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归档：十二月 2011

一次错得离奇的广播 不知国人是否注意过，在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逝世的《告各族人民书》前几秒中，播出的是“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之后，又重新广播《告各族人民书》。当时我就守在扩音机旁，负责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从理性上分析，那一定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使用了周总理逝世时使用过的录音带，当中有一段录音没能抹去。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台长杨正泉所写的《毛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证实了我的上述猜测。而从感情上说，我个人对周恩来的热爱远远超过了对毛泽东的热爱。我想那一定是上帝让我们在毛泽东去逝之际再回味一下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思念。 前不久去了一趟淮安，更多的因素就是为了看一看周总理的故居和纪念馆。在参观周总理纪念馆的路上，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当年许多《新闻简报》放映的周恩来拿着“红宝书”，跟在毛泽东身后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情景。我知道那是周恩来十分不情愿的。作为一代伟人，他当然会明白“文革”所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更明白这样的个人崇拜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内是多么可笑和荒唐。由此我又想到了梁衡所写的《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写得很实际也很合理。他说，周恩来当时已没有翻脸的资本了，因为翻脸是要计算成本的。翻脸后的周恩来一定也会像刘少奇那样被打倒。他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谁来收拾中国这个烂摊子。他是八亿中国人民的总理，他没有理由不负责地倒下。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位总理，一方面在毛泽东的威权之下，他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他又四处灭火，救了这个救那个，为我们国家留得一处处青山。面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和江青的夹板气，他只好强忍下去，他甚至连自己的养女孙维世都保护不了。可以这么说，周总理在文革中是十分痛苦地奋力支撑着共和国大厦。他曾说出一句最能体现他当时处境的名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曾经有人指责周恩来软弱，其实是不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那是一个在强主手下不能逞强的时代。 谁都知道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刘备三顾茅庐相请，孔明鞠躬尽瘁相报。其实这故事中有许多可疑之处。 当年刘备被人打得如丧家之犬，放下身段以尊敬卑，卧龙先生出山，是合情合理的。可后来刘备赤壁之战得了荆州，又有了庞统、法正等谋士相助，夺下易守难攻的西蜀益州，刘备对孔明就有点不耐烦了。 刘备要出兵伐吴，孔明不赞成，这不符合孔明“北拒曹魏、东和孙吴”的战略。但刘备不听。刘备兵至东川，马良对刘备说：“这一带诸葛丞相看过各处隘口，陛下何不将各营移居之地，画成图本，问于丞相？”刘备曰：“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良曰：“古云兼听则明，偏听则蔽，望陛下察之。”刘备不高兴了，说要问你自己去问。 刘备此时与孔明的关系，已不是当初“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了，自己也不再以“备”自称，而是用皇上专用的“朕”字了。这时的“朕”已成为“英明领袖”，怎么会向手下的丞相讨教？ 孔明也知道，如今的主也不是当年三顾茅庐的刘备了。刘备带兵出征，大小官员随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回来后对众官发牢骚说：“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 法孝直是何人？是出卖主子帮刘备夺西川的“卖主求荣”之徒。孔明作为丞相，明白自己在刘备心中的份量尚不及“叛国投敌”的法正，心里是何等悲凉？ 当刘备在白帝城死前托孤，对孔明说出“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的话之后，孔明汗流夹背，紧张得手足无措，立刻泣拜于地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想一代英才诸葛亮，为怕主子猜忌，竟不得不以叩头流血表忠心，也真够凄惨的。 毛泽东无孤可托，于是他选择了让周恩来死在他前面。毛泽东在明知周恩来有病的情况下，却违反医生和周恩来本人的意愿，不让周恩来用有效的手术治疗，从而使周恩来的病情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恶化，活活地累死、气死于毛泽东之前。 不知是世人有心还是上天有意，在毛泽东去世时，竟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报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 参阅文献：《强主手下不逞强》，载《特别关注》2011年第9期，作者：憨佗。 我的更多文章： 周恩来的病被毛泽东耽误(2011-12-27 14:49:42) 懂政治的摄像头(2011-12-23 09:26:06) 中国上访制度的伟大超越(2011-12-22 09:16:45) 中国式开会(2011-12-20 21:21:11) 中国公民为什么要企求外国政府来保护？(2011-12-20 09:49:21) 谁在搞西方那一套？(2011-12-19 14:13:55) 夺命天使与截访(2011-12-19 09:15:56) 遭遇日本黑社会(2011-12-16 06:59:20) 悲情张立勇(2011-12-15 08:43:27)

大陆上青天白日旗唯一没落下的地方 ——腾冲读史系列之一 “你要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就应该去腾冲。”几年前就有一位朋友这样提醒我。 前几天，我约了朋友路非，准备去腾冲一游。昨天晚上，我打电话时，他说他还在Y县，我问他能否来得及赶明天10点的飞机，他说来得及，我也就没再说什么。 上午8点，我赶到机场，还是有些不放心，就又打了路非的电话，问他到哪里了？他说他还在Y县，听声音好像刚起床，我立马急了：“10点的飞机，你还来得及吗？” 谁知他也急了：“你不是说下午4点的飞机吗？” 我说：“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是4点的飞机啦，是10点，上午10点。” 路非也不再跟我争了，说了声：“我马上叫车往机场赶”。 Y县离省城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而下了高速公路到机场，没有十分钟也赶不过来，这样就需要两个多小时，而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两个小时，而一般情况下，飞机应在起飞前10分钟关闭舱门的，他显然已来不及了。于是我马上给路非发了个短信：“安全第一，如赶不上，我们就改签，换乘下午或明天的航班，千万不要急。” 路非回信：“越野车，已上高速，你先换登机牌。” 换了登机牌，我又一次计算着时间，如果不堵车，他可以在10点之前赶到，如果飞机晚点几分钟，再加上我过了安检不登机，航班可能会广播找人，我再故意耽搁几分钟，也许还有希望。如果这个航班赶不上，我们订好的昆明至腾冲的航班也得改签，很麻烦的。 这时，我想到平时乘飞机时，听到广播提醒某某人登机，心里还十分气愤，现在才明白，有些迟迟不登机的人也许真的遇到了麻烦赶不及了。只是让航班和那么多乘客等候一两个误机的乘客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想想今天自己也想让航班和那么多乘客等自己，心中更觉不安。心想：等与不等，那是航空公司的事，等是航空公司养成的恶习，不怪我的；不等，我也决无意见，反正我是不能一个人登机先走的。 突然，我想到这个航班会不会晚点，尽管前不久我去敦煌时曾有《千载难逢的正点航班被我倒霉的地遇上了》的经历，但现在航班晚点的概率还是很高的。于是我来到问询处，查询了一下航班动态。当值班人员抱歉地告诉我，这个航班晚点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竟兴奋地挥了一下手，对值班人员说：“谢谢晚点！” 莫明其妙的值班员听我说了原委之后，十分和气地安慰我说：“你的朋友只要能在十点半之前赶到就没问题了。” 我立马拨打路非的手机，想告诉他不要着急。可拨通了电话，竟无人接听，我心中一沉。本来只是出去游玩，让他拼命地往机场赶，万一出了什么车祸，我可是罪该万死了！并且我刚才查看了一下几天前订好机票时发给他的短信，我发给他的竟是下午4点昆明至腾冲的信息，怪不得他坚持说是下午4点的航班呢。我后悔自己怎么会如此大意。 过了一会儿，他把电话打了过来，原来他正用另一部手机通话，没顾上接我的电话。我告诉他航班晚点的消息之后，他也松了一口气。 十点四十分，他赶到了机场，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腾冲，那是大陆上唯一能一直悬挂着青天白日旗的地方。”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也不清楚，我是在网上看到的这句话。”

老子英雄，儿子不一定是好汉 “老子英雄儿好汉”似乎是中国人对几千年来世袭制度的默认。 新中国成立后，原以为改朝换代的中国人，不无遗憾地看到，官二代们依然演绎着“将门虎子”故事。 事实上，老子英雄，儿子不定就是好汉，将门生出的也未必都是虎子。 狄仁杰是唐代武则天时期杰出的宰相，而他的儿子狄景晖却生性残暴，无恶不作。 房玄龄是唐朝初年的“一代良相”，他的儿子房遗爱却因谋反被杀。 龚自珍是清朝有名的诗人，他的诗词中多表现出忧国忧民之意，他的儿子龚半伦却成了英国人巴夏礼的走狗。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龚半伦向巴夏礼进言“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对于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龚半伦是无法避掉嫌疑的。 现如今，官二代、官三代大都活跃在中国政坛上，他们当中也许会有些忧国忧民者，而更多的不仅在国外有房产、有存款，甚至连子女的国籍都改了。 所以，有人撰文《古来名门败子多》。 参阅文献：《古来名门败子多》载《读友报》2011年10月11日。

东航，您为何虐待空姐 12月18日夜间10点10分，我乘坐东航MU5592次昆明飞合肥的航班，当时地面温度已接近零度，但东航仍让空姐们只穿着短袖衫衣和短裙，裸露的四肢让人看了心里发冷。好在机舱内的温度很高，许多乘客喊着太热，也没人理睬，有人把衣服一件件地脱，最后只剩下一件衬衣，但下半身的毛线裤或保暖裤是不好脱的，否则也太不雅观了。 空姐们十分舒适地面带微笑，穿梭在走道中间，我忍不住喊她们，问这机舱的温度为什么调这么高？空姐回答，已经调低了不少，马上降落以后，温度就下降了。我说我知道，出了机舱我们不仅要穿棉衣，还要穿羽绒服呢。 有人问：在飞机上谁是上帝？ 有人答：空姐是上帝，不然，这气温为什么总是会跟着空姐的感觉走呢？ 我说：不对，乘客是上帝。这么冷的天，东航怕冷着我们才把温度调得一如盛夏，而东航实际上是在虐待空姐，这么冷的天只让她们穿短衣短裙，真是太岂有此理！这个情况，我在前天乘海航航班时并没遇到过。 东航，您为何虐待空姐？

中央党校门前的三道岗 晚上六点，乘出租车路过中央党校。司机说中央党校门前有三道岗，最里面的是武警，第二道岗是保安，最外面的一道岗是接领导吃饭的车。 司机指着中央党校门前那黑鸦鸦的一片轿车说：“每晚这个时候，来接领导吃饭的车子就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 我有些奇怪，就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也有乘出租车来这里接领导吃饭的？” 出租车司机笑了：“我估摸着是没有，我两个月前在一家公司给领导开车，刚辞职下来开出租。” 我问：“这些车为什么在党校门外等，就不能开进去吗？” 司机说：“来党校学习的领导很侈，估计只有接地市领导的车子才能进去，县处级干部就得自己走出来，不然进去的车子太多，里面也要堵了。” 我问：“那来接人的车这么多，怎么能分清哪辆车是接哪位地市级领导的呢？” 司机说：“来的时候，要通过电话把车号报给要接的领导，领导再把车号报给门岗，这样车子就能进去了。” 我说：“看来中央党校的伙食不太好，领导也要出来解馋呢。” 司机笑了：“中央党校的伙食会不好？那全国人大开会时，每人每餐的伙食费一千元，他们也还是要出去吃。再说他们也不只是吃吃饭，他们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互相联络一下感情，趁机也可以会会情人，找找小姐，放松一下。” 我开玩笑说：“这事我已多次听说了，领导也是人嘛。只是我不理解，中央党校每年培训那么多的干部，几乎每个县委书记都来学习过，我们老百姓怎么就没见过几个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呢。” 司机又笑了：“你这人真逗，这都啥年月了，中央党校还能有啥真经可念？那一次我替家乡的一个公司老总去接一个县委书记吃饭，那县委书记还差两天就学习结业了，在饭桌上居然说‘党校的老师都说我们是县太爷。县太爷，这是什么概念，比父母官还厉害呢’。” 我说：“我寻思这党校的老师说他们是县太爷，应该是一种调侃或讽刺，可他们连这都听不出来，还拿鸡毛当令箭，真的把自己当作‘县太爷’了。” “可不”，那司机说：“这县太爷花着咱老百姓的钱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半载的，不还是这个德行。” 我说：“许多国家都把官员用民主的笼子关起来，让他们在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约束下为人民服务，而我们这个国家的官员，是把老百姓装进笼子里约束起来，自己骑在老百姓的头上做起了老爷。” 那司机说：“下次我再经过这里时，一定要用相机拍下来发到网上去，也让全国老百姓看看，我们纳税人都养了一批什么样的东西。” 我说：“这就对了，我们作为纳税人，有义务去监督官员，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现在，党中央对媒体的管束也在一丝丝地放开，不再对行使监督权的老百姓跨省抓捕了，这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懂政治的摄像头 当下，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摄像头的监控下生活。街道上、电梯里、政府大楼里，甚至在卫生间里。 其实，中国现在还不是安装摄像头最普遍的国家，比如英国伦敦，这个仅700万人的城市就有50万个摄像头，美国全国估计安装了3000万个摄像头。中国的摄像头数量似乎还是秘密，但有消息说重庆计划在2014年增设20万个监控摄像头，因为现有的31万个摄像头“显然不够”。 尽管中国的摄像头的数量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其他国家的这一速度不超过10%），但就摄像头与人口比例而言，中国还很落后，比如2010年上海全市 摄像头数量约为20万个，与人口比例为1：115，而英国这个数字比为1：14。 区别在于中国的摄像头都是很懂政治，什么该拍什么不该拍它们会自动鉴别，在许多对警方和政府不利的事件发生时，摄像头往往为失灵，让群众永远不明真相。因为摄像头明白，它们是由政府拿钱安装的。 您瞧，连这摄像头都懂政治，可见“中国特色”深入人心。

中国上访制度的伟大超越 我们在电影《让子弹飞》中看到的鸣冤鼓，最早起源于周。《周礼》中的“路鼓”，就是百姓上访的最早记载。 大约中央首长都被访民打扰怕了，从隋开始，中央就确立了严格的逐级申诉制度。案件必须过县、郡、州逐级上告，越级就是“越诉”，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这个制度被沿袭至今。现在若有人去最高法院告状，就必须有省高院已处理过的书面材料，否则，最高法院信访大厅的门你都进不去。我们现在比隋朝进步的是，许多省高院对上访申诉的当事人只管接待，及少处理，并不出具任何文字手续，让当事人无法进京申诉，从而达到了让中央首长安宁的目的。 对古代不听劝告越级上告者，唐代法律仅是规定“笞四十”，今天又有进步，一般是关进精神病院、拘留，极少也出现“被自杀”的情况。 因为冤，不少上访者会进行自残告状，以引起当局的重视。但明朝统治者对此类自残者并不理会。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今上访者自残的方式又有升级，比如跳楼、比如自焚。当局重视程度也有所提升，酿成自焚事件后，可能会象征性地处理几个官员。尽管这些被处理的官员稍后还会复出，但当局毕竟还是作出了一种亲民的姿态。 其实，“告御状”是老百姓对中央高层的政治寄托，中央为了彰显政德，偶有对截访解禁者。比如嘉庆皇帝亲政后，曾一改其乾隆的政策，不许官员限制百姓上访，甚至还亲自审阅上访的案卷。 纵观我国古今上访与截访的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中央首长为了显示政通讼平，控制地方官员，总是做出一副勤政接访的高姿态；而地方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管理的地方歌舞升平，总是不让自己为非作歹的实情上传中央，于是就拼命地截访。在这个方面，我们比起古代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唯有中央首长亲自阅核上访者卷宗这个问题上，可能还没有达到嘉庆皇帝的水准。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社会制度最先进的国度里，在上访与截访方面，比起万恶的封建社会，已有了些许伟大的超越。 参阅文献：《古代的“上访”制度》载《中国剪报》2011年12月12日。

中国公民为什么需要外国政府来保护？ 中国人历来眷恋乡土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背井离乡的。可今天，许多中国人都在想着离开这个生养自己的土地，特别是一些有钱人，更是想着立马离开中国。一位对中国移民有过研究的业内人士言之凿凿地说“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有移民去向的，绝不是60%，而是100%。” 其实，在中国，不仅仅是有钱人想移民，就连那些依然在台上甚至还红得发紫的高官们也想着移民，他们有的已将老婆孩子移民国外，自己在国内做着裸官，一旦有风吹草动，就立马溜了出去。有一份资料显示，中国这种裸官达108万，还有人说远不止这个数字。我也不明白这些数字他们是怎么弄出来，但许多高官的子女加入外国国籍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一般老百姓不想移民国外，但他们只有想的份儿，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让自己进入移民的行列。 这个自诩有五千年文明史，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今天为什么变得如此浮燥，如此恐慌，如此对自己的祖国没有信心？ 我以为有如下两个因素值得我们考虑： 一、中国当下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尽管国家制订了许多法律，但顶不上官员的一个屁，说没了就没了。这就让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没有诚信、没有道德的环境里，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二、许多中国人当下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力。如果说普通百姓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出版、言论、结社等民主权力，百姓还是能够忍耐下去。更可悲的是，你原来一百平方的房子，政府说拆就拆了，开发商安置你一个六十平方的的房子，你爱住不住；你原来有一亩地，政府给你三万元，转手卖给开发商，赚了几百万，而你这三万元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过几年就没了，你吃什么？靠什么生活？没人管。本来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们纳税、我们劳动奉献，拥护一个曾经承诺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政府，就是为了让这个政府管我们的生老病死。可现在，政府收了我们的钱去“三公”消费，去买美国国债，却不管百姓的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许多人有病只能在家里等死，他们没能力去支付昂贵的医疗费。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许多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国外或加入外国国籍了，因为这些人需要一个政府去保护，既然中国政府不能担当这个“重任”，也就只好由外国政府去担当了。前不久在网上有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传闻，一个经常在网上呼吁民主人的人突然在南方的一个机场失踪了。后来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因为这个人已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于是这个人又获得了自由。 “在外国，生活质量高，财产安全，教育、福利搞得好，为什么不去？而国内则相反，到处是污染，财产和人身均无安全感，教育烂透了，福利就别提了”。一位移民者如是说。 “还有一个特点是移民了，人还在国内”，一位研究人员说：“这似乎在说明，中国人，需要外国政府来保护。” 参阅文献：《他们为什么移民》，载《读者》2011年第22期。

中国式开会 中国人喜欢开会是中外驰名的。外国人开会多是选举、表决。中国人开会则多是听领导训话。所以外国的官员开会不多，并且也不喜欢开会。而中国的官员特喜欢开会，因为开会时能体现出他的官仪和威风。古代的皇帝们尽管有三宫六院，美女如云，但还是忍不住早朝，听听大臣们的谏言，然后自己一锤定音，彰显人君一言九鼎之威严。 现在开会就更幸福了，吃得好，住得好，还发纪念品，至于为什么开会，开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家并不关心。一年一度的各级“两会”便是这种会议模式的典型，名曰“选举”，其实都是领导内定好的，如果说非得要走“过场”，选谁不选谁也是事前反复安排好的，极少会出现意外。 中国人开会，外国人也开会，外国人开会是务实，中国人开会是务虚，外国人开会是听下面讲，中国人开会是听上面讲。 中国式开会与众不同。

谁在搞西方那一套？ 一个朋友对我说到我们的“民主选举”其实很不民主时，我告诉他：我们搞的是“民主集中制”，“集中”也就是按领导的意思办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民主选举”，我们的领导人早就义正辞严地说过，我们决不搞西方那一套。 朋友笑了，说：什么西方那一套，他们现在天天高唱的马列主义不正是西方那一套吗？我们要么认认真真地搞咱中国的这一套，立个皇上，让我们天天喊万岁，皇上为了他的千秋伟业也能考虑到为老百姓干点儿实事；要么我们就搞西方的那一套，让老百姓享有真的民主权力。现在倒好，西方那一套的恶，和中国这一套的恶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双重恶的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