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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壹零序曲
二零壹零序曲
欧阳小戎
踏着月色我走在山路上，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即将结束。七点过后，北方的冬天仿佛深夜。北风刷在脸上，剃刀般令人兴奋。你得打起精神面对它，要是觉得冷的话，它只会变得更冷，甚至你在其中跳跃，心里暗自欢呼：“好痛快的北风！”若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北风，当然，你对它持有任何态度都是正确的，而我们的生活远非如此简单，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要么是你影响了他人，要么是他人正在影响着你。你完全可以在一场围坐的餐会上，嬉笑着模仿刘晓波博士的口吃，这也许会令其他在场的人们胃口大开。但是刘晓波博士刚被判刑，你再也笑不出来了，在过去，也许模仿他的口吃是一道开味菜，而现在，这样的做法会被你自己都指责为一种罪过：他在承受着迫害，而你却在取笑他的口吃。你亏欠着他许多，至少，他所想要看到的，那种发生在你身上的诸多有益变化并没有发生，而你本来完全可以做得到却没有去做。也许他也同样亏欠着你不少，是选择记下自己所亏欠他的，还是他所亏欠你的，将把你的命运推上绝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在过去，当提起刘晓波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以心中充满欢乐，而现在，一切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必须让自己凝重起来，否则会觉得自己不是东西。
每一年，都要送走一些人。刘晓波博士，在我心中，他只是人流中的一个。你也许有一万个角度告诉我刘晓波博士之与众不同，对他的抓捕和审判有多少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我只愿选择其中的一个：他是为义受难的，并非心血来潮，数十年来他一直在坚持不懈。也许昨天，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还在你身边畅快地生活着，你怀着小小的恶作剧心理告诉他：某位女士对他存有某种乍隐乍现的倾慕。但是转瞬之间你们天各一方，他不是去旅行，他去了一个极端残酷之所在。
因此我没有多少心思去留神头上那轮明月，尽管如此清澈的夜空我已多年未见。我应该驻足一番，将神志凝聚在路旁那清辉覆盖的积雪上，昏暗的林间而后朦胧的黛色远山，以及月光洗过之后，隐隐泛着湛蓝的天空。理智告诉我，我不该如此低沉，这是我的生活，那些从监狱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应该高兴，随时保持兴高采烈，否则十年之后会被焦虑和抑郁击垮。而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凭什么别人坐牢我开心？凭什么别人受罪我取乐？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当轮到我去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不要难过，他们应该高兴，他们的一个兄弟接受命运的挑战去了，只要他明白无论音信如何隔绝，自己都在被人默默地惦念着，满怀希望地惦念着，他就有足够的力量昂着头回来。
明天，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位朋友，然后帮忙搬行李。这不是什么难事，可在北京，为此需要耗费一整天的精力。我曾经为了搬一卷铺盖，从城市的这头跑到那头，然后再回来。路途上花费的精力相当于从北京乘火车去了趟济南，再从济南倒车去青岛。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桩小事，而我却认为这是一桩大事。这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表达出自己希望和其他同伴们紧紧抱成一团的愿望。象哈维尔说的那样：“真正的共和国，就是服务于人民并因此而希望人民亦为之服务。”我坚信，这个共和国在未曾建立之初，便早已存在于我们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族群心中。我愿意按着这个共和国的规则行事：我，一个自由沦陷之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既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承担其责任，又是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享受其惠利。如果我们在诸如此类的一丁点小事上，都不肯相互成为对方的支持者，那么又有谁愿意相信我们这个族群，在面对巨大压力时会拥有强大的反弹力呢？须知，这种反弹力取决于我们之间相互支撑的力度，如果在我们持不同政见者内部相互支撑乏力，那我们将被专制集团象捏一团烂泥一样在股掌中蹂躏。我们不该以任何名义忘记常识，因为任何追求都要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之上，并且我们所追求的，也仅仅是常识的一部分而已，违背常识的结局必将一事无成。因此我乐意将此等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作头等大事，我知道，哪怕我们抱成一团，专制者要想将我们摧毁亦并非难事；反之的后果，则更加可想而知。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族群而言，存在的意义远远高于其发展。若是跳过存在这一步而直接去谋划它的发展，只会沦为专制者的笑柄。这个族群并非天生就具备存在能力，它的存在仅仅合乎良知和理性，并不合乎专制者的利益，专制者没有良知更谈不上理性而只有利益。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若是不去努力地以各种方式去向你的同伴们表达自己希望与对方形成强有力的相互支撑的意愿，而是去围绕着一些无稽之谈，成天与持同样价值观者喋喋不休的话，那么这个族群的生存将岌岌可危。尤其对那些声名远扬的人们来说，则一言一行更加举足轻重，甚至一个微小的举动，极有可能令无数人默默无闻、不辞辛劳想要倾力打造的内在张力，顷刻间毁于一旦。当然，你完全可以认为你并不属于这个族群，这个族群的生死与你无关，那样的话，你就更加没有资格来对这个族群评头论足甚至想要引领它的走向。因为这个族群没有伤害过你一丝一毫，也没有伤害过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一丝一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无论你是否认同这个族群，当专制者认为你和我们是一回事的时候，你我的命运就已经绑在了一起，这并不取决于你的意愿。
月亮已经升起很高，除了北风刺骨之外，一切恍如昨日，在孩提时代，故乡山间的明月。你离开某个亲戚或朋友家，他送到门外并要你带走他家的手电筒，那是夜间送别的最高礼遇，手电筒既是奇缺之物，又是必需之物。这时你笑着回答：“不用了，太阴亮着呢！”这月下的山道可以让我暂时地忘记刘晓波博士，对他而言，我更在乎不是他现在会受到多少关注，而是当他入狱三年之后、五年之后、甚至十年之后，仍会受到多少关注。在他即将面临审判当天的那个早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是一辆大客车司机，我，还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人们坐在车里。车上不知何时上来黑压压一群强人，要抢劫这车。他们把刘晓波博士堵在角落里，刘用一根撬棍拼命撑住自己那一角，我想要上去帮他，却感到自己四肢乏力动弹不得，周围的人，似乎也都和我一样。当我忽然从梦中醒来时，对室友说出这个梦，然后说：“晓波也许挨得会比我们想象中的重！”那些天，无数人在谈论着刘晓波，但不知道为何，每当听见人们说起刘晓波这个名字，脑海里情不自禁升起许万平先生那瘦弱矮小的身影。
霜冻的月光象是一位想要追随你的女孩，你刻意地想要摆脱她，她却在你的路上无处不在，你拼命想把注意力从她身上移开，却又总是回到她那里，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你每走出一步，都在触动着她的清辉，她在高天上向你凝神遥望，只要你爱她。就象这脚下的自由之路，你所信奉的价值观在遥远彼岸注视着你走出的每一步，为你的成功或是失败，为你的明智或愚蠢，为你是真正爱她或者仅仅是在玩弄她，为你对她所作的一切悲喜交加。
在我的故乡云南，天色应该还早，我的父亲和母亲刚刚吃完晚饭，也许正在河边散步。我的母亲偶尔会表露出对我那些家业有成同龄人们的羡慕。因为她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只要我离开故乡，便会在外生根立足。可是每次都被政治警察将这个肥皂泡一样的幻像扯碎。每当此时，父亲总是宽慰她：“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就足够了。”
我的父亲到了花甲之年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满十六岁就以全专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被北师大录取。当录取通知书下到家中时，一家人喜形于色。唯有我那年迈的曾祖母闻之变色，她抱着我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孙子日日哭泣，说是不能让他走，不能让他去北京，如果去了，就再也见不着了。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曾祖母，所有的人都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位年迈老人对孙子近乎自私的疼爱。多年以后，当反革命的帽子落到我头上时，父亲才恍然醒悟，当初他的祖母为何不顾一切地阻止他到北京去。曾祖母所言并非痴话，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没有熬到曾祖母的岁数，很难明白那个恐怖的政治中心，对父亲那样一个一秉天真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至少当时在身边没有人能够明白，只有曾祖母预见到了孙子将一去不归的未来。
我那饱受中国传统孝道侵染在祖父说服了我的父亲，他放弃了入学。在当时，自动放弃录取资格的考生将在三年内不得再次报考。三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取消。曾祖母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为家族作出了一个正确抉择，将最聪明最被寄予厚望的孙子留在故乡，不令其远走，当孙子再没有机会远走高飞，她撒手人寰。在她眼中，祖孙相守、父子相保，是任何功业、抱负和成就都无法比拟的幸福。这也许才是人生的终极幸福，最易得亦最容易失去。一个对自己血脉负责的人，自然离不开他的宗族和血脉；只有一个离不开他宗族和血脉的人，才会对自己的血脉负责。因此人这个物种才得以生生不息，亦不至于自己埋葬自己。
假如父亲早在二十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他也许同样会不顾一切地阻止我前往北京，或者我的祖母能够延寿二十年，但一切已不可逆转地发生了。父亲时常会以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他的反革命儿子，似乎那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本人换了一个时代重新托生。那五味杂呈的目光中隐隐透露出几分惆怅或赞许。自从他的儿子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后，那个他所熟悉的柔弱、腼腆的男孩形象渐渐褪色，而代之以仿佛是来自遥远西藏或安第斯山上的牧民幻像，这些牧民需要为了一丁点生存的机会倾尽全部的生命力。当他年岁渐高，作为一个家庭的主心骨，他这一生男子汉的使命似乎现在才算正式开始，他的余生需要面对一位病患的妻子和一个在监狱高墙上走钢丝的儿子。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他正在为自己儿子将来的牢狱之灾做准备。
尽管我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坐牢，但知子莫若父，父亲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更深。当父亲开始准备，我明白这命运之于我已如板上钉钉，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临，但它终有降临之日。
在我家门前，有一排年久失修的电线杆，那些电线杆时常出现线路故障。每当故障发生时，供电局招来的那些编外临时工们，就冒着寒风或酷暑，冒着大雨或深夜，在几乎没有什么安全保障设施的保护下，爬上危机四伏的杆顶，把线路搭好。如果故障出得太大，县上的头头们也会来露上一面，以及与他们若影随行的电视台记者。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每次看到电视台上又在播放拍那些头头们马屁的报道时，都忍不住面露愤慨，从四十岁到六十岁，皆是同一个表情：明明是那些临时工们冒着凶险和艰难爬上去修复了线路，凭什么到了电视上，功劳全都算在那些“亲临现场指挥”的头头们身上，而临时工们却连个影子都见不着？
这就是我身上的血脉，我离不开这种血脉，并愿意为之负责。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嘲笑我：这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古往今来，只有仗义者低视苟且者，还从来没有反过来的道理。因此我的父亲开始为自己儿子未来横遭迫害而准备，因为他年轻时若是有机会到外头去见见世面，他会做出和儿子同样的选择，儿子身上流淌的是他的血，正是他自己身上所流淌的血液，把儿子推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这一点，他比自己的儿子更加明白。
在我所敬重的人中，没有一个不是饱尝迫害的，既然我将他们树为自己生命形态的模板，那同时也就意味着我要选择他们的命运。这很公平，比我更有资格享受自由的人，他们所失去的自由却要远远地多于我，那么，我又有什么资格抱怨这命运呢？
他们把刘晓波送进监狱，又抓走了赵达功，当我得知赵达功先生被抓走时，心头又好一阵阴霾。直觉告诉我，他被“监视居住”了，想起当初刘晓波先生被“监视居住”的情景，一种不祥预感袭上心头。我不希望任何一个异见分子去坐牢，如果在其中非要让我选出一位“之最”，那么赵达功先生，将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位。赵达功先生如果不幸遭到迫害毒手，那将不仅仅是他个人或是家庭的灾难，那将是整个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因个人人权灾难所蒙受损失中最惨重的一笔。我与他忘年至交，深知此君性情爽落，在我记忆中，凡我有求于他之事，他总是一口应承，从不推脱，并且总是总是将它们办得超出我预期之后，仍觉得仿佛有亏于我。他若是决心站出来担当责任，绝不会儿戏视之，此一去凶多吉少，前途难卜。这新的十年到来得并不喜庆，就象那过去的十年，它的结束并不令人欣慰一样。你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来解释为何十年来我们的民主历程仍在原地踏步，但你永远也绕不开一个理由：作为这个民主历程的基石，我们持不同政见者族群，做得远远不够好。否则我们就无需再去仰望哈维尔、米奇尼克、萨哈罗夫甚至甘地和曼德拉。
那天晚上我在我的老师李海先生家里过夜，象往常一样，他对所有到他家中投宿的朋友来者不拒，并且似乎没有一丝主客之分。这不是可以通过接人待物训练得来的，他对任何人，无论贵贱雅俗，从不存一丝偏颇与私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菩萨心肠吧。有时候我望着他，觉得他不象是从这个世界里来的人，我很愿意将他当成一位来自彼岸的使者。而佛家有云：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不在中流。我明白这种愿望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我能深知他心中难以言表的焦虑，那焦虑至少是我的两倍，因为他所承受的要远远多于我。而他却似乎并不愿意将这些焦虑在人面前表露出来，你只有在趁他不经意间向他凝神，可以偶然间发现自他眉头掠过的一丝凝重。那些天他的八十老父正在住院，病情反反复复，难见起色。他每天白天到医院陪床，夜里回来。那个晚上他，是我唯一见过的一次，在他脸上，笑容仿佛是强行堆起来的一般。他不停地播放着寺庙里诵经的光盘，然后跟着光盘诵经。
我听不懂那经书里在说什么，只是仿佛依稀听出一句：“无过去心，无未来心，无现在心。”它象一道电流般从我脊梁上注下。我不懂什么叫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却不由自主被它强大的震颤力定坐在屋子一角，然后闭上眼合什，并不祷告，向谁祷告呢？又祷告些什么？那些以前曾经见过，现在却又无法相见人们的身影，一个一个从眼前划过。故去的何家栋先生，我于他去世前一年在他客厅里见过，阳光照在他已渐显痴呆的脸上，表情凝固，不知在想着什么？党治国先生，我在他临终前两天的病床上见过，那时他已知道自己身患晚期肝癌，几乎没有说话的力气，眼底凝滞着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的痛苦；远走异国的余志坚先生，以及他放荡形骸之外的长发，终日微醺迷蒙的眼神，为了让自己的兄弟得到更好的治疗而舍弃故土，带着神志不清的郁东岳辗转流离；形容枯槁的王荣清先生，不停地向我重复着自己要直奔牢狱而去的命运，仿佛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专制彻底决裂的决心；还有随时神情庄重专注的吕耿松先生，当我第一眼见到他时，甚至有点害怕他，因从他站立的姿势里我看到那是一个真正坚如磐石的男子汉，无论做什么都会追求全力以赴，并且总是在寻找可做之事；谢长发，他风雨飘摇了一生，仍旧象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少年一样充满热情和宏大的志向；还有胡佳，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从他的笑容里很难看出他真的意识到了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艰难而险恶的工作；刘晓波，他很象是一位成功者，但眼神充满矛盾，里头隐隐折射出对自己过去的否定和想要寻找机会重头再来的夙愿；赵达功，我无法形容，在认识他之后，我才明白何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可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慷慨悲歌过，仿佛也从没有人见他慷慨悲歌过，为何我会觉得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呢？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真正的慷慨悲歌之士，怎么可能动不动就玩慷慨悲歌的游戏，只有当面临十字路口一般的抉择时，譬如一边是炼狱般的折磨，一边是玉盘珍馐，“慷慨悲歌”一词才可能成立。就象一位真正重情重义之人，他只会觉得自己是无情无意的，他亏欠着这个，亏欠着那个。当一个觉得自己是重情重义之辈时，那么完了，他大概是无情无意的。一个成天价“慷慨悲歌”的人，更不如说是成天地在无病呻吟。
我甚至不知道何谓过去、未来、现在？当赵达功的脸渐渐消散，我问自己：和昨天的你相比，你有什么不同吗？明天，你又能做到些什么？你真的配得上“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头衔吗？那一刻心头忽然涌起一阵冲动，想要逐他的后尘而去，旋又落入恐惧和胆怯的漩涡。尽管我自认为自己的命运已被钉死，却仍没有勇气主动向它靠近。赵达功不是心血来潮，也许早在一年前刘晓波先生被带走时，他就已经盘算好。他在用自己的行动回报刘晓波先生对他的情谊，所谓“勇士死知己”。刘晓波的满肚子苦水都只找他一个人倾诉，这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他是为回报这种信任而挺身而出的。但我仍旧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我坚信，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族群中，最不该去坐牢的就是他，即便轮到我，也不应该轮到他。于是我终于把祷告词说了出来：“菩萨啊！让他回心转意吧！”
如果他真进去了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是否还有爽落的大笑？我想会有的，因为到时候，他所面临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去承受迫害。我一万个不愿意他去受迫害，可我仿佛看到胡石根先生和孙立勇先生的形象正在向他贴近。这两位的第一次相逢，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先前，他们互有闻名却从未谋面过。有一天胡石根先生带着铐子和镣子蹲小号，最重的铐子和最重的镣子，他把毛巾垫在脚踝上，想要缓冲一点脚镣的折磨，那毛巾不久便被血迹浸满。看守们要把他弄进医院去，他不去，因为带着镣子，根本无法行走，那镣子太沉了，据说是二监最重的一副脚镣。于是看守们找了四个犯人把他抬担架，四人步履艰难地抬着他往医院而去。这时他身边出现一个非常滑稽的场景，一名魁梧健硕的大汉坐在一辆工地上搬运沙灰水泥用的翻斗手推车上，由一名犯人推着，从他身边路过。他低声问台担架的犯人：“这是谁？”答曰：“孙立勇。”
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你可以认为很滑稽，亦可以认为很悲怆。身材矮小，大概只有一米六五的胡石根，被四个人抬着；而身材魁梧将近一米九零的孙立勇，被塞在一辆小手推车里，两位北京市第二监狱的传奇人物就这么初次相逢。
发生在十多年前的那一幕结束了，而另一幕的序曲又要拉开。演的还是同一出剧本，只是换了一批演员而已。
伟光正背后的笑谈
伟光正背后的笑谈
欧阳小戎
在伟大、光荣、正确背后，往往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丑陋东西。这并不需要人们象职业侦探一样到处穷尽一切手段挖空心思寻找线索、搜罗证据。只需从党媒歌功颂德的文章中，甚至文章标题上就可以发现并得到这个结论。
《解放日报》在2010年1月21日刊出一篇报道，该报道的标题是：《上海3100多名局级干部已申报住房情况》。笔者对《解放日报》之类的报刊丝毫也不感兴趣，并且相信在中国，和笔者态度相似者大有人在。但是无论如何，都难免会在偶然间“被”此类报刊落入眼帘。于是，当这篇报道的标题在偶然间“被”落入笔者眼帘时，笔者心头惊呼：“我的乖乖，一个屁大上海居然有3100多局级干部！”《解放日报》的初衷，也许是想要赞美党是如何重视干部队伍的廉洁，却反倒是报道了它的腐败。因为一个真正廉洁的政府，绝不可能让上海这一个城市就出现3100多所谓的“局级干部”，连局级都有3100多，副局级、处级、副处级……呢？一个廉洁的政府怎么可能让一个城市的纳税人供养如此庞大的官僚集团？
共产党政权机构臃肿低效，此乃笔者之生活经验，但它究竟臃肿到什么程度，因为笔者对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存在潜意识的恶心感，不愿对其进行哪怕非常粗浅的观察和研究。但是当亲眼在党媒上目睹上海有3100多局级干部时，还是“被”吓了一跳。
笔者非常想要知道，这3100多号人，究竟在做什么？他们享受供养，究竟在为似笔者这等的平头百姓提供了那些服务？究竟都是些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居然会生出3100多号“局级干部”来？
而笔者最想知道的是：养了这么多“局级干部”，究竟花掉了我们这些老百姓们多少钱？并且亦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供养这些老爷们的主体，这是似笔者这等老百姓们普遍想要知道的一桩事。杯具的是，我们无从查阅到任何可信的相关信息，这些官老爷们既不公开自己收入，亦不让第三方拥有调查他们收入状况的权力。因此，笔者只好来推测一下这其中的窍门所在。既然老爷们不公开财产，也不让调查，那他们也就怪不得作用供养主体的老百姓，采取推测的手段。
首先，我们假设这些官老爷们都是清官，这个假设虽然严重悖离我们的社会经验，但笔者希望即便是推测，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推测项目。因此，在没有拿到脏，也没有能力拿到脏的情况下，只好假设他们为清官。
其次，所谓的“局级干部”，亦即地级市首脑，对应到中国传统吏制中，可以对等为“知府老爷”。
这两个假设虽然谈不上具有严格的逻辑性，但作为信息严重匮乏状况下的推测，仍不失为严谨。有了这两个假设之后，结论很快出来了。
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俗语流传了数百年，其中必有切合社会现实之处，时间可以考验一切，历经数百年考验的俗语，我们可以将其当成推论的依据使用。如果谁想要否定这俗语，那么很简单，公布这些官老爷们的收入，并为第三方随时调查其收入状况开放渠道。
是以亦即：上海这3100多名“局级干部”，三年将吞掉超过3亿1千万两白银。1895年，在大清国败于日本后所签署的《马关条约》中，清政府向日本的赔款额度为2亿两白银。1901年因败于八国联军后所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额度为白银4.9亿两。
亦即，上海这3100多人，他们将在两年内吞掉一个《马关条约》的赔款，五年内吞掉一个《辛丑条约》的赔款。若不考虑战败割地及战争创伤，那么，养着这3100多号人，相当于每两年打一场甲午败仗，或者每五年被八国联军攻破首都一次。如果计算战争损失，将战争的代价按赔款数目翻番计算，那么，相当于这3100多人，大约每十年向中国大陆发动一场八国联军入侵式的战争。
天哪！还有北京、广州、天津、深圳……还有常委级、部级、副部级、副局级、处级、副处级……
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几乎每天都在承受着一场八国联军式的入侵。
当然，读者诸君完全可以把以上推测当成一种笑谈，不过这种笑谈非常沉重。诸君若有心，如今春节将至，可以到上海火车站对那些等待回家的民工兄弟们做一番调查：近十年来，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何改善？消费水平又有何改善？这些遍布在东部沿海及东南沿海各大中城市的打工者，是近十年乃至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得以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们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廉价商品销往国外市场，使得中国大陆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在十余年内得以迅速膨胀。然而他们仍然每年都需要乘着拥挤的火车回家，好几个人挤在一个宿舍里，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基本没有休息日，却极少有人舍得在四十度的炎夏里安装空调。中国大陆的经济水平得以提升，可以说完全寄托在这些勤劳而又充满韧劲的人们身上。然而他们得到了什么？您可以去看看他们，然后在看看那3100多号“局级干部”，我想，您一定会象我一样感触良多。
来自彼岸的情书
来自彼岸的情书
欧阳小戎
于是我铺上冬天，
迎接那似乎
曾经敲响过的钟声。
在那些关于轮回
残存的印象里。
白昼啊！
我带你徐徐变长。
要是现在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我愿意活到五十岁。我一无所有，届时必将因为多年的困顿而病入膏肓。现在我还年轻，靠充沛的精力和体能扛过一次次的打击。待到年老体衰，某次突如其来的变故足以将我送进医院，那种情况一旦发生，其结局将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干瞪眼看着自己毫无指望地受折磨。这完全不是在危言耸听，在我的诸多反革命朋友身上，此等悲剧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上演着。因此于我而言，过了五十岁，生存将失去意义，除了给亲友增添负担之外。按五十年阳寿来计算，我还有十八年活头，必须抓住这十八年，让自己充实些，以便到了那时，好对自己来到这世上并走了半个世纪有个交代。
假如你认为这调子太悲，那么你错了，我是个乐天派。当我又一次结束监视居住，政治警察们问：“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干反革命，然后等死。”政治警察诧异：“年纪轻轻，怎么如此悲观，说什么死不死的？”我只好告诉他：“死有什么好悲观的？人人都得死，如果你不怕死，那么就不会觉得悲观。”一个乐天派，就是乐观豁达地去生，然后乐观豁达地去死。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叶赛宁诗曰：“死了不是新鲜事，活着更不新鲜。”
从我的窗外望出去，除了北方萧瑟的冬天，几乎再没有什么令人心动之物。我爱这北国冬天的夜晚，仿佛就连那闪烁的星辰都已经上冻。你可以听着寒风拖拽窗缝的呼啸声，默默地陷入思念。这时你会深深地明白，天涯海角这个词儿，并不是一种诗人的癔病，它是那么真切。当然，这真切的前提或许是因为你的存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本就是缘于你的存在。
说起癔病，我时常怀疑自己。因此我向一位当精神科医生的朋友请教，我告诉他，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所身处的环境，无论是外在的事物环境，还是内在的心理感受，就在那一刻，仿佛曾经在哪里发生过。他告诉我，在心理学上，这叫“似曾相识”感，医学上认为它与癔症有关，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启示。我的这位精神科医生朋友，他自己更加倾向于后者。如果是后者，我会觉得这很美，仿佛是往生某个瞬间的浮现，或者造化的主人在向我暗示着什么。但是我更疑心这是因为前者，我在发癔病，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算良好。
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癔病，如果那真是癔病的话。尤其是，在寒冬的深夜里向窗外眺望，四下里早悄无声息，让思绪越过霜冻的树林、原野和河面上的冰盖，远处公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朝着我的方向驶来，车灯在深夜里变幻着。那一刻仿佛无数次地见过，从儿时一直持续到现在，从往生一直通往来世。那是你的汽车，我相信，至少在它还没有脱离我的视线之前。我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身处哪个时代，甚至忘了自己究竟是谁？我只是情不自禁地愿意相信你就在那车里。而我，是五七干校学习班里的一个改造对象；或者是一个兵，不久就要开拔去和日本人打仗，然后把命送在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铁甲车轮子下；要么，一个穷苦的音乐家，明知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够得上贝多芬的万一，却仍旧想要当个贝多芬。窗户里头是什么，并不重要，无论它是五七干校的宿舍，还是碉堡，或者一个从二房东处磨破头皮得来的蜗居。重要的是，窗外的黑夜里，一切都已上冻，除了那双向我驶来的车灯，仍旧象你的目光一样热烈。
我耳边时常有两个声音在同一瞬间出现。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应该离你近一些，再近一些。这是我真实的自我，我多么希望，藉着这寒冷的星光，瞬间来到你的身边。然而另一个声音却说，让我远离你，越远越好。那是除了真实自我之外的一切，它们象一对怪胎，每当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另一个亦同时出现，并且强度相当。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可我知道自己发起了癔病。
我的幸福来源于我坚信自己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一部分，并非自吹自擂，我们的国家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个体身上所承载的价值。因此你，亦早已是这个国家未来的一部分，自打你我托生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便已成定局。只要和我的反革命朋友们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来到了自小就梦寐以求的彼岸。那种相互之间素昧平生便可以以手足相待的情谊，只有当和反革命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享受得到。因为在反革命之间，只有相互说真话才能得到好处，相互说谎只会坑了自己；只有相互帮忙才是有益的，相互拆台你什么也捞不到。这里头的生存原则，完全与茫茫尘世绝然相反，我爱这种生活。我离不开他们，三天见不着他们，我就浑身发痒。当然，想要得到极致的美好，就必须付出与之相配的代价，什么也不愿承担而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是以尽管我的世界被政治这只大手搅成烂泥，我也愿意往烂泥坑里跳。
作为一名反革命分子，我的生活是艰难的，并且小小年纪就见识了无数妻离子散之后剩下一个凄凉晚景的哀伤，并我的诸多反革命朋友们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但这并不等于因此就有权力放弃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你可以谴责我过于热衷于政治，那是因为你也许并不了解我。我对政治压根也不感兴趣，甚至极度地厌恶它。我甚至认为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厌恶，才让自己成了一名反革命。党用行动告诉我：你不能拒绝政治，更不能厌恶政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必须拥护党的每一个政治决定，无论它们是否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厌恶政治就是不跟党走，是政治错误，是反革命。即便你出家当了和尚或者修道士，党依然不会放过你，会要求你不断地站出来坚决反对法轮功或者达赖喇嘛；要求你遵从科学发展观破除迷信，或者遵守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要求你从圣经、佛经或是古兰经里找到证据去论证和谐社会之伟大，并承认和谐社会高于你所信仰的圣经、佛经或古兰经。党把持着与政治相关一切事务的发言权，所以象我这样一个一提起政治就头大如斗的人来说，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的话，自然要和党唱反调。因为我相信，政治这个东西，它的正确性不应该是由谁谁谁来说了算，更不应该是由谁谁谁拿着枪杆子来逼着人说了算，它应该由全社会每一个个体来说了算。我知道我是对的，尽管我并不热衷于当个社会活动家，但我从小被教育说要讲真话，我不能对不起生养我的人。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对的，其中包括不少党员甚至那些直接负责控制我的镇压机构的人，只要他们把从党那弄来的那张皮一扔，他们会变得和我一样。
这种幸福是党强加给我的，我偶然间公开说了些许真话，被党当成一个反革命分子，然后享受到了当反革命的乐趣：人与人之间没有隔膜的生活。于是从此我乐于说真话，在这个反革命的泥潭里乐此不疲。
但是还有另一种幸福，那是我想要的，多年以来。那就是你，我相信我们在灵魂深处是同一类人。如果没有反革命这顶帽子，我自信完全有能力与你共同编织一出幸福圆满的人生。我愿意将我最美的诗篇全都留给你，虽然它们是否美，并不由我说了算。遗憾的是，我已经烙上了反革命的烙印，当我看到人世间的诸多不公，那不可遏抑的情感就会涌上心头，哪怕我无能为力，我也要站在公义的一边。甚至想要逃避它都无处可逃，因为我们的国家到处充满了虚伪和不公。有人说：你不要去，想想你的父母亲人，你去就是害了他们。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谴责那些践踏公义和良知的人？为什么他们不谴责那些迫害我的人？反倒是认为我在祸害自己的亲人？
也许他们说得有道理，因此，我在你面前表现得犹豫不决。我告诉自己：你应该更主动些，因为你的情感发自肺腑。但是我每次向你靠近一步，就感到自己将祸水向你引来。于是，我又退后两步，然后又情不自禁地想要向你靠近，然后又情不自禁地退却……
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离你已经很远。那一天大雪纷飞，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向前走，我想去看一位名叫王连喜的人。你应该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他精神失常了，是位六四“暴徒”，之所以精神失常，是因为蹲了十九年的大牢。那时我是多么迫切想去看他，他没有任何一个亲人，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没有供暖。我想哪怕是去陪他几个钟头，给他买几个鸡蛋。我没有能力去治好他的病，也没有能力为他联系到得力的帮助，但是我想，陪他一会总是可以做到，哪怕我们之间根本无法交流。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一切都如同远在天边，包括那些落进领口的雪。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想你。
那路旁的雪积得很厚，越是人迹喧闹的地方，雪就越肮脏；越是人迹罕至之处，就越洁净。就象是一场千年前就已注定的命运，只是当它还为发生之时，谁也不知道那注定的道路究竟通往何方。假如你就在这个城市，我一定不顾一切前来找你。我不是一个胆怯的人，更不三心二意，我会是一个好郎君。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王连喜，在大雪天里，为他送去一壶我们亲手煮的羊肉汤。
那就是我的彼岸，现在，我还在河中徘徊。
也许这并不是癔病，这不过是个古老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