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无桀

      看了杨恒老师的文章，我很受启发。对于阶级的理解，我曾看到过网友更加激烈的评论，大意是说阶级和种族理论是20世纪最邪恶的两大理论，这两大理论发展到极致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暴君和歪理邪说都难以企及的“东邪希毒”。“希毒”好说，集中营和纳粹的暴行摆在那里，德国人为此不断向受害者道歉赔罪。而“东邪”，由于真实的历史被掩盖或者篡改，至今在种种遮羞布背后不见天日，造成我们对自己民族苦难的认知浅薄的可怜。
      我们过去的认知水平是：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而阶级，我们几乎以为它不存在了。
      49年后我国似乎突然只剩下了“两大阶级”：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他们都住进了中南海，与我们半隔绝，而仍然奋战在车间的工人同志给了我们错觉，以为领导阶级都是这样的劳动者，生活水平也跟我们差不多。直道90年代初国企改革，工人阶级几十年创造的财富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淘来的第一桶金，私有化大规模而且赤裸裸地吞食社会财富，工人阶级大批下岗，开始上街堵路的时候我们突然想起关心：领导阶级怎么了？
      另一个数量庞大的阶级那边，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地主的土地是在贫下中农的幸灾乐祸中被没收了，然而也就进入了史上第一个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农民的朝代。事实上没收地主土地的时候农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旦出现了“没收”和“公有”这些词语，就意味着“任何人所有的一切都不一定永远归你所有”。52年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1958年开始，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归公、集体经营，成立农村人民公社，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块土地上数量最庞大的阶级的噩梦开始正式上演。
      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土地无偿使用，二是无限期使用，三是不准转让。这个土地制度的框架后来没怎么变过，变了的是：往后的几十年间，“社会主义土地无偿使用”渐渐成为神话；“无限期使用”呢？看看政府强行征地的命令和房地产商雇来强制拆迁的黑社会吧；“不准转让”的霸王条款倒是称霸到底了，说实话农民也没心思转让了，农产品价格补贴出台前农村已经出现大面积荒地，为什么？农民发现种地养活不了自己了。 
      2005年底国家取消农业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期间长达48年从中央到地方的苛捐杂税、乡干部茹毛饮血一般的盘剥使大批农民除了逃荒外首次背井离乡，于是城市里出现了“农民工”这个新词汇，城市居民鄙视他们、城管殴打他们、警察遣返他们，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原本的阶级属性向更苦难的深渊又坠了一层。
      那么这两个阶级的对面站着谁呢？   
      我们国家很早以前就宣布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两极分化。网上广为传播的《500个特权家庭垄断中国》中披露“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9年时，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而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1年内“新增居民储蓄”足足超出了“工资总额”达3000亿元。这就是说，2001年发出去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又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又如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
      于是“扩大内需”开始了，它是这么来的。老百姓一定很灰心，他们会想，原来自己多买衣服多买菜还够不上“那个阶级”一顿饭对“扩大内需”的贡献大。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辽宁、山东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百万。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高干财产在700万至1000万，省级高干财产在850万至 1200万。这样，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相当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市民300年的工资。
      我们知道所有的公司几乎都拥有不止一个帐本，对内和对外的使用方法及其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庞大的国家机器提供给我们的数据，我们只看到每年满地的GDP增长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多少、城市人均收入、农民和困难群众收入增加了多少，但当我们看着一贫如洗的农村，再对照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我们不知道这些增长率都增向在了哪里？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我们有什么反应呢？说他不客观？不辨证？事实也许远比美国人所说的错综复杂，然而想一想是谁在阻挠这不公平的社会作出合理的改变，谁不愿意改变，或者以“渐进”来蒙混过关，又是哪些人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把民主法制一分为二，以“特色”来愚弄大众。退一步讲，我们来想想“渐进”的概念，就是说现在这样的社会秩序很好很和谐，但它需要“自身的完善”，而方法是“加强自我监督”。所以等着吧，人生短短几十年，这个棺材匣子就按咱们几十年；而所谓“特色”，除了吏治败坏至极我们再想不出其他什么“特色”。对了，最近的满地河蟹也是现代所有信息社会、资讯社会、文明社会的一大“特色”。我们假设这500个特权家庭愿意放弃手中的特权和一部份利益，中国的问题会迎刃而解。可他们愿意吗？如果我是“他们”，而这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让我“自我监督、自我完善”，那我也不愿意。所以说，体制改革、公平公正、民主法制都是白瞎。
      杨恒老师说：“新时代的阶级斗争与毛泽东所谓的“阶级斗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是要消灭特权现象，而不是要消灭组成官僚特权阶级的个体。我们首先着眼消灭特权及产生特权的社会温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而彻底的消灭特权阶级。只有消灭了衍生特权的社会制度，才能保证不会出现新特权阶级代替旧特权阶级的现象，才能使“换汤不换药”的历史轮回得以终结。只有建立了一个自由、公正、平等、尊重人权的社会，才能彻底地消灭特权阶级和特权现象。”
      杨恒老师温和理性，我很佩服，也非常赞同他所倡导的“用一切和平的手段去建立一个阶级平等的社会，在平等的社会中逐步消灭这个反动的特权阶级。”然而对具体的操作我持悲观态度，89年李瑞环对天津的学生说：“党的江山不是你们几个学生游游行就能推翻的。”撇开他赤裸裸的“党天下”思想不谈，那时他就根本没有意识到学生们的初衷并不是非要以暴力推翻某个领导人、某个执政党才达目的。诚然“他们”比以前聪明，而我们也更加成熟，我们鼓、我们呼、我们投身公益事业、我们唤醒公民意识、我们争取言论空间、我们捍卫基本人权、把我们等老、把“他们”等死。可是核心的东西，这个巨大而陈腐的邪恶体系巍然不动，“他们”不改变，就仍然什么也变不了。今天看建国以来一系列“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行为艺术”和“暴力美学”，其结果与口号恰恰相反。唯一的作用是驯化了几亿人，并在继续孵化他们的后代。
      “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为我们最终消灭剥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些，我们的父辈曾经深信，我们几乎差点相信。

      看两段列宁的话：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
      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来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一、看上去很美
     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的信息表明：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邓小平在会上就选举法草案作了详细说明。他指出，在选举法草案中，贯穿着一个总的精神，就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规定一个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凡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有男女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从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除少数暂不进行选举的地区外，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共为214798个，进行选举的人口共为571434511人；登记选民总数为323809684人，占18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7.18％；参加投票的有278093100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

     第一届人大成就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开端，毛主席的开幕词成为长久不衰的流行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到七时二十五分结束，他的报告不断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宪法草案第8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被选为人大代表，在1954年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有对宪法草案的发言，“我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发言，感到万分的兴奋和极大的光荣。”

     实际上此时的王芸生已经不是笃志“文章报国”和“文人论政”时期的王芸生，甚至不是写下《看重庆，念中原》和《莫尽失人心》时期那个鼓与呼的“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他已经表示“向人民投降”。而《大公报》也早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精神貌合神离。尽管如此，1955年大公报社出版的《人民手册》还是发表了批评的意见：“建国五年来的情况，我们的言论工作往往落后现实，缺乏刚劲有力的批评风气。这种情况，我们做言论工作的首先应该自我批评，是我们没有认真尽职尽责，以致言论工作表现得软弱无力，报纸恹恹无生气。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我们内部还残存着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缺乏嘉纳善言得风度的。我们国家进步非常大，成就非常多，这是世界公认的；同时不少的人因此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非但不鼓励言论批评，甚至抗拒批评。自然，这种情形并不是普遍的，也还不严重，但必须注意加以纠正。言论工作者今后在宪法的保障之下，应该掌握言论自由的权利，认真尽职尽责，为国家开展健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政协会议上尖锐的批评和争论的声音；人大代表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的，一切都“看上去很美”。　　

     另一位著名报人、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在执政党的鼓动下，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文章中提到：“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傅国涌老师在《文人的底气》里说：“此时他（储安平）还不知道毛泽东于1957年5月10日起草的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而距《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也只有几天时间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王芸生、储安平，还有国家主席刘少奇。

     回头看《人民日报》1954年9月15日第1版称：“我国的一切国家权力开始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集中行使了。这是我国政治进一步民主化的伟大成就。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能够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就因为它是真正由人民群众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所产生出来的，不是象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那样，由垄断资本集团订出有财产、教育程度、民族和居住条件等等限制的选举法，并且由警察宪兵来操纵控制，以金钱贿赂来进行选举而产生出来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真正是人民群众认为最满意的人或者是必要的人物。人民对于自己所选出的代表有权实行严格的监督，并且有权随时撤换他们，这就保证这些代表必须忠实地反映人民的意志。”

     “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能够真正实现人民的意志，是因为它真正行使着人民所付托给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国家一切大事，它所通过的法律、法令和一切决议，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在它的监督下严格执行。”

     现在看来，一切都像是在说反话。只有一句所谓“它真正行使着人民所付托给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好像是真实的，可正是这句看似无懈可击的话曾经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今天让我们重新认清了现实。权力确实由人民所托付，然而权力的主体永远被忽视，从封建王朝开始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而权力被冠以“至高无上”，一旦失控也就意味着它将“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更可怕的是五四年以来行使着权力的“它”真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吗？真的是那个会场里的“人大代表”吗？如果再进一步问：《宪法》的内容呢？“宪政”呢？那些写在纸面上传说中的权利呢？

     自民国以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主共和、新闻自由、公民权利、结束一党专政、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平建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草案》、早期的民主人士和那时的参政党、刘少奇、王芸生、储安平。

      他们都当真了，我们本来也以为这些是真的。　

二、这是为什么？
        此段略去数万字……
 三、第一次“反对”
        1988年3月29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刊登了对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的专访《我为什么投反对票》。后来这一票几乎成了中国民主的象征和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进步的标志性事件。       而我们之所以这次要心甘情愿被媒体忽悠，并在某种程度上津津乐道此事。因为这毕竟是几十年来“人民代表”第一次反对的声音，当着最高领导人的面。我们不能总是愤怒于一场大骗局的无耻和可笑而无视每个人每一次微小的进步，就算黄顺兴代表反对的不过是领导人安排的一位高管年事已高，就算这进步不过是打破了传统的完全愚弄人的形式而根本无损于大骗局背后的整个专制构架和压抑的体系。但这次反对在事实上收到了奇效，一个人大代表的异议终于能够“声闻于天”，领导人没有感到特别下不来台，这样的反对也实在无关“大统”，于是顺水推舟尊重了代表意见，并在人事上做了调整，而新闻媒体也就有了一次难得的有关“民主进步”的报道材料。        我们承认并支持这样的进步，我们甚至热泪盈眶。

鼠首兔首由内地收藏家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价格在法国巴黎拍下又拒绝付款后，此次追索流失文物、表达爱国热情的系列行为彻底流于“低俗”，成了一场闹剧。
      鼠首兔首本为圆明园文物，本该藏于故宫博物院内，此次在国外的拍卖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尴尬，我们理应痛定思痛，一方面尽可能继续追索文物，当然我们也知道追回的希望渺茫，但这是民族自尊心所系，无可厚非，另一方面做现实的考虑，我们更应反求诸己，反省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巨大遗憾，以平和务实的心态弥补后人心理上的几许失落，认真商榷追索文物的方式，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计划。
      追索文物方面埃及人的孜孜不倦和行为方式绝对值得我们学习，当年埃及博物馆馆长致大英博物馆的信感动了世界，说是，后来当然文物还是没有归还，但他们的做法赢得了普遍理解和尊重，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就已经成立，负责阻止文物流失海外，以及相关文物的鉴定和追索工作。在2007年他们更是将最高文物委员会的职责细化，并在不久之后成立了归还走私文物全国委员会，将对海外追讨埃及走私文物上升到了政府日常工作的层面，对全世界约40家主要经营文物的网站进行追踪，一旦确定某机构或个人非法拥有埃及流失文物，不管是谁拥有，也不管有没有被拍卖，埃及马上就会通过外交等途径向其所在国施加压力，要求归还文物。如果所在国拒绝合作，埃及将考虑中止与该国在文物发掘、展出等方面的一切交流活动。可见埃及在追索文物方面的力度之大。该委员会成立后，与最高文物委员会密切合作，双方的工作十分有效。数年来已经有3000多件文物通过法律、文化和外交手段回到埃及。
可是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刚开始听到消息时义愤填膺，又是民心民意，又是民族感情，呐喊了半天人家根本不上趟，于是民间风起云涌，一支师出无名但又寄托着民族大义的律师团启程赴法“制止拍卖”，亏得法国政府分得清民间行为和政府行为的关系，没有谴责“中国政府借鼠首兔首问题粗暴干涉他国内政”。
      后来又打悲情牌，鼓动民间像抵制家乐福一样“举国暴怒”，但而今经济危机下关心自己福利的人比关心几百年前清政府流失文物的人多，煽不出来太多实质性的东西。
      可笑的是前所未闻过的一个“全球爱新觉罗宗亲会”会长出来讲话了，他说：“我感到心里很难过。”我不知道他难过什么，难过“鼠首兔首今犹在，只是东家改”还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许这样说对一个“会长”残酷了些，可是孙殿英炸了慈禧太后的东陵他们宗亲会不难过，文化革命刨了多少前清的坟，又毁了多少清代的文物宗亲会也不难过，这个时侯才被人想起来，请出来发言表示一个皇族后裔的难过了。乃至后来以“爱新觉罗宗亲会”作为原告而进行诉讼。北京律师刘洋说：“担任原告最合适的部门是圆明园管理处等，但我们接洽下来，这些部门机关对我们的行为表示肯定，但由于诉讼风险太大，未能出任原告。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再等待了，就确定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为原告。”既然涉及民族自尊，为什么国家不出面呢？是因为“诉讼风险太大”吗？当然不是，政府以前竭力撇清与旧时代的一切粘连关系，那个“丧权辱国”的部分辱的是清政府，不是这个中国，所以具体操作的时候这个中国很口讷，光叫板，但很没底气。因为已经割裂了历史，甚至“重写”了历史，时代的断层不那么好续了。
      政府机构不出面，政协委员打统战牌“法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法国的价值观并不是由少数法国人来承载，而是由全体法国人来承载的。因此不能把拍卖圆明园的兽首事件看成是失败。”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发言人赵启正说，这件事情在国内影响很大，全国政协委员们很关心，“不能够把佳士得强行拍卖圆明园的兽首看成是这次事件的失败，它教育了世界人，包括法国人自己。”我实在看不出来一个法国公司强行在哪，这件事除了中国民族自尊心再次受挫之外教育了世界人什么，又教育了法国人什么。  
      最后到了蔡铭超十分有待商榷的“爱国主义搅局行为”，我简直怀疑这些人是在借机炒作了。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但不会付款取货。”“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圆明园兽首现在仍然在佳士得公司，仍然属于皮埃尔·贝尔热。”好了，这就是结果，我们是否想到一个很熟悉的词汇呢？关于“折腾”？折腾了一气，自己意淫、愤怒、盲动、失信了一场，文物是要不回来的，民族自尊心争取到了吗？
      中华抢救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负责人、中华抢救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总干事王维明说：“国家文物局已经明确声明不鼓励国人以国家或任何个人名义回购，因为从道理上，不可能让别人偷了你的东西，受害者还到处筹钱买回赃物。最佳的解决办法是，法国政府、法国收藏界友人或法国企业买下这件文物，捐赠给中国。”很好，我们唯一的希望也只剩下法国人发扬雷锋精神了。
      伊拉克战争期间14个博物馆中，有9个遭到洗劫，大约4000件文物丢失。后来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丢失的文物。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专家埃莉诺·罗布森博士说：“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伊拉克国家文物博物馆遭到了劫掠时，我还不知道程度如何。12号早上，我和家人一起去超级市场买日用品，在等待交款的时候，我买了一份报纸，一打开，就看到了有关博物馆被劫掠的消息：整个博物馆被洗劫一空。我站在那儿哭了起来。”伊拉克仍然动荡，没有能力关心他们的文物，我们享有来之不易的安稳，我们就以这样简单的情绪和可笑的方式来关心我们的文物。确实我们的自尊在驱使着我们，我们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热忱，追索流失文物的路程也要坚定地走下去，可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和反省的问题却还没有被提上桌面。
      “这一次，我们无论胜败，都是赢者。”胜败已分，我们是否认真想想到底赢得了什么？

      专家认为，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来世永生”。法老时代，由于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级制度逐渐森严，人们对美好来世的向往更加迫切，进而形成了对死者尸体的崇拜。他们认为，如果以可辨认的形式保存死者的尸体，人身上的精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灵魂”，就会重新回到死者的躯体，如果躯体完整而且不腐烂，灵魂与躯体就会活到另一世界里。所以为了使死者能继续在来世更好地生活，就必须把尸体完好保存。

——来自中国网

        于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就在这精心制作和保留尸体的过程中延续下来。我们应尊重历史，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古代的人深陷愚昧之中并不自知，但若历史的传统在人们的基因里潜移默化了下来，在千百年后以惊人相似的方式表述着另一种同样森严的秩序，而秩序也被赋予了更现代、更有隐蔽性、更恐怖的内涵，从这种意义上看，木乃伊确实得到了永生，他的思想和古代的秩序将覆盖后人和下一个时代。所以说，历史的车轮不总是向前，如果你的时代还有木乃伊。      古今中外的权势熏天者演出了一幕幕“成仙”和“长生不老”的闹剧以后渐渐放弃了老不死的梦想，豪华庄严的陵寝竟也阻挡不了尸身的腐败、身后的骂名和盗墓者贪婪的眼神。他们畏惧这些，但他们没有能力以某种图腾式的威严继续保持身后的尊严，也没有能力以一种极端的权力和精神蛊惑留下的遗产保证尸体的浑全甚至延续人们膜拜的情结。        社会主义苏联做到了，保留领袖遗体的传统此后也陆续成了社会主义特色之一。

09年2月5日汶川县镇政府购置高端高配高价位电脑“办公”：

部分网友评论：
part1：妈B的 我这么穷的人还捐了200块啊。。。
想一想前些日子在去四川 我去的一个2级城市 然后1个娱乐城门口的车呢叫个成排啊 有钱人多了去了 打死下次也不捐了~  

part2：可怜了我们的爱国心啊,这个兔崽子好歹你买联想的啊!地震后我把买联想高端的钱省了接近2000捐了,买了联想一款低端便宜的.

part3：但是怎么就有这样的践骨头,我们国人的爱国心,省吃简用支持灾区的钱就这样被你们挥霍了?!还有北川的酷路泽100多万的车,要多少人的捐款啊?
哎,最后说句不负责任的话,地震的时候怎么没有把这样的人渣给震死啊? 把爱国的人留下啊!
强烈要求有关方给个合理的解释!

part4：全国这么大规模的捐款人民群众的这么多生命换来的钱太多了花不完政府也愁啊！
最讽刺的是 在单位用户的下面有一行小字
“我们会对您的信息绝对保密”

part5：把我捐的钱还给我你个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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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罗恩·阿泰斯特是不写博客的，我来为他写一篇博文。我做义工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心血早已经被人家挖好的暗渠引入见不得光的角落。阿泰斯特是美国人，他有要求合理解释甚至追回捐款的自由，我们只有借他的口自言自语的自由。 

      哦，不要再提奥本山了，不要再提斗殴的事，那太糟了。那不全是我的错，真的。当你在躺椅上平息怒气时，当球馆里已经乱作一团时，如果有个杂种却拿着一杯可乐煽风点火：“喂，狠狠打啊！”你是否也想上去揍他一顿呢？或者干脆你正好就是那个拿着可乐的杂种呢？请原谅我的粗鲁，这杂种根本是一个伪球迷。你们只看到我动手，却没听到他说什么。好比你们在电视上看演唱会听到的欢呼和掌声在现场其实不也是“滚！”、“贼你妈！”的声音吗？不是这样吗？

      我不为自己辩解，但我希望你们能理解这种愤怒，特别是当你辛辛苦苦做一些正确的事、希望帮助一些陌生人、想要化解一场危机的时候，有个杂种却拿着可乐吸管向你挑衅，或者直接吮吸你的血汗，对这些杂种，你们觉得应该怎么着呢？

    我理解我现在的队友姚明，他是个好人，汶川地震以后他捐了很多钱，也呼吁NBA的球员们帮助他的家乡，看到那些灾民和灾区的惨象他很难过，我们也是。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困惑，我认为我理解姚明，可是我难以理解他的国家。就像我无法理解我的家乡—不是美国，而是我的祖先居住的地方—非洲一样。我不理解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美国，黑人已经当选了总统，而在黑人的家园非洲，他们却在种族屠杀，酋长们辉煌的宫殿外面就是遍地饿殍，贫瘠的土地、贫瘠的妇女、儿童，可是看看这个月参加非盟峰会的那些金光闪闪的总统们！据说他们身上佩戴的金饰重达几公斤。我不理解这些，我不认为这些酋长们会得到上帝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