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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回忆蒋经国节俭生活 蒋方良在家不开冷气 2009年04月12日09:24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4月12日电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马英九11日晚宴请蒋经国七海寓所旧属，细数过去蒋经国奉行节约的生活点滴，包括蒋经国先生夫人蒋方良在寓所内，都被限制气温不超过28度不能开冷气，只好在阳台乘凉。 　　马英九在餐宴前致词说，有一次幕僚到七海寓所，找不到夫人，最后发现夫人在阳台，幕僚觉得很奇怪，在家里跑到阳台做什么？夫人当时有点不好意思说，蒋经国规定气温没有超过28度不准开冷气，但房子内蛮热的，所以到阳台比较凉快。 　　马英九表示，蒋经国在家里节约能源到这个地步，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但相信对在座很多人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经国先生”。 　　此外，马英九还回忆起，有一次蒋经国找他问事情，那是他第一次进蒋经国卧房，“我进去看真的吓一跳”，后来他担任台北市长后，到很多老荣民家里，蒋经国先生的卧房就像老荣民家。 　　由于在座都是曾追随经国先生的旧属，马英九特地问在场人士追随蒋经国的时间，有的旧属追随时间超过30年，都比马英九的近7年要长。 (责任编辑：徐永刚) 已投稿到： <!–（规则）（积分） //–> 排行榜 圈子(已加精) 阅读|评论|收藏|打印|举报 前一篇：王文均：从伟人到屠夫后一篇：假茅台喝出“驻京办”真问题 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点击查看详情[发评论]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晒生活第二季–晒晒我的生活美 用户昵称: 插入表情 登录名： 密码： 找回密码 注册 昵   称： 匿名评论 验证码：

      一          说来万分惭愧，我听到夹边沟这个名字，竟然迟至2005年，还多亏天津作家杨显惠的来访。     那年，杨显惠夫妇应墨尔本华文作协的邀请访问了澳大利亚。4月26日，在墨尔本作家王晓雨的陪同下，他们到达悉尼。是晚，悉尼作家在Ashfield的京华酒楼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 ( http://www.tecn.cn )     在这之前几天，悉尼女作家刘海鸥按照王晓雨的吩咐，给我寄来一本《告别夹边沟》，看时非常震撼。现在见到作者，自然敬佩之至。杨显惠虽然也近六十岁了，但还是过分显得苍老，额上刻着深深的纹路，似乎无时无刻在诉述着未完未了的悲愤与忧伤，以致在座的一位年轻女作家以为他也是右派，怜爱地劝他宽心些，要从“夹边沟”走出来。 ( http://www.tecn.cn )     1946年出生的杨显惠以他的年龄幸好赶不上反右的年代。他只能当个上山下乡的知青。1965年，只有十九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到一个小宛农场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在这里，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第一次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 http://www.tecn.cn )     此后多少年来，夹边沟对于杨显惠，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四十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 http://www.tecn.cn )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开始，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上海女人》和《逃亡》获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首届学会奖短篇小说奖（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系列结集时，全国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后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为《夹边沟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为《告别夹边沟》（两者稍为有些不同）。 ( http://www.tecn.cn )     结果成就一部空前震撼的作品！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 http://www.tecn.cn )     在甘肃临洮，有一位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 http://www.tecn.cn )     上海学者朱学勤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 http://www.tecn.cn ) … 继续阅读 →

博主按：这篇被称为韩寒作品的文章是我在一个网站看到的，不知是否真是韩寒所写。但文章很有创意，就转来让朋友们欣赏一下吧。作品原名《请再不要代表我》。 每当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代表13亿人民，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不答应……最近又有一个躲猫猫事件要代表我做一个网民的权力等等语句非常不舒服，甚至很反感。值此机会，我严正申明，此后，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再不代表我，我也不向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授权代表我。理由如下： 一. 我没有儿子，因为我还没结婚，也从没有与任何女性因不正当关系生过儿子！我虽然是正常男人，为了和谐不搞低俗。 二. 我生长在一个曾被起过很多名字的国家，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至今。他们无数次代表过这片土地，又无数次被推翻，看来，谁也没有真正代表了我们的利益，因此，我也不想再被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所代表！ 三. 至于伤害到谁的感情谁抗议，不要代表我！我不是有选择的出生，是被迫的。也怪我的父母没有跟我商量就生了我，让人无数次地代表，我真正的利益，即便把腿跑断也没人理。他们还以十三亿人民的名义让我光荣下岗。 四. 谈到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话最好问一下我再说，比如最近的人权问题，因为我的权力，别人为我争，我就很愿意，你不愿意，你说你，不要代表我。 五. 最近网络不太好使，具听说有人对低俗比较讨厌，代表孩子和家长在电视上一讲，政府就有理由一扫网络，连同国外的低俗网站一起扫掉，这下倒是干净了。不幸的我又被无情地代表了一次，而且是严重伤害了我对网络的感情！ 六. 如果做为网民也要代表的话，请你自重，本人上网，电脑是我花钱买的，每年要花700元人民婢才能看不低俗的网络，所以，我花钱买不到权力，还被你们代表的话确实有点难受，不要怪我不客气！ 综上所述，我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不得不严正提出，你们爱代表谁代表谁，不要代表我，如果不得不代表，请事前通知，我自行解决。否则，不要怪我哦！ 以上申明仅代表我个人，如有人也有同样想法，概于本人无关！ 特此 严重声明 2009.2.24 韩寒

博主按：好不容易穿上的法袍又要被脱下来了，法律是要保持一种庄重的威严，还是需要近乎于庸俗的“亲民”？法官是否可以由不知法为何物的党政干部或复转军人担任？懂法的人无权，有权的人不懂法，有人说这是中国法院的时尚。谁能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对于十分渴望司法公正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福还是祸？ 司法改革必须按法理出牌 贺卫方 发表于《上海商报》2009年2月27日   看了《南方周末》关于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推行“新政”的报道（“不按‘法理’出牌的高院院长”2月19日），对于其中不少观点颇有些忧虑。实际上，张院长就任院长后推出了不少新举措，有的措施令人赞赏，例如将判决文书在网络上公开。但是，还是有太多的新举措存在着或轻微或严重的法理缺陷，如果不及时纠正，影响的不只是河南一省的司法，而且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司法改革产生误导作用。   从报道看，张院长对于不拘形式、贴近群众的司法模式情有独钟，他明确地质疑坐堂问案式的审判方式，倡导法官“放下法槌，脱下法袍”，深入到群众中去，像被他树为典范的商丘法院那样，在小树林里开庭，或者在炕头上审案。“你要穿法袍，就跟群众保持距离了。”这样的做法果然有助于纠纷的解决么？   实际上，作为处理冲突利益的司法，居中裁判原不是追求法官司法官员的舒适安逸，更不是因为西方如此我们就照搬，而是因为不居中就难免令人怀疑法官的公正性。根据我国不少地方传统习惯，诸子分家析产时要邀请娘舅来主持，正是因为娘舅的身份超然，更有助于避免偏私的怀疑。为了取得当事人的信任，法官要尽可能地避免过于主动行使权力，例如，只有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才能够受理。司法判决不可以超出当事人诉求的范围。要尽可能地让当事人自己向法庭提交证据，否则败诉方就会质疑为什么法院只收集对一方不利的证据。在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对两造要平等地对待，最大限度地保障双方的平等地位……所有这些，不仅是为了体现司法的中立和公正，也是为了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样重要的是，中立的司法可以让冲突双方意识到诉讼的结果是双方机会均等的情况下证据与法律比拼的结果，因而更容易服判息争。   跟许多院长一样，张院长对于上访也是非常焦虑。“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下判以后，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你说你这个案子办对了吗？”在报道中他提出这样的反问。其实，如果法官严格依法判案，当事人不是依据法律程序上诉，或者案件已经终审，依旧上访不止，我们的确不能说这案子判错了。宪法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果法官依法判案，当事人上访，就指责法官案子判得不对，这让法官该如何是好？难道说因为怕上访就可以违法判案？再说，国家成立各个层次的信访部门，不正是为了让百姓投诉有门么？为了减少甚至杜绝上访，甚至为了“争创无进京上访法院”，就一味地“和稀泥”式地调解，这势必导致当事人形成“会叫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态，只要以上访相要挟，法院就牺牲法律，放弃原则，最终的结局将是一种普遍的无法状态。   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上的回归旧辙是张院长“新政”中的重要内容。本来，逐渐减少在具体案件中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以及下级法院对于上级法院的请示，以确保下级法院能够独立于上级法院，已经成为近年来司法界的共识和不少改革举措的指向。很明显，之所以设置上下级法院，正是为了给当事人提供一个质疑原审判决的机会。如果一审法院在判决之前已经就如何下判请示上级法院，或者接受上级法院的指导，那么两审就合二为一了。作出判决的法官还要装模作样地向当事人宣告说“如不服本院判决，可以向本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岂不是明火执仗地欺骗当事人？我国诉讼法中明确赋予当事人的上诉权岂不是变相地被剥夺？所以，报道中高院刑三庭庭长程慎生所说的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监督“不能流于形式，监督指导往往要具体到个案，不是一审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张院长所说的“我绝不仅仅限于说，你这个案子判完了，你判你的，我等着你弄完了，我再依法改判。这就行了，这就保持独立审级，我认为绝不是这个关系”，凡此种种，都是严重背离司法制度的内在机理的话。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对下级法院的判决进行的审查、驳回或直接改判，绝不可以在下级法院审理过程中进行所谓“监督指导”。   经过近二十年的司法改革，我国司法的公正程度没有获得应有的提升，司法公信力还处在较低的程度上，对此民众与高层、司法界与社会各界都在急切地寻求解决之道。我相信，张院长以及河南省高级法院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尽快地走出目前的困境。不过，对症下药，而且“对症亦须知药换”是非常必要的。把脉错误，或者病因虽准，用药不当，都可能加剧而不是减轻既有的病症。所以严格地依据法理和法律推进司法公正，司法改革遵循法理“出牌”是当下格外需要强调的。 不按“法理”出牌的高院院长 2009-02-22 00:30:03　来源: 南方网 贺卫方按：这位不按“法理”出牌的高院院长引人注目。不久前我在博唠阁里曾对于河南省高院推出判决书上网制度表达欣庆之意，但是，《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却让读者看到这位院长的许多似是而非乃至严重背离司法内在机理的言论。我就此写了一篇评论文字，近日将在博唠阁发表。     在张立勇看来，接访是中国法官的尊荣。 ■“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你下判了以后，结果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那么你说这个案子办对了吗？” ■“我们有的法官很羡慕西方法官只需要坐堂、听诉、静思的状态，对自己还要把大量时间用于田间地头和接待上访感到不理解。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一名中国法官的尊荣。”   赴最高法院上访数由全国前三退居第八，在网上公开判决书，推行马锡五审判模式——近日来，河南高院引来法律界和媒体注目，有认同，也有质疑。法院内部，有法官称之为“张院长新政”。   2008年1月，张立勇走马上任。这个半辈子从事党政工作、当过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共产党人，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法官。按照中国的惯例，高级法院院长自动成为二级大法官。   “我没有条条框框。”张立勇自己这样说道。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外行人，据其介绍，他 在中纪委工作期间通过了“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的考试，“还是比较难的，不亚于司法考试。”他还拥有法律硕士学位。   也有他的下属称，他们的院长学哲学出身是一种优势。以人类最基础的学科为背景，他似乎可以更自由地掌控一切。   历史似有意赋予张立勇特别的使命。2008年，恰逢中国司法改革开始转向。在他看来，这一年，全国上下，法院最主要的工作，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解决理念的问题”，也就是，抛弃西方崇拜，重倡社会主义法制理念。   上任不久，张立勇就发表了自己的“十二条解放思想”——众多“解放思想”的官员政要中，一个法院院长的出现显得有点突出。不管你对他的改革如何评价，他的确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官员。 … 继续阅读 →

     一位新民报记者问我：“有人以为，中国记者不如英美记者，你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我不以为然。中国记者是并不逊于别国记者的。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我这里所说的中国记者，是指大后方的大多数记者而言的。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专制主义者，则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使人民求生无路。     《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      八年过去了。今后怎样办?      这样办：(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力求真实，丝毫不苟。      我希望《新华日报》这样做，希望大后方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记者这样做，并且希望给《新华日报》以经常的指教批评，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闻界里创造出一种新的作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以此作风，来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是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1945年在延安关于社会发展兴亡周期律的一段谈话。黄的原话照录如下：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引者注：这一成语源自《左传》的`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 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 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 特别法规。……此外，尚另有内政部公布的两种。除明令公布的种种法规 外，还有各种临时指示电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编 者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出版品书刊审查办法》，内容无所不包， 例如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十二条中第一项：“违背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者 ，”就笼统抽象，可以任意解释；而照现行情况，所谓“立国的最高原则 ”，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 得咎。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 切呼吁，和对民主主义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参考。 　　时令摘要：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 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 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 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 ，……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 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 　　“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 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新闻记者，和其它人类一样，要求他 们必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他的任务和职责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 由，因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论人之所当论。”“通常说新闻记者是站在 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 者的责任。……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报 ，九月一日)。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 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 ，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 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丘吉 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因为他们能这样地重视它而且好 好地名符其实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现在连打胜仗，并且要在将来建立和 平。这一切摆在眼前的事实，正清楚地指出了我们今天应有的要求”(三十 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 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 结果出版界的雕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 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 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 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 … 继续阅读 →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标题为编者所加）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选自《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政党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前者的任务，第一是政治理论的建立，第二是政纲的制定，第三政策的决定，第四是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它应当因此而得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深刻的认识和自动的执行，而不含任何的强迫与命令，这便是平常所说的党的领导权。党是没有强迫执行命令的权力的，所以它没有武装，没有监狱，也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只能靠它的党员在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普遍的发生核心作用。     政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忠实于国家，忠实于民族，忠实于党的政纲和政策的执行，在群众中成为一个最前进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党的威信，然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这就是所谓“起核心作用”。但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强迫群众拥护党，群众拥护党是出于他们的内心作用。因此，我们领导群众是要靠政纲政策的正确，在事实上要成为广大群众生活意识所反映的要求。党在群众的意识中要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这才是真正的领导权。     至于普通所谓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党来代替议会，也不是以党来代替政府，包办一切政治，成为党的专政。把领导作用与政权混合起来，这在实际上便等于取消了党。     其次，党的领导作用不单纯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去取得群众的接受，却是经过各种组织而使它实现起来。因此，除经过党的本身的核心组织之外，还要经过政府的组织(当权的党)及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假若政府的组织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不健全，虽然有党的组织，也就徒然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在组织方面必须有政府、政党及群众团体三种组织。     党的任务是在领导；政府的任务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众团体的任务是在使群众自治。三者的任务各有差别和范围，而且互相联系着，缺一不可，两两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强迫作用，拿孔子的话来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强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深入群众的内心，却是今日正党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级官阶之分，对于群众有官民之分，这里便含着名分的差别。可是在党内，一切党员都是同志，无所谓官阶，也无所谓名分，更无所谓同乡和同姓，一致统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张下，没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说服：就是党内的处罚也只有劝告与警告，到了开除党籍已是无以复加了，同时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党。因为党不是权力机关，而只是领导机关，用通俗的话来说，假若我们认为政府是父亲的话，那末，党却便是母亲。     党的专政只能说是党的政治主张透过政府而达到实现，并不是用党来代替政府执行政权。而透过政府也是由自己的党员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党对政府下命令和强迫政府执行。更不是政党驾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别的独立机关，各有各的上下级关系。即党被群众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认为党是他们的上级，在组织应该服从，而是为着党纲及政策的正确，是一种救国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张，同时党员也是群众所推崇的模范；因此党的“党德”和党的政纲不是在群众和政府机关之上。倘若认为“党”是组织上在群众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会走到强迫群众和命令群众的路上去，而使一个国家形成两重政府的形态。如果党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则成为屋上架屋；如果党的命令与政府的命令是岐异的，则群众无所适从。故此政党必须集中精神于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决定正确的政纲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执行一切政务。     政党以政治为它的生命，每一个时期的政治转变，必须竭尽全力发动全党来迎接这一转变，把国家社会乃至把整个国际转危为安。在这种严重潮流之中，某一个政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谁也不愿意推翻它，同时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还会拥护它。因此，稍有历史的政党，不会把争权夺利去代替救国救民的任务，也不会把党的专政看做是党的权利，而不看做是党的义务。如果以争权利来代替专政，那么，就会使党员变成党官，政治家变为政客，政党变为政客的集团。专政的意义弄错了，结果国家遭到灭亡，自己的党也会被敌人毁灭。同时一切政党都应该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只见近利而不见远利，及只见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忽视朋友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以党专政的口号下，变为以党专利，更为严重。因为他不顾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帮助，孤军独战，结果就变为此路不通。例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 思是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同时另一处地方又说：“共产党主张废止私有财产，而不是废止小农民的财产和小职工的财产”。列宁也是共产党的首领，他认为农民大众和殖民地国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殖民地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利益，间接就等于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进攻时，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热中，如果离开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狭隘的阶级利益上，使得国家灭亡，而自己的阶级也会同归于尽。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不爱惜朋友，帮助朋友，以致牺牲了朋友的利益，结果牺牲了整个民族利益，也就是等于牺牲了自己阶级的利益。目前法国及中国的天主教也和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敌人是世界的侵略阵线，威胁了一切人类。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绝对相等，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的利益是绝对相等的。因为政党自己本身不是等于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并为一党，也不能够随便拉朋友进自己的党里来。     党的专政是保证政纲政策的实现，而实现的是大多数的朋友，却不是单纯的自己的党员，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党员来执行，那就无须要领导了。所谓“领导”也就是政党对友军起核心作用。怎样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竭力帮助友军，使友军健全起来，以便达到共同的目的。苏联只有一个政党，而政府中负责人不一定全是共产党员；一九三○年，苏联联邦中的日尔曼共和国的劳动部长便不是党员。而苏维埃的代表，只能保证党员占多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时教育部就有许多非共产党员，其中科长如赖子玉君，冯观潮君都不是党员，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党员。目前边区政府柯柏年任编审科长，董纯才任科员，均不是党员。不久以前，孙铭勋由边区政府主席团委任他为教育委员，而孙是延安师范的教员，亦非党员(延安师范是西安省政府办的)。社会教育科长杨其华，同样不是党员。因为有许多人才，有专门学识和经验，他们自己不愿意加入党，却愿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

                       （《董必武选集》第54—55 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我在这里想谈一谈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问题。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的构成分子——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员。党和政府这样就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党在政府中来实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在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 　　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这是我们同志应当清楚了解的。 　　政府在党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 　　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选自《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