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蚂蚱

我们这一代如果说起音乐启蒙来，恐怕只要随机抽出十个人，回忆一下就可以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断代史了——把那段日子里的声响冠以“音乐”实在是出于行文的方便——奥斯维辛之后的羞耻。正值文革，除了在当下死灰复燃的红歌就是八个样板戏了。而那些西方乐器如提琴、钢琴等发出的声音就像一个长年患重感冒的嗓音一样，操着和自己音调完全不搭的“蝌蚪语”不是发疯地似“怒吼黄河”，就是发情般地呢喃“敬爱的毛主席”。扬眉吐气的主要还是笛子、二胡等民族乐器。由于建国初期我们和苏联好的就差上床嗨咻了，所以老毛子的手风琴一直在中国很普及，只是中国人肩上背的那玩意比电影上看到的苏联手风琴大不止一号呢，那个巨大的拉长缩短演奏起来如同列车走弯道的东西背在江南男人身上简直就是一种惩罚。但就是这个东西才能拉出西伯利亚的三套车味道来，好像那风箱里灌进的就是俄罗斯凛冽的风似的。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我之所以叫它“东西”，是因为我实在没有把握凭它的身段是否有资格进入“乐器”之中——就是口琴。我觉得我还有胆量写有关音乐这个我完全外行的话题，其实有口琴给我的勇气——这可是我这个连简谱都不懂的人唯一会的乐器。我尤其拿手的口琴曲是《游击队之歌》。不管怎么说，俺也好歹“音乐”过，还是资深的。

音乐进入我最初的记忆应该是一个男高音。我外婆家的一个邻居，几乎天天晚上只唱一首歌《乌苏里船歌》。我四五岁是正值文革开始，在我被寄放在南京那个叫钓鱼台的地方的记忆中，“阿拉赫里拉，阿拉赫赫里拉赫赫里拉••••••”一路“阿拉”下去，仿佛没有尽头。我并不了解这是一首什么歌，却奇怪地记得他发的每一个音，和那段日子里的“每一寸胶片”。

那时的秦淮河水可以浣洗、游泳，但讨厌的是也有些女人在下水处刷马桶，其实这是自我欺骗，这么长的河，上游的女人也是这样干的。现在想想挺恶心，但那时好像没有这么多讲究，人穷。马桶里放进一些蛤蜊壳，竹子扎成捆，下端被蔑刀分开成刷。女人使劲搅动贝壳，热闹的脆生生的金属般的声音通过具有音箱效果的木质的腰鼓形的马桶上端发出来，踏着河水一路下去。间或还可听见遥远的上游也传下来的同样的声音。在清晨，在霭晚，这样的混音效果构成了一首奇妙的音乐。若干年后，当我听《多瑙河之波》时，我的脑子里就冒出了这个比较重口味的景象——真对不起罗马尼亚的作曲家扬•伊万诺维奇同志。

钓鱼台中段插出一条长条石铺就的下坡路，直抵河边。青石条又大又宽，使得石阶看起来气势非凡，原来这是一个废弃的渡口。据说明朝时这是一个重要的丝绸转运站。似乎为了证明历史上的繁华，在通往河边的半道还有一个马棚，里面有几匹骡马，被拴在明朝的石槽旁。骡马通常安静，它们除了发出嚼甘草和几把黄豆的声音，很少有其他动静。倒是街口张家养着几头驴不安分——用南京话讲就是“小炮子子”，有事无事都会“啊欧啊欧”个不停。尤其是经常把它那活儿扯出来时，比我大的调皮孩子就会用包石子的弹弓去射它。一旦击中，那驴活儿就快收回裆中央，两后蹄乱蹦瞎踢，扯着嗓子乱嚎。在掌柜的追骂声中大孩子一哄而散。像我这般拖着鼻涕傻笑的小不点照例会成为赶驴老头的出气包。

为什么非要写这段看似和主题“音乐”不相干的文字？事实上，在我的音乐启蒙中，《乌苏里船歌》的那段“阿拉赫里拉”总是和畜生的嘶叫声、女人们边刷马桶边扯着嗓子的嚼舌以及驴主人老张头气急败坏的骂声等无法分开，它们就是这段音乐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就是空气中弥漫的臭：在古渡口马桶里散发的淡淡的臭，马棚里的草料被排泄的植物臭，木头电线杆旁驴子身上散发的被骄阳烘烤的臭，和着稀饭张家腌渍的雪里蕻臭（很多人特地腌成这种口味）王家盘子里臭豆腐乳的臭还有李老头用三角网从河里扳起的晒干的猫鱼臭••••••

是的，那个唱歌的男高音什么模样我全然记不得，但他的歌喉却连接着如此多的记忆深深地滋养着我，尤其滋养着我心中自己都难以发现的荒原。现在想来，如果没有那段“阿拉赫里拉”，我可能对南京古城的认识和我儿子也不会有多大差别。城南老房子只是一粒粒待创作的凝固的音符，如果没有人的日常生活在其中的“谱曲”、“弹奏”，那还是一个五线谱上排列的“蝌蚪”罢了。音乐以她认为我能理解的方式教会我：每个人心中的音乐需要那个人的视觉和嗅觉去共同搭建、驻守心中，光是听觉的音乐只是流行曲罢了。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高楼万丈平地起》等陕北民歌是我生平首次会全版本唱出的歌。我也记不清那时我多大了。那是在南京鼓楼医院。阑尾炎穿孔开刀。躺在病床上一边咬紧牙关让医生撕裂那个特地留下的小刀口，换那个插在里面的被脏污堵死的插管，一边用没有喉结的尖细嗓子哼和着病房里高挂的喇叭里的《高楼万丈平地起》，然后等着医生病友母亲夸我勇敢。这回的音乐教育伴随着一个过早落在我心中的字“死”。实际上，关于死，我在我的《1959 我的西藏——为我的父母而作》有过交待，它已经光临过我了，可这次它是以我能够理解的方式跟我“交流”。据医生说，如果我再迟一个小时，穿孔的脏污将会结束我的小命。由此，音乐以达观的陕北民歌曲调和生命、勇气与我十指相扣——这当然是后来理性归纳——在当时，对那种高亢辽远的曲调的理解几乎是直觉的。时至今日，我对陕北民歌都心存感激之情。

还有一个住院细节虽然跟音乐没有关系，但它还是强行揳入音乐的一个楔子。我睡的病床是钢丝的，居然可以半边翘起。这在现在有人大惊小怪就是一个笑话，可在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些大杂院的孩子来说这岂止是一张床这么简单——我出院后将这个冲压出凹字USA的床说给小伙伴听，他们都有要住院开刀的渴求。好多年后才知道，那家医院的前身是一家叫“基督医院”的教会医院，由一个来自北美取中文名“马林”的医师威廉姆•爱德华•麦克林创建。这个人还同时在南京办了一所现在仍是排名靠前的中学。我至今仍好奇在那个视美帝国主义为世仇的时代，USA是如何被保留下来而且还继续发挥余热的。

文革最癫狂时，停课成了家常便饭。外面有“五湖四海”（传说中见人就杀的恶魔，这是大人吓唬孩子的说辞，也是事实，只是恶魔正是一群平日最普通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五湖四海”），派系武斗得厉害。自然出不去，每家的四方盒子，里面一个扬声器，一个拉线开关。里面的八个样板戏就成了我们唯一的乐子。耳朵在那个年代闲着也是闲着，那个东西基本就是从早到晚捣鼓八个戏，无数个段子。间或来一些打了鸡血的红歌，想不会唱都难。音乐以水滴穿石经年累月在人们脑海里灌输着《海港》里的投毒，《沙家浜》里的奸诈，《红灯记》里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等。形而上的残忍以潜伏的方式渗入日常，再被挂破鞋戴高帽示众、自高楼纵身扑尸街头等形而下的实在反复落实在心中。人的兽性就是这么练成的。所以，当我被人指责文字充满戾气时，我不得不承认——再怎么吾日三省乎吾身，却始终还是一头被狼奶喂大的孩子。

还真有一个强制的音乐我非但没有讨厌过，甚至现在写起来还有丝丝甜蜜。

八十年代我在康定住过一阵。一段惬意的日子。尤其喜欢中分小镇的湍急的折多河，翡翠色的水，和田玉般的激流，不知疲倦的哗哗倾诉声。当然，使我羁旅此地的主要是因为一个姑娘，所以我说是惬意的日子，比现在惬意。

每天早上七点，整个县城的大喇叭们都在唱着一首歌《康定情歌》，每天曲目不变。倚着跑马山的小镇喇叭们的不同步使歌声听起来像是不断重复的和声，在折多河的拍子声里，把这首当地引以为傲的歌曲演绎的如此有趣，真像情人们之间零智商的昏话，絮絮叨叨，竟不让人生厌。我忘不了那个小镇，弥散着煨桑烟松柏香的空气、低的一跃跳起便可扯几尺裁衣的淡云、密匝匝细雨洗濯的绿的滴绿的山、春潮涌动激越的河、那首溜溜的歌、那绺美丽的马尾辫•••••••

我一直再没有去过康定，很想，可总是犹豫。那首“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是情歌，可“溜溜”二字在我的字典里分明是一个年轻的胴体，一个散发着年轻气味的溜溜的胴体。那时在康定的我也正当年华。而今的我早已配不上我的记忆，更配不上记忆深处的康定。

而且，我担心小镇的康定如今阔得会令我心碎——我见过太多镶着金牙的城市了——我可不想把原本就是用502胶水粘起来的心再碎在康定。

写到这里，上网休息一下，看到推特上一条转发多次的推文：如果你知道卡带和铅笔的关系，那就证明你真的很老了。

我不但知道它们的关系，我还是那个让它们发生关系的人之一。盒子式的磁带录放机总是会卡带，小心抽出来褐色的细带子再把它放回位置，六角形的铅笔就是最顺手的工具。从盒式便携式到大如挂式空调的八喇叭；从单声道双声道到四声道，一直没有变的是唱歌的人：张帝、刘文正，还有就是永远的邓丽君。我们这一代少有的幸运就是：在最需要有音乐的时候我们“非法”拥有了邓丽君的歌喉。在这个国家，我们美好的回忆大多拜赐于其“非法性”。

无论岁月走多远，或是再也走不动了，邓丽君都驻留在我们心中。音乐的力量，有时取决于谁给予我们而不仅仅是音乐本身。

爱是什么，邓丽君在我们亟待学习时，“偷偷地”一个字节一个音阶地教我们攀上这座山峰。我迄今仍对爱充满期待，皆源于她温润的歌喉始终伴着的盲动的青春。她以她人格的力量，她的正直，善解人意按住了我盲动的进一步，我至今依然恪守着某种底线和对爱的不放弃，真该感谢天堂里的邓丽君！谢谢，我的女王！

2011-6-17

——“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读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也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 借茨威格说作题记。

【受敌手敬重的忠诚】英国人范西在被关押的五年中，挖过8条地道，5次试图逃跑，被换4个战俘营。这个被他的敌人德军高度评价为“最坚定的逃跑者”其原始初衷很简单：见妻子和见从未见过的女儿。而让德国人肃然起敬的是，他第二次逃跑被抓被绑在柱子上暴晒三天，被问到还逃不逃时，他撇着嘴不吐一字。缄口招来一顿鞭子的狂抽，他还是不肯松口。这种对承诺的忠诚最终使德国人折服。忠诚保佑范西活到了被解救，并幸福地活到95岁高龄。

【远见不被待见】一战结束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要“吊死德国皇帝”（有说支持绞死德国皇帝的是阁员巴恩斯，劳合•乔治并不支持），内阁助手丘吉尔却公开反对。同样是他，却希望把在血腥内战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尽早消灭，“在浴盆里就掐死婴儿”。

【悲剧人生的必然性】困兽般的托洛茨基申请政治避难遭德、挪、法等国拒绝。他对英国人韦布说，一旦工党麦克唐纳组阁，我将立即申请签证。韦布说，恐怕政府不够坚强到同意你的进入，因为受制于自由党人。托洛茨基说：“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强大到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那么它就没有权力掌握政权。” 后来事情发展到令托洛茨基难堪的地步。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对权力的绝对掌控而不是对权力理性地制衡的政治理念是他们血液里的红细胞。对现代宪政的拒绝不是出于他们的无知而是出于他们人性中恣意的贪婪和嗜血。托洛斯基的悲剧性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的必然。

【政治动物】马志尼，其一生中任何主张都遭到马恩尤其马克思的无情嘲笑和谩骂。白痴笨蛋的骂辞在老马笔下大多和马志尼名字相依偎。然而，历史证明了马志尼的伟大。他创立的第一个欧洲主义组织“青年欧洲”，这是今天欧盟的雏形，而马克思主义，哦，二十世纪的灾难。马志尼一贯原则是：政治必须与权势分开。政治要成为追求全局利益克服个体利益的工具，就必须在道义上有崇高的追求。马志尼起草的新欧洲“博爱公约”充分体现了这个伟大流亡者的胸襟。作为真正的“政治动物”，是只在政治活动中得到愉悦和成就感，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受惠国的龌龊政客们，则在政治中觊觎除了政治之外的任何好处。

【喷饭】马戛尔尼和大清对地球是否是圆的争持不下。乾隆爷不知英国，而他的行宫就保存有明朝利玛窦赠送的地球仪和《坤舆万国全图》。大臣杨光先还撰文说：“若四大部洲，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

【无赖的境界】1935年的诺和平奖获得者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说：“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次年，以被指无赖的希特勒政府允许诺委会代表来到奥西茨基服刑的埃姆斯兰集中营，向这位编号“562”的在押犯颁发了和平奖。随后，奥西茨基被释放。现在看来，跟贵国领导人相比，希特勒被骂无赖显然是高抬了他——没有最无赖，只有更无赖。和奥西茨相同的是，贵国的获奖者也对贵民族以及其文化大加鞭挞过；不同的是，他的“没有敌人”论调却透着中国人特有的机灵劲。

【德意志版本《农夫与蛇》】一战结束那一天，希特勒下士躺在战地医院。战败的消息使他那中毒气暂时失明的双眼留下了痛苦的咸水，他几乎是像困兽般地吼叫着。就在不久前，鉴于他在战场上的勇敢，他获得了铁十字勋章。极具讽刺的是，这枚非同寻常的至高荣誉奖章的获取，全有赖于一个叫雨果•古德曼的犹太上尉的举荐。

【恶作剧】一战德国为了击溃声明继续参战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他们把流亡的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首领搜罗到著名的“闷罐子列车”里驶往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从此，这种向俄国国家“注入了瘟疫病菌”（丘吉尔语）的最终结果是将俄国置于整整74年的共产主义梦魇统治之中。历史简直就是恶作剧的不断返场。为了遏制美国，斯大林扶持了延安。宿主与生俱来的瘟疫病菌连同后来染上的梅毒一并注入、肆虐至整个鸡国。至今仍在不断地发作、高烧当中。连同交叉传染的越南、柬埔寨似乎有好转，但朝鲜和鸡国则是肝肾综合症的重症患者，无治唯等死。

【数字背后的逻辑】有一个数字：二战德国共建22个集中营和两千多个分部，有110万人遭屠杀。斯大林屠杀人数远远超过。然而他们之间不仅仅只是数字的区别：希魔屠杀共产党、犹太人，即帝国的敌人；斯魔屠杀自己战友，苏联人杰，祖国优秀儿女。至于死于毛魔的到底有多少，至今是个谜。

【信任】二战时，丘吉尔把截获的德军“巴巴罗萨”计划——即入侵苏联——试图告诉斯大林时，被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位“伟大领袖”倾其一生只信任过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

【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希特勒在命令执行巴巴罗萨计划时，曾自信地说：“我们只需要踢开门，里面整个腐烂的结构就会垮掉。”他有理由相信：斯大林的大清洗已经让苏联几近崩溃边缘。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希特勒用力过猛，把自己的腿踢折了。这个魔鬼和另一个天使丘吉尔在仇视共产主义这一点上是惊人的一致。后者选择了拉起铁幕。

【人民总是受害者】当年德国入侵苏联时，在很多地方受到饱受斯大林暴政虐待下不肯忍受的苏联农民的款待，他们向德军提供俄罗斯招待客人的传统礼物：面包和盐。然而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他们没有停止屠杀。这时斯大林适时地关闭了对东正教的迫害而转而号召包围俄罗斯母亲。保卫战开始并最终胜利。

【小文人与大文人】当毛主席还是北大图书管理员时，他是个有些落寞的小文人。梁漱溟进出门毛为其把门，梁等竟然不看他一眼，硬是把他逼成了毛委员。有了信众的毛委员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为自己燎原的动荡中国充满了机会后，文人的气质和山寨王的冒险本能促使他越走越远。后来大家都知道，绝大多数大文人都为对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鳖的轻慢而付出了丧失尊严的生命代价。我曾呆想：假如当时有人给毛一个教员当当，对成亿的中国人来说，那该是什么样的福音啊！

【也是感叹】在文革中，仅上海音乐学院就有十七个“非正常死亡”，而最为惨烈的就是全家自杀的钢琴诗人顾圣婴，她同时也是四个月前不堪侮辱而夫妻双双自杀的傅雷的文学学生。最令人锥心裂肺的是，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被称为“天生的肖邦作品演奏家”的一代钢琴诗人顾圣婴和我母亲同岁，当她1958年在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时，我母亲在家乡大炼钢铁。她被羞辱自杀时，我已经天天唱伟大领袖红歌了。害死她的红卫兵们现在大多都活着，有谁出来忏悔过吗？我母亲现在膝下绕孙，可顾圣婴，谁记得？

【巧舌打不开的死结一定要用牙】杰弗逊任驻法大使时，曾要求一阿拉伯外交官解释，凭什么他的国家在地中海袭击美国人。大使答，依据先知的《可兰经》，那些不顺应他们权威的民族都是罪人，无论在哪里发现他们，对他们袭击并当做奴隶是穆斯林的权力和责任。杰弗逊当时就萌生了建立海军的想法。要知道，在杰斐逊就任总统时，美国已经付出了将近两百万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年收入的1/5）的买路钱给阿拉伯统治者。终于在1801年，美国决定不再进贡而选择开战。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是用尖牙而非巧舌来解决的。

【伟大的奴才还是奴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没有对过去的罪恶进行清算。为什么？俄国改造委员会的主席亚可夫列夫非常坦率地说出了理由：“社会对过去的罪行漠不关心，因为有太多的人直接参与了这些罪行。”苏维埃制度让数百万的民众成为犯罪行为的各种形式的合作者和帮凶。虽然有许多是主动参加的，还有许多体面的人是被迫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他们的子孙并不总要记住让他们丢脸的往事（由此我联想到贵国现代史）。以车臣为例：斯大林曾以苏维埃祖国的名义，将车臣人驱逐流放到哈萨克斯坦荒原，其中一半人死在那里，本来是打算让剩下的人连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一起消失。50年后普京开进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在两次战争中屠杀了上万车臣平民。而俄国人和俄国精英再次集体失语。这是一个可怕的国家——现在仍是。别斯兰事件后，车臣首领说：“这件事让我们的独立变得愈加艰难。而这正是普京要的结果。这场血腥是普京一手策划的。”这这个打着反恐的旗号进行了“正义”的屠杀中。326名人质死亡，其中儿童186名。在打死的31名绑架者中，只有一人来自俄以外的国家。普京却宣称这是一群“国际恐怖主义者”。他说：“我们的软弱收到了惩罚。” 而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的索尔仁尼琴，对新沙皇普京的赞颂，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伟大的奴才还是奴才。

【直面罪恶】“德国如果没有真正面对自己纳粹的那段历史，他不可能修复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检讨我们的父辈、祖辈，我们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话，现在的德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也就得不到承认，站不住脚。”莱纳尔•艾波曼 （柏林墙倒塌后两德统一前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红利经济的俄罗斯能撑多久，等着瞧。和中国惊人一致的是：大规模资金出逃和移民西方在俄罗斯也难以遏制了。

【清算不是狭隘的报复】以赛亚•伯林在谈到纳粹的种族灭绝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说纳粹分子是疯子，是神经错乱者。依我看，这样的说法太随便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足道了。”这话出自一个一家包括祖父和外祖父在内的六个人被纳粹杀死的人口中是多么的悲愤。然而，对于给犹太人造成如此深重灾难的纳粹，伯林却认为，要把他们视为“有思考力的人”，甚至是有某种“信念”的人，去进行分析、理解、说服和抗争。无论是阿伦特、昆德拉、克里玛、威塞尔、鲍曼等亲历者、学者都探究过，而且有基本共识。问题不在于事后的反省（欧洲已做的够好）而在于清算（很难想象没有倘若没有犹太人的不依不饶世界会怎样）。对罪恶不作清算的唯一结果就是迎来下一场罪恶的返台。

【鹰犬的下场】高尔基回国当花瓶，雅戈达立头功。 这个曾令苏联人胆寒的雅戈达“办事非常认真，为人毕恭毕敬，完全没有个性。他瘦瘦的，面呈土色（他得过结核病），留着短胡，身着弗伦奇式军上衣，给人留下一种勤奋的小人物的印象。” （托洛茨基语）最终也死于“谋害高尔基”的莫须有罪名下。1938年3月15日，雅戈达被枪决。雅戈达的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忏悔信，他最后恳求：“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何生存办法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已经不长的余生。”他忘了，他的“荣耀”、“富贵”是党赐的，他的儿子是党的鹰犬。雅戈达一家在内战期间为革命贡献了2个孩子，最后，雅戈达的父母、妻子以及其他亲属均因他而死，他身边的一大批同事亦未能幸免。铁血无情的斯大林当年怎么让雅戈达办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冤案，也会让另一只鹰犬来办雅戈达。在极权、威权国家，没有人是安全的。中国的雅戈达、叶若夫们，读读历史。

【恶史是用来效仿的】姚广孝劝朱棣勿杀方孝孺：“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结果方孝孺被灭十族。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在古籍中寻找“治理”方略的国家，而且专门效仿恶法、恶例、恶人。
现在，到哪里能找到读书种子？

2011-10-24

接到一封私信，来自一个网友：“蚂蚱兄，实话实说，我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无力感，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忧虑。虽然我实际生活条件不错，也年轻，但情绪抑郁已很久，且渐生厌世的想法来。 请问，经历这么多苦难，让你活着的动力是什么？”看到“厌世”二字，我赶紧先回道：“先谢谢你的信任。看到你对心境的描述。我不得不小心，生怕我的回答会有什么副作用，那当然不是我的本意。有人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似乎我们不经历苦难就长不大似的。我痛恨这种说法，这是另一种犬儒的表达。我是这样一个人：像我的星座处女座喻示的，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人假如不是生下来就含着金勺子，基本就注定了他将会遭遇到比其他人多得多的苦难（很多是自找的），那么，他成为一个绝望主义者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这样回答只是先取得认同感：厌世是一种常态。

事实上，这是一个哲学之问了——人活着到底为什么？

我很是诚惶诚恐，但我不得不正视，因为这也是我的问题，这个发问自小就有，一直到现在，无论你躲之掖之，“为什么而活？”这个发问总会在你始料不及或你最怕的时辰冒出来在你的痛上洒盐，如同一个顽劣之童。

菲茨杰拉德在短文《崩溃》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整个生命显然是一个毁灭的过程。”我更愿意相信人生是一个最简单的加减过程。从出生到中年，基本是加法：家人关爱、教育、立业等。所有的这些都使得自己臻于生活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中年后明智者选择减法：减少对权力、名声、物欲等身外之物的追求。福楼拜在《私人笔记》里问自己：“我想要做一个君王呢，还是只做一头猪？”绝大多数人的一辈子实在介于国王和猪之间的挣扎之中。那些努力把自己想象成君主的企图主宰一切的人生被乘法所控制，如果他们的计算能力崩溃，人生就是无情的除法在等着他们。反之他们的获胜通常就是人类的灾难。

人们一谈到人生总喜欢用到“幸福”这个词。不同的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使得它成为最可疑的词之一。幸福存在于想象当中。而想象力的不可靠甚至比不上一株寒梅的花开花谢。那么，幸福到底与我是什么呢？依照我的不短的生活经历，我以为：所谓“幸福”就是生活的打手抽打折磨你累了疲了的小憩。

去年夏天的某一天，一个雨天。我在一个湖里游泳。偌大的湖面上，我的脑袋如同一粒跌落的松果。一会，闪电发疯地撕裂着深灰色的天穹，近近远远的雷鸣像是怒吼，又像是呻吟。泳友在岸上喊：“回吧，就你一人啦。”我谢绝了。躺在水面上，满目白惨惨的电血、锯齿般银鞭。我甚至能看到其中的一道就要抽到水上，抽到我身上。我惊恐起来，但不知为什么转瞬即逝，幸灾乐祸的心情油然而生，我知道那是一种疯狂。躺在湖面上，任由电闪雷鸣，水下的鱼们围游在我未老先衰的脚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雨点砸向我，冷，生疼。这一会，我的动物性生存完全被激醒。去他妈的书本、思想！去他妈的纯粹心智性生存的沉闷与虚假！此刻，即便一个闪电把我成外焦里嫩，我至少是作为人而不是一杆思想的芦苇更纯粹更幸福地死去。终于，大自然始终没有迁怒（或是眷顾）于我。我还得活。那一刻，我在想，之所以还得活着，恐怕只是为了重温过去和试图为自己制造过去罢了。

根植于世间太多的不平，经浇灌累积，不平早已毒化为恶，我们都是恶之花。纷纷落下的花瓣归于土，毒素再次发酵，循环往复，蔚为壮观，正应了那句：“美丽的蘑菇往往是催命的绚烂。”就缺一把火，把这个世界烧成一缕乌篆。这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诞不经的国家的人生“感悟”。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所谓“心灵鸡汤”，告诉我们错了。我们的绝望感是我们心理阴暗的证明，我们缺乏宽容和爱心等等。很多话听起来是那么地哲理，有些是以撒娇、嗔怒的口吻，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很猥琐的样子。后来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是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是属于出众的心理学家，即便是暴政的肆虐和人类的背叛这种最令人切齿和痛恨的恶行，他都能将之转化为一种全新的信仰表白，对抨击这种利器的使用可以出神入化，有时不惜触犯众怒就是为了让人相信他所维护的政治和他自己就是人类道德的楷模。倘若你有任何怀疑其精算动机，很不幸，你是一个卑鄙者。总之，无论从那个角度，还是天上人间，他总是赢。像卢梭。

你所生活的政治生态对你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其实是他妈的常识。可是我们总被告知“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你就尝试去改变自己。”我知道这是一种明智。可我是一直在拒绝这样做。我从来没有想做君王的念头，不，一丁点都没有过。相反，我一直希望我能够做一头有着国王风范的猪，一头有尊严的快乐的猪。即使这样，这种希望也很渺茫。人一过四十，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容貌来了。镜子，从此开始了对脸的“斥责”。对着镜子端详额头皱褶，终于承认已到了挂剑敛锋的年龄。细察皱纹形成及走向，乃火山熔流所致，还好，不是拧成一团的犬儒。只是不想自己成熟淡定老于世故冷眼麻木活着像一棵橡树，情愿如一匹时而嚎叫时而低吟的独狼一直在路上，直到迎头被上帝撞倒。有人把这种态度叫做“不屈服”，我更愿意把它叫做“真我”——我只是一个自私的不能委屈自己的动物罢了。

与那些伟大的高贵相比，我也有我的“小高贵”，那就是我无法容忍颐指气使的生活；与那些伟大的卑鄙相比，我同样有我的“小卑鄙”，那就是我对世界的敌意并不妨碍我还厚着脸皮赖在世界的身上。

当我们对周遭的一切伤害甚至罪恶所散发的臭气都感到正常并表示理解时，我们已经无可救药了——敌意已然成了生命中的养料，慢慢的，我们由惧怕敌意到反抗敌意到被敌意击垮到被敌意同化到最后，我们就是敌意了——地狱由此而竣工。我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我估计了我的财务状况后，我决定割舍我与世上最可怕的同类的联系——尽最大限度和能力地。促使我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说出来令人啼笑皆非：贫穷。谁说过，贫穷就像感冒说来就来。我实在是慵懒之人，一辈子总是在和“为生活而生活”的生存方式做斗争。当然我总是胜少败多。我知道这辈子我都休想摆脱贫穷，所以我决定和它“和平共处”。但我一旦胜了，我就会挥霍我的成果，直到汗干钱了又成了它的“朋友”。我挡不住贫穷向我跑来的脚步，我就只能拉长我生命的宽度，只要是独立地依存自身而“为我而生活”，贫穷只当风吹裆，无非还是减法：把生活水准减少到够活命的程度。

其实享受并不是索取的结果而是摆脱。摆脱野心、控制欲望、焦虑等。当我读到《林语堂自传》里的：“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了了的房味。”“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作的是什么文章。”“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时，尤其被其中的“不甚了了”所打动。只有到了满身是伤的中年你才能理解“不甚了了”其实就是对“丧失”的平常心。只有学会对必要的丧失的理性对待和学会摆脱一些东西，才能得到享受。丧失是收获的另一种形式。丧失的痛苦令人感到无助和惊恐，使人突然变得脆弱，但丧失后的恢复期思考往往能使人懂得爱的真谛。成长的过程就是一次长途的旅行，我们沿途消耗一些、丢弃一些、遗失一些、被骗一些……所有的这些主动被动情愿不情愿的丧失，都使我们走得原来越远，也越来越轻松，我们更具责任感、更富于理性、更成熟。

谁说“厌世”不也是一种必要的丧失？我们厌世其实就是厌人。英国有位女动物学家，在非洲研究猩猩几十年。回到英国休假，记者问，你不觉得危险和孤独吗？答曰：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是人，最隔膜的动物还是人。她厌弃了她不能应付也不想应付的同类而选择和人类的近亲共处，这种厌世是一种积极与健康。

人是具有恶魔性的动物。这一点，诗人里尔克看得清楚：“如果我的魔鬼要离开我，我害怕我的天使也会弃我而去。” 有人问，撒谎成性的唐骏能睡着觉吗？郑也夫回道：只有有高度性格的人才能干常人不能干的事，就像好小偷都是心肠硬的人一样。我从事过的行当多得我都不好意思扳手指，当我终于知道我就是那种偷情仍会想到我和我生活没有任何交集的她的丈夫，报复我的仇人还会设身处地地起怜悯之心的怂货时，我承认我已无法面对人的世界了。我活在我所想的方式而不是我按生活的方式所思想，这是一种必须有所割舍的艰难选择。抗拒美杜莎的诱惑一条路走到黑不仅需要战胜自己的欲望，而且需要一些自虐的能源。所以我躲进小楼，不与行走在闹市的石人为伍。“我把自己举起来，把自己战败者的知识举起来，像举起一面胜利的旗帜。”（费尔南多.佩索阿）

厌世是重新选择生活的一个信号。除了生理上完全不能自理和难以忍受的病痛，在这个该诅咒的国家还得加上一条，就是全部亲人都无法承受的医疗开支的毫无治愈希望的绝症，我认为决绝的弃世都是一种愚蠢。我们中鲜有茨威格那样对苦难有着一种宗教上的深刻理解，因而弃世原则上就是一种轻率。

就像我现在说自己浑身是伤的时候其实心情是像勃列日涅夫看着他前襟挂满的大大小小的勋章一样愉快。我之所以伤的多、伤的花样百出是因为我总是不停地选择、试错。这种痛苦难耐的过程一旦成为历史，我们反倒把它当成了成就。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不是吗？

由于我的生活总是在一种不确定之中，所以我也少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未来我通常来不及思考——我应付现在都是四脚朝天了——这是忧患生活带来的少有的好处。当然，我现在似乎已经摆脱了那种朝不保夕的生活状态（我之所以用“似乎”是我真的不能确定是否是真的摆脱了），即使这样，我依然不知我的未来在哪里、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个最朴素的道理：活人不能被尿憋死。

想通两个道理：一，人类感受幸福的方式有多种，而感受痛苦则大抵相同。所以你痛苦时，和你一起生活的也不会有多少快乐。各自寻求不同的幸福是自救也是助人；二，生活在绝大多数时间是绳子，我们才是那条没有主见的狗。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往往以为生活是条狗，我们是牵住绳子的狗的主人。“有两种决裂的方式：一种是疏远，另一种是过分亲近。承担的决裂，魅力的决裂。这种亲近久而久之，在穿越数千公里沙漠的过程中，会变得和犯罪一样让人难以忍受。实际上，某些事情确实就是如此。”（让.波德里亚）认清人的尴尬本性，我们才不至于太在乎一切。

最后，仍然抄送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如果说我有追求的话，这段话就是：“一些人追逐荣耀；另一些人则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属于后者。一种难以完成的使命远比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更为诱人。向往人们的掌声——这多么可怜！不要写任何在极度孤独的时刻会让你感到羞耻的东西。与其作弊或说谎，还不如死亡。”

2011-6-5

阿诚吾儿：

赶在5月31日出生，那是你不想和幼稚有终身的关联。应该是一种命中注定——你在成熟度上一直高于你的同龄人。

西方人对年龄很认真。比如你说今年你二十岁，西方人不会承认，在我写信给你这当口你只是十八岁，过了5月30日他们才承认你十九岁而不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的虚岁二十。我们把在娘胎里的十月也当成了生命的开始而进入了计算其实还是挺合乎情理的，但其中隐含着“由于你是由娘胎里就开始计算的生命，所以你注定是你父母的一部分”的不由分说，而事实往往是：很多孩子的出生很可能是他的父母的一次激情后避孕不及或失败的产物。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坦诚，因为他们的文化就从来缺乏“坦诚”这个因子。老外不这么认为的一个根本在于他们认为生命以独立存在而开始。所以在英语中的“出生”是“was born”的被动语态，即：出生不是我选择的结果。

不论何种观念，有一个底线就是：一旦孩子降生对父母来说就意味着天职。无论当初精子卵子如何荒唐如何不怀好意，一旦成为生命的肉团就应该以生命固有的尊严以待之——这是一个父亲对有资格成为父亲的儿子的正告——倘若你觉得作为你的父亲我是够格的话。

在你十七岁的时候我曾给你写了一封信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4123a8f36fdb96ab，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你读过没有——我没有从你口中得到读过的确切信息。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践行我们之间的计划。时至今日，至少我还没有觉得有需要修正当年观点的必要。今天，我之所以又要开始了对你的“冒酸气”，是因为你已经真正开始独立生活、学习、工作——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的“像”字已经变成了“是”。作为一个靠岸的“船长”，我觉得还有些话想对你这个刚刚扬帆的后生说。为了避免我行文起来就刹不住的毛病，以下我将以长短句的形式而不再考虑文章架构。

有个惊喜发现：你对文字的驾驭似乎有天生的能力。事实上你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你对文字的感觉之好直到我们身居两地通过打字的对话我才发现。我跟你说过我的惊奇，你说那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的缘故。对这个不露声色的马屁，我很受用。但你真的很有文字这方面的天赋。

为什么非要送你到国外？

我曾跟你说过：“你要是还在这个国家生活，我不死，会天天为你担心。一旦你遭遇不公而无法伸张，我会出头，可能会因此坐牢，被枪毙；如果我死了，你还在这个‘恶之花’之国，我会无法瞑目。”你知道我的坏脾气，也为我担心。谢谢！我除了会为你拼命，这个世上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我再在乎的了。你懂吗？

为什么非要送你到国外（续）？

因为那是决定CCTV晚间七点节目的和干脆天天在节目前十五分钟露脸的人的资产或子孙大多在国外，而他们却要我们相信祖国才是最适合我们生存的地方。我用脚丫都能想出其中的奥义，也能做出明智的抉择，那就是：即使拼劲全力也要跟着用脚投票的他们而只把他们的嘴巴当成是Blow Job的口器。

为什么非要送你到国外（续一）？

我们吃进嘴里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涉毒。如果是这是所有人都必须承受的，那就不会成为送你出去的理由之一，老话说，别人能死我就能埋。但在中国不是这样。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一些动物总是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比如有些人就能保证他们所食的不含毒——他们有自己的特供基地保证他们所有的都和我们的不一样。我找不到终止这种人类最无耻的局面的倒计时沙漏。我不想你年轻的生命成为行走的塑料。一旦我们体内的器官有充满艺术造型的类似树瘤似东西，我们的钱袋就成为他们的取款机，而等到取款机再也没有可吐的“领袖”时，我们除了等待草席来送我们最后一程，还有别的吗？这是一个生没有尊严、长没有尊严、老没有尊严、死都很难有尊严可言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放弃尊严而活着兴许有人可以锦衣纨袴、饫甘餍肥；但维持尊严基本就是茅椽蓬墉、瓦灶绳床了。我既不想你贫困，更不愿你阔但苟且着。

为什么非要送你到国外（续二）？

对我而言，最震撼的事是翻译《1984》的董乐山先生的遗言：活在中国却毅然抉择把自己埋葬在美国；最震撼的话出自一个不知名的逃港农妇。九死一生的她，站在香港的地界，望着刚刚逃离的深圳，咬牙切齿地说：我即使死了，烧了，也不会让风把我的骨灰吹到那里！儿子，这也是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这是我请你出国谋生最充分的理由之一。

记得你十八岁那天，我对你说：“从今天开始，你的一生将会伴随着两个问题的交替遭遇，一个是爱情，另一个是爱情缺席。”你大言不惭地说：“嗯，我已经提前四年遭遇了。”我当时无语。孩子，我希望你能在享受爱情的年龄充分享受。但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爱情通常是需要“本钱”的——盘算一下吧，免得成为感情的乞儿、弃儿。

你走的前一个月，有天你迎面向我走来。“你不冷啊？”你问。在气温5°的街边，我穿着短裤。跑步之前，你已经和我说要到你妈那儿住几天。我问了几句可问可不问的问，然后就走了。你也朝我相反的道走去。我偷回头，看你。已是一个男人啦，下月就要远行是计划，却成了我无可名状的恐惧。望着你青春的背影，我忽然要下雪了。

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我力求和平日一样，不让你看出我内心每日堆积的落叶。我觉得那很丢人。我知道人生最难的（天知道我渡过生命中多少个最难）时刻要来了。你要从我身边疾驰而去了，我将是你生命中再也不需要的那个荒弃小站。时光会把我等老，等成废墟，等成废墟里蔓生的荒草。之所以现在告诉你我的伤感是因为想让你知道：老爸永远都在乎你——虽然我当面从来没有这样跟你说过。

还是在你走的几天前，你记得吗？在饭桌上你说，爸，我认为你是天才。我走了，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了。你一定会成名人的。我笑着说谢谢。但成功已不再对我有吸引力了。我不知我是什么才，但我知道天才是要另一个天才来发现的，我看不到也不太想。受宠往往是伴生着受辱。我的余生只想有尊严地度过。你“哦——”了一声，埋头扒饭。我不知你当时怎么想。我想说当时我虽然装着很淡定，但其实我是很高兴的。只要老爸在你心中还有分量，我就觉得是一种成功。谢谢！

在一个开始空巢的家，一个开始了形影孑然的男人，收到这条相处了十八年另一个男人在临行机场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爸爸，我走了。好多话在心里不知怎么开口……你要注意身体，这样才能抱孙子孙女呢。保重。Thank you for everything。我爱你，我会想家，我会照顾好自己，此时此刻，每时每刻。到澳洲再打电话给你。阿诚。”

就在前一个小时，你母亲送你，我把你让出家门，跟你说：“我恨送行。你走吧。”就关门，你死抵住门，说：“爸，让我说几句。”“什么都别说。”我推开你，用力关上了门。门外，传来有些哽咽的声音：“爸，那我走了。”“别废话，走。”——那是你走的那天 。

就在前个晚上，我们两个男人第一次单独举杯。我喝了生平第二次最大量的红酒。第一次是三十年前，醉的鼻涕眼泪胡话一晚。这次我竟然没有醉，没有流泪，只是说了些颠三倒四的话：“记住，无论你是谁，你是我儿子；无论你成为谁，你还是我儿子，所以，我不在乎你是否成功，我只在乎你。”“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港湾。只要我有吃的，你一定会吃第一口。我对你没有希望，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我想替你，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几个孙子孙女，让我和他们在一起渡过快乐的余生。仅此，有点奢侈，但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愿望。你知道，我见到孩子就走不动路。”哦，原谅我当时酒后的胡言乱语。这样的要求是自私的。虽然是我的真实想法——我经历了太多的复杂，我的余生只想在简单的快乐中渡过，而唯有孩子，才有那种把单调当成快乐的本领。向孩子讨生活的真谛，我认为是我的明智。孩子，别管我怎么想，你的日子你做主！

还是那晚，替你准备行李，你问：“推荐一本书给我吧，我上学时该学的没学，不该学的全会了。”呵呵，第一次有此要求。我说：“我不推荐。书不总是好东西。随缘吧。纠正一下你的前半句：学校该教的他们不敢教，因而你该学的也学不到。这样说，你的内疚就会少一半。”你连连说理解万岁。真的，教育是一辈子的事。威尔•杜兰特说：“教育是不断发现我们自身无知的过程。”教育的本身涵盖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终身对自我的教育。我跟你说过，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和人趴在地上玩玻璃弹子呢。所以，别担心你的现在，再过些时候你肯定会比我强得多。其实，我从你那里也学会了很多，比如忍耐和包容心等。

人生总会错过一些列车，谁知道你错过的那趟是不是驶往卡桑德拉大桥的呢？双脚能代你穿越蔓草，到达另一种火车无法达到的风景，谁能说这不是另一种美妙的人生？“多年以后/我将在某处带着叹息讲起这个故事/两条小路蜿蜒在林间，而我——/我选择了更加人迹罕至的那条/结果造成了很大的不同”《未择之路》（罗伯特•弗罗斯特）孩子，只要是你选择的路，即使是错了，也不会就是白白地走了——人生最短的路是曲线。所以，吹着口哨在路上，最重要。

从小教你要懂礼貌，守秩序，文明。可我俩出门，之间冲突不断。我闯红灯，听到身后喇叭骂骂咧咧，见人加塞也往死里挤。每次都是你喝止我，好像我给你丢尽了人一般。我看到自己至少对你作对了两点：一是教会了你做文明人，这在一个文明的国度尤其重要；二是把你输送到文明社会去。在一个野蛮国家你的文明会让你像个傻逼。至于我堕落成这样的原因，还需要理由吗？

这是你在国外的第一个生日，我不能太罗嗦，虽然我还有很多陈康烂谷子事和婆婆妈妈想法要向你倾倒。

最后，对你说——算是遗嘱：我死后，不要任何仪式，直接“涅槃”。不许搞烧纸等装神弄鬼的人间闹剧烦我。把我的那把灰用一个玻璃瓶或者瓷罐装着（我讨厌阴森森的骨灰盒造型）带到拉萨。埋在一个绝对不能有任何冒犯藏族宗教信仰的地方。不要碑，不要任何可见的纪念物，你记得地方就行，记不得有个大概只要你来了，我想也能感应到。我的死将是一次最成功的胜利大逃亡——这个丑恶的世界，活着蹂躏良心。

不管何时，你想到西藏转转，就到拉萨河旁看看我，和我说说话。来了就是清明，心清则明。你知道我百无禁忌。

生日快乐！儿子。Happy Birthday！

父字

2011年5月31日星期二 凌晨

我们的交往是通过另一个案件。我接到你的私信，客气地问我能否就福建三网友案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但我知道你是谁。出于尊敬，我说能否给我相关的资料，我看一看。后来，我写了这篇《下一个该轮到谁？》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b4c35f80e3819e9

大姐，我真的不知道，下一个就轮到了你。我恨我的乌鸦嘴，我觉得就是我的这杆臭笔惹的祸，把你写进了监狱。

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在你被失踪时，我们费劲地猜想，我们用陈景润的智慧都没有想到你最终是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而被收监。这个罪名太他妈有喜感了，以至于我们没心没肺地狂笑起来——大姐，原谅我们。

亏他们也能想出这样的罪名。是啊，不以这个贝克特都想不出的荒诞的罪名定你的罪，还真是为难了他们。你是红色军人的女儿，没有美帝背景，颠覆罪要是按在你头上就是笑话——至多是内讧罪，他们知道这是自扇耳光；经济问题也不靠谱，你比北京的乞丐还穷，每月一千多元的固定收入只够自己活命，还收养了一条腿被汽车压断的叫“蛋蛋”的流浪狗。我经常在我们之间的通话中听到它在一旁呜咽，我开玩笑：“你是不是拿它当羊来养啦？”你说不可能，它吃的比我还好。后来知道了，其实你的罪就是被福建司法秋后算账的“围观罪”。

载着退而不休，以“视察”的名义行拉帮结派或是到处游山玩水的Big Man的专列所到之处，沿途铁路道口全是公安，所有计划内的列车让道晚点，这不叫“扰乱交通秩序”；一个区区副部级以上的官员所到之处，就可以使唤警车如自家恶犬般地沿途狂吠，逼停所有行走的人和物，惊飞所有的禽鸟，这不叫“扰乱交通秩序 ”。还有，在“民航重要旅客保障的有关规定”里，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只是一只动物比另外几百只动物更平等”的法律依据，宁波机场“让领导先飞”的丑剧扰乱正常航空交通秩序的却不是罪，而是可爱的“国家利益”；在往前推，克拉玛依的“让领导先走！”的“秩序”倒是没有扰乱，只是“交通”二字的每一笔都是几十个儿童烧焦的肉体写就的，而“维持”秩序的那个女畜生堪比纳粹，却非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反而据说有官升几级。这些都是他妈的“小事”，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姐到福州的一个法院门口在警察、保安专业的有秩序维持下的围观却成了犯了“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天理何在？

有人说围观改变中国。你也激赏这种做法。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诉求和较为安全的表达方式。我曾就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围观没有改变三网友被判刑的政治迫害事实，更没有改变中国，如果非要说改变，那就是使中国上空恐惧的阴霾更重了。现在我修正部分：对你而言，围观改变了自己——你被权力“围观”而不得脱身。从你第一次被关押八天那天起，你也改变了你的朋友——我们以是你的朋友而骄傲！

是的，我曾有一个当官的朋友，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好茶叶，过去我抽烟，每次到他的办公室，都可以装上满满一个塑料饭盒的散装烟。其中有很多每一支的价格就够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几天的伙食了。后来我还是渐渐疏离了他，理由很简单：权力的好处和其能量如同一台电火花设备能使蘸过火的特殊钢成为权力想要的模样。很难有独善其身者。不，就是没有！我经常感到一种恐惧——和他在一起时，我觉得我快要被他的位置迷住了。

而和你这样的人交往则不同。你会处在一种待净化的状态。你有一种崇高感，犹如进入一座教堂一样，信或是不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宗教氛围就会让人油然起敬。人总该有些敬畏意识，不是吗？

网友农民赵亮说过一句让我感动的话：“没有什么时候能比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好人更让人兴奋的事情了。”记得我们熟了我问过你财务状况。你支支吾吾说每月就一千多元，过去从牙缝中积攒的一些储蓄这些年都贴在为上访者的奔波和维权事上了。我们就上访者的话题讨论过。你私下对那些一旦维权成功就立马翻脸不认人的人而感到有些伤心，但一旦我趁机试图说服你放弃你力所不能及的为上访者奔走的事时，你立马又强调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有情有义的人等等，其语调仿佛我在说你坏话似的。我们谈到福建三网友事件的肇因主角林秀英的骨气和感恩的坚贞时，我们都觉得为这样的人而奔波是值得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事实上，你正是这样的人，说句你不要见气的话，你才是党的乳汁喂大的好人。有济天下的共产主义情结，还有宁死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所有的这些品质，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栋梁而今却成了这个国家的阶下囚。奇怪吗？不，我们红色监狱关进红色囚犯的事例多的用纸质书记录就会引发纸张市场恐慌性涨价。和那些动辄家产上亿的官员相比，你可以说就是一个等待打土豪分田地的赤贫者。有一次，你跟我抱怨，手头很紧，什么事都干不了。又说有人还欠你钱，而这些人如今又都比你好过许多，就是像完了似的不还这笔钱。我问多少？你用我听起来很夸张的话说：“好几万啦！”我鼓励你说：“你替一个来自河北山东的素不相识的人和混凝土的‘墙’硬碰和神出鬼没的黑社会周旋一身的胆气，怎么替自己维权却成了难事了呢？”几天后，接到你的电话，告诉我你终于拿到了三万。那语气听起来好像原本不是你的钱而是你捡来的而且不是三万而是三千万。我嘲笑起来，你正经地说：“那够我两三年的生活呢。”我听罢再也笑不出来，我为自己的嘲笑而羞愧。三万对一个官员而言就是一顿像样的晚宴而已，却对一个同样有资历、有赤胆、有良知的红色将军的女儿却是三年的生命补给，而吊诡的是，倘若这个高干子女如果能有一颗和权力一样的心，三万对她也可能仅仅是一次Shopping而已。我猜，她的很多熟人旧友都早已是了。她没有说过，但我知道。

我曾问过她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吃力劳心贴钱甚至危险的事做，她说我在陕北插过队，知道老乡（她把来自农村的都视同老乡）活着不容易，再遭欺负，我不帮像我欺负他们似的。她曾为一个后来死掉的上访者而久久不能平静。她坚持认为这和她的无力有关。很长时间她都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每当一谈到这个话题，她都要把那个不幸者拿出来说一番。我说你都快成祥林嫂了，当心别让孙东东看到把你也当成精神病。她就是这样，外表的刚强在朋友面前一旦卸下时就显出了内心的无助和虚弱。其实我和大姐皆属于最悲哀的一代。我们出生时，面对的是饥馑和饿尸遍野；我们青少年成长面临下乡流放和文革对人的尊严的灭杀；好不容易盼来希望，生存和物欲的裹挟使我们挣扎；接着就是军用推土机开进广场的屠杀，死的是学生而活着的也大多被吓成了仅是行走的塑料；中年是黄金岁月，我们透支了太多的健康且恐慌老无所依。现在，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可能迷茫，但我们不该干什么应该是很清醒：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政治丑恶，再相信任何政治就是真的白痴了，更别说去触碰政治这个随时放出火花伤及无辜的高压线了。大姐对我说过，最恨借各种手段玩弄政治的人。她知道我对政治反感，并对我的“永远不要和任何组织结盟”大加赞同。她这样评价自己：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也不想通。就是这个对权力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凭着良心的指引而行走的人却被政治带进了高墙。

像你这样怀有人文情怀的中年人当下有几人？你不自量力心又软，所以总是干一些“傻事”：为上访者奔忙；“捞好人”等，你没有鼓动家的野心却有激情（钻石般“幼稚”）；没有政治家的雄略却常怀解救苦人的慈悲。一身的病，一身的贫，一身的天然正气，一身的悲悯情怀。这样的人他们还是不放过你。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帕斯卡尔说：“犹太民族的历史，只是与上帝的一场长长的恋情。”即使在德雷福斯这样的小事件中，上帝也派了左拉和当时的报人后来的老虎总理克里蒙梭来帮助德雷福斯这个犹太人。我们这个和犹太民族有着相同苦难的民族，在5•12大地震后，上帝派了谭作人来帮助汶川孩子，谭作人进去了；上帝派AWIWI来帮助谭作人，被国家公器暴力相加。他开始了继续谭作人的事，以他自己的方式，还是免不了被失踪。在福州三网友事件中，上帝派王荔蕻来充当“女左拉”，三网友还是未能幸免坐牢命运；这次“女左拉”又进去了，上帝，你还在吗？我们还有左拉吗？有《我控拆》吗？有克里蒙梭吗？有《震旦报》吗？上帝，假如你真的还在，你不能光是派人来作牺牲的。不是吗？

这是一群多温顺的东方人啊！他们中的人都没有说过类似左拉在给共和国的总统的信《我控诉》中说的那样，一旦暴力和欺骗成为政府的手段，这种政治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道德合理性。这时，公民的责任就是反对它。既然政府已失去维护正义这种神圣的特征，公民就有权利用一切手段反抗它。他们知道，即使是引用，都可能被打成颠覆国家罪。他 们没有给权力这样的机会，即便这样，他们还是逃不掉囹圄之灾。

“如果上帝死了，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将被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上帝真的有吗？你有次问我。我记得当时我回答：我不知道。二战初期被困敦克尔顿的一英军官发出的求救电报“即或不然”。只有这四个字。这个来自圣经里《但以理书》（3:18）的典故所蕴含的力量可以说拯救了英国。这种宗教精神已然是他们血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我还是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同时也相信1938年时落魄的丘吉尔在下议院的演讲：“不要假定这就是结束。这只是清算的开始。这只是我们年复一年要吞下的苦酒的第一口和预先品尝到的滋味，除非我们最终恢复道德的健康和尚武的气魄。我们应当像往昔那样，再次挺身而出，捍卫我们的自由。”

大姐，我不知道你如何能挨过这道关，如何能逃出红色的魔掌或是骗过伤痛的进一步的恶化。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这一切不由你的选择，甚至不由你曾做过什么——你的勇气、正直、善良、侠肝义胆——什么都没有用。你只能听候处置。倘若幸运的话，那个拿着你“罪行”的决策者恰好在前一天晚上没有遭到小蜜的粉拳相加而是粉唇伺候，他心情大好延续到早上上班，那么，对你而言就是“机遇”。你的命运不在自己，不在法律，不在民意，而是可能在天气，在一次他人的偷情，在某个手拿你“罪行”文档的官员乘坐的电梯是否被卡住。

我不指望以我一己之力能够松动体制的一块墙皮，所以我早已对自己说：别再写一些无用的杂文来浪费自己的时间了。今天我抱有同样的态度，只是希望，这篇人物速记能够触动那些可能接触到失去自由的大姐的人的心中严实的硬壳包裹未到的一点点柔软的地方。我知道你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那个在审判曼德拉的法庭上由于良心发现而羞愧且毅然当庭拂袖而去的检察官的勇气，但我还是希望你们中有像看守曼德拉的警卫詹姆斯•格瑞格里那样的人多一些。在恶的环境中尽量为善，是大家的温暖，是做人的底线。即使是纳粹，也不乏人性尚存者。“最终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指纳粹对欧洲犹太人采取的肉体消灭政策】在轰轰烈烈进行，望着满载着犹太人的列车鱼贯而入奥斯维辛，一个叫拉文斯基的指挥官轻声说道：“有一天我的女儿会沦落到为黑鬼服务的妓院里去，为我们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人对其同类的残暴。这种残暴到底是人性使然还是历史造成？似乎每一个施暴者都可以在事后找到各种合乎逻辑的理由来为暴行开脱，而每一个政权得势者从政治上的考量也似乎很乐意以“仁政”、“宽容”来接受这类托词。死于暴行的无法出声，而幸存者则惊魂未定。于是人类向下一轮暴行发出了邀请函，于是权力擦拭屠刀。使我恐惧的不是恶本身，而是恶的不可遏制。一战结束后不久，人们仍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中时，卡夫卡就断言：“恐惧只是在聚集力量，以便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再次迸发。”卡夫卡之所以要求焚毁自己的书稿不是他的谦虚，而是他的孤独绝望——没有人能理解他，倒是希特勒的崛起和历史本身的逻辑证明了卡夫卡的伟大洞察力。我们无力扭转世界的邪恶，我们至少可以做索多玛的义人；我们从体会美好中获得安宁。但好像这也可能是“犯罪”。我不知道是这个时代在穿越，还是权力在穿越人类的良知和穿法律如穿肉串一样，总之，我无法想象这个国家种种穿越理性的行为到底是想把我们带到哪里？是秦王朝还是尼禄时代？

把所有的罪恶都归结于权力是一种深刻，也是一种无力。似乎在当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这种东西以及这种东西的继续。我们在这种尴尬和无奈中渐渐学会了灵魂和身体各行其是。然而这正是公权力所愿意看到的——群山顶峰（公权力）的威严是以峡谷（国民）死一般恐惧的沉寂或是相互撕咬的猥琐映衬出的。恐惧如一把刀，在我们本来就隐隐作痛的难以愈合的流着组织液和鲜血混合的伤口搅来搅去。我们的痛放大、剧烈，引发全身痉挛、抽搐，但我们还不敢喊，因为我们的勇气早已透支殆尽，我们的力气早在苟延中化成了轻烟。去他妈的！我真的够了！

暴政依赖于恐惧而生存。唯有将恐惧植入无权者的生活中，才能使他们屈服。而个人想渴望摆脱这种焦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加入制造恐惧的行列，使自己变得有权；二，远离政治，追求除了政治以外的任何东西。于是，“恐惧导致权力之梦”（克里玛），恐惧导致“经济畜生”。这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写照。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在中国，该是呼吸沉重的清明或者不清明 蜗迹燐燐”（余光中句），在所有荒诞的月份，中国，中国，你令我恐惧、令我伤心，令我恶心。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再读威廉福克纳的《熊》，我感到忧伤。我把那头老熊读成了大姐你，而把很多人读成了那只叫“狮子”的狗，最糟的是，我把世界读成了那个插向老熊背上的那把猎刀。最后，我读到老熊像一棵树直挺挺地倒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就是那个猎人。

大姐，游弟冯弟和我，等你在外面饭醉。没有你的宴席，寡味。

秋蚂蚱                                                                                                 20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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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物背景資料由推友 @G418 整理彙編

王荔蕻 背景说明

王荔蕻，1955年10月出生于青岛，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975年4月赴陕北延安插队，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就读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北京，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工作。1991年起离职。

王荔蕻女士被大家称为“用脚维权的人”，即是她在用自己亲临、亲为的行动关注权利被侵害的个体，同时又用她理性的思维尽力化解社会矛盾。她参与了倍受关注的湖北邓玉娇案、福州三网案的庭审，参与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庆祝，用悲悯和大爱关注山东李春霞自杀案，关注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关注艾滋病受害者田喜，她的无私和不辞辛苦的维权活动，不仅是在行使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监督政府的权利，同时也是在践行一位人权捍卫者的使命和责任，以期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依法保障人权。

2011年 3月21日王荔蕻女士被北京朝阳警方带走并抄家，随后被朝阳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王荔蕻的亲属在长达一个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逮捕通知书。4月26日，刘晓原律师通过努力在朝阳看守所会见了王荔蕻。5月2日，王荔蕻的亲属终于拿到了逮捕通知书，由朝阳区检察院批准的逮捕通知书上的罪名变更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逮捕通知书的签发日期为4月21日。

阅读延伸：

八天（三）东拘•日子­­­—–王荔蕻（http://tinyurl.com/5tle9ae）

不作保证书­—-王荔蕻（http://tinyurl.com/6ygs9qg）

八天. 组诗—-王荔蕻 (http://tinyurl.com/62d2hvv)

致孙春兰书记的第二十一封信—-王荔蕻 (http://tinyurl.com/66d9jzv)

張永攀 王荔蕻 錢成宇 最新情況(http://tinyurl.com/5w57hw4)

中国维权人士王荔蕻被警方传唤(http://tinyurl.com/647hjsl)

王荔蕻被逮捕 當局被指對維權人士用刑

（視頻 http://tinyurl.com/6j5s6zk）

北京知名維權人士王荔蕻被抓並抄家  (http://tinyurl.com/5rat2wt)

努力走向公民社會之：王荔蕻 (http://tinyurl.com/63yxn5w)

福建省信访局给北京市民王荔蕻回信了—-劉曉原 (http://tinyurl.com/64jpho7)

祖父
9 月18日，这个应该是敏感日。1931年的这一天，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成全了一个拥有几万万（那时的说法）人口的国家耻辱，简称国耻。当然，那是老蒋无能，换到现在，就是小日本（“中愤”对日本的专称）进来一个加强连，我们拥有几万万万（就多了一个万字而已）人口的国家，一定会有所作为的，比如最近的钓鱼捣（还是敏感词，只好“捣”之）事件，日本公使不是像应招男一样（韩寒说的）来回在外交部和使馆之间穿梭吗？天朝威武，则天！
众口一词的通常不是信史，我相信我不相信的文字，这是给这个国家逼出来的技能——于“无”中生“有”。日本进入中国后到底干了什么，我祖父知道。这个江南乡绅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可以在白昼游走的幽灵，一个沉默的、双眼扎进窝底的、干瘦的、冷的像蘸过火待线切割的特殊钢的身体和埋进身体里的灵魂。据乡里老人后来跟我说，他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刀笔，又有一副利齿。把祖上仅有几亩薄田的中农成份改写成地主是他的聪慧，也是他的杀身之祸，而成为乡绅则全凭他的狡诈。这一点我父亲也承认。
日本人在江南统治，新四军却在江南喘息。祖父是乡长，又兼任当地的小火车站站长。那时，想搭乘火车需要的不仅是良民证，还有“路条”。而路条就如同现在的红头文件，里面有乾坤大大的。我祖父就是路条的发放者。这个在日本人、国军、汪精卫部队和新四军等之间玩平衡的人，就是一个当时的《无间道》主角。由于新四军在江南有大量的伤员，所需要的药品和补给全仗着他的路条北上南京南下上海采购。据我父亲说祖父暗中为新四军做事刚开始是被逼无奈的。他的偏房一家都在苏北，陈毅部的人说，可以保护，也可以锄奸。对你也一样，帮我们可能被日本人杀，不帮一定会被我们杀。在这种没有选项的选择题上，祖父能怎么呢？时间长了，祖父居然和陈毅和他的高级下属们混出了感情，据说陈毅非常欣赏我祖父的一手好字。事实上，他能活到文革后期才被杀害已经是吃完了他在日本人期间的积下的本钱了——三反五反期间，在被枪决的前夜，他的名字被一个曾在他家养过伤的新四军从名单中划除了；文革初期在牢狱中监狱负责人又是曾在祖父家避过难的。汪曾祺《芦荡火种》（后来改成了名噪一时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里的很多情节是有事实依据的。
我想说什么呢？1931年的9月18日，国家遭受了耻辱，可我祖父的土地还是在他的名下，没有被剥夺。是的，我知道有人说那是因为他当了汉奸。可他那些没有“资格”当汉奸的乡里乡亲的茅屋和瘠田也没有被剥夺。对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知政治是何怪物的农民来说，日子跟日子只是隔着一个夜的距离。我无理由也不敢去为侵略者粉饰，被占领的民众到底过的什么日子，我祖父的刀笔和利齿一定会真实还原，可惜他惨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而再也无法开口了。
是的，他死于一次残忍的谋杀，据知情人说（因为是“正义”的私刑，所以只有“执法者”而没有凶手），杀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日本人发明的路条所结下的梁子。

他的一生和9.18诡异地连在了一起，还没有完。
三十年后，还是这个日子，他的其中的一个孙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又用了五十年，这个乡绅的后人租住在原本属于家族但早就被剥夺的、属于政党的土地上，不由地哀叹：所谓真正的国耻，就是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麻醉恐惧的狂欢和恐惧苏醒的战栗交替的政治生态中。
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天天都是国耻日。
谁说“九一八”不是中国的另一个生日？

我
是的，我生于1961年9月18 日。今天，按照中国传统，应该是我五十岁的生日。巧的是，今天也是犹太人赎罪日。这一天，对全世界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切都归于宁静的一天，供人们对过往生活反思和对灵魂的叩问。中国人没有这一天，他们太伟大，无罪可赎。
我生在西藏，是西藏人，这是我自我的身份认同。我活在一个没有丝毫尊严感的空间，我就想知道，是因为我天生的下贱导致了尊严的缺失，还是作为人的尊严就一直被剥夺？谁是剥夺者？
像犹太人一样，我一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房间里充溢着花香，那是我的一个挚友和我今年成年的儿子送来的。儿子说，明年我在澳洲挣钱了，一定会送你一个像样的礼物。我笑着说，是私人飞机吗？我向儿子道了谢。在此，我想说，你已经给了我最重要的，那就是使我还活着的勇气。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我早就腻味了，对在这个世界苟活的时间我早就觉得太长了。我无数次地在脑海里泛起王国维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终于到了知天命之年了。天命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五十年就是一团嫩肉变成一团老肉的过程，最终归于一团灰飞烟灭。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归零的游戏，哪怕你拥有紫禁城，哪怕你睡在中山陵！这样说很给力，也很傻逼。现世的权力都是路易十四的转世投胎。法国是不能混了，就全部变成了东方脸，东方不要脸。这些路易们在“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中间，不忘加了一句：“只要把子女安排好”。
假如“天命”就是“绝望”的不再绝望的终极的话，我承认，我知了：
——生下来就是为了跟“三年自然灾害”——斲丧自然，然后嫁祸自然——逗闷子的，没死成，就是为了反抗谎言——如果死了，至多在“自然灾害”上多一个数字而已，像汶川的孩子一样有名字无处念。
——十岁时正值文革白热化，罪恶以无比正义的面目天天在肆虐。我握着红缨枪，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跟着群狼后面狺狺狂吠，很像现在的从钓鱼岛抗议回家后却发现房子变成了打桩机的可笑的左粪。
——二十岁时已经对这个世界上最害人的书籍有瘾了，思考起生命——在极权下生命无法承受的思考之重来。上帝在高寒处冷冷发笑，而我也可笑地把原本应该洒在床笫的激情交付给了书桌，年轻时，我不懂年青，直到年不再青时，扼腕断叹息绝，年该黄的还是黄、该白的连黄都追不上。
——三十岁是男人该忘记的生日。“男不过三十，女不过四十。”三十是我最张狂也是最无耻的日子，老实说，没有那时任意挥洒的狂，现在的淡定就是一可怜样。难忘，就不忘吧。
——四十岁报应到，“肩扛着现实/在疾驰而来的波涛里/混着同样咸涩的泪/我和我的心/做着修筑/盐库的徭役。”我写下这几句，就是为了给这段不堪的日子立此存照。活的像条丧家犬，活该！

五十岁是当下，这首诗是一种文艺刻画。
“用中年的
原本防老的五谷
错酿成了情

挡不住的醉
碾过倾斜的我 地平线倾斜

莫非夭亡就是爱的归宿
我看见
自心头 一缕篆烟
饱蘸残酒
洇润每一寸肌肤 纹
昨夜漫漶

掀衾早起，猛然发现
周身刻满 凄楚

一万年后 伫立成一笏古墨
等 那方
属于我的浴鹅端砚”

故事总是伤心的多，诗歌总是美丽的多。即使是哒哒高跟敲碎石阶的错误，也是美丽的。所以，我的故事只要不发酵成美丽的，我就不去想她——我宁愿没有故事。余生，用余力，收拾余地，争取余下一抹余晖……
一整天，放着Flipsyde feat 和Tatu合唱的《Happy Birthday》已经几十遍了。我这个应该喜欢《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的年龄，却对嘻哈、饶舌着迷。而前者只会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曾这样在推特写过自己：“ 塞缪尔•约翰逊说：‘除了喝醉，人从不快乐。’倒霉的是，我对酒精过敏，这是比对海鲜过敏更糟的毛病。由此久之，又派生另一个毛病：谁在我面前秀人生是多么的快乐，我都会认为他的生命对人性的探讨而言是一个大谎言。药石罔效的我的心啊，磈磊叠层，沉重、阴暗。”连生日这天都选择这么一个看似温馨实则表达的却是沉重的堕胎主题的歌来听，想来毫不奇怪。
五十年如同一场策划了太长时间的谋杀。我总是试图自己骗过自己，付钱给自己慢慢地杀死自己。
“I made a mistake!”歌中这样唱到。

我不想再犯错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将当它是另一次的出生。

塞缪尔•约翰逊
这个人说了“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这句惊世骇俗的名言。这个人带着两个助手编了一本《英文字典》，同样的事，法国人做，召集了40个学者，花了40年。对他那语言学上空前绝后的创举，他愉快地说：“啊！原来如此，让我算一算，40乘40 是1600,3比1600就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之间的比重呀！”试举他字典的几个条目，你就知道他有多刻薄、多桀骜不驯了。燕麦（Oats）：一种谷物，在英格兰喂马，在苏格兰喂人；国税（Excise）：一种人人恨之入骨的货物税，按抽税者的兴致任意调整。这个文体被人称为“约翰逊文体（Johnsonese）的文豪对他自己也是照骂不误。有一次，一个妇人问他，怎么可以把趾骨Pstern称为马的“膝盖”时，他说：“无知，妇人，纯粹的无知！”
这个在英语世界的大腕真正的成名却多半依赖于他的终身粉丝叫“包斯威尔”的传记作家。这个贫寒的连牛津大学都无法读完的老愤青，可以说在生前没有得到应得的很多东西。是的，我认为和他的出生日子有关。这个英国人生于1709年9月18日，更奇妙的是，那一年也是牛年。读完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后，我克制不住地把自己跟这个十八世纪英国文坛的祭酒做比照。除了他望尘莫及的成就外，我们是如此地相像。我这样说会被板砖拍死，如果我换一种说法：我承接了约翰逊博士性格中所有的坏处。是否可免遭其祸？
我现在深深地相信了与出生日期有关的算命说法了。剩下的，就是如何也承接一点约翰逊的成就，一点就够。实在不行，就遵从他的苦劝吧。“当悲哀仍然活鲜鲜在心中时，任何试图改变悲哀的行为，只能造成愤怒。你只好静静等待悲哀‘消化’掉，然后用欢娱将剩下来的连根铲光。”

《Happy Birthday》
我就我出生的时辰问过我母亲，得到的回答是：“记不得了。”“不会吧？是生孩子，不是到菜场买块肉哎。”她瞪我一眼：“那个年代，买块肉真还能记得。”我感到了屈辱：“这是什么话？”“中国话！”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你也不想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肉是谁才能吃到的？生你的时候，你那该死的老子在牢里，我一个人捧着肚子从西郊走到布达拉宫下面的人民医院。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谁还能记着你的时辰？”
谢天谢地，她保留着一张分娩的证明，只有日子的记录，不然，我的生日可能就是某月的32日也不一定了。

对生日的概念我们这些大杂院长大的孩子通常来源于一个人——每年的12月26日。这个日子里，全国都陷入了祝贺的面条魔沼之中。由于这个人透支了亿万人民的本该有的欢乐，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们自己的生日就成了被父母训斥的日子。“过什么生日！那是我们这些人家的事吗？”
我们家从上到下没有人过过生日，一直到现在依然是。
个人的过生日的权力被有形无形的力量剥夺久了，也就习惯了。有人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想把这个心理学定义要改成“北京综合症”或许更“贴切、亲切”。

使我稍感欣慰的是约翰逊博士也不过生日，他倒不是被谁剥夺，据包斯威尔猜测：“也许因为生日提醒他越来越接近死亡。而他对死亡，总是常怀恐惧之心。”

“我从来没有爱过谁。我最爱的东西一直是感觉——在我意识视图里记录下来的场景，被我敏锐双耳所捕捉到的印象，外在世界里的卑微之物凭借香水向我开口，述说往日的故事（如此容易被气味所激发）——就是说，它们向我馈赠现实和情感，比那个遥远下午一块烤房深处的烤面包要强烈得多。当时，我参加了叔叔的葬礼，然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叔叔是那样的喜欢过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回家的路上只有一种模模糊糊如释重负的温柔之感。
　　这就是我的道德，我的形而上学，或者是我自己：甚至在自己的灵魂里我也只是一个黄昏里的路人。我不属于任何事物，也不渴望任何事物。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某些非个人感觉的抽象中心，一块有感觉的镜片，虽然从墙上跌落下来，但还是在映照着万千世界。我不知道这一切给我带来的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我对此毫不在乎。” 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我努力想表达却没有能力如此精准表达的自白——这段话写于1931年9月18日。自从我得到了《惶然录》，每年的生日里我都会重读这篇《无善无恶》。“国耻日”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是这个国家另一个生日纪念日，不是我的。我有自己的。有一天，这个国家亲手在这个日子埋葬了“国耻”——必先是国不知耻而后被辱之；民不知尊而后被贱之，9月18日，才可能成一个吉祥的日子。

现在已是19日清晨了。《Happy Birthday》还在唱。“make a wish”，受歌词的一再怂恿，我与生俱来的俗气在早秋的清朗中竟有些雅意了。许愿吧，第一次：
——我愿意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可以不快乐但也不能有无力摆脱恐惧感的人。
——我愿我能够在后半截人生里靠“煮”一些好的文字疗饥，哪怕以寒泉配餐，箪食瓢饮。
——我愿能够有机会用生命的余烬烧一座等我的“老房子”——在某个寒秋，映红一畦暗夜。
——我愿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死，生的没有权力，死就是最后的尊严。哪怕像一截烟屁股被掐灭，也是出自自己的指尖的最后一次发力。

写于2010年9月18日深夜

谭作人到底做了什么，让当局这么不依不饶？很简单，他只是想告诉我们被地震掩埋的尸体是如何被官方的历史再次谋杀的。“在我的生涯里，我一刻也没忘记历史学家的这个责任。我帮助过许多被过分遗忘的死者，我本人将来也需要这样的帮助。历史重新拾起这些后继无人的荣耀，把生命赋予这些死者，让他们再生。历史的正义让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发生联系，修复一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现在同我们在一起，我们自视为他们的亲友。一个家庭正是这样建立的。一个生者与死者共享的城市正是这样建立的。”这是历史学家米什莱用学术语言在一百多年前记录了一个叫谭作人的“四川好人”的行为。米什莱掐算不出的是，这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真正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善于撒谎的民族却从来不说。它总是告诉我们怎样活着，却在竭力隐瞒我们活着的意义和追求意义的死者是如何死去的真相。历史成了权力的娼妓，我们是几千年冷漠的看客。

前几天在湖南永州发生的杀法官事件如捷报在民间流传，我也惊讶于这个社会的暴戾化。法官首先是人，谁也不能非法剥夺他们生的权利，更何况他们也是儿子父亲，他们的死对家庭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然而，今天对谭作人的二审判决也是法官。谭作人是人吗？失去自由五年的时间对谭的家人是什么剧？谭是父亲、丈夫、儿子吗？如果国家可以公然用公权力把暴戾合法化，那么杀死法官的凶手朱军的行为跟其有本质的区别吗？
在赵作海案中的检察院助检员、赵案的公诉人郑磊说：“ 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即使顶住了，你还是被这转动的车轮碾死。”但你没有顶这是事实。也许你有很多理由，但你所有的理由在赵作海这个同样跟你一样是“人”的人身上同样成立。你不想被“碾死”，就去碾死他人，你和纳粹有何区别？机器是零件组成的，人是受心灵支配的，你选择做罪恶国家机器的零件而不是一个干净的灵魂，你就必须承担代价。然而，“倒霉鬼”郑磊只是运气差了些。审判谭作人的一干人知道，他们在制度的庇荫里是安全的。当年迫害林昭的那帮畜生现在不还是活的像王八一样地滋润吗？中国的司法体制为中国编织了一个牢笼，中国的法官、律师乃至法学家都是这个笼子里的“囚徒”，他们尚在困境之中（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意识到而且自得其乐），指望他们救助成功的概率和中六合彩差不多。好的制度是斗来而非祈求来的，司法的好品格形成一要制度保证，二要人格担保。可惜这两样贵国短缺。对此，有网友tauru3总结道：“理性恶行是体制性的、经过严肃计算的恶行，这种理性恶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也使人们更加熟视无睹。体制性的理性恶行比偶发性的非理性恶行更加危险和恐怖，也更充满罪恶，而这种罪恶往往因为理性计算而常常逃避惩罚。”
罗伯特•肯尼迪（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胞弟）曾有一句名言：“很少有人能够强大到独自改变历史，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而正是这些化零为整的行为书写着一代人的历史。”可惜的是，我在贵国看不到哪怕是“小面积”的人群想去“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只有极少极少，如谭作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军们除了“替天行道”外，还能做什么呢？我不会说什么“暴力只能引发更为暴力的反弹”之类的无比正确的废话。如果你非要说，请先对比我们强大万倍的政府去说。对谭作人的二审判决，只是证明了一点：这是一个流氓国家。对武装到牙齿的披着合法外衣的流氓，你我的“理性”等同于“贪生”、“给残酷社会的善意短信”等同于自慰。

我们是一个丧失了诸多能力的民族，比如内疚感。内疚感是人类的自明灯。它时常在你冲破了作为人的局限和打破作为人应该有的永恒禁忌后，会照亮你即将跨越的界限以及自身。一个人，倘若失去了这种能力，就是一只非洲狮；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能力，就是一群蝗虫的乐园。一个不肯让渡自由、不设局限、毫无禁忌的政党和政府，是不会有内疚感能力的。作为不肯必要丧失的交换，整个社会文明的部分成为溃烂的“恶之花”。
中国人是人类少有的不能感受到内疚的生物。我们缺乏感恩意识，是因为恩泽稀有。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就一直是罪恶充溢，后代只是使之丰沛而已。这部分的“功劳”，要归于我们的没有愧疚感。精神分析学家说一个健全的良知产生与行为相符合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则起到防止我们重复这种行为的作用。我们没有，所以一再重复罪恶，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年代重复同样的罪恶。
内疚感会减少我们的快乐，也会使我们丧失很多“自由”——行动的和内心的。“人定胜天”的乖张和狂妄已经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以另一副“权钱万能”的面孔还在毒化我们。当我们个体只能在罪恶的国度里努力艰难地做一个不被同化的“义人”时，连上帝都失去了羞耻心。上帝，看着谭作人那张苦难的脸，你不内疚吗？

我听过有一种类似“公公知识分子”的奇谈，即现在的政权比毛时代好多了，不枪毙异见者了，进步了。好像我们应该为谭作人只是坐五年大牢而感谢政府。这种“部分的被剥夺总比完全被剥夺要好，部分的被奴役要比完全地被奴役要强”的奴性思维，真不配当直立动物。对此，我的观点是：返祖到猿人吧，那比猴子聪明，比鱼要自由。
马基雅维利的“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是历代暴君们的圣经。当人民对制度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时，用反美、奥运、赈灾表演、SB会等“软武力”来迫使他们无法理性思考。对谭作人的判决则是把这种武力万能化，真是愚蠢透顶。当你们扼杀了所有的理性时，谁还奢望跟你们用舌头沟通？
无锡击毙了一个持刀绑架者，广西梧州法官被泼硫酸、苏州司机捅伤银行行长等多人……几乎每天在这个“和谐”的国家都有恶性案件在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维稳”的费用和养官员的费用像一双双魔爪在一层一层地扒着我们仅有的衣服。我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们在护着最后的底裤。而连底裤都被扒光的人只好用“冲锋枪”、“硫酸”、“匕首”来捍卫最后的羞耻心了。我们被政府合法地剥夺我们本该自己拥有的东西（用税赋、垄断、特权享受等），我们被生活的困顿所绑架，没有人来把我们从教育、医疗、政治经济地位等诸多的不平等中解救出来，因为尚且没有发明出一只狙击枪来震慑真正的推手。何为“恨”？舍勒认为：人们往往羡慕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正是这种欲望使人产生了“恨”心理。这是一种在封闭环境中长期无能为力所造成的自我毒化和有害的分泌物。于是，向对方暴力索取的欲念便产生了。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恨意。但这绝不是舍勒定义中的“恨”。我们不是出于嫉妒和虚荣，而是出于被合法剥夺的愤懑。我们甚至找不到合适的“索取”方法，几乎所有的呼求乃至跪地哀求的渠道都被“维稳”阻塞了。我们怎么办？似乎唯有这个问题是合法的，任何进一步的想法（更别谈“做”法了）都有可能是“非法”的。
埃略特说：“大多数人只有一点点生命力，要唤醒他们的精神是一项极大的责任，只有当他们完全被唤醒时他们才能真正为善，但是同时，他们也就被赋予了为恶的能力。”谭作人一直在努力地用行动来唤醒人们麻木的神经，他做着当年甘地做的事。这样的善人你们恶毒地对待他，你们无非就是希望赋予大众为恶的能力，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有几段封冻期（中国近现代尤其多）。历史在那些可怕的极端气候中被凝固、被冻僵成了静默——死一般的。在这些延长符号上的失语，正是历史上最为悲怆至极的重音所在。有勇气的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必须让历史的静默时刻开口。”（米什莱）
谭作人这样做了，他成了受难者。谭作人的辩护律师蒲志强说：“相对于一审而言，我已平静得多，有些悲哀，但不再愤怒。”这是最可怕的，当舌头不起任何作用时，牙齿就会发威。
但愿，历史不会缄默太久。
还会有人发声，我只是希望发声能够起作用，比自制“土炮”等更有作用。

写于谭作人二审维持五年监禁的原判之日：
共冤二〇一〇年六月九日星期三
改于十一日

黑子是我的老邻居，也是我母亲的同事。文革时他正值青年，翻砂工作练就他一身的梅子肉。低文化高荷尔蒙使他成为造反、抄家、游街、批斗的急先锋。在批斗会上，我曾不止一次地见他把一块块写有颠倒打叉姓名的牌子挂在他的批斗对象的脖子上。被铁丝悬挂的牌子不能往下落，否则就会吃他的耳光。血顺着铁丝从被斗者的颈子往下滴，没有几个人能挺住，栽倒了扶起，换一块硬纸板牌子，继续斗。。那时我还小，因为母亲总是加班、开会，所以我的童年几乎就是在她的车间和批斗会会场消耗的。文革的残忍在我们一群小孩子看来就是一种节日，不同的残忍方法就是节日的不同主题。

我们成为邻居是文革后了。黑子没有受到什么清算，也没有好算的——他的工种就是最底层，再往下打，就是地狱。工厂没有这一层。从黑子和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那天，我印象中的这个狠角色就成了一口“酒缸”。这个世上最文明的酒徒，习惯坐在门口，除了下雪天。他不喜欢桌子，总是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默默地端杯、续杯，就着方凳子上摆放的花生米、咸菜。从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开始，到晚上八点，最少四顿酒。每天至少一斤“二八冲”（一种当地烈酒，因每斤0.28元而得名）。他的最大优点是从来不发酒疯或是借酒装大爷装孙子。
有一天，他敲我门，跟我说，他要把屋子搞一下，我笑着问，是否要结婚了。他说是的，并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戒酒了。一月之后，他笑着送来一包喜糖。他娶了一个高大身材、高大嗓门的乡下女人。又有一天，他敲我门，笑着递给我三个红鸡蛋。他得了子。
这段时间光是看见他的笑容，即使一排不太白的上牙安在他那黑的发釉的脸上，也是完全可以做牙膏广告的（只是那时没有这个产业）。为了这个甜美的笑，我忍受了在他婚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那不隔音的墙壁传来的如同承接了黑子的酒瘾一般的一天好几遍的吱吱嘎嘎，可恨的是我那时也正是叫春的年龄。终于，在一个下午，我开了口：“能不能修一下你家的床？”黑子笑着说（脸红不红当然看不出来，但我相信他是红了的）：“我试过，修不好，明天我到厂里要一些铁丝再试试。”那一晚，难得的西线无战事，我原以为可以安心读书了，不曾想，整个晚上我一个字都没读进去，香烟倒是搭进去一包。
后来我也开始领女孩回来了。有一次，遇见的是一个“现代诗人”，无论我怎么哀求，她还是刹不住地大呼小叫。第二天，院子里左右邻居见到我都是一顿臭骂。我对众人说，向毛主席保证不再重犯。黑子等大家散去，递给我一支烟，说：“摊你了。”呵呵一笑。
大约在他孩子两岁的时候，黑子内退。他开始和妻子卖菜。日子不错。虽然她老婆的讲话声音有点分贝，但那是习惯。这两人并不像这个院里的另一对有点知识的夫妻一样，家里经常响着锅碗瓢盆打击乐，第二天的垃圾里总会有几只碗碟的碎尸。
有一个午后，我推着自行车回来，吃惊地看见黑子又坐在了门口，方凳上两三个菜，地上一瓶酒，他正端着杯子举过额头，歪着头眯眼看着透明的二两杯，一副复杂的表情。看见我进大门，他放下杯子，冲我笑着。
“又开始了？”
“嗯。”
“为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
我放好车，递给他一根烟。坐在他旁边。他知道我滴酒不沾。
“能说吗？”我问。我小他十岁，可以说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又是我母亲的同事，为怎么称呼他我真拿不准。我曾问过我母亲，她愤愤地说：“什么都别喊，这人太坏了。”（可我们做邻居这么久，我觉得他比大多数人都好）所以我一直以微笑代替称呼。直到有一次我还是就此事征求了他的意见，他说：“就叫我黑子吧。”我不太能喊出口，于是继续以微笑代替。
他摇摇头。一口下了。我凝神看着他，“没事吧？”
“没事。”他回道。“真的。”他顿了顿，补充道。
为了打破僵局，我开始找话。我把明清怪人归庄的有关戒酒之苦的一段用白话说给他听：“一日不饮，口燥唇干；二日不饮，舌本强，喉棘；三日不饮，五官不灵，肌肉死，腑脏龟坼；四日五日以往，便当以所荷之锸埋于陶家之侧矣。无酒之害如此，仁人君子，岂得不念哉！”他哈哈大笑（我们相邻多年，我很少听见他的笑声）。趁他高兴，我又补充道，孔老二也是酒贤。他问我孔子的酒量，我说，古书上说“孔子百觚”，觚有多大，不知道，应该是海量。倒是那个归庄的酒量他自己交待了每天三斤不到。黑子说，那得多少银子啊？我笑着说，这厮一个穷头陀，全靠化缘。我猜那时的秤应该比现在小，算起来，归庄的酒量和你差不多。
黑子收起笑，忽然问我：“我是好人吗？”
“为什么这么问？你应该是。”我补充道：“我不是。”
“我这辈子是吃的没有文化的苦。你年轻，又有学问。”
我没有再接茬，回屋了。
一切又像回到了以前。一天四顿，天天不冇。除了方凳上多一两个老婆抄的蔬菜和一个屁颠颠的儿子在四周绕之外。

几年后，我搬出来了。有一个周末回母亲家里吃饭，席间母亲说，黑子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惊得筷子掉在了地上。母亲翻了我一眼：“至于吗？”我问：“怎么死的？”“早上四点到惠民桥（批发蔬菜集散地）进货，在路上被一辆大货车连三轮车带人撞飞。大货车跑了。黑子在医院躺了三天，还是死了。”
第二天，我带了一些吃的，去了我的旧居。我快要搬走的时候，黑子曾跟我商量，先把他的孩子的床和东西搬进来，我说行，反正是单位的房子，谁先占就是谁的。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数月了。当我敲黑子家的门时，我下意识地伸长了手臂，仿佛黑子还坐在门口的小凳上喝酒似的。
房间空了一些。黑子的遗像放在大桌上。一瓶洋河。一口杯子。一包大前门烟。黑子生前抽的是八分钱一包的“大铁桥”，“大前门”是他的招待烟。黑子不抽有过滤嘴的烟，我猜他是怕一旦接下了别人递来的好烟，自己不买小气，买了心疼，所以干脆声称自己不习惯抽。我的猜测得到了黑子老婆的证实。我站在黑子的遗像前，从“三五”里拽出两根，点燃，放一只在他生前用过的烟缸上。“这烟缸还是你搬家走了留给他的。”黑子老婆说。
黑子老婆本来就是又高又瘦，几年不见，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是在街上，我断认不出她。人要是老起来比岁月快得多也下手狠得多。
“黑子为什么又开始喝酒了？”照例的对话后，我直奔我最想找到的答案。
“他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害了好多人。他不能闲下来，一闲就想。喝酒就好多了。”“可当时的造反派有十几个人，又不是他一人。”“我也这样说的。可他说他是最积极的，打人也是最多。”黑子老婆顿了顿，问我：“真有报应吗？”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岔开话题问：“他最后走的时候痛苦吗？”我本来想问的不是这个愚蠢的问题。
“他跟我说，带好孩子，永远不害人。还说，终于戒酒了。还有就是‘报应’。”
“黑子曾问过我他是好人吗？”我转向黑子的遗像：“黑子，就冲着你自文革结束后没有对任何人动过拳头这件事上，你是难得的好人。”
黑子老婆“哇——”地哭了。我一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安慰她。
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我起身告别。我最后问的是：“那个货车司机找到了吗？”
黑子老婆摇摇头。幽幽地说了句：“他也要遭报应的。”

那个司机遭没遭报应天知道。我知道的是，绝大多数在文革时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比黑子大得多的人，至今活的不是一般地好。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文化程度是十个黑子也无法比的。这一点，黑子意识不到。他把他在文革作的恶归咎于他的文化缺失，但事实上，世界上所有集体恶、大恶的肇始者大多是有文化的畜生。
文化和文明非但不是一回事，而且在很多人那里就是仇敌——越有文化就越是利用文化来干反文明的事。千年文化古国造就了千年的反文明民族，而且以此为荣。

我相信黑子已经救赎了自己。黑子已经死了二十年了，而这个世界还在买醉中。

“没有内疚
人是什么？一头野兽，是不是？
一头肉食而得到宽恕的狼，
一只交配而仍然纯洁的甲虫。”
——阿奇拜尔德•麦克莱什（Archibald MacLeish）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把这个假设推到六十多年前，即蒋家王朝时代，甘地会是怎样的命运还真是不确定。倒不是因为蒋家夫妇曾拜会过甘地的缘故，而是因为民国的中国实在是生不逢时——这个国家恰逢其时的概率太低。清王朝败光了所有能败的，连同自己的民族，接着就是群氓乱舞，刀枪割据，再后来孙大炮一通乱轰，可惜命短，留下令人生疑的精神遗产，不情愿地躺在了紫金山麓。后继者乃是一身的江湖气，浸淫儒学、后皈依基督的蒋中正。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治国是蒋先生的副业，权谋才是他的主业。日本的入侵、家族的贪婪、共产党的颠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党内的斗争……。注定的徇私制度和自身刚愎自用使得“中正”之名注定名不副实，既对国民不“中”（公平），自己也非正（正直）。国民政府该亡，蒋家王朝该灭。由于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过于复杂、多面，以我的学识，真不敢乱猜。有一点我知道，民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得以独立的好朝代，而甘地应属知识分子一员。
把这个假设放在四十年前，答案就简单明了，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甘地还是死于枪下，只是他的家属要为此付给政府五分钱的子弹费。
所以，不偷懒也不勤奋的办法是置甘地于当下。
先从三巴朗事件开始。

受三巴朗农民之托，甘地前往调查当地靛青种植园主对农民的非公正待遇。在地方警局警告无效后不久而遭起诉。罪名是违反要求限期离开的命令。
在审判中，甘地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深信，身处如此复杂的体制之下，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一样，一个自爱的人惟一安全而又保持名誉的做法就是：做我已经决定的事，也就是说，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引自《甘地自传》长江文艺版，叶李 简敏译，下同）
“我很冒昧地说了这些话，我绝不是想给自己开脱，只是想说明一点：我之所以违反当局的命令，是因为我要服从人类更高的法律——良心的声音。”
最终，案件不但撤销，自上至下，官员都向甘地表示愿为他的继续调查提供便利。由此，甘地在自传中感叹道：“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即使它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性的，但在过程中，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保持这件事不超越政治的界限，就有助于事情解决。三巴朗的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最终都是有益于国家政治的。”
读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谭作人和他的调查汶川地震校舍建筑质量事件（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http://zi.mu/72v。需翻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有惊人的相同点，唯一的区别就是一副受难者长相的谭作人用刑期来验证了他的面相。
把甘地的感叹再放在谭作人、游精佑等（另一个跟三巴朗事件更相似的事件是福建三网友替一个被害女子家属发帖呼吁的“游精佑案”，同样的出于良知的援助而获刑。参看http://zi.mu/dpu）身上再感叹一遍，便有了如下的文字：
在中国，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无论它的过程是如何演变的，它的最终结果必定会被打上政治烙印。当事者在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只要是有挑战权力之嫌疑，大多以徒劳而告终。政府会给它涂上政治色彩，这样就会把当事者对正义的诉求变成了对事件定性为“坏事”而加以迫害。所以，任何在事先声明跟政治无关而欲逃避政治迫害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幼稚的——只要你敢对权力质询，你为对自身权利的伸张而设置的界限都是划在沙上的涂鸦，只要权力愿意，一次随意的“涨潮”都会将其抹平，连同你的愤愤不平。权力者连月光的吸引力都可以改变，遑论区区人类。谭作人、游精佑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且和权力的暴行和鲸掠相抵牾，最终都是无益于国家政治而要遭镇压的。

再说一件事。
阔别十年，归国的甘地一到孟买，就接到省督的接见通知。一阵寒暄后，省督这样说：“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以后如果你打算跟政府采取什么行动，请事先早会我。”甘地答道：“没问题。我是非暴力主义者，我们事先都要与对方多沟通，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省督大人表示感谢。他说：“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你会看到我的政府会尽量为人民多谋福利，绝不会有意做伤害人民利益的事。”甘地对此回答道：“这正是支撑我的信念。”
我不知道中国的异见领袖有谁被省级要员这样召见过，沟通过。倒是被站岗、被拒登机回国、被拒出国、被盯梢、被威胁、被连累家人（尤其老人、妇女、孩子等）、被判刑、被失踪、被精神病、被殴打、被骚扰……。
我想甘地如果在贵国，也早就“甘脑涂地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甘地没有遭到过攻击。不，他曾在南非德班遭到一伙白人暴徒的围殴，幸亏当地的一个警长夫人路过此地，勇敢地张开随身携带的伞，站在暴徒和甘地的中间。后警长赶到，替甘地解了围。事情后来的发展颇为玩味。伦敦殖民政府国务大臣张伯伦打电报给当地政府，要求严惩闹事者。甘地拒绝了前来道歉的埃斯坎比先生希望他指认凶手的请求，他说：“我不想惩罚任何人。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讲的话，我认为该受谴责的是领导者，也包括您。”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同样出名的中国人，艾未未。在成都，他遭到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一个零件的殴打。其严重伤害程度远重于甘地。但令人愤怒的是，打人者成了蒸烂的缩头老鳖，连渣子都难寻，地方当局没有人出来过问，更别谈什么道歉，惩罚了。除了受害者头上狰狞的疤痕，一切都“正常”，什么都没有发生。

甘地面对的敌手和我们面对的政府不是一个类型的，用他的话就是：那是一个假装睡着的政府，你可以唤醒一个睡着的人，但你无法叫醒一个假寐的人。对这样的人，只要多喊、长唤，他还是会起床的。更何况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印度，殖民政府的恶行都始终饱受着来自国内的抨击，从来就没有中断。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一切权利的保证，英国人知道，一旦这个自由丧失，其他所有的自由都是恩惠。为此，英国人付出了大英帝国的代价。或者说，正是英国人对言论自由的捍卫葬送了大英帝国。
而我们的政府则是一个吃饱就睡、醒了就吃的东方狮。从它睁眼的那一刻，所有的领土、以及属地上的生灵，都是他的私有财产。除了进食，它唯一要不辞辛劳做的事就是在它所有的领域里留下它的尿臊气。它把每一个出现的问题都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每一个个体都打上政治身份。它的政治建立在一种大包大揽的一切信仰体系之上时，所有其它空间都会被挤压，没有任何领域有独立的发展自由度。所有的领域首先被导入了恐惧的政治氛围而变形存在——这是政府需要的氛围，人人自危刚好可以达到“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牢狱”之效果。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低效率和极度浪费的，但它不在乎——一个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执政党，执政党就是极少数凶猛的公狮的王者的中国，低效率给了他们从容统治的时间，极度浪费是他们收买“秃鹫”的必要开支。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埃德蒙•柏克）他们能安卧是因为他们太强大，又有各个领域里的鹰犬、秃鹫们的勤执，偶尔有谭作人、游精佑这样的不安分者要去唤醒它。他们会怎样？由地方去吧，不要打扰我。四川、福建是忠诚度可以放心的两条恶犬。
我听过“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很多地方的罪恶中南海不知道，”他们这样替最高权力辩护。换了人马接力的驿站时代，我就相信了。可惜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专制主义就其本性来说，它憎恶任何不以自己一时喜好运用权力的做法，也要消灭在自己的无限力量与人民的彻底无能之间的所有可能。”（埃德蒙•柏克）所以，很多话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信。

我听过一种说法，即“‘甘地并不适合于中国人’这种说法在本质上与‘中国人不具备享受民主自由的资格’有异曲同工之拙。” 我的看法是：无论在南非还是在祖国，甘地遇到的对手本质上都是文明人，而他遇到的朋友则更是。中国产不出甘地，即便有，也被流氓政府弄成可怜的“没有敌人”的炮制者了，更何况十一年以后此人的命运不是被流放（当作和西方做交易的物品）就是继续下一个十一年，没有国际上像样的声援和压力，再加上自身被拯救者的麻木和不仁，令所有的人绝望，令可能有的神黯然。
甘地有一段神谕般的言词我读后深不以为然：“当我绝望时，我会想，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我好好想一想，事实不是这样。有学者仔细算过，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不说他人，但看中国历史，我们津津乐道的几个所谓“盛世”总是比乱世少得多，更何况我们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暴政，而几个“盛世”也是拜国民“摸六合彩”得来的几个仁君所赐，把“暴政”柔化成了“专制”而已。甘地的“终究”说只是一种“该怎样”的“规范冲动”，在残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是什么”的实证才是绝望的所在。人们为了活下去，只能可耻地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安慰剂来支撑。独裁是每个人心中的毒苗，谁愿意被别人指使而放弃统领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邪恶力量，更是一种人性现实。这样说会令“高尚者”讨厌，“权力者”痛恨，但这就是事实。这个世界只有少数国摆脱了暴政的统治，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知道一个道理，即人类设立政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用一己的智慧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没有人会傻到找一个流氓来管理自己。政府不是依照自然权利而一定是人们充分运用的智慧建立起来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看到太多的先人搭建的政府如何戏法般地成了吞噬自身的怪兽。所以他们在政府等权力部门的鼻子上预先打了一个孔（行政），再拴上一根绳（立法），一个人牵着（司法）。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制度。
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是人类已知的最好的制度之一；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仍是我们这个政府最大的威胁，因而成了中国人已知的最坏的制度之一。

回到开头，在猜测甘地在当下的命运之前，还是先列举一些甘地的“罪行”：抗税（纳塔耳）、建立非暴力抵抗学院、印刷和公开销售政府明令禁止的政治书籍、组织纺织工人罢工，在工人情绪出现摇摆时，以自己的绝食来煽动罢工的继续、鼓励提前收割已被政府列为抵押品的洋葱、成立国大党组织、组织“盐路长征”，以阻止政府不公正的《食盐专营法》出台等等。
列举了这么多，我这个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心也凉了。“如果甘地在中国”这个题出的把我自己带进了傻子行列。我自作聪明地编了一张网，扔下去什么都没有，一水的碎片，满眼的金星。我陷入了绝望，我什么都不知道——除了知道一个只搞了一个宪章就被剥夺自由4015天的人的遭遇。
至于甘地能否在中国成为“甘地”，参照昂山素季在缅甸、达赖喇嘛在海外的流亡，看官自行判断吧。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清晨，地铁的女人。她们什么都不看，就是去上班。清晨的空气清新或浑浊她们不太在意。她们中的很多人在昨晚把精神、肉体投放太多，以至于半个囫囵的浅睡眠根本斩不了仓，思绪依旧在夜的流光溢彩盘桓。应该有人把她们从该死的上班人潮中拉出来，将她们重新按在依然温软的床上，让她们重新继续另半个囫囵。从她们进出地铁的步态以及在车厢里的举止中，依然可辨她们半梦的、温暖怜人的影子。地铁里，封闭的空间到处散发着她们充满色情的味道——夜里残存的、清晨添加的。
哦，地铁，唯有此时才令人如此着迷。

被流放或出于无奈的自我放逐是用遥远的距离来丈量悲怆。这是一段悲剧性的距离，无论你的生活如何，都无法消除。在异乡孤儿般的平静是你内心翻腾的反动。“而去疆域化则是一种疯狂的剥夺，犹如脑叶切除术，它具有焦虑、摇摆不定和电路中断的性质。”（波德里亚）

语言的张力很多时候是出于自身的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而不是刻意的结果。

年轻时好打麻将。赌友庞杂，作家编辑，贩夫走卒皆有。日久而悟：麻品如人品，且在日后被不断印证，甚是得意自己的“犀利”。几年前读到张鸣的《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靠，这个以掘慈禧坟而享誉中华的早就这样识人混世了，而且肥肠成功。好长时间在悲哀中不能自拔。

参加了几次同学聚会，似乎是早就分了类，“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之所以把我这个非贵不富的二流子加进去，大抵是因为我有“洋农民工”的生活经历，可以满足他们对西方的更深更形而下的好奇心，再加上我的张狂不自量可以中和一干人的挥之不去的市侩气——他们中的多数人端着架子太久太久，被一个老同学夹棍带棒糗一下，似乎不太受伤，而且显出宽容。然而，出席次数一多，看着这些曾经的“歪瓜裂枣”如今一副志得意满的厚黑样，我难免会泛杜甫的叹老伤贫的酸。我知道，我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同学少年多微贱”，那才是真正的人间，意外、失业、无常、有病无钱、沦落、孤单等，这是正常无比的人间。然而这世界的残忍不仅缺失起码的宽解与涵容，而且还剥夺了他们反刍自己的童年的快乐。什么都不剩下了，唯有一点无法示人的自尊在犄角旮旯，一旦到了酒席上便荡然无存。这些纷如蝼蚁的生命，哪一个不曾有过花样的年华、月样的清冷、冰雪样的晶莹？而今谁又和谁的生命真正相关呢？除了链接彼此的利益永恒。
所以，这是他们没有聚会的唯一原因。后来，我也就不再去老同学聚会了——其实，我知道，我对“五陵衣马”的轻慢也伤我自己。

我在清明这天对儿子交待，我死后，不许搞烧纸等装神弄鬼的人间闹剧烦我。我的死是一次最成功的胜利大逃亡——这个丑恶的世界，活着蹂躏良心。想到西藏转转，就到拉萨河旁看看我，和我说说话。清明，心清则明。天下心痛如肝，肝紫如面，面厚如墙，墙高如狱，狱大如国，国恶如虎，虎毒不食子，食心也。

我为什么要把儿子送出去？我曾跟他说：“你要是还在这个国家生活，我不死，会天天为你担心，一旦你遭受不公而无法伸张，我会出头，可能会因此坐牢，被枪毙；如果我死了，你还在这个“恶之花”之国，我会无法瞑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凭“诗人”头衔可骗吃骗色。北岛、杨炼、江河、舒婷、顾城等更是堪比领袖。出了汪国真后，诗歌开始掺水了，再后来出了梨花，诗歌就是水里掺酒精了，等到王羡鬼出笼，诗歌就变成了重口味的分泌物，当然，不能忘了一个比张宗昌有文化且流氓性不差分毫但无聊有加的外长诗人。“诗人”就这样成了“屎人”。
打油诗写的最好的现代人，我以为是杨宪益老先生。“江水浪滔天，官家好賺錢。救灾少評論，防口甚防川。”（《无题》）最好玩的是“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好个蓬莱阁，他妈真不错。神仙能到的，俺也坐一坐。靠窗摆下酒，对海唱高歌。来来猜几拳，舅子怕喝多。”（《游蓬莱阁》）

“当医生准备为被碾断胳膊的女交警剪掉衣袖时，她一句‘不要剪，我喜欢这身警服’，打动无数读者。”或许不是为了表忠心，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爱国方式让我生理上极不舒服，我似乎看见了党卫军的影子。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外表下包裹着城府又或是陈腐。悲剧。或许有人会说我尖刻，不就是喜欢制服吗？何必上纲上线？我想说一个常识（不是是发现的）：对制服的热爱通常和征服欲有关。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就是纳粹党卫军黑色制服——这是公认的。他们的残忍冷酷也是公认的。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有几段封冻期（中国近现代尤其多）。历史在那些可怕的极端气候中被凝固、被冻僵成了静默——死一般的。在这些延长符号上的失语，正是历史上最为悲怆至极的重音所在。有勇气的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必须让历史的静默时刻开口。”（米什莱）

“Saints should always be judged guilty until they are proved innocent. ”（奥威尔在《关于甘地的思考》中写道：圣徒总应被判定有罪，直到他们能证明其无辜）。中国的“清教徒”总是在设法证明他人有罪以证明己之宽容。

有人为了彻底摆脱恐惧而变节；有人为了掩饰恐惧而求助上帝；而上帝为了使人类克服恐惧而献出耶稣。耶稣是真的不再恐惧——他被牢牢地钉在柱子上，他口中、眼中、荆冠下的额头、胸前、四肢皆滴着恐惧的血，可是，十字架下却一片欢呼。人们庆幸有人替他们赎回了恐惧——哦，愚蠢的人类！

几十年前，我跟藏族上山挖虫草，事先他们就告诉我，一块地方要留几根。前年我问我大弟弟（他刚刚从洛扎县挖虫草回来），现在有没有这个规矩？他告诉我：“屁！他们现在恨不得用挖土机一网打尽。”我问为什么？以为越来越难挖呗。海拔4500以上的植被一旦被破坏，恢复期至少三十年。

有关非暴力，我有一个结，打在我心中有近四十年，谁能解？我小时候住大杂院。有一户有儿子五个，个个彪悍。邻里没有不被欺负：今天偷你家蜂窝煤，明天抽他耳光。居委会耸肩，公安（革委会）打圆场。而在文革时期很少有人有能力搬家。最后这家的老二被一个“胆小鬼”从背后捅死，老三被捅成重伤。从此大杂院安宁。暴力在此时彰显了魅力。那个叫“国庆”的胆小鬼被“镇压”那天，院里始终笼罩在一片肃穆之中。后来再现这种氛围的是1976年9月9日，当然，第一次是我们这些孩子发自内心的，第二次是为报考戏校而做的预习。我被证明不行——那天，我躲在臭烘烘的毛巾被里，狠狠地把笑笑完才敢出门。我的结是：当我们已然成为人类“生存链”的最底端时，非暴力值几文钱？

疑惑1：问城市人愿意在何处生活？大多答曰愿在田园乡野；问愿意生活在何年代？大多答曰古代。可一谈起城市的未来或个人的未来，无一例外地要“发展”、要许许多多的“现代化”。嘴上向往“简约、原始”，脚下生风追赶着“超现代、赶时尚”，不是人格分裂就是集体无意识。人文精神就是这样被扭曲的。
疑惑2：我戒烟已经十年多，原因之一是被告知极易脑溢血（被查出有严重高血压）而死。《神经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烟龄越长（但不是抽烟越凶），罹患帕金森氏症的风险似乎越低。相比这个生不如死的病，我当然选择脑溢血牺牲。我该重操烟草吗？我爱它。

路见一私家车屁股上贴有不干胶。“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文字洋洋得意的劲顶的后备箱如胀起的内裤，令人尴尬。但我想，贴的人会为此而自豪。真是一个无耻的暴露癖横行的国家。活在这个国家，谁没有羞耻感，谁就没有良知。这不是他妈的道德要求，这是人的本能反应。

我活在我所想的方式而不是我按生活的方式所思想，这是一种必须有所割舍的艰难选择。抗拒美杜莎的诱惑一条路走到黑不仅需要战胜自己的欲望，而且需要一些自虐的能源。所以我躲进小楼，不与行走在闹市的石人为伍。

二〇一〇年五月一日星期六
SB会破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