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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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也许《十月围城》传递的价值观或许倒能够解释当下普通民众对重庆打黑的一些看法。就在我准备写这样一篇博客的时候，一则新闻先进入了我的脑袋：重庆官方：近九成市民认为打黑增加了安全感。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是我相信，即使倒不了九成，至少也有大多数的市民对打黑是持赞同和支持态度的。虽然，重庆在打黑过程中，置程序和法律与不顾的事情比比皆是（石扉客在他的博客里多 有分析，只看他一家博客就能找到很全的相关信息。），但是大部分老百姓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黑老大、黑社会是一个人人的而诛之的对象，现 在重庆市政府打击他们，当然就是好事。在这个正义的前提下，任何的程序不公，任何的违背法律精神的瑕疵和缺陷，都是可以被忽视，可以被原谅，可以被接受 的。

《十月围城》不正是传递了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吗？电影一开始，就创造出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孙中山。毫无前因，没有后果，反正在1905年的中国，孙 中山就是中国的希望，就是四万万同胞的未来。接下里，借梁家辉饰演的革命鼓动家之口，电影树立了一个光辉且伟大的目标：革命。而孙中山又将“革命”不断的 神圣化、浪漫化：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而这痛苦就是革命！

文明之幸福是什么样的？被囚禁中的梁家辉义正言辞的对学生胡军说，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也是我们听的耳朵都起了茧子的一个美好的口号和未来，籍着这个口号，成全了多少肮脏的政治体制和政府。

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一个救世主，这一个口号和目标进行的。而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口口声声说人人生而平等的梁家辉，将李宇春、谢霆锋、巴特尔等人， 送到前面去当炮灰。梁家辉从没有问过自己，凭什么？凭什么孙中山的命，就比这些炮灰的命更值钱？革命是需要流血的、需要牺牲的，为什么孙中山不能像谭嗣同 一样流自己的血？牺自己的牲？就当谢霆锋拉着假的孙中山——那些炮灰当然被蒙在鼓里——奔跑的时候，当李宇春、黎明等人失去生命的时候，孙中山却躲在一个 屋子里，指点江山，豪情万丈。

为了一个看似光明的目标和一个看似可以委以重托的救世主——在1905年的中国，这两点实在牵强——是不是就可以牺牲一个人甚至是几个人的生命？尤其还是在不告知对方实情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四万万人的幸福，是不是就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

电影中所流露出来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价值观：答案是肯定的。为了几个人口中的四万万人的幸福，几个人的幸福又算什么？为了中国的未来，几个人的未 来有算什么？为了保护救世主，普通人做炮灰是他们的荣耀——电影终结时候，不断以字幕形式闪现的各地起义形势图，就是为这个荣耀做背书——他们的生命，换 来了燎原之火。

我承认这种价值观确实在中国很有市场，但是同时我也认为这就是一种很贱的价值观。相似的历史已经在几十年里一再上演，所谓的共和也在名义上成立，可 是，四万万人的幸福真的来了吗？还是那句话：多少流氓，假借着共和之名行恶。电影中胡军对梁家辉说：如果让你们成功了，国家必亡。看现在，想当时，真是一 言中的啊。

写到这里，我再次想提起当时看《2012》时候的一个细节：当时奥巴马决定不上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而副总统的直升机又在半途坠毁。这时候那个负责人很沉着的说了一句：还好，我们还有宪法。

你也许会说，这不过是美国电影中经常传递的主旋律罢了，也只是一个美好的虚幻镜像而已。可是，主旋律和价值观一样是分贵贱的。而且，影视作品对我们 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角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多少人的伪清朝历史都是从清宫戏中积累的呢？——美国在这种价值观下，就是能建立起宪政、建立起法制来。而 我们在《十月围城》的价值观下，才会坚定不移的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某个救世主身上，而很少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们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也才会认为，只要 目标是伟大的，即使程序错的再离谱，也都是可以被肯定，可以被弘扬的；我们也许甚至会嘲笑美国人：那帮傻逼，既然都认为辛普森杀了他的妻子，怎么能因为一 个小程序的问题，就放了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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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韡烁先生：

不知道您上不上twitter，我是在twitter上看到您那篇《我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情况–知我罪我》的文章链接的（后来复旦的论坛删掉了这篇帖子，但是互联网上没秘密，通过搜索引擎很容易找到很多转载）。看完之后，对您的观点有许多不同之处，想与您进行探讨。

想法有很多，但是我想从您那句：”与30年前比，我们自由多了，我相信我们比我们的父亲要自由的多，以后我们的儿子也会比我们更自由“开始说，起吧。

对于您这个判断，我是赞同的。我们确实比以前更自由了，我也乐观的相信，以后也会更自由。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比30年前更自由的结果是怎么出现的呢？难道这个结果是凭空出现的？而且在30年后还会再凭空出现一次？相信我这么说，您也不会相信吧？

我不知道您没有听说过谭作人、刘晓波，有没有听说过冯正虎、艾未未，有没有听说过江艺平、王克勤……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这些人，那么您应该听说过孙志刚、郝劲松吧？

如果您知道后两者，您应该知道，是孙志刚的生命，唤起了国人对收容所制度的关注，是郝劲松经常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庞大机构的不作为，不公义。如果 您愿意了解前面的那些人，您还可以知道，正是因为中国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现在的中国才比30年前更加自由–当然，不仅仅是他们几个，还有更多我不知道 的、我没记住的人、我暂时没想到的。其实这个名单可以拉的很长，很长。

正是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大好前途、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来推动这个僵化的社会和体制，缓慢的一步步的往前走。

您和我现在所享受的这些自由，不是从和前两天的大学一样从天空上掉下来的。他是这些人、这些行动者们，一点一点的争取过来的。

正像二十年前的柏林墙一样，他不是自己倒下去的。而是不甘被奴役的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去翻墙的举动，是西德人不懈帮助东德同胞的努力，是东德的异见人士坚定与东德政府抗争的结果。

而你我，和那占人数最多的东德人一样，不过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已。我不了解您，但是我了解我自己。我和那些沉默的东德人一样胆怯、懦弱，我害怕失去，所以我对社会沉默以对。然后当那些行动者，靠自己一己之力，推动这个社会前进一步之后，我也沉默的跟进一步。

当然，我并不认为，沉默者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懦弱确实不是美好的品质，但恐惧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克服的。我为我做沉默者感到不安，但是我仍然没办法克服对失去的担忧。

但即使我们选择沉默，出于做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最基本的品质，我们也应该对那些行动者抱有敬意，心存感激。再退一步，哪怕这些你也做不到，那么你至少不应该把他们付出的努力拿过来为自己的观点背书，用他们牺牲自己的权利，换来的社会进步，拿来当成自己的荣耀。

如果您选择了安于现状，认为现在的情况就很好，您可以继续和我一样，沉默的过自己平凡的生活。在其他人的行动中，和这个社会一起进步。但是你不能把他们创造的成果，毫不犹豫的拿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说的严重一些，您这是窃取了他们的结果。

您说，奥巴马不了解中国。确实如此。但是生在其中的你我是了解的，你我都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状况。尤其是身在上海的你，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钓鱼事件”，您应该比我更了解那个断指明志的年轻人的情况。

您说许多类似facebook的国内网站都能访问，但是您应该知道facebook是不能访问的；您说中国在崛起，但是您也承认目前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我知道，每一个人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遭遇的困难也各有不同。比如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他们肯定不知道facebook是什么，也不用上 twitter，相应的也不会有信息自由的问题。而您，可能国内的类似facebook的网站就能满足您的需求，您也不用翻墙去查询相关的信息。所以，突 破防火墙对您是没有意义的。

我承认这种可能的存在，也认为不一定每个人都必须为争取信息自由而努力。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他追求自己生活和幸福的权利。您对您现在的 状况很满意，我会祝福您。但是，如果信息自由对您是不重要的，那么请您不要冒险对信息自由的问题发表看法，尤其是当您的意见伤害了那些追求信息自由的人的 时候。

就像如果您吃米饭就已经足够了，请您不要说什么我们有米饭了，还非要什么馒头吃一样。

但愿我举一个富兰克林的例子不会引起您的不满。当年美国的开国者们讨论国家的未来的时候，富兰克林说了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选出了一个好人做总统，但是谁知道我们以后的人会选出一个什么混蛋。

我愿意把这段话延伸一下说给你听：现在您是不需要信息自由的，但是谁知道以后您的儿子需不需要？

而现在这些争取信息自由的人、争取社会公平的人、争取保护环境的人、争取更加民主的人……这些行动者们，正在为您的儿子创造更好的环境、更多的选择。

所以，请您不要轻浮的说一句：”这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选择”来掩盖您观点中的诸多不当。

所以，请你以一个最基本的公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一下您的观点。

另外，我也希望您以后能谨慎的对到”共产党员”这个称呼。我对这个称呼还是很尊重的，我深知没有共产党员的努力，我们不会有今天的生活。所以，您在 动辄拿共产党为您背书的时候，请您事先反思一下，做为共产党员的你，曾经投过几张有价值的选票？又曾经为让这个党变得更好，付出过多少行动？

想好了，您再说。

李普曼

2009·11·19

http://www.lipuman.com/archives/and-mr-tao-xueshuo-to-talk-about-his-sons-problems/

原文链接: http://www.lipuman.com/archives/two-handed-children-parade-debate/

1、

火车在保定停了下来，列车的广播里说要在这里停二十多分钟。

我百无聊赖，扭头看着窗外的矮墙，另一边是一排排的平房，再远处是高楼林立。等待时间过去的时间里，急躁的我完全看不进手里的书。伴随着急躁生出来的是一肚子的怨愤，无处排解。

那是一列由石家庄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预订时间是三个小时到北京西站。但是最终列车迟到了半个小时——如果特快列车都这样，我不知道普快和慢车要慢到什么程度？

可是，我能怎么办？我心中盛满了对铁道部的怨气，我咬牙切齿，我满眼怒火，但是我眼看着窗外渐渐暗了下来，却毫无办法。

就是在那种无处排解的怨怼中，我忽然想到，要是我有铁道部的电话就好了，我一定去投诉他们。可是，我没有。

2、

那是我第一次想到要给铁道部打电话——而这本应该早就想到的。既然我对他们的服务不满意，为什么不拿起电话来投诉呢？那不比我坐在电脑面前写一篇充满怒气的博客，比我在论坛里漫无目的的乱骂，比我跟朋友喋喋不休的诉苦要好很多吗？

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准备去火车站坐车回石家庄前，我决定先找到铁道部的电话再走——我知道我即将乘坐的那辆所谓动车，一定会晚点。每次我坐它回石家庄都是如此。

虽然铁道部的网站简单的令人发指，我甚至找不到一个投诉电话。但是在网络时代，信息来源并不是唯一的。最终我在新华社的一篇春运的新闻里找到了一个名为“铁道部运输局客运服务处”的电话——51841852——我把它记到了我的手机里。

3、

通往石家庄的那趟动车一如既往的晚点了。我二话不说，拿出手机拨通了刚刚查到的号码。

一位女士，很礼貌的接通了我的电话，并且耐心的听我投诉遇到的问题——坐这趟车不下十数次了，几乎此次晚点。重要的是这一次又晚点了。

她告诉我要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我反馈。

我担心她敷衍我，问她什么时候了解情况。并问了她的姓名。

马上就帮你了解情况，她说，“我姓崔”。

等了半个小时，当我差点等不及又要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的电话打过来了。依然很有礼貌，很耐心的给我解释列车晚点的原因，并致歉。

说实话，一直以来我对铁道部就存在着极大的偏见。在我的刻板印象中，他们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傲慢的、蛮不讲理的、油盐不进的。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打电话之后发现，其实我想像的偏见并不是事实——至少在崔女士那里，这些偏见不是事实。

4、

虽然铁道部工人人员的态度很好，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列车依然晚点了。

其 实我也没有想过能够通过一通电话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就像我们单纯的在网络上骂骂，铁道部就会变好一样不现实。但重要的是，我打过 电话，把我的不满直接告诉了她；重要的是，当我对铁道部抱怨了好久之后，我终于第一次付出了行动，而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情感抒发。

我迄今仍不确定，当列车晚点、列车员服务态度不好或者在火车上遇到其他不公平待遇的时候，给铁道部打电话投诉到底会不会起到作用。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当我拿起手机，拨通铁道部的电话的那一刻，我将我的不满和意见直接反馈到了他们那里，而不再是停留在隔空谩骂的程度上。

我 相信，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因为火车的问题而生气，而抓狂，而受罪。我也相信，这些人的谩骂、这些人的火气、这些人的不满并不能全部传递到铁道部那里去。即 使有一部分人，掌握着话语权，通过媒体或者网络的力量，倾诉了自己的遭遇，控诉了铁道部的弊病。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

那么，如果每一个在火车上遭遇不公的人，每一个因为列车晚点而焦急的人，每一个看到列车的负面新闻而对铁道部心生不满的人，每一个对铁路系统有意见的人，都能够立刻拿起电话，拨通手机里存着的铁道部的投诉电话，那么这将给他们产生多大的压力？

即使我不确定这些压力到底能不能促使他们做出改变，但我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压力绝对比停留在口头上的谩骂更有力量。

所以，为什么不试着给铁道部打一个电话呢？那花不了你多少时间，费不了你多少电话费的。

如果你希望有一天真能倒逼着铁道部进步一点点，那么把铁道部的电话记到你的手机里吧。

铁道部运输局客运服务处电话：51841852

http://www.lipuman.com/archives/the-ministry-of-railways-phone-to-your-cell-phone-charged/

Posted in 今日政治 Tags: 塔利班, 大选, 恐怖, 民主, 阿富汗

版权声明：

作者：李普曼

原文标题：阿富汗大选：死亡威胁下的民主

原文链接: http://www.lipuman.com/archives/afghan-elections-democracy-under-the-threat-of-death/

(C)[李普曼]版权所有，转载时必须以链接形式注明作者和原始出处及本声明。

亲爱的电影爱好者：

今天，我发起这个运动，以我最卑微但是最真诚的声音，向你及你身边的任何爱好电影的朋友，发起这个运动，提出这个号召：

在看不到结束点的未来，我们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无论是国产电影还是引进的大片；无论是你的女友要求还是你邀请你的女友；无论是你喜欢的，还是别人免费请你看的；无论如何，我们将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电影上映前的那一把把的剪刀手，它们把本来流畅的电影，剪得支离破碎；它们让一部优秀的电影，变成和 他们的脑袋一样的残次品；它们剪掉了唯美的令我们兴奋的激情镜头，它们剪掉了令我们舒畅的政治讽刺镜头，它们甚至莫名其妙的剪掉了莫名其妙的镜头。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不仅仅在于长着剪刀手的所谓审查人员，经常将电影剪得支离破碎。更在于他们强盗般的拥有了这种随意剪切的权利——没有人对他们授权，至少我没有——而且他们还滥用这种权力，完全无视我们这些购买电影票的人应该拥有的权利——看一部完整电影的权利。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镜头莫名其妙的跳跃，情节莫名其妙的不能连接的情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困惑，感到抓狂，甚至感到崩溃。我们不希望正在美妙的影音画面中享受的时候，突然被一坨大便卡住了喉咙。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经常被这样的大便卡住喉咙。但是我们却毫无办法。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不能被那些剪刀手们任意摆布之后，还帮着他们数钱。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不高兴他们剪刀手的简单粗暴，不可理喻。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讨厌那双剪刀手的强权暴政！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要用行动，告诉那些剪刀手们：我们不高兴。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电影院已经失去了对电影的垄断权力。在电脑上、在影碟机中，甚至利用我们买的投影仪，都能看到完整的、流畅的、不带广告的电影画面，享受到我们应该享受到的乐趣。

亲爱的电影爱好者，我今天庄严的发出此号召。希望得到你们的响应。

因为，只有大家的响应，只有更多人的抵制，才能强有力的传达出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不满。

我们必须让那些广电总局长着剪刀手的大老爷们知道：有些权利使我们应该具有的，是不能被他们剥夺的。

是的，是时候告诉他们了！

公元二零零九年八月二日

李普曼

对于《声明》的声明：

本人永久放弃本声明的版权，任何人在不改变声明原意的前提下，都可以随意编辑、转载、重新创作。

Logo的链接地址，可以改成转帖到自己网站的《声明》地址。

PS：我对设计一窍不通，希望有人乐意帮忙设计一个漂亮的LOGO。谢谢。

 亲爱的电影爱好者：

今天，我发起这个运动，以我最卑微但是最真诚的声音，向你及你身边的任何爱好电影的朋友，发起这个运动，提出这个号召：

在看不到结束点的未来，我们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无论是国产电影还是引进的大片；无论是你的女友要求还是你邀请你的女友；无论是你喜欢的，还是别人免费请你看的；无论如何，我们将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电影上映前的那一把把的剪刀手，它们把本来流畅的电影，剪得支离破碎；它们让一部优秀的电影，变成和 他们的脑袋一样的残次品；它们剪掉了唯美的令我们兴奋的激情镜头，它们剪掉了令我们舒畅的政治讽刺镜头，它们甚至莫名其妙的剪掉了莫名其妙的镜头。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不仅仅在于长着剪刀手的所谓审查人员，经常将电影剪得支离破碎。更在于他们强盗般的拥有了这种随意剪切的权利——没有人对他们授权，至少我没有——而且他们还滥用这种权力，完全无视我们这些购买电影票的人应该拥有的权利——看一部完整电影的权利。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镜头莫名其妙的跳跃，情节莫名其妙的不能连接的情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困惑，感到抓狂，甚至感到崩溃。我们不希望正在美妙的影音画面中享受的时候，突然被一坨大便卡住了喉咙。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经常被这样的大便卡住喉咙。但是我们却毫无办法。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不能被那些剪刀手们任意摆布之后，还帮着他们数钱。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不高兴他们剪刀手的简单粗暴，不可理喻。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讨厌那双剪刀手的强权暴政！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要用行动，告诉那些剪刀手们：我们不高兴。

我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因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电影院已经失去了对电影的垄断权力。在电脑上、在影碟机中，甚至利用我们买的投影仪，都能看到完整的、流畅的、不带广告的电影画面，享受到我们应该享受到的乐趣。

亲爱的电影爱好者，我今天庄严的发出此号召。希望得到你们的响应。

因为，只有大家的响应，只有更多人的抵制，才能强有力的传达出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不满。

我们必须让那些广电总局长着剪刀手的大老爷们知道：有些权利使我们应该具有的，是不能被他们剥夺的。

是的，是时候告诉他们了！

公元二零零九年八月二日

李普曼

对于《声明》的声明：

本人永久放弃本声明的版权，任何人在不改变声明原意的前提下，都可以随意编辑、转载、重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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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对设计一窍不通，希望有人乐意帮忙设计一个漂亮的LOGO。谢谢。

按一下：这些文字是上周写的，当时邓玉娇事件刚刚有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结局，俺以为今年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谁知道，刚刚一周的时间，新的灾难就已经发生。谷歌、石首、D18成为新的热门关键词。或许，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形势变化太快了吧。

1、

在FT中网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请多多理解中国 》，其语调看起来颇为符合当下许多中国人的看法。作者就该网在纪念那个不能说的日子过去二十年的时候的一篇文章，对西方媒体对中国所带有的固有偏见提出了批评。“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作者在该文中写道：“请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最后希望作者能了解一下真正的中国”。作者认为，目前而言，党是不缺乏群众基础的。

我也承认，许多西方人在认知中国上，存在着偏见和偏差，他们看到的中国只不过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而已。但是我们，做为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人，是否就能肯定的说，自己了解自己的国家呢？

这让我想起了奈保尔对印度的那句忧伤表述：印度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是流着印度血液的他，记述第二次踏上印度土地的经历时，所发出的感慨。而当我看到那封读者来信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那句话，然后反问自己，中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表述的国家吗？

显然不是如此，我想。

2、

让我们从那句：党不缺乏群众基础说起吧。我不清楚作者的判断从何而来，但是显然这种论调并不是他所独有。

同事曾经把星岛环球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政府与百姓——中国政治向传统回归》发给我看，作者在探究中国当下的政治状况时，也表述过这一现象，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支持的程度非常高。

如果“不反对”就可以看作支持的话，这个论断当然是合适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先前网络的热门话题：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和杭州富家子弟开车超速（网民认为是飚车）撞死大学生案可以看出，民间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这种危险的表象就是，当带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无论是政府也好，公安部门也好，或者仅仅是稍微和政府有关的律师、司法鉴定组织，他们的结论，无一例外的会遭受到民众的质疑。哪怕这个结论是合乎程序，符合真相的，但是民众总认为结果的背后，一定有政府非法干预的影子。

显然，在这种语境下，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百姓是支持政府的这一观点是成立的——至少，他看起来并不让人完全信服。

3、

事实上，在我的理解中，这种所谓的“支持政府”只不过是百姓政治冷漠的一种表现形式。演化一下甘地的说法，它更像是一种非暴力，消极合作运动。

对于占人口基数最大的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并不认真指望政府能够做点好事来改变他们的境遇，相反的，只要境遇没有变化，或者没有剧烈的变坏，一切就可以继续。

对他们来说，吃饭、工作和住房等日常的生活是他们最为操心的，虽然这些事情和政治不无关系，但是对于政治觉悟和政治信息水平低下的他们而言，这些只是生活，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

他们是社会上最底层的一群，也是最为保守和顺从的一群。就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他们也是最能抗压力、最能隐忍、最能逆来顺受的一群。

他们的人数虽然庞大，但是由于组织观念弱、联系性不紧密，因此反抗的代价比逆来顺受的代价会更大——更何况，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确实在变好。只不过这种变好是一种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

4、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相对境况其实在不断的变差。收入水平差距、可支配收入的差距都在拉大，贫富间的悬殊不断加深。

或许，这在上世纪末，看起来并不明显。相对较弱的流动性，让大多数的底层民众被固定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落后的传播媒介，让它们没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外部的世界。而身处一个村落或者一大片村落村民，他们的贫富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大。农民和农民之间的收入来源和水平，都差不太多。他们也乐于看到自己绝对的收入增长，并在这种增长的幻象中生活。

可是，伴随着流动性越来越大，人们更多的从农村到城市中去，或者打工，或者定居；而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也让人们更好的了解到了外部世界的状况。

难免，人们会拿其他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做对比。这样一来，绝对收入就被相对收入所替代。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城里人的生活不断的提高，而自己的生活却远远赶不上对方生活提高的速度。这样，之前被信息流动渠道狭窄所掩盖的贫富差距，立刻摆上了桌面。人们真实的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而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的政治变革时指出：“纵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叛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

5、

但叛乱和反抗显然不是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好方法。即使我对历史所知粗浅，但是也深知动荡的社会，受害最深的仍然是最底层的民众。在历史上的无数次叛乱、动荡、反抗、革命中，他们只不过是少数人获得政治利益和特权的一个工具而已。

或许，对许多人而言，民主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正在举行的伊朗选举，又一次为许多知识阶层所关注，对于我们来说，这样一个传统的宗教国家，竟然能产生连西方国家都不得不承认的民主制度，似乎是令人钦羡的。

但是我个人却对我们当下的境况表示担忧。我所认为的成熟的民主，必须建立在民众具备基本的民主素养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其最大的基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由精英阶层领导的革命（在法国，革命似乎尤其多），而是那场无可替代的启蒙运动。正是这场人文的启蒙运动，让最基本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深入到最普通人的心中。有了这样的现实基础，实现民主才更有可能。

6、

还是以那场不能说出名字的运动来谈吧。如果我们把他当作一场要求政治变革、要求惩处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的话，那么这场运动，显然只是存在于那些知识分子，大学生当中，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甚少。

也许，你会指给我看那个用公交车挡在士兵面前保护学生的司机，你指给我看那些骑着三轮车强求受伤学生的车夫，指给我看参与到游行队伍中的普通民众……你指给我看这些，你说，你看，他们也支持这项运动。

但事实上，我同意袁剑在《奇迹的黄昏》中的一个观点。这些普通民众当时所做出的行动，不过是他们对学生和知识分子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同情心里——那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对弱者所持有的普遍心态——甚至是因为当时物价飞涨，而对政府产生的一些怨气的抒发，但是在他们和学生之间，显然并没有形成一种共同利益。而这种并非利益共同体的组织，显然是不可靠的。

最真实的情况是，由于传播媒体的单一，当时的真实情况并不为北京之外的大多数民众所知晓。那些在最广袤的农村生活的人们，电视非常稀少，报刊也极少有人订阅，消息极为闭塞。而在短暂的动乱之后，政府的意见和论断，又通过层层的地方政府传递到普通人那里，他们更不可能对这场运动产生多少认同感。

7、

就在端午节回老家的时候，我和将近五十岁的父母谈起了那场运动。父母显然对此知之甚少，只是依稀记得，我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叔叔“跑回来了，北京没办法呆下去了。”

而当我提到事情的一个导火索，胡（过滤）耀（过滤）邦时候，母亲记起了当时他们对这个老人的一个称呼“胡（过滤）闹（过滤）邦”。我问原因，她说当时感觉他总是闹运动，所以大家就这么叫开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

当然，这只是中国广大农村中的一个特例，或许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的那种冷漠，我想不是唯一存在于这个地方的。

这样一场在国际上闹的沸沸扬扬，以至于其影响至今未散的运动，在农村里竟然丝毫没有引起波澜，甚至逐渐被生活的变好以及对更好生活的期望所取代。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8、

《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在那场运动中，那个宁死也要保护学生的公交车司机，那些用三轮车运送受伤学生的普通民众，固然是令人感动的。但是中国的未来还是掌握在如马英九那样的政治精英手中——似乎这不难理解，看起来台湾当初走向民主，正是有美丽岛的那些民主斗士们的努力和蒋经国妥协的一个结果。

但其实，我认为政治精英的努力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度提高，是基本政治素养和民主素养的培养。

泰国这两年的政治动荡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反的注脚——泰国毕竟是一个小国，相较于中国，人口并不是很多。设想如果中国出现泰国那样的情况，局面当属如何？而就是泰国，曾经被称为亚洲民主的一个楷模。

台湾为何没有出现泰国的情况，或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但是我所理解的是，台湾民众自身政治素养的提高，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判断力远比泰国民众要高。

这就又回到前面提到的民主启蒙的问题。在西方经历的那场民主启蒙运动，我们已经不必细说。而在台湾，49年之后跟随国民党度过海峡的那批知识分子，如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杨等人，加上后来的江南、龙应台等，都笔耕不辍的为改造国民素质做出努力。

出于我浅薄的知识积累，我只能列举出这些最闪烁的知识分子，而事实上这个启蒙团队的参与者肯定更多。

但是在大陆，经历过那一次又一次的左的运动后，知识分子的力量已经几乎被摧毁殆尽，后来的知识分子不是进入了体制内，就是成为了其他领域的既得利益者。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作用，从何谈起？

更何况，一个现实的考量是，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小岛，民众不过千百万，更容易完成启蒙的过程。而在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表述，经常为人们所嘲笑，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基数，我们该如何完成这个最基本的启蒙过程？

9、

在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他提到教育和媒介的发展似乎是一个好的办法。这也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无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的启蒙还是台湾的民主启蒙，无一不是伴随着媒介的发展而进行的——只不过，前者是书籍和文艺作品，后者是报刊等传统媒体。

也正是出于亨廷顿的这个论断，我对众多大学扩招的态度开始改观。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并在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就业压力。但是从启蒙的角度看，它也让可能接受启蒙的人数变得更多。无论质量多差，大学相对于中学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的启蒙过程。

当然，对于数以亿计的人口来说，通过教育来提高自己的基本素养和政治判断力，显然是缓慢和不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就更加寄希望于新闻媒体。

但是，这个状况似乎也并不乐观。一方面，媒体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对于民主和参政意识的传播，无异于是对其执政稳定的潜在冲击。

而媒体娱乐化功能的不断增强，又成为启蒙过程的阻碍——虽然没有调查数据，但是一个判断似乎是不差的：人们对政治的兴趣要远比上个世纪要低得多。

尤其是在农村，虽然他们接触的媒介和城市几乎无异。但是电子媒介——电视、收音机和互联网显然比更具启蒙效果的纸质媒介大受欢迎。

而在我接触到的农村乡亲那里，人们观看者这些媒介提供的娱乐节目的时间，要远比新闻和教育的时间要更长。近期我回家发现，老家许多人已经安装上了电脑和互联网，但是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QQ聊天和网络游戏，而不是浏览信息上。

正如波兹曼所说的，现代世界，与《1984》叙述的故事相比，《美丽新世界》中所描述的情况才更令人不寒而栗和值得警醒，因为现实情况是专制社会正在逐步消亡，而娱乐至死的危险却步步紧逼。

这种状况，无疑会加深那些一心要改造中国政治状况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知沟”差距。而这种那个差距，也让这些知识分子的改造活动变得更加渺茫。

至少就短期来说，浅薄如我，看不到太好的愿景——当然，社会动荡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希望却看起来很渺茫。

10、

最后，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只不过也是我带有偏见的一些看法，偏见存在于任何人的脑子里。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只是看到了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并且产生了我们希望产生的想法。如此而已。

因为结论如此的令人沮丧和气馁，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我的偏见和观点是错误的。

200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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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普曼[http://www.lipu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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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影《叶问》不是放在了中日战争的背景下，我可能会更喜欢这部电影。在人物设计上，他颠覆了中国传统中大男人、大丈夫、大英雄的形象，反而塑造了一个居家、”尊敬老婆”的男人，我们很少在中国的武侠片中找到这样的角色设计。

但是，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电影的主题又回归了传统–我们在任何的抗战电影中所能看到的传统，日本人无一例外的欺侮、凌辱、残害中国人，而我们的同胞们不再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最终觉醒，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许多人心里狠狠的咒骂的”小日本”、”日本鬼子”）。

《叶问》走的也是这个路线，我想当最后群众奋而突破日本人的守卫的时候，许多人一定胸中大快吧？先前因为日本人的恶行而引起的对日本人的仇恨和诅咒，在民众觉醒的那一刻得到了无限的发泄。

在《叶问》中，我看到了仇恨，看到了民族主义情绪–这两种情感也是在其他中国同类题材中所能发现的。当每一个中国人被残忍的杀害的时候，我们的拳头攥的紧紧的，我们血脉喷张，仿佛要爆炸了；当每一个日本人被杀死的时候，我们则欣欣然鼓掌庆祝，大声叫好。

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战争题材的电影，尤其是中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希望传达给我们的情绪和内涵？难道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的电影所希望我们从中感受并浸染到的情感：仇恨？

当然，我并非是那个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我也能够理解人们对于日本人仇恨的原因。但是，我们在仇恨之前，是否应该去思考一下，那段灾难的发生，是由于日本人这个民族的问题，还是因为当时的体制、思想或者制度的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是有所裨益的。因为如果是制度问题，是当时的思想、体制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不正因为仇恨而蒙蔽了双眼，不正用错误的感觉来替代对这场战争的真正反思吗？而这种蒙蔽的结果，很可能是我们会成为我们所仇恨的人。

当然，不但是目前，在遥远的以后，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成为二战时候的日本，我们不可能发动一场战争，不可能去杀戮无辜者的生命，但是我们可能因为放松对真正根源的警惕，而逐渐导致一场其他性质的对抗：经济的对抗或者政治的对抗，而无论哪一种对抗来说，对我们都是有害无益的。

试图在一篇不成熟的小文中，来分析中日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个人绝对不认为其原因在于日本人本身是邪恶的，如果我们理性的回顾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即使在中日战争期间，中日民间的友好交流还是存在的。而且不能否认，我们许多思想上、经济上的成就，都和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说中国以日为师也不为过）。如果他们是邪恶的，我们又如何能够从他们那里取得有益的经验和思路呢？

2、《赤壁》为什么比《叶问》好？

与其我们心中充满仇恨，不如反思带来灾难的最表层原因–战争–当然，引起战争的原因还有很多，强烈的、甚至是狂热的民族主义似乎是原因之一，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日题材的电影，又在加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个类似于食物链的链条，如论我们切断那一个，都会终止这种互相作用。这次我们试着从电影中的战争开始。

我所以为的好的战争题材的电影，必然应该是反战的–这才应该是这类影片的终极目的，而夹杂期间的人性也好、友爱也好、亲情也好、恐惧也好，都应该是为这一目的而存在。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当我们在此类影片中感到恐惧、感到伤心、感到绝望–甚至是感到仇恨的时候，战争是制造这种感觉的唯一因素。

所以，当我看完《赤壁（下）》之后，虽然如许多人所认为的，在情节上，在节奏上，甚至是在场面把握上，都不如（上）好，但是我依然认为下集才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影片。

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归属于娱乐的电影承担娱乐是第一要务，思想的承载应该是第二位的–但是这种电影不包括战争影片。我们不应该想着，用一场人世的灾难去娱乐我们日渐贫乏、苍白无趣的生活；我们不应该期望，通过对杀戮、残忍、绝望、仇恨的描述，来满足我们身心的愉悦–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和那些在真实世界里，只为了取乐而杀人的人们有什么区别？我们和我们所痛恨的，以杀害我们同胞来换取变态的精神愉悦的日本战犯有什么区别？

所以，战争影片本身必然，也因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宣扬人性的真善美并反对战争–但不是增加仇恨。

当然，每一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固有印象和偏好去看一本书、一部电影，对《赤壁》下集也不例外。但是赤壁之战结束后，当你听到周瑜说：”我们都输了”的电影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明摆着曹操即将成为阶下囚，几十万大军一溃千里的时候，周瑜却说自己也输了呢？

如果你能从非常专业的角度指出电影中的许多硬伤，如果你能看出吴宇森在大场面与细节间的切换有些生硬，如果你体会出曹操那句”别闹了”为何好笑，我不相信你不能体会周瑜那句”我们都输了”是什么意思？

战争面前，没有胜者。当这个主题在电影的结束被传递出来的时候，这部电影完成了其最应传递的价值和功能。或许电影不算伟大，甚至是很普通；或许它也注定不能青史留名，会很快的为我们所忘记。但是当它被播放在荧幕上的时候，他或隐含、或明显的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正像《叶问》或隐含、或明显的向我们所传递的仇恨的情感一样。

这就是我不喜欢《叶问》的原因，煽动仇恨和民族主义情感太容易，也太不负责任了；这也是我愿意向吴宇森和《赤壁》致以敬意的原因，因为从电影中我能够看到导演反战的诚意并为之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