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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阅读当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评华世平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后毛时代中国的两种文化（1978～1989）》

李　侠（中南大学 哲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文章详细地分析了近期中国三种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以及这三种科学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并分析了它们在近期中国思想史中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科技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事件的今天，反思科学主义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发展与演化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科学主义；近期；表现形式.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科学主义的争论逐渐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这可以被看作是第二次启蒙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然而近二十余年来的理论发展，汉语学界关于科学主义的发展态势以及所持立场已呈明朗化的趋势，现在是到了系统地总结这种思潮的时候了。为了更好地清理科学主义思潮的深远影响，有必要跳出特定的语境，反思站在局外的第三视角的观点，只有经过这种对比分析，我们对科学主义的理解才不至于片面。恰好华世平博士1995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后毛时代中国的两种文化（1978-1989）》为我们的对比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对此，本文将以华世平的文本为大纲，结合中国近期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进行一些粗线条的分析，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有重点地分析以下问题：近期以来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科学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它们出现的时代背景，以及未来中国科学主义可能采取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 近期以来中国科学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点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这里所指的“近期”的内涵：本文所指的“近期”是指：中国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1978年）以来，直至上个世纪末。其次，为了保持论证的概念的前后一致性，我们还得界定一下科学主义的概念内涵（取最近意见比较一致的看法），按照索雷的经典定义，科学主义是指：“一种关于科学（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的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最权威、最严肃和对人类最有益。”[1]索雷把西方的科学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的经验主义（scientific empiricism）；另一类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它企图把哲学同化进自然科学中。这也是目前西方学界对科学主义认识的一种共识。旅美学者华世平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华世平博士（Shiping Hua，1956-）是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全美中国政治学会的主席。他的研究也多围绕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问题，近几年常回国内举行讲座以及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按他的说法，“我把这三本书叫做‘中国政治文化三部曲’。第一本书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毛时代后的两种文化1978-1989》，是1995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书叫《中国政治文化，1989年-2000年》，是2001年由美国M．E．夏普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书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乌托邦思想》。”（华世平，2004年5月2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这三本书都是用英文写的。通过上面的介绍，不难发现华博士的研究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政治文化进程。因此，对华世平的观点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国内的争论具有很好的局外人的意味。本文的比较分析主要是针对他的第一本著作。

　　回到科学主义的主题，华博士认为：“科学主义通常被看作同其它学科的分支或文化相比较而言的，科学被赋予了太多的价值。它指涉了（1）科学是统一的；（2）科学没有界限；（3）科学在预测、解释和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4）科学的方法授予了科学结果的客观性；（5）科学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益处。”[2]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在1978-1989年之间，中国出现了三种形式的科学主义即：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materialistic scientism）、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empirical scientism）。这是与西方分类有些不同的，西方的许多学者几乎都没有提到或很少关注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究其原因，无外乎大凡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是落后的，因而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形成科学主义的思潮。其实，这是他们的误解，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是非常重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他们的思想直接借鉴和吸收了当时的最新科技成果。因此，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存在应该是它的题中之意。在这点上，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是深刻的，他早就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和科学联系在一起。其次，还有一种由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无可否认的精神嗜好，就像工程师的嗜好一样，它更喜欢精心创造出来的那种井然有序的安排，而不是自发形成的结果。这是一种很有影响的普遍态度，经常把知识分子引向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这是一种广泛而重要的现象，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产生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应该是一种必然，因为全面计划的实施，在客观上也需要科学主义的支持。（比如国内前段时间关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实质，也在一个侧面上指涉了支持科学主义与反对科学主义的分野，因为自由主义者认为，任何国家干预与计划的实施都是对自由理念的侵蚀，因而他们反对科学主义也就成了贯彻一种理念的必然）不过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在当今已经泛化或出现了某种断裂，部分已经融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很难被区分了，它大多体现在执政党的政策制定之中，进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当前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要看到这种泛化的科学主义日益失去它最初的作用力，因为越是普遍的意识形态它的作用力越小，而越是具体的意识形态它的作用力越大。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主义也日益从边缘走向思想舞台的中心，这就是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和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日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直接相关：经过十年文革的巨大破坏，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随着极左政策的转向与废除，社会的各项事业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这时思想界的任务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促进发展的理论工具，顺应这种时代趋势。科学主义终于名正言顺地走上近期中国思想舞台的前台。华世平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1984年前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阶段；1984-1989年之间的技术决定论阶段和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阶段。

　　华世平认为：“很明显，科学主义的出现不能被简单地看作知识分子追求的扭曲，而应被看作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投射。”[4]他认为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出现的科学主义类型应该是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它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在“科玄论战”时的观点，但又有很大的不同。而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在近期的代表是以系统论为武器的金观涛，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同样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胡适；而最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主义就是以苏绍智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对于这种分类，华世平认为这是由于：“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的起点不象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那样是一元的，它不关心最终的实在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样的后果使它充满了灵活性，这也表现在民主和多元化上面；同时，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是基于演绎的，而经验的科学主义更关注于严格的检验，对于经验的科学主义来说归纳是更为重要的。”[5]由于上述的原因，各种类型的科学主义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的表现都是不同的。大体说来：胡乔木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反击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人道主义。这主要体现在他1984年写的长文“人道主义和异化”中，胡乔木的理论的科学特征即历史唯物主义，它有两个基本的维度：（1）客观世界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的意志；（2）客观世界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第一个维度涉及到在哲学上用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反对唯心主义；第二个维度涉及到用辩证法去反对形而上学。根据胡的观点，真科学和伪科学的试金石是指它是否是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第二个试金石就是是否坚持辩证法的方法，他指出异化作为一种分类方法属于年轻和不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而辩证法的方法属于成熟的马克思（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曾有过类似的划分）。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胡乔木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其实与实际的科学和技术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它更多地指涉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科学主义，而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西方的科学主义。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乌托邦情结。

　　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华世平给出了一个代表：苏绍智（1923-），他认为苏的理论的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力。华世平认为：“这种方法不仅仅与中国传统的不为知识而知识的思维方式相一致，而是为了解决生活的问题，它对技术的信念和对它的使用是为了政治的目的。”[6]苏绍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段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全过程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阶段还可以细分为两个次级阶段，即（1）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政权的掌握，到生产方式的公有制的完成；（2）不发达或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或完善的社会主义；第三个阶段是共产主义。依据这种理论构想，他认为：“这种划分可以推断出从1949年至1956年，中国处于初级阶段的次级阶段（sub-stage），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公有制的完成；从1956年至1980年，中国进入了初级阶段的第二个次级阶段，即不发达的或不完善的社会主义。”[7]对此，华世平认为：“假如一个人过分强调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技术决定主义者，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8]综上，可以看出，以苏绍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纵然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没有得到澄清，以及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标准意义上的科学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种科学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思维取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有技术没有科学的实际境遇；再者，技术对中国人来说历来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手段，同时也是政治的需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外，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出现也是以当时改革开放之初，中西两种社会发展程度对比的巨大差别为时代背景的，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为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当时迅速成为主流的科学主义模式也就不难理解了。时至今日这种技术至上、专家治国的社会心理仍然占有主流意识的地位。

　　对于中国近期的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华世平也给出了一个代表：金观涛（1947-），其实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中国可以说也有比较长的历史，因为五四时期的胡适、吴稚晖、丁文江等人都倡导过经验的科学主义，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实证主义的信念。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近期的经验的科学主义又有什么新的特点呢？对此，华世平介绍了金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个整体，考虑到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金认为哲学的起点和科学的起点是一样的，它们应该来自于最普通的概念，即作为基础或后果的物质或实体应该是能被证实的。“金认为科学可以作为一种解放哲学的工具，他感觉到假如一个人不能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复杂数学为特征的方法，他就没有资格被称为一个哲学家。”[9]从这个描述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继承了西方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特征，那么，西方的科学的经验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索雷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1）科学是统一的；（2）科学没有边界；（3）科学已经在预测、解释和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4）科学的方法使科学的结果具有客观性；（5）科学对人类是有益的。”[10]尽管各种类型的科学的经验主义并不一定都满足这五条，但也多是围绕其中的几点展开论述的。对照金观涛的上述观点，不难看出，他是典型的经验的科学主义。那么，他的科学主义与五四时期和西方的科学的经验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金观涛的科学主义建基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他认为，在系统的功能方面有四种模型：停滞、用新的替换旧的、灭亡、超稳定性。金观涛根据这种假定，认为欧洲社会的转变属于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社会转变机制是逐渐变迁的，它的结果是新的系统逐渐地从旧的系统中被创造出来。相对而言，中国社会属于第四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社会变迁机制的特征是突然性和整体性。任何次一级系统从平衡点的偏差，都将导致整个结构的崩溃，同时所有的新系统的萌芽特征也将被摧毁。之所以做这样的分析，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系统论非常适合于这种封闭的系统。对他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先暂不予评论，但是金的理论（以系统论为代表）没能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而且从本质上讲，系统论要求的边界条件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

二 近期中国三种科学主义的缺失与局限

　　通过上述对华世平列举的中国近期三种科学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它们各自存在的问题与局限。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胡乔木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可以看作是对十年文革过后的反思，当时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社会的生产力？都是摆在人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他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理论，认为在成熟的马克思著作里，科学是哲学的起点，用以反对王若水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后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是人。现在看来，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虽然起源很早，但并没取得十分突出的理论贡献，它只是又一次提出对本真的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以及对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的重新思考，只能算中国在过渡时期对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一次严肃思考，正如胡乔木在理论层面上所坚持的那样，观察的客观性原则承诺了共产主义必然成功，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承诺了解决所有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与经济问题，而且还包括政治问题。这可以看作是胡试图保卫和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当年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经过十年的思想禁锢，人们迫切地想理解自身和所处的社会的真实状况。胡的观点很少涉及到当时的最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没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它对于统一当时人们的思想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加深了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同时，他的科学扩张主义也为后来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期中国的三种科学主义类型中，技术决定论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是最紧密的，但是客观地讲，对于如何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苏绍智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有新意的创见，依旧使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为生产力的解放寻找一种有效的出路。但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阶段理论”还是一项很重大的理论成就，它使人们能够很客观地认清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对于克服我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急躁与冒进，以及对于今后选择发展的路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很明显，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与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这种中国式的科学主义在学理和理论渊源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当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可以看作是这种科学主义的新发展，它的重要性在于，给出了如何发展生产力的一种全新的阐释。时至今日，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仍是中国的主流科学主义模式。

　　至于第三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与西方的经验的科学主义也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主要偏向于实证主义。在当代，这种实证主义主要是指在逻辑经验主义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当前这种理论进路遭到了严重的挑战，面临着许多危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复活，都导致了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衰落。在中国近期兴起的经验的科学主义虽然历史的渊源比较久远，但与五四时期的同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相比，它有了明显的变化，那时的科学主义建基于泛科学的概念，主要是指西方新科学思想及方法，这在“科玄论战”中有比较清晰的显示；而八十年代的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主要是利用“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思想方法为理论的基础。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是利用当时最新的科学知识来阐释中国的问题，这种形式有它比较明显的优点：观点新颖，给当时沉闷的思想界注入了一掬活水，对于人们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尝试。但是，由于中国的问题的复杂性，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因而它无法包治百病，很快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由于社会系统具有多重维度：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而且这些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它的演化变迁所需要的条件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导致老三论无法充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最多只能是局部适合。因此，顺着这个思路到九十年代初，许多学者利用“新三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可以看作是这种思路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延续。时至今日，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中国仍有广泛的市场，它促使这些新观念立刻成为大众的公共话语，对于这些理论的普及来说，功不可没，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引导人们用多个视角去审视中国的现实问题，打破了任何单一的理论的局限，这对于冲破传统的政治话语霸权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文化多元性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实践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通过这些新知识的引进与介绍，我们获得了“一个空间的开拓，在其中，思考重新成为可能。”[11]

三 近期中国科学主义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的三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今天经历了严重的分化与整合，换言之，随着我国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以及文化多元性的逐渐形成，有些类型的科学主义逐渐失去了主导话语地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地淡出思想界的舞台。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发展就是这种情况，它的出现完全是由于文革过后，人们急于从学理上厘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极权政治出现的思想根源。这就是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理论为突破口，所展开的重新认识马克思及其理论的过程。这场理论争论起到了对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同时也间接说明文革期间的政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和篡改。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与科学和技术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因而，它的出现只是过渡时期人们思想的反思需要，中国当时的许多实际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但它从理论上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启蒙作用，对于我国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有影响和持续时间较长的科学主义主要是以下两种：技术决定论和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

　　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可谓历史悠久，自从培根、笛卡儿以降，经验主义一直是西方大力推崇的。正是由于经验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实证主义的出现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近期中国的经验的科学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在西方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如“老三论”以及比较晚近的“新三论”。不难发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主要是基于一种新的科学成果或新的科学思想来丰富或替代原有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推动了新的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丰富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打破思想的僵化，同时也开拓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对于文化多元性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缺乏自己的生存土壤（缺乏对受众群体的文化背景的整合与新观念的创造性转化，洪谦先生在四十年代对逻辑实证主义引进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而它很容易沦落为一种贩卖新理论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导致了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更新换代的速率比较快，不容易与本土文化进行深入的结合，这样一来，它的功能和影响力也就无形中减弱了，如果没有最新的理论补充，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很快就被遗忘了。

　　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并且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思潮，是因为它直接指涉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即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的紧迫处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加大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差距由隐性的遮蔽状态转变为显性的公认的事实。在痛定之后，人们急于想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时技术决定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人的首选策略，同时它的出现也指涉了经过十年文革，人们已经厌倦了多年的极左政治说教，而技术决定论恰好在这两方面满足了人们的内心渴望，疏离政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迅速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准意识形态。顺应这种思想趋向，党的各项政策也逐渐转向经济主战场，因此技术决定论又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致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迅速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它也反映了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已经取得了主流话语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能说没有这种技术决定论思想的贡献，它对于中国经济迅速走出困境、人民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改善、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缩小、综合国力的加强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也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加快社会的单向度的发展进程，片面追求速度和效率，而无视整个社会的精神层面的发展，致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留有许多弊端，使我们刚刚萌生的市场经济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境遇。从这种紧张中，可以发现两种文化之间已经出现断裂，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扭转，将造成社会出现大范围失范现象，最后造成人们对现代性认同的危机，正如里查德·沃林指出：“面对这些固定而全能的存在的命运，人类自由的可能性就变成了纯粹伴生的和难以把握的东西。”[12]虽然技术决定论在近期中国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的，这就注定了它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实用主义对功利性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回避对永恒和绝对性的探索，因而在真理观方面就倡导效用论的主张：即有用就是真理，进而导致人们认识的庸俗化。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从本质上讲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它的特点就是强调行动、注重效用、提倡开拓进取，正如杜威指出的，哲学不是关于知识的学问，而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运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物之能力。”[13]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社会中的人，因而也是它获得广泛赞同的深层原因。同时，技术决定论还加强了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使生活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对此学者阮新邦认为：“现代人所面临的存在困境是对自己的存在缺乏了归属感和意义，这一种感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及由此衍生的科技理性对人的控制而加深了。”[14]其实，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三种结构均已受到技术决定论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强有力的影响，出现了科学文化对其它文化的主导地位、科学的普及化以及社会的科学化的趋势，人格要努力经受科学的型塑。由此可以看出，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在造就社会的科层架构方面功不可没。在韦伯看来，科层架构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表现的高度成就，但也正是这种科层架构，成了扼杀人类自由的主要根源。因此，阮新邦认为：“任何人处身于此架构中，都只能够依从组织的规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行为是受着一个非人化（impersonal）的规则支配的。”[15]尽管如此，面对世界范围内竞争的加剧，从这种紧迫的国情出发，可以断言，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替代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尽管它有许多弊端。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技术决定论中隐含着内在逻辑上的矛盾，即它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的，而实用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否定决定论，它认为世界是变化的，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理，因而它的更多的价值取向是相对主义的，而决定论恰恰代表了一种绝对主义，这种矛盾是技术决定论本身无法解决的。那么，决定论本身是否值得怀疑呢？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世界上不仅仅存在必然性，世界上还存在偶然性，而正是这种偶然性的存在导致决定论的破产；再者，人们为什么要把社会的变迁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这种技术决定论呢？技术决定论把技术当作一种独立的驱使我们行动的力量，为什么这种存在许多可疑之处的技术决定论流传的如此广泛呢？正如巴里·巴恩斯教授指出的那样：“一种原因可能是：有如此之多的人体验到了技术变革及时而直接的影响，但却没有意识到导致这些变革的不同决策和战略。另一方面，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决定引入技术并运用技术导致这里所说的变迁，这也许是因为这些变迁对损益帐有好处，或者因为他们有助于某些政治目的或目标。”[16]这样一来，在技术决定论的名下，许多政策和决策就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很多失误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替罪羊。因此，从完善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对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保持一种警惕是必要的。另外，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华世平并没有对科学与技术的复杂关系进行必要的梳理，技术决定论充其量只能算一种技术主义的表现，然而技术主义与科学主义还是有区别的。

　　由于华世平的分析只延伸到八十年代末，因而这里有必要对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舞台上的科学主义的新变化做些简要的分析与展望。从大的环境来说，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的政治感日益淡化，社会也日益世俗化，再加上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国际的交流日益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科学主义开始了由形式向内容分类的转化，出现了科学主义从方法论层面到价值层面的转向。因为方法论层面的科学主义是最低级的形式，很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科学主义向价值论的转向，为科学主义提供了一种很难反驳的屏障。但是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价值极端化，否认其他学科的价值，进而想同化其他学科的企图在现实中也是面临很紧张的关系。因而，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又无形中开始了向认识论的转向，试图通过自然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改造传统认识论，以此倡导一种完全自然化的局面，进而实现科学主义的扩张。可以说这种变化反映了国际科学主义发展的新趋势，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完善，这种新的变化也日益渗透到中国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中。具体来说，未来中国的科学主义将在两个层面影响我们的生活：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自然化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其次，在实践层面上，改造技术决定论的内涵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总之，由于在市场经济的导引下，中国日益的世俗化，三种形式的科学主义中，只有技术决定论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还有广泛的生长空间，但是这种技术决定论也不是先前的那种了，而是更多的吸收了价值论、认识论内涵的新的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了。在理论上，统一科学运动将采取更为精致的方式，这种结果是很必然的，因为它符合多方的利益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以它作为一种普遍理念，将导致社会改革阻力和成本都最小，从这个意义说，它的积极的建设功能是不可否认的。

四 结　语

　　基于上述分析，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在近期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将成为当前主流的思潮。如何评价中国科学主义的二十年发展史，正如华世平指出的那样，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指涉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填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智力空白。当唯意志论得到修正后，胡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苏的技术决定论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它的去政治化的本性（depoliticized）已经取得了更多的应用；金的经验的科学主义正在变得很流行，因为人们的渴望是多元化，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很大的加强。”[17]在华世平看来，这三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三种层面上对重塑中国的政治文化起了重要的工具作用，即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令人满意的（意识形态层面）、当前政体的实用主义政治取向是正当的（操作层面）、人们对多元化的强烈需要也已出现（容忍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中国近期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并预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演变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1][10]Tom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M]. 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 1991.1、4.

[2][4][5][6][7][8][9][17]Shiping Hua.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 (1978-1989) [M].Published b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15、19、18、64、73、74、82、155.

[3]F.A.哈耶克.社会主义与科学[J]转引自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53.

[11][12]里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M].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64、210.

[13]杜威.人的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转引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7.

[14][15]阮新邦.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哈贝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72.

[16]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68.

作者简介：
李 侠（1967-）男，辽宁省辽阳人，中南大学 哲学系，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科技哲学与STS。

Study on the forms of scientism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during recent period in China
——Review Shiping Hua’s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 (1978-1989)
Li Xia(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ree forms of scientism during recent period of China in detail and engender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paper points the function of three forms of scientism in chines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their limitation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ar future. Today, W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dually becomes main event of man’s practic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flect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cientism at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
Keywords: scientism; recent period; form of expression.

这年代，流行装逼，大家也见多了。科学逼没怎么见过吧？跟大家聊聊。

写这篇博客，我犹豫过许久，甚至曾和小魏探讨过是否应该写。因为顾及到几位好朋友的感受，写出来会破坏所谓的和谐，但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恶心，所以最终还是决定写出来。

某人的博客，我反感已久。前不久，其在博客上嘲讽现在的人喜欢扎堆正义，地震的时候就集体正义了一下，三鹿的时候又出来集体正义一下。某人还说，幸亏913没出什么事，否则一些人应该抓起来才是。

在这里，我得自首。我就是某人说的那款应该被抓起来的人，而今上恩浩荡，我居然没被抓，所以也该在这里回应一下。

某人一向以逻辑怪异而为标签。地震来了，他不会批评任何机构，三鹿来了，他也一样不会批评任何机构失职。这种人是精明之辈，我也不会指责什么，但某人居然对那些发出批评声音的人冷嘲热讽，还摆出一副很有优越感的样子，我就疑惑了：这年头，莫非有点基本的正义感都成了可耻的事情？莫非一定要当婊子才能凸显自己的地位？

三鹿事件一发生，某人首先呼吁的，居然是要求司法机关要公正对待三鹿。嘿嘿，嘿嘿。

现在的问题，不是三鹿能否或应否得到公正对待的问题，而是消费者是否能够得到合理赔偿的问题，是赚了无数黑心钱的三鹿是否得到应有处罚的问题。这就好比说，罪犯把妇女强奸了，首先要解决的是量刑以及赔偿的问题，而不是出来率先呼吁要公正对待强奸犯的问题，司法公正，是应有之义，拿这个说事，怎么都有为罪犯开脱之意。某人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在强奸犯正在犯罪的时候，不是去捉拿和清算，而是大呼“官人保重，莫要扭伤了软组织”。

没错，某人就爱干这种事情。汶川地震的时候，连岳向地震部门问责，某人急了，跳起来大叫地震不可预测，还跟连岳论战。其表现，实在教人冷笑。

连岳问责那些部门，又没挖你祖坟，你急什么？你跳什么？为什么好象戳了你一刀似的？请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痛？

连岳说的是知情权的问题，你就拼命扭曲到预测精度的问题上去，完全是两码事。请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为什么你的话语，跟那段时间在连岳博客上密集炮轰连岳的匿名客，跟鼓吹地震绝对不可预测的方舟子，如此的相似？

嘿嘿，说白了，玩的无非是围魏救赵。

是的，围魏救赵。一看形势不对，赶紧扯到另外一个话题上，以此替某些人开脱。

你说地震局应该公布预测信息，我就说地震不可预报的科学理由；你说空气污染严重，我就跟你谈大气科学；你说奶粉有毒，我就谈三聚氰胺的分子构成。总之，不管你批评公共领域里的任何事物，我都绕到科学上，拿科学堵你的嘴。换句话说，就是装定了科学的逼，一逼挡天下。

这种策略，说白了就是搅屎棍。比如说，你和朋友去饭馆吃饭，小二端菜的时候看到菜里有蛆，他不说，你吃出了毛病，找饭馆论理，索赔，那小二就拉你到粪坑旁，和你探讨蛆是不可消灭的、蛆生存的温度和湿度、蛆蠕动的速度与其DNA的关系。你若是被绕晕了，就进入他的话题，蹲在粪池边上跟他讨论起这些来，你要是清醒，就会一言不发，继续扭头找老板索赔。

没错，某人干的就是小二的活：每当公众信任危机爆发，他就出来谈科学了，同时对批评的人抡棍子了。

科学这东西，本来是可以自由讨论的，甚至，你说出很荒谬的解释，都不是不可以，没准多年以后还证明你是对的呢。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是：某些人，行科学之名，为强权张目。

现在，某人，某一群人，正干着这样的事情。

某人据说学理科，据说很有优越感，特看不起文科生。整天抡着个科学大棒，说啥就是啥。其实吧，看起来跟方舟子一样，都挺傻的。时常在我博客上消毒的五角们也总是骂：这群文科生。

我从来不敢看不起文科生，也不敢看不起理科生。不过呢，我还真看不起那些歧视文科生的理科生：你有什么好拽的，一张口就把自己当学阀了，还到处抡棍子当街霸了，上过大学的人谁不知道，你们学理科的最难找工作了，只好一个劲读下去，读到白胡子博士后都难找工作。在大学里你就没优越感，怎么出来了反倒有优越感了？

我，学工科的，少拿什么文科理科的跟我说事。

我忒烦那些整天扮专家的人，尤其是不管什么领域的科学问题都出来扮专家的人。你装一门科学逼也就罢了，还装十门八门科学的逼，那么多逼贴脸上您就不怕窒息啊。拿工地钢管打过群架就号称自己是建筑专家，买过避孕套就号称自己是妇产专家，喝过几瓶三聚氰胺的三鹿就号称自己是化学专家，您还通杀啊，我管您叫神仙成不？

写了这么多，其实我就一句话：我对瞎掰科学一点都不反感，最多当玩笑来看，但是，我极其厌恶和鄙夷装科学逼的人，当科学鹰爪孙的人。单是讨论科学，怎么都可以讨论，但是，有奴才目的的、为不合理的秩序辩护的行为，我还真瞧不起你。说白了，我看的是一个人的动机。连岳肯定也看穿了你，他温厚，不说而已。我说话毒辣，把事实说出来了。

大家都是做这行的，别以为谁都不晓得谁在做什么。余秋雨在做什么？司马南在做什么？一看便知。做奴才不是不可以，大家都活得不容易，但是拜托，不要做得那么理直气壮好不好。还动不动就叫嚣该把谁谁抓起来，您还真把自己当东厂的领导班子啦。

要是愣呢，脑残呢，其实都还可以理解。不过某些人一把年纪了，怎么看都不像年幼无知的样子，发出的某些言论，怎么看都是处心积虑的，这么说吧，您要是没从这些言论里获得过任何好处，我给您道歉。当然，劳驾您顺便说清楚一下，为什么阁下总是为利益集团说话，从不批评；而凡是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发表正常的、合法的批评的人，怎么在您眼里就成了“起哄扎堆正义”甚至应该抓起来的反面典型了。

顺便说一下，我坚决地顶连岳。连岳是个令人佩服的人。作为一名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为良心而写作的。他不会收任何黑钱。所以，我信任他。

四川汶川Ms8.0级地震前的卫星热红外异常

Satellite Thermal Infrared Anomaly before the Wenchuan Ms8.0 Earthquake

in Sichuan, China

魏乐军(WEI Le-jun) 1、2) 郭坚峰(GUO Jian-feng) 3) 蔡 慧(CAI Hui)4) 强祖基(QIANG
Zhu-ji)5)

1）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100037；2）海口经济学院，海口570203；

3）海南省地震局，海口270203；4）海口市地震局，海口570145；5）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100029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Ms7.8级（后修订为Ms8.0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31.0N，103.4E
），造成人员、财产的重大损失。据民政部报告，截至6月24日12时，已造成69185人遇难，374171人受伤，失踪18467人。

地震发生后，本课题组迅速开展工作，对收集的FY-2C红外一波段（10.3~11.3 μm
）的卫星遥感图像进行处理，以期查明震前是否存在卫星热红外异常现象。根据对2008年2月21日至5月12日遥感图像的解译和分析，发现早在2008年03月
18日，即汶川大地震前55天，就开始出现了卫星热红外增温异常。到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止，期间共有5次大规模的孤立增温异常序列，每次持续时间2~13
天不等，增温幅度及异常区面积亦有所不同。这个结果再一次证实了作为地震短临震兆，在地震前（特别是≥Ms5.0
级的地震），必然出现热红外异常现象的实践性和规律性。

一、汶川地震前卫星遥感热红外异常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序列：

第1阶段：2008年03月18日~03月26日，持续时间9
天。热红外异常区分布在华北地块（延续至部分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块，呈现从北逐步南下的过程。增温幅度2~10℃，其中≥2℃增温异常区面积140×104km2
，≥10℃孤立增温异常区面积25×104km2。热异常表现出持续、缓慢、平稳的特点；热异常呈SW和W方向，以沿长江流域武汉-重庆的正W向为主。

第2阶段：2008年04月06日~04月09日，持续时间4天。热红外异常区分布以长江为界，其北、南分别以W和NW方向，交汇指向震中。增温幅度2~14℃
，其中≥2℃增温异常区面积460×104km2，≥10℃增温异常区面积160×104km2
。热异常表现出增温程度提高、增温区面积扩大的特点。热异常指向震中并沿断裂带方向延伸。异常区呈W和NW方向，以华南地块腹地的NW方向为主。

第3阶段：2008年04月16日~04月20日，持续时间5天。热红外异常区分布从SW端的汶川、云南金沙江、沅江及东南沿海直到NE的华北中部。增温幅度2~
4℃，其中≥2℃增温异常区面积150×104km2。孤立热异常区表现出面积扩大而增温程度有所降低、方向性不明显的特点。

第4阶段：2008年04月26日~04月27日，持续时间2天。热红外异常区以沿长江流域武汉-重庆的正W向为主。增温幅度2~14℃，其中≥2℃
增温异常区面积260×104km2，≥10℃孤立增温异常区面积90×104km2。热异常表现出时间短暂、方向明确的特点。

第5阶段：2008年04月30日~05月12日，持续时间13
天。此阶段是汶川地震卫星热红外异常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孤立地热应力异常区面积出现最大，达到鼎盛（5月1日
），增温向震中推进，并随后出现热异常减弱，进入相对平静阶段。此间增温幅度2~14℃，其中≥2℃增温异常区面积220×104km2，≥10℃
孤立增温异常区面积130×104km2。孤立热异常区表现出集中持续出现、≥10℃的孤立增温异常明显，热异常以NWW方向为主。

二、汶川震前热红外异常的特征：

①、震兆出现早：3月18日，即震前55天；

②、异常阶段多且复杂：分5个阶段，且热红外异常的展演各有不同。在众多的卫星热红外地震研究案例中，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异常阶段最多的一次；

③、单个阶段的持续时间长：最长达13天；

④、如此沿龙门山地震断裂带分布的明显的地热增温异常现象（见图），可能在卫星热红外地震研究案例中是首次发现。这对研究发震特点、余震走向具有重要指示和启示意义。

作者电子信箱：weilj@publica.bj.cninfo.net

本文详细内容发表在《地球学报》2009年第5期（Vol.29,No.5）

卫星热红外异常——四川汶川Ms8.0级大地震的短临震兆.pdf

http://www.cagsbulletin.com/dqxb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080507&flag=1

http://www.csi.ac.cn/manage/html/4028861611c5c2ba0111c5c558b00001/_content/09_03/06/1236321861292.html

大震前的热红外异常研究

张元生 郭晓 沈文荣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兰州，730000

Thermal Infrared Anomaly Study before Big Earthquake

Zhang Yuansheng Guo Xiao Shen Wenrong Zhong Meijiao Li Wen He Bing

Lanzhou Institute of Seismology,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Lanzhou,730000,China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内部发生了3次7级以上地震，分别是2001年11月昆仑山口西8.1级、2008年3月于田7.3级和2008年5月汶川8.0
级，尤其是汶川8级大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及财产损失。就这3
次地震所处区域的地震监测能力而言，汶川地区的监测能力要好，但在震前也未能捕获到能够做出中、短临预报的前兆异常，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科学问题。对地震热红外研究而言，二十多年来，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认识，自昆仑山口西
8.1
级前后起，中国地震局连续设立关于地震热红外方面的研究课题，在资料处理及地震热异常信息提取方法、实验及机理研究方面更加全面和深入，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

应用于本研究的卫星资料是我国的静止卫星（FY2—C）的远红外波段资料，该卫星于2005
年发射。在可用静止卫星红外遥感资料以前，绝大部分资料是极轨卫星资料，但对地震研究而言，由于极轨卫星轨道之间和过境时间的差异，导致资料的可比性不强，难以发现大震前的热反映。该研究应用静止卫星资料，重点针对
2008年发生的2次大地震（于田7.3级和汶川8.0级地震）进行研究，基本实现了去云、去年变、扣除地形及太阳的影响，较准确的提取出了地震对应信息（图1-
图2，单点（像原）大小为25平方公里）。并对日本及其附近海域的几次7级以上地震进行了研究，发现大震前亮温存在明显的区域场变化，幅度可达平均值的4
倍以上，区域不同变化幅度各异，地震发生在异常区内及其边缘。因震例有限，还不能十分肯定大震前都具有这一现象发生，还待于进一步验证。

图1 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震中附近单点热红外滑动功率谱随时间变化

图2 2008年3月21日于田7.3级地震震中附近单点热红外滑动功率谱随时间变化

Cause For Concern (担忧的理由)
Jeffrey M Smith 17th February, 2009 (2009年2月17日)
此文首发于2005年10月的《生态学家》杂志。 This article first appeared in the Ecologist October
2005

欧洲委员会刚通过了孟山度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在欧盟的使用，但是，正如Jeffrey M Smith
揭露说，对获得通过试验的正确分析表明，这永远不应该通过。

当老鼠被喂食孟山度公司的转基因玉米 Mon 863 以后， 它们的状况不佳。事实上，Gilles-Eric
Seralini教授说它们或许呈现出毒性反应，但要查明却有难度。嗜碱性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多种过敏。淋巴细胞和白血细胞的增加表明感染、毒素或者疾病。不成熟的红血细胞的减少能导致贫血，减少的肾脏重量可能意味着血压问题。
老鼠们还有增加的血糖量、肾脏发炎、肝脏和肾脏病变 － 整个就一团糟。
Seralini和其他科学家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的实验。他们得到的却是(2005年)8月8日欧洲委员会对这种玉米的通过。

Mon 863 转基因玉米并不是欧盟批准的对老鼠健康有重大影响的第一种转基因食品。
根据兼职评估转基因食品的两个法国政府委员会成员的分子内分泌学家Seralini所说，有一种油菜(GT
73)、草甘磷玉米和两种转基因玉米 (Bt11 and Mon 810)经统计都显示出重大问题，例如、炎症疾病、肝脏和肾脏问题。
Seralini说，转基因食品的效果和农药类似。

但 Mon 863 转基因玉米却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老鼠异常情况的数量之多-别的老鼠有更多异常，而是对老鼠的实验没有保密。
生物技术公司通常会向公众隐瞒他们的研究， 声称那是商业机密。
Seralini说：“没有人能够明白，即使在欧盟立法者中也没有人能够明白为什么吃过转基因食品的老鼠的血液成分需要保密。”
但一个德国法院于2005年6月20日作出了对绿色的和平组织有利的裁决，迫使孟山度公司公布Mon
863 转基因玉米的研究。 拿到了这些数据，我们就能够明白Seralini为什么会如此担忧。
而且，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了顺利批准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派的欧洲食品标准局(EFSA)和欧洲委员会有意忽略了多少问题。

在孟山度公司委托进行的研究中，实验鼠吃 Mon 863
转基因玉米，这种玉米产生转基因毒素杀死玉米根虫。对照组吃的是非转基因玉米，来自相同的“父系”，也就是说，在生物技术基因植入前，这两种玉米的基因相同。使用父系玉米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把食品的不同之处最小化，从而突出基因改造的影响， 试验起到了这种作用。 根据实验设计，喂食转基因玉米的那组老鼠的健康结果不是纯属巧合。 然而，
孟山度公司却说服了 EFSA 忽略这些重大的统计结果，声明这种玉米是安全的。 以下是他们的操作过程：

1. 研究人员另外使用6个对照组， 每一组喂食含有不同基因的不同品种的商业玉米。
和这个数量大很多的混合组(指上面所述喂食相同父系玉米的那一组-译者注)比较，实验鼠身上的一些改变就不那么明显了。
但根据动物营养学和转基因研究的著名专家和权威人士Arpad
Pusztai说，用混合基因品种喂养老鼠进行比较是不适当的，与安全评估没有关联性。

2. 然而，
即使与这些“人为”的对照组相比，许多健康问题结果也是显著的。因此，孟山度公司声称如果它们是在对于老鼠属于“正常”的宽广范围内，它们在生物学上就没有关联性。我们对此做个透视，假设一组被精心控制饮食的女性比食用另一种饮食的女性患乳腺癌的比例高50%，按照孟山度公司的逻辑，研究结果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整个人口来说，增加的人数依然在乳腺癌的正常变异范围内。这样，孟山度公司认为未成熟血细胞减少52%“归因于正常的生物学变异”，可以忽略不计。根据Pusztai的看法，在食品试验方面，限度为5%的变异标准才是正常。他说，
同理， “鉴于糖尿病的发病范围”，血糖水平增加10% “不能作为生物学上的无足轻重而忽略不计”。

3. 尽管出现统计上的信手拈来，有几项结果还是在孟山度公司的“正常”范围之外。他们又找到了另外的借口。 由于实验鼠中间雌鼠和雄鼠的毒性反应不一致，
也就无足轻重了。Seralini说，“这实在滑稽可笑”，并指出每一个研究癌症和内分泌的人都知道，不同性别的反应是不同的。

4. 在性别辩解不起作用后，孟山度公司拒不考虑结果， 并声明这些反应具体剂量不明。 具体说来，喂食11% Mon
863转基因玉米老鼠的改变有时候比那些喂养33%的更加明显。Seralini对此再次指出，孟山度公司的声明与科学理解有矛盾。在内分泌学和毒理学研究方面，不同之处不总是和效果成正比。
例如，小剂量激素可致女性排卵，而更大剂量激素却可导致她不孕。

5. 在所有其他借口都失败后，孟山度公司声称，对于这么大规模的研究，人们可以预料很多结果在统计上进入重大范围纯属偶然。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研究。
受德国政府委托在2004年评估这项研究的Pusztai写道：“喂食转基因玉米老鼠的重要器官(肾脏、肝脏等)的大病变和血液参数(淋巴细胞、粒细胞、葡萄糖等)的变化是偶然现象以及是由于简单的生物变异的说法简直不可思议。”

被操控的伪劣研究

这项研究的几个特点似乎被人为操控以避免发现问题。例如，营养研究通常使用年幼并生长快的动物，这类动物对毒素和营养作用很敏感。孟山度公司的方法是混合年幼和老动物，这种做法可能隐藏了严重问题。同样，他们使用的老鼠的起始重量差别巨大，
雄鼠重量在198.4-259.8克(或者根据实验目录自相矛盾的数据，143-186克)。根据Pusztai的观点，起始重量与平均重量的差异不能大于2%。
宽泛的差异“能够导致在实验结束时不可能发现重大差别。。。。。。”

非洲的受援者们90%的热量摄取依靠玉米。老鼠是人类的替身。根据Pusztai所说，研究人员本来应该从可能的最大数量玉米开始试验(同时保持均衡饮食)，接着使用较低数量的玉米来评估剂量效应。喂食老鼠的最大量玉米只占它们饮食的33%，只构成它们蛋白质约15%的比例。

根据Seralini所说，Mon 863
转基因玉米是新的独特品种；它与天然的生物毒素有几个方面的区别。它至少应该需要运用化学农药的评估水准。在欧盟，这需要对三种哺乳动物进行研究，研究时间跨度为90天到两年。然而，Mon
863
转基因玉米在经过短短的90天老鼠试验后就获得批准。慢性疾病和生殖问题以及对下一代的影响可能都省掉了。而且，研究仅有两次观察(第5周和第14周)运用了已有半个世纪
历史的分析方法。它们忽视了一些强有力的新方法，例如：阵列基因分析技术、DNA 芯片技术、蛋白质组学等。

报告中的一些的重量检测也显得异乎寻常。 一只老鼠体重在一周减少了53克，而在下一周却增加了102克。
有一些实验开始时最重的老鼠在试验结束时却成了最轻的，在最后四周里面那些老鼠几乎根本没有生长。

总之，研究文件令人困惑、自相矛盾、质量低劣，而且，在厚厚的1139页文件里面似乎企图用堆积如山、毫不相关的资料隐瞒结果。它们没有披露用来检测变化的方法，因此其研究不能被重复，其结果也就令人怀疑。

从总体上来看这次试验，Pusztai说：“营养学科学家和主流杂志是不会接受这些昭然若揭的缺陷和曲解。”
他补充说：“因此，很奇怪，这样的研究竟然成了政府立法当局考虑的中心文件，并据此做出保护欧洲公民健康的决定。”

德国法院裁决公开 Mon 863
转基因玉米的研究可能会开启更多的这类探求。Seralini说，如果没有被公开，就只有几个毒物学家做决定，而没有公众的评估。而且，决策部门往往会受到申请公司的强力影响。他所在的法国生物分子遗传学委员会(CBG)似乎就是这样，他们最初根据证据拒绝批准
Mon 863 转基因玉米。CBG的主席是遗传学家，与工业部门关系紧密，他请一个顾问只对一个重大异常做出评估，然后在未达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强行投票。在18个成员只到场5人的情况下，Mon
863 转基因玉米
以3:2获得通过。Seralini说，奇怪的是其中一个投赞成票的毒理学家“一直反对长期动物毒性测试”。事实上，他是曾经批准诺华地公司(现名先正达公司)的
E 176 玉米的法国委员会成员，而这种玉米仅用3头牛做了两周的实验。事实上，实验开始的时候有四头牛，有一头牛死掉了就被淘汰了。

这个毒理学家也供职于 EFSA，EFSA
因为使用主要转基因食品派科学家已经受到批评。根据2004年11月的《地球之友》杂志报道，“其中一个成员与生物技术行业有直接的财务关系，其他的则有不直接的关系”。其中几个成员，包括其主席，则是一项欧盟资助的将“为转基因食品在欧洲市场化提供便利”作为明确目标项目的成员。而且，“其中两个成员还出现在生物技术公司制作的宣传片里面”。

因此，我们不再奇怪 EFSA 赞同并重复孟山度公司的借口为什么喂食 Mon 863
转基因玉米老鼠统计学上的重大健康结果没有关联性。然而，欧盟部长理事会对 EFSA 的推荐不予考虑并在(2005年)7月24日对批准 Mon 863
转基因玉米投了反对票。但由于欧盟法律要求一个“法定的多数”，这个问题被提交到欧盟委员会，他们则批准让欧洲公民食用(Mon 863 转基因玉米)。

既然行业研究可能会被公开， EFSA 和欧盟委员会可能会更加谨慎并要求真正的科学论证和严格的研究。同时，我们依然不知道喂食 Mon 863
转基因玉米的那些老鼠的病情有多重，我们也不知道对人类的影响。

徐开彬：转基因安全疑问须由专家自身试验破解
2010年03月01日 07:12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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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开彬

自农业部批准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以来，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问题，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安。

多年来，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在国际上就一直争议不断，也使得日本和欧盟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比如，2009年12月，法国生物技术最高委员会宣称，该机构经过研究认定，种植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一表态使得法国取消转基因玉米的禁令遥遥无期。除法国外，德国、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匈牙利五国也对转基因玉米下了禁令。

作为农产品 [14.26 -0.49%]
出口大国的美国，由于商业游说集团及农产品出口利益的需要，没有在法律上强制要求标注转基因食品，否则进口国也会同样行事，不利于转基因食品的销售，会损害转基因商业集团的利益。但美国公众和农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抗议却持续不断，在转基因食品缺乏强制标注的情况下，人们只好纷纷选择标注有机的绿色食物。

中国此次的转基因主粮争论焦点，除了担心国家粮食安全被外国基因生物公司控制、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之外，最重要的是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转基因稻米作为中国人的主粮，长期食用会不会对中国人及其后代造成影响？

对此，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表示“完全安全”，并对《瞭望
新闻周刊》称，“小鼠灌胃实验的结论可供参考讨论：该实验按照大鼠体重，每千克用5克抗虫BT蛋白每天两次灌食。8天后，各组动物体重和脏器重量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华恢1号’稻米中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克，要达到5克/千克(抗虫蛋白与体重的比率)的接受试验的剂量，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即使吃‘华恢1号’转基因稻米657年也应该是安全的。”

华中农业大学的答复，不仅没有消除人们的疑问，反而令人更加怀疑其安全性。如此重大的科学研究，应该选择实验组与控制组对小鼠长期的各项生命与健康指标及其后代幼鼠进行全面的对比研究，而不是短期的观察了事。

与人类生命健康相关的重大科学实验，除了对小鼠的实验外，必须有人类作临床实验。而这是转基因食物在世界任何国家至今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没有人愿意被充当这样的研究对象，包括转基因科学家自身(这恰能说明他们对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不确定)。虽然华中农业大学宣称：“近年来，我们的科研人员长时间试吃了两个品系的大米，口感良好，而且健康状况良好。”但是，这种表态只能显示其不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罢了。“长时间”是多长时间？科学结论能这样含糊交待吗？即使一个月吃几次，吃几年，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主粮一旦转基因，老百姓是要每天都吃、吃一辈子的。这两者是完全不能类比的。

科学的(兼具牺牲精神的)态度至少应该是，以华中农大该实验室的50多人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如果包括博士硕士，至少150人吧，那些声援转基因食物的人也应该勇于参与实验，否则多少显得有些伪善)，任意分成实验组与控制组，先记录下各组成员的各项生命与健康体征并确保各组健康状况类似，然后实验组每天在专用的食堂吃转基因大米，并能接受他人如绿色和平组织与媒体的现场监督，证明其吃的确实是转基因大米，持续不断地吃上2-5年甚至更长时间，其间对其生命与健康各项体征进行检测，与实验前的记录进行对比，并与控制组成员实验前后的体征进行对比。只有这样的实验，才能证明其安全性的结论。显然，这样以人为样本的科学实验他们很可能没有做，因为这种划时代性的实验如果有，早就刊载在了国际最顶尖的科学期刊了。可见，这些人自己对转基因食物的安全也是不确定的，对于可以名垂青史的实验与机会，也不愿意拿自己做实验。所以，类似“转基因粮食完全安全”、“我们的科研人员长时间试吃了两个品系的大米，口感良好，而且健康状况良好”的欠缺科学性的声明，有糊弄公众的重大嫌疑。

与中国的转基因科学家所宣称的“完全安全”相反，国外对转基因食物的不安全性正在不断被证实。2007年，在奥地利政府的资助下，泽特克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NK603(抗除草剂)和转基因玉米MON810(Bt抗虫)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发现转基因产品影响了小鼠的生殖能力。2008年，意大利的科学家做了一个长期实验。他们用抗草甘膦转基因
大豆 喂养雌性小鼠长达24个月，结果发现食用转基因大豆的雌性小鼠肝脏出现异常。最近，《国际生物科学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2009年第7期上发表的四位法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喂食三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三个月后能让老鼠的肝脏、肾脏和心脏受损。

农业部虽然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证书，但是，它并不代表政府的最终决定。在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缺乏证实之前，我们应该借鉴印度的做法。据法新社2010年2月9日报道，印度于去年10月批准了其第一个转基因食物品种茄子，引发了印度民众的强烈不满。今年2月，印度环境部长认为其安全性并没有得到充分证实，遂对其下了无限期禁令。(作者系旅美学者)

来源： 法制周报 http://finance.jrj.com.cn/2010/02/1023566963592.shtml

洞庭湖水位再现历史最低 江湖平衡被打破

洞庭湖“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自古以来便有“洞庭天下水”之说。作为长江中下游最重要的通江调蓄湖泊，洞庭湖与长江有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复杂联系。

近年来，随着三峡水库的建成蓄水，洞庭湖与长江之间旧的平衡被打破。湖南水文部门的数据
显示，2009年10月23日上午8时，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已降至六十年来历史同期最低值21.7米。

在近日召开的政协湖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湖南省政协委员、岳阳市政协主席白尊贤抛出惊人言论，“如果不迅速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洞庭湖湿地将因缺水而大面积消亡，甚至可能演变为‘长江罗布泊’”。

如何治理“后三峡”时代洞庭湖濒临的“枯水危机”，顿时成为了湖南省内外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

*“枯水期蓄水量仅相当于一水库”*

“来水啦，来水啦”，2009年12月上旬的一天，洞庭湖边居民徐培林插上水泵的电源，一阵嗡嗡声响，水龙头喷出时粗时细的水花，一旁的儿子拍手欢呼。

41岁的徐培林在华容县城以开的士为生。租住的两间破旧的屋子里，最为显眼的是厨房里两个大红桶。“不清楚什么时候来水，什么时候没水，我就花40元买了两个大桶，一来水时赶紧盛满”，徐介绍说。

“前阵缺水，水时有时无，把储水池里的沉渣泛起来了，就加了明矾净化，可能看起来有点脏，但出水口检测是达标的”，华容县水利局局长廖权斌向记者解释说。这样的水即使“达标”，也没人敢喝。(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徐培林家里喝的是纯净水，整个华容县城居民大多如此。这也让人口不过10万的城区，诞生了南山、桃花山等五六个本土品牌的纯净水企业。

据统计，目前洞庭湖区北部地区的“饮水不安全人数”比原规划增加了近180万。有专家公开表示，一旦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后果将更为严重。而华容的尴尬是整个洞庭湖区秋冬水枯的一个缩影。今年9月以来，上游湘江告急，洞庭湖水位跌至建国以来同期第五低水位，并直接威胁到占据湖南省GDP40％的“长株潭”区域。

记者从岳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自2009年10月初以来，受洞庭湖区降水较少，湘、资、沅、澧四水来水减少，长江三峡拦坝蓄水等共同影响，洞庭湖水位一直低于往年同期,湖泊面积仅为537.84平方公里，比上月下降59.82％，比上年同期下降53.66％。10月6日，洞庭湖城陵矶水位跌破23米后一路走低，到目前为止，远低于往年同期的23米至24米的水位区间。

“偌大的洞庭湖，蓄水量约为6亿立方米，仅相当于岳阳的铁山水库”，白尊贤担忧，随着长江入湖水量减少，洞庭湖提前进入枯水期、枯水期延长、枯水位持续偏低，将成为后三峡时代的常态。(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加上四水上游水库和新上湘江水利枢纽工程，四水入湖水量减少，形成南北夹击截流的严峻态势，缺水危机还会加剧。如果不迅速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洞庭湖湿地将因缺水而大面积消亡，甚至可能演变为“长江罗布泊”，各种预想不到的麻烦将接踵而至

*“枯水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

洞庭湖逼近的“枯水危机”威胁的远不止是新增的180万人饮水安全问题。

岳阳渔港，洞庭湖最大的水产品集散码头，大大小小的船只搁浅在码头上，裸露的淤泥上是大片的垃圾，一滩滩死水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2009年的捕捞时间是两个半月，比往年短得多了。湖里的鱼也少了，还有很多种类的鱼几乎看不见了”，渔民肖永忠向记者抱怨，逐年来枯水季节长了，鱼变少了。

东洞庭湖七里山的渔民杨祖祥告诉记者，洞庭湖现在很难捕得到鱼，每天出湖，只能捕一些小鱼小虾，连成本也挣不回。

由于干旱，2009年当地渔民的收入要比往年减少50％。洞庭湖历史罕见的低水位造成渔民歇业、航运受阻、周边饮水短缺等系列连锁反应。

岳阳市地方海事局副局长杨德华介绍，枯水造成河道变窄，湖面下尾堆、暗礁突出，河床不规则，船舶搁浅、触碰事故频繁发生，“低水位也造成洞庭湖区货流不畅。目前从洞庭湖进入湘江流域的货船，只有500吨以下的才能通过”。

同时，日益显现的缺水危机使洞庭湖这个亚洲最重要的湿地生态调节作用在迅速减弱。洞庭湖环境监测站谭建强接受采访时称，造纸污染的整治对于改善洞庭湖水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并不能改变洞庭湖的生态环境演变的趋势。

*“后三峡”时代的江湖关系*

近年来洞庭湖区部分地区发生严重干旱，主要原因是上游江河来水偏少，水利工程蓄水不足。但如果放在江湖关系长期演化的背景下考量，洞庭湖枯水期延长、水位降低并非偶然现象。水利专家认为，
三峡水利（600116）
枢纽的建成，对于长江与洞庭湖的关系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江湖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来自湖南省水利厅一项调研报告显示，三峡工程建成后对洞庭湖的影响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但弊作为新情况尤其不容忽视。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泥沙量减少，清水下泄使长江河床被不断刷深，长江入洞庭湖水量也随之减少。虽然在枯水期三峡下泄量有所增加，但仍不足以补偿冲刷造成长江入湖水量的减少，受此影响，近年来长江入洞庭湖三口河系衰退特征已十分明显。

2009年9月15日，三峡工程开始实施试验性蓄水，拦蓄水量占来水总量的30％左右，减少了下游来水量。10月中上旬，三峡入库流量为13000立方米每秒左右，出库流量维持在7000立方米每秒，这使得长江入湖水量进一步减少。根据三峡工程运用调度方案，三峡水库每年从5月下旬开始集中泄水，增加下泄流量，洞庭湖水位平均抬高0.62米至1.25米，而这一时段正值湖区梅雨季节，外湖水位高导致湖区堤垸内各类涵闸无法自排，排涝泵站扬程与运行时间增加，生产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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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个人的世界. 于 2010-02-05 12:22:06.0 发表

*1997德国农民克劳纳开始种植先正达Bt－176玉米试验田，头三年，玉米长势喜人、毫无虫害，当2001年，他将这种玉米用来喂养母牛时，牛开始剧烈腹泻并停止产奶，最后，他总共损失了70头牛。

1998年秋，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普兹泰教授（Pusztai）就在电视上公开宣称，他的实验证明，实验鼠肾脏、胸腺和脾脏生长异常或萎缩或生长不当，脑部萎缩，多个重要器官也遭到破坏，免疫系统变弱。

1999年，美国康耐尔大学的研究者John Losey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报告，用涂有转Bt基因玉米花粉的叶片喂养斑蝶，导致44%的幼虫死亡。

1997-1998年，英国等实验分析发现转基因食品导致某些动物健康异常和种植区域出现异常。英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显示，食用了转基因土豆的老鼠出现了肝脏癌症早期症状、睾丸发育不全、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部分萎缩等异常现象。

1998年，欧盟国家通过法律，把转基因农产品作业严格限制在实验室环境或封闭区域之内。

2004年先正达研发的转基因Bt-176玉米爆发丑闻，德国黑森州北部农民从1997年开始试种Bt-176玉米，并用作奶牛的补充饲料，2000年当农民开始提高该玉米在饲料中的比例后，所有的牛都死了。2004年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踢球植物学研究所海尔比克教授发现，Bt-176中的用来毒杀欧洲玉米螟的Bt毒素，无法分解，最终毒死了奶牛。

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又披露了知名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的一份报告，以转基因食品喂养的老鼠出现器官变异和血液成份改变的现象。

2005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一项持续4个星期的实验表明，被喂食了转基因豌豆的小白鼠的肺部产生了炎症，小白鼠发生过敏反应，并对其他过敏原更加敏感，并据此叫停了历时10年、耗资300万美元的转基因项目。

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高级神经活动和神经生理研究所科学家伊琳娜?艾尔马科娃博士研究发现，食用转基因大豆食物的老鼠，其幼鼠一半以上在出生后头三个星期死亡，是没有食用转基因大豆老鼠死亡率的6倍。

2007年，在奥地利政府的资助下，泽特克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孟都山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NK603（抗除草剂）和转基因玉米MON810（Bt抗虫）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发现转基因产品影响了小鼠的生殖能力。

2008年意大利的科学家做了一个长期实验。他们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喂养雌性小鼠长达24个月，结果发现食用GM大豆的雌性小鼠肝脏出现异常。

2007年10月和11月，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经过长期周密跟踪观察，发现有两种转基因玉米种植导致伤害蝴蝶生存，对生态环境安全的威胁程度已经超出可接受水平。为此，欧盟已经做出了初步决定、禁止该转基因玉米的种子销售使用。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

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

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等于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的永久废除。

2009年12月一期《生物科学国际期刊》上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三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能让老鼠的肝脏、肾脏和其它器官受损。三种转基因玉米品种，一种设计能抗广谱除草剂（即所谓的Roundup-ready），另外两种含有细菌衍生蛋白质，具有杀虫剂特性。这项研究利用了孟山都自己的原始数据。

2004年7月28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完成了特别专题研究并发布研究报告，指明：转基因食品可导致难以预见的主基因（Host
DNA）破坏，而用现有的审核和监测系统，美国各政府机构不能发现这些破坏。美国国家科学院列举了审核转基因食品产品的时候所没发现的异常：

- 食用了转基因玉米等转基因食物的老鼠，出现血细胞和肝脏细胞异常、肝脏比没食用的更重；
- 食用了转基因玉米的猪，在美国中西部农场出现假孕或不育；
- 食用了转基因玉米饲料的母牛，在德国实验农场非正常死亡；
- 使用转基因饲料的鸡的死亡率比使用自然饲料的死亡率高出两倍；
- 英国市场出现转基因大豆食品后，居民的过敏症上升了50%，巴西出现同样状况；
- 被长期认为“安全”的转基因玉米，其效果并非如推广者说的那么理想，例如，菲律宾食用者出现了皮肤、小肠和呼吸系统的异常反应；

1997-1998年，英国等实验分析发现转基因食品导致某些动物健康异常和种植区域出现异常。英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显示，食用了转基因土豆的老鼠出现了肝脏癌症早期症状、睾丸发育不全、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部分萎缩等异常现象。

2000年到2001年，转基因种植区域发现生态环境出现异常获得更多证实，譬如，转基因玉米品种本身尚未发现异常，但其周围野生生态环境出现异常，而转基因甜菜等品种的野外试验显示其本身和环境都发现异常。为此，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国家的政府农业部门紧急成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对转基因种植区开始全天候的严密监控措施。

在江苏省“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调查发现：该省转基因棉推广进入第5个年头后，转基因棉除了产量下降外，其质量也出现了严重下降，表现尚不如普通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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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英国在转基因作物上的争议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转基因作物虽然在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量和解决全球食品短缺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由于这种作物不是通过自然育种、而是以生物工程的方法人为地改变作物的性状，因此，在科学和伦理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一、基因转移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的植入基因在特定条件下可在其它作物或野生的亲缘植物间转移，使这些植物具备转基因作物的性状。为此一些人担心，基因转移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危害。比如，现在研究人员利用生物技术已开发出对一种或数种除草剂有抵抗力的转基因作物。种植这种作物后，可大面积喷洒除草剂而不必担心对作物本身造成伤害。这种抗除草剂作物的基因如传给其它野生植物，会使它们也产生抗除草剂的能力，甚至可能出现抗数种除草剂的超级杂草。此外，种植抗除草剂作物后，会在更有效杀死杂草的同时，进一步减少散落在农田中的植物种子，对那些以这些种子为食的昆虫和鸟类造成威胁。另外，抗除草剂基因如传播到其它作物上，还可能在以后种植的其它种类的植物中，出现不希望看到的有抗除草剂能力的自生植物。

二、抗病虫害作物的利弊之争。病毒是农作物的大敌，英国每年因此造成的损失达数百万英镑。因此，抗病毒作物是英国转基因作物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目前，培育抗病毒转基因作物有几种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将病毒自身的关键DNA片段植入作物并使其表达。这种病毒DNA可起到疫苗的作用，保护作物免受感染。

抗虫害作物的毒性主要来自一种自细菌的基因。这种毒性只针对昆虫，对人和动物无害。这种作物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大量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对保护环境、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两种作物中都含有人为植入的外来基因，因此有人担心，第一，这种来自病毒的基因，可能会产生新的有害环境的病毒。第二，抗虫害作物在有效杀死害虫的同时，也减少了以这些害虫为食的鸟类等野生动物的食物，对生态平衡造成损害。第三，作物具有较强的杀虫能力会导致害虫在更大的生存压力下，迅速产生对毒性的抵抗力，从而迫使农民不得不重新使用杀虫剂。第四，对以这些害虫为食的鸟类具有副作用，而要进一步弄清这种副作用的影响，还要很长时间。

三、担心植入基因进入人类食物链。为便于判断开发的转基因作物是否成功，研究人员在向转基因作物植入新的基因时，会同时使用一种对抗生素有抵抗能力的标记基因。具备这种标记基因的作物可以在含抗生素的环境下生长，没有的则无法生长。由于这种标记基因与植入基因密切相关，因此能在含抗生素环境下生长的作物，表明植入基因已经存活，通过这种方法即可判断植入基因是否成功。

这种耐抗生素标记基因虽只用于转基因作物的早期研究阶段，但在培育的转基因作物中可能保留其残余部分。为此一些人担心，人们食用含有这种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后，这些残存的耐抗生素基因有可能通过胃中的细菌，进一步转移到引起人类疾病的细菌中，使它们产生耐抗生素的能力，从而出现药物无法控制的超级细菌。再者，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中的耐抗生素蛋白质后，体内会产生对抗生素的抵抗力，降低抗生素类药物的效力。还有人指出，目前欧盟的一些农产品如玉米、大豆等主要从美国进口，而美国的这些作物许多都是转基因产品。所以，在欧盟市场的食品中，有些已经含有转基因成分，食用这种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后，可能将这种外来基因摄入体内，成为人类自身基因的一部分。

针对以上忧虑，英国科学界近年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解释工作。英国皇家学会对基因转移的问题研究后指出，基因转移需要一定条件，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中必须含有植入基因，这些花粉必须从试验田中扩散出去与可异花授粉的植物相接触等。如转基因作物附近无可异花授粉的野生亲缘植物，或作物本身不易发生基因转移，基因转移都不太可能发生。一般而言，人工培植作物与野生植物的杂交品种通常生命力不强，许多只产生无繁殖能力的品种，所以，即使发生基因转移，形成的植物也可能因无法与其它野生植物竞争而变得越来越少。但有些植物的基因如转移到其它作物则会产生潜在危害。如食用油菜的介子酸含量较低，工业用油菜的介子酸含量较高，这二者间如发生基因转移，则会危及人类健康。另外，用于生产疫苗和制药的转基因作物的基因如进入人类食物链中，也会带来潜在危害。

至于一些人对从食物中摄取外来基因的担心，科学家表示，他们在实验中给动物食用大量转基因食物后，并未在其血液中发现完整的DNA。因为摄入的DNA经消化后，已被分解为很小的碎片，这些碎片无法包含完整的基因。另外，进入动物体内的基因要起作用，细胞还必须使摄入的DNA变为自身遗传物质的一部分，并且使获得的基因能够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基因从人类肝脏的细菌或从人们每天食用的土豆、小麦等食物中转移到人体的证据，因此，不必为此过于忧虑。

为减少转基因作物的负面影响，英国政府在转基因作物研究上也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根据1992年实行的转基因有机物管理条例，在英国，每个从事转基因研究的实验室必须进行登记，由卫生与安全署进行经常性检查。实验室开发出的有应用前景的转基因作物必须进行小规模田间试验，必须向英国环境、交通与地区部提出申请，介绍转基因作物的性状、种植的目的和全面的危险评估等，每项申请还将由向环境释放（转基因有机物）咨询委员会进行审议。申请批准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试验田必须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并定期检查，以防对环境造成危害。

尽管如此，由于判断转基因作物的负面影响常常需要较长时间，且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目前科学界尚无定论，因此，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忧虑并未消除。一些环保组织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组织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摧毁转基因作物试验田，使英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面临很大压力。

英国在转基因作物上的争论，无论在科学界还是在公众中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这种全社会范围的争论，如同一次广泛、深入的科普运动，极大地增进了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认识，为他们今后跟踪、了解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和有意识地进行食品选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使政府和科学界在一些敏感的科学问题上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另一方面，这种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又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有的科学家甚至表示，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他们将考虑到其它国家去发展。所以，如何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进行正确引导，使公众的科技意识与科学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将是人们面临的新课题。

《科技日报》 2001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