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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到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十八岁的学生泰勒•柯勒门提（Tyler Clementi）从大桥上跳下自杀。这个与著名作曲家同名的年轻人，在同伴眼里是个安静，友好的人，也是个颇有成绩的小提琴手。因为他和一名男友在宿舍里的性行为被室友遥控摄像并在网上传播，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那位室友和伙伴，虽然被控侵犯隐私罪，多半也会锒铛入狱，断送自己的前程。
这类通过在网络上曝人隐私或使用语言暴力而给牺牲者带来巨大伤害的行为（也称为网霸，Internet bullying或cyber bullying），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最著名的，也是最令人发指的，也许是2006年密苏里州十四岁的女孩梅根•迈亚（Megan Meier）之死了。她同学的家长冒充十六岁的男孩在网上与她结交，然后用语言侮辱她，并把她的私信传播给他人，造成迈亚的自杀。今年一月在马萨诸塞州，高中女生福比•普林斯（Phoebe Prince）被同学在网上和手机短信上围攻而自杀。长岛十七岁的足球明星阿历克斯•皮京顿（Alexis Pilkington）在今年三月自杀，也被怀疑与网上被围攻有关。类似的案子还有马萨诸塞州十一岁的卡尔•瓦克胡佛（Carl Walker-Hoover），佛蒙特州的雷恩•哈利干（Ryan Halligan）等。一项调查表明，百分之四十二的孩子说他们被网霸欺负过。
网霸不只是青少年中间的事。甚至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网民中，网霸也很常见。例如不久前在一场关于某位海归学人的争论中，就有人从他的一位女学生计算机帐户中得到一幅照片在网上流传，暗指他们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举动是否触犯法律，甚至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谁。但这件事引起众多网民喝彩，并有很多污言浊语跟进，全然不顾当事人和其家人的感受。当然这种事不见得局限在中国人中间，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了。
应该说，揭人隐私，恶语相向，围攻，都不是新现象。但是在网络时代，因为信息和言论流传之广泛和发言者隐瞒自己身份之容易，“网霸”的杀伤力是空前未有的。当然，这不是说互联网是个坏东西。互联网就像汽车一样。它是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操作不当的话，它也很容易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就像管理汽车一样，现在人们也纷纷关于互联网立法，禁止“网霸”行为。目前美国有44个州有反恶霸法（anti-bullying law）,其中有30个包括“电子骚扰”。但这些都是管理校园的，只有7个州有刑事惩罚。每次因为网霸而“出事”，都会引发新的立法努力。
但是行车安全不光是靠交通法规，还靠“ 驾驶执照”，也就是说司机被允许上路前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而上网并不需要执照。所以有些网民并不知道网上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网上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方面还是要靠学校和公众的教育来解决。
据我观察，很多“网霸”行为都来自于“自我道德优势”（self righteous）的心态，认为我是好人，对方是坏人，所以用任何手段去打击对方都是正当的。我们都知道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对任何人，即使是“坏人”，也是有道德和法律所界定的行为底线的。但在网上，人们似乎较少意识到对方也是有血有肉，可能被伤害的人。加上自己也可以躲在网名背后不用负责任，所以不少网民往往缺少底线。当然，网络上的交流对人类社会还是个新现象，也许就和当年美国西部一样，道德和法律准则都需要时间来建立。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尽力减少网霸的受害者。
现在还不能确定柯勒门提的室友是否因为反对同性恋而对他施害。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仇恨犯罪”（hate crime），要罪加一等。但根据他们朋友们的说法，似乎不是这样，而只是一个“玩笑开过头”的事件。但我认为，如果真是玩笑开过头，那反映的问题更严重。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心里没有是非概念，认为只要做得到的事就可以做，而根本没想到会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这就不光是“网品”的问题，而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做人的问题了。我曾经讲过麦卡锡的故事（见“谁打败了麦卡锡？” http://www.de-sci.org/blogs/fouyang/archives/35226）。麦卡锡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其政见或政治行为，而是因为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伤害一个不相干的律师的生活。他的对手对他的严词指责“你到底有没有善良之心？”（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是他从红极一时到孤家寡人的转折点。不管一个人多么聪明多么努力，如果不知道是非的话，终究会被社会抛弃。
这件事也给我们家长敲了警钟。我们华人父母，通常对孩子的功课才艺很上心，但在品德教育方面除了以身作则外恐怕就不花多少力气了。其实，一个人成长，人品心性是基础，知识才艺是依附于它的。我们不妨以这件事为契机，给孩子来个关于做人底线，是非观念和如何保护自己的“机会教育吧”。
附记：本文完成后，发现网友昭君也就这个事件发了博文，参见如下：“Rutgers University 学生自杀案引起的几点思考” http://blog.creaders.net/dreamweaver/user_blog_diary.php?did=70437
自从上世纪中期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电脑能不能代替人脑”就是个热门话题。半个多世纪以来，电脑的能力日新月异，不仅在计算，信息储存等工作远远超过了人脑，甚至在国际象棋上也首次打败了人类顶尖高手。那么电脑能不能全面赶上人脑的功能呢？
当然，比起人脑中神经元的数目，电脑还是有差距。有人乐观地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电脑的运算和储存能力都会赶上人脑，而在功能上赶上人脑也就为期不远了。当然，也有另一派观点，认为无论电脑如何强大，都不可能代替人脑。这一派中有从哲学上找根据的（例如电脑不可能有“灵魂”或“自由意识”），也有从科学原理上论证的（例如说人脑包含有“不可计算过程”以及援引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从实用的角度说，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人脑在结构上有什么优越性？计算机能不能向人脑学习？虽然人脑和计算机有太多不同的地方。但是能不能找出一些共性，来比较这两者呢？
二十几年前，“神经网络”曾经是个热门研究领域。从神经元的结构和机理出发，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大简化的网络模型。它的结构与数字计算机很不一样，但具备学习和模式识别的功能。人们曾经希望这个研究方向能大大提升计算机的能力，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认知方面。但是到现在，它只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中被采用。
神经网络是从底层结构入手的。另一个途径是从最高层结构入手来了解大脑。《为什么选择本书？》（“Why Choose This Book?: How We Make Decisions” by Read Montague）就是这样一个尝试。本书的作者是研究神经科学的教授。这本书在《自然》杂志上两次被介绍【注一】。下面，我们就基于这本书，来看看人脑的评估和决策过程，也就是根据外界情况权衡各种行动选项，而选择合适的行为的能力。
一般人都认为人脑比计算机能力强大，是因为神经元的数目比目前计算机的元件数多。但是人脑其实有很多限制。它的功耗比计算机低得多，运算速度也很慢。但是由于它精巧的结构，它有很高的效率，所以在功能上比计算机强大得多。
其实人脑决策时，面对的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比如，在超级市场里选购牛奶。牛奶有低脂，全脂，味道，营养和价格都不同。每种可能还有不同牌子，不同大小的包装，不同的过期日期。。。与这个决策有关的信息还有家里各人的口味，日常用量，冰箱里的可用空间。。。要把这些信息都纳入考虑范围，最后得出最优的选择，即使强大如人脑，也是不能胜任的。但是另一方面，生活中也并不需要绝对最优的解。人脑的决策过程实际上是优化与效率的折衷。
计算机与人脑的一点重要不同，就是没有“偏见”，也就是完全用逻辑，理性的态度对待和处理数据，没有“主观”的预设立场。这一点是长处，因为它能做到真正客观的优化。但也是短处，因为无法利用经验来缩小搜寻空间。而人脑却是有“偏见”的。造成偏见的下意识，其实在思维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在这里，我们不谈整个下意识，而只考察一个极其简单的机制：由多巴胺实现的奖赏引导机制。
所有优化问题，都有一个目标函数，也就是优化的对象。我们选择的行动能使目标函数的取值越大，这个行动就越好。这一点，人和计算机是一样的。但人脑的目标函数与计算机之不同，在于它不是精确定义的，而只代表一个总的方向和偏好。例如，在下棋时，我们选择一步时并不知道从此以后一直到赢的计划。但我们“直观”地觉得，这一步（以及可以预见的下几步）以后，我们能达到最佳的“形势”。而且，“价值”和“目标”是贯穿在人的决策过程的始终。每个选项和策略都有相关的价值。在评价不同选项而形成行动计划的运算中，相关的价值也同时被列入评估之中。
在最高层，人的基本目标是与生存有关的条件，如食物，安全，性等。这些目标可以说是通过进化过程设置的，相对固定的。那么这些目标是如何影响决策过程呢？多巴胺（Dopamine）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多巴胺在大脑运作中有很多功能，其中的中脑多巴胺神经系统（Midbrain dopamine neurons）是关于基本目标的“信使”。当感知系统传来的信息表明这些基本目标得到了更好的满足（比如出现了新的食物），这个系统的活动就会增加，从而向全脑“广播”这个“奖赏”的信息。影响多巴胺的不仅是外界条件，也有大脑本身对于未来的估计。所以如果大脑在评估一个选项，而其预见的后果是改善生存条件，那么多巴胺也会给出“奖赏”，而使得这个选项的价值提高，也就是更容易被采纳。作为所有高层目标的通用信号，多巴胺也是各个不同目标之间权衡所使用的“货币”。
在这个最高层之下，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和纹状体（Striatum）负责给出更具体的目标。这些“次级目标”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情况变化的。例如，在“取得食物”这个基本目标下，具体的目标可以是“找到饭店”或“到厨房找零食”。前额叶通过在多种选择之间的评估来设定最合适的目标，并保持这个目标一段时间，以便指导行动。它能预见目标的结果，从而与多巴胺神经细胞相互作用：它不但接受多巴胺的“指导”，也通过自增强的学习行动来调控多巴胺神经的行为。这种自学习非常复杂，可以包括对外界以至别人对行动的可能反应（同情），还有把实际行动的结果与其他假设情况的对比（后悔）。所以这些我们所熟悉的情绪，都可能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这两个决策系统都是或多或少在意识之外运作的。在它们的影响下，才有“基于”逻辑和理智的意识活动，根据周围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行动方案。除此之外，有些与生俱来的感情也影响着决策。例如在人际关系中，信任，公平等常常得到超过理性的重视。而这些可能就是进化给我们的“偏见”礼物。影像实验表明，在大脑中，有些特定的部位主管这些感情因素。同时，这些偏见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感知系统，“过滤”外界输入的信息。
其实，以上说的这些不过是证实了长久以来人们对大脑决定过程的了解和猜测。然而现代神经科学通过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进一步确定了这些功能的具体部位，并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虽然这对于了解大脑来说还只是管窥而已，但已经给我们了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一些新的知识。
大脑的“目标设定”系统是在意识之外，影响着我们的决策过程。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但我们的意识还是有着反作用的。多巴胺神经系统的目标设定虽然由基因决定，但却是可以改变的。例如，食物的出现会引起“奖赏”信号。假如每次食物出现之前都有灯光闪动，那长久以后灯光闪动就会引起“奖赏”信号，而食物却不会了。也就是说，灯光“代替”了食物成为“基本目标”。而人的一些理念也能代替生存需求而成为主宰奖赏的“基本目标”。所谓“洗脑”，可能就是这个层次上起作用的。而人的一些心理疾病，根源也是在目标设定系统。 例如偏执的人，可能就是前额叶保持目标的能力太强，而使得目标不能及时被更新。
更有趣的是对于毒瘾的认识：毒品会触发多巴胺的释放，带来“奖赏”。通常，“奖赏”提示外界条件变好（更有利于生存）。这个提示是一次性的。除非条件又发生改变，“奖赏”就不会重复出现。但毒品不是这样。每次使用，都会导致新的“奖赏”信号，从而影响自学习过程，使得“获得毒品”这个目标在决策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也就使人在毒瘾中越陷越深。因为这个过程是在意识以外的，所以说靠“意志”能戒毒，或相信自己有足够“定力”不染上毒瘾，都是不现实的。避免毒瘾的唯一办法是远离毒品。
老年人常见的帕金森症，表面上看是运动系统失控的原因：病人手足颤抖，无法自主控制。但实际上病因是决策系统的问题：由于多巴胺的通路受阻，决策系统得不到“指导”而不能在众多选择中作出决定，而使得肢体行动限于瘫痪。【传统上已知 帕金森症与多巴胺有关，但认为是多巴胺缺陷直接影响运动中枢。这里的新说法不知有没有得到实验观察证实。】
对人脑了解的进展，也使得我们再次审视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人有自由意志吗？现在的回答应该是：有，但不完全。我们已经看到，人的决策从根本上是受着进化所产生的，有利于生存的“基本目标”所左右的。而人为的理念，通过一些途径也能取得“基本目标”的地位（有时我们称这种超出理性的“超级理念”为“信仰”或“狂热”）。所以我们的意志（决策能力）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另一方面，目标和奖赏并不代替决策。我们的理性，价值观，智慧，经验，还是能在目标和奖赏的影响下做出自己的决定。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还是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对于那些支配决策过程的“超级理念”，我们也不是绝对无法控制的。例如，理念这类目标会在自我学习过程中逐渐淡化，让位于生存所需的基本目标。所以我们常说“时间是良药”，许多非理性的偏执和情结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自然消失，我们只要不去加强它就行了。有一本书《注意力》就讲到用控制注意力来影响世界观，人际关系和思维模式的很多研究成果【注二】。所以，我们的脑子是可以驾驭的，只要我们了解了它的内在规律。
虽然《为什么选择本书？》得到了很多好评，但是我认为这本书还是有很多不足。从学术上说，最要命的是它没有清楚地区分已有的知识，要介绍的新研究和作者的推测。在这一点上，作者与其他人合作的一篇论文【注三】提供了更系统严格的介绍，特别是列出了很多未知答案的问题。从行文上说，本书结构比较涣散，作者在每章的引言和举例中花费太多笔墨而没有有效地引出主题。有人说应该把篇幅砍掉一半，我也深有同感。作者对谈论到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没有定义清楚，甚至在不同的章节段落中似乎对同一个概念采用了不同的内涵。文字也比较拗口，常常一句话要读两遍以上才明白其语法结构和意思。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书，所以也许编辑的责任更大些。我觉得读这本书不是一个享受，但是它可以作为进一步的搜寻和思考的起点。
这本书介绍的神经科学知识，对于我们了解大脑，了解自己很有意义。但作者的目的之一是要说我们的脑子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计算机。由于它的目标奖赏结构，它能比数字计算机远为高效地完成决策任务。然而我的感觉是：作者对于计算机科学并不十分了解。在我看来，大脑的目标，偏见，分层决策，自学习等功能，应该是现代计算机算法中已经采用的。也许具体算法上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地方（如自学习），但这方面计算机要模仿人脑的话，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困难。
但是人脑和计算机的区别还不仅于此。比如，人的思考有一定的随机性。两个人之间两次下棋，会有不同的棋局。而两个计算机之间下棋，我猜想结果会是重复的。这种随机性不仅带来博弈上的优势（对手不能预测我的行为），更可能是人的创造力的基础（比如在不同概念之间找到新的联系）。所以，计算机要赶上人脑，不光是速度和内存或算法的问题，而是至少还需要几次革命才行。
注一：John P O’Doherty, Nature Neuroscience, Vol. 10, No. 10, page 1225 (2007), Andy Clark, Nature, Vol. 445, No. 15, page 711 (2007)
注二：“Rapt: Attention and the Focused Life”by Winfred Gallagher, Penguin Press, 2009
注三：A. Rangel, C. Camerer and P. R. Montagu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vol. 9, page 545 (2008)
上一篇谈了古狗的内部管理，如何权衡效率与创新力的问题。这一篇主要谈古狗的经营策略，如何在保持信息世界“一统天下”的同时维持公信力。
今天，每个人只要上网，就不可能不遇到古狗。除了搜寻服务以外，古狗还有电邮，新闻，视频，照片上线，文字处理，购买支付等等等等数不清的服务（面对企业的云计算和服务器支持，以及对绿色能源等新兴技术的支持这里就不谈了）。而这些服务绝大多数是免费的。古狗还在进军手机和操作系统。虽然有些服务带有广告，但是古狗真正赚钱的，还是它的“看家功夫”：点击广告。那么古狗为什么要提供那么多免费服务呢？这还是要从点击广告谈起。
说起点击广告，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在古狗搜寻结果页面上（上方和右边）的广告。另一种是在第三方网站上的广告：任何网站都可以植入一段代码，让古狗在特定的位置上显示广告。古狗得来的收入与站主分享。这两种广告都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它是针对特定读者的需要的，也称“瞄准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而读者的需要主要是根据当前网页的内容或搜寻的关键词而决定的。第二，它是点击才收费，而不是按显示次数或时间收费。这个方式为广告厂商减少了很多风险。（这个商业模式并不是古狗发明，但却是它首先采用的。为此还引来一段官司，这里就不说了。）第三，广告厂商自己负责制作广告，通过拍卖的形式取得古狗那里的发行权。这就排除了传统的广告中介商，大大节省了成本。由于这些优点，点击广告是对传统广告业和媒体的重大冲击。
在古狗看来，瞄准广告是“双赢”策略。它坚持广告不能损害读者对网站的体验，所以在古狗主页上坚持不放置广告。但它认为，适合读者需要的广告“也是信息”，所以是对读者提供的服务（顺便收点广告费，就不说了，呵呵）。而对广告商来说，这是在有限的空间放置最有效的广告，也是降低成本，提高收效的捷径。瞄准广告做得好，对于古狗的财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做好瞄准广告的关键，就是增加对读者的了解。，免费服务就是古狗为了了解用户的各种情况而布下的“天罗地网”。如果一个用户使用多种古狗服务，他的行为历史就会被汇总起来，以便古狗决定给他什么样的“待遇”。此外，古狗还在开发个性化的搜寻。掌握了用户资料后，古狗可以猜测用户搜寻的目的而显示适当的结果。比如一个英文老师搜索一个人名时，古狗就可能先显示一个哲学家，后显示同名的歌星。而要做到这一点，古狗就需要尽可能多地占领我们网上和桌面的空间，把计算机和网络变成它的“一统天下”。古狗的创始人都是学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data mining）的。所以这样的思路也很自然。
这种想法即使从技术上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古狗要预测用户的需求，如果不能做到足够完美的话，可能反而添乱。因为如果使用简单的算法的话，至少用户可以“预测”古狗程序的行为，而调整自己的搜寻策略来优化结果。但如果两者都不能预测对方的话，双方的“关系”就很难相处了。很早以前盖兹就试图让微软的办公室软件“预测”用户的需要而主动提供服务，但因为不完善，反而造成没完没了的困扰。到今天，这些功能不是被缺省关闭就是被取消了。这算是古狗的前车之鉴吧。
但是更大的问题还不是技术上的，而是社会学上的。也就是说，人们是否能信任“一统天下”的古狗？特别是在美国，人们对于个人隐私非常珍惜，古狗的做法很容易引发“老大哥”的联想。除此之外，古狗在一些领域隐然有垄断之势，也引起种种疑虑。这就引出了古狗的座右铭：“不作恶”。
但是真要做到“不作恶”可能吗？在这个问题上，古狗至少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古狗在中国的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古狗为了生存，就必须与当地政府合作。而任何政府都没有“不作恶”的许诺。所以既然与政府合作，就不能保证“不作恶”。古狗可以辩解说：在当地传播信息是“行善”，为了行善而参与作恶，是个权衡的问题。但古狗自身的利益显然也涉及在内，谁能信任它真的做出对用户最好的权衡？更一般地说，古狗给用户提供免费服务，而靠广告商的赞助来得到收入。当广告商的利益与用户相矛盾时，古狗的“不做恶”是对谁而言呢？它能得罪广告商这个“衣食父母”吗？第二，古狗不是上帝，它不具有判断“什么是恶”的能力。因为这个判断最终是由用户来做的，而不同用户有不同的标准。在处理含有例如色情，反社会，诽谤等内容的信息时不以法律为准而论“善恶”，会导致无穷无尽的争论。
“不作恶”的一个危险推论，就是把“善”，“恶”作为商业行为的唯一（或压倒性）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是“善”，怎么做都行。古狗就有这样的例子。它推出把所有图书扫描后在网上免费提供的宏伟计划，的确对于方便读者搜寻和阅读有很大好处。因此，它就置出版商和作者的版权利益而不顾。虽然最后古狗还是让了步，但有了这样的心态，很难说下次更弱些的对手在古狗面前能“维权”成功。
“不作恶”也许是古狗天真，理想化的表现，也是它的商业需要。只有用户相信它“不作恶”，它的信息收集“一统天下”和数据挖掘的远景才有可能实现。当然，对于一个几乎“法力无边”的公司，有“不作恶”的主观愿望还是很好的，也很重要。如果古狗真的能保持下去，也许对整个商业世界也会有所影响。但是“不作恶”这个座右铭并不能保证古狗得到用户和整个社会的信任。那么古狗怎样才能获得和保持它所需要的公信力呢？
其实，世上还有一些行业是靠别人的信任生存的。比如在美国就有些为政府咨询的民间企业。它们接受政府的订单进行研究和调查，其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这样，政府就需要相信：它的研究结论是公正客观的而不是受自身利益的影响，而且它向政府的收费是公平的，不会虚报工作量和成本。为了得到这样的信任，这些企业在运作上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做法。借鉴于此，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古狗可能的策略。
一种可能是自我设限。古狗不光是信息搜寻和广告媒体，它的触角还伸到了计算机软，硬件，操作系统，手机，甚至新型能源等很多方面。古狗已经是个大公司，但似乎还在无限制地增长。这体现了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巨大的胃口。人们理所当然地会怀疑它会从掌握的巨量数据中不正当地获利。如果古狗宣布停止增长公司规模，甚至把一些特别需要公众信任的部门改成不盈利机构，会对它的社会形象和可信度有很大帮助。当然这样会大大影响它的股价，但从长远来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上策。
第二种可能是增加透明度。古狗是关注隐私和数据滥用的群体的首选“靶子”。它的一举一动都在专家们的观察和分析之下。如果古狗公布自己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的细节，甚至于在目前已经接受“开源运动”的基础上公开数据处理的有关代码，那么第三方就可以评估它是否真的“不作恶”，而普通消费者也能得到立场超然的专家的指导，对于自己的隐私数据是否会被滥用有个判断的依据。当然，古狗有理由保持一些秘密，例如防止竞争者抄袭或防止别人“量身定做”网站来扭曲搜寻结果。这里的分寸如何把握是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原则是不变的：允许甚至欢迎公众监督，是建立信任的灵丹妙药。
第三种可能是人为制造“利益冲突”。人们对古狗的疑虑，源自它的不受制约。而在没有外部制约的情况下，古狗可以制造内部的制约。它可以制定明确的处理用户数据准则，而且规定员工在编程和操作中违反这些准则要负个人责任以至被开除，即使这是在执行上级的指令。这样把员工放到公司的“对立面”，就制造了一个监督机制，也给了员工一个很好的理由拒绝那些违反公开政策的指令。这在上面说的咨询企业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总之，古狗的外部挑战不是技术上或商业上的，而是社会学上的，即如何在掌控资源和权力的同时保持公信力。而当今世界上，美国朝野对集权存有天然的疑虑，其他国家对于“来自美国”的东西也天然地不信任。所以古狗要“一统天下”，还需要好好学习“王道”。上面说到的自律，透明和制衡已被政治实践证明是防止专权，滥权的有效途径。如果能成功地运用到商业运作上，也是古狗的一大贡献吧。
【参考书目】
Googled: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by Ken Auletta, 2009 本书作者是位记者，经过多年采访古狗的创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写出此书，内容还算详尽公允。可能由于他的本行，他比较着重古狗对于媒体业的影响，而对于技术层面的东西有些语焉不详。
【有关文章】
信息时代的新生态 – What Would Google Do? 读后
hhttp://www.de-sci.org/blogs/fouyang/archives/30279
昭君：“Google 会“控制”世界吗？” http://blog.creaders.net/dreamweaver/user_blog_diary.php?did=50719
方鲲鹏：“晒晒Google（谷歌）臭名昭著的点击欺诈案”，http://blog.creaders.net/kunpengfang/user_blog_diary.php?did=66631
古狗（Google）创立才十年，上市才六年，但已经和互联网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它的股价和盈利在高科技公司中出类拔萃，它的一举一动不仅在商业圈里举足轻重，而且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古狗不是一个一般的公司，它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互联网以至媒体的格局。而另一方面，古狗也是信息时代商业环境变化的产儿。要想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就不能不了解古狗。下面，就把我关于古狗的一些随想记录一下。
1.“ 掌控中的混乱”
“掌控中的混乱”（controlled chaos）是一个非传统的商业管理概念。传统上，成功的商业管理应该能很好地预见 未来，对于发生的情况都有应付的预案，有一个完整可行的计划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高科技环境下，市场的变化非常难以预料，而使得企业对未来的视界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去追求传统的计划，战略等，往往会过于保守甚至陷于瘫痪。而“控制下的混乱”的思路则着重于应付意外情况的能力。这个概念提出已经有些年头了，但至今人们还是只是注重于企业的应变能力。而古狗虽然没有明确采纳“掌控中的混乱”这个管理概念，却在实践上更上了一层楼：它有意地制造 “混乱”来创造更好成绩。
和一般企业不同，古狗创业时竟然没有一个商业企划案（business plan）。古狗的创始人当时都是博士生。他们发明了按照网页间相互链接来排名的算法，并以此为基础，在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统上建立了一个性能优越的搜寻网站。当他们的用户越来越多时，古狗就诞生了。但是，他们当时对如何赚钱没有任何概念，而只有一个信念：一个好的产品，对人有用，就总有人愿意花钱来用。幸运的是，这个“糊里糊涂”的公司居然也拉到了投资，后来开发出了点击广告“adsense”，才走上了财源滚滚的“正路”。
其实，这样的发展过程倒是合理的。就像我们养育孩子一样。对于一个婴儿，我们并没有为他的一生制定“企划案”，而是着眼于增强他的体力和智力。到了一定的时候，才会按照他的长处和机会来选择人生道路。而创业过程中，一个典型的企业也会几次改变经营方向，最后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幸运的话）。所以古狗创始人的信念，相信大多数创业者都会认同。
那为什么“商业企划案”和“商业模式”却是创业的“入场门票”呢？这是因为投资者不是父母。他们的动力不是“爱”，而是“回报”。他们要确保创业者不是“票友”，不是为了自己爱好而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如果拿养孩子打比方的话，那么他们着眼的不是造就天才，而是不要养出不能自立的“孩子”。古狗是幸运的，因为它的创始人和初始的雇员都分享着同样的信念。他们没有多少钱，但愿意用自己的心血来“投资”。而且古狗早期就通过企业的有偿搜寻得到一些收入，后来又拉到一些小的投资，得以坚持下来。这不是一条传统的创业之路，但这种热情，耐心与运气的组合，却是可能是高科技创业者的“梦之路”。
古狗的“混乱”还表现在管理结构上。在最高层，是两个创始人佩杰（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加上2001年就加盟至今的总裁施米特（Eric Schmidt）。这三个人的权限并没有严格划分，而是靠“共识”和讨论作决定。这样松散的企业架构可能就是最近古狗在中国问题上进退失据的主要原因。但一般来说，古狗的管理和决策还是有效的。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施米特超凡的人际手腕，能够把两个创造力极强但书呆子气十足的创始人“捏合”在一起，实现了人们梦寐以求却难得一见的增效作用（synergy）。
在员工管理上，古狗也是够混乱的。古狗招人非常严格，却没有固定的官僚程序。一直到很大规模，录用员工还是要最高层拍板。而遴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飞机条例”：“如果你与候选者同坐十几小时的飞机，你会不会厌烦他”？也就是说，作为崇尚“数量化”原则的古狗，在选人时注重的却是对于个性的主观评价。据说古狗招人是几千个里面取一个，“比哈佛大学竞争还激烈”。但是招进来之后，公司对职工非常信任。不仅在生活上提供免费餐饮甚至按摩服务，在管理上也尽量平等。每个工程师都能直接找最高层谈话。每周五下午，最高层领导都会与全体员工聚会通报公司的情况和进展，回答员工问题。两个创始人也积极介入到很多工程决定中去，用自己的远见和信念影响产品开发。这种没有官僚束缚的互动，激发了员工的热情和创造性。古狗优厚的员工配股方案不但造就了无数百万富翁，也使得公司的向心力大增。“古狗人”（Googler）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
对硅谷工程师来说，除了股权，古狗最值得艳羡的就是“百分之二十条例”（20 Percent Rule）了。古狗允许并要求每个工程师把百分之二十的时间（也就是每周一天）花在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项目中。所做的工作范围不受限制，但列入考核内容。工作的结果可以向最高层汇报，被选中的会转变成公司的项目。这个做法在公司内外都同时受到好评和非议。但不管怎样，这是古狗的特色，也符合古狗重视创造性的价值观和斯坦福大学的传统。虽然不清楚这个“百分之二十”的工作中有多少最终转化成了古狗的产品，其中又有多少在赚钱，但这种提供自由的做法对于培养员工的热情和能力来说，肯定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综上所述，如果说传统企业是“成年人”的话，古狗就像一个“青少年”：做事随性，缺少计划和纪律。但是别忘了，一个人创造力最旺盛，热情最高的也就是青少年时期。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吧。我的看法是：办企业有个严密的计划和执行计划所需的严密组织，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高效，有更大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照着计划做，永远不可能得到超出计划的结果。马克吐温说过：“意外是最大的发明家”。只有允许“混乱”，允许低效率，才能获得革命性的，也就是意外的成果。但是话说回来，这两者之间，怎样才是最好的权衡呢？
这使我想起了高科技领域的另一个传奇组织：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在它的黄金时代，贝尔实验室是全世界通信技术的“圣地”。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通信技术的大突破都来自于贝尔实验室，或得益于它的重大贡献。现代数字通信的基础 ——信息论就是贝尔实验室创立的。贝尔实验室也是半导体技术和计算机的发源地之一。它产生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得奖工作从最实用的（发明三极管，发明CCD器件）到最纯学术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理论解释，证实宇宙背景辐射）都有。在几十年中，它平均每天产生一个专利，是全世界产生专利最多的机构。但是走近这个传奇的地方，你会发觉它其实相当低效率。那里有一些行业泰斗，也有很多混日子的人。那里的员工花钱，花时间都不受限制，不知有多少论文，报告被束之高阁。买来的贵重仪器没有开封就直接送进垃圾箱，也是屡见不鲜的事。从成本（人数和花费）与成果的比例来说，贝尔实验室与大学等其他研究机构相比要差得远。但是它确实唯一的一个取得那么多革命性成果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有内在的必然性？
美国有句俗话：“成功是硬道理”（You can’t argue with success）。古狗目前的亮丽财务表现和它在媒体和网路上的创新引领地位，是否证明了它的做法是英明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贝尔实验室的历史。
在AT&T（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的全盛时代，它是美国电话从服务到设备的唯一提供者，连用户家里的电话机也是向它租用的。这样，AT&T的收入是保证的。而其中的百分之三自动作为贝尔实验室的经费。所以与大学教授要申请经费相反，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基本上是有花不完的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贝尔实验室的香农（Claude Shannon）在创立信息论之前，曾经制造了一个机器老鼠，会自己学习走迷宫。这和古狗的“百分之二十”项目也差不多了。然而，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年代美国政府取消了AT&T的垄断地位，迫使它分离出几家地方电话公司以后，贝尔实验室也就每况愈下了，许多精英研究人员纷纷另谋它就。因为研究经费需要其他部门的支持，它也失去了完全的选题自由。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在竞争中挣扎的AT&T分离出了设备制造商朗讯，而朗讯继承了贝尔实验室的品牌。从那以后，虽然贝尔开发了多波长光纤通信（DWDM）和多天线无线通信（MIMO）两项革命性的技术，但是总的来说，它已经活力不再，沦为普通的工业研发机构了。随着本世纪初朗讯的崩溃和被收购，现在贝尔实验室已经基本成为历史了。可见，贝尔实验室尽管有着辉煌的创新和发明，但对于母公司经营的贡献却是个疑问。当它的母公司必须为生存而奋斗时，它就从“明珠”地位沦为成本负担了。这里当然有经营者的短视，但它本身是否证明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呢？
古狗也是一样。目前它占着两个巨大优势。它有着庞大的利润（尽管主要来自于一两项技术），所以没有生存问题。它的创始人占有多数股权，所以也不受华尔街的短期盈利压力。这样，古狗就有很大的余地“我行我素”。但是商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当古狗现有的摇钱树（点击广告）不再灵光时，它是否能坚持创新而不惜牺牲效率，那才是真正的考验呢。
古狗的另一个挑战是成熟和转型。目前，古狗的产品是突破型的，以创新为重点。但随着技术和市场的成熟，同样的产品会变成渐进型，以成本，稳定性，行销等比较“平庸”的指标来竞争。现在看不出古狗会断然放弃成熟的市场。但是如果它的管理方式不随着市场而转型的话，它的优势在这些市场上就会转变为劣势了。另外，随着古狗规模的迅速扩大，已经不可能保证每个员工都是优秀的了。那么如何建立规章制度，不是为了提高优秀员工的成绩而是为了不让平庸的员工犯大错误，也就会提上议事日程了。长此以往，古狗会不会“成长”为一个普通的公司呢？
古狗创业者的一个信条就是“不接受现状”。他们一直在问：为什么现在的事情要这样做？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古狗问世以来，已经在很多领域打破常规，塑造了信息时代的新景观。古狗的企业管理，也是属于“打破常规”的一方面。我相信，不管未来的发展是否能证明它的成功，古狗已经在商业管理的教案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万维网友瀛洲大蟹发了篇博文“工会制度之我见”（http://blog.creaders.net/gujian/user_blog_diary.php?did=63788），以亲身经历和波兰团结工会的例子谈到工会制度中的一些问题。一个是需要避免工会的“异化”，也就是工会的政党化和工会内部的专权化。另一个是劳，资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是罢工对抗，还是谈判合作，抑或两者平衡？
正好我刚刚读完了《覆辙》（Crash Course: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s Road from Glory to Disaster by Paul Ingrassia），讲美国汽车工业的百年历程。书中把美国汽车工会（UAW）说成是汽车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我想到一些关于工会的议题，就此提出讨论吧。
其实，美国汽车工会虽然使得工人薪资偏高，却不见得是汽车业失去竞争力的主要原因。《覆辙》书中说到的公司额外负担主要有三项。一是工人工资比外界偏高。一方面，这可能是福特当年创下的传统：让工人买得起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与没有工会的日本同行相比，三大汽车公司的工资也并不更高，只是医疗和退休的福利比较好。第二项负担就是退休福利了。工会合约使得工人干满三十年后（五十岁左右）就能退休，而且保留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工资，还有优厚的医疗福利。现在GM一个在职工人要养十个退休工人或家属，的确是严重的负担。但我认为这是GM生意模式的问题。退休福利应该是工人在职时就注资准备的，而不是靠下一代工人来资助。那样，当时公司就会经营不下去，也就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财务承诺。现在这种“金字塔”形式的生意模式无异于多年来寅吃卯粮，虚报盈利。这笔帐并不能算在工会头上。第三项，也是听来最离谱的，就是所谓“工作后备”（job bank），也就是裁员下来的工人不是去别处找工作，而是呆在“工作后备”里，几乎拿全薪，享受所有福利，但不用干活。这个“工作后备”每年对于GM的成本可达八十亿美元。这听起来是天文数据，但与近年GM的亏损相比只有百分之几。所以也不能把汽车业的亏损归罪于“工作后备”。但是另一方面，汽车工会与资方几十年的争斗的确毒化了企业气氛。从工人那里来说，薪资的改善靠合约谈判与罢工，却与企业效益无关。以至于企业快倒闭了，工会还是不肯同舟共济。这样的心态，工人生产效率和创造力就可想而知了。而资方也难咎其责。企业危机时指责工会，但盈利时却不与工人分享。而且企业内部等级森严，管理层高高在上，连更衣室，厕所都与工人分开。因为要保持两者的待遇区别，工人薪资增加，管理层的待遇也水涨船高。所以管理层也就没有动力在谈判中为资方坚持立场，甚至还闹出了在工人答应减薪的同时管理层加发奖金这样无厘头的事。有这样的管理层，劳资关系怎么可能处理好？
从更一般的角度看，工会绝对有存在的必要。在劳资关系上，资方有着整个官僚机构，而员工单枪匹马，从经验知识精力上都处于劣势，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个专业，尽职的工会来代表工人，其实对资方也是有利的。而在薪资谈判方面，工人更是处于劣势。同行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都会关于薪资水平互通消息，美其名曰“薪资与市场接轨”，实际上是联手操纵薪资市场。而员工们连同事的薪水都不知道，在行业层次串联就更不现实了。有了行业工会，双方才有平等博弈的可能。
但是工会也有不可否认的弊端。造成工资成本上涨，影响企业竞争力倒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对内造成报酬与表现脱钩，影响工人的动力，对外形成垄断，导致效率低下。这一点我也有些亲身体会。做学生时，教授组织全国学术会议，就刻意寻找没有工会的会议中心。我当时不理解，后来工作后参加会议的展览工作，才体会到工会的“厉害”。在展览准备时，什么事都不能自己做。连拉一条延长电线也要花半个小时等馆方工人来。展览会结束后，大家都等着馆方运出箱子来可以把展品装箱运走。可是等了半天没有下文，原来那是工会规定的晚饭时间。晚饭后，工人开始领加班工资，才来运箱子。后来我在一个有工人工会的公司工作。那时我们经常需要把仪器从一间屋搬到另一间。这些自己顺手就能做的事，却要填表等工会的工人来做，耽误了不少时间。我还跟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工会打过交道。他们为了与学区方“斗争”，竟然限制老师给申请大学的学生写推荐信，拿孩子的前途作为要挟！可见，工会一旦职业化，就会和一切组织一样权力扩张和官僚化。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它最终会背离为工人服务的初衷。我认为，工会可以有专职的办事人员，但领导人和决策人不能职业化，应该在全时工人中选出。行业范围的工会应该是本地工会的松散联合。这样本地工会在服务工人方面起到主要作用，工人也就有动力参与工会活动和努力，而不是“搭便车”。甚至可以在一个企业或行业里组织多个工会，形成良性竞争。
工会在与资方博弈中，到底有哪些筹码？以前工会的杀手锏是罢工，一般企业都奉陪不起，只好让步。但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一方面企业外包的选项很多，靠罢工“掐死”企业的可能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国际间竞争激烈，企业受到罢工的打击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连带工人也倒霉。而新时代资金，物质和技术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企业赖以提高竞争力的只有人才。所以工会提高筹码的途径，也许是增加人才的价值，并跨出企业的界限，将手中拥有的人才“待价而沽”，把企业推到竞争的位置上。再者，任何“合约”，不管出发点多好，都难免陷于僵硬，繁琐的怪圈，从而影响企业随机应变，最终也损害工人利益。如何在劳，资双方扶植起双赢文化，建立和保持基于相互信任，相互报复而不是合同条文的“社会契约”，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更进一步，我联想到Peter Drucker提出的“知识工人”概念。在工业社会，工人是依赖于公司生存的，因为创造财富所需要的厂房，机器和资金都是公司拥有的。工人也不需要选择公司，因为他在不同公司创造的价值是相似的，得到的报酬也相似。工人的培养主要靠师徒系统。所以如果一个公司拥有专门技术，它能保持很长时间，而不会传到其他公司去。而信息社会则很不相同。这里的工作者（知识人）拥有最重要的生产工具：知识和学习能力。公司的作用只是为知识人提供一个组织，使他们的知识可以被用来创造财富。知识人在不同的组织中，产生的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得到的回报也不同。这就要求知识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样说来，在当今社会中，工人是独立于企业的，工会也应该如此。是不是可能把工会演化成“人才公司”，而把传统企业当成其客户？这有点类似于今天市场上的合同工提供公司。但“人才公司”不仅提供短期或长期的劳务服务，而且负责人才培训和激励，按照个人的能力质量制定收费和工资。“人才公司”对外以自己的品牌作为质量保证。这样把工人与企业在管理上彻底分开，把传统的劳资关系变成劳务合同关系，也许更有利于理顺利益链，使得经济运转更有效率。
工会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工业和社会都起了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工会的功过是一个大话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信息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全球化，传统的工会形式已经不适应形势。如何处理当今的劳资关系，建立起“双赢机制”，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这几天，阿富汗总算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里发现了大量的金属矿藏。2006年，美国地质人员发现了苏联占领期间留下的勘探地图，并据此对阿富汗进行了空中探查。最近这些数据得到了高层的重视，美国国防部也参与了地面勘察。调查结果表明，阿富汗存有巨大的金属矿藏，其中铁和铜 足以成为世界主要产区。另外还有大量的铌（制造超导体的原料），金和稀土元素。最近还发现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锂矿藏。整个矿藏价值约一万亿美元，是阿富汗年度国民经济总产值（GDP）的80倍！
这个“从天而降”的矿藏，对在战乱中挣扎的阿富汗来说无疑带来了新的希望。有了矿藏，就能吸引外来投资进行基本建设和工业化，给当地居民带来工作和生意机会，从而有望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掌握对于这一资源的控制，对于摇摇欲坠的阿富汗政府来说也等于是一剂强心针。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白宫，恐怕也指望这一发现能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助他们一臂之力吧。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事情绝没有表面那么简单。这些矿藏的发现，说不定反而把阿富汗和美国进一步拖向深渊。最明显的危险，就是阿富汗目前有着一个非常虚弱的政府。不仅上次选举的合法性大有疑问，而且政府内部的贪污腐化也是相当普遍。在全国很多地区，政府并没有能够控制局面。新发现的矿藏会吸引国内外各种力量前来“逐鹿”，给政府带来更严峻的挑战。而阿富汗一夜之间从“不毛之地”变成了“聚宝盆”，美军在那里的行为和动机在世人眼中也会带上不同的色彩。美国如何既照顾好自己的安全利益又不背上“掠夺财富”的骂名？这对于一向宣称重视“软实力”，“聪明外交”的奥巴马政府也是个严峻考验。
从历史和现实上看，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未必是福音。就拿中东地区来说吧，一般来说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是专制集权，信奉宗教原旨主义的国家。这其中有国内国外两重原因。在国内，统治集团掌控了自然资源，就可以不依靠征税而向人民提供福利。而人民既然得到“免费午餐”，也就不必去争取参与国事。在吃穿无忧的情况下，唯一可能的不满就是年轻人精神空虚，看不到前途和人生目标。而政府主张原旨和极端的宗教宣传，把人民精神上的不满引向“西方腐朽文化”的威胁。在国外，种种帝国主义力量也希望维护其集权统治，这样只要收买一小部分人就能控制这些自然资源。甚至为了争夺资源，国外势力还会挑动内斗，把这些国家引向动乱。 “怀璧之罪”这样的事，对国家也是古已有之的。
财富，资源本身不是坏事。但它带来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也就需要更多的智慧来掌控。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和资源，犯错误造成的损害也就更大。对个人和国家，都有着这样的悖论。所以，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矿藏到底是福是祸，归根结底要看主事者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来应对。据报道，目前美国国防部人员在协助阿富汗有关部门着手开发。而正是这个“国防部”把世界顶级的产油国伊拉克变成了战乱的泥潭，在入侵伊拉克“使命完成”后七年多的今天，伊拉克石油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对阿富汗的前景确实很难看好。
在2007年前后的金融危机中，我常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华尔街那些“天才投资家”们在房地产泡沫面前会象成群涌向悬崖的自杀老鼠一样？为什么就没有人看出他们的错误，并从中获益？如果有了与这种群体行为“对冲”的机制，是否就能减轻或是消除这种泡沫的损害？
看来我的这种想法并非慧眼独具。不久之后，就出了两本专讲“趁火打劫”，逆向交易而赚了大钱的故事。一本是“大空头”（“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by Michael Lewis, March 2010）, 另一本是“当今最强交易”（“The Greatest Trade Ever: The Behind-the Scenes Story of How John Paulson Defined Wall Street and Made Financial History” by Gregory Zuckerman, November 2009）。对前一本书，我还在当地图书馆排队呢（今天查了下，我们County图书馆共有40本书在流通，但我还排在140多位，可见此书之热门）。好在万维网友昭君已经写了精彩的书评（链接见后），我就不用涵盖了。关于“当今最强交易”一书，作者Zuckerman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个颇为详细的内容梗概，所以我也不必重复了。本文只是结合书中内容谈谈自己的感想。
除去书中的人物传记和花边新闻，这个“最强交易”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主角鲍森（John Paulson）原来经营一个对冲基金，专门针对公司之间的并购下注赚钱。他看到了房地产的泡沫，预见到房产贷款会有很高违约率，而使得有关债券崩溃。于是，他设计了一种交易方法来对此下注，结果赚了大钱（一百五十亿美元），自己拿到了四十亿美元的分红。
鲍森的交易原理其实也很简单（昭君文章中有通俗而详细的介绍）。因为房产贷款有关的债券不象股票那样可以买股权或做空，鲍森就采取了购买CDS的策略来下注。CDS（Credit Default Swap）简单说来就是一种保险。买方（比如鲍森）向卖方定期支付保费。如果合约里的参照证券（reference instrument）违约不能支付本利的话，卖方就须向买方支付一笔赔偿金。所以，鲍森购买了以房产贷款债券作为参照证券的CDS，在房产贷款大量违约出现时就能通过赔偿金大赚一笔。其实当时这样做的也不止鲍森一个。本书中就提到了几位。《大空头》中又介绍了另外几位，策略都差不多。只是鲍森有能力建立了两个专用的对冲基金，从而有大量的资金，做得最大。
鲍森等人的做法道德吗？表面上看，他们得利的条件是房贷市场崩溃，不仅投资人和银行陷入困境，成千上万的贷款者违约也失去自己的住房。金融危机把美国带入经济衰退，造成失业率上升，退休金缩水。。。在大家都受苦的时候，鲍森等人获取天文数字的盈利。这不是“趁火打劫”吗？但是，“相关性不是因果性”。金融危机并不是鲍森等人的行为造成的。的确，CDS的发行方遭受了严重损失，其中AIG等大公司甚至仰赖政府救助才免于破产。而且鲍森等人的交易扩大了CDS的需求，做大了市场，使得这场赌博的“盘子”变得更大，也就加剧了这场危机。但另一方面，那些与鲍森“对赌”的银行和投资人并非傻瓜。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得失与房贷市场的兴衰是直接相关的，只是他们对市场走向的看法与鲍森相反。所以如果没有鲍森，只要他们希望介入房贷市场，他们也会找出办法来的。所以不能说是鲍森等坑害了对手。相反，鲍森等人的交易提高了CDS的需求，理论上说应该是提高了CDS的价格。这对于出售CDS的人来说是好事，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他们后来的损失。所以应该说这样的对冲实际上是缓和了危机。而且，看衰泡沫的人“用钱投票”，表达自己的立场，对于平衡金融界的心态也有好处。
鲍森等人介入的CDS交易与房贷市场的实际交易之不同，在于它是一个对冲。房贷市场的证劵交易虽然也是扑朔迷离非常复杂，但归根结底是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用来借给民众买房子，所以还是对经济整体有益的。而鲍森他们购买CDS，交易的另一方则把CDS组合成“合成债劵”（也就是在收益和风险上等效于某种债券），卖给投资者。这种交易与真正的房贷证券无关，而只是拿那些证券的表现来打赌。所以这只是一个零和游戏，并不直接有益于经济。但是这并不等于它没有用处。实际上，这种充满风险的赌博，有时却是投资者避险的工具。比方说，我有一笔钱现在不用但5年后需要。我希望现在用这笔钱来购买房贷证券以得到高利息回报，但是不想承担房贷市场波动的危险。这是因为如果我需要这笔钱时拿不回来的话，对我的生意会造成很大损害。这时我就可以买CDS来避险。而你准备5年后买一幢房子，但生怕那时房产价格涨得太高而买不起。你就可以卖CDS给我，这样房价涨的话你就从我那里赚了钱，弥补了你的损失。所以，虽然从“赌博”本身来看是零和，但参与的各方因为需求不同，却得到了“正和”。
虽然理论上是这样说，但现实上，那些避险基金参与的赌博大多没有其他的需求，其动机只是觉得自己比对手会押得更准。那么对他们来说，这就真是“零和”游戏了。其实因为不菲的交易成本，这还不是零和而是“负和”。而且对于社会来说，这样的赌博圈住了大量资金，而影响了真正有生产力的经济成分的运作。当然这种纯赌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取消对冲手段。但是现实是，这种纯赌博的“对冲”在金融市场上占了太大比例，而且每个人都是借了钱来赌，更给整个系统带来了很大风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原因是金融服务业利润过于丰厚，扭曲了供求市场，而造成金融业的过度膨胀。美国目前金融业占国民产值和利润的比重都比十年前大大增加。那些投资银行为了扩大市场，就以各种方式参与和鼓励赌博行为。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些年联邦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保持很低的利率，造成资金供应过量。而把资金投入实业得益十分有限，也就鼓励人们把钱用来冒险和赌博。所以，要解决赌博过度的问题，除了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外，还需要振兴整个经济，使得生产比“玩钱”更盈利。虽然经过了很多年的外包和全球化，美国目前的工业产值还是世界第一，是中国的两倍多（2005年数据）。提高制造业的盈利水平，可以提升整个国家经济，对金融业的冒险行为也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另一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象鲍森等人那样运作赚钱呢？这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华尔街认识到房贷泡沫的人还真是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惯于使用过去的数据和模型来预测将来，而没有意识到房屋借贷操作方式的变化（房贷二次市场的发育使得直接放贷的经纪人不必承担坏债而可以放手冒险）和房屋价格与收入水平脱节的现象。同时房贷衍生债券越来越复杂，连信用评估机构也无法透彻分析。书中写道鲍森筹集资金时曾经到处碰壁，就反映了他们“异见派”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象鲍森那样固执己见并愿意下大赌注的人自然就少了。逆向运作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现成的金融工具来实现他们的理念。房贷有关的证券大多不是在公开市场买卖的，也没有类似股权，做空等机制。即使人们发现了CDS这个渠道，个人投资者要买到CDS也很不容易（鲍森是对冲基金，情况好一些）。更要命的是，CDS也好，房贷证券也好，因为不是公开流通，也就没有客观的定价。这对于交易（脱手实现利润）和用这些资产抵押融资都是问题。如果时间上算得不准资金流出了问题，那就死路一条了。所以如果要鼓励对冲来消减泡沫，还需要完善有关的金融机制。
鲍森现在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和赚钱最多的个人。但从整个职业生涯看，他并非十分出色。所以他这次的成功也许是因为非凡的胆识，也许是因为运气。我们看这本书不必着眼于其中的人物。作为国家和社会，应该如何看待对冲运作，如何发挥其正面作用而避免负面作用？或者作为个人，有没有机会发现和利用金融系统中的失衡而从中得利？这些也许是我们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关链接：
昭君对“大空头”的书评：
http://blog.creaders.net/dreamweaver/user_blog_diary.php?did=59165
http://blog.creaders.net/dreamweaver/user_blog_diary.php?did=59320
http://blog.creaders.net/dreamweaver/user_blog_diary.php?did=59491
《当今最强交易》作者自叙：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3574604574499740849179448.html
1970年5月4日，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校园里，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枪杀案。在驱散抗议学生的过程中，28名国民警卫军（National Guard）的士兵向学生开火。在十三秒钟时间内，他们发射了六十多发子弹，造成4名学生死亡，9名学生受伤。这十三秒钟，十三名伤亡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史称“肯特屠杀”或“五四屠杀”。直到它的四十年纪念日（2010年），美国各大报纸还载文纪念和评论。
事情的简单过程是这样的。1970年5月1日起，为了抗议尼克松政府把越南战争扩大到柬埔寨，美国各个校园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在肯特州立大学，学生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来驱散学生。第二天，州长派遣国民警卫军进驻肯特市。当天晚上，当地征兵站（ROTC）的办公室被纵火烧毁，使得冲突更加升级。两天后（5月4日），学生们违抗禁令在校园里举行示威，抗议国民警卫队的进驻。中午，国民警卫队开始驱散学生。在十几分钟砖块，棍棒与催泪弹的对峙之后，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开始后退。但当他们到达一个高地时，一些士兵突然转身，用步枪与手枪射击。大多数子弹是对空中或地上发射的，但也有一些射向人群，造成了伤亡。被击中的学生最近的离开战士约二十米远，而最远的在二百多米以外的停车场。有些受难者并没有参加示威，而是路过现场而已。只有两个学生是正面中弹，其余七名侧面中弹，四名背后中弹。
当人们从十三秒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时，对抗的情绪接近沸腾。幸运的是，国民警卫队的军官们总算约束住了士兵，学校的几名教授也挺身而出劝说学生离开。二十几分钟之后，学生终于离开了校园，一场更大的惨剧被避免了。随后，学校被关闭，直到暑假后才复课。五月八日，国民警卫队和州警察撤出了肯特城。
最著名的枪击现场照片 （来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6/65/Kent_State_massacre.jpg）
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美国因为民权运动和越战而陷入了空前的社会对立和动荡。不管从理念上还是自身利益上，大多数学生都反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而且以各种暴力和非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对学生的“胡闹”感到厌倦。如时任加州州长，后来成为总统的里根就公开宣称，应该停止对学生的纵容。肯特大学所在的俄亥俄州州长也主张对学生采取强力措施。在“五四”开枪后，民调表明，58%的受访者认为事件的责任在学生。甚至总统尼克松和FBI主任胡佛也都表达过类似立场。因此，有人认为这次枪击案是白宫和州政府蓄意造成的，目的是阻吓示威学生，企图控制局势。
这种说法至今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是即使这是真的，他们也是大大失算了。这次枪杀事件点燃了全国校园抗议热潮。纽约大学学生挂出的横幅“我们是杀不尽的（They Can’t Kill Us All）”，表达了当时典型的学生心情。五天后，十万人在华盛顿示威，反对战争和反对屠杀学生。据统计，“肯特屠杀”引起了全国超过四百万学生抗议，导致900所美国学校关闭。肯特屠杀被认为是“越战打到美国（the Vietman War came home）”的里程碑。我想，那么多学生敢于“顶风作案”，除了出于理想和义愤外，也出于一种信念，就是开枪杀人这样的事，在美国是不会成为常规的。
随着越战的结束和尼克松的黯然下台，反战运动很快就成为了历史。但是肯特屠杀并没有被遗忘。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以受难者及其家属以及肯特州立大学的一些教授为首，人们坚持着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寻求。这也是我这里要说的主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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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从个人还是社会来说，愈合的第一步是找出事实的真相。关于肯特州立大学5月1日到4日所发生的事，已经有了非常详尽的报告和记载。但是，至今还是有不少没有答案的问题。
导致开枪的学生示威和与官方的冲突，到底是自发的还是背后有“黑手”？有些零星的报道说，征兵办公室被烧之前就有人在谈论这件事。也有人指控某个学生是FBI的眼线，那天带着手枪。能是他首先开枪引起了枪击事件。但是在正式的报告中，这些都被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FBI也否认“眼线”的存在。开枪事件一天以前，俄亥俄州长与尼克松通过两次私人电话。他们是否在密谋什么？但通话内容却没有记录。所以是否有“黑手”，至今悬而未决。即使有的话，那个黑手是来自苏俄还是来自政府，也是问题。
士兵们开枪是个人的自发行为还是合谋或命令的结果？二十八个士兵同时转身开枪，似乎很难相信是个人的决定。但是没有证据说是某个指挥员下了命令。在国民警卫队到达开枪的地点之前，一些官兵曾经聚成一圈商议。但也不能证明这些就是后来开枪的人，他们商量了什么也不得而知。四十年后，调查者声称对当时一卷录音进行声讯处理后，发现开枪前有人发布“警卫队，准备射击”的命令。但是也有人指出，这个命令的语言风格不合乎部队的传统。所以这到今天还是一个悬案。
如果没有命令，那么士兵们开枪的动机是什么？是真的认为自己面临生命危险而自卫，还是出于愤怒的报复行为？由于那天与前两天的激烈对抗，这真是很难说。从战术形势来看，在开枪前一瞬间，学生离开士兵们有相当的距离，他们投掷的石块等对于全副武装的士兵来说应该不构成生命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在当时激烈的激烈语言和行为冲突中，对于这些从未受过相关训练，很久没有休息，面对数倍于己方的人群的士兵来说，外人很难知道他们的感受。所以，这也是说不清的问题。
枪击事件发生后，FBI马上派出三百多名探员介入调查。同年FBI发表了调查结论：开枪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宣称生命受到威胁和受到狙击手射击都没有根据。尼克松当局还组织了一个关于学生运动的调查委员会。他们除了审读FBI和其他调查结果外还花了三个星期在肯特市访谈目击者和举行听证会。在1970年9月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详细回顾了那几天的经过，指责参与抗议的学生的行为“不可容忍”，认为他们的暴力行为必须为惨剧承担部分责任。同时，国家警卫队驱散学生的行动和一系列的措置失当也助长了暴力的升级。但尽管如此，对学生开枪的行为仍然是“不必要，无理由，不能原谅”的。报告并指出：“在面对示威学生时，不能向警卫队士兵颁发实弹步枪。肯特惨案必须标志着这种做法的结束。”
惨剧不到半年，官方的调查就有了结果。但是很多民众和受害者并不满意。一些肯特州立大学的教授进行了自己的调查，有一位受伤的学生Alan Canfora一直坚持是尼克松当局策划了这个惨剧，并不停地寻找新的证据。前面说到的对录音带的新处理，就是他的努力之一。死难者Krauss的父母也一直公开指控政府的幕后策划。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媒体上仍有从FBI文件中发现新的证据和对录音带处理得出新结论的报道。光是以“隐瞒（coverup）“为书名讲肯特屠杀案的书就有好几本。这些不满意的人指责联邦和州政府不公开有关资料，或在得出结论时忽略一些证据。但是至今没有关于民间调查者受到迫害的报道。当然，由于当时的混乱，缺乏中立的见证人，加上现在年代久远，上面说到的“悬案”得以澄清的可能看来不大了。但这些调查的行动本身就有利于伤痛的愈合。它使得关心这个惨剧的人有了一个共同目标和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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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弄清真相的同时，惩办肇事者也很快提上了日程。1970年8月，俄亥俄州组成了特别大陪审团审理这一案件。同年10月，大陪审团认定警卫队士兵们无罪，却指控24名学生和1名教授在征兵办公室纵火事件中犯罪。受害者和亲属认为州大陪审团审理不公，于是推动联邦政府审理此案。1971年8月13日，司法部长认为起诉警卫队士兵不可能成功而宣布取消案件。同年10月，一万多人签名要求尼克松总统改变这一决定。1972年10月，死难学生家属在地区法院状告司法部，要求它进行大陪审团调查。1973年12月18日，经过了“水门事件”的政治动荡和两任司法部长之后，在受害人的不断努力和国会议员的介入下，总算开始了联邦大陪审团的调查。1974年3月，大陪审团起诉了8名警卫队士兵。同年10月29日，审判开始。11月8日，法官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整个案件。
在刑事惩罚无望后，受害人和家属就开始了民事诉讼。他们募得经费，花了大量精力整理案情，聘请志愿律师，在1975年状告俄亥俄州长，肯特州立大学校长和警卫队士兵。他们指责士兵们无理由开枪射击造成伤亡。而士兵们辩解他们有足够理由认为受到生命威胁。经过三个月的审理，陪审团裁定所有被告胜诉。经过上诉和重审，最后案件在1979年和解。由俄亥俄州支付给受害人总共675，000美元赔偿，同时警卫队士兵签署了一份声明，对肯特惨案表示遗憾但不道歉。
虽然这个法律程序的结果不是人人都满意，但这毕竟是一个结局。受害人和家属经过八年多的努力，总算是走完了这条路。至于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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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和正义的寻求给了受害人一个交代，但对于社会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这样的惨剧重演。这方面，肯特州立大学和参与者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肯特州立大学每年都举行各种活动纪念“肯特屠杀”，包括每年一度现场的烛光纪念会，以及5月4日中午停课两个小时。从2000年（三十周年）起，大学每年举行研讨会，讨论民主制度中的各种问题。例如，2000年的题目是“言论自由的界限与民主社会的秩序”。作为“肯特屠杀”事件的纪念，大学还成立了“和平变革中心（Center for Peaceful Change）”，后来更名为“应用冲突管理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Conflict Management）”。校园内建立了很多纪念景点，学校网站上也有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资料和链接。 “肯特屠杀”也成为课程和研究的主题。学校里还有好几个纪念组织和资料中心。1990年，学校建立了以死难者命名的奖学金。
国家警卫队因为“肯特屠杀”而改变了训练和作战程序。士兵们接受了控制民众骚乱的战术训练，配置了警棍，个人装甲等非致命武器，以保证这样的惨案永不再发生。美国陆军也开发了橡皮子弹等非致命武器，并采取新的行动方法来避免伤亡。其他执法部门也经常以肯特屠杀来提醒自己。从这方面说，肯特州立大学的死难者的血没有白流。
当年亲历肯特屠杀的学生和教授也继续着他们人生的旅程。以学习和反思为主题的纪念活动让人们团结而不是分裂。就连坚持继续为发掘真相，揭露政府丑闻而奔走的那些人，也变得比较心平气和一些了。他们看到了这个国家因为肯特屠杀而发生的变化，开始相信不管过去怎样，这样的惨案将来不会再发生。2008年，当年国家警卫队部队的最高指挥官Fassinger去世。当年的受伤学生，“政府黑手”理论的积极倡导者Canfora还发表声明表示悼念。他提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在2007年握手言和并共同出席了一些纪念活动。Canfora还说道，他愿意同任何国家警卫队士兵公开或私下接触，讨论事情的真相。他说：“在肯特，我们现在不寻求报复和复仇。我们只寻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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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屠杀是以一起“体制外”事件。事件发生的前几天肯特街头已经出现暴乱迹象，以征兵站被烧为高潮。开枪当天的学生示威，更是直接违反了州长和学校当局下达的禁令。但是，官方从来没有认为因此开枪就是正当的，也从来没有把被杀伤的学生当作“暴徒”来追究责任。（俄亥俄州曾经起诉过25名与前一天纵火有关的师生，其中一人被定罪，两人认罪，一人被判无罪，其余的案件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另一方面，虽然总统调查组报告的结论是开枪“不必要，无理由，不能原谅”，那二十八个开枪的士兵终究也没有承担法律责任。枪击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群情激愤，但社会上也有强烈的声音指责学生咎由自取。但是不久之后，双方都回归了法制系统。受害人家属通过政治活动和法律诉讼来寻求正义和补偿。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也还在通过种种合法的途径来表达对官方“掩盖真相”的不满，至今还有好几个有关的网站，并仍然得到媒体的注意。社会上对学生过激行为的指责也归于平息，只留下了对死者的纪念。
“肯特屠杀”是当年震惊全国的事件，也使得美国在世界上永远蒙羞。在当年学生反战，反政府情绪接近沸点的时刻，它很可能是干柴上的火星，点燃一场撕裂整个社会的内战。但是，这没有发生。这仅仅是幸运吗？还是双方都做对了一些事？这也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吧。
199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建成的“五四”纪念园。四个石盘和四个石塔纪念着四名死难的学生。纪念园周围环绕着58175株黄水仙花，象征在越战中丧生的美国士兵。纪念园有个石牌，记载着死，伤学生的姓名。在入口处地面上刻着：“探寻，学习，反思（Inquire, Learn, Reflect）”（来源：http://www.learningfromlyrics.org/may4memoria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