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归档：二月 2012

品味历史三残片 一、当年西南联大有两个孩子要去延安抗日，钱穆说：“去那里干吗？你们好好上学得了，打仗不是你们的事，再说，延安不是前线是后方啊。” 我们从我们的宣传中得知，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内战内行，抗战外行。而歌颂共产党抗日的电影又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队》什么的。我党真是很伟大，几乎没有一次大兵团作战，仅发动一些民兵就把近200万侵华日军赶出了中国。 二、在“三一八”惨案中，段棋瑞的总理卫队擅自开枪，致死伤多人，后因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弄得妇孺皆知。作为一国总理，段在悼念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却不动摇，直到临终。 我们错杀的人要比段棋瑞误杀的人多得多，许多错杀人的真相早就大白于天下，特别是像林昭、张志新等优秀人杰，竟遭到几乎是人类最无耻的残杀，至今有人谢罪吗？就别说每年故意制造出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了。这说明中国正朝着非文明方向堕落。 三、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官，他只身站在铁轨中间，对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竟因此受阻。 现在一个村的民众也阻挡不了地方政府强拆的队伍，人还在房里，点火就给烧了。人还躺在推土机前，履带毫不迟疑地碾了过去。这时代真的进步了，“和谐”了？ 参阅文献：《历史残片》载《中外文摘》2011年第16期，作者：颜昌海。

发生在《桥》上的故事——《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二十四 蚌埠驻训之后，我们就赶到了上海靶场。这一年在上海靶场打靶的部队特别多，我们团机关住在奉贤的海鹰大队，距靶场大约有三公里。 1977年10月11日晚，我们到炮阵地去放映《烈火中永生》，我与宣传股长再次司献良发生了冲突。 按照操作规程，我们的放映扩音机要在连续使用2个小时后，关机休息半个小时。当时是6点50分，一般要到8点钟才能开始放映，而一部电影的放映时间是1小时40分钟左右。所以，我试机后就关掉了放映机。但司献良非要我们开扩音机放唱片。当时组长小尤不在，我就向司股长说明了扩 音机的使用条件。但他根本听不进去，命令我开扩音机放歌曲。我只好执行命令。虽然扩音机操作规程是这样规定的，但如果违反操作规程，也未必马上就会坏掉，但肯定会影响扩音机使用寿命的。就像汽车，载重量规定只有5吨，但它能拉20吨，尽管车辆也不会马上损坏，但超载造成的潜在风险和损害在加大，比如减少车辆使用年限，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加剧对公路的压损等等。中国人所看到的往往只是眼前利益，很少会考虑到对其他方面的潜在损害，正像我们当前的“维稳”，截访等高压手段，使社会表面上“稳定”了，但民怨剧增，司法不公，让社会公理和诚信道德都荡然无存。其实，治理好我们这个国家只需要四个字，那就是“司法公正”，只有“司法公正”，才能让大家都学会守规矩，也只有大家都守规矩了，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公理、诚信和道德。打住，扯远了。 1977年10月19日，我们在靶场生活区跑片放映南斯拉夫电影《桥》。说实话，那是我们第一次看这种故事情节紧凑、场面惊险的电影。我们虽然是放映员，有时也会被影片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那天我和小杜负责放映，组长小尤跑片。他要求我负责放映、倒片和加油（注：当时发电机油箱小，两个多小时要加一次汽油）。我说这样做不符合规定，我希望他负责加油，因为他跑片的距离很近。可以抽出时间加油的，但组长也想坐在哪儿看几眼电影，他偏要我负责加油。 在快该加油的时候，我在倒片，我就叫小杜去加油。小杜去了以后，发现组长已加过油了。过了一会儿，组长跑片回来问我加油没有，我说小杜去看过了。他不吱声，就坐在那里倒片。我机上的一本片子已放完，就问他我这边的影片倒好了没有，他没理我。我以为影片还没来到，就只好等着，结果小杜机上的片子放完了，我们只好停映。这时，组长小尤从身后拿出一本影片交给我，然后问为什么不装片子？我问他：你看见我没装影片吗？他说他看到了。我说你明知我这边没装影片，而你却把倒好的影片放在你身后，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他说：“我要看看你能不能在最后一秒钟把影片装上。”我反问：“你作为一个电影组长，就这样拿全团战士们开玩笑吗？”他无语。 第二天，组长小尤批评我不听他指挥，还问我愿不愿意在电影组干了。为此，我们争吵两个小时。当天晚上，我去一军电影队帮助他们放映《桥》，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放映员在岗。 第三天，主任让我将《桥》送到南京，但小尤想去南京（据说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在南京），他便说是师里强调让他送影片，结果他去了南京。也正因为他走了，才发生了我与政治主任马全珍之间的一次严重冲突。 一位战友的父母到部队探望儿子时，与曾去接兵的谢协理员和卫生员小唐（？）合影

王立军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去乌鲁木齐的航班上，我身边坐了一位公务员模样的人。闲聊之间，说起了王立军事件。他问我，你是如何评价王立军的？我说我没有资格评价王立军，因为我们的新闻从来就缺少真相，一会儿把王立军捧到天上，一会儿又把王立军贬到地下。 他说，我给你讲讲王立军的小故事，让你从另一个方面了解这个王立军。 有一次王立军主持召开重庆市公安干警会议，讲话时话筒出了故障，办公室主任立即换上了一个新的。故障排除了，但王立军很不满意，他说你连话筒的正常使用都不能保障，怎么还有资格当办公室主任？他立即召秘书过来，让他安排人起草文件，免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保证在散会时把免去办公室主任的文件发下去。 还有一次召开重庆公安系统高层会议，王立军批评刑侦总队的队长，说以刑侦技术大楼名义建的楼房进度太慢，刑侦总队队长说没有钱。王立军说你多抓几个老板不就有钱了吗？只要人弄进来了，还怕他不拿钱来吗？批评过几个部下之后，王立军语气一转又说你们都要感谢共产党，要是在封建社会，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们拉出去砍头。 我说，王立军也太过霸道了，这谁能保证麦克风永远不出故障，对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免职，也不通过组织程序，说免就免了，也不容人家申辩？再说那有钱的老板能想抓就抓？也太不讲法律了。 那人说，王立军干的就是这黑吃黑的活儿。你听说过“双起”事件吧，就是王立军说的，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记者和撰稿人，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这就叫“双起”。其实在这个事件背后，还掩盖着另外一个人的辛酸眼泪。那人原是《人民公安》的一个记者，曾写过为王立军歌功颂德的三篇内参，由此，王立军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王立军当了重庆市的公安局长之后，就想请这个人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这个人答应了。但他身边的人却劝他说：“你虽然写过王立军，但你并没与他真正共过事，王立军那么强势，你万一与他发生矛盾，你后悔都来不及。”可他不听，执意到了重庆。王立军让他担任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他也真正地为王立军鞍前马后地忙乎。但“双起”事件发生后，王立军认为他的这个政治部副主任没能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一下子把他贬到下面一个区里当公安局副局长去了。这个人见自己的前途暗淡，便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回了北京。 那人讲完王立军的故事，见我沉默不语，就问：“这会儿你对王立军应该有一个浅显的认识了吧！” 我说：“王立军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很不好评判，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那就是王立军这个人像个‘彪子’。这是网上的评价，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这个‘彪’就是我们常说的‘二’！” 那人一听，哈哈笑道：“你说的对，王立军就是一个二杆子，他不仅让别人给他当枪使，他还很不幸地给别人当了枪使。” 我说，重庆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第二次“文革”的发源地，“红歌”像星星之火，在几个月内就烧遍全国。可这个发起唱红歌的地方，竟出现了这样的事，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重庆上演了一幕红歌下的黑色幽默，那也太文雅了点儿；有人说是遗笑万年的的闹剧，似乎又太夸张了些。只是我不知道你刚才所讲的王立军故事里有多少真实的成份。 那人说：“请别问我身份，我只能告诉你，我所讲的故事是绝对真实的，没有一点儿夸张。” 我望着窗外变幻无穷的白云，心里想道：别人似乎没有必要去编造这样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去诽谤王立军的，这故事也许有些夸张，但基本事实还应该是有的。这也许才是王立军最真实的一面。当王立军被四名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护卫着出入各种场合，以共和国卫士的身份摆出‘黑社会老大’之谱的时候，他当时是否想到过，有一天他会躲进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呢？

危险的情面 1929年，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去美国考察。 现在的人很少知道王云五。在当年，王云五可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物。到了美国，负责接待他的是他的好友，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这个人后来当了清华大学校长。 有一天，王云五看见一个飞机场，说坐飞机可以上天观光（估计那档次也就像现在旅游景点的滑翔机）。那时的飞机性能还不稳定，经常出事。所以，凡有兴趣的人都要签个生死合同，说明上天自愿，摔死活该。 大家都不敢坐，唯有王云五不知死活地非要上天观光。这飞机可以坐两个人，王云五邀请同行者，没有一个愿意陪他“上去兜一圈”。 王云五十分失望，最后，望着梅贻琦问：“你可愿意陪我一游？” 梅贻琦只好笑着点点头。 王云五大喜，当即在生死合同上签了字。旋即良心发现，再问梅贻琦：“我是要坐飞机的，我不怕，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梅贻琦摇了摇头，又点点头。 两个人就上了飞机，好在飞机兜了一圈之后平安而返。梅贻琦事后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他并不愿意上飞机，只是没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上了鬼门关转了一圈。” 这样的事我也干过一回。 十多年前，有一天我说我明天去合肥。一个朋友说他明天也去合肥，正好可以一道走。我们当即约定第二天中午10点，他来接我。 第二天上午，他果真准时来到了。让我吃惊的是居然他自己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过来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不会开车的。我看车里只有他一个人，就问“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啦？” 他笑道：“不瞒你说，我昨天刚把这车接回来，昨天晚上练了一会儿，刚才又练了一会儿，差不多也有五六个小时了吧。没问题，上车吧。” 我站在他车门口，犹豫了起来。我知道他从来就没开过车，现在仅在操场上练了几个小时就上路，而且要跑三百多公里，中间还要过轮渡、走山路，我真的不敢坐。但人家一片热心，我又不好太驳他的面子，于是就上了他的车。 在快要到轮渡渡口时，他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着“这过轮渡上坡下坡的，我真不知道能不能开好。” 听了这话，我在过轮渡时把车窗玻璃都摇了下来，准备随时开门跳车。好不容易上了渡船，他又念叨着“上坡起步，是边踩油门儿边放手刹……” 还好，轮渡终于平安地过来了。车到八公山走山道时，他居然把速度提到一百二十码，我急忙提醒他放慢速度，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轮渡我都过来了，还怕什么，你看这车开得多爽！” 我知道就他这新手的水平，万一路上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他是处理不了的。 经过一路上的惊心动魄，我们来到合肥，刚进了长江路，我就让他停车，我要打出租车去我的律师事务所。他坚持要送，我说“你还是赶快回家吧（当时他在合肥有房），你连驾驶证都没有，如果让警察逮住了，看不拘留你。” 后来，我每每想起那一次经历都感到后怕，觉得都是情面惹得祸。 中国人向来都是讲情面的，为了讲情面，甚至不计后果，前面两个例子就是典型。 当然，这样讲情面，后果再不好也就是伤着自己，与别人关系不大。而一个官员或一个政府也要讲这种情面，那损失就太大了。比如，央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河北省高院拒不纠正聂树斌的惊天冤案，都是为了维护一些官员的情面，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让错案得不到纠正，并且很可能会葬送一届政府或一个政党。 在过节时，许多人为了情面，不得不去给上级送礼。其实他们心里也不愿意送，但人家都送了，你若不送，上级肯定有看法，而一旦碍于情面送了，不仅可能会葬送你的上级，也可能会怏及你自己。 有些情面真的很危险。中国人什么时候不为情面所累，学会按原则办事，中国就有希望了。 参阅文献：《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样的》，载《读者》2011年第24期，作者：萨苏。

非常时期的非常行动(20)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二十 1976年10月8日晚，我们部队从沭阳出发开始冬季野营拉练。第一站是在安徽嘉山县的涧溪公社训练。原计划是10月13日晚上离开涧溪去蚌埠的，但那天晚上却又停止了行动，上级指令我们按兵不动，原地待命。军区通知我们连电影也不准放，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直到10月17日，我们非党的战士才听团长传达了中央的一个文件。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记载的： “10月6日和10月7日，我们党中央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破四人帮（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二是立华主席（按毛主席生前安排，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10月7日，这是我党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天，值得纪念的一天。” 中央稳定了，我们该干啥还干啥。10月18日凌晨4点，我们开始撤离涧溪，奔赴蚌埠。途中，我们政治处的车子出了故障，只好停了下来。等收容车来到后，给我们留下工程车和修车零件就走了。车到下午3点才修好，我们赶到定远城里吃了午饭。饭后，离开定远仅15公里，车子再次出故障。我们的车子停在一个叫山头店的地方，没有电话，没有任何通讯联络工具，车上的最高首长是叶付主任，他让我和徐干事去凤阳打电话，要后勤部来车抢修车辆。 我和徐干事在路上拦了一辆货车。车是阜阳市轻工业局的，司机以前也当过兵。他把我们带到凤阳，我们找到人武部，用他们的公用电话联系，但我们的部队刚到蚌埠，还没与当地电信网络联通。我们只好把电话打到蚌埠附近的其他部队，请他们传达。他们转告了我们一营，一营报告了团长。团长派一营小车送零件和维修人员，同时让他们带来了干粮。 我们的车子上只有一袋大米，没有水，没有火，是不能吃的。 我和徐干事在凤阳人武部吃了饭，然后又打电话告诉一营的小车到凤阳人武部接我们。 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我们就在人武部门口等待。路上行人已渐渐稀少，我们也感到天气有些冷。这时我们看到人武部对面就是县委招待所，于是我们走过去，说明了情况。人家也满客气，但我们没有介绍信或证明，人家不好安排。我们又回到人武部，一个姓张的秘书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我们才住进招待所。服务员们是11点下班，我们告诉她，如果11点前小车不来接我们，我们就睡觉，如果小车11点前来，我们就走。 服务员收了我们一元钱押金。她们想得很周到，把我们安排到一个离马路很近，可以看到马路的房间。徐干事身体较胖，我让他先休息，我负责观察。大约10点30分的时候，一辆军用北京吉普停在人武部门口，我立即在楼上喊他们。我和徐干事下楼交了钥匙，取回押金，便跟车回到山头店。 车子是在第二天早上修好的。我们让驾驶员休息，其他人参加助民劳动，先是帮老百姓摘棉花，后是拨花生，中午在老乡家里吃了饭，就准备赶往蚌埠。可能是后勤修理所的梁所长不放心，又派来一辆车来接应我们。 徐干事也是沭阳当地人，这次去沭阳，鲍组长告诉我他已去逝了。而就在我去沭明的前一天，我的一个在粮站当站长的战友张冠标在夜间突然去逝。而同时，我们另一个战友赵刚，正在县中医院里等待死亡，他是肺癌晚期。 在后来前去吊唁赵刚时，我对战友们说，先走的还有战友来送，后走的就没有战友来送了。 我只所以写出这段文字，就是想让我们的后人记得，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一批天真和正直的军人。 当年的老营房已被派上了新用场

一个标点引发的“血案”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十九 事情发生在1976年4月。那天晚上，我们电影组正在沭阳县电影院给当地老百姓放电影，突然接到团里的通知，让我赶快回去。于是我就把放映的事交给小尤他们，自己赶了回去。 宣传股的邵股长拿着师政治部电话通知的标语内容，让我写两幅标语：“热烈庆祝首都工人民兵粉碎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事件”，一幅贴在营房外，一幅贴在营房内。 我的美术字写得不是太好，但经过在淮安向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学习，还算拿得出手。我是用排笔写的大幅黑体字，每张红纸只能写两个字，写得速度相当慢。两幅标语我写到12点多，又弄了浆糊，一个人到外面贴好。回来的时候就快凌晨两点了。 由于夜里加班了，第二天早晨我就没按时起床。所以，直到团机关出操时我还在睡觉。这时只听邵股长叫我：“小李，快起来，你的标语写得有问题。” 我一听，立马起来了，问邵股长：“什么？有问题？什么问题？” 邵股长说：“我也不清楚，是马主任说的，叫你马上过去。” 那时一句口号喊错了，一个标语写错了，都是有可能坐牢的。这可是重大政治事故。但我认真想了一下，昨天晚上，我贴好标语后，又打着手电筒仔细地读了两遍，没有错误的呀！ 我紧赶慢赶来到营房大门口，见马主任正在标语前面等着我呢。 看我跑了过去，主任发话了：“小李呀，你写标语怎么不加标点符号？” 我看了一下说：“有呀，这感叹号不是在这后边的吗？” 主任指着“首都工人民兵”几个字，说：“这工人和民兵之间应该有个顿号，工人是城里的，民兵是农村的。” 我说：“不对，工人民兵是指由工人组成的民兵，它与农村的农民组成的民兵是一样的。” 主任不高兴了：“说你错了，你还不服气。” 我还要说什么，邵股长拦住了我，他说：“还不快回去拿笔来添上，照主任说的办。” 我只好回到电影组，抓了一支排笔，蘸上墨汁，走过来，在标语上的“工人民兵”之间加了一个顿号。只是我还是不服气，对主任说：“要么你打电话问一下师政治部，要么看明天的报纸。” 主任没作声，我们各自走了。 第二天，《解放军报》来了，上面有一个通栏标题，就是我写的标语上的文字，于是我带着胜利的喜悦去找主任，指着报纸上的标题给他：“你看，这里没有顿号，工人民兵是指由工人组成的民兵。” 主任“哦”了一声，马上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作派就太“小儿科”了。如果主任让我点顿号时，我马上承认错了，并立即按主任的指示补上顿号，也许我的人生经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特别是我不该拿着报纸去证明上级的错误。这种事，我在2007年又干了一次，我企图拿着专家论证意见证明安徽省司法厅的孙建新厅长错了，结果孙建新恼羞成怒，吊销了我的律师执照。 我现在才算明白，在中国这个人类社会史上绝无仅有的“特色”制度下，领导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伟大光荣的。 与战友马大保（左一）、单争鸣（右一）的合影

我与政委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十六 还在警卫排的时候，刘玉干政委就送给我一本书《论人物描写》，他那时就知道我在写小说。后来到了电影组后，他又多次来看我，关心我的写作。 政委的家属还在南京，他一个人住在首长家属院里的一幢破旧的小洋楼里。和团长一样，政委也是山东人，都是近五十岁的人了，大胡子，但待人和蔼。记得有一次我去南京拿影片，奉命去政委家送一封信，时间长了，是谁安排送的信也记不得了。当时政委和他的女儿都在家，政委问我吃饭没有？我如实回答还没有。没想到，政委居然围上围裙进厨房给我擀面条。 我已记不清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拦或坚持离开，或者我是坚持离开，但政委用命令的口气不让我走。而政委去围上围裙去厨房的形象，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要知道政委在当时可是县团级的干部，当时县团的干部还不是很多，就是在县团级干部多如牛毛的今天，有哪一个团级的干部会下厨房给一个当兵的擀面条吃。 我在1976年元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政委来到我们电影组，讲了许多关于我们怎样学习的问题，他鼓励我写作。 “人对于同类的贡献并不在其职位的高低，而真正的贡献就是‘劳动’，如果你已经公开地声称：我要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那么你就不应该去追求名利、地位。” 在政委的鼓励下，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到处投稿。那时文学刊物还不是太多，我经常投的只有上海的《朝霞》、合肥的《安徽文艺》等，编辑们不仅退稿，有时还附上亲笔信给予鼓励，不像现在连稿件都不退还了。 记得当时还收到过在《朝霞》帮助工作的萧乾老师来信。 后来，我又改写电影文学剧本，经常往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投稿，我还收到过北影大导演谢铁骊的来信。 可惜的是，在部队一直没能发表任何作品，直到我退伍四年后的1982年，我第一篇小说才在郑州的《百花园》杂志发表。当时有人说我起点较高，第一篇小说就发头条，并且还获得了当年的优秀小说奖，他们不知道在此之前我已准备了八年，收到了六百多封退稿信。

太阳居然从西边出来了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十四 电影组的工作与警卫排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并且也仅有四个人：组长鲍俊禄、七一年入伍的放映员单兆俊、七三年入伍的尤允杰和七五年入伍的我。 本来鲍组长就要离开电影组去连队当副指导员的，但单兆俊不愿意在部队干，偏要退伍.而尤允杰才当了两年兵，并且放映技术也不及单兆俊，所以这组长的担子他一时还放不下来。刚进电影组我就发现单兆俊与尤允杰明显地不和，这样一来，我就很难做人了。在部队，下级要听上级的，这是纪律。而新兵要听老兵的，这是规则。所以在小单和小尤意见不一致时，我就选择了听放映技术好，并且资历更老的小单的话。这也就为小尤日后对我有成见埋下了祸根。 我刚进电影组我们部队就开始了冬季拉练。第一站是到南京驻训。为了不影响地方交通，我们在南京长江大桥北面停了一段时间，大约晚上九点钟后才开始过桥，到了麒麟门已是深夜。我们忙着卸车、放铺板、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吃惊地发现太阳居然从西边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长时间迷向。此后我多次去南京，我一离开麒麟门就有了正确的方向感，而一回到麒麟门就又转向了。 我的放映技术进步很快，不几天就可以上机操作了。当时我们使用的是解放牌35mm提包机，全部设备由六只箱子和两个三角支架袋 ，外加银幕包和电源线、喇叭线组成。 南京驻训后，我们又去了上海奉贤靶场，许多高炮团都在那里打靶。除了野战部队以外，好像还有一个地方的女子高炮团。在海滩的盐碱地上，冒着冬天的寒风一个个帐蓬搭了起来。前面不远，一排排高射炮昂天挺立，很是壮观。 据说离靶不远就是上海的五七干校，上海文化艺术界的许多老人都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那时我只是一个放映员，对他们也没有过多地关注。 我们电影组与政治处是住在一个帐蓬里的，有时干事们下连队调研，遇到人手不够，而我又没事的时候，总爱带着我一同下连队。有一次在连队采访时，有人介绍的打靶密诀，让我吃了一惊。 高炮打靶是打拖在飞机后面的拖靶——尼龙袋子，飞机与尼龙袋子之间有一条百米以上的钢丝绳牵着。按说搜索目标应该直接找拖靶，然后瞄准开炮就行了，可有时候，观察员往往不能及时发现拖靶，错过开炮的机会或仓促开炮不能命中拖靶。这时就有人提出，观察时先找前面的飞机，然后再顺着飞机后面的延长线瞄拖靶，这样不但能及时找到拖靶，而且命中率也高一些。我当时就提出异议：我们不是说要从实战出发吗？难道敌机来了，前面还会给你留一个影子让你观察？ 但那时我人微言轻，也没人听的。尽管如此，有的团一年都打不下一只拖靶。哪一门高炮一旦打中了拖靶，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门高炮射也要带上大红花。我的扎花技术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前不久，我在韩韩的博客上看到，他说解放军报上有一篇文章说，解放军某部在打坦克靶时，将原来直线平移的靶改为上下左右作不规则运动的靶，惹得一些部队首长很不满。我真的不知道我们部队能将七十年代的“光荣传统”完整地继承到今天。难道在实战中敌人的坦克就一定作直线平移，给你当靶子打？如果真的这样，那太阳才能真的从西方出来呢。 他其实并不是放映员，在这里摆个姿势仅仅是为了照像。但照片的背景却是在我们电影组里。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十三 1975年10月，我参加了团里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带班的是在政治处当过“书记”的贺东久。政治处书记是个什么职务呢？这里有一个笑话，说一个战士被提拔为书记后，就给家里当大队书记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在部队当了书记。大队书记十分兴奋，因为他知道在中国书记就是一个单位最大的官。只是他还有些不放心，自己的孩子有几斤几两他还是清楚的，再怎么走运，也不会当两年兵就升到书记的位置上？于是他千里迢迢来到部队，非要看看他儿子在信上说得是真是假。 大队书记来到部队营房，连招呼也不打就往里闯。他怕什么，他儿子是书记，是这个部队里最大的官，而他又是这个最大的官他爹。 面对哨兵的盘问，大队书记理直气壮地说：“我儿子是这里的书记。” 哨兵一听，糊涂了：“我们这里哪来的书记呀？” 还是一个路过的干事听明白了，说：“书记是政治处的。” 大队书记问：“那书记是多大的官呀？” 干事说：“也就是排级干部。” 哨兵补充到：“部队干部中级别最低的那一种。” 大队书记羞得扭头走了。 这时贺书记已成了贺干事，他是我们文艺创作班五个人中唯一的干部，所以由他来带领我们进行文艺创作。 在那次文艺创作学习班上，我创作了第一篇小说《上刺刀的大炮》，是写炮兵苦练步兵武器的故事。贺干事给了很好的评价，但最后也没能发表。 贺东久是写诗的，很有诗人气质，但也不拘小节。据说当年已列入退伍名单，是政委发现后留下来的。不久贺东久的诗就上了军区的《人民前线》。那个时期，他的诗到处发，据说许多女兵都成了他的铁杆粉丝，一听说他去军区参加创作学习班，有的女兵就专程探望，只是看到人立马就止步了。因为贺东久个子不高，单眼皮儿，年轻轻的又有些秃顶，不免让她们大失所望。 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家贺东久就是有才。后来先是被调到军区政治部，然后又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十年代有一阵换国歌的风，据说贺东久创作的《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已入选。尽管后来国歌依旧，但他的那首歌曲在中国还是广为流传的。 1975年10月25日，在文艺创作学习班结束的前一天，管理股长找我谈话，通知我被调到团电影组工作。在部队一旦进入电影组，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提干则是必然的。所以电影组是许多士兵都想去的地方。但去电影组工作的要求较高，一是文化程度要高，二是要有点儿美术基础。 我没有找过任何人，也没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就被组织选中调进了电影组，这说明那个时候，部队还是能够量材用人的。当年在657团电影组工作的何怀远，据说现在已是少将军衔，他是太和县旧县镇人，当时也是一个农村兵，没有任何靠山，一步步地走了上去。 这就是当年我们团长家住的房子，现在的县团级干部还有住这房子的吗？

——《我激情燃烧的岁月》系列之十二 有人说当今的社会是一个逆淘汰的社会，让好人无立足之地。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做人难，做好人更难”，适用于整个中国历史。 我1975年5月11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由于出版报不免会在某些方面不能够及时地去工作，班里的个别同志对我就有了些看法，说我虽是一班人，干的却不是一班事。这种说法使我心里产生了一些想法……” 后来，由于团里抽我去淮安学习，又参加文艺创作学习班，到最后要离开警卫班的时候，一些人就更有意见了。因为大家都是列兵，一旦某一个人出了风头，遭到他人嫉妒则是必然的。后来我也想明白了，无论自己做得怎么好，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世界上就没有能得到所有人认同的人。 其实，我也想与战友们搞好关系，事实上我也与绝大多数战友关系非常好，这个情况我会在以后陆续谈到。但“坚持原则”和当时的“斗争哲学”又让我似乎迷失了方向。在1975年8月18日的日记中我这样写道：“今天上午，我参加了我们股里（注：指管理股）的民主会，我原以为，大家都和和气气，没有必要搞得关系紧紧张张的。通过学习教育，使我认识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切事物都是在斗争中发展壮状大的，为了搞好部队建设，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就应当以一个共青团的标准要求自己，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我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向我们排长和股首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至于我当时向排长和股长提出了什么看法，我现在已记不得了，日记上也没有记载。但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当时在会议上向领导提意见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 那时候我是十分听党的话的，我不仅把党的文件和党报上的说法当作党的话，甚至把党的各级领导所说的话也当作了党的话。 可能是我吃不惯大米或常常因为工作误了饭时，不得不吃冷米饭的缘故，我经常胃痛。我现在的肠胃病就是那时留下来的。有一次，我们参加司令部的演习，晚上10点钟才回来，我非常饿，肚子疼得很（我现在还有这种毛病，肚子一饿就疼）。看到我说肚子疼，班长就提醒我，不能叫苦叫累。于是在当天的日记中就作了检讨，骂自己是“叫苦叫累”。 那时候还没有考大学之说，但每年都有从工农兵当中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可惜我们团每年仅有一个名额，推荐也仅仅是形式，因为我们团里高干子弟多，推荐的名额一般在他们当中产生。 尽管推荐上大学的事与自己无缘，但听到这个消息后，思想上还是有波动的。1975年8月7日，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从听说我们部队有一个名额的，由于小资产的思想在自己头脑中作怪，也一度产生了上大学的念头，想到人的一生总要活得有意义，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总要为人类作点贡献，我现在离开学校才半年多点，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大部分还没忘记，到大学学习一下也许能为祖国作点贡献。后来又想到，全团就一个名额，无论怎样也该不着我去，就死了这条心吧！”“通过学习批判，认识小资产阶级思想，使我认识到，以上想法都是错误的，这山看着那山高，不安心本职工作，没有树立一个‘一生交给党安排的信念，这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我没想到，两年后，全国恢复高考，为了上大学，我选择离开部队。真实的我打倒了被空洞政治虚拟出来的我。 我庆幸自己没能成为一个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没有成为一个死了都不知道为谁而死的人。 当年的干部宿舍正在拆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