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gdong

P：历史从哪里开始？
D：历史从心灵秩序注入社会秩序那一刻开始。
P：那，注入之前，心灵世界发生了什么情况？
D：那不是历史，那是史诗。

P：社会秩序不是靠社会契约来保障的吗？良好的社会契约才是新纪元的曙光吧？
D：家庭的温暖是由个人柔情注入的。若没有这种持续注入，再完美的家庭伦理也将是一具空壳。对吧？
P：然。
D：在家庭层面千真万确的事，放到社会层面亦然。
P：这个……
D：在社会秩序的治理方面，大多数人抱持一蹴而就的心态。实际上，我们无法把理性经验转化成“集体理智”让大家去服从。社会秩序可以是个人经验象征化注入秩序的结果，却不可以靠所谓的集体理智来传承。治理社会失序没有一劳永逸，只有靠心灵秩序不断浇灌。
P：这个……不给力呀~
D：新纪元的曙光要从心灵世界中求。大多数人日常绝少观照这一块，对自身意识的残碎境况缺少认识，无法获得力量，因此看不到新纪元的曙光。

P：我习惯于响应“集体理智”的号召，就像集结号，令人振奋。那多给力呀~
D：还记得祠堂宗族的秩序么？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衣锦还乡门当户对。那些祖训胜过注射鸡血，足以让你我热泪狂飙吧。你我意识不到，那字里行间写满的都是吃人吃人。
P：哪有？
D：拿门当户对来说。儿女私情必须服从宗族利益。把个人感情吸食一空，然后注入对宗族的责任。洗脑成功。
P：科技发达了，人不用这么憋屈。直接植入芯片，活人大变僵尸。
D：宗族对小家庭的盘剥集中体现为女性沦为第二性，因为母亲是小家庭的守望者，而小家庭必须服从宗族发展的要求。
P：嗯。小说和电影里高潮的一幕就是冲进祠堂砸列祖列宗的牌位。推倒。
D：在宗族层面千真万确的事，放到社会层面亦然。
P：一大波僵尸正在靠近。

D：罗斯巴德说过：关于人类行动，首先被认识到的真理是，行动只能由个人“实施者”来完成。只有个人具有目的，并能付诸行动来达到目的。并不存在所谓“团体”、 “集体”或者“国家”的目的和行动，因其不能由三教九流的人各自行动所产生。在成员的个人行动之外，“社会”与“团体”不能独立存在。因此，所谓“政府行动”无非是一种隐喻，事实是， 一些人与其他人处于某种（政治）关系中，并以被他们自己和其他人认可为“政府的”方式在行动。
P：这个跟先前的“社会秩序可以是个人经验象征化注入秩序的结果，却不可以靠所谓的集体理智来传承”意思相近。
D：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P：古人讲，“人心向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D：当人心朝向某种人造体系，那体系会因此而富有朝气。反之，当人心背离，那体系会因此而没落。不过，如若人的意识本身不健全，那种向背有何意义呢？所以关键不在于人心向背，而在于意识健全与否。
P：是哦，我们可以通过植入芯片来塑造并控制人心，以打造不覆之舟。
D：社会秩序的问题是解决了。人却变成了僵尸。

P：历史是没法看了，所以你要深入到所谓的史诗层面？
D：是的。必须时时对自己的意识健全境况进行评估，以维持良好的心灵秩序，并由此获得行动的力量。
P：人为设计的社会秩序往往是是精妙无比，逻辑上难以驳倒的。
D：不错。人造体系的逻辑始点几乎是它们唯一的死穴。例如他们把“人道德自律无能”作为立论的前提，进而得出创设“道德他律”体系，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P：是的。当你质疑道德他律的种种负面影响时，他们会反问你要不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你只好哑口无言。
D：是的。他们决不会追问道德自律无能的原因，也决不会考察自律无能的轻重程度。
P：原因何在？又如何去考察呢？

D：人造体系的创设完全依赖语言意识。人的语言意识因此得以长足进化或异化。这种异化正在破坏人意识的完整性，毕竟语言意识只是完整意识的一个部分，你不能用语言意识去取代完整意识，也不能将语言意识凌驾于完整意识之上。
P：那又如何？
D：“为了心安而理得”这一现象随处可见的。不过，在年迈而旧式脑筋的父母面前，你可以占尽天下所有的道理，你又如何能心安？！
P：俗话说“情侣间冷暖自知”，看来这个冷暖真的跟语言意识无关呢。那如何获得完整的意识呢？
D：弱化语言意识。祛除这层噪音干扰后，其它非语言意识会因着知觉浮现出来。
P：那是什么？
D：我猜，是奇迹、是爱，是另一片天地，是进入更深远的门径。
P：好了。打住吧。再说下去就是噪音了。

（一）
在社会秩序的治理方面，个人无法把理性经验转化成“集体理智”让其他人去服从。社会秩序可以是个人经验象征化注入秩序的结果，却不可以靠所谓的集体理智来传承。治理社会失序没有一劳永逸，只有靠心灵秩序不断浇灌。

（二）
自由秩序有利于心灵秩序（理性经验）注入社会秩序。而特权秩序对心灵秩序注入社会秩序只能起到阻止作用，是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

自由秩序之下的境况是极为简单的。只有特权秩序之下才需要精妙的设计，而这些精妙皆是腐朽的。在自由秩序极简系统中，人的意识完整健全。反之，在特权秩序精妙的体系中，人的意识都是些碎片，是造成心灵失序的根源。

（三）
特权秩序端赖语言去设计和维系，而自由秩序不存在对语言的过分依赖。人造体系中的意识是端赖语言的，而在自然系统中，语言仅仅是人的意识的一小部分。人造体系让人的意识养成了依赖语言的习惯，让自身意识总是处于碎片状态，无法形成完整的意识。甚至进而认定，语言部分的意识凌驾于完整意识本身之上。例如，“为了心安而理得”这种常见的情形。

左脑的语言功能区和非语言功能区，右脑，以及人的整个身心都参与意识的形成，这样的意识才可能是健全的。语言的过分突出，是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噪音。它破坏了意识的完整性，令意识残缺不全。

（四）
摆脱语言对意识的困扰，可以从恢复自由秩序入手。与特权秩序决裂，个人只要勇于放弃特权秩序带给自己的一点好处，就能减低特权秩序给自己造成的更大伤害，以及自身被特权秩序裹挟着给其他人造成的伤害。

（五）
语言功能是人类的天赋。自由秩序并不等同于自然秩序，暴力与欺诈于社会秩序是不正当的，以暴制暴同样不是解决之道。自由秩序所之下的人造建构，语言将扮演恰当而不是过分的角色，这有助于个人把经验理性注入社会秩序。宽容的环境也有助于人类心灵秩序的健全。

（补记）
意识要足够完整，个人才能沉思、能觉悟，能深爱、能得正见、能见自性，能道德自律。当个人破碎的意识无法形成足够完整的意识，个人便无法沉思、无法觉悟，爱无能，无缘正见，不见自性，做不到道德自律。

本文的立意上自由秩序对社会秩序的致重致要。自由秩序或许并不必然带来健全意识，但为健全意识的展现提供了充分的外部环境，这是良性循环不可或缺的一环。

欢迎使用 德赛公园。

当看到涓露浸润，我便急于把洪流奉献给你了。来不及逃离的你的心，从此沟壑创楚。

———————————–

既往之旅，在于克服‘在我的当下生存中对心灵秩序之起源、开端和根基的’遗忘。

我猜想，无思无虑之下，脑筋自然搭线，人的心智得到丰足的发育。只不过绝大部分发育不是脑皮层里能意识到的、不是说得出来的。心智的一端是人性中内禀的生杀予夺的可能性的牵扯，另一端是植根于自然根基的超越性的非意识吸引。当人执着于内禀可能性时，他/她必须牢牢抓紧超越性才不至于沉沦，而他/她意识层面的超越性很可能植根于人造根基。同时，人造根基又形成对自然根基的遮蔽，沉沦便从意识层面蔓延到非意识层面，给心智带来难以修复的创伤。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化与感化他人，既无益于己，亦无益于人，并且达不到好的效果。简单的原因是：自己的脑筋怎么搭线，很大部分和起决定作用的（比如潜意识）是小时候的被灌输的，只能认了。自己改变自己脑里的搭线都特别难，就别提去改变别人的了。因此持有使别人受到感化的想法和愿望，往往会让自己失望。当你有想感化他人的意识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对方有家长式的“望子成龙”的期待，形成对对方的压力，带来后续的问题。个人管好自己的脑搭线，或许有表率作用。但别人怎样看待你的表率作用、愿不愿意共同参与，那是别人的事情。尊重别人的意愿和决定，不也是尊重人权吗？！

如果说非意识与意识之间存在动态衔接的可能性，并且这种衔接总是稍纵即逝，那么隐微与显白的契合需要机缘。点到为止也是这层意思。机缘一过则不可继续显白，那样会迷糊。寂静与沉思当为健康生存之常态。显白亦如涓露，浸润心灵的裂痕。好显白则如同洪流，将裂痕冲刷成无法修复的沟壑。

在好显白的人那里，逻辑是一种套路，它的潜台词是，套路没有问题，我这样做就没有问题。但他始终回避直指自身。由上我们可知，他自身往往正是问题之所在。或者说，更多问题的产生，源自我们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源自问题本身。生杀予夺造就了种种局势。把同样一个人放入不同的局势中，别人看他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这种变化无常的局势往往被作为逻辑的始点。即便自洽的逻辑也往往得出反复无常的结论。

2010年，是我观照心灵的元年。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也有太多的无奈，靠默默祈祷释怀。在此，我送上聂鲁达的诗歌，感谢心岳、小文、钰涵、Succi、心下、一一，以及时代精神运动和剩态度的朋友们。

我喜欢你默默无语，就像你不在这里，
而是远远地在听，我的声音触不到你。
就像你的目光已经游离而去，
如同一个吻，封堵你的嘴唇。

就像万物充满我的灵魂，
你从万物中浮现，充满我的灵魂。
你就像我的灵魂，一如梦中的蝴蝶，
你如同忧郁这个词。

我喜欢你默默无语，就像你已远去，
你像是在轻叹，一如鸽子在呢喃的蝴蝶啊。
只是远远地在听，我的声音触不到你，
让我在你的寂默中安宁无声。

且让我籍着你的寂默与你说，
你那明若剪烛、简若指环的寂默。
你如同黑夜，拥有无边的沉寂与繁星，
你的寂默如同星星的寂默，辽远而真切。

我喜欢你默默无语，就像你不在这里，
辽远而悲戚，一如你已死去。
彼时，一个字，一个微笑，足矣。
此刻我觉得幸福，好在这一切尚只是假如。

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17112

发布日期：2005/1/13 来源：[Cenet论坛] 

Peter Boettke，秋风译

导言
　　毫无疑问，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不管是从学术上还是组织上，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Israel M. Kirzner。Kirzner深刻的学识、通情达理的态度及献身真理的精神，成为指导青年奥地利学派学人进入学术市场的路标，而这个市场经常对其观念持有敌意。他运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召开了几次关于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研讨会，并组织出版了一些现代奥地利学派发展中最重要的著作。如果说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奥地利学派1950年和60年代的“教父”的话，那么很显然Israel Kirzner就是1980年代的教父。
　　知识背景与发展
　　Kirzner于1930年出生在英格兰，1940年随家人迁居南非，1947年进入开普敦大学，不过在最后一学年迁居美国。Kirzner 1954年从Brooklyn学院毕业后，决定攻读商业硕士学位，潜心学习会计，1955年获得了纽约大学MBA学位。学完MBA课程后，Kirzner偶尔遇到了米塞斯，他当即决定放弃会计专业而决心成为一名学院经济学家。Kirzner在米塞斯指导下写作学位论文，1957年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时他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聘书，在那儿任教至今。
　　米塞斯与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
　　Kirzner的第一本著作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Sheed and Ward, Inc., 1976[1960])是博士论文的扩充，探讨了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着重探讨经济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所蕴涵的含义。本书最重要的章节是试图详细阐述从韦伯（Max Weber）到米塞斯之间人类行为学思想发展的历程。Kirzner的分析之关键是Lionel Robbins和米塞斯对韦伯洞见的发展之间的差异。.
　　Robbins也许是关于经济学定义的最有影响的学者，他给经济学下的标准定义，每个人都能在大学的基础教科书中读到：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稀缺手段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的配置。韦伯把经济学分析局限于讨论理性行为也即根据目标和手段来计划行动。Robbins提出的有效利用问题（economizing problem）是集中于研究工具理性的一种必然产物。(参见，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Macmillan, 1952[1932]).
　　米塞斯则批评韦伯这种对行为的狭隘观点，而试图把经济学的范围扩展到讨论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的含义(参见《经济学中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Econom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1[1933])。在米塞斯看来，与理性行为相对的并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无为（non-action）。经济性行为仅仅是经济分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Kirzner指出，区分Robbins和米塞斯在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理论上的不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米塞斯在经济理论不同领域所作出的独特的贡献，都是其对经济科学的性质的人类行为学看法之连贯性发展的结果。“如果说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们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是在米塞斯手里才形成体系的，那是因为米塞斯领会了经济学所具有的人类行为学特征，并将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加诸于经济学陈述之中，从而创造出了这种系统性的融合。”(Kirzner,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p. 160).
　　经济学作为人类行为学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必须从反思人类行为的本质开始。“目的意图并不仅仅是某种需要‘予以考虑’的东西，而是理解人类行为概念的唯一的基础。”(同上，p. 165)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边际效用、机会成本概念及供需法则，都来自对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之思考。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套可以检验的假说，而是一整套有助于我们解读经验世界的概念工具。
　　比如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人们可以对一个人把纸放到箱子里的行为作出“科学的”解释。每天下午三点半，科学家们都观察到一个男人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把纸放进位于这些房子前面的箱子里，人们可以据此提出一种可以检验的假说，并作出“预期”，“三点半这位男人将把纸放进位于各家各户门前大街上的箱子中”，然后科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观察所得的数据来“检验”他的假说，就在这一瞬间，假说就可以被推翻或验证。而人类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样的科学解释实际上漏掉了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正在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就指出，实证主义毋宁说对自然科学如何运转这一问题的看法是过于天真了，更不要说人类科学了，参见Michael Polany, Personal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1958]); 及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1962]).
　　人类科学家能够为所讨论的现象赋予目的。事实上，如果他想使正在研究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他就必须探寻相应的人的目的。由此我们才能明白，那些纸并不是无缘无故被放进箱子里的，而是一位邮递员在向人们投递信件。实际上，人类科学家必须依赖关于其他人之理想类型的知识。
　　我们了解某些人，是因为我们天天跟他面对面地打交道，比如朋友、家人、同事。有些人我们则是通过他们履行的职责或我们所持的信仰而有所了解的，比如邮递员、警察、自由至上主义者等等。而绝大多数人我们只能笼统地知道他们是“人”，也即能够自由地选择和通过安排及重新安排自己的手段以追求自己目标的某种存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有目的的行为，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这种知识，即“从内部所获得的知识”乃是人类科学所独具的，如果企图清除这种独特性而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输入到社会科学创造什么“社会物理学”，那绝对是场灾难。科学家们忘记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清除神人同性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当然是可欲的，而从人类现象的研究中清除人及其目的与计划，则是完全不可欲的。这样的尝试必将导致人类科学的机械与人同行同性论（mechanamorphism），也就是说，把创造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机械行为，如此一来，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机器人的行为，而非人的行为。
　　机制、市场与政策
　　米塞斯常常强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对于现实政策有深刻的意义。Kirzner 指出：
　　米塞斯把拒绝经济学的论调看作是对自由社会和西方文明的令人忧心的威胁。正是经济学证明了不受妨碍的市场社会的优越性，这些论证的有效性恰恰是建立在对于人类行为的洞见之上的，而实证主义思想则把这些洞见视为毫无意义的废话。激励米塞斯勇敢而坚定地驳斥那种不问人类目的性的经济学的，不仅仅是科学家追求真理的激情，毋宁是出于维护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深刻情怀。(参见”Forward,” in Ludwig von Mises, The Ultimat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Inc., 1978[1962]), p. vii, emphasis added).
　　Kirzner证明了从Robbins的经济学定义发展到今日一般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最大化范式，只需一小步。而集中探讨给定约束下的最大化，形成了关于市场的机械论观点，这种观点严重扭曲了人们对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的理解，作为一种制定政策的工具也是不可欲的。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无效的及政府干预的可欲性的观点就与机械地理解市场现象有密切的关系。
　　Kirznerin一贯坚持米塞斯的洞见，坚定地抵制机械论的市场观。他不断地指出，经济学家的眼光应该超越均衡状态，转而阐述市场过程的法则。
　　Kirzner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致力于此一使命，他的第二本著作Market Theory and the Price System (D. Van Nostrand, 1963)就试图从一种市场过程的角度提供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在第三本著作An Essay on Capital (Augustus M. Kelley, 1966)中，Kirzner揭示了经济过程理论如果不考虑个体经济主体的计划和目的而只注意静态均衡概念所可能面临的问题。Kirzner指出，为了理解资本生产过程，理论家必须把经济现象回溯到个体决策者的目的和计划，并承认资本市场跨越时间的协调作用。这些个人计划如何实现彼此协调的问题自然地引导Kirzner详尽地研究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企业家行为的至关重要的作用。Kirzner在其论述人类行为之企业家性质的著作中，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了市场过程的细致和意义。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也许是Kirzner最著名的著作。他在本书中指出，价格理论的任务并不应该是“主要考虑价格的构成和满足均衡条件的数量”，Kirzner研究价格理论的理路则是“我们研究价格理论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中的个体参与者的决策如何互动从而生成市场力量，正是此一力量推动价格、生产方法及资源配置发生变动。”(同上，p. 6)，这才是关键所在。
　　主流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内在缺陷。为了把模型建构在没有摩擦力的规范基础上，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很多假设，比如：无穷数量的买家卖家，充分的知识，零交易成本，进入、退出自由，等等，结果导致限制了模型中的主体按照价格波动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这些经济学家把价格完全看成是给定的，而Kirzner则反问，如果每个人都只价格的被动接受者（price taker），那么，是谁改变了价格以适应市场呢？常规经济学依靠的是虚构的超经济实体即“Walrasian auctioneer”。事实上，如果说常规模型中的主体具有改变价格的能力，那意味着存在着垄断权力，因而必然提出需要通过政府管制来防范经济的无效率。这就是在传统的主流反垄断分析中结构导致行为（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范式背后隐含的逻辑。(参见Dom Armentano, Antitrust and Monopoly: Anatomy of a Policy Failure, John Wiley and Sons, 1982).
　　Kirzner拒绝接受不能对作为活动主体互动之产物而形成的价格作出解释的价格决定理论，据此他提出，经济学应该重新关注企业家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Kirzner看来，企业家精神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而并不仅仅是生意人或冒险商人的特殊技能。就我们都具有有目的地行动的能力这一点而言，我们所有人都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机警（alertness）。
　　企业家的市场过程表现为各种各样分立的个人追逐利润的活动。请注意，Kirzner所强调的是追逐利润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活动。要达到最大化就需要能最大化的已知的和给定的函数。在这里，Kirzner最充分地凸现了Robbins强调最大化行为与米塞斯强调人类行为之间的对立。效用和生产函数不可能独立于评价主体而存在“其之外”。 如果真的存在这些函数，那么，只有在市场互动的竞争性过程中才能被显现和发现。正是在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活动中，才能生成市场参与者协调其计划所必须的知识。
　　这是Kirzner及更概括地说奥地利学派对一般福利经济学的根本性批评。旨在论证政府干预之合理性的一般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在假设所有有关偏好和生产技术之信息是已知和给定的条件下寻找可利用资源之最佳用途，经济问题在这里就只是简单地运用正确的手段获取恰当的目标的数学问题。(参见James Buchanan, 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 Liberty Press, 1979, pp. 17-37)，因而制定政策所要考虑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处理社会所面临的静态经济问题。这就是说，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程度上并不能接近理想状态，因而需要政府来推动经济从而更好地解决解决问题。
　　奥地利学派强调指出，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根本就不是如此，问题毋宁是“从总体上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知识之利用问题”(参见F.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1948], p. 78)。因此，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是把竞争性市场看成一台计算机，那么，奥地利学派，特别是Kirzner则是把市场看成是“某种收集分散在整个经济中的大量知识的社会工具。”(Kirzner, Competition, op. cit., p. 214).
　　企业的市场过程使主体能够发现和利用实现经济协调所必须的知识，常规经济学的分析由于是基于其完美知识的受到众多局限的假定，因而对于我们理解此一过程是无所助益的。Kirzner说，“市场均衡的世界不能被认为能够成功地协调零碎的信息，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已经假定根本就不存在无知状态。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很自然地人们就只能期望把福利分析严格地限定在评估如何才能更接近最优状态的条件。”而Kirzner给自己设定的使命则是“把价格理论从人为限定的世界之脱离现实的特征中解放出来。”Kirzner提出用以替代传统最优条件之福利标准的是系统协调经济活动的能力。“系统的成功可以用它在某一给定时间中协调社会中无数个人彼此独立地作出之决策、计划、行动的能力之大小来衡量”。(同上，p. 218).
　　主观主义，知识与激进主观主义
　　Kirzner等奥地利学派学人强调社会中知识的分立性及市场活动是如何系统地形成秩序的，这是他们坚持人类行为学的方法论原则的必然结果。事实上，Kirzner典型地体现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立场，包括三条：(1)方法论个人主义，(2)方法论主观主义及(3)强调自发秩序。这些使得他跟那些在对待自由市场问题上有时秉持同样政策立场的经济学家（即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在学术上却是相距甚远。(c.f., Kirzner, “Divergent Approaches in Libertarian Economic Thought,” Intercollegiate Review, February 1967, pp. 101-108).
　　Kirzner一生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精心地持续地阐明他自己对市场过程的理解。Kirzner 思想中最精致、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持续发展出的关于市场性质的主观主义洞见。哈耶克曾说过，“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百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重大进展都是主观主义的更深入的应用而已”，哈耶克在这段引文的脚注中还说，在这种发展历程中，“米塞斯作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Liberty Press, 1979[1952], p. 52, fn. 7)。如果米塞斯对主观主义革命作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出色，那么我想如果说他作出的贡献比奥地利学派中其他学者更大也许并不算夸大其词。据此我们可以最准确地评价Kirzner，他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最坚定也最投入的米塞斯主义者。我相信，这使他成为了现代奥地利学派最重要也是最好的经济学家。
　　在发展主观主义范式的过程中，Kirzner从与Ludwig Lachmann, G.L.S. Shackle, James Buchanan, and Kenneth Boulding等人的交往中获益匪浅。尤其是Lachmann和Shackle的研究似乎一直是Kirzner的灵感源泉。比如在收入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的几篇论文中，Kirzner通过融合Lachmann和Shackle关于主观主义的洞见，发展了米塞斯的思想。
　　Kirzner在论文”Knowing about Knowledge: A Subjectivist View of the Role of Information”中批评了由George Stigler等很多跟芝加哥大学有关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结论，他指出，对于探讨如何评估分立的个人提供之物品和服务的经济学家来说，“环绕着我们的客体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客体本身，而在于关于它们的知识和信仰，这些信息和信仰能为人所知并塑造人们的行为”(同上，p. 151)。与强调米塞斯思想中的行为相一致，Kirzner注意到了方法论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在此一理路下，必须把人的自觉性置于社会行动的首位。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激进主观主义者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某种市场互动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予以解决。“主观主义认为，人们对之完全无知的东西，根据有关的经济学理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然而，就知识问题本身而言，主观主义理路所一贯追求的目标转向了直接地关注获取无人知晓之知识的机会的存在上。”(同上，p. 138)市场制度，即货币价格、利润、亏损等等，就是个人决策的依据，米塞斯曾称这些市场制度是“人类心智”不可缺少的确“助手”。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体系能够协调各种各样个体之分立的和多样的计划。
　　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合作是市场能够发现、利用及传播分散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大量局部知识的结果，Kirzner 指出：
　　我认为市场在发现无人知晓其存在的知识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否理解市场过程的真正性质，取决于是否承认这一关键作用；而当代经济学家则没有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获得这些洞见，乃是因为我们摒弃了客观地看待知识的理路，这种理路把知识看作是只需通过适当的资源支出就可以获得的完整的系统。(同上，p. 139, emphasis added).
　　Kirzner在一篇探讨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市场过程问题上的分歧的才华横溢的论文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参见 “Hayek, Knowledge and the Market Process,” op. cit., pp. 13-33)在这篇论文中，Kirzner论证了个人有目的的行为如何直接导致了市场互动的学习过程，Kirzner指出，“市场过程是作为人们行动的环境，即他们犯错误、发现错误、及矫正自己的行动、踏入看起来比以前错误更少的方向等等这些行动的环境之必然的结果而形成的”。(同上，p. 30).
　　我相信，市场过程是有目的的个人行为之结果的观点，是米塞斯和Kirzner最天才的洞见。激进主观主义者认识到了经济主体唯有作为人类心智的互相作用来讨论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并不会堕入唯我论的陷阱。市场制度就是协调这些个体心智有意义之表达的机制。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发现机会的趋向为某种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这种社会秩序绝非任何人之刻意的设计，而是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之结果。
　　经济过程与经济政策
　　Kirzner所阐明的米塞斯关于市场过程的洞见对经济政策来说具有激进的意义。Kirzner作为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economist qua economist）试图不借助任何伦理论据而论证私有财产权的正当性。他也许最严格地捍卫了米塞斯的观念：经济形势分析中的“价值自由”不关涉任何恰当的人际社会关系，比如，人们可以考察一下他在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c.f., “Entrepreneurship, Entitlement and Economic Justice,” pp. 200-224)一文中对Robert Nozick的应得权利理论的经济学讨论。
　　Kirzner最集中体现其经济政策观念的著作是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尤其是论文《管制的危险》（The Perils of Regulation）比任何现代思想家都更激烈地批判了政府干预市场过程的的理论，也许Don Lavoie的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What is Left? (Ballinger Press, 1985)一书是个例外。然而，Lavoie 和Kirzner两人从本质上作出了相同的论证，都运用了米塞斯/哈耶克对社会主义企图通过政府指令控制市场过程的批评。
　　他们的论证的要害是相当简单的：企图理性地控制经济体系就需要非理性，因为经济协调所需要的知识是任何单个或集团的心智所无法知晓的。竞争的市场过程则能够系统地使人们发现和利用经济协调所必需的知识。市场参与者的激烈竞争生成并显现了恰当的经济知识。另一方面，干预市场过程所得的结果决不可能达到干预者的计划和目的，他们必然大失所望。而干预的这种失望情绪并不会导致取消干预政策，相反，必将导致更进一步的国家主义和经济控制。最低工资法或租金控制法就导致法律所欲帮助的所有人的利益反倒受到损害，尽管如此，这些法律却仍然年复一年地获得通过。当然，在这儿我斗胆也提出最好的例子是研究一下南非劳工法的历史，或者是美国劳工立法的历史，就可以证明Kirzner 所言非虚。(参见W.H. Hutt, 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ur B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1964; Walter Williams, The State Against Blacks, McGraw-Hill, 1982)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政府试图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寻求改进经济条件的时候，经济学分析就应该揭示出，对市场过程的干预必将产生与公共利益正好相反的结局。这种立场并不仅仅局限于每个经济学家都承认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所带来的问题，而应该将其运用到政府干预市场过程的一切领域。从税收到凯恩斯的经济调控（fine-tuning），所带来的经济后果都是相同：干预主义必将破坏经济福利并使人类丧失自由。
　　结语
　　Israel Kirzner在学术上是奥地利学派的捍卫者。谨慎、开放的心灵使他的研究引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科中受到普遍关注的范式。除了本文中探讨的他本人学术著作外，他还编辑了两本反映奥地利学派最新进展的重要的论文集：Method, Process and Austria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Lexington Books, 1982)及Subjectivism, Intelligibility and Economic Understanding: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Lachman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任何人如果想探讨奥地利学派范式的当代进展和进一步发展前景，都得好好参考这些论文集。
　　Kirzner透过著述教学，不断地推动着他本人及我们对经济过程的理解。他让他的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了市场体系，也明白了为什么交换、生产自由是经济繁荣的根本源泉所在。凡是留意他的学说的人都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捍卫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在此而言，Kirzner教授不仅仅推进了经济理论，他还实实在在和强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研究。
　
　　原题ISRAEL M. KIRZNER，秋风2001年2月中旬译自Peter J. Boettke先生个人网站

更多问题的产生，源自我们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源自问题本身。
　　　　
　　　　（一） 艾柯夫
　　　　
　　　　这是管理学哲人艾柯夫观察到的。比如，正在解决的问题往往产生额外的问题，而且是更进一步的问题，以至于到后来，对一个问题的解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时对其他越来越多的问题的处理。
　　　　
　　　　艾柯夫指出：“我们所有的社会问题源自于更正确地做错误的事情。你做错误的事情越有效率，你就变得越错误。错误地做正确的事情，比起正确地做错误的事情，远远要好！如果你错误地做正确的事情并改正错误的做法，你就得到更好的结果！”
　　　　
　　　　艾柯夫是创建运筹学的先驱，后来突破运筹学的局限，创建了社会系统科学。在艾柯夫80寿辰之际，同为管理学哲人的德鲁克致谢道：
　　　　
　　　　“……你的工作也挑明了一些人知识上的马虎和对未经省思前提的依赖，包括对未经试验的假设和貌似显然的说法的依赖。但是，量的分析不能替代艰难缜密并挑战智力的思想。量的分析要求思想，但不能取代思想，当然，这就是你用‘系统’一词的意味所在。”
　　　　
　　　　德鲁克点出了我们这个主题所需要的东西——努斯智慧。想想看，关于对错，我们往往首先考虑其效用，其次是逻辑自洽。至于“省思前提”、“试验假设”、“质疑貌似显然”，我们总是忽略和放弃了，而这恰恰是最基本最要命的。
　　　　
　　　　努斯（nous）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多重的意思，在此是指一种个人所自由持有的心智能力，人凭借理性在知觉与经验到的事物中直观地把握普遍性定义、公理等科学知识的基本前提的能力。
　　　　
　　　　简单说，科学追求推论性知识之真理，努斯追求科学理论之前提之真理。科学是对于普遍的、必然的事物的一种解答。而证明的结论以及所有科学都是从始点推出的……普遍演绎的始点，其自身不可被推演、证明，只可被努斯直观把握到。
　　　　
　　　　直观把握的意思是，努斯哲思的对象（逻辑演绎的始点）是逻辑推理所不能达到和自证的地方。艾柯夫的系统思维的要义也在这里。先哲总教导我们要沉思、反思、省思，思什么呢？前提、始点、出发点、初衷等等。
　　　　
　　　　（以上主要剪拼自徐志跃《追思艾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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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斯练习三则
　　　　
　　　　本书在于分析那些盛行到几乎成为新的正统学说的经济学谬误。阻碍它们成为正统学说的一个因素，在于这些谬误本身自相矛盾，让接受同样前提的学者各执一端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派”。道理很简单，跟现实相联系的问题，是不可能一直错下去的。但是，一个新兴学派与另一个的区别仅仅是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早地认识到基于错误前提所进行的推导多么荒谬，那一刻，由于是无意间放弃了那个错误前提，或是由于接受了相对于其内在逻辑所推导出的不那么诡异与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而变得反复无常。
　　　　
　　　　（二）米塞斯
　　　　
　　　　上述译文摘自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当初理解这段话着眼于逻辑推导不自洽，现在看来这种理解错了。问题在于，新兴学派放弃了先前那个错误前提，同时抱持了另一个错误前提，就是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省思正确前提上面。那么有没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呢？有！那就是指导黑兹利特写就该书的米塞斯。米塞斯在《回忆录》中说：
　　　　
　　　　“我试图安慰自己说，重要的是科学本身的进展，至于方法论问题则较为次要。我很快认识到这种立场是错误的。无论处理什么课题，经济学家都要面对同样一些基本问题：这些原理来自何方？它们的意义何在？它们如何相关于经验或“实在”（reality）？这些不是方法问题，更不是研究技巧的问题；它们本身就是基础问题。人们怎能构建一个演绎体系，却不追问那些构成这个系统之基础的问题呢？……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深入研究这些众所公认的基本问题；我明白它们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领域。事实上，这件事情开辟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一个全新领域。”
　　　　
　　　　我们隐约能触摸到米塞斯省思中的努斯智慧。米塞斯在论及行为学时进一步谈到：
　　　　
　　　　“行为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取得成功。因此，调整自己从而适应这个世界的环境和秩序，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利的。如果人的心智能够产生一些在这一适应过程中有用的游戏规则，那么只有两种合理的解释：或者我们的心智当中本来就有一些属于环境的东西，这些东西使得我们可以理解环境——这也就是先验的规则；或者环境硬塞给我们一些规则，使得我们可以以此对付环境。”
　　　　
　　　　先验（a priori）一词在历代哲学中有多重意思，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先验的，罗素则认为先验知识是共相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把它视为对努斯能力的运用。
　　　　
　　　　月球南瓜在上面提到的“心智监狱”有越狱的可能么？我想我们不可能破牢而出，就算牢破了我们仍在牢内。因为心智监狱是构筑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智之上的，越狱唯有个人自己运用努斯智慧反思其在心智上的始点，挖空监狱的根基。
　　　　
　　　　努斯智慧是个人内禀的，它不是外人可以授予或剥夺的，因为它并非源自个人的感性认知，而是超越于感性认知之上的理性，同时它又是超越于逻辑之外的理性，因此它是纯粹自由的。
　　　　
　　　　由是观之，米塞斯被誉为自由主义最后的骑士是当之无愧的。他是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核心，他是奥匈帝国旧朝走来的贵族。他在一战后凭一己之力阻止布尔什维克分子掌权并稳定了奥地利货币，以及在大萧条时期凭一己之力稳定了奥地利货币。
　　　　
　　　　
　　　　（本文主要剪拼自黄华侨译米塞斯《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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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斯练习三则
　　　　
　　　　“讲座的方法是既往性的，其意义在于克服‘在人的当前生存中对秩序之起源、开端和根基的’遗忘。在讲座中，这种既往性努力采取不同的形式：重新唤起哲学的和启示的洞见，面对根本性的忘却（聪明的或不聪明的），把大量新近确认的历史材料提高到理论的相关性。而原则和无序的数据资料之间的互动还相关性地加深了既往性沉思本身。”
　　　　
　　　　（三）沃格林
　　　　
　　　　上文摘自沃格林《既往》“序”。这里我尝试从一个更轻松的视角来切入努斯练习。我想请教“修史”的问题。一般觉得，官方修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兴衰史，生杀予夺的局势史，史诗被扭曲变形为“历史”中的事件，而不是历史之经验得到阐明的历史。我们看不到新纪元的曙光，看不到朽恶世道的终末，就像老卢前面说的无望，或悲观。希望在于观念的转变么？
　　　　
　　　　沃格林修《政治观念史》，从古希腊古罗马直至修到十九世纪，遂发现“观念史”这个概念是意识形态对实在的扭曲。要是没有关于直接经验的象征，根本就没有观念。观念这一概念或许源自廊下派的“共同意见”，指共同的或者自明的意见。洛克《人类理解论》第一章以批评“共同意见”为出发点，他反对这些意见，为的是重返孕生观念的经验。沃格林也提及：在致力于穿越腐败语言的迷津，以寻找某种方式通往实在及其表达的恰切语言时，在方法上首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规则，乃是回到孕生象征的经验。
　　　　
　　　　观察者们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所见证到的经验象征是否多是“无望的狂欢”呢？
　　　　
　　　　沃格林认为，经验的兼际性至关重要。如果出现像老卢前面说的不可逆，或一切讨论都没有价值，那就表明经验张力的两极已经遭到摧毁。张力的一端是人内禀的可能性（生杀性、予夺性等），张力的另一端是理性经验的根基。柏拉图称这种存在的基本境况为Metaxy，翻译为兼际，表示人始终处于“内在-超越”之间的漩涡之中。
　　　　
　　　　当经验完全内在于尘世，人必然陷入什么都不信，只信生杀予夺。人造体系所伪造的另一端，只可能是一层又一层的谎言，这种伪造、遮蔽、谎言造就的经验张力只能让人生存在次级实在，而非经验实在。当经验完全超乎尘世之外，那是神仙超人，还要看他/她食不食人间烟火。
　　　　
　　　　沃格林常用“意识的敞亮”这个术语来强调经验的兼际特性。意识的敞亮并非是主体意识的敞亮，而是从张力的的两极进入经验实在的敞亮。对意识及其敞亮的兼际特性的这种理解，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象征问题：象征是由参与性纯粹经验的过程孕生的语言现象。表达一种经验的语言象征，不是内在论的人的意识的产物，而是在参与这个过程中孕生的。因此，语言具有意识的兼际特性。
　　　　
　　　　至此，运用努斯的意识的启明性有些明了了。通过此次努斯练习，我想我开始能判别腐败语言或杜撰词义的源头，同时开始能判别“诚实语言”所必需的品质。也许，参与性纯粹经验的修复、生存张力的修复本身是一个不息追求。毕竟，我又回到了这个不息追求的正轨。
　　　　
　　　　
　　　　
　　　　(本文主要剪拼自沃格林《自传性反思》)
　　　　
　　

昨晚msn上就移民来了不少QQ好友。QQ群也有移民到msn group的。 估计gmail那边也会有移民陆续到来。

Qzone上的日志，有些还有价值。现在正一篇篇地搬家。 期待热心人提供工具，方便QQ日志搬家。

在心中，总是有几件最应该去做的事而没有去做。这种愧疚仿佛是内禀的，在夸夸其谈之前，先忏悔一下。

(一)个人经验象征种种

个人，处现实有太多的无奈，一阵良知袭过，反思沉思，冥冥中引人向善，通向天良。天良一词，在这个语境下是一种方便，是真实经验的一种象征。它超越于各个人良知，是各个人良知都能通向的根基。在古希腊，类似的象征称为“神性根基”，它象征希腊古典理性中的超越性。我们也可以把良知称为“心灵秩序”，超越于个人心灵秩序之上的秩序则类似于西方说的“自然法”或东方说的“道”。

现实讲“生杀予夺”。能生则内禀了被杀的可能性，能予则内禀了被夺的可能性。一种现象本来就是中性的，只有放进不同的“局势”中以后才显出“相对性”。超越于生杀予夺之上的局势类似古人说的“涅槃”。

对于真实经验，我们无法诉之以确切的概念，因为个人所通达的理性根基并非一种体系，我们只能用种种象征来描摹它。象征随方便而不同，古往今来，贤哲们都认为超越之源是同一的，西方有universal，类似东方的“求同”。

（二）社会是非理性的

人类有一种雄心勃勃的企图，就是将经验理性移植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之中，用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这种移植是通过建构超级人造体系来实现的。然而，理性根基并非一种体系，古往今来所有号称终极蓝图的通通是伪造。

超级人造体系框限住乃是无法框限的个人的超越经验。人造世界的维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公共领域切断个人超越经验的分享，将人的意识引离理性经验，引向非理性的经验，这样，人就不是生活在“经验实在”，而生活在人造的“次级实在”。其结果是人的心灵失序、扭曲和异化。

（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只有个人才能过理性的生活，这意味着，走出社会秩序危机的唯一可能，就在于对无序作出理性的响应。这种响应无法强加于人，它可以是感化说服而非权力意志，否则经验象征会被简化成教义，最初的通达便被阻断，进而陷入人造体系。

在权力意志（人造体系是系统化了权力意志）局势中，理性的响应往往意味着付出、牺牲和坚守。普通人或许身处自保与良知的旋涡。一旦为了自保确立起了权威，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完全背离经验理性。

（四）科学的力量

无法把理性经验转化成“集体理智”让大家去服从。社会秩序可以是个人经验象征化注入秩序的结果，却不可以靠所谓的集体理智来传承。治理社会失序没有一劳永逸，只有靠心灵秩序不断浇灌。如西西弗推滚石，不同时代的人只是处于这种局势的不同阶段。

在提及理智理性时，大家往往先想到科学，确切地说是为生活带来极大福利的实用创新所运用的科学知识。法西斯也懂得运用科学知识，那么科学知识就不能解决最基本的问题。科学知识能引人“正确地做事”，但它并不必然引人“做正确的事”。

什么是“正确的事”？处于局势中的人自有不同的判断。错误的事分为两类：“不当之为”和“忽弃当为”。外在环境往往能提醒和强制人纠正“不当之为”。对“忽弃当为”的提醒则来自内心来自良知。
(本文缘起于在“时代精神”QQ群中与泰勒.德顿、天地乾坤、水晶石等的讨论。文本还剪拼自沃格林《自传性反思》、徐志跃《追思艾柯夫》、心岳、Succi以及“剩态度”的优U、白朵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