同时将情况报全国领导小组备案。经省、区、市协调小组协调仍不能形成决议的，报全国领导小组决定。”这实际规定了企业要获得银行的点头同意才能破产。

 

　　曹思源指出，政府想用破产财产优先安置职工的用心是好的，但是存在逻辑性问题。企业没有破产时创造了很多利润，都交给了政府，企业一旦破产了，其职工安置问题应该由政府救济，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还让银行把已经大幅缩水的债权拿出来优先安置职工，这是没道理的，这个逻辑相当于“欠了人家的钱还找人家要饭吃”。

 

　　银行对两个通知的安排是一肚子气却不敢反驳。但是银行也是不甘愿当这个冤大头，所以才争取到了对企业破产点头同意的权利。银行争取到这个权利也很简单，就是向国务院反映一下，很多企业并不是真的破产，而是假破产，真逃债。国务院有关领导人一听果然很震惊，于是赋予了银行监督企业破产的权利。这可算是《补充通知》出台的花絮。

 

　　但是曹思源指出，让银行监督企业破产又出现了一个逻辑问题。银行是利益一方，由银行行使企业破产立案否决权，显然有失客观，这个否决权的行使应该交由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

 

　　“既然破产那么难，而且按照破产程序财产都要交给清算组，企业主一个子儿落不了，干脆带着钱跑得了。”曹思源告诉《法人》记者，问题的源头是政府要优先安置工人，问题的结果是工人得不到钱，老板逃跑了，结果与愿望相反。

 

　　新破产法的遗憾

 

　　上述两个通知实际上规定了一套与破产法基本原则不同的政策性破产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与依法破产构成两个不同的破产法实施体系。如果依法破产，职工安置费用是由失业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险基金支付，或由各级政府承担。

 

　　因此上述规定一出台即饱受争议，被指责存在违背破产法基本原则、损害债权人利益、违反担保法等问题，在新破产法立法中引起一些立法者尤其是债权人方面的强烈反对，坚决主张废除。

 

　　但是遗憾的是新破产法并没有废除上述两个通知，而是规定“在本法施行前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和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的特殊事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而且曹思源告诉《法人》记者，上述两个通知虽然适用于政策性破产的国有企业，但是实践中规模较大、银行贷款较多的其他企业破产也都参照该文件精神。

 

　　曹思源还指出，目前世界上破产法多数都规定了法院可以依职权宣告企业破产，如果法院发现某个问题企业亏损得厉害，发不出工资来了，法院就可以依职权宣告该企业破产。而我们新破产法没有这一条，这可算是新法美中不足的一点。如果《破产法》增加这一条，发生在广东、浙江等地的企业主卷资逃跑事件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但是主动发现企业破产迹象对法院来说是不是一个难题？如果法院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即使规定法院依职权宣告企业破产的权利也无法实际发挥作用。曹思源认为这不是一个难题，“发现企业破产苗头并不难，一个企业要逃债的时候，有很多蛛丝马迹可循，如发不出工资、半夜把物资运出去等，也会有人向法院报告。”

 

　　除了法院依职权宣告破产外，曹思源认为，没有规定个人破产和地方政府破产制度也是新破产法的重大遗憾。

 

　　如果破产法不是受到这么大的障碍，应该说100个企业倒闭就应该有100个企业破产被法院立案，一个不让逃，或者说逃的只是极个别例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10万个企业倒闭，只有不到 3000个企业可以走上破产程序。曹思源指出，这与破产法律公布后没有进行有效地普及和宣传有关，今后要破除阻碍企业破产的这些法外障碍，一定要加强对《破产法》的普及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