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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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周年祭        

文/李楯

汶川地震一周年了。我们应永远记住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们——他们不是一个数字，是一个一个的人。在国外常见一块碑、一面墙，镌刻着在那个地方为公众献身的人、殉职的人，在灾难或是战争中死亡的人。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看重人，看重生命的表现。把人、人的生命、人的生存质量和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作为目标，一切政策、制度设置、规划、行动，都会好起来。

在汶川地震后的救灾中，政府、军队、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志愿者、传媒、医生，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人和国际社会、世界公民社会有着空前的合作，人的本性中善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彰显。现在，时过境迁，我们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

灾后重建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在这之中，怎样充分地考虑到灾害发生地原住民中的不同意愿，怎样尽可能地保护当地不同民族、村落的不同文化传承，使之不至湮灭？怎样规划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规划在特定环境下的人类发展，以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地质的变动，水体的流向，动植物的生存和人类的发展各有空间，且能相安？怎样保护环境，修复生态，改变以往不当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怎样掌控资金、物资的投入，使之能有效、高效地利用，而不至奢靡、浪费或被贪腐者私占、利用？这些，在灾后，继续检验着我们的民族的品性和制度的优劣。我们有能力给出一个令我们的后人、令全人类满意的答卷来吗？

我们早已考虑到各种“预案”的制定，考虑到各种物资的储备，考虑到各种先进技术的采用，但真正会造成灾害的，真正考验着我们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情状出现。需要的，是一国国民、一国政府日积月累而成的品性和回应能力。

我曾经多次讲过：“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灾害，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文明、不同的生存（包括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的品性之下，灾害的形成和灾害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同的，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和方式也是不同的”。这话讲得过于“婉转”，使得一些人往往听不懂。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制度还有待改进，我们的民族品性还有待提升。启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改革，使国民的一般爱心提炼成具有“公民性”的品性时，我们的国家就将是另一个样子。

汶川地震后救灾中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主要在于信息的公开和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但时间未久，另一种声音就出来了：宣传要“转向”，一些话不要讲，接着就是志愿者应该“注册”，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需要“规范”。“信息公开”，已有政府立法。表达自由，是公民宪法性的权利。至于中国的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当然不成熟——问题是，做好事，先要别人认可（通过“注册”）才能做吗？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是只能在行动中“长成”或者自我“规范”好的呢，还是可以靠别人来被“规范”好的呢？

我们要努力消解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给我们的遗产的负面作用，警惕发展的路径依赖。今天中国的很多事是要有党政领导系统和公众的两个积极性，甚至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多个积极性，才可能办好的。以“举国之力”办好一、两件事，能力富富有余，但要办好所有的事，就需要多方的合作。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群众是“动员”的对象，而在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国家，公众是“参与”各类公共事务的主体。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道理就在这里。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道理也在这里。

因此，我们说：启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改革，改进我们的制度，提升国民的品性使之具有“公民性”，是我们抵御灾害，搞好中国的一切事的根本。

李楯：法律学者，曾为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

——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社会（一）

陈健民，著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关注公民社会，同时也热心参与行动。

对我来说，如果我们要在现代社会来谈和谐，不可能没有公民社会。

中山大学去年请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主席来演讲。当时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无法忘记：“如果没有公民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变成一股非常巨大的破坏力量。”

我想这句话放在中国也是可以的，如果中国的发展没有把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放进去，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破坏力量。怎么这样讲呢？其实过去二十多年，我一直看着国家经济发展，当然心里也很开心，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受到破坏。

看过一个报道说，深圳一位打工妹，在工厂里工作至累死，怎不叫人难过?

最近我去云南，有一位农民带我去看当地开矿的过程，怎么把他们的水污染了。走过一片树林，我说这个地方太美丽了，我在美国念书时很喜欢去美国加州一个国家公园叫优山美地，我说哎呀我来到云南，也可以找到这样美丽的地方，竟然是寂寂无名。但那位农民却说这不算什么，以前比现在好多了，以前他们根本不敢走进来，是一个原始森林，树木密密麻麻的不见天日，但过去一段时间一直砍树很厉害，倒下来的树直径比人站起来还高，几百年、几千年的树就这样砍掉了。这个农民非常伤心，他一边走一边跟我说，现在说保护环境已没有什么用，一切已经太晚了……

有关于污染和破坏环境的问题现在大家知道的有很多，我也看过一个非常感人的报道。浙江和江苏交界一个水乡，好几年前有一个晚上，这个水乡的一些农民，买了28条水泥船，在河上把它弄破，28条船沉到水底下，原来他们要将整条河流断了，不让它流动。因为上游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很多污染的工业都跑到那边去了。当地政府为了税收，把规定降低。污染的水牲畜喝了会病、拿来浇灌植物会死，这样的水流到下游，这个水乡原来是养珍珠、养鱼的，所有的东西都死了，然后小孩开始生病，然后开始有人得癌症等。他们一直在吵但是没有人理他们，后来没有办法，农民就拿了钱买了28条船沉在河里，把河流断掉。

我看着那样一篇文章，以及照片，心里感受很强烈。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之高的。有人说如果把中国对社会的污染以及其它的破坏加入计算，我们每年有没有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总结来说便是发展不平衡。而要协调发展，我们必须建设公民社会。

什么是公民社会，如果让我简单做一个定义是这样的：一个由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形成的公共领域。有几个很重要的点，首先是民间组织，这个民间组织包括很多类的，可以是工会、商会、兴趣团体、同乡团体、学会、宗教团体等等，在西方来说这些都是民间组织。这一类组织很重要，不是属于政府架构的一部分，而是非政府的。所以西方有时候会叫它们是非政府组织，简称就是NGO。

非政府组织不是政府的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务员。因为害怕误会，所以我使用民间组织这个词吧。在公民社会里的民间组织是比较自主的，财政、人员等都不是属于政府的一部分。它们亦应该是多元开放的，参加、离开是非常自由的，你不是被强迫一定要参加某一个团体，比如说邪教，如果把人纳进去就不能离开；还有黑社会，进入了要离开非常难了。这不符合我们谈的公民社会里的民间组织的定义。它们亦可以自由竞争的，不是说一个领域里只能有一个组织，同一个领域可以有很多相同的组织存在。

公共领域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一个给不同的老百姓、为了一些公共的事情来进行沟通、联系和行动的有形或无形空间。公共领域处理的问题不是私人的问题，私人的问题你可以在家庭里处理，私人的利益可以在私人的公司里处理。当我们谈到公共时，一定要超越个人的利益。个别的公司不属于公民社会，商会处理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个别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这个领域要处理公共的事情，给一个空间让人们沟通、联系，然后一块行动，处理一些公共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定义，再重复：公民社会是由多元开放的民间组织所形成的一个领域，这些团体加起来就是公民社会。

“河长制”这个词，最近像洪水上飘浮的财物一样，很是惹人眼目。这个词盛行之后，人们细细捉摸，才发现，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三种“河长”。

第一类当然是这两个任命得比较热闹的官员河长，比如市长是某条河某一段的河长，副市长是另外一条河的某一段的河长。第二类呢，是我国的河流保护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下属的各类河长，比如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视为长江的河长；而北京凉水河管理处的处长，可以视为凉水河的河长；郑州金水河河道管理所的所长，可以视为金水河的河长。

还有一类人，我称之为民间河长，比如“淮河卫士”霍岱珊，十多年来如此用心地想要保护淮河，称他为淮河的河长，并不为过；湖北襄樊的运建立，十多年来一直想要保护汉江，称她为汉江的“江长”，似乎也不为过；绿家园的汪永晨，幻想怒江成为中国最后一条自由奔流的大江，称她为怒江的江长，好像还颇为合适。

中国河流的保护未来，就在于更多的公众河长、民间河长的涌现。公众，必将是最好的河长。

公众是最好的 “河长”

文/冯永锋

民间环保组织的“水文化”最为发达

1986年，著名环保作家徐刚开始撰写《伐木者，醒来》，这是中国目前写得最好的森林保护报告文学作品。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江河并非万古流》，谈的是中国河流的生存危机。后来，他又写了《长江传》，正准备写《崇明岛传》。

20多年以后，徐刚与我聊起他的森林作品与河流作品时，感伤地说，其实我写的与水有关的报告文学，远远多于写森林保护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些作品，总是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

其实徐刚没有必要感伤，他的作品，已经成为所有关注中国水命运、中国森林命运的人，必读的作品。他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护河精神力量的重要体现。

1999年，《南华早报》记者马军，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水危机》。这本书第一次用民间的视角，全面地描述了“中国之水”正在遭受的各种伤害。2006年，马军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发出的第一个产品，就是“中国水污染地图”。他所领导的中心，收集全国所有能收集到的环保部门、水利部门、海洋部门、国土部门正式处罚过的排污企业的信息，并将它们全部“栽植”到一张面向公众开放的电子地图上，任何人只要打开这张地图，就会知道哪些企业在污染着我们的河流，我们的环境。2009年，中国水污染地图已经收录了3万多家企业。

徐刚和马军写作“水书”的时候，中国的水，面临的主要伤害是污染、干涸、挖沙、航运等。当时光翻过2000年，他们发现，中国的水，面临另外一个重要的伤害，就是干流和支流上都在火热建设的各种水电站。这时候，大家才开始明白，中国，进入全面的“水伤害时代”。所有人类能够伤害水，伤害水生生态系统，伤害水文明、践踏水伦理的方式，中国人都做到了。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为数不多的民间环保组织、民间环保人士，都有关注水的情怀。辽河口的刘德天成立的黑嘴鸥保护协会，与水、与湿地有关；河南新乡田桂荣，多次组织公众考察黄河；滇池卫士张正祥，近三十年来一直紧紧地盯着滇池的变化；绿色昆明的发起人梅念蜀，组织志愿者调查滇池周边地下河的现状；钱塘江边的韦东英，自从村庄变成化工厂的集中营之后，就开始写抗污日记，就开始举报污染；北京天下溪正在从事的“迁徙的鹤”环境教育项目，正试图把白鹤涉足的重要湿地的当地公众力量给激发起来，成为保护环境的力量；而“参与式保护”最早的“试水基地”贵州草海自然保护区，一直就想发动“公众之水”去保护自然之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很有希望成为公众“河长”的源头之泉和聚拢之湖。

“民间河长”的社会合作之路

汪永晨越来越喜欢谈水，有人甚至相信，汪永晨所创立的民间环保组织 “绿家园志愿者”，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专业的“水保护组织”。

这一切，源于两股泉流，一是怒江——或者说西南诸河，一是北运河—— 或者说城市里的水。

西南诸河离汪永晨很远，但似乎日夜流淌在汪永晨身边。

2004年，当汪永晨听说怒江有“一库八级”的开发计划时，她开始向社会呼吁，建议水电开发公司手下留情，给中国留下一两条“自由奔流”的大江。

从那一年开始，汪永晨每年都会到怒江几次。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怒江的开发计划被暂时缓冲。

汪永晨仍旧非常担心，她发现，中国几乎没有人了解怒江，几乎没有人研究怒江，几乎没有人关心怒江。于是，在2006年，她和萧远、马军等人，发起了 “江河十年行”的项目，每年组织一批媒体人马，对中国西南的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大渡河、岷江、雅砻江等水电开发业异常兴旺的大河小溪，进行一次全面的记录和观察。

“江河十年行”至少准备行上十年。这个活动有时候能得到些资助，有时候则没有办法得到资助。没有资助的时候，就由参与者自费。到现在，江河十年行已经三周年了，每年都有大量的报道，这些报道对激发更多的公众关注中国自然河流的命运，起到了相当强大的作用。

汪永晨在怒江流域采访乡民

汪永晨提供

2009年4月22日，第三届SEE·ＴＮＣ生态奖颁奖，马军所领导的“中国水污染地图”项目，霍岱珊所领导的“淮河卫士” 项目“合作催生莲花模式”，都获得了二等奖。而由梅念蜀拢聚的“昆明环保科普协会”（绿色昆明）所做的滇池地下河伤害调查，获得了一等奖——也就是所有人都期待的大奖。

第三届SEE·ＴＮＣ生态奖是我见过的评审过程最严肃同时又最开明的大奖，主办方希望要这个奖项来引领环保组织的发展潮流，甚至推进公民社会，因此，这一届生态奖的要求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要求所有的项目都展示其与社会的“合作能力”，并亮出合作之后的“共赢”甜果果。

“绿色昆明”的项目发动了大量的生态专家作为志愿者，与媒体、昆明市人大等也有不少来往。最为成功的是，他们的调研报告得到了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批示，他要求水的管理部门要把滇池的地下河现状全面调查清楚，并设计出合理的保护方案。在滇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有个环保组织把原本根本无人关心的地下河受污染、受截留和受伤害的问题给强化成一个公众必须关注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因此，有些人认为，今后民间环保组织的工作方式就是得这样：针对一个现实的问题，通过机构本身的努力，进行非常有效的调研；同时，从工作的开始，就高度重视激发社会资源的能量，并最终以最为和谐的、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办法来实践。大家相信这样的时代，只有这样能促进事情的解决。

霍岱珊的故事与梅念蜀的故事略有不同。霍岱珊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比较早的环保斗士，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盯梢着淮河两岸企业的一举一动，为了全身心投入，他甚至辞掉了某个报社的工作，并且把老婆和孩子都拉入了自己的阵地。然而他这样的行为很是不得政府和企业的欢心，无论是河南环保部门还是像莲花味精厂这样的排污大户，都对他抱有剧烈的或者挥之不去的厌恶感，觉得他在惹事生非，甚至诬蔑他是在为个人谋利益。

然而所有的人都有改良的时候，作为独立的声音，他记录着淮河的真相并努力把真相传递给公众；不屈的淮河也给了霍岱珊斗争的智慧，他慢慢地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大家一起协商，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把对方当成敌人。

霍岱珊在拍摄淮河上游的污染 霍岱珊提供

当变化终于出现的时候，几方都同时松了一口气，莲花味精厂改造了生产流程，减少了用水也减少了污染；更多的污染物被制造成复合肥，成为企业的利润增长点；莲花味精厂的生产流程成了味精行业的模仿对象，他们制定的企业标准成了味精行业的排放标准，同时每天在企业门口挂出企业的排放信息，这个信息必须由“淮河卫士”核准签字后才得放行。

“淮河卫士”也从此慢慢获得了宽松的生长环境，得到了当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明里暗里的支持和欢迎。一个环保组织完成了它从“创意”到创业，又从创业到生产出当地社会欢迎的“产品”的历程。相信从此以后，“淮河卫士”有能力在当地激发出更多的“公众河长”。

每个城市的公众都能“走水”

2004年开始，北京有个叫张峻峰的人，突然想做一件事，他要把北京周围所有的水库都探底清楚，然后每年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考察一次，记录它们的变化。

理想最终没有实现，但北京的一百多个水库他是大体考察过了。这在北京有史以来大概是第一次。他的行动和积累，催生了一个项目，“城市乐水行”。

2007年3月份，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大学生绿色营等环保组织共同发起了自然大学城市乐水行项目，绿家园和自然之友一直在持续地跟进和执行。这个项目非常简单，就是每个周六带领志愿者“向河流学习”，顺着北京五环内的河流走上半天或者一天。由于志愿者的意愿各有区别，周六的活动一般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叫考察组，也叫短线组，一个小组叫探路组，也叫长线组。它们之间的区别大体有两个，一是探路组以徒步走为主，一走往往就是一天，而考察组走的路程可能只有五公里左右，走到中午大概就会解散；二是考察组比较重视常规路线的循环反复，比较重视路上的交流和“授课”，而长线组重视对一些生僻河道的“学习”与探究。

城市乐水行在北京三海考察

图片来源：自然大学新浪博客

北京五环内只有二十多条河流，走了一遍之后怎么办？很简单，就是从头走起，循环反复，直到永远。因为北京有1600多万常住人口，北京的河流永远会在那里“摆放”，因此，总会有人想要到河边学习些知识。城市乐水行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认为，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亲自去看，就是持续去看，就是以公益之心去看。

这个项目不仅仅在北京运行，厦门、兰州、天津、南京当时都作为共同发起单位，只是这些城市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要么就是活动的间隔时间长了，要么就是活动的时间段压缩了，比如只有四月份到十月份有活动。但可贵的是，没有一家放弃。

同时，重庆、郑州、福州、贵阳、成都等地，开始陆续启动城市乐水行项目，更多的城市在观望和萌动中。因为大家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水，而且城市之水不仅仅与这个城市的文明高度相关，甚至与这个城市所辐射的区域文明高度相关，比如北京的水，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高度相关，与中国的建筑文化、都城沿习高度相关。用世界上通用的方法去理解，绝大部分文明都生存在水边，这也是中国大量城市不是叫某某州，就是叫某某阳的重要原因，州是水中的沙渚，阳是河流的南岸。因此，用环保时代的眼光来看，一个好的城市，必然是当地人高度关注当地水环境的城市，必然是当地人成为公众河长的方式。

但许多人一直在追问“城市乐水行”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每周能够把大量的公众带到河边向河流学习，就是一个巨大的产出；参与的人越多，产出越大。同时参与者本身是有“项目进化”能力的，一个人看到现状，就会想着如何改变现状，于是就会从现状中查找出真正的问题，于是就会调动浑身上下的积极性和集体智慧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乐水行的过程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是引领公众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通过活动的扩张，慢慢地替换社会风气、改良社会决策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每个周六，那些行走在北京等城市河流旁边的“自然大学水学院”学生们，都有望成为这些河流的新河长；或者说，在各个城市陆续开办的自然大学水学院，正在成为培养公众河长的最好大学。

今天，如果在某个饭桌上提起黑砖窑，十个人准保有九个会说：黑砖窑？那不是已经过去了吗！真的，“黑窑事件”早就“过去”了，专项打击也早已结束。太多的事件在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然而，寻找孩子的父母还在路上，黑砖窑的伤害仍在继续。他们，几乎被整个社会遗忘。

可有一些人忘不掉……

拯救人性的“黑砖窑”

文/郜璐莉

别忘了那些黑窑工

经常上牛博网的人，肯定熟悉一个不断更新的贴子：“十元签名，和寻子家长一起上路”捐款明细。这活动从2008年7月开始持续至今，倡议每人拿出十元钱，帮助那些仍在路上的家长们筹集一次又一次寻找孩子的路费。这个活动上限十元，有人愿意多捐，那么每超出十元就要补足一个签名，而且那个人必须知道并赞同。发起者希望唤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黑窑还在，孩子还在失踪，寻找孩子的家长还在路上”。

你也许不知道，2007年8月 13日，就在劳动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宣布山西黑砖窑事件的集中调查处理工作基本结束的同一天，湖北少年魏文林刚刚从山西逃回家里，他是12天前被劫往黑煤窑的。

2008年1月，《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河北省临西搭救的四名窑奴，又被当地镇政府送还黑窑主，其中两名窑奴再度失踪。

2008年2月，失踪一年的21岁青年张新从山西运城地区临猗县临晋镇岳西山窑厂逃回河南。而这个岳西山，去年的专项打击中还“在逃”过。那些寻子家长们曾从他的窑厂里救出23个孩子，但在他们要把孩子带走时，却遭到临晋乡派出所的阻拦。

就在不久前，还有人从广东东莞逃回。

一个又一个事例提醒着人们，还有许多窑奴未从砖窑中被解救，他们很可能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打击行动中被窑主们藏匿、转移，或者丢弃，很多智障窑工自己是找不到家的。家长们最怕的是孩子被转移到煤窑，深在地下，便如同消失了一般。有些窑奴被解救后，在公安、民政等部门之间转移交接和“遣送”回家的过程中，再度失踪。与此同时，还有人成为新的窑奴。打击黑窑风暴已经过去，政府不再关注，社会也已忘却，家长们面临的是比2007年更无望的局面。

而那些被救出来的窑奴呢？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也还没有得到偿付。

2004年最早发现的受害者、山西省永济县栲栳镇黑窑断腿少年张徐勃的案件，曾引起温家宝总理的关注和批示，并获判决民事赔偿49万元。但五年过去，张徐勃一分未得，生活艰难。

当年在网络上流传最广、也是激起全国人民对黑窑恶行极大愤怒的，是山西省洪洞县曹生村黑窑工张文龙（化名）全身大面积烧伤的照片。如今，他仍停留在那种精神创伤里。民事赔偿诉讼案开庭审理后，至今仍未判决，虽然法定时限早已超过。

……

2008年3月，在网络与邮件组里流传着一封公开信：《关于黑窑受害者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书》。

“我们，持续近二十年黑窑现象的受害者和关注黑窑现象的公民，向你们郑重建议，担负起你们的责任，为杜绝黑窑现象做出努力。”

公开信下有七个人的署名：一位黑窑受害者，两位受害者家长，四位关注黑窑现象的普通公民。他们希望黑窑现象能够重新引起重视，真正清查彻查黑砖窑；希望黑窑受害者能够得到国家赔偿和补偿；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普发寻人启事，认真找出那些还在受苦的窑奴。但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而黑窑现象，却“如野草般在神州大地上蔓延”，除了山西，河南、安徽、河北、新疆、黑龙江等地也都存在黑砖窑。

接力寻人

“为了恨，我们可以找到躲到天涯海角的马加爵；为了爱，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以同样的方式找到冯建伟、袁学宇、史国强呢？”

这是钭江明一直不断重复的话。钭江明，网上的介绍南方都市报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发起人与总策划，现为《时尚先生》杂志主编。他在牛博、腾讯和网易维护着三个博客：寻找再度失踪的窑工。很长一段时间，打开牛博网的任何一个页面，你都躲不开两张失神的面孔：史国强和冯建伟。

钭江明在网络上发起了寻找窑工的接力寻人活动，呼吁网友们将他写的寻人启事不断地链接、转贴，呼吁人们用任何手段进行传播，“黑窑存在于中国超过十年，要真正杜绝黑窑现象不可能借助于一次运动式的清理就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努力。” 他希望这个活动不是去追究责任，而是呼唤正面的情感，“演化成影响大的活动，影响到社会和政府观念升级”。

在博客开设当天，2007年7月26日，钭江明写下“我的想法”：

他们在茫茫人海中的陷落，就像是经由人性的集体沉沦而造成的一个触目的塌陷。有人想忘记，但我无法释怀。找回他们，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是为我所属的这个民族所作的一次自我救赎。

他并不是报道黑砖窑事件的众多记者之一，也不是任何一个窑工或家长的亲戚朋友，从某个角度来说，钭江明与这事儿似乎“没有关系”。但他却时常牵挂那些失踪的窑工，那些寻找孩子的家长们，为他们高兴或者难过，为想不出办法来帮助他们而忧心。你可以说这出于善良，有时听别人说故事，他会悄悄地擦眼睛。你也可以说他是出于愤怒，很多事情是那么糟糕，他希望能尽自己的一点力，往好的方面推一推。

钭江明的网名是V ，他说，“真实的我懦弱，自闭，有时猥琐，没法脱离低级趣味。而V，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有担当有韧性胸怀宽广的人。”

V一脚踏进黑砖窑，始自2007年6月事件最热闹的时候。一些网友发起蓝丝带行动，号召大家系上蓝丝带，广泛传播黑砖窑事件。“刚开始我是不停地在天涯跟贴的网友中的一分子，就是因为看着生气。当时那个贴子很热，有好几十页。有很多人要去山西，感觉光说话已经不够了，光在那儿跟帖也不够了，就要行动。”

从6月下旬到7月初，黎明、人间、海水、青山依旧、戴蓝丝带的人（钭江明）等十个过去可能都不认识的网友分成几批，用接力的方式自费前往山西永济市、临猗县、芮城县、临汾市、洪洞县等地，陪着家长们跑砖窑、公安局、民政局、救助站……往往，公安局说人已送到民政局，民政局却说只收到照片没收到人，收到的人在救助站又不让看，家长们几乎是在这些部门之间做无限循环。而那些砖窑，在一阵风似的整顿之后，不是关闭就是人去楼空，或者只剩几个受到良好待遇的窑工，这比媒体关注之前，寻找的难度更大。

“我觉得中国的事就有一个这样的逻辑，就是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儿然后马上就是舆论关注啊，总理批示啊，最后就成了一个运动，然后运动以后呢，造成的效果就是把这事儿压下去了，人不再提了。但这事儿还在发生，这是很可怕的。”钭江明在一次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说。

钭江明博客“01号寻人启事”里的冯建伟，是黑砖窑事件中最早救出的洪洞县曹生村31名窑工之一，但奇怪的是家长却找不到他；“02号寻人启事”中的史国强，是网友在永济市街头偶然发现的。那段时间，街上突然冒出许多流浪汉，身无分文，且大多意识不清。网友们把史国强等三名来自黑砖窑的流浪汉送到当地民政局，后来，另外两个回了家，头脑不清的史国强则又被弄丢。

看着家长焦急无助地四处奔波，网友们会因无能为力而沮丧。但至少,还可以陪在家长身边，给他们壮壮胆，为不识字的家长看看名单，让他们感到温暖和依靠。正是这一点促使钭江明成为第四批接力者，而自从接触到那些焦虑悲伤的眼睛，他便再也无法将自己脱身而出。

钭江明有个可爱的女儿，那时刚一岁多。“这个社会我已经适应了，如果我只是一个人，可能会继续忍受下去，但是有了孩子，你知道，她那么娇嫩，需要你全身心地呵护，如果以后还是这样，那是一件多可怕的事！”

叫“中原老皮”的女子

每隔一阵，钭江明就会收到这样的短信：

“阿钭：我们本与此无关，我们的坚持有多事之嫌。我现在前所未有的渺茫，对于他们，我很无奈很无助！”

“我现在很少再和别人诉说他们的不幸，人们已经厌倦了，再重复还是那个悲情的故事，可是在心里，一直在坚持。我们不要放弃，也不能放弃啊！”

发信息的人叫辛艳华，郑州一位8岁孩子的母亲，也是在那封致全国人大的信上的署名者。

2007年5月26日，她表哥的儿子被那些寻子家长从山西救回。看着原先活泼的侄子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满身伤痕，辛艳华震惊地知道了黑砖窑的存在。“无论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公民，还是一个有爱心的母亲，我都应该挺身而出。”6月5日，激愤的辛艳华用半天时间写下这篇《400位父亲发出泣血呼救：救救我们的孩子》。第二天，用“中原老皮”的名字发在大河网上，立刻成为最受关注的帖子，第一时间转载至天涯社区后，“点击率高达58万。网络民意的汹涌，直接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与此同时，国家高层领导批示，山西、河南两地政府的及时反应，一场空前轰动的黑砖窑打击风暴就此展开。”（《南方周末》）6月下旬，媒体的关注渐渐稀少，救助行动又不尽如人意，辛艳华又写了第二封信《寻子无果 400多位父亲再次联名 悲愤呼救 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再次掀起关注的热潮。

和钭江明一样，辛艳华也放不下那些家长们。人们的印象中，辛艳华性格直爽、热心侠义，但她常常和那些家长哭作一团。长期关注和介入这样一件事是痛苦的，但她没想过要脱身而去，觉得那样“不仁义”。当初侄子就是他们给找回来的，他们却从没要过回报。时间一长，她也锻炼得“坚强”了许多。

媒体报道最多的寻子六人组中，只有袁成的儿子袁学宇还杳无音讯。2007年3月儿子失踪后一年多，袁成一直在外面奔波，春节才回了趟家。只要自己还在找，家人就会觉得有希望。辛艳华每次见到袁成，都要鼓励他别放弃。很多家长也不回家，在郑州打工，一有线索就结伴前往。差不多跑了上千家砖窑。他们中间，袁成似乎是个主心骨，有了消息都找他拿主意。

辛艳华给钭江明的短信上说，“为了可悲可敬的袁大哥，我们还须努力啊！”

请从“审恶疲劳”中醒来

2008年1月14日下午两点，“2008和谐春节──黑窑母亲网络交流会”在南方周末论坛、凯迪“猫眼看人”和天涯“关天茶舍”同时进行。交流会的邀请信上写着：请从审恶疲劳中醒过神来，请为一个个母亲无望地寻找哭泣，请为一个个孩子无助地陷落哭泣，请为一个国家大面积的人性沦亡而得不到救赎哭泣。交流嘉宾除了钭江明等关注者和组织者外，还有黑窑母亲代表。辛艳华陪着她们在郑州的网吧里，第一次说出自己的话。一个下午，三万人次点击，跟帖上千，有人提出很好的建议。温暖和力量又开始传递。

2008年1月22日，钭江明在牛博网发起了为黑窑母亲群体及获救窑工派过年红包捐款活动，并和朋友制定出细致而令人信服的捐款方案。本想募集五六万就不错了，谁知一个月内就收到捐款164，000多元。2 月底，钭江明和《体育画报》记者王小山前往郑州，把这笔钱分发23位黑窑受害者及其家庭。不少家庭接回了孩子却陷入贫困，许多没找到孩子的已经无力继续。这次捐款，似乎也为几个月后5.12地震发生时，牛博网的迅速反应作了一次演习。

2008年3月4日，钭江明、辛艳华、王小山、袁成、张徐勃（黑窑受害者）等七人又署名发出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关于黑窑受害者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书》。虽然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后来，钭江明和辛艳华又想办一所公民学校，让它成为家长们沟通联络的一个据点，成为一些农村孩子适应初次进城的过度期的技能培训中心，还要为那些受害者提供心理援助。从钭江明的博客中得知，黑砖窑事件一年以后，张文龙还常常梦见自己在砖窑里没出来，他的爸爸也经常在梦里继续找他。但这个计划因为种种原因，至今处于胶着状态。

也许，促进政府形成一个制度——将事情管到底，而不是仅仅用运动式的打击风暴息事宁人——要彻底解决黑砖窑问题以及类似的黑工厂，还要负责受害者的经济补偿以及身心恢复——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是，这需要许多许多前面这样的办法来推动。

辛艳华的女儿被5.12地震的惨状震撼，一次又一次捐款。辛艳华告诉女儿，袁伯伯（袁成）他们也是灾民，他们的孩子不见了，为了找孩子他们也几乎倾家荡产。善良的女儿把自己的衣服和书包拿出来，送给了袁成的小女儿。“我感怀于女儿的悲悯，我知道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拒绝遗忘，拯救人性……

公民日记

“请您出示您的证件。”最近在四川，会有人这样对警察说。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有权利获得些信息。”前一阵有上百个电话打到四川地震灾区各部门，希望获得遇难学生数字和名单，但均被拒绝。在对方质疑调查动机时，志愿者往往这样回答。

著名艺术家艾未未的博客里，每天不断更新着“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名单和志愿者们在重灾区调查的公民日记。距离5.12特大地震已将近一周年，政府仍然不能给出遇难学生的准确数字与名单，这令国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从2008年12月15日开始，艾未未和五六十名志愿者自费在灾区走访，获得了遇难孩子的名字、年龄、学籍等信息，希望在地震周年到来之前完善这份名单。参与调查的约100名志愿者中，有五六十人前往灾区。他们受到跟踪、监视、威吓，抓捕，但始终坚韧地前赴后继。这些志愿者、这些公民日记不仅仅展示了责任与真相，其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调查的过程，也是在告诉那些政府工作人员、那些警察，应该如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如何按照宪法和法律行事。

公民追问

5月1日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行一周年，有多少向政府索要信息的要求，又有多少信息得到了公开？

上海律师严义明1月7日向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分别要求国家发改委公开四万亿元“救市”资金的来源以及目前已经审批通过的具体投资项目名称，选择投建项目的原因，投资项目的预算资金金额，要求财政部在今年全国人大召开前两周，公开去年中央财政决算和今年财政预算的情况。此后，因对两部门的回复不满意，严律师又提出复议申请。

深圳市以吴君亮为代表的几位志愿者从2006年起创办了公益性的“中国预算”网站（http://www.budgetofchina.com/），并先后向多个中央部委和城市提出查阅申请，但两年之内，均被拒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志愿者们又先后向财政部、卫生部、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等十多个部委，以及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等十多个城市发出多次查阅申请，虽绝大部分遭到拒绝，但在5月27日收到了深圳市财政局的一本年度财政预算。

自然之友上海小组自2008起一直在履行公民义务，持续向市环保局及各区环保局提出信息公开的申请，多次在漠然、冷遇及质疑之下毫不懈怠，让政府环保部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来自公民的压力。

有什么样的公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公民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是互相造就的，因此，如果想要有一个好政府，就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好公民。

刘尧被释放

受到全国律师界强烈关注的深圳律师刘尧案，4月26日下午在广东省河源市中级法院终审宣判，刘尧的刑期改判为：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执行。经历了三次判决的刘尧终于获得释放。

刘尧因给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服务而被广东省东源县法院以毁坏财物罪判刑，此事引起了律师界强烈反响。深圳律师协会多次致函广东省河源中级法院和东源县法院，对该案的审理和判决提出法律意见并呼吁公平、公正审理本案。北京、上海、河南等十个省市的36名律师也联名致信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呼吁公正审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2008年12月18日，深圳市的511名律师联名发出呼吁书。这也是迄今我国最大规模的律师自发联名维权活动。

各地律师和各级律协对于刘尧案件的协助及呼吁，使得刘尧的案件成为了一个公共事件，从而让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更为慎重。

闲置物品做公益

经常有人头疼家里那些多余的书、光盘、玩具、家具、电器、衣物，卖不了多少钱，扔了又可惜。如果您愿意，可以给它们一个好去处——同心互惠商店。

这个商店开在打工者社区，由关注打工者群体的民间组织“工友之家”发起，通过募捐筹集社会闲置富余物资进行义卖，以义卖收入支持打工者群体自身文化教育事业及其他相关公益活动，发展移民社区的合作消费，促进社区参与，从而改善打工者群体的生存状况。所得收入除支付必须的成本外，都用来支持移民社区流动儿童教育、在移民社区开办夜校英语班、电脑班、法律维权、就业指南、医疗健康等各类文化教育培训讲座等。

收入和支出由“同心互惠商店监管委员会”监督，并向全社会公布。

详细信息请看同心网站www.tongxin.org.cn。如果您要捐助的话，可以拨打捐助热线010——84332170、81604803，他们会派志愿者上门接收；

 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民间》和你见面了。

 事实上，民间从未消失。只是它曾经被遮蔽了，于是潜伏着；现在它又得以再度走出来，走上阳光下的舞台。

 有的时候，当某个公共事件被政府和主流媒体渐渐遗忘，民间会继续追踪，不舍不弃。在本期你会看到，当黑砖窑事件在很多人眼中仿佛已成过去的时候，仍然有民间的行动者和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一起坚持寻找。你也会看到，在人们享受河流带来的富饶的时候，民间的行动者自觉自愿地让自己成为河长，守卫着屡遭污染的河流。

有的时候，当只能听见一种主旋律，民间会站出来发出自己理性、温和然而独立的声音。这声音不一定是为了对抗，更是一种对话，一种民意的交流。而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们可以学习独立地思考，审慎地决策。

这就是我们的民间。它是那些在公益领域中行走的人们，是由这些行动者踏出来的道路，是由越来越多行动者所共同组成的公共空间。

我们立足于这一空间，与土地紧紧相连。

各位亲爱的读者：

   第七期@民间又与你见面了，由于NGOCN刚刚改版完成，新站目前还在紧锣密鼓的调试和修改中，供下载和在线阅读的平台还未能完全恢复，所以先发在博客里，附件是压缩包的PDF版本，祝阅读愉快！
at-minjian-2009-no7.pdf

NGOCN

编者的话

关于歧视的主题，我们做过不少报道，一说到歧视，多数人想到的也许都是对残疾人、对患乙肝等疾病者、对农民工等人群的不公待遇，实际上，歧视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别说你的眼里没有我》告诉我们，无障碍设施其实更多地是被一般意义上的健全人使用；它也告诉我们，残障人士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过度关爱和过度关注，而是平等的尊重和机会。

环境维权总是很艰难，需要你以微小的力量与财大气粗的企业以及它们的“保护伞”抗衡，人们总是说“这不可能”。上海一家居民小区的普通女子却为了保护她的家人，在曾经的同行者退缩的情况下，勇敢地迎头而上。《污染企业是这样被叫停的》，她的执着和努力让我们看到，只要愿意行动，终会有所改变。

每一个人都能事情变好一点，当然，也可能对事情的变坏“添砖加瓦”。本期特别推荐评论《中国社会需要一场“从我不做起”运动》，诚如文章中所说，面对当前中国众多不合理现实，不要把责任只推到环境和他人身上，不能幻想恶劣的制度和潜规则会自己变好。在推动制度变革的同时，需要更多自觉自尊的个人，从现在开始捡拾起自己的良知和判断，从自己开始做出改变! 文章列出了“中国公民不应该的100种行为”，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几荣几耻，那些“不做”，是对自己作为公民的尊重和责任。

一个更加健康和公正的社会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包括对美好的东西的追求和传播，就像郑琼这些年的生命感悟——《“把你相信的东西活出来”》。她在几次国际纪录片交流展上看到了那么多优秀的纪录片，那些温暖、美好、清透、深邃的“人类的精神财富”。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为了有渠道播放、为了更多国内的纪录片人也能做出这样的好东西，她和伙伴们奔忙着，劳累，也不赚钱，但内心充盈，幸福。

这也许是许多人投身公益的真正原因吧，其实也只有内心的真正召唤才会让这个事业更持续长久，也会有更富创造力的公民行动。本期“野花烂漫”，你会看到这样的创意。

请翻阅读吧，愿大家都不孤单，都有力量，在这个冬日暖阳下。

http://home.ngocn.org/space-mtag-tagid-57.html读者俱乐部:http://home.ngocn.org/space-mtag-tagid-57.html

 《@民间》第7期 目录

写在前面

民间报告——焦点

别说你的眼里没有我（刘欣琰）

污染企业是这样被叫停的（尹伊）

索昂贡庆的植物乡土档案（刘慧莉）

公民之声——观点

中国社会需要一场“从我不做起”运动（石涛 刘县书等）

全球公共生活——接点

国家强大的软实力——非公募基金会访问团美国纪行（杨东平）

思考与感悟——茫点

“把你相信的东西活出来”（郑琼/卓玛）

野花烂漫——彩点

300家NGO倡议尽快制定“社团法”

反歧视行动者获国际奖项

环境维权也要能力

绿色回收站：闲置物品免费捐赠网

我要送一辆自行车给广州市长

推荐

关注中国污染

沙叶新博客专栏

老虎庙的博客

Blog图党

王克勤的博客

郭宇宽的博客

http://home.ngocn.org/space-mtag-tagid-57.html部

《@民间》第六期：民间报告——焦点

（郜璐莉）

每个人的发言都有价值，但不能吵架

2009年3月23日下午，绵竹市剑南镇大南路，一幢被去年那场八级大地震震得“满目疮痍”的大楼前，几十号人在狭窄的楼间空地里使劲争吵着。

这已经是五个多月来的不知第几次争吵了，从来都没个结果。可是，不吵出个名堂，他们就不能从板房回到自己家里去。他们都是旁边133-2号楼里的居民，地震后都住在“三星”板房社区里。133-2号楼在震后被鉴定为D级，是安全级别中最低的，但仍然可以通过除险加固而使用。绵竹市在去年的地震中人员伤亡比较少，但房屋损坏严重。

居民们必须拿出一个合理的除险加固方案来，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以获得一部分政府补偿资金，其余的费用需要居民们按户或者按面积分摊。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方案，而是有两个方案。很不幸这两个方案分歧很大，分别代表着底楼24户门面房业主和二至六层住宅业主的利益。从去年8月份开始，他们和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就在为采取哪一种方案而争论不休，双方在价格、施工方法、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各不相让，一直吵到今年2月11日最后一次全体业主会议。眼看着离5.12一周年也不远了，再不开工，政府的补贴就会减少；入住率低，上级要求的工作任务也完成不了，居委会主任唐敏急得不行。几个门面房业主等不及了，不管不顾地搬进危房做起了生意。

不过，这天下午的争吵却有点不一样，你来我往的四川话中不时冒出一两个说普通话的声音。“他们是谁？”有人疑惑地问。唐主任走上前来高声解释，他们从北京来，既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居委会，他们是“社区参与行动”的专家，是专门来帮助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让房屋维修方案能够早日实施。居民们有些不信任，我们几个月没弄明白的事你们能搞定？但当那个穿着土黄色外套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走到中间一说话，人群却安静下来。他们不知道，这个舒老师是北京著名的业主维权代表舒可心，有着多年社区工作经验，被“社区参与行动”专门请来主持这次讨论。他对着围成半个圈的居民们说，“咱们真的很幸运，有这么多热心人来给小区出方案，但是这两个方案的业主代表们拿不准主意，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下面请王先生和车先生把各自的方案介绍一下。”这会儿另一个说普通话一直背着个双肩包走来走去的女士举起手来：“我先说一个开会的规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言，但要让每个人的发言都是有效的，不要吵，不要争，能不能这样……。”那是北京“社区参与行动”的负责人宋庆华。这个机构是一个促进社区公众参与的非营利民间组织，一直在城市社区中帮助街道和居委会学习参与式社区治理。“参与式”，就是不能由政府主导，而是更多地让社区居民拿主意，帮助培育社区组织，在政府、专家、NGO和社区公众间建立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巷子里简陋的墙上，贴着些红红绿绿的纸头，“在场的人就是合适的人”，“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解决问题出力”……从没见过这样的标语，那是社区参与行动的工作人员写的，为了创造一种不一样的开会气氛。

宋庆华的话，大伙听着新鲜，一开始倒还遵守，但随着两方业主代表介绍完各自的方案，开始征求意见时，习惯性的争论和指责又来了。舒可心和宋庆华要不断地扯着嗓子提醒：一个一个说，让他先说完，不要吵……他们俩就好像一场辩论赛的主持人和裁判，时刻把握着辩论的节奏和方向。两个半小时后，这道五个多月未决的难题居然有了结果，一份价格合理并且双方都接受的方案形成了！直到这时，争论着的人们似乎还没摸着头脑。

这事儿看着挺神奇的，实际上两位调解人在进入三星社区后，做了很多细致的开会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勘查楼房破损情况，了解居民意愿，查阅《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和绵竹市对楼房除险加固的相关政策。他们了解到，对133-2号楼房的维修方案，一个是以车先生牵头从市场上选择的方案（以下简称“车方案”），有详细的施工图纸和施工方案说明，但是施工单位报价最低的也要138万，业主们普遍不能接受，虽然后来经过修改，并且获得了书面71万口头68万的报价，但这个方案需在门市房临街的前部增加一堵剪力墙，遭到门市房业主的反对，说会影响经营。而以王先生牵头从一个施工队中获得的一份口头报价64万的施工方案（以下简称“王方案”），虽然价格较低，也得到多数门市业主的支持，但由于在施工具体方案上没有详细说明，“车方案”的拥护者一致认为无法判断除险加固的可靠性。

两方业主代表在讨论采取哪种方案的时候，只知道争吵指责，互不相让，每次开会都是不欢而散无功而返，哪怕“车方案”承诺把建在门市前部的剪力墙改在后部，或者干脆取消该剪力墙而增加前立柱强度，都不为门市业主所接受。

这一次，可不能让他们再“斗”起来了。那天62户居民来了57户，舒可心让双方说话时只能看着他，不准看着对方，这样就避免因为直视对象而易于冲动。再就是，双方只能说优点，不能指责，先学会倾听，想一想再讨论。虽然舒、宋两人私下里有一个想法是以“车方案”为主的，但他们没有说出来，而是等居民们自己讨论，最后形成的方案与他们事先设计的差不多。达成协议的阻力主要在“王方案”的支持者一方。会议开始时，舒可心先让王先生发言，这样给足“王方案”面子。虽然“王方案”过于粗糙，但它的存在使得“车方案”因为有竞争而去掉不实用的豪华部分，使得报价降低，这也让“车方案”的支持者认可了“王方案”的贡献。与此同时，让门面房业主认识到，这幢1998年交付使用的六层楼房之所以在地震时损坏如此严重，跟所有门面房业主在房后承重墙上开一道门有着明显的关系，揭示出这个事实，也让“王方案”的支持者有了妥协的心理准备。“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不愿意再没完没了地讨论下去了，都‘认’了。”舒可心在事后的总结中写道。

接着，趁热打铁写好会议纪要，当场朗读，实际上就只是把开会前准备好的文稿改了几个字，在场业主全部高高兴兴地签了名。一个多月后的3月30日，在根据新方案进行了施工招标后，133-2幢正式动工维修。到现在，工程基本完工，全体居民要在国庆期间举办一场入住庆典。

这个过程，都被一个叫蒋太源的居民给拍下来了。从地震之后，他整天就拿着个DV对着居委会唐敏她们拍，发物资他也不要，就盯着看是不是贪污物资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做得不公平了，被居委会看作“刺儿头”。后来时间长了，看到唐主任没有偷拿东西，且辛苦工作，关系才融洽起来。而133-2号楼的事情解决以后，他更是热情地掺和社区事务，成了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发泄是必要的，但把要求说清楚更重要

剑南镇有个茂泉村，2007年初被政府征地搬迁，为的是盖政府大楼。当时跟村民说先自己找地方住着，很快就有新地方给他们盖房子。可村民们等了一年，到2008年初才说找到了一块地，但那地方安置180户人家实在是拥挤。大伙儿不干，去跟镇政府谈条件，要求把400元一平米的补偿提高到500，谈来谈去政府妥协了——当时那价格盖房子还是绰绰有余的。于是，5月8号大家签了合同，摁了手印，还抽签选了位置，结果12号地震了。那以后再盖房子，每平米就得花700块钱。大家又去找政府谈，要按照被地震毁坏的房子的补偿标准给钱，除了500块一平米，再加两万多。镇政府就写了个报告给市建设局申请，可那边一查说政策上没有啊。这时候村民之间也有矛盾，茂泉村搬迁分了几批，前面搬迁的听到消息就去告，说那些人根本不符合条件，如果补给他们那我们也要。

“5.12一周年”的期限像块从山上滚落的石头，不管不顾地压过来，茂泉村到了3月份还没盖房子，任务怎么完成得了。镇政府去找宋庆华想办法——133-2号楼的事儿让社区参与行动出了名，绵竹的报纸和绵竹政府网站上都登了。3月28日，宋庆华和赵旭、颜如玉两个同事来到茂泉村，“北京绿十字”的孙君也在，他正帮着灾区做生态建筑。去之前宋先探了镇政府的底，问还有没有涨钱的余地，回答是虽说可能性很小，但也许可以争取，另外也可以帮助贷款。镇里商量了，一户可以贷四万，以后这个钱也不准备让他们还，但现在只能用贷款的形式跟村民说。宋到了村里可不敢这么告诉大家，怕万一政府变卦。可村民们一听说贷款全叫起来，哪来钱还啊，“农民很讲诚信的，他第一考虑的是还钱，这些农民借钱从来不打借条。”

宋庆华在茂泉村的两天，耳边充满了挥之不去的吵闹声，说起当时的情景，她仿佛还站在那儿：

“第一天我们去开会的时候，村民根本不理，也不把你当回事，把我们当成政府请的人，就在那儿吵啊吵啊。我们的方法是，你就得听，得让他们发泄，他们是有怨气的，政府说迁就迁了也不跟他们商量。他们吵我就笑着听，谁说什么我就跑到他跟前去，耳朵都麻了。我说，你们能不能一个一个说，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有时间。

吵到后来孙君就说，你们就嚷吧，你也嚷我也嚷，嚷的结果是你们又损失了一天，又浪费了一天，可是你把政府的人请来坐在这儿，他照样拿一天工资。后来他们自己也明白了，安静下来。然后孙君就拿出些方案，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合理地设计这个房子，虽然紧一点，前面让一点后面让一点，也会舒服；而且我们设计的房子分两块，你可以一部分出租给别人，我们已经调查过租金多少钱，如果你们现在就盖起来，一年以后可以挣多少钱。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政府的人，我说我们不是政府派来的，是真正想跟你们讨论讨论到底怎么能不受更多的损失，尽快地把房子建起来。他们不相信，我也没办法。第一天什么都没有解决。

第二天又继续开会还是吵。但吵来吵去就开始讨论这个方案怎么样了。到最后他们就提出来，既然你们不是帮政府的，能不能帮忙把政府叫来听我们说，他们为什么不来。我说我可以去传递这个信息，他们应该来，但是如果来了你们还是这么吵的话，一点用都没有。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跟政府谈，你想让政府听什么意见，有哪些问题，集中一下。他们觉得有道理，都不讲话了，然后我说现在大家一起来想，我们到底要跟政府谈什么。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就拎出来条理化，然后问这是不是你们想要的，让他们自己说哪些最重要，哪些必须要让政府解决，哪些是可以让步的。这样开始理、理、理，就理出来了。”

宋庆华和孙君向政府转达了村民的意思，对分管板房与社区重建的副镇长周泰春说你一定得去。按照社区参与行动多年和基层政府打交道的经历，他们觉得，有时候政府也不是不想听老百姓说，可意见杂乱，听不明白；于是老百姓就觉得你根本不听我的，我就要使劲嚷嚷，弄得政府更怕面对他们，干脆不打照面。这次有第三方来搭了这座桥，事情似乎要容易一些。正好周泰春去北京参加过社区参与行动的培训，愿意做这事儿，他很快赶去村里。此时，发泄过了的村民们已经理性不少。周给大家详细解释了政策，并劝他们，尽快把房子建起来对你们也好，否则过了5.12周年日，每平米要扣100块。其实开始建房后政府又给村民们补贴了50块。

“后来农民跟我讲，还是要感谢你们，不是你们，我们跟谁说呀，这么多年，谁让我们说了。”宋庆华颇为感慨，“所以第一天的发泄是必要的，这里面有个道理，他凭什么要信任你，你都不知道他的苦。他说完了才觉得现在可以信任你了，因为你知道我。”倾听村民的诉说和引导讨论的过程，其实是在帮助他们梳理重点，帮助他们获得跟政府沟通、提建议的能力。首先要让他们说，然后再帮助他们把话说清楚。

让各种困难都转化成积极因素

地震以后，灾区贫富差距的问题凸显，社区建设又很薄弱，很多孤寡老人、残疾人、失去土地又没有工作的农民变得更加困难。政府发了补助发了物资，不可能永远发下去，而社会福利又做得远远不够。像三星板房社区，4500人中百分之六七十是老人，这时候，鼓励帮助社区发展自己的经济组织，自助助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星社区有位王万会，大家叫她王姐，夫妻俩都是下岗职工，地震前就办了个老人院，照顾着三十多位老人。大家都说他们的服务特别好，收费也公道，800元一月，但有的低保户就只收250元。王姐的父母都是因为脑血栓在家里没人管而去世的，于是发愿照顾那些孤独的老人。地震后，这些老人都住在板房里，但很快板房要拆了，王姐愁得很，如果在郊区租房子，不仅不方便，而且老人们离开了熟悉的地方也会不高兴，平时，他们还要结伴出去逛街，最好能在城市周边有个平房。宋庆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社区服务项目，它有很好的基础，于是就跟镇里一位女书记谈了半天，说如果支持王姐，还可以收五位妇女来工作，这样就帮助了五位妇女就业，只要政府给她一处房子，或者给一个床位费的补贴。社区服务是一个综合体系，不是唱歌跳舞的事儿能够解决的，社区经济型组织要发展，这样在社区就能解决就业，同样也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并且告诉她，这事儿可以在所有社区复制，养老本来就是政府该做的，现在有那么好的社会资源，你只要投入一点，剑南镇的养老服务就会解决得特别好。可是说来说去，结果书记说那是个体户，我们不能支持。后来宋问，你们不做，我们可不可以做？我们来帮她找钱。书记听了这话问，多少钱？12万。那好，我们给。

宋知道，一旦政府给了钱，他们就得帮王姐建一个非营利的公益性社区服务机构，不能是个体经营的性质。王姐说，只要还能做这件事情，能把夫妻每年的社保费交了就行了。于是，社区参与行动的灾区项目就开始帮助王姐做老人院的“改制”，并支持她去中央电视台，参加民政部及多家基金会支持的“2009中国慈善导航行动”申请项目资金，虽然没有成功，但她学会了很多公益服务组织的理念和资金管理方法，还在继续努力着。

社区参与行动在剑南镇的工作点有两个社区，三星和紫岩。第一天去紫岩社区，就碰到了厉害的叶师傅，他一见面就说“谈啥子嘛，92年126（12月6日），我们被政府把地占了”，然后开始从头到尾诉说，宋庆华就听着。第二次见面，他还是那些话，宋就又听了一遍。为了争取权利，他曾经带着大伙到绵竹去静坐。有一句话让宋听了特别难过，他从三十多岁等到五十岁，现在儿子也快三十岁了，“是不是还要看到我儿子到了五十岁还没有解决问题”。宋说这个是历史问题，暂时没有办法，如果这样坚持下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你们已经受了很大的损失，地震以后变得更加困难，能不能想一想现在能干些什么。他一听觉得宋是站在他的立场上，就说想做个建材市场，可以帮助大家盖得起房子，现在的建材太贵。宋说好啊我们帮你，然后叫他们在灾区的工作人员帮着叶师傅做计划，写报告，自己则打电话给机构的顾问咨询，结果咨询出不少问题。建材市场做不了，再给重新设计一个，成立社区服务队，帮着搬家、拆房子、修理什么的。可这个服务队一直没有做起来，那些农民不太愿意，觉得挣不到钱又看不到前景，不听他指挥。

过了段时间，他又组织了二十个农民帮着拆板房，干得特别好，但一旦板房拆完又会散掉。后来叶师傅看见宋庆华他们就特别难为情，说你们对我那么好，给我那么大的帮助，我没把社区服务队弄起来。他从此以后变成了居委会的一个积极分子，拆板房啊，干活啊，主任不在就是他做主，连镇长都感动得请他吃饭。“政府问我你们怎么把他变成这样的人，我说没有，他本来就是个好人。”宋说，“只是政府没有真正听见他的需求。”

学会方法，也换了一种眼光

“如果早认识你们就好了，发物资的时候用一些新方法，也不会被他们骂了。”试着用从社区参与行动学来的方法开了第一次会议后，三星社区居委会主任唐敏非常感慨。地震以前居委会其实很少跟居民接触，政府要求调查居民收入状况，他们就自己填完了交差；居委会成员各自管着计生、民政、劳保，互相之间也不通气。地震以后虽然跟居民接触多了，但仍然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要什么，只是把物资发下去了事，可到头来却总吃力不讨好。

地震除了震坏唐敏的家，对她还有着另一种冲击：不能再用过去那种老方法、那种硬梆梆的方式来管理社区了。这正是社区参与行动想要达到的影响，“我们就想帮助政府去改变他的职能和方法，把那种指令性政府变成指导性政府，把任务型变成服务型。”宋庆华说，虽然许多事情是社区参与行动在做，但他们希望基层政府官员能够学习用这样的方式与居民打交道，用有效的方法去倾听和沟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自己没有真正地面对群众，却抱怨群众不好沟通。

3月初，就在大南路133-2号楼问题解决后，社区参与行动邀请副镇长周泰春以及三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到北京，参加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能力”的培训，唐敏就在其中。四天的培训给了她很大的“刺激”，回到家乡，她跃跃欲试，也想用学来的方法给大家开个会。现在的板房社区居委会都面临着让居民加紧加固维修住房的工作压力，再不修过了5.12周年补助就减一千块，板房也要拆了。但许多人根本拿不出加固的钱，他们心存怨气，就在板房里这么住着。有个社区的居民是失地农民，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政府统建的安置房，地震过后损毁相当严重。有人认为这个房子是政府修建的，应该政府出钱维修加固。居委会对于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无力解决，特别是一些政府政策的变化，也不知道怎么讲解给居民。政府人员说都在网站上，可他们哪儿懂上网。

唐敏首先想到的是开个会讨论如何传达政策。她很紧张，从来没这么面对过居民，那么多人，万一他们又跟自己吵起来该怎么办？社区参与行动从今年2月起就有两位工作人员长期驻扎在剑南镇板房社区，25岁的赵旭和24岁的颜如玉。她们得知唐敏的想法后就鼓励她，没关系，我们协助你一起做。

3月10号，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了一些居民来社区活动中心开会，平房、楼房、板房的都有。地震后大家都成了习惯，一见那么多人聚着就以为又发物资了，赶紧跑过来，结果一下子来了四十多人。没什么台上台下，唐敏让大家围成圆圈坐。其实前一天唐敏依然很焦虑，但开会时倒还镇定。她首先说明了今天开会的目的，还有开会的规则，希望大家一个一个发言，不要吵，要注意听别人在说什么。居民们不懂为什么这样，唐敏就不停地解释。刚开始很多人不发言，要么就只顾说自己的事，唐敏只好反复强调今天开会的目的。慢慢地，慢慢地，大家开始说跟目的相关的事情了——如何能够最快地将信息传递给大家？

有的说，让社区的义务管理员通知我们。

有的说，可以在板房和老社区的显眼位置张贴通知和海报。

有的说，利用我们社区的广播通知大家。

有的说，我们留下联系方式你们轮流通知。

然后大家又开始讨论这些建议可不可行。

最后是全体参会人员投票确定。投票结果是，分区，选出各个区域的信息员来告知居民最近、最新的信息；同时在平房、楼房和板房区域确定了几处显眼的地方张贴政策信息。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尝到了甜头，唐敏这个高兴呀。可过了没半个月，就挨了镇政府批评，因为三星社区是镇里房屋加固最少的。

其实问题主要出在平房。楼房还好说，集体加固，一下子就解决了，即使有个别人不愿意，别人动了他也不好意思。可平房里大多数是70岁左右的空巢老人，自己也没能力跑维修加固的事儿。再说绵竹市几乎所有房屋都需要加固，建筑队也吃紧。怎么办呢？也别自己瞎想了，还是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吧。于是第二天，3月25日上午，居委会请来80多位平房居民讨论房屋加固的事情，还特别请了副镇长周泰春来讲政策和相关的补偿，请了板房管理委员会李主任解释重建手续的注意事项。周镇长建议，虽然现在建筑队不好请，可以叫农村的亲威来帮忙，农村建房三月底差不多都完成了，有富余劳力。

这次开会唐敏有了经验。等政策和相关事项都介绍完，她说，如果这些你们都明白了，觉得自己也没什么问题的，就可以回家了，还有问题的继续讨论。于是留下来的开始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

公产私产怎么分？有的人家有一堵墙是私产。

房屋损坏级别鉴定有疑问怎么办？有的人家虽然加固好了，但认为评定级别不对，定的是C级，实际上应该是D级，应该给更多补偿。

拿不出钱来加固怎么办？能不能先领钱？

……

唐敏把这些问题一一记录下来，说等她去咨询了解决办法，再来告诉大家。

唐敏发现，自从开了这些会，过去对他们不是冷淡就是吵架抱怨的居民老远看到她就打招呼。“其实，老百姓不是不讲道理的。我们做了这么一点儿事，就这么认可我们，这么尊重我们，看来我们做得太少了，方法太应该改变了。”

单是唐敏她们几个人获得新的工作方法是不够的。4月9日，镇政府邀请社区参与行动为25名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工作技能培训。培训后宋庆华有个有趣的发现，“在其他城市做培训时，大家都问我们怎么和那些不讲道理的人沟通，怎么动员居民参与，怎么能够入户调查，都是那种口气，都是想控制别人的。可是在灾区那些居委会干部都说，我们怎么解读政府的政策，怎么去细化，怎么寻找传递政策的渠道，这非常有意思，这说明他们面临的困境。”宋告诉他们，现有的政策肯定不能涵盖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创新，帮老百姓想办法，灵活利用政策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如果做好了这些事情，那个政策就细了，你没做它怎么细啊。可有时他们就是不敢，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做。”宋庆华也在琢磨，上面有哪些精神是大家可以灵活使用的，帮助干部们解读政策。

社会建设需要真正的“工程师”

最初社区参与行动准备到剑南镇开展重建工作时，正是正月十五，政府在门口煮汤圆给居民吃，让他们玩套圈，但居民吃完套完就走了，没有一点后续，也凝聚不起任何东西。宋庆华对镇书记谭焱说，我们也可以帮助社区搞活动，但不搞这样的活动。谭问那你们做什么，宋说要培育社区组织，帮助居民自我管理，发展社区服务，谭一听很感兴趣。

宋庆华说，跟政府的合作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我们死皮赖脸拿钱去向政府游说，去培训，去和他们吃饭，而他们还不觉得怎样；第二阶段是政府开始觉得我们有价值了，但做事情还是我们出钱；第三阶段政府已经认可你的价值，而且知道必须你来做，他做不了，于是他出钱来跟你合作。不过他想拿钱出来时，又发现没政策允许，没有购买服务的财务预算等，他们就想办法‘曲线’支出。”宋强调：对NGO来说，一旦政府购买你的服务，他对你的期望值就要高得多，你要想清楚哪些能让步哪些不能让步。我就跟员工说，第一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要做好，不方便做的小心翼翼选择；第二在哪些事情上不能让步，比如说涉及到功劳可以让步，对一件事情的说法有不同可以让步，但完成工作的时间不能让步，必要的参与过程不能让步；需要一年完成的事情绝对不能半年完成。社区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具体实际的工作，不是做形式。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东西，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并不是只是为了那个最后的目标。

赵旭和颜如玉驻扎到镇里的第一天，就给单调的板房画上了多彩活泼的愿望树，居民们以为那儿要建幼儿园呢。后来天天有人来找她们聊天，她们就天天听着。叶师傅每次都给买吃的，弄得两人不敢去找他谈话。

镇政府对社区参与行动已经很信任，赵旭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上门去找镇长。一有机会，她们就给政府提建议，什么要建联席会，要集体决策，要项目化管理，怎么搞参与式讲座，怎么进行自下而上的需求化服务。不管政府做不做，反正就一直说。有一次，一位书记听了他们所说的社区服务，说了句话：我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就是社会建设的工程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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