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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那我就不如烧完！”
                                               ——《死火》

         今年写的文章大多语调沉闷，比以往少了些插科打诨的劲头，大约是因为在网上混的有点意兴阑珊——年景不好，写什么都有人觉得你别有用心，为此我还特意在牛博和德赛公园寻了场子，效仿狡兔三窟，流窜起来方便。这两个地方传说有不少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的主儿，像我这样的小愤青跟着起起哄也倍有面子，是吧？

         不过现在我也基本上不去了，缘由是泛泛之辈哪里都有，文章也是不过尔尔，读来没有快感，反倒忍不住皱眉头。有时候真想驳斥一番，还是罢了，跟个把人作对有什么意思，若要反，就反一种现状、反一套机制、反一批人等。前些天在德赛看到一篇批评鲁迅的日志，今天我就想说：那些所有怀着各种目的在人格和思想意识上批判鲁迅的人，若说理不清、史料欠实、论证偏颇，我将平等的致以我最高的鄙视。

         话到此处，可以想象到必定有些人面露不屑：你这样志大才疏的愤青当然尊崇鲁迅了，你们成长在和平时代，初识些社会阴暗面便按捺不住的口诛笔伐，宣泄青春期的冲动情绪，你们这些青年对无聊生活的叛逆，和鲁迅那副苦大仇深的泼辣脾气不谋而合。无非是类似的话吧？哥们，能不能有点新意？首先，我不像愤青，更像个流氓，不起哄不废话，看不惯就骂，讲不听就打；其次，不要再用“愤青”、“小资”这样俗气的标签往人脑门上贴，除了这个会不会干点别的？尽拣些用破用烂的套套还想猥亵别人，真出息啊你们。

         来看看几种对鲁迅的否定态度。其一，有些人从小到大，除了语文教材之外基本上不接触鲁迅作品，对学生时代解析其文法的痛苦仍挥之不去，进而厌烦于鲁迅一副不苟言笑的枯涩面容。见到现在别人批判鲁迅骂的起劲，油然而生一种推翻思想独裁者的快感，也藉此机会表明心迹：我讨厌这个落伍的老家伙很久了！哪怕在只有红色书籍可看的年代，读懂鲁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大众有这种蔑视崇高的心理，十分正常。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不喜欢鲁迅的，说的露骨点，大多数人只是在官方一味的推崇下，相信鲁迅是一个好人而已。

         网上喜欢模仿鲁迅的语气来达到娱乐效果，并称之为“鲁迅腔（鲁迅体）”。我先得请教一下，究竟什么叫做“鲁迅腔（鲁迅体）”？我发现这个鸟词现在屡屡被提起，却没有人正儿八经的总结所谓“鲁迅腔”的行文特点。私以为，人们所聒噪的“鲁迅腔”，更多的只是白话文倡导时期的文风特点，一些断句、一些语气助词、一些习惯用法，并非鲁迅的专利。当然，鲁迅是有一种独特的腔调的，但这腔调并不在于形式，而藉话锋之顿挫流淌于字里行间，深沉而无奈，愤怒又悲凉。

         其二，把鲁迅定位于左翼作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尴尬角色，偏颇取证后认定其是红色苏联的崇拜者，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宣传工具，是特定时代下被造就的“神”，于是在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年代，就该用现代价值重新评估其言行，将其请下神坛。

         这种态度在学术界可谓小有规模了。这个复杂的年代，所有的领域都喜欢重新洗牌，把一些以往的争议人物捧起来，一些传统规范的圣贤榜样踩下去，整个世界处于不断的解构和重建中，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浩荡之间，荒烟蔓草的气息扑鼻而来。乍看下，这种态度是不无道理的，其实在出发点上就错的离谱了，谁为你定义鲁迅的？

         周海婴曾在书中说过一件事，大家可能有所耳闻。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在上海与周谷城、罗稷南等湖南籍人士座谈。当时罗稷南问毛泽东：鲁迅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的回答是，鲁迅如果活到今天，或许是坐在牢里继续写，或许是识大体不做声。毛泽东是否如此作答，暂且按下不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毛以一己好恶左右中国政治时，当大批的知识分子在批判中含冤而死时，当人民群众在恐惧和荒谬中噤若寒蝉时，鲁迅坐的住吗？独裁统治和言论自由可一直是他最热衷的话题啊。我看他连牢都没的做，大抵是迅速定罪秘密枪决的命。我想不出那把硬骨头要如何软化，才能像郭沫若般顺滑如荑稗？

         政党为政权的合理性，总是要标榜一些正面人物作为精神旗帜的。鲁迅曾竭力赞赏当年的红色苏联，并对共产主义寄予同情和支持，这都是事实，因此也不免“被”成为主流意识的代言，那又如何？鲁迅并不站什么阶级立场，也并不真正信奉什么主义，他只是站在一己的判断上，仇视专制，倡扬民主，他的观点往往与当时的进步认识所契合，然而又不局限于时代。鲁迅更不是什么革命家，革命党要他去干刺杀满清权贵，他不去；中共领袖李立三请他出面发表革命宣言，他也不去。他从不做无谓的“革命”，因为在黑暗的时代，挺身迎铡看似英雄之举，却是大大便宜了不择手段的对手。

         其三，把鲁迅看成尼采“超人”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徒，指责其乌托邦思想，质疑鲁迅对民众的消极看法。的确，鲁迅在文体和思想上都受到尼采的影响，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息弥漫笔间。鲁迅的生存哲学认为既然人唯一的归宿就是死亡，那么无论我们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什么也不做（冻灭），还是拼命反抗努力奋斗做能做的一切（烧完），最终都要沉入无尽的虚无。先生最终选择的是：“那我就不如烧完！”死火固然熄灭，但那燃烧的光彩照亮了黑暗的世道和人心的深渊，七十多年过去了，先生用生命烧结的钙质依然源源不断的给予我力量。

         我只在文字里识得鲁迅对中国人的羞辱和嘲讽，可从未听说过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欺侮同胞。我倒是见多了言必称人民的、慈祥端庄的体面人物，骑在孱弱百姓头上拉屎撒尿放臭屁。先生说劣根性，说吃人，说阿Q，都是激烈而不中听的，却每每切中肯紊。我时常会想，先生说的对，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真得注意，倘若从骟如流，从此便不易抬起头来。行，算我贱，乐意受骂，可再贱也比自我感觉良好的不知所谓强些。怎么，现代公民了是吧，致富小康了还是参政议政了，觉得是时候扔掉“奴才”这顶破帽子了？没有这种奴才的品性，谁有本事愚弄一个民族十年之久？没有这种奴才的品性，谁能把青年人的激情和鲜血像蛛丝一般抹去？没有这种奴才的品性，哪个政府敢无视死难儿童的姓名而包庇在豆腐渣工程里捞钱的权贵？操。

         谁说鲁迅冷面好斗？对漱园、柔石这样的朋友，萧红萧军这样的后辈，马珏、许广平这样的红颜知己，刘和珍、杨德群这样的青年学生，先生都是关怀备至，温柔有加。也许你会忍不住问，怎么鲁迅爱护的都是女学生啊？换说他人，我会嬉皮笑脸的：嘿嘿，潜规则嘛…但你只要认真读过他们的信件、日记等有关的记叙，你大概会无言的。我这个人有时很龌龊，但从来不会也不敢对先生有这么龌龊的想法。男学生嘛，举个冯省三的例子，这小子挺逗，讲义气而不拘小节。当时他是北大的旁听生，一日突然跑到鲁迅家里，往床上一坐，跷起脚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立马给他拿去修好，冯大爷连句谢谢也没有说就走了。鲁迅后来提到这事就是一笑：“山东人真是直爽哇！”篇幅有限，先生的温情故事说不完，可每当说起这些事，我心里的感觉不是温暖，而是彻骨的凄凉。

         真实而残酷的历史，总在鲁迅的温柔之外。一个人对值得爱的人如何深爱，他就对这处处逼迫的环境如何痛恨。鲁迅幼时家道开始中落，祖父入狱，父亲病死，少年时期便频繁出入于当铺与药铺之间，饱尝人情冷漠；婚姻包办，兄弟反目，使得鲁迅在感情生活上屡受创伤；病痛折磨、国民麻木、政府打压、文人诬陷、同僚排挤，一生如此挣扎着走过来，先生若时时都不过激，反倒真是奇怪了。说鲁迅不理性，把鲁迅的境遇随便抛件给你试试，你再他妈给我谈理性。
   
         回来说我近日看到那篇批评鲁迅的日志，作者名号我就不屑提了，脏了我的博。他批判鲁迅有一点是：鲁迅不署真名，总以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是怯弱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并洋洋自得有曰，你看我评点时事，从来都是真名实姓的。对于如此的愚蠢我也不屑驳斥了，还是看些先生当年所作的“辩解”吧：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我常常写些短评，…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的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做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明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花边文学》序言

         “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1933年致信山本初枝

         “待到1930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这并非为了消灭‘谋为不轨’的痕迹，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是很无谓的，况且中国的衙门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两地书》

         鲁迅的著述被查禁就像家常便饭一样，1934年的《二心集》，38篇文章被删掉22篇，只好改名《拾零集》出版；《集外集》也被删去10篇，后来编入《集外集拾遗》出版；被禁止出版的还有《门外文谈》，编译的《竖琴》、《一天的工作》，以及杂文集《准风月谈》也遭到查禁，主编的《译文》则被抽去稿件。请再翻翻当年充斥暗杀和迫害的历史，你有权要求一个选择继续战斗的人去送死么？你好意思吗？一个无病无灾悠然于和谐盛世捣鼓些鸡毛文字的时评家，居然来责怪鲁迅不用真名写作，这家伙估计是长不出胡须的。说到时评，鲁迅既是你们的祖师爷，也是你们一生高山仰止的楷模，有你们这样的不肖后辈，他老人家真是师门不幸啊。

         我倒是希望现在有些舞文弄墨的文人能认真点去评判鲁迅，无论美言还是非议，起码能让我觉得：嗳，这家伙说的还像回事。可是总有太多的无赖犯臆症，把自己初中生水平的破落文笔当作三言二拍，往鲁迅的残影上泼粪。每个民族都有属于他们的伟人，这些伟人像一块块刚健的骨节，构合成一个民族的脊梁，不尊重伟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咱们国家能做这块料的伟人本来就不多，还有那么一大批庸货，自忖成不了气候，便干起了盗墓鞭尸的营生。每次看到你们这些文人活跃的身影，我就觉得先生所言真是超越时代。每当我反省自己是否太狂妄、太轻浮、太过分时，是你们让我开了眼界。哥服你们，你们是绝对的三无人员，无知、无畏、无羞耻；你们是使用中文写字的人中之极品败类。真的，别跟哥谦虚，我一点都没夸张，我是真心实意发自肺腑这么认为的。

          我且引用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回忆录里的有关内容结束本文，如果你要说史沫特莱是亲共的，她自然要赞美鲁迅云云，我保持沉默，不再废话。她写道：“在他的一生的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夫人和朋友曾劝他出国，但他总是不肯离开中国。他说，他不能在中国这种危急的历史关头离开。他知道他自己病已很深，可是他不能离开他所爱的这片国土。他说中国需要每一个人。我们回答他说，除非他出去休息一年，否则他是不能帮助中国了。但是他希望能够好起来，而他这人是很执拗的。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执笔的战斗者，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太执拗了。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情愿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上个月去上海出差，在人家办公室里百无聊赖的翻杂志，发现某电影月刊有一篇Fling（欺骗我）的影评，四个小标题分别是：XX爱讲冷笑话、XX这么牛逼了还是没有妞爱他、当时XX就震惊了、回想往事XX就一阵恶心。这几个小标题我还是挺面熟的，毕竟在豆瓣一年不是白混的，这应该是几个很有人气的小组名字。再看整篇影评的语气用词，也很有豆瓣评论的特点——随意、文艺腔又脂粉气。

我想说的是，这并非是一个偶然案例，我已经看到不少平面媒体从网络上撷取灵感、甚至收集口水的现象了。书籍的话暂且不论，单就报刊杂志类纸质出版物来说，它除了备忘录的功用外，还剩下多少实用价值呢？与网络媒体相比，它既丧失了全部的时效性，又在趣味性上大打折扣（需要更加严格的文字和图片审查），更重要的一点是，其信息获取费用明显要高于网络，这是多么的不可理喻！试想，我买一本当月的电影杂志，印刷精美定价昂贵，结果发现它推荐的电影早就可以下载而且饱经热议，它提供的图片毫无新意、影评陈词滥调，岂不是冤枉至极？

从传播速度和开放程度上来看，网络当然是个好东西。有人非常乐观的认为未来的一切人类活动，购物、会议、工作甚至做爱都可以在网上进行，也有人对网络上的集体无意识感到悲哀，进而发问：网络有什么用？众口纷纭，光说不练。这个问题的提法就没意思，就像问hip-hop有什么用、抽象画派有什么用一样，你想要什么样的用处呢？网络本身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说因为有了一种渠道的言论表达、内幕曝光，就指望其行之有效的根治社会之弊病。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有理由对网络心怀感激，它毕竟在帮助很多人脱离蒙昧状态上居功至伟。蛇在引诱夏娃吃禁果时说出了实情：你们吃了并不会死，而是眼神明亮，如神般能知善恶。如果说网络文化是一种禁果，那么有罪的既不是网络，也不是网民，而是先验性霸占话权、用标准和规则混淆视听的神祗们。 

网络文化的所有危险在于非理性和党同伐异。梁文道在谈论网络文化时指出：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有什么两样。除此之外，我还得替梁兄补充两句：这些部落之间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势如水火，然而思想是不可妥协的、观念是不可统一的、语言又是充满歧义的，因此在这些交缠的巴别塔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变乱与迷茫。

在网络文化与现实政治不断交融、激化的今天，理想主义者总希望有朝一日，互联网能够聚集起足够强大的声音，体现普世价值的人性化姿态和话语权的解放。我也曾这样冀望过，现在看得明白些，不由的就想泼泼凉水。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理想形态称为“网络文化共同体”（Web-culture community），显然这是个意义含混的词组，它在哲学、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连在理论上构建都是步履维艰。

首先，网络社会的成员同样是现实社会的组成，几乎囊括了各种不同收入和知识水平的人群，那么如何保证言论权利的平等？最明显的，上网本身就是一个准入门槛，客观上对社会底层意见造成了拦阻，而他们是最需要舆论支援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代言时，是否有能力作出清晰的表述？如果用网站来打个比方的话，大多数活跃在时事评论前沿的所谓知识分子，有些人像豆瓣，有些人像牛博。前者连鸟毛都被阉掉了，一天到晚自我催眠的自娱自乐；后者就是一副“听我话，否则我抽你丫”的流氓救世主姿态，闹的像个菜市场。指望他们引领民众汇聚起成形的网络文化？笑话。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当代政治学要遵从的原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国家应该以平等的关心和尊重对待其公民，此即谓“平等主义高原”，使得我们可以在不平等的现实基础上追求平等。但是，在网络上实现“平等的对待”又谈何容易？

至少存在两种意义上的平等，一是在规则制度面前的平等，二是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平等。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有网上言论的自由，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自由”转个身就要撞到鼻子。而且每个人对网络资源的占有能力和兴趣倾向非常不同，全中国99%以上的比特是用来娱乐的。人们是有权娱乐的，这毫无疑问，但过分的娱乐毕竟导致了严重的信息浪费，因为网络资源的作用与网民角色的发挥密切相关，那些全神贯注于八卦新闻的人是不可能明智的探讨政治议题的。而且占有网络资源的不平等导致了影响力的不平等，许多网络名人们占有着大量的网络资源，可他们的总体素质实在是不敢恭维。名人们放个屁，马上就有一大群人跟着讨论该屁的香甜，并进而对名人的饮食冷暖等作出科学有据的推断，而有些地方死了人、闹出事、把清白无辜的公民妄加牢狱，网民们却常常是或主动或被动的闭目塞听。

由此推进便可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假设“网络文化共同体”得以在概念上成立，那么成员之间如何建构价值观念？有些成员热衷于谈论政治，但有些成员只愿意谈论自己的主观趣味，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对控制。假定我认为，一个愿意探讨自由、权利、社会正义的人比一个半夜上开心网偷菜的人更适合作为共同体成员，但我无权说服后者放弃游戏的权利来与我谈论枯燥的政治。共同体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然养成的信仰，无论在客观上看起来多么正当，都不可以强制实施，否则就是背离了网络自由的初衷。饭否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争执，最后结论是，谈政治的谈政治，谈娱乐的谈娱乐，两不相涉便好。两不相涉，满足了“反对控制”的大前提，但也证明了“共同体”的乌托邦属性。

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由于智识水平、社会地位、网络资源占有程度以及趣味倾向等诸多因素限制，一张网络就像一片深浅差异极大的海，表面的波涛汹涌之下，并无短期内形成巨大规则洋流之可能。我不能弃杖为蛇，也不能取水作血。傲慢的脸色和卑微的心，不是愿你懂我，不要你听信我。信息遍地，观念自取。

    《2010》里的老大哥王二在碱场劳改，管教问：王犯，你是冤案，写份申诉材料吧。王二就正气凛然的高呼：我申请加刑——为国家的碱业贡献青春！结果才被减了刑。这里就有一个渊源流长的中式潜规则：很多时候你根本无法袒露自己的内心想法，无论这个想法多正常多人性化，你得装，你得不动声色或者正话反说。长此以往的装下来，中国人就显的特别有城府，特别高深莫测，说一套，做一套，心里还打着一副小算盘，表面上云淡风轻，心腹里噼里啪啦。

    这眼瞅着就快六十周年了，多大的喜事啊，文艺得跟上。肤色一致而国籍各异的知名影星齐聚韩导麾下共商《建国大业》，也是一次政治同文艺同衾共被的和谐盛举。明星们胸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横眉冷对戏份少，俯首甘为跑龙套，多不容易啊。这搁平常行吗？打个电话给“欲女”：“小章，我这有部戏给你露脸，站人边上笑一个就行…”怕是张艺谋都不敢这么来吧？现在呢，只要演的角色是人就行，什么台词什么动作都无所谓，只要能露脸——露不了全脸露四分之三张也行。

    再者说了，韩三平招呼着，谁敢不给他面子？韩导何许人也？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现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人家确实是中国电影界手握实权的腕儿，2008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他是娱乐圈中唯一入选的代表。文艺这个东西，如果不和政治和经济玩好3P的话，是永远上不了台面的。韩导这个面子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是韩导背后中国电影工业这个更大的面子以及背后的背后…好了不说了，说深了就要被喝茶了，不能回家吃饭了。

    在宏观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自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默契：你们这些明星，名让你们出了，利叫你们收了，翅膀硬了换个国籍也是你们的自由，但是该轮到你们配合政治宣传的时候，你们就该回家吃饭了，甭管这碗饭里几颗米，老老实实坐下来，一起摆个喜气洋洋天伦之乐的全家福造型，完事了你们再该哪哪去。丫真敢不回来吃饭，老子真能砸了你混食的钵盂。你们那些小脸儿，是中国人民大眼瞪小眼看熟的，无论你换成美国籍加拿大籍毛里求斯籍巴布亚新几内亚籍，还能离不了中国电影市场这碗家乡饭？

    所以我说，明星们踊跃加盟，嘴上都是很统一的：我强烈要求来凑热闹，为国庆六十周年献礼，为中国电影票房high到爆而奋斗终身——啊呸！我端一颗小人之心呵，我替明星们琢磨一下心理：哎哟怎么搞呢，不去的话影响不太好哦，无所谓喽，一起耍耍嘛。这个首发阵容要是进不去，我他妈不成了二流影星了…谁知道他们打什么小九九呢？人心隔肚皮，就算我冤枉了那一小撮爱国人士，起码没有对不起外籍明星吧？您都不是中国人了，何不潇洒来句：分手了，就别来找我。逮这大宴宾客的时候来献媚，起什么腻啊？

    唉，看我这么一扯，似乎是多少有点刻薄吧，其实本人的态度还是很淡定的。明星们换国籍是他们的自由，参演与否也是他们的自由，六十周年银幕巨献招揽什么角色要依据市场需求，关我们老百姓屁事啊，咱只要看着熟脸就满足了。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题材本身没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发展是一部无可复制的传奇，但就冲这种扎堆干活捞取资本的心态，《建国大业》注定拍不成什么特别经典的作品，但也未必狗血，影片的水准关键在于导演和主要演员的发挥，现在下结论还有点早。当然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开映以后的票房百分百会大卖，不但工厂、机关、学校、部队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会组织观看、派发门票，普通市民们也愿意一窥偶像芳迹——对应全民胃口的新生代老前辈中老年妇女之友全都齐活了，就不信这么一大把蒜里面没一两条您看得上的葱！于是回家吃饭的明星收益，看人吃饭的观众满意，摆饭局的祖国老妈也倍儿有面子，多好！嘿，咱家祖传的这盆大锅乱炖，从来就是这个味！

      刚旅行回来，和大伙唠唠嗑先。自从饭否挂掉以后，我对外获取信息少了一个重要的渠道，接着后来发现嘀咕、叽歪等所有微博都惨遭涂炭，再加上翻墙方法最近用起来都不顺手，页面总是出错，我就有点闭目塞听的感觉了。国将大庆，满目清流，本不想特意说些刺耳的话，不过今晚与人喝酒聊天，得知了司法部那个傻老娘们的高论（http://news.163.com/09/0806/21/5G2II4JL0001124J.html），雷的不轻，这事得说说，有点太过分了，太明目张胆匪夷所思不知廉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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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律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里说的很清楚：律师应当忠于宪法和法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执业。关于律师职业道德的讨论长久存在，主要是纠结于社会良心和法律条文的权重上，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谁说律师得听党的话，这搁哪都是一个黑色笑话。亲爱的党啊你莫生气，咱跟你讲道理，你说要是党的工作真把律师行业全覆盖了，那还不如取消律师行业，让各级党支部组织国家公诉来得痛快。或者干脆恢复公堂，各级官员代劳会审：“S，你可知罪？”“报告政府，党恩比天高，情比海深，小民要求保持沉默！”律师本想说两句，想到讲政治把话咽下去了；“来人，掌嘴！”律师看看围观的不明真相群众，想到顾大局又把话咽下去了；“签字画押，拖出去！”律师家里有老婆孩子，想到守纪律又把话咽下去了，哥们就被彻底弄死了。从此以后，别说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之类的政治性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朝不保夕，就连引起一定范围关注的群体性事件，律师都将不得不与组织合谋，让事态往和谐的方向发展，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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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吴老娘们的这三顶大帽子扣下来，律师的脑袋都要被遮没了。坐在我面前的朱律师捶胸顿足愤懑难抑，直叹时世艰难。此言既出，等于挑明了在中国社会，政治要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实。更何况这些要求还是针对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而提的，让人顿时心凉如水。政治无所不在，这是不言自明的，但以政治正确为借口指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起来固然是冠冕堂皇，实则是集权主义的泛政治化倾向，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毒。胡主席多少次苦口婆心的教育我们的领导干部啊，要切实增强法制观念，要带头学法守法，这些蠢货的嘴还是张那么大，想到什么喷什么，根本不从脑子里过。加强法制建设喊了这么多年，我想中央的意思应该不是加强党建工作吧，我们的从业人员党性都是倍儿棒的，只可惜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差强人意，这些年把我们吓得不轻，闲着没事组织业务学习普普法也好啊，不用这么本末倒置吧？既然不是，那么看看傻老娘们这个工作履历，公社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省妇联主任—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司法部部长，她哪里有过一点靠谱的基层工作经验和法律学习经历？既然说要“依法治国”，就该好好把这些政治常挂嘴边的无能之辈问问责，别让他们为讨欢心表忠心的瞎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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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摘自网络）：习惯于排队的人们还要问：六十年了，法律排第几了？答曰：第四；又问：为什么越排越后？答曰：有人插队。法律老实，拼不过有后台的，只好打碎牙往肚子里吞，再忍耐一下，继续排队。还问：排第四？怎么看不到呢？答曰：队伍太长。先上个厕所，再溜达一圈，看看哪里不用排队，还能用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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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2月27日，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海涅在病床上枯卧八年后寂寞的死去。除了出身下贱的妻子玛蒂尔德一直不离不弃的守在榻前外，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早已疏远了这个浑身恶臭、大小便失禁的邋遢病人。当年在他床上欲仙欲死的法国小荡妇乔治·桑避其如瘟疫：“我可不想被染出什么病来！”

1890年7月27日，荷兰杰出的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站在他最后一张画里，举枪自杀。两天后，他在奥维尔的旅店里流干了最后一滴血，离开这个他曾疯狂热爱的世界。相比生前的饱受折磨、寂寂无名，死后多年的美誉和荣耀倒像是一个残忍的玩笑。

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打游击的切·格瓦拉被政府军枪杀，举世震惊，一代代的反叛青年们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悼念和传诵。他的遗照被热爱英雄的人们拿去对照耶稣受难，他头戴五角星贝雷帽的模样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图腾之一。他代表了血般浓烈的浪漫情怀，他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反叛精神，他代表了信仰本身。

1994年4月5日，涅磐（Nirvana）乐队主唱科特·科本在西雅图寓所开枪自杀。全世界的青年们念着“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青春的热血像遭遇了雷管，引发出爆炸性的集体忧郁。柔弱而孩子气的遗言里，最后是和平，爱，同情，他的死立杆见影的为饱受非议的摇滚乐正名。

2009年6月26日，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因为心脏病突发逝世，又是一个举世震惊兼悲痛兼哀悼。人们开始历数他的功绩，重播他的歌声。生前的非议已一扫而光，娈童、漂白，都是商业文化对天才的迫害，他依然是梦幻岛上的孤独而纯洁的天使。

圣人，还是傀儡？斗士，还是弱者？传奇，还是神话？丑闻，还是谣言？ 嘿嘿，哈哈哈。Who really cares。

真正的艺术家死的凄凉，流行文化的代表死的热闹？请别误解我的意思。将逝去的名人们摞在一起作这种无聊的比较，我有那么蠢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相仿的感觉：其一，是不是近年来死去的文艺和文化领域的名人越来越多了？其二，仿佛这些名人的死为他们带来了最后一大批粉丝？张国荣、梅艳芳、罗文、黄霑、傅彪、谢晋、丁聪、杨德昌、张纯如、阿桑、筠子、格利高里·派克、保罗·纽曼，等等等等，油尽灯熄的、英年早逝的死讯在某个清晨或午夜铺天盖地而来，措不及防又天经地义，简直让人的悲伤都应接不暇。可是你是真的悲伤呢，抑或是为了应景，暗暗压低了腔调呢？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麻木。算我冷血吧，我只想提醒你，人生必死，自有天命。这名人之死看似在这个时代进入了高峰期，其实是媒体的功劳。以往的名人死后，留下了一种人格意识，信息时代的名人死后，变成了一个符号。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型期已过，文化中附着的一切元素都具有消费意义，包括死亡。

好了我们现在进入正题。我像一个前戏十足的花花公子，把姑娘折腾烦了才开始真刀实枪，诸位海涵。首先得简要解释一下elite culture向mass culture转型的含义，这个文化转向不仅体现在美学和艺术领域，还在政治和社会学上愈加清晰。拿文艺来说，一直到20世纪初都坚守着审美的无功利性，是一种寻求并指向终极意义的人类活动，她的神圣性承载了丰厚的精神生活和理想信念，她只属于掌握奴斯（沉思的能力）和逻各斯（言说和理性）的精英人群。 凭甚就你们这帮文化人独乐乐？随着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大众社会的崛起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大众要组织起新的经济关系，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就必须主宰文化的走向，向精英索取平等的话语权力。要达到这个效果，一是复制，二是传播。复制，例如反复印刷的书刊报纸、可存储的影像制品等，消解了文艺的独创性和神秘感，使之变的廉价而趋同；传播，无孔不入的电视广告、商业意味的宣传炒作，剥离了文艺的本真和指向性，使之变成一个可任意组合所指的符号编码。恰好，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提供了发达的技术理性为支撑，于是水到渠成的，文化的审美内涵就转变成了商品特征。

我这番论述是非常粗陋的，但您若还不太理解的话，咱继续往俗话里讲。举个例子说，现在很多小城市的KTV造的跟雅典卫城一样，这种捏造出来的奢华感在农业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一方面因为道德上的拘谨感，大众不敢染指建筑和雕塑艺术；另一方面因为物质资料的缺乏，大众没有能力去附庸一种审美。再比如说，大众以前是没有多少机会去欣赏世界名画的，除非他有亲眼目睹的机会，但随着图像技术的发达，每个现代人都可以对达·芬奇和毕加索评头论足。借助现代科技和工业化手段，大众文化的兴起呈现出气吞万里如虎的恢弘气势，不断压迫着文化向着世俗和消费妥协，这个进程是无可扭转的。

文化精英对于大众文化的兴起无法不感到悲观。T·S·艾略特认为整个人类的文化标准在不断降低，古斯塔夫·勒庞直斥大众为乌合之众，马修·阿诺德也困惑不已：社会注定民主，谁能带来格调？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奥尔特加·加塞特把大众开始掌握社会权力称为“令人心悸的现象”，马克思·韦伯则坚信：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否是民主制度，政治都是少数人之事。精英们的这种反动态度其实并不是针对大众的，而是对文化内质中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不断流失的担忧。那么如此说来，大众文化是堕落和庸俗的文化了？哎，可别误会！我并无意于去批判，事实上我们都得了大众文化的好处，没有大量的书籍和盗版碟充实，我还能在这里和大家故作正经的吹牛逼吗？大众文化的兴起不仅唤醒了大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还在尊重个人文化偏好的基础上，满足了大众日常生活的精神需求，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需要改变的不是文化的现状，而是我们对文化的观念和态度。这么说罢，我写了这么一篇雅俗难辨的文章，不管是否可以归入大众文化的范畴，它还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之一——网络传播到了你的面前，而大部分人也许在关掉文章页面后，转瞬就忘记了文章的内容。打开电脑，浏览网页，人们并不在乎为生活内容赋予意向性，只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大众文化既在塑造现代人，又在欺骗现代人；既在充实现代人，又在抽空现代人。与其说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范式，毋宁说它是一种文化特点：高雅和通俗之间界限模糊，趣味和情调显得形迹可疑。我们来看看雪碧的广告，一种饮料和“透心凉，心飞扬”的年轻状态有什么共同的意义层面呢？有个屁。然而商业文化的吊诡就在于此：只要为了销售，我可以脱离物品的使用价值来添加风马牛不相及的符号意象。如此，一瓶雪碧就等于一瓶碳酸水加上一张“你是年轻的”的小纸条，单纯这张小纸条能卖钱吗？当然不能，但作为广告进行意义添加，就能给可口可乐公司带来极其丰厚的盈利。在商品社会，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除了被马克思看见的经济剥削，还存在着一种“文化剥削”。（学术派注意了，把哥们这个观点拿去研究，估计会很有成就的）

最后我们回归到国王之死的主题上来。通过大众文化的复制功能（无数的磁带、CD、MP3），我们了解了迈克尔·杰克逊的声音；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功能（电视、互联网和出版物），我们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一切花边新闻和正面报导。无论信息如何导向舆论，最终的结果是无论他本人是否愿意，他变的越来越有名；而我们也一直在慷慨解囊，不断的付费给娱乐业和传媒业，满足了商品社会的文化剥削。也许你会不以为然：他曾经给我那么多的快乐和感动，我付出一点点钱又怎么了？伙计，不关钱的事，关键在于：你其实不认识这个人。你所知的一切信息都是媒介给的，媒介指导了大众看待和了解名人的方式，构造了一种选择性的“现实人物”。人们总是以为，媒介只是文化的传输手段，其实媒介本身就是一定文化的组成部分。迈克尔·杰克逊活着的时候，他满足了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大众消费着他的音乐，同时消费了流行文化的符号意义。当他死去时，他满足了大众排泄情感的要求，媒介也自然对此喜闻乐见，因为这种消费依然可以为其进一步增收。通过这个过程，你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有多少真实的喜怒哀乐被取代了？

博主按：幸好。幸好还有一个香港。　　

http://xiangeliushui.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1801.html?showComment=1244141293725#c6251022401800474663

      河蟹，你不是墙我们 Twitter 吗？你不是就不想让我们说话吗？可是你挡不住的，我们可以把 #FuckGFW 在数小时内推到了国际瞩目的位置上，我们也一样可以在这两天把 #8964 #Tiananmen推成我们心中的二十周年纪念。你不是以为我们是小众么？你不是横行霸道想把我们都打散么？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有十五万的热血同胞，在那个唯一不被你们把持的地方，申张着令你们目瞪口呆的公理和正义。这两夜，不眠的 2009.06.03-06.04，令人终身难忘。

　　以下是来自 Twitter 上面众位现场推友用手机发来的报道，

• 今天维园里喊了无数遍“平反六四”，我是不想平反什么的，平反还是人治体系的产物。给这些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一个20年后回国受到公正审判的机会就足够了。按照88宪法大家法庭上论一下谁谋杀了人，谁反了党。如果能证明他们阻止了中国走向现代化，来个叛国罪我也没顶。
• 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 剛帶隊回大圍解散了，希望這晚的點點燭光能夠留在與我和同事一同前往的十多位青年人心中……希望我們都能盼到六四平反的一天!
• 一位五十几岁的女士操着很涩的普通话：“我每年都来，因为我怕香港有一天也会这样，会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我怕的。” 是的，民主不是崇高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为别人呐喊就是在为自己争取权利。
•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宣布今晚六四二十周年燭光晚會總人數：15萬！全場沸騰！！！（注：此前最多人数是1990年的10万！）
• 不知还要多久才能走得出去，四面的通道都极拥挤。今晚大会司仪不断感谢来自大陆的同胞。
• 高舉燭光，代表高舉中國人的尊嚴。台上講者喊：胡錦濤，你怕甚麼？
• 大会称：十五万的香港人表现出了中国人的良心。
• 火化吊唁册，全场唱齐唱“祭英烈”，活动进入尾声。
• 叶楚茵，李耀基，李卓仁发表“大会宣言”：人民不会忘记。
• 24名89年出生的人发表“青年宣言”。
• 大会称仍有大量人士因警方管制未能进入维园。
• 专上学生联会代表发言，诉求很直接实在，包括地震豆腐渣工程责任。现全场高唱“自由花”
• 六四晚會，今年的主題是：薪火相傳，我們都燃點起手上和心內的一點燭光
• 熊焱代表当年学生发言。
• 丁子霖代表天安门母亲发表录音讲话。
• 全场默哀一分钟。
• 司徒华及89年出生年青人一起燃点火炬，蔡耀昌致悼词。
• 大会向纪念碑献花，全体肃立，三鞠躬。
• 目前人潮坐满了六个足球场区,极有可能要开放足球场两边的草地。
• 进场人潮仍非常拥挤，大会司仪称人数可能多于预料。
• 现场已经有人点起蜡烛，第三个场区接近满员。晚会将在八时准时开始。
• 目前人潮坐满了第二个足球场。
• 入场人群已经坐满了维园第一个足球场。
• …………

　　香港每年都有一次纪念“六四”周年的活动，而我们呢？——
　　作为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人，作为一个经历过二十年前那场运动余波，并第一批受到后续影响的人，目睹此情此景，我感到极其震撼和羞愧。

　　感谢 Twitter 和广大推友们帮助我，也帮助世人传播这些纪念活动的真相。

　　二十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再度感觉到，我并不孤独，这里的每个人也都不再孤独。最孤独的，其实是那个遍布警察和便衣、森然戒备的天安门广场（广场二十周年照片），在今天的阴云密布下显得是那样空荡荡和无所适从。是啊，她最孤独，因为她已经整整二十年，没有再听到过她孩子们的呼声。

　　当那些便衣用伞兵徒劳而愚蠢地遮挡报道的摄像机时，你难道不知道迎接你的是多么响亮而无顾忌的嘲笑声？

　　你空守着一个象征意义的广场，全然不了解这世界的天翻地覆。好吧，你用自己的行动承认了愚蠢就好。

　　广场早已不在天安门了，你还不明白么，我可怜的当权者们？广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在Twitter上，在每个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心里。今夜你们继续无眠地去守卫你们的那个广场图腾吧，守得好好的，将来真正的人民会回来的。

　　今天的北京又下雨了，这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也象征着一个执着的信念和不朽的传奇。让我们在这历史和现实交汇点，听一首《天雨》，再重新体验那当年蓬勃的血脉吧。

　　天雨　词曲：罗大佑
　　专辑：《恋曲2000》（1994）

　　看看那天色的样子它似乎已注定要身临其境
　　看看那变色的风云它变得象突然要大煞风景
　　听听那飘渺的暴雷在不远的局势里苦苦待命
　　隐隐的觉悟了平凡的人生里终究也难以安宁

　　稀稀疏疏的它终于也降临如预料般中的无情
　　哗啦啦啦啦的是翻云覆雨使人们如大梦初醒
　　越来越看起来像一场未完的天灾的浩劫本性
　　越来越难学习如何的全身而左右的躲个分明

　　天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雨下个不停
　　天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求天也不应
　　天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祸不单行
　　天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奴性的报应

　　看看那天色的样子我似乎已终于要身临其境
　　看看那变色的风云它变得像忽然要下个甘霖
　　听听那飘渺的春雷在不远的局势里苦苦待命
　　隐隐的觉悟了平凡的人生里苦苦等待的安宁

　　稀稀疏疏的它终于也降临了久已渴望的影形
　　哗啦啦啦啦的是倾盆大雨它解脱了万物生灵
　　轰隆隆听起来像一首序曲它滋润了我的本性
　　越来越禁不住问自己老天呀是否已雨过天晴

　　天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雨下个不停
　　天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老天的呼应
　　天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浩劫终于放晴
　　天雨天雨天雨天雨天 了结的宿命
　　左右的躲个分明 左右的躲个分明
　　老天也雨过天晴
　　啊…… …… 啊…… ……
　　啊…… …… 啊…… ……
　　是否等雨过天晴 是否等雨过天晴 天晴 天晴……

[谨记某无名姓之中国人。]

廿年弹指挥间， 曾忆春秋？
闹市低眉遮颜， 无欲无究。
心脉横遭痛伤， 血仍未凉；
胸胆不见开张， 鬓却微霜。
萧索秋风劲吹， 人若寒蝉；
往事虽付流水， 愤却难淹。
今日擎幡伤吊， 魂兮翻飞；
闲笺小字相昭， 情总难慰。
浑欲乘浪归去， 不嗟是非！

      近日艾未未在新浪、搜狐等公开门户网站上的个人博客全部被关闭。我想问一句：为什么？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力，而他又关心了太多“不该关心”的事情，正值敏感时期，当局觉得他应当闭一闭嘴了。那么从这个问题出发，请大家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受封禁的是一位艺术工作者，而不是一位有着相似性情的政治学或法学的专家学者？进而再回忆一下，在互联网上被屡屡封禁或限制的言论和文章，除去那些无事生非的糟粕以外，大多都是基于良知和正义感的普通公民心声；而许多因网上立言而受人尊敬的时评人，其实在生活中也并不拥有什么特别实际的权力和地位。这样是否可以想象一种场景：尽管中国网民数以亿计，博客成千上万，但是大部分网民是来消遣娱乐的，大部分讯息是粉饰太平的，大部分知识精英是装聋作哑的，只有那么一小撮网民和那么一小撮的“公共知识分子”，被挤压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群情激愤众声鼎沸。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这样一个悲观的描述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中国人的良知在制度之外的边缘苟延残喘。那我们就该搞清楚，这样一种状态是怎样产生的。首先得明确一下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概念，一说是来自俄罗斯，指一批最早接触西欧文化的人；另一说来自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后，左拉、雨果等人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无论其来源如何，知识分子最鲜明的气质就是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以及道德上的紧张感。按照萨依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对于一个真正意味上的知识分子来说，他可能会背叛亲人和家庭，国籍和民族，但绝不背叛良知。他所拥有的知识是批判意识的智力基础，而不是用来谋取权力或利益的。

      知识分子在全球范围内被收容进体制，肇于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通过大学及其学科建制的形成，社会分工的细化，知识分子被迫职业化，从而与社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变成了庸碌机械的“知识人畜群”。诸君可以想想，为什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成为学术体系的主要学科？因为它们有利于巩固国家利益。现代国家建立这种知识体系，其目的是要为国家利益和统治提供智力资源和专业人才，国家最需要的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精英，而不是动辄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国家在给精英安排位置的同时，也赋予了其相应的话语正当性，也即是福柯所谓的“知识即权力”。如此一来，精英可以通过主流媒体为自己谋利，也为统治秩序反复作出辩护。另一方面，纯粹的知识分子更多的被抛向边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喜欢人们对现行政治说三道四，只不过是容忍程度不同而已。我不得不说，咱们国家的容忍度是很低的。中国千百年来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文教制度，西学东渐也没有改变这个基本性质，只是重新构造了新的知识学科。因而中国的知识精英更习惯于国家权力合作，更习惯于去领会一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学术氛围而不是抽身出来质疑和批判，一旦他抽身而出，他将失去许多利益甚至反被伤害。你见过哪个作协的敢写一本涉及政治历史的书？哪个百花奖获奖导演敢拍出一部《上访》？哪个社科所研究员敢对制度本身发表评论？

      有朋友质问说为什么在面对公共事件时整个学者群体是万马齐喑，我想我差不多已经说清楚了。在他们想说些什么之前，已被告知不要表态、不要参与，即使这种告知不在当时，也已经在他的人生中日复一日。这样一来，体制内的声音得以有效控制，那么体制边缘和体制之外呢？一个字，乱。千万不要以为所有“非主流”的声音都是值得倾听的，在这些人当中，仍然有居心不良的投机派，有知识基础明显不够的“愤青”派，缺乏独立意志的骑墙派，知识分子的身影是混杂其间的。我可以跟你举出很多人：冉云飞、贺卫方、崔卫平、笑蜀、长平、萧瀚、连岳、十年砍柴…这些也许是著名报纸的专栏评论人，也许是知名大学的教授，和无孔不入的文化教育体制仍有着粘连，但他们仍是我眼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谈论公众问题时并不顾及个体利益，而是从知识本身的良性理性出发，这是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回头说艾未未，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很欣赏他的艺术，我甚至觉得他有很多言论过于苍白、随意，但我仍然把这位艺术家看作一位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只因为他在用良心说话办事，而且这些话对青年有好的影响，这些事值得我们去尊敬和铭记。

      当然，还有更多无名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怎么，看不上吗？您看不上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我的话语有谬误，我的思考欠成熟，我的智力基础不足以指导他人；其二，人微言轻，光说不练。对于第一点，我想既然没有哪一位知识分子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个普遍价值的主体，没有人可以承担针对“社会全体”的整体性话语（利奥塔），那么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功能就是厘清和阐释，阻止事实和真相在民众反复的交流中被扭曲，并在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认知平台上，通过网络等公共领域（事实上现在只有网络）重塑价值主体。这个认知平台的门槛其实不高，在我看来就是一些常识：经济要从计划走向市场，政治要从专制走向民主，法制要从人治走向法治，文艺要从单一走向多元…总而言之，知识分子愈趋边缘化的今天，其界定越来越不依据知识储备，而在于其立足点。对于第二点，我承认人们理想中的自由、平等、民主并不以话语的方式存在，而是以实践人格的方式逐渐积累，就邓玉娇一案来说，值得尊敬的人是夏霖、夏楠、卫毅、孔璞、王克勤等等不顾危险而奔走在第一线的记者和律师，而不是我们这些在网上大呼小叫的看客。然而，我相信大部分关注者的心情是真诚的，若没有背后殷切而冀望的目光，他们岂不是更感到寒冷和孤独？我们这些有名的、无名的博客和论坛连续不断的传播着讯息，尽管有人过激、有人冷漠，但主流仍是其心可鉴，既为身体力行的抗争提供了精神动力，也在点滴改善这时代颓靡的风气。风气和氛围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代代的大师敢于直面现实，其精神资源来自于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人民在拥护知识分子时展现出的善良勇敢，也要归功于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对下的心灵启蒙。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互相喂养宝贵的人文精神，才能互相支持，共同成长。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可能只有几百人读到，可能只有一两个人觉得有收获，我就值得了。渺小如我，知道路有多远，但若不行跬步，这条路永远都走不完。该我做的事，我能做的事，我不逃避；该我说的话，我想说的话，我不噤口。这样的人今天多一个，明天多一个，知识分子才能生存，公民社会才有希望。

      南周记者杨继斌在他的妻子，新京报记者在巴东被殴打之后，写下博文如是说：“而我们，只会更加相爱。爱这个世界。那怕清晨一滴叶脉上的露水都让我们欣喜。你不会懂得这种感觉。”对应着许多人无所谓的生活态度，这句话看的我心酸不已。不能再麻木下去了，我们已经失去很多了。我问你，如果你付了钱，商家却不给你相应的商品和服务，你会怎样？政治也是一种商品，我们都是已经付了钱的纳税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和人身福利，你为什么不愤怒？你为什么不反抗？你为什么不说话？是因为那个莫名其妙的收费站收钱时一视同仁，还是因为没有人用一叠钱来搧击你的自尊？这世上的不平事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我们不知道而已。隐忍的中国人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得过且过的泥土里，总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却不知彼时事不关己的沉默，造就了现时呼号无门的绝望。

S:请问戴三表同志，邓玉娇故意杀人案已闹的满城风雨，对此事您是什么态度呢？

戴三表：我相信当地执法机关和公安部门会严格执法，圆满的解决这一案件，也会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看现在的形势还是很不错的嘛，巴东县公安局近日通报了“5.10”案件的情况，措辞十分准确，不存在什么正当防卫的问题。既然如此，那就该迅速结案，还被害人一个公道。

S：为什么在民意沸腾的当下，您执意要出席邓贵大同志的追悼会呢？

戴三表：民意？网络上那也叫民意？那都是帮赶集看热闹的，劲儿一过去，人民群众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了。我还是很欣赏邓贵大同志的，作为一位国家干部，一位镇招商项目协调办主任，你可知道他肩头的担子有多重？他应付的人事有多忙？我这么跟你说吧，一年多的时间里，邓贵大家的炉灶是鲜有生火的，我想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也不过如此吧。他不仅一心扑在工作上有家难回，还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促进了消费，拉动了内需。你只看到了他们潇洒的一面，又有谁明了他们内心的寂寞和无奈？

S：请问三表同志，坊间盛传他仗势欺人凌辱民女，是事实吗？

戴三表：我想应该不会。烈士家属后来拿到他的遗物，也只有4000多元人民币而已。国家干部公干，不是签单就是人家给刷卡，而他就带这么点钱，丢不丢人？他开的是15万的猎豹越野吉普，这算什么破车？有道是穷庙富和尚，地方经济发展要领导带头，我还以为镇一级干部都普及奥迪A6了呢。据此两点，我认为邓贵大同志已经足够清廉了。

 S：对于此次事件，您有什么内部信息可以向我们透露的？

戴三表：邓贵大同志最鲜为人知的秘密就是他的死因，邓贵大同志的死和安徽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的死、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在押犯李荞明的死以及广州收容所“三无青年”孙志刚的死，并称为21世纪中国四大神秘死亡事件。不同的是，后三者的意外死亡却被民间无限放大，从而质疑了政府公信力，其流毒可谓无穷矣。而邓贵大同志的死却被说成罪有应得，这是什么道理？邓贵大同志带着工作重任，抱着“亲民”的态度来看望女服务员，结果横遭不测，有人就说什么腐败啊强奸啊，我看说这话的人就是不懂中国国情。为什么一定就是官员逼迫服务员呢，为什么就不能是服务员心怀不轨，妄图诱惑国家干部不成后恼羞成怒痛下杀手呢？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S：既然邓贵大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您认为作为其家属，该如何维护其正当权益？

戴三表：首先起诉丫的娱乐场所，明明是提供“特殊服务”的，却不履行实质性服务，最终伤害了消费者，这个官司肯定要打，不然情理上说不通啊。目前在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况下，网上对邓贵大已是一片骂声，这很不好。我看谁骂的响咱就抓他一两个，“诽谤国家干部罪”可以成立。贵大真是倒霉啊，其傻逼程度比公款按摩局长韦俊图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有时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做点司空见惯的公关活动还要被揪辫子。不过话说回来，要是贵大是省部级高官，我看就没有那么多人废话。你们这些网民啊，就是欺软怕硬的主儿。

 S：此次事件的披露还是要归功于网络，有人认为，个体遭遇只有上升成公共事件，才有机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也只是有机会而已，您怎么看？

戴三表：这件事已经提醒了我们地方各级政府，民意是很不靠谱滴！出了什么事都不分青红皂白，屎盆子一律往政府头上扣，搞的好象政府成了过街老鼠一样。希望各级政府特别是执法机关，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对所谓的网络民意进行群堵群防，将负面信息扼杀在摇篮之中。我看有些地方就搞的不错，比如用五毛发动群众，坚决打击那些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比如试行网络实名制等等。

S：您打算如何进一步宣传邓贵大同志？

戴三表：我已通知CCAV新成立一个栏目组，叫“政界传奇”，让朱军主持，反正他那“艺术人生”也弄不下去了。等案情确定后，第一期我们就准备把邓贵大同志的遗孀郑爱芝请来现身说法，谈谈他对工作的热忱，他走后家庭的苦难等等。另外，鱼蛋女士最近的讲座《从巴东事件探询法家思想的当世致用》定于6月31日央视九点档开播，怂枪、怂小菌的新书《巴东不高兴》、余犰狳叫兽的新书《借我一刀》也即将付梓，所得稿费全部用以慰藉英灵。我希望文艺界有更多德高望重的名人能够站出来，为这个破碎的家庭举行筹款义演。

S：您有没有考虑过将邓贵大同志的先进事迹搬上银幕？

戴三表：我正在联系有关导演和演员，计划筹拍一系列关于贵大同志的影视作品，比如《离开贵大的日子》、《梦幻城女青年杀人事件》、《好色害死狗》、《一把修脚刀酿成的血案》、《干部突击》、《巴东！巴东！》等等，此外还可能推出海外版的《邓·贵大奇事》、《巴东奏鸣曲》、《生死洗浴》、《贵大日记》等等等等，片酬一律五毛，欢迎广大才人前来加盟。

S：那么，邓玉娇小姐是否会被依法判决，成为新时代的窦娥呢？

戴三表：我他妈又不是闲着没事，管她干嘛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