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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周作人，还未发声，自己就觉得酸了，可这满腔的喜爱之情总要个地方抒发下。读了鲁迅先生十几年，从没动过买全集的心思，今年初从图书馆借来舒芜编的周作人集（全四本），一读，就自溺其中，可惜这套版本是把文章打散按编者的意图给个主题从新集合而成，且不说年岁不同心境不同，单就文章本身来讲又岂是一个主题所能涵盖。可能自己是极端，总觉对喜爱的人，随便买本选集，看得七零八落，是对作者的不敬。

自己此时读周作人，可谓恰到好处。早几年的那个热血青年恐怕无法体会他文章里的淡雅与苦味，无法接受不“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的态度，更不用提他“附逆”一事。那现在的我大概是老了吧，愿意把对人生的体味铺摊开来，细细咀嚼。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不汲汲于生，亦不汲汲于死，那”仙人掌似的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的路“。

自己很落后的刚知道oasis中国演唱会取消了，在门票已经卖了好一阵的情况下。虽然原本也没有去的打算，四五百的门票觉得心疼，但oasis也能被和 谐，实在挺有意思，oasis什么时候政治了，恕我寡闻，还一直当靡靡之音听着。据说是主唱参加过支持藏独的演唱会，遗憾的是radiohead与我党也 不共戴天。同样的，我们在电影院永远也见不到布拉德皮特，估计现在又多了乔治布鲁尼。
爱国青年们一直抱怨外媒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可把一场演出与危害国家主权活动联系到一起，对待艺人与政客，也能一视同仁，这还怎么指望别人对一个充满“政 治正确”的国家做出多么正确的评价。想想当年比约克再怎么喊，台下不过万人，结果劳烦文化部与外交部，弄成了个严重事件。其实，你让我见了真人，听了歌， 我觉得生活的挺满足，还冒出点幸福感，有些不可忍受保不齐就能忍了。
网上搜oasis演唱会还出来个“你不让我听oasis，我就给你办二十周年纪念”，底下还有人问二十周年什么意思，有人立马热心解答，你看看，一不小心还普及了一下真相。
开放的中国裹着一大块遮羞布，小心，给你掀了。

二楼一家前脚搬走，基本一刻没歇，叮叮咚咚的声音就开始了。感叹自己运气真不好，自从搬来，楼上楼下装修都碰上不说，隔层的工程也开始了。这种90年代的老房，装修起来格外费劲，周期长不说，需要电钻的地方还贼多，而自己平时又多在家，烦起来，不禁恶恶的想，这不朝阳的破房就装成宫殿也不好住。不过说完恶话，接着便叹气，又有几个真能在北京能买得起朝阳二居室地铁旁的新房。

说实在，那些把父母养老钱都掏出来的，或者一个月为了房贷不敢消费的，理解，但不认同。成家立业，何时变成了买房产，似乎不买，便连其他事也做不成。买这70年产权的高价房（甚至有40年产权的），明知被宰，不说心甘情愿，也无可奈何。殊不知这世上，哪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力所能及，才是最佳状态。
   我的愿望，是能租套晒的到太阳的房，就算没这缘，也无所，北京夏天悠长，背阴优势明显，再者，“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嘛。

昨日看到的还是坊间流传，今日《东方早报》的新闻已经出来了，而且不是一年，是两年。

贺卫方今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两年

贺老师与友人送别时说争取做个边塞诗人，看得我心里真是苦楚，似乎这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只能于自我幽默中化解。说”流放“未免太悲凉，有网络，有现代化的交通，总比古人多了些便利。

送给贺老师刘禹锡的这首《浪淘沙》， 借以自勉。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逐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官员回应灾区学校豆腐渣质疑 称地震才是主因

早春三月是全国代表集体舔屁股的时候，每年也总有几个能把全国人民都添恶心。本以为今年最雷的也就是倪萍大婶的山寨了，结果今一看新闻，果然是没有最雷，只有更雷， 上海代表建议恢复大学五年制教育 第一年专搞军训 。人大代表为人民的苦心真是溢于言表“大学生第一年搞军训起码有三个好处，首先军训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一个好的平台，是素质教育最好的场所，美国、新加坡都是这样搞的，别人能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其次，有利于现代化国防的建设，今天是现代化的战争，科技含量很高的战争，如果没有大量高中以上知识水平的士兵，打起仗来是要吃大亏的。最后，5年制可以缓和一年就业”。

这么有好处的事情索性就做的干脆点，恢复青年上山下乡，把荷尔蒙分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省得泛滥自由主义、天天搞低俗，鼓励青年扎根农村，省得回来抢工作岗位，必要时候采取屯田制，农闲时间大练兵，使广大青年成为锄地是把好手，拿枪是把高手，听党话，跟党走的当代四有新人。

http://www.infzm.com/content/24650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9期 P34-35

记者 杨潇

记者和作家间，何伟（Peter Hessler）似乎更像后者。他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修习英语文学。

1991年，他还是大四学生时，就申请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何伟通过了面试，“和平队”计划将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来挺乐意去那里的，但随后得到了牛津的奖学金，学费和生活费全免，于是我收回了申请。”1995年再次提出申请时，有两件事情已经很不同：他经历了一次欧亚大陆旅行，对亚洲有了格外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队”开始在中国设立项目。于是他没去非洲，来了中国，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伟在涪陵度过了两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书并由此开启了写作生涯。他为《纽约客》、《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这样的美国顶尖杂志撰稿。有人评价说，“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国的地气

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在此之前我对亚洲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别提中国了。但是我想从东方回家，从英国一路搭乘火车经过俄罗斯，穿越西伯利亚。老实说，当时来中国的惟一理由就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是北京。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最多一两周罢了。

结果俄罗斯让我有点失望。当时它的经济很糟，看起来这个国家已经被击倒了，在莫斯科，人们排了长长的队伍只为换取外币然后买些吃的。然后我到了中国，立刻发现这个国家的不同。你可以触摸到它的活力。尽管那时我只是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老外，但我能感觉到，这里人人都很务实聪明，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时会有古怪反应。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向外界开放的国度。我意识到这些值得探寻，于是把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在这里生活。

我申请那会儿，“和平队”的成员被派驻到四川的小城市。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去过北京和上海，知道那样的城市有很多外国人，会让我难以自觉地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选择，当时这是“和平队”最远的一个派驻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我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教书并学会够用的中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慢慢有了写作的自信，最后，我觉得我能动笔写这个地方了。

当你是一个驻华记者时，你和当地生活总是有隔膜的，你的“单位”是一本外国杂志，你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我想这是传统记者体制的一个短腿，记者和他所报道的对象之间经常存在巨大的鸿沟。很多外国记者并没有进入过一个中国单位和中国人共事过。我觉得我在涪陵的岁月对我的写作有着难以想象的重要影响，虽然我已经离开它有10年了。这段经历让我更接中国的地气，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国的大部分方式，我觉得自己在写作时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投入感情。

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

我在涪陵度过了两年，从1996年到1998年。后来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重返小城市或者农村去找选题。我在北京写作，但几乎不写北京。

我惟一没去过的省份是海南，我也从没去过苏州杭州。事实上，我在江浙待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浙江南部，但居然从没去过苏杭。当然，我的出行计划不是为旅游安排的。我喜欢去那些能够激发我记者兴趣的地方，所以我在温州和深圳花了大量时间，当然也包括北方农业省份。

我会去那些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地方，有时候会被拘留，不过这些经历通常都带有喜剧色彩——当地警方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所以罚一笔小钱就让我走人了事。那些警察给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不希望为当地发生的任何不良事情负责，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所以如果你向他们保证你不捣乱，基本就没事了。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和警察打交道要容易些，中国人很容易就被警察吓住了。

我很难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这很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关注历史、国际的观点，有时过于看重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强加到与之打交道的外国人身上，这让你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我倒觉得自己更容易被工农大众接受。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这是我喜欢他们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的。但我又必须说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真难。糟糕的历史，复杂的政治，教育制度也不鼓励独立的思考者。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间的确有一条鸿沟。有时候我会吃惊：为什么当代中国小说会有这么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图腾》，这本书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和中国的现状隔得很远。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那段时间，社会变化剧烈，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战争的伤痛被抛下，美国当时的作家们试图抓住社会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德莱塞，看到了克莱恩，也看到了杰克•伦敦。他们在各个层面关注这个社会。我希望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国，但好像情况并非如此。也许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中国的小说家关注民工吗？好像不。但如果他们想要抓住当下最重要的故事，他们应该关注。

政治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美国人通常都对中国抱有相当政治化的看法，觉得这是个被严密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这里的人民都是被压迫者。而一旦他们真的来了中国，又会大吃一惊而后态度大转弯。其实中国是一个闹哄哄的国家，多数中国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这是中国动力的来源。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尚未看到中国有足够多的行动，也没看到像样的草根民主。当然，现在有一些抗议活动，但基本上他们只是在抱怨个人得失。他们应该想想更大的问题。不过这需要时间，尤其在一个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的国度。这也要求中国教育体系的变革，我感觉中国的学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励创造性和个人主义。

我相信中国需要政治变革，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的责任，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们得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接触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时，我也不觉得那些批评中国的外国人有任何问题。在美国我们也批评美国政府，所以美国人如果觉得中国人有问题，自然就要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并能够接受这一点。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被他们的文化所困扰，但这种困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他们觉得外来者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一旦他们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他们以为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仰慕美国文化的，以为人人都需要美国产品、美国思想、美国民主。美国人遭受创伤时的反应和中国人很不一样，看看“9•11”吧，美国人的反应是想要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中美之间时不时会关系紧张，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控的。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务实的阶段，所以它的行为都是可预测的。而且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不过，两国都太民族主义了。我一直很不喜欢美国的爱国主义，既单调又无脑。中国的情况也很有趣。我没办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对国家有那样的感情。看来我仍然是个人主义者。

在中国讨论伦理问题是困难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体主义这个国家会更加健康。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它还会让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并不太多见。

中国现行体制某种意义上是很有效的，“关系”得到广泛承认，行贿日趋“规范”，在很多方面，它运行良好。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个无需改变的体制。我必须再说一遍，这也是中国人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这种腐败却运行有效的体制很满意（也算一种“务实”），问题在于，他们什么时候才想要一个公正的体制呢？

这部片子的真实版本，每天都还在中国上映。只是，朱莉最后说的那个”hope”,我现在，说不出来。惩恶扬善的前提，可以说是完善的司法体系，但归根结底是自由的表达权。一位牧师，可以在电台节目中批评执法者而不会被当局取缔；堂堂警察局长要费尽心思应付媒体更不要说老百姓聚众在法院门口，对着警察说“shame on you”。的确，1928年的美国执法者，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喜欢精神病医院，看起来和现在的中国多么相似，可是那著名的第一修正案，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它保障的不仅仅是自己说话的权利，还有最大限度的他人帮你说话的权利。

刚才看刘晓原律师的博客，说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有职业的、爱发牢骚的高级流民”，我苦笑，想起李零一句话“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犬”。

其实心里存着希望，哪怕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中国计划举行重大阅兵式和其他一系列活动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一些人权团体和学者则在施加压力，要政府再采取一项行动：特赦监狱犯人。

据中文媒体报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法律专家高铭暄最近向政府建议，在今年10月1日前后通过特赦释放一批普通犯人。

高铭暄说，他是在与政府官员讨论国庆60周年“纪念活动”时产生这个想法的。他认为这一行动能够增加喜庆气氛，激发其他犯人在狱中好好表现，并为量刑不当的犯人提供减刑。高铭暄说，今年是做这件事的适当时机。

中国宪法允许政府实施特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实施过7次特赦，且都是几十年前进行的。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毛泽东主政的中国政府首次实施了庆祝性特赦，涉及数万名在押犯人，其中包括曾在国民党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担任公职的政治犯和战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便是此次特赦的一个著名受益人。他在监狱服刑10年后于53岁时被特赦，此后成为了北京的一名园丁。

人权团体和中国学者去年就呼吁，为庆祝北京奥运会，应释放一批犯人或缩短他们的刑期。一批律师一直要求在处罚罪行严重者时慎用死刑。上个月，一名在湖北省杀死8人的男子要求获得宽大处理，理由是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他现在正就对他的死刑判决提出上诉。

去年，几千名中国记者、律师和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特赦杨佳。杨佳是一名年青男子，他持刀闯入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杀死了6名警员。支持杨佳的人要求撤销他的死刑，他们还对法庭审理过程的透明性提出了质疑。杨佳已于去年11月被执行死刑。（相关中文媒体报导）

高铭暄说，只有服完大部分刑期且在狱中表现出色的犯人才有资格获得特赦。他说自己还没有与政府官员讨论过有关特赦的任何细节。

即便如此，这一想法已经招致了批评。山东政法学院法学教授李克杰在《北京青年报》上撰文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形势不适于实行特赦。他的理由是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社会不稳定有可能加剧。

中文媒体引述的一项非学术性网上调查显示，在约2万名受访者中约80%的人反对特赦这一概念。而在腾讯网(QQ.com)进行的一项规模较小的调查中，支持特赦者的比例要高得多，达到了51%。

不过，位于美国的人权团体对话基金会(Dui Hua Foundation)正在鼓励中国政府此次尝试一下特赦。该团体在其最新一期简报中说，从许多方面说，10月1日是中国政府向国人展示其最好一面的机会。

http://chinese.wsj.com/gb/20090223/chj124911.asp?source=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