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人自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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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当你辛苦笔耕试图说明某些问题而码出了一篇耗费心血的文字，并拿出它共享于网路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评论是类似于这样的——“缺乏逻辑”、“毫无逻辑可言”、“逻辑混乱得一塌糊涂”。这样的评价我所见的也不少了，有我厕身其间的，也有我置身旁观的，甚至我自己也喜欢使用这些形同模式化的评论语。每当我看到它们，觉得自己仿佛游走在一个追求着真理的思辨世界中。但是再细看之，则有些确乎言之成理，而有些却比他所讥讽的更加的“逻辑混乱”，颠三倒四。有趣的是人们对这样的话语就是有一种难以舍弃的偏爱。

事实上，总有一些人无论评论什么，怎么评论，都喜欢套上一句“逻辑混乱”的指责；而有些人指责他人逻辑不清时，自己也不能说出令人信服的推论，要么武断定义，要么前后相失，要么言辞含混。这实在无法令人确信他们在叫喊“逻辑混乱”时是真的出于逻辑上的考虑。那么若不是出于逻辑上的考虑，又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以我孤陋的眼光看来，那仅仅是为了——抢占话语的制高点。

是的，无论怎样，评论前先加上一句“逻辑混乱”，或评论之后箍上一个“缺乏逻辑”，使人们在还没有看明白他们的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真实含义之前，就先有了一个最直观的判断——因为谁都明白“逻辑混乱”是一种什么样的嘲讽。它不仅利于增加对自己文字的正当性的信心，甚至或许还能挫一下所驳斥的言论的锐气。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往往把“逻辑推理”视为体现真理的最直接手段，有人就将这种“真理”全部具象化为一个个的评价短语，通过抢夺这些短语，来证明真理掌握在我的手中。

这其实可以从日常的生活点滴中找到渊源。两个发生争执的人若不是开始掐架，则势必在比谁的嗓音更高；在我们开集体的协商性会议时，取得说话的地位不是通过得到主席（主持人）的批准，而是扯着嗓子努力让所有人从其他人的说谈上转移到我这儿来。这些都很典型。

在网络生活中，嗓音这种可资凭借的工具无法发挥一点作用，于是聪明的人们把这种功能又赋予给了那些短语。*

然而人们抢占到了话语的制高点，或者在嗓音上足以盖过了其他人，却仍旧并不能确保“真理”真的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个时候假如他找不出充分的条件来支持自己，则制造混乱无疑是一个好方法。

有一个制造混乱的方法，比起无理取闹来，似乎显得是如此的合情合理，又似乎如此的无懈可击，那就是“命名的混乱”。最常见的用法无外乎两种：首先就是常常将某些属性词与所关注的概念名词连用，这些属性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往往是“××特色”、“××主义”等。当一个名词显得额外时髦且又难以抗拒时，人们往往为它加上这样的属性词，一方面看似并没有背离这个名词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轻巧地揽过主动权，这是一种打太极的方式。

第二种情况就是强行地替换（或反常地解释）一个名称的概念。假如有人举着一支钢笔说“这是一只灯泡”，你或许会觉得他不是在开玩笑就是疯了。但假如他补上一句“凭什么你说的灯泡才算是灯泡？我对灯泡的定义就是这样的”时，你还会立刻指出他的错误么？难道你不会觉得这是很耳熟的么？很多时候我们争论一个概念，却不是立于同一个内涵外延之上去讨论，而是在表面的名称上展开拉锯战。当霍布斯说“命名权”是统治者的首要权力时，萨托利补充道：“不错，但‘解释权’（决定名称含义的权力）也同样重要。”**

名称就是上帝，话语成为真理。无论出于自觉不自觉，现今网路辩论中的一些状况就是这样的：无论我说的有无道理，只要一说出“缺乏逻辑”这样的话，我便似乎已经踩在通往真理这座神坛的石阶上了。人们不是彼此交流着“真理”，而是你的“谬论”必须服从于我的“真理”。在恒常的辩论中以及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并不是试图去说服他人，而是力求“制服”他人；我们为自己编织着理性的花环，却每每做出不理性的事情。当我们无法“制服”他人时，我们又狡猾而刻薄地在语言上下功夫，在命名和解释上寻求——或者说是制造于我们有利的成分。一种“强势”已经难以掩藏，它不是技术上的强势，而是观念上的。

这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观念中组织着自我的“真理”，在网路辩论中有意无意地造成混乱；而许多其他的人则往往也陷入这种混乱的泥潭，不停拨挠攀援的肢体使得泥淖愈发浑浊，于是他们也就难以自拔了。

20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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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抢占话语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并不只限于“逻辑混乱”、“缺乏逻辑”这样简单而少变的语句。它的形式是可以翻新的。举个大一点的现实的例子，就是我们可爱的政府。说它“可爱”，正是因为我现在说明的这个问题。当“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对它有用时，它可以赞美他们的勤劳、勇敢、智慧，连眼睛都是“雪亮”的；但当“人民”的公意显然将会与它的意志南辕北辙时，它又为人民缺乏辨别是非真相的能力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切的话都是它在说，它不必像在网络中的人们一样去争抢，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抢占到了话语权。在看待很多人的言行时，它经常是不加区别地冠以“反动”之名，哪怕不去辨别什么是“反动”，为什么这是“反动”的，它又是怎么样“反动”的。而尤为可笑的是，太多的人居然认可这样的辨别方法，肆无忌惮地递送一顶顶“反动”的尖帽。我不知这是不是就是那可哀的不幸和可怒的不争。

** [美]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著，冯克利译　“民主：多元与宽容”

《传》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当我乍见央视北配楼大火的照片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华”氏9•11了？燃烧的大楼轰然崩毁？惊恐的民众夺路而逃？受困的人们在烈焰和浓烟中哀嚎无助？然后又一架飞机冲向了大裤衩，或者大剧院，或者更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不过看来没有飞机，也没有拉登，只是我天马行空的一念想而已。我想应该有一个戴着面具的家伙闯入了配楼，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闹市中的巨大荧屏上，和所有住宅内的电视上，那张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亦正亦邪没有表情却又表情复杂的V客面具出现了，“晚上好，北京。请先允许我道歉。我和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感激每天规律生活带来的安逸，熟悉的安全，周而复始的宁静……”

我居然下意识地念想着“V字仇杀队”。这样的念想是很短暂的，只是发一会儿呆而已。回过神来，在网路上浏览有关这场火灾的新闻。有自称是目击者的网友爆料，大火乃因烟花使用不当引起。我越来越感觉自己最近的看法很正确，就是对于燃放烟花不加谨慎的限制不仅会扰民，还会出事。当然出了事之后，还有更令我们觉得可笑的，如我们的网友所戏谑者：我们要从台湾的中天电视台了解北京火灾情况；而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却在不遗余力地播报万里之遥、南北睽隔的澳大利亚火灾。在我看来，央视的这一举动更多的或许只是出于一种习惯，一种毫不信任国民的习惯，一种不把普通民众当作正常观众来对待的习惯，即——出了任何一件事，必须的做法是：先隐瞒。

但这是个揭秘的时代。正月十五上元节，在京城熊熊燃烧着这么大一盏花灯，怎么会有人不去解它的谜？瞒是瞒不了多久的，并且越瞒就越是催化了很多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亢奋，他们抃踊称庆，似乎烧掉了一个该死的恶棍，烧掉了恶的替身。我还是得想起那个V怪客，我想起他说过的，“人民不该害怕他们的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建筑是一个象征，摧毁它的行为也是。象征是人民给予的力量。孤零的一个象征毫无意义，但如果有足够的人民支持，炸掉一幢建筑可以改变世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看到哪个V客被证实有预谋地“炸”掉了它，并且这座焚烧的建筑因此而开始改变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否有这个可能？

最有可能且最正常的情况是，一切只是又从头再来而已。这幢大楼之前修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现在烧的也是纳税人的钱。烧完了这幢楼，旧的一去，新的须来，依旧是予取予求，索之于吾人耳。这可能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法，可能也向民工提供一些赖以糊口的岗位，甚至可能为敛财别开方便之门也。于是它在宣传引导之外，又别有了一层直接而实际的意义。

不过我知道，这样的意义之于我（可能还有你），非惟是没有意义，且将有祸害也。Evey Hammond是对的：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不只是一栋建筑，它需要希望。

2009-02-10

夫温相践中堂之位，掌枢密之机，为“八宝饭”之精神领袖。率使团远赴英欧，显我国威，固天朝盛世之象也。今乃遭逢此事，遂使精神领袖蒙尘于一小小敝屣，臣下奴才不可谓无懈怠疏忽之责，而千万拥趸粉丝不可谓无奇耻大辱也，汝等还有何颜面？仆闻诸古语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遂敢请内阁僚属、千万“八宝饭”及食君禄之五毛党成仁就义，引咎自裁以谢天下！

或曰：昔秦王使赵王鼓瑟，上大夫蔺相如不辱其君，胁以血溅五步，秦王无计而击缻，此楷模也。温总海量汪涵，不咎既往，而吾人不能有宰相撑船之肚，犯天朝者，岂可不诛？吾人今当诛讨之，人肉之，其家属女眷皆问候之；若令吾得见，则必痛殴之；若英相来华，必以千万阿迪王报其破阿迪也；汝不闻有壮士豪言，欲插红旗于女王乎？

余笑曰：此固误也。君不闻乎？温相有懿命——“这种卑鄙的技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今君诛讨并问候其家女眷则可也，韩昌黎所谓“不平则鸣”耳。若欲人肉之，则干犯天朝之律法也。若痛殴之，则汝将在何处痛殴？在英夷蛮邦，但英夷素来袒护其民；在天朝，但我朝素来睦邻友好，国际友人一概优待。至若报鞋于英相，插旗于英王，则正落肇事者与敌对势力之毂套，破坏温总倡言之“两国人民的友好”也。职是之故，还请内阁僚属、千万“八宝饭”及食君禄之五毛党引咎自裁，为温相分辱，为天朝见义，使洋人震撼：中国真有不怕死的好汉也！

2009-02-05

有一种论调在我看来比较好笑，尽管人们在持这种观点时往往严肃、正经而且真切。他们说，中国人的素质低下，是无法适应和运用民主的，假如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那么国家一定会乱的。

这种论调我们暂且称之为“素质论”。事实上网络和民间对这类论调的批判，现在也已经有不少了。我也且附一附这些宏旨雄辩的骥尾。

其实上面的“素质论”是可以简化为一条“公式”的：

　　人民素质低下→无法适应运用民主权利→国家大乱，社会板荡

也就是“因为a，所以b；因为b，所以c”。我们先不说因为a之后是否就一定会导出b和c，先说既然中国人是素质低下的，那么那些“同受一国历史地理政教风俗之感化”、和我们一样自小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同为中国人的领导、官员们的素质就是高的么？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提出另一条“公式”：

　　官员素质低下→肆意滥用职权→政昏治暗，吏虐官贪，蝼蚁其民

第一条公式的b和c还只是臆测，而第二条公式的结果，却已经是明明白白在那里了。（如果你一定相信现在是“主圣臣贤”的盛世，或者无咎无誉的平世，那就没有讨论的基础了。）

说人民素质低下，却往往对官员素质低下无意识。我们的国民比起西洋欧美素质究竟如何，我不好说。不过就权且假定我们的素质低劣吧。那么如此普遍低素质的国度，我们的官员、领导的素质竟不低甚至反高，这是不合常理也罔顾事实的，正如梁启超说的“未有朝皆俊杰，野无贤才”。我国官吏素质也是低下的，难道不是更需要有监督和限权？

有人或许会说，我们的政府不监督吗？我们也有中纪委，我们党既讲“批评”也讲“自我批评”。

可是素质低下的官僚们，真令人怀疑他们自我监督的能力。设若他们有自我克制的定力和自我监督的能力，有良好运用权力的能力，何平民独不有运用民权之能力也？看看那些素质高的欧美人吧（上面已经假定了欧美人相对于我们素质高，这是从“素质论”中得出的），人家可不自己跟自己玩，人家有反对派监督，有媒体监督，还有人民监督，政治得失公开臧否。素质高的欧美人尚且做不到自己监督自己，素质低下的中国人就可以了？假如说，官员素质低下，还足以自我监督；但人民素质低下，是无法运用民权的。这就是双重标准，选择性失明了。试都不试，又如何知道行不通？有人说试了会乱。那么官员素质低下，乱倒是不一定会乱，但在弹压之下保持的恐怖“和谐”，不过又是新的“万马齐喑”而已，与奴隶主何异？只不过以前丢给奴隶糟糠，现在丢给奴隶大米，看似生活改善了，可是朋友，你们要清醒，这本是“奴隶们”劳作产出的大米的分配权却不在我们手中，人家随时可以收回去的。

有人又要说，我们中国以前也是试过的，民国的时候试行共和宪政不是失败了么？不还是搞得国家混乱么？民国的确是乱局丛生，建国的时候就在打仗，后来又军阀混战，赶走日本兵还不算完，还要打内战。要说试行共和，那是想试亦不可得也。但民国的乱局与其说是共和失败之果，毋宁说是共和不能有效施行之因。虽说民国究竟还是消灭于大陆了，可是文明消灭于野蛮，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第一遭第二遭了，这又有何异哉？民国退往台湾之后，又经一段黑暗统治，现在不也回归共和国统之下了么？当然，在一些人看来台湾试行民主是大失大败的，现在台湾有多乱啊，议会竟然成了打架斗殴的场所。——还是上面的话，在弹压之下保持的恐怖“和谐”，不过又是新的“万马齐喑”而已。在打架中制衡限权好呢，还是在和谐中贪腐荒淫更好？何况台湾还能够拘留审查其前总统。你若说要不是阿扁下台，他还会被诉？这不就对了，所以说自我监督是根本不可靠的，天幸台湾实现了权力的嬗递，阿扁爰有其应有之下场矣。

也有人很忧心忡忡：可我们中国的大众确实是无知和盲目的，国民劣根性的确是根深蒂固的呀，我们国家和社会遇到的问题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难道不该改造国民性么？怎么能一味的归咎于当权集团呢？

这种说法，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我们也且从另一面来看。打个比方：某君杀人越货，奸淫掳掠，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我们说他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性格、做出这样的行为，难道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是没有关系的么？难道不是与他父母亲友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么？可是当我们需要纠罪的时候，却并不是治他父母亲友的罪，不会像古代的连坐诛族，也不会因其父母教子无方而责打几十大板。他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影响或许是他堕落的深层次原因，但事实上杀了人或越了货的还是某君而不是他人啊。所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一股脑儿归咎于执政集团，这显然是不顾现实、逃避责任的，因为假如我们身处一个极权政治之中，那么正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但是这个政府做了什么，却不能不负有相应的责任！

事实上对于人民的素质能不能达到民主的要求，这并不只有我们中国才担忧的。我们看那个刚刚选出了新总统的美国，许多人一提到民主就想到美国，美国建国时的费城制宪会议就曾对人民选举议员和全国行政官（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总统”）的能力表达过类似的忧虑。比如康涅狄格邦代表罗杰•谢尔曼先生于5月31日说：“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这不显然是人民暂时不能参与选举，因为他们智识低下的翻版么？同一天，马萨诸塞邦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先生也说：“我们所经历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并且引用了马萨诸塞骚乱的例子。然而最终，这片上帝眷顾的土地，选择的是他们俗谚里体现的精神——“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民主是必须的。”①而不是如法国的革命——“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革命是可能的；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的。”②“至于公众，400万人中有投票权者，也不过是一群‘农众’，在传阅《常识》之前，至多只读过一本《圣经》。大选之日之所以放在秋天11月第一个星期二，是在等这群农业人口在那个月里先把一年庄稼收割完毕，临出发前的星期日上午还要进一次教堂，下午上路，第三天才能步行或骑马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投票地点。看不懂选票者，还要允许他们以玉米粒而代之。如此村夫愚顽，更兼宗教愚昧，居然形成惯例，从农业社会至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至今日所谓后现代，社会形态两次变迁，总统历经四十三届，而大选之日不敢变。放在中国，岂不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未庄中人’？”③

固然，中美自有其各不相同之国情，国情是必须注意，却不应沦为借口。提倡稳步改良、切诫躁进的，不能说他不为国着想。不过假如肉食者确能开诚布公，拿出行动，上下对话的话，那一步步按部就班自然是极佳的，中国的老百姓想必是全力拥护的。但是我们已经被涮了几十年了，即使是银行还要拒绝向信用不佳者贷款。一个只改革经济却几十年不敢碰政治，到了现在这样的社会，知识分子发表个联署的宣言书就又是封锁又是抓人的集团，你相信它么？

2009-01-23

①②③　朱学勤：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阳光与闪电：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启示录》中文版序

孙中山不愿意承认，五色旗对民国不同党派和政府的吸引力，表明了它作为国家象征的弹性。……通过将国民运动的旗帜和歌词上升到国家象征的地位，孙中山表明了自己的忠诚——首先是对他自己，其次是对一种新型的革命政治。

——（美）费约翰《唤醒中国》

民国十三年（1924）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的不止有国民党员，一部分跨党加盟合作的共产党亦在其列。

与俄国人联合，与共产党联手，成为孙中山实现理想的最后途径。他羡慕列宁，试图通过改组，来塑造一个苏联式的“政党”。这样一个政党不仅抱负着未来的以党治国责任，而且首先的，它承担着现时的以党建国的使命。而这一切若可能实现，则根本上——在孙中山看来——是“高度的组织纪律化”的成效。并且这组织纪律的最终归宿就是他自己，正如中华革命党的誓词所宣“愿意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全国大会顺着孙先生的思路进行着，尽管所谓的党内左派和右派以及加盟与会的共产党人之间明枪暗箭从未间断，但孙中山个人隆盛已极的威望却足以压制住任何出现的意外。并且他的动议往往能够在不需附议的情况下得到一致的通过。建党，建军，建国，一系列原本只是他头脑中的构想和对列宁已经成功实现这些的羡慕，在这一次会议上也被载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而他引以为傲且足以传诸后世的“三民主义”，先是在同盟会改组（民元）国民党后，为求与合并诸党融合而被泛化为“五大政纲”；俟中华革命党成立于东洋，方再拾起，至本届会议，乃始注入新源为一“新义”而发挥也。

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

孙中山为大会致开幕词，提出来两个任务：一是改组党，二是建立政府。他的讲话这样说：

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的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今日民国的国基还没有巩固，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功夫，把国家再造一次，然后民国的国基才能巩固。

既然希望“以党建国”，并且“以党治国”，那么就应该建立一个足以取代原来共和政府的“国民政府”，“党将复制政府的组织并监督其各级运作”。

当孙中山申明组织“国民政府”之需要甫毕，代表李子荣便起身质问是否应该允许成立这样一个政府：

主张应先以国民政府应否组织为先决条件……盖本问题关系很大。本席意见，如组织政府，应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

廖仲恺却认为，此问题不在大会议程之内，并说政府一定要建，不容讨论，只是要先去宣传民众，“遇有机会，即能实现”。然而持异议的代表似乎不愿意使自己的声音被淹没，尽管他们只是少数，但纷纷建议删去“国民”二字。这时候，作为湖南地方组织代表以及章程审查委员之一的三十九号席位共产党员毛泽东发话了，他提议控制讨论秩序。在他看来，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因此建议将此问题付诸投票。大会主席遂请举手表决，原案通过，“在当天的晚宴上，大多数代表举杯庆贺党和国家的结合”。

之后的几天中，毛泽东一再驳斥制止了“设立研究部”和“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等提案，这些提案直接间接指向的都是共产党。毛之所以能在会后得到孙中山赏识，并名列孙亲拟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其果决的作风、现实的眼际和不按章法随机变通或许就是主要的原因。并且，在第二年，他就成为了掌管党的“喉舌”的国民党宣传部长。

黄季陆

或许是对“国民政府组织之必要”的讨论过程感到压抑，同时也因为感觉到少数派（中共称之为“右派”）的势力弱小，在大会倒数第二天，一位来自北美的代表提出了一项动议。

这位代表名黄季陆，又名学典，四川永宁人。辛亥四川保路运动时，以十二岁之龄组织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并任会长，遂为辛亥四川活动分子之最幼者。民国六年（1917）毕业于复旦公学。嗣后留学日本、美国、加拿大。

黄在会上动议采用比例选举制，以使反对意见有表达的机会：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

比例选举制，即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黄季陆和孙中山的共同“最终关怀”，那就是党最终将扩大到整个民族的范围，并成为民族国家的等同物，甚至是替代品。留美归来的黄季陆也“视政党为民族国家的预备学堂，相信党所采用的程序将在总体上为国家政策确立一个范例。比例选举制很适合于国民党，因为它很适合于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可以先试用此制，以为训练，以备将来执政时施用通行，普遍于全国。’”或许在他看来，国家必然要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既然党将复制国家的组织，那么党内的少数派的声音就不能不在高层得到表达。

章程审查员之一的戴季陶也意识到了这项提议“非常重大”，遂发言：“本席曾有见本案，不能仓促表决，故主保留作为明年大会时必须提出之议案。”但另一位来自北美的代表刘庐隐表示反对，应该马上决定。

此时，毛泽东又一次插话：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当另一位共产党员宣中华将比例选举制说成是“资产阶级骗人之物”时，黄季陆再次起身申明：比例选举制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欺骗，也没有损害革命，而是保证“全民政治”的一种民主政治程序。

宣中华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借孙中山的言论来指责黄季陆，说国民党“主张‘以党造国’。以党秉政，比例选举制根本与之不合”。毛泽东则意识到了国民党一旦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一党专政国家的巨大意义，因此也不能同意自由主义在党内的存在，“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黄季陆和刘庐隐的力争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上，在该届会议中，代表们通过决议，使本党三民主义歌“将来定为国歌”。当年八月，孙中山下令降下自己辖下华南地区的中华民国五色旗，“升起了鲜艳的红色旗帜以代替民国国旗，前者顶端的内角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主义主题，由蓝天之上的白色太阳组成，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青天白日’。旗帜的改变既不标志政府换届，也不表明国民运动领导层的变化，但它显示了民国历史中的深刻变迁。它预示着自由主义共和国的五色国旗在中国的公众仪式中的消失，以及另外两种全国性旗帜的取而代之，其中每一种都只认同于一个独特的政治党派。”民国向“党国”迈出了实质性的最初一步。

回顾八十五年来的中国，应该承认它一直堕于一个怪圈内。在国民党的一党威权全面消失于大陆之后，人们原本期望能够诞生真正的联合政府。然而他当们意识到时，一个僭主已经悄然成长起来，且再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像赶走国民党的威权一样赶走它。身处海外之远的国民党已经从“党治”历史怪圈中跳出，重新回归了他们的总理——我们的国父所曾热切追求过的共和宪政中。而大陆的“党治”却迄未停止，自由主义曾长期的被排斥，党与国家已经几乎到了合二为一的地步。我想这是必然的，因为新中国的那位僭主继承自列宁和孙中山的是“党治”的理念，它的巨大意义是在国民党一大时就被他深刻意识到的。

2009-01-20

我真是越来越受不了我那个变态的老公了！

结婚之前，什么花言巧语的伎俩都用，信誓旦旦的承诺令我丧失了理智，这才把我从前男友身边骗过来。虽然前男友也比较高傲自私，但是现在想想，选择他或许会更好点。

自结婚以来，他就没务过什么正业。早些年拜了个北街的苏大哥，出门吃老酒，回家打娘们，差点没折腾死我。亏了后来那个姓苏的被判了，他手下那些二流子狗腿子一个个风流云散。我老公向我保证以后绝对重新做人，养妻赚钱，保证家庭和谐。我心一软，想想别多折腾了，于是也就没横心离婚。

这几年，我内持家务，外忙事业，总算稍微的积了些薄产，可以说，家里基本上是我在支撑着。可是在外面的时候，或是有客造访的时候，为了顾全他这个当家的面子，我都往往归功于他。他倒好，还真自以为是起来，越来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前些年给他买了一辆电瓶车，从此就喜欢整日跨着到处兜风，给城西的老欧家和老米家，城北老罗家，都展示展示我家这些年的“发展成果”，看似风风光光，人人竖起大拇指夸赞他真有本事。可是我是知道的，他大男子主义，生怕我强过了他、在事业上和经济上的成就超过他，令他在家里和外头就没地位，心里极不舒服。

前些年，我们公司搬到了离家较远的市郊，电瓶车根本不抵用。我打算买一辆私家车，为了工作的需要，也是为了家里能过得更好。通过互联网，我渐渐觉得“德谟克拉”的汽车是不错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属于普通家庭都有能力负担得起的那种。

之后，我不止一次的和他提起过买车的事，可是他要么假装没听见，要么借故推脱，要么不耐烦的吼我，就是没有答应过。

昨晚我又和他说了买车的事，他当然还是没答应。可是我心意比较绝，态度也比较坚定。再说了，家里的钱大多还是我挣的呢。

但是我那变态的老公说：“咱们家没有开车的传统，你的这方面素质不高，不适合开车。”

他以前就常拿这个做借口，现在我学乖了，反驳道：“咱们家没开车传统，可是又有哪家是自古以来就懂开车的？你不是总说我勤劳能干又聪明吗？怎么到了学车买车的时候，我就成了素质低下了？”

他横了一眼，然后又貌似语重心长地说：“学车是应该的，你是要学车，而且咱们家学车的技术一定是要高级的，但是不能着急啊，要慢慢推进的啊！你要是盲目去开车，那是会出事故的呀！”

“我都学过两回车了，第一张驾照叫你给弄丢了之后，我还特地学了第二遍的。是啊，刚学会开车，熄火、方向盘不稳、手刹车不注意、油门当刹车踩，这些都是有的，也不见得不正常啊。你看看人家老米家、老欧家，还有我公司的小韩，哪个刚学完车就开得很好哇？你再看看我前男友，一开始还差点出车祸，现在不也好好的吗，是吧？考了驾照又不开车，那怎么可能会把车开好，光靠理论知识能上路吗？……”

我话还没完，老公勃然作怒，一把拽住我：“老米老米，你张嘴闭嘴老米，你他妈是不是看上人家了？还你前男友，你们是不是藕断丝连？你还把我这个当家的放眼里吗？！现在经济危机都来了，你还要折腾着买什么破车？还嫌我不够烦吗？”只听“啪”一掌，狠狠的甩在我脸上。我抚着脸，两行热泪禁不住滚了下来，可是我上哪诉苦去啊？

看到这篇荒唐的文章的朋友，你说我是不是活该选了这么个夫婿啊？我该不该离婚啊？

2009-01-16

邓海南先生在《毛是好人？邓是坏人？你是什么人？》一文中质问韩德强先生，甚是沛然酣畅。邓先生对韩先生文章中的人民的地位、革命的“必然”代价、领袖对黔首泥腿们的宵旰忧劬和锐治腐败等逐条批对，真是不厌其烦也。不过我倒是觉得，邓的时代和毛的时代的关系和不同其实很简单——

邓的时代是“不平等”的时代，而毛的时代是“平等”的时代。

邓的时代，官僚腐败之风蔚为大观，少数人手里掌握着权力，掌握着利益，掌握着话语权，掌握着枪炮坦克。被代表的最广大的人民要么沦落到了没房子住；有房子住的兴许哪天出去遛一圈回来，房子就夷为平地了；幸苦打工折腾一年，临了拿不到一分钱，眼巴巴看着你起高楼，看着你宴宾客，看着你出国考察，看着你考察拉斯维加斯去了；平时是素质极低下、没有选举能力、认不得选票，到了春节春运时就要自己开动脑筋认车票去了；一有与宫廷步调不协调的，轻则一小撮、不明真相、删帖删号、搬服务器，重则颠覆国家、暴乱、铁骑、坦克；只能被折腾，却不能去折腾……

而毛的时代，却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人请示汇报，人人读语录、跳忠字舞，人人大锅饭，人人上山下乡……不过这个时代的平等，倒不是人人生而平等，或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向毛主席尽忠尽孝人人平等也。其实就是一句话，邓的时代，是不平等的被剥削时代；而毛的时代，则是平等的受奴役的时代，正如德国电影《浪潮》里，体验纳粹经历的学生们所说的那样“它让我们人人平等”。

刘军宁在其《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一文中这样说道：“多数人呼唤平等自由，一旦得不到，他们便呼唤平等的奴役。”是的，我们的国人不正是往往都抱着这样的态度的么？既然不能平等享受自由，那就平等的享受高压好了。毛做到了，于是人们感激他，感激他没有只让我一个人受到奴役，那些达官显贵、党政要人不都要和我一样匍伏拜倒，唯喏不敢或违么？

这两个时代之间，哪有什么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关系，不过就只是个程度深浅的差别罢了。党权此消，民权彼长，所以邓以后的时代，再也无法令所有人被宰了还帮忙数钱，帮忙数钱还要由衷喟叹“英明啊”！

PS:与多数统治相比，托克维尔发现，对自由的珍爱有其独到的魅力：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与自由它固有的某种植物性生命，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这些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们即使一时讨厌自由，也不会丧失自由。

——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

2009-01-16

邓海南《毛是好人？邓是坏人？你是什么人？》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4151

最近的情况比较有趣。天庭整治低俗网站，结果把一些良心网站也给治死了。那些抱着自由信念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依不饶，居然于近日联署公开信，发起抵制央视。你折腾了人家的发言工具，人家也来折腾你的发言工具，所谓礼尚往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信不诬矣。

不过可以想见的是，我朝的喉舌自不会这么便宜让你们就给抵制了的。必然是春节过后，公布“春晚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几，逾八成观众对节目表示满意”云云；然后你们这些鼓动抵制的乱臣贼子们，或者涉黄，或者涉黑，或者直接“颠覆国家罪”就给你们拿办了，罪名是不愁找的。

先是，朝廷曾开设“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今上不是广纳天下之谏言，倒是广致天下之线报了。而后，从博讯新闻上看到的新消息说“大型服务器提供商经设置政府的专门办公室，公安人员进驻”（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01/200901141630.shtml 需用代理登录）。

这两者，既密告，又监管；既威慑，又指导；既暗箭，又明枪；既离间，又强奸；既追剿，又防患。显然的，自由主义的严冬即将进逼及身了。大伙有能力抗争的抗争吧，没能力抗争的，要么做沉默的大多数，要么自宫投诚吧。

PS：牢骚一下——假如“能说话”、“让说话”就算是言论自由，那中国5000年历史（且算它5000年整好了），除了周厉王不准人说话那3年，余下4997年哪年不是言论自由的？

2009-1-15

因为忙，所以几天没有上网。一上网，却被网友告知说：老罗的牛博网被封了。而且这次是“找不到域名或网址不能访问”，这意味著什么呢？

话说早前，就有人提醒过我，元旦到新春这一段时间，趁着人们年务纷繁，可能会有一些打压自由空间的举动出现。现在看来，那位仁兄的话是应验了。“法天下”不也是落得个身死名裂的下场么？余遂不由得喟然曰：“自由主义之严冬，其来诸？！”

方牛博网之封杀也，正是整治“网络低俗内容”热火之时，什么是“低俗内容”？据蔡大人的介绍说是：“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内容，包括宣扬血腥暴力、凶杀、恶意谩骂、侮辱诽谤他人的信息；容易诱发青少年不良思想行为和干扰青少年正常学习生活的内容，包括直接或隐晦表现人体性部位、性行为，具有挑逗性或污辱性的图片、音视频、动漫、文章等，非法的性用品广告和性病治疗广告，以及散布色情交易、不正当交友等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的内容，包括走光、偷拍、露点，以及利用网络恶意传播他人隐私的信息等；违背正确婚恋观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包括宣扬婚外情、一夜情、换妻等的信息。”

我很奇怪，难道说牛博网也成了宣扬暴力凶杀、散播淫秽思想的集散地了么？我想牛博滋生的也并不是什么“低俗内容”罢。它的被剿杀，非为扫黄打非也，而实因为它的“reactionary political content”（请自己查字典，我就不直说了）。可怜它牛博被屠后还要被绑在“低俗网站”的城门上枭首示众。

封杀者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上年的年末，那份风行景从的数百上千人联署的宣言书，不正折腾得君皇将相、宫妾宦官们“中宵念起，魂梦屡惊”么？所以当今圣上才会又斥“改旗易帜的‘邪路’”，又谆谆告诫刁民们不要“折腾”。铺开年历看看，今年的那些子事真要是折腾起来，不会逊于去年的。换了是我，我也得盘算怎么掐灭这个焰头。

余闻诸论者，皆以为整顿低俗是表，而剿杀“妖言惑众”者是里也。圣意难揣，以我区区草民之短识与昏昧，实在不能明了君皇圣裁所指。但想若真是如有些论者所谓的借力打力，我倒不禁要笑今上糊涂了。想在本朝，“莫谈国事”向是祖宗成法，为了绝天下悠悠之口的参议，谈风弄月本来是极好的凭借的。如今连风月也给我们禁了，那接下来我们还能谈什么？

2009-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