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维拉罗伽的面包有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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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西班牙奥斯卡”戈雅奖，充满黑色元素的《黑色面包》一黑到底，击败《活埋》、《伤心小号曲》、《雨水危机》等大热门，摘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9项大奖。围绕西班牙内战后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导演维拉罗伽以非凡的冷静和坦率呈现残酷青春的画卷：硝烟散尽，战争的伤口尚未愈合，人心、社会的撕裂仍在继续。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于加泰罗尼亚少年安德鲁来说，黑面包既是战后的主食，也象征着黑色的环境—–他找到了光明，还是像我们的诗人一样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被强制劳动的美男子抖动“翅膀”的习惯动作，深得安德鲁的欢心，是因为父亲常以鸟儿的自由启发他对自由的热爱。世道浇漓，热衷于养鸟和工会的父亲无疑是安德鲁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当局以涉嫌谋杀的罪名逮捕父亲，疑似政治迫害：战后佛朗哥残酷镇压共和派，近10万人被屠杀，上百万人遭受终身歧视。

这倒不是说，倘若共和派取胜就会心慈手软。对待内部分歧，共和派尚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敌人有多冷酷自不待言。通过安德鲁父亲这一“受害者”的形象，导演的悲伤飞流直下三千尺：更好的情况连假设都不存在，这就是战后的西班牙。

深入谎言构筑的成人世界，安德鲁走到哪里，怀疑就在哪里扎营，慈父的偶像地位逐渐坍塌；青梅竹马的表妹古灵精怪，在内战中失去了父亲和一只手掌，小小年纪便玩世不恭，到处卖弄风情，跟老师都能来上一腿；为搭救父亲，母亲带着安德鲁去富婆家秀可怜，并试图性贿赂市长。搞了半天，父亲用骟猪的工具阉割了一个无辜的同性恋者，甚至接受富婆的指示，杀人灭口。

即便父亲谋杀、独自顶罪都是为了安德鲁的前途，后者也无从原谅。满口仁义道德的至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连小孩都不放过，生命中还有什么值得信赖和敬畏？理想幻灭的安德鲁提着斧头砍砸心爱的鸟笼，洗心革面，与过去一刀两断；不想跟安德鲁“私奔”的美男子，盼望着羽翼丰满飞得更高。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安德鲁内心的魔鬼开始苏醒，决意认贼作父，先把学位拿到手再说。表妹愤怒地质问：“你这个叛徒，怎能丢下我一个人？！”安德鲁嗤之以鼻：“我连老妈都能丢下，你算老几？”

寓意丑恶真相的黑面包，如同黑色的养料，除了催生人格扭曲、趋炎附势的小人，还能造就愈挫愈勇、鉴往知来的精英：左翼阵营的自相残杀让乔治·奥威尔痛定思痛，1938年出版西班牙内战的经典文献《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46年跑到荒凉的朱拉岛，于凄风苦雨中写下终结乌托邦神话的巨著《1984》；汲取了无数血的教训，站在国际纵队、奥威尔、萨特肩膀上的西方新左派更加激进，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阻止人道主义灾难，科索沃战争、联合国1793号决议、空袭利比亚都能看见新左派的强硬立场对联合国和北约的影响力。

老师论述《奥德赛》人性泯灭的独眼巨人是畸形的象征，正中安德鲁的软肋。从马车坠落悬崖、安德鲁如实向警方陈述案发现场的片头，到结尾面不改色地谎称母亲是来给他送东西的老乡，一位纯朴、渴望自由的山村少年变成了衣冠楚楚、心如铁石的小野心家：向往上流社会，前程远大。只是这样的前程，与他早先的梦想南辕北辙。

对道具、背景精益求精的维拉罗伽，调度、控制场面和演员表演的能力非常强悍，出演安德鲁及其表妹的两位小演员，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传递生命的纠结和激情，双双荣获戈雅最佳男女新人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人性、历史有着透彻理解的导演，拒绝任何粉饰、矫情和犹豫，在讽刺成王败寇的哲学的同时，不愿向内战的失败者显示廉价的同情。如此厚重、大气，总算没有辜负前人的探索与牺牲。

所谓物极必反，情况坏到无法更坏，就只能一步步好起来。没有德、意法西斯的血和黄金，佛朗哥的叛军不可能赢得内战的胜利。没想到二战爆发，佛朗哥过河拆桥，与法西斯阵营经济上眉来眼去、军事上老死不相往来，气得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大骂佛朗哥：“这个忘恩负义的懦夫！他的一切都是靠我们得来的，而现在却不愿同我们合作。”

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爆料，丘吉尔曾向佛朗哥手下的将军行贿数百万美圆，说服佛朗哥保持中立。也许吧。也许，正是内战这一极其血腥的黑色面包，促使佛朗哥明智地选择了隔岸观火。满目疮痍的西班牙，伤不起啊。（新民周刊）

迷失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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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城连环杀人案、李炯浩被诱拐、青蛙少年失踪事件统称“韩国三大未解悬案”，根据前两个案子改编的影片《杀人回忆》（2003）、《那家伙的声音》（2007），以冷峻、压抑的风格呈现残酷人生，深化了正义终将、但不是每次都能战胜邪恶的主题，成为韩国黑色电影难以逾越的高峰；2011年2月，《孩子们》完成了三大未解悬案的最后一击，影片对真相和人性的追问激起强烈共鸣，横扫韩国票房。

1991年3月26日，韩国大邱5名抓火蜥蜴的少年失踪（媒体把火蜥蜴误报为青蛙，青蛙少年因此得名），震惊全国。青瓦台动员30万大军对大邱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相关报道、传单、悬赏家喻户晓。在15年诉讼时效早已逾期的今天，案件仍未侦破。梳理这样一件令人备感无奈、无力的奇案，写实路线近乎当然选择，《孩子们》独辟蹊径，用失踪少年引出探案精英的“迷失”，在犯罪片里独树一帜。

国立大学黄教授关于青蛙少年的言论，让节目作假被电视台处罚的姜导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黄教授，时常紧锁眉头，看上去比白岩松还要忧国忧民。顺着黄教授深邃、智慧的眼光，姜制片将怀疑的视线投向了失踪少年钟浩的家长。

在向学生们介绍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开创的认知失调的理论时，黄教授引用了一个著名的案例：1954年9月美国一个末日教派向信徒宣称上帝的旨意：1955年12月25日洪水将摧毁世界，而飞碟会来拯救他们。预言破产后，那些变卖家产、损失惨重、认知失调的信徒不仅没有幡然醒悟，反倒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接受了一个新的预言：他们的奉献和虔诚感天动地，使得上帝改变了计划。

所谓认知失调，是指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认知成分相互矛盾。科学家惊讶地发现，与信仰相矛盾的事实会进一步巩固狂热分子的信仰。万傻不离其宗，为缓解认知失调（世界末日没有到来，也没有飞碟）带来的紧张、挫折和失败感，信徒绞尽脑汁都要证明自己辞职、捐献家产等行为的合理性，填补信仰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达到认知上的协调。作为心理学的重大突破，认知失调理论为研究信仰、信念与行为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工具。满腹经纶的黄教授不幸成为这一理论的注脚。

钟浩（青蛙少年之一）外出数小时，其母即慌忙报案，用母子连心的第六感就能解释吗？接到儿子失踪两月后打来的电话，做母亲的何以如此淡定？长达17秒钟的沉默说明了什么？沉着、内敛的黄教授长于逻辑分析，动辄引经据典，迅速征服了渴望一鸣惊人的姜导演。制作一部挖掘真相、锁定真凶的纪录片，走出事业上的低谷，不亦乐乎？登门探访钟浩家，钟浩奶奶作出砍掉两人头颅的手势，意味着什么？黄教授只是上了个厕所，钟浩父亲用得着那么紧张吗？未必厕所里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确信钟浩父母就是凶手的黄教授、姜导演联袂制造了一出闹剧：警方调集大批人马，在钟浩家掘地三尺，抽干了厕所，却并未发现预想之中的孩子们的尸体。针对包括钟浩奶奶手势在内的诸多疑点，神经过敏、捕风捉影的黄、姜二人只选择了有利于其观点的解释。

黄教授的迷失，类似于以启蒙为己任的学者为传统、集权、权贵、谬论唱赞歌。除了利益驱动，还有什么蒙蔽了精英的良知和理智，导致他们执迷不悟？

明知吸烟危害健康，包括医生在内的人群为何还要吞云吐雾？痴情女被负心汉骗得人仰马翻、油尽灯枯，缘何痴心不改？个人、集团和国家为什么会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道路上滑向深渊？为什么助纣为虐的鹰犬犹如过江之鲫？

回答这些问题，大可借助认知失调的理论，多达2000多项的研究证实了社会心理学上一个最重要的发现：行为可以改变态度，说了就会相信、做了就会认可、选择了就会欣赏、付出越多就越喜欢越在意。

名声扫地的黄教授认知失调越发严重，撞破南墙也不回头。2002年9月大邱卧龙山发现失踪少年的遗骸，已丢掉教职的黄教授居然认为是钟浩父亲转移而来。想想看，这些年钟浩家为何推平原来的房基盖新楼？姜导演忍无可忍，狠狠地给了黄教授一拳：“你这个王八蛋！”

《孩子们》若就此结束，堪称2011年韩国电影之翘楚，可惜导演画蛇添足，影片后半部分被无节制煽情的韩流感淹没，总体质量大打折扣。而对于遇难少年的家人来说，影片唤起公众关注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是莫大的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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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戛纳市长率领上千名法国老兵举行大规模散步，试图阻止《法外之徒》亮相戛纳电影节：1945年阿尔及利亚激进分子屠杀法国移民引发塞提夫惨案，影片却把法国政府描写成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纳粹，法国凭什么还要资助这部电影的拍摄和上映？市长大人肯定忘了：1975年在炸弹袭击的威胁下，颂扬独立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影片《烽火岁月志》照样夺得戛纳金棕榈大奖。戛纳电影节能够成为世界级的电影盛会，与其海纳百川的胸怀密切相关。

法国人抱怨影片让年轻一代误解那段历史，作为那段历史的另一位主角，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有同样的感觉：为鼓动民众反抗殖民者，“法外之徒”无所不用其极。影片左右开弓，不愿呈现某个特定群体所理解的真相和正义，以致于两面不讨好，而这正是艺术家的荣耀所在。

二战后殖民地独立浪潮留给欧美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神话反抗者或将反抗神圣化。《法外之徒》以Messaoud一家三兄弟的反抗经历，掀开了自由法国和反抗神圣的面纱：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FLN在巴黎开辟第二战场，用暗杀消除不同派别的政治分歧，诱使当局镇压，进而激起旅居法国的25万阿侨和阿裔的怒火。神圣、正义的反抗殖民统治居然充满不择手段的黑暗，神话里面有魔鬼！

围棋有句行话：恶手招恶手。法国警方猛烈报复FLN，酷刑、秘密处决成了家常便饭；后者大开杀戒，杀得巴黎警察下班后一度不敢穿制服上街。当局干脆成立了一个以恐反恐的秘密组织，大肆暗杀FLN成员，沦为道德侏儒。

当祖国与自由不共戴天，战旗为谁飘扬？用一位金发美女代表支持FLN的法国精英，编导的好恶一目了然。法国知识界的主流“爱国派”和以加缪、阿隆代表的温和、保守派，与萨特领袖的左翼阵营的论战之激烈，影响之深远，甚至超过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本身。

“用行动而不是言词来承担义务”的萨特，仿佛法兰西爱国贼的照妖镜，他公开号召法国人联合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殖民者，以爱国就是不让政府伤害祖国的方式唤醒公众。侥幸躲过数次炸弹袭击后，萨特毫不退缩，与坚信“法国的官方政策背叛了法国的价值观”的让松等名流用游行、声明、演讲、输送资金等方式帮助国家的敌人（FLN）。

日益受到冷落和曲解的萨特，让人想起阿隆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浅薄、随大流并非沉默的大多数所独有。萨特是“躺在资本主义的温柔乡里咒骂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西方左翼“患有间歇性智力癫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在政治狂热的电击之下，陷入迷乱状态”，这些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却忽视了萨特真正的价值：反抗纳粹、反对美国种族歧视、批评欧洲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虚伪、1964年谢绝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怒斥入侵捷克的苏军为战犯，因冀望于苏联（萨特后来承认自己在苏联问题上撒谎）而备受诟病的萨特从未改变大知识分子独立千秋的反抗者造型：政府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是“错”；政府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偏激自有偏激的价值。意识到极权无法创造出公正、平等的社会，站在萨特肩膀上的西方新左派更加激进，反对跨国公司的“统治”、推崇人权高于主权、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阻止种族屠杀等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空袭利比亚都能看见新左派的强硬立场对联合国和北约的影响力。

《法外之徒》阐释了来自左派的沉痛教训：无论理想有多么崇高和伟大，亦须以正义的方式去实现。1961年10月17日，FLN在巴黎组织游行示威引诱军警镇压，三兄弟当中的老二，从事恐怖活动每每遇难呈祥，和平抗议却惨遭射杀。法国、欧洲以自由平等著称，为何在殖民问题上如此伪善？萨特一针见血：“因为我们大家都从殖民剥夺中得到过好处。”

价值观的迷失、战争的肮脏与血腥、舆论界左右两大阵营的分歧、军队的叛乱，让法国濒临内战的深渊。1958年复出政坛的戴高乐将军，决意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决定前途和命运。1962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法外之徒》戛然而止。

在细节处理上，影片的艺术成就或许不值一提，但在肯定阿尔及利亚独立具有合理性的前提下，反思战争双方的恶行，“有如干将出匣，寒光迫人”，令表现爱尔兰独立战争的《迈克尔·柯林斯》（1996年威尼斯金狮奖）、《风吹稻浪》（2006年戛纳金棕榈奖）等著名的欧洲左翼电影黯然失色。（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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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电影《更好的世界》直面惨淡的人生，展现了暴力、宽恕、正义的复杂性，摘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影片围绕瑞典人安东在非洲、丹麦的工作和生活展开：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科大夫，安东在非洲难民营度过的每一天，都要面对愚昧、暴力、贫困、仇恨结出的恶果。非洲、丹麦的风景有多美，安东的心境便有多么苍凉。堪比纣王“剖孕妇而观其化”的恶霸划开了孕妇的肚子，一赌胎儿的性别。这样的恶人要不要救治？期盼妻子宽恕婚外出轨的安东，相信复仇只能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无法带来正义。

胡适推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随着对自由的认识逐渐深入，我们发现宽容只是自由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比自由更重要。丧失底线的宽容和宽恕，实质上是一种狂妄无知的傲慢：自以为是上帝，可以赦免人间的罪恶。宽容成为罪恶的挡箭牌，自由与自由的敌人大可把酒言欢，二战后何必兴师动众审判战犯？不惩罚邪恶，何以播撒善与正义的光辉？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南非，犯罪嫌疑人要获得赦免也必须符合犯罪动机并非谋财害命、澄清真相等四项条件。

非洲不平静，领衔全球幸福指数和清廉指数排行榜的丹麦亦非人间天堂。安东的儿子伊莱亚斯身处校园暴力的旋涡，刚从伦敦转学过来的克里斯蒂安路见不平，用打气筒狠狠地给校霸上了一课。影片不愿简单地指责或赞美这样的复仇，而是希望观众思考：在怎样的情况下，怎样的暴力复仇才不可或缺、代表正义？

当着儿子及其同学的面，遭到粗暴攻击和羞辱的安东既未还手，也没选择报警。这倒不是因为他怕那个修理工，而是觉得以暴制暴解决不了问题。为打消孩子们的疑虑，证明自己毫不畏惧，安东找到修理工，后者竟越发蛮横。觉得无须在这样的“白痴”身上浪费时间的安东，俨然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孩子们则更加困惑，难道这样就算了？

不分场合、对象，非暴力主义不过是迂腐的代名词，圣雄甘地的伟大与其局限一样醒目：反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认为只要拥有非暴力信念，“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甘地甚至非常认真地建议犹太人用和平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人精神领袖马丁‧布伯当然不会同意：“对于不明事理的人，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时至今日，印度宪政之父安贝德卡、敢于向殖民者操控的议会扔炸弹的巴加辛在印度的影响和威望，远远超过了狭隘地理解、维护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甘地。假如没有暴力革命的威胁，面对的不是13世纪就建立了议会政治的英国绅士，而是日本、德国一类的法西斯，非暴力运动无异于引颈受戮、与虎谋皮。

回到难民营，安东尚未从非洲人的苦难里回过神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恶霸竟恬不知耻地声称他的手下有奸尸的嗜好，安东内心的火山开始喷发。愤怒很快传染开来，恶霸遭到难民们的围殴。《狗镇》（2003）里的格蕾斯，从宽恕到相信少了“狗镇”的世界会更好，安东从医生变成咆哮的公牛，都在表明：面对无可理喻的恶人或罪恶集团，居高临下、没有原则的宽恕这一“傲慢”的面具可以撤下了。

安东对修理工的“姑息养奸”引发了更大更难以控制的危险：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伸张正义，把修理工的汽车送上了天，也差点送掉了伊莱亚斯的小命。在影片四平八稳、左右逢源的叙述中，编导的态度逐渐清晰：一个更好的世界，对暴力或非暴力都不能盲目崇信；即便非使用暴力不可，也应对方式和后果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尽量减少其副作用。

令人失望的《慕尼黑》（2005），表明真实的历史令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也望而却步：1973年4月以色列特工在黎巴嫩追杀3名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恐怖分子，可不像影片里表现的那样怜香惜玉，怒火满腔的复仇天使在混战中打死100多人。《更好的世界》的大团圆结局过于讨巧，但它好就好在捅破了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窗户纸：以暴制暴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金油，非暴力主义同样有其限度。

挪威没有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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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森林覆盖率高达60%，怎会没有森林？如果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挪威的森林》，当可会心一笑。“挪威森林”是集合了青春、性、纯洁、美好、孤独、伤感的复杂意象，1965年因披头士乐队的歌唱而爆得大名，激发了村上春树的创作灵感。

在文青还很时髦的1980年代，曾经有若干次领略《挪威的森林》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但都被我放弃了。昆德拉擅长用精致的媚俗掩饰内心的软弱，而村上春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欲望强烈得令人作呕。现代小说要想畅销，艺术品质必须低到众人能够产生共鸣。以一流小说家的水准衡量，村上可以说完全没有入行，新作《1Q84》又犯了老毛病，“各色人物一不留神，就会满嘴学问语录”，黑白两道的人物引用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或契诃夫的名言就像学者一样信手拈来。

不看村上春树的好处是，看罢影片《挪威的森林》，至少不会像村上的粉丝一般怒发冲冠：越南导演陈英雄对主题的演绎、情节的增删、演员的选择，激起了公愤。如果满分为10，我会心平气和地给这个片子2分。

这的确是一部很二的电影，故事开始于1967年的东京，那是一个日本左翼号召广大青年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反美国、反越战、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年代，可歌可泣谈不上，倒是实打实的如火如荼。日本新任首相菅直人当年也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为百姓维权。

简单地把文革等同于东京和震撼法国、风靡欧美的左翼浪潮，不过是东西方文化彼此误读的又一例证。1960年代菅直人们和西方青年推崇毛泽东，将毛泽东作为反美、反体制、反权威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冲击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文攻武卫、斗私批修、迫害知识分子，只是奉旨愤怒，成为权力斗争、自相残杀、反文明的工具，以及爆发人性之恶的管道。

《挪威的森林》多次表现了东京的街头革命，但与贝托鲁奇以巴黎“五月风暴”为背景的影片《戏梦巴黎》（2003）相比，品质差距远超东京到巴黎的地理距离。毛泽东像作为背景道具，多次出现在情色氛围浓郁、做爱场面大胆出位的《戏梦巴黎》里，是对历史的还原和深刻的反讽。正所谓：彼之甘泉、我之毒药，反之亦然。一女两男的青春冲动和情感迷茫，与巴黎街头的怒火结合在一起，探询人性、自由和现实秩序的冲突。

陈英雄的镜头里既没有“挪威”，也不见“森林”，有的只是鸡毛蒜皮的陈年往事、无聊幼稚的对话和美得非常人工的风景，连男欢女爱也显得那么矫揉造作，毫无创意；一边是革命的呐喊和暴动，一边是无病呻吟的情感纠缠：观众越是想探求主人公何以游离于火热的现实，导演就越是装神弄鬼、故作高深地予以回避。

类似于特吕弗的经典名作《朱尔与吉姆》（1962），《挪威的森林》也以一女两男的爱情展开，前者充满青春的激越与感伤，后者却显得那么苍白和贫乏，关键人物直子缺乏危险的魅力，白开水般平淡，气质、外貌和言行举止均不具备吸引两个好朋友的说服力。用大海的汹涌波涛表现人物内心的波澜，在1980年代的中国就已泛滥成灾沦为笑柄，导演居然用特写镜头着意表现，并伴以“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画面，实在是令人无语。

“眼下没有比美军进占冲绳和结束越战更紧迫的问题，我们要求讨论比希腊悲剧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学生的尖锐令人眼前一亮，但导演对时代氛围如何影响人物命运缺乏兴趣和能力，只是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场景；渡边不吸烟是因为“不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这样一句大白话然能成为亮点，实在是因为其它台词太过乏味。“不愿被束缚”实际上是一种更大更深的束缚，导致人物不愿、不敢去尝试新的事物，可惜导演没有就此深入下去。

你不爱我。我爱你，非常爱你。类似这样俗不可耐的对白充斥全片。或许是原著名气太大，你都不敢相信影片会如此糟糕——难道原著也糟到了这般地步？难怪村上春树的铁杆粉丝会如此愤怒，是否忠实原著是一回事，拍得是否精彩是另一回事。以剧情、对白而论，片长2个多小时的《挪威森林》对多数观众来说都无异于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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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飞机在中国上空狂轰滥炸，中国人民一片叫好；为什么在法、美、英在利比亚上空狂轰滥炸，会有愤青反对？

的确，轰炸目标不同：一个是日本鬼子，一个是利比亚鬼子。在某种意义上，卡扎非比日本鬼子可坏多了：日本鬼子从未将枪口对准供养他们的日本人民，而卡扎菲用军机、坦克和自动武器对付本国百姓，吃屎的把屙屎的炸得血肉横飞，用禽兽形容卡扎菲政权都是对动物的侮辱。

也就是说，粪青反对轰炸卡扎菲，是比反对轰炸日本鬼子还要可恶的行为。在自然界要找这么下贱的为独裁辩护的生物都不可能。

再看人权与主权：人们建立、供养任何团体、军队、监狱、国家政权等工具的目的，不过是让这些工具为自由、人权服务；一旦这些工具异化为践踏人权、施行独裁，那就必须摧毁、重建这些工具，美国独立战争，国人推翻满清统治，可以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在最初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才有爆发的可能。

人权高于主权，就像人有鼻子眼睛、人不吃东西就要饿死一样天经地义、不言而喻、不证自明。没有人，国家怎么可能建立得起来？不为人服务而是害人、折磨人，我们花钱建立国家干什么？

因此，轰炸利比亚、打击邪恶势力是替天行道，就像美军核爆日本一样正义。独裁暴政付出的任何代价，都不如一个平民的眼泪珍贵。没有暴君的审判台，就没有民众的自由与和平。

比地震、海啸更强大的民族素质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没有秩序
未经训练的盲目逃生

在大和民族看来，自私的自顾自己的逃生还不如坦然迎接死亡。这是1个骄傲到什么都很低调的伟大民族。

祝福大和，致敬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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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骨头》（2010年）冷峻写实的风格，与密苏里州欧扎克山区阴冷灰暗的天空一样沉重、压抑：多莉的父亲（制毒高手）办理保释抵押了房产、林场，人间蒸发，未能按时出庭受审；保释经纪人告诉多莉，除非能证明你父亲已经死了，否则，你们全家老小都将流离失所。套用海子的诗句描述多莉的处境，会是这般模样：从今天起，做一个坚强的人，喂马，劈柴，不爱红装爱武装；从今天起，关心松鼠和野鹿；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山，众叛亲离。

除了劈柴，17岁的多莉还得照料发疯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因无草料，喂马只能请芳邻代劳。最麻烦的是，必须找到失踪的父亲，哪怕是一具残骸。有困难找警察，开什么玩笑？若非警长泄露多莉的父亲是个告密者，就不会发生父亲“被失踪”事件，多莉也不至于在寻父过程中遭遇那么多冷眼和磨难。

宝玉奇怪女儿出嫁后，“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与多莉的闺密婚后唯丈夫马首是瞻如出一辙。突然闯入男权世界的少女，很快品尝到了性别歧视的滋味：朋友靠不住，亲人更靠不住。

多莉的叔叔绰号“泪珠”，吸毒、脾气暴躁、胆敢冒犯警长的权威、用利斧砍砸他人汽车的挡风玻璃，活脱脱是粗砺、堕落的生活环境流下的一滴“泪珠”；远房亲戚拒绝与多莉对话，好歹送上了一杯水。当多莉穷追不舍，再次送上一杯水，不过是倒在了多莉的脸上，并把她打得皮开肉绽。上帝啊，谁想当麻烦的制造者，可是，为了让家人避免野狗一样的命运，多莉已别无选择。

冬天的骨头，父亲的骨头，为了找到它们，多莉可没少吃苦头。生活就是一个拼搏、妥协和体谅的过程，坚守底线、保持尊严，别当坏蛋，也别怕坏蛋。以少女为主角的《大地惊雷》、《冬天的骨头》双双入围本届奥斯卡多个重要奖项，绝非偶然，赞美女性的坚韧和伟大，向来是好莱坞热衷的题材。

媒体关于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报道铺天盖地，似乎美国人傻到不知枪支泛滥的危害，似乎地球上真的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物。继《第一滴血》（1982）等经典作品之后，《冬天的骨头》继续强调武器才是美国老百姓最忠诚的朋友：“泪珠”不愿下车接受问话，枪是他对警长欺人太甚说不的底气，更是对权力不要太过分的最直白的警告；毒打多莉的亲戚找上门来，多莉毫不含糊地用枪口迎接她们。手把手教弟妹瞄准、扣动扳机，既可习得自卫的本领，也是非常实用的求生技能，打几只松鼠补充蛋白质也好啊。

从未出场的父亲，传授给多莉的每一样技能和做人的道理，弟妹们都要学习，比如：可以接受别人的鹿肉，但不能开口去要。问题家庭也有阳光的一面，多莉在白粉和面粉一样常见的环境里拒腐蚀、永不沾，从不怨天尤人或搬弄口舌，重视亲情和友情，以家庭为荣，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美国少女。

参军吧，至少有4万美圆的奖金可以应急。没想到，美军的银子挂得高，至少要等上14个星期。而且，你走了，谁来照顾家人？

被美军拒之门外的多莉，为了家人显现出的勇气、独立、坚强和牺牲精神，激发了“泪珠”的斗志和责任感。毕竟多莉要求的不多，她不关心谁杀死了“叛徒”父亲，只想保留能够挡风遮雨的家。欺负孤儿寡母的舆论压力和多莉面对警察、保释经纪人的从容、镇定，以及“泪珠”不惜鱼死网破的姿态，终于迫使“知情者”透露了父亲的下落。

险恶的江湖、比冬天还冷的尸骨，充满黑色元素的《冬天的骨头》，与其说是一部黑色电影，倒不如称之为一曲另类的励志战歌。《大地惊雷》的少女为父报仇丢了只胳膊，永不言悔；多莉找到父亲硬得需要电锯才能锯开的骨头，最终保住了房子，令人又是惊讶又是钦佩。女性怎样在男权世界赢得尊敬，这两部影片堪称教科书。

海明威崇尚的只能被毁灭却无法被打败的人，当然包括“她们”：你首先是独立、大写、硬骨头的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

西风独自凉

美韩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的当口，咀嚼充满政治隐喻的韩国史诗性黑帮大片《黄海》（2010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同于香港电影对江湖、义气的美化和浪漫而幼稚的意淫，注重于剖析人性、影射历史的韩国黑色电影，口味比韩国泡菜辛辣百倍，但往往失之于用力过猛。金基德的电影越来越不受待见，残忍不成其问题，问题是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用故事呈现人性的复杂。

《黄海》还在筹拍阶段，好莱坞又是投资又是买断《黄海》美国版的拍摄权，就是因为它由《追击者》的原班人马打造。2008年血肉横飞、扣人心弦的《追击者》不仅票房大卖，对男主角与前警察同事的关系的处理，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显示出编导深厚的内力，堪称《杀人回忆》（2003年）之后最好的韩国黑色电影。

朝鲜族的士司机久男下岗之后，为偿还妻子偷渡到韩国打工欠下的 6万元“路费”，接受边境地区朝鲜族黑帮老大的派遣，前往韩国暗杀金教授，希望借机找到渺无音讯的妻子。久男踩点时，蒙在鼓里的金教授竟施舍于他，这一温情脉脉而又略显滑稽的细节，集中体现了导演对同胞慈悲、厌恶和讽刺等强烈而复杂的情绪。丛林世界，同情和怜悯是一种罪，活下去就得比敌人更凶残。果不其然，金教授不仅老婆偷人，死得也最早。

教授的司机兼保镖是得过证书和奖牌的跆拳道高手，拥有杀教授的一切便利条件，但他显然没受过在楼梯上打斗的训练，死的姿态相当搞笑；教授夫人的伤悲让鳄鱼自叹不如，她在银行上班的情人看上去比银行还一本正经。久男来不及庆幸自己人格力量爆发（有人替他杀死了金教授），便享受到了黑白两道无微不至的关怀。30多年的生命里，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组织关心久男的下落和生死。

《黄海》继承了电影人用电影反政府的光荣传统，挖苦警察的机会一个都没放过。误射同事的警员哭述：“你叫开枪我才开的枪，谁知道—–”开枪后才发现射中了“自己人”，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明白这一点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警察被警犬拖倒在地、警车自我相撞、成百上千的警察奈何不了一个业余杀手，是不是让你想起了韩国军警1968年围捕朝鲜特工的拙劣表现和1980年镇压光州学生的给力？

为杀人灭口，韩国黑帮老大不惜杀光偷渡的朝鲜族，好象他们只是一群狗；碰巧了，跨海追杀朝鲜族黑帮大佬的韩国黑帮，也被前者当成了狗，怎样处理尸体？“头割下来，剩下的喂狗。”人体最重要的部分连狗都不吃，算你狠！

朝鲜族、韩国两大黑帮毫无信义和底线的残杀，看得人心惊肉跳：前者狠字当头，把久男送上不归路不算，坚持送人送到底的一条龙服务；后者马屎皮面光、遇强则弱，生死关头坚决拉稀摆带。朝鲜族大佬命令韩国大佬为自己裹伤，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征服：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一叶知秋的影射功夫令人叹服。

影片根据朝鲜族男子偷渡到韩国寻找妻子的真实事件改编：久男花钱买到的只是妻子的假消息和假骨灰，表明类似事件在在多有。发誓挖出幕后真凶的久男，目睹教授夫人在银行与情人相会，不知是太过震惊，还是同胞的阴鸷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突然觉得心灰意冷。导演似乎想告诉人们，在一个足够无耻、无情的世界里，死亡并不可怕（反倒可能是一种解脱），可怕的是抗争的动力和意义被彻底消解。

南北对峙、亲人分离的痛苦，一句“高丽棒子”引发的混战，生活在恐惧中的压抑和愤怒，影片想要传递的东西太多、太深，加上票房压力，艺术品质大受影响，一些剧情设置过于狗血，但胜在场面火爆，且不是为了火爆而火爆：人文关怀披着腥风血雨、冷嘲热讽的外套，每一把斧头流下的每一滴血都在反衬和平、团圆的艰难与珍贵。

久男因何踏上不归路？妻子为何抛夫别子偷渡韩国？时刻都在算计的麻将不好玩，横财不是那么好发，荆棘密布的江湖真的不好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就是被忽悠、被利用、被出卖的你和他。在通往幸福的金光大道上，弱者总是互相伤害。逃脱黑白两道追杀的久男，死在了同为偷渡者的菜鸟手里。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面对尖刀和血泊中的尸体，阅尽银河风浪的老渔夫平静如水，像久男沉入黄海一样未掀起一丝涟漪。那不是黄海，那分明是韩半岛千年的悲情与哀愁。

西风独自凉

号称“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给电影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生于萨拉热窝、祖先是塞族的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想象力之神奇、瑰丽，犹如误入凡间的精灵，除了让观众失望，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情。1993年，库斯图里卡邀约极端反共、反自由民主的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沃伊斯拉夫•舍舍利以手枪对射。舍舍利不是胆小鬼，可也不愿背负毁灭欧洲文化英雄的千古骂名。

性格比“火药桶”还要火爆的库斯图里卡，30岁便以《爸爸出差时》（1985）荣获戛纳金棕榈大奖。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彻底决裂，报纸刊登了一幅政治漫画：马克思坐在桌前，背后的墙上挂着斯大林的画像（讽刺斯大林不知天高地厚，个人崇拜超越了马克思）。一句“太过分了”的随口评论，使得米萨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享受“出差”（劳改）待遇。影片主线由米萨的小儿子马尔克的梦游（一个国家和民族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串联，以马尔克梦游时的狡黠微笑结束：一直都在梦游的“我”，终有走出困境的一天。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1981）：你还记得弹过的第一把吉他、把你从少年变成男人的姑娘和那只被催眠的兔子吗？荷马史诗将人性赋予神，而人则充满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性；库斯图里卡反其道而行之，揭示人的兽性和异化，赋予动物以神性，以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反衬人类社会自我相残的恐怖，似有基督、释迦牟尼担负人间所有罪恶之意，与荷马形成路径不同的两座人文主义高峰。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爸爸出差时》马尔克用防备他梦游的铃铛扰乱父母的春梦、《流浪者之歌》（1989）煮得稀烂的火鸡和嫌贫爱富被丈夫直接挂到墙上的妻子、《寻梦亚利桑那》（1993）特立独行的猪和在空中漫游的比目鱼、《地下》（1995）发射炮弹的猴子、《生命是个奇迹》（2004）市长在隧道里用卫星设备打色情电话以便自慰，迷恋足球和吉普赛音乐的库斯图里卡，有一颗狂野的心，在他的镜头里，巴尔干的战争、爱情和友谊交织着惊心动魄的写实和不可思议的狂欢：绝望的生命、充满希望的未来，在黑色幽默、吉普赛音乐的包裹下，欢欣、痛苦都呈现出疯癫的状态，与狂乱的世界达到一种微妙、动态的平衡，艺术品质高得让人必须脱帽致敬，实可谓：言浅意深，韵趣高奇；嵯峨萧瑟，真不可言。

有别于印度电影《大篷车》（1971）的浪漫，吉普赛人的谚语对四海为家的处境作了沉痛的告白：“让我站着下葬，因为我一生都在跪着生活。”胖嘟嘟的新娘愤怒地抽打醉得不醒人事的新郎，拉开了吉普赛史诗《流浪者之歌》的序幕，魔术、占卜、漂泊、浓烈的亲情、不知疲倦的歌舞伴随着千年孤独的吉普赛人；纯朴的贝汉阴错阳差地卷入一个犯罪团伙，历经酷刑、乞讨、盗窃、欺骗，在意大利用一场复仇完成了救赎。

除了自由，还有什么值得你魂牵梦绕？每次看到中国农民自制飞机的新闻，心潮起伏的我都会想起不朽的《寻梦亚利桑那》：你好，哥伦布！尽管从巴尔干来到亚利桑那，吉普赛手风琴换成了墨西哥吉他，对自由的热爱仍是库斯图里卡不变的火红乐章，在梦想与命运的冲突中折射生存困境，赞美人类勇于冒险和探索的珍贵品质。

哀莫大于心死，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阿克塞的叔叔、汽车经销商里奥希望自己卖出去的豪车叠加起来能够到达月亮，他训斥手下的员工：我为你提供工作和对时尚的品味，而你干了些什么？员工骄傲地回答：让卡迪拉克的耗油量百公里减少10公升。这种廉价汽车的追求令里奥勃然大怒。不料，经济危机和环保时尚的兴起，毁灭了里奥的美国梦。

为了心爱的表演艺术，阿克塞的好友保罗忘了泡妞，在观众的嘘声中模仿《愤怒的公牛》（1980）兄弟吵架的场面；表演比赛中，保罗模仿《西北偏北》（1959）飞机追杀的著名段落，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了卡里·格兰特，但评委并不买帐。等到生活中遭遇飞机险象环生的追逐，保罗破口大骂《西北偏北》是个白痴电影。叶公好龙的喜剧意味和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让观众绝倒的同时，开始怀疑人生：你的梦想，是否真的为你想要？

艾琳娜与格蕾丝母女俩，体现了两个极端：前者渴望飞翔和生命的灿烂，后者热衷于自杀以早日投胎做个乌龟。帮助艾琳娜制造飞行器的阿克塞，体会到了实现梦想的艰难，转而发现格蕾丝才是他的真爱。乌龟象征坚硬的外壳和敏感而柔弱的内心世界，可谓咄咄逼人的格蕾丝的真实写照，当她毅然举枪自尽，雷电恰好击中仙人掌，燃起一团为生命加冕的圣火。

“用时间来流浪、用身躯相爱、用灵魂歌唱、用生命去遗忘。”吉普赛人的音乐及其达观、自由、桀骜不驯的生活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库斯图里卡。《寻梦亚利桑那》嘲讽庸俗化的美国梦：“工作就像是帽子，即使你没穿裤子也不会感到羞耻，只要你还戴着帽子。”换句话说，吃饭是为了生活，生活绝不是为了吃饭。因纽特人、哥伦布、比目鱼、红气球、乌龟、仙人掌、猪，丰富的意象无不是在强调生命本真的价值，不应被“工作”或任何标签束缚。

铁托时代以铁腕手段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各民族尚能和睦相处。1980年铁托去世，“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来了精神，少数民族的噩梦开始降临。库斯图里卡怎样看待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1995年，这个欧洲最杰出的天才导演用锋芒毕露、充满史诗气质的《地下》回答了这个问题，再获金棕榈大奖。

我心狂野的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地下》荒诞、犀利、神经质而又充满赤子情怀，用歇斯底里的酒神精神表达对自由、理性的向往，哲学家的睿智与人生的苦涩狭路相逢，精英视角呈现大众口味，出其不意的恶趣味和反英雄叙事，大量的象征和隐喻，历史镜头的穿插和嫁接（你甚至能看到华国锋出席铁托葬礼的镜头），让167分钟的影片异彩纷呈。

唐骏说能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地下》让人想起《罪恶之城》（2005）的一句台词：权力来自说谎，谎言大到这个世界也跟着你玩。难怪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疯狂地赞美劳动，独裁者对人民的歌颂响彻云霄，脑满肠肥的将军躲在后方大喊勇气和牺牲精神，领袖总是煽动别人去当烈士。

《地下》的两位主角马克和库夫，不复《桥》（1969）、《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1972）等影片里高大全的革命者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们无情、辛辣的嘲讽。影片开场戏是德军轰炸贝尔格莱德，正在嫖宿的马克，在性工作者惊慌逃命之际，于漫天炮火之中，依然有条不紊地通过自慰达到高潮；而库夫不顾妻子的劝阻，火烧眉毛仍坚持大快朵颐。

这些令人捧腹的细节深刻地反映了马克和库夫的个性：前者是个无耻的享乐主义者，后者是个无所畏惧的亡命徒。抢军火为的是卖了钱寻欢作乐，刺杀德国军官也是因为争风吃醋，抢人家的情妇娜塔丽。

电击、手雷都奈何不了的库夫充满象征意味：骗取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你可以在任何严酷的环境下生存。更为讽刺的是，库夫也成了受骗者：战后马克作为铁托的亲密战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身于盛大的阅兵式，暗地里安排弟弟伊万与库夫等人在地下兵工厂制造武器，把库夫的意中人娜塔丽从床上培养到了主席台。

“民众啊\我们不会令你们失望\大难之际\我们党就是领袖”，这是被沃伊斯拉夫•舍舍利称作朋友的萨达姆写下的诗句。谎言大师喜欢给自己披上一件浪漫、迷人的诗人外衣：在库夫塑像的剪彩仪式上，马克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隆重纪念这位国家英雄和亲爱的战友：“为何风吹打我们兄弟的窗户\风在吹，天空和我们都在啜泣。”

为欺骗地下的人们继续生产武器，马克处心积虑制造战争正在进行的种种假象，假命令、假新闻、假警报、假情书、假勋章、假装被纳粹毒打。德寇亡我之心不死、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国会、工会和教会被共产党渗透（麦卡锡主义），恐惧使人团结并放弃理性思考，中外皆然。小到地下兵工厂，大至整个国家，封闭的环境是谎言盛行的温床。

随波逐流的娜塔丽，一心想照顾好瘫痪的弟弟，只能在坦克上大跳炮管舞宣泄内心的苦痛。猩猩误射的两发炮弹打穿铁壁（被愚弄的人还不如动物聪明），国家机器仍在试图掩盖这一重大丑闻。地下的人们重见天日，悲剧却远未落幕。

1990年代，神秘失踪的马克夫妇成了国际军火商，死于自己售出的武器。谎言世界建立在沙滩之上，哪里经得起时间潮水的冲刷。《地下》再一次证明：你能在任何时间修补任何一个漏洞，但无法在所有时间修补所有的漏洞。

长期旅居欧美的库斯图里卡对故土充满了眷念，影片结尾，死去的亲人获得新生，反目的朋友重归于好，在一起纵情歌舞；脚下的土地逐渐脱离巴尔干半岛，驶向不可预测的大海，似在暗示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斯拉夫人坎坷的命运。

2010年，库斯图里卡筹拍描述墨西哥革命往事的《潘奇奥·维拉的七个朋友和六指女人的故事》，光是这个极富库氏幽默的超长影名即已吊足了影迷的胃口。对库斯图里卡不让荒诞、狂放流于荒唐、粗俗的控制能力和分寸感，就算五体投地也无足表达敬佩于万一；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及独超众类的表现，将电影艺术的魅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犹如暗夜里衔枚疾进的铁血军团，气势磅礴，无可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