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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公告

从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2月28日的《2010年“春节送温暖”活动》现已结束,在这次活动中,共有55位朋友(或夫妇)捐赠了5420美元、24018.18澳币及5000.00人民币。共救助了国内27位正在服刑的良心犯及宗教犯、22位新近获释或长期遭受政治迫害且生活特别困难的国内同仁(截止到目前,除一位因特殊原因尚未取出善款外,其它48位受助者均以顺利得到捐助款)。
这次活动的捐助者分别来自欧洲、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新西兰及澳大利亚;捐助人年龄最大的已七十多岁,最小的只有8岁。在此我们表示深深地感谢!同时也代表受助人表示感谢!
中国尚未民主,海外仍须努力。《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将继续秉承人道主义精神,尽力为寒冬下的自由先行者们送去一份温暖;同时,我们愿为一切来自海外的人道捐助搭桥铺路。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2010年3月8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附:联系方式
liyongsun8964@hotmail.com liyongsun8964@gmail.com
联系人:孙立勇 联系电话:0061-424328130

http://news.boxun.com/news/gb/party/2010/03/2010030805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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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之(四)(图)

一、 马国春

马国春生于1959年1月19日,北京市人,原系首都钢铁公司第二建筑公司工人。1989年6月4日凌晨7时许,他与许多北京市民一道在屠杀最惨烈的海淀区木樨地截住一辆装满武器的军车。市民们一拥而上,将车上的武器装备予以捣毁。马国春从车上拾得3枚催泪弹后,继续向西阻止戒严部队。当其行至公主坟交通中队门口时,看见一队满载戒严部队军人的军车正朝天安门方向行驶,马国春忧心在广场上的学生的安全,当即引燃3枚催泪弹掷向戒严部队军车,结果被当场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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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23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对马国春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 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马国春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9年10月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马国春于 1999年3月3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获释(其间两次减刑,共减刑1年零3个月)。

马国春被捕以前一直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他自学了管道工程的全部课程,担任单位管道班班长。当年单位为他出具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表现证明给公检法部门,才为他争取到从“轻”发落。对于单位当年的帮助,马国春至今感念;谈及自己多年来遭受的痛苦磨难,马国春从未后悔自己当年挺身而出,他说:“当时我就是担心学生的安全,出于保护学生才去阻止戒严部队的,无论如何杀人总不对,我认为我没有做错。”

马国春被捕以后,多次遭到残酷殴打,至今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每逢阴天下雨腰部便疼痛难忍。另外,在监狱服刑的10年里,马国春先后干过拆棉丝、包筷子、做乳胶手套等多个工种,因而也落下了关节炎的毛病。

为了当年的善良、正义之举,马国春一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马被捕后当局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通知家属,父母、家人都以为他被打死了,便辗转北京各大医院太平间寻找其下落,为此他母亲急出了心脏病,父亲得了脑梗塞,半身不遂。1999年马国春出狱后,竭尽全力孝敬父母, 2001年马国春与一位来自内蒙姓李的姑娘结婚,第二年生下女儿马婧,终于完成老母老父想看见孙辈儿的心愿。其母于2002年去世,父亲也在2003年过世。

自1999年出狱后,马国春到处找工作,但每次到一个招聘单位,第一关就是填表。开始时马国春在“个人简历”栏中总是如实填写:“1989年六四事件时因拦截军车被判刑11年”,但之后就再没有了下文。询问有些单位时,有的直言相告:“现在满世界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谁还要你们这样有‘前科’的?”后来,马国春吸取教训,再也不填坐牢的经历。他只能偶尔打打零工,现在每个月勉强挣个六七百元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妻子也长期找不到工作,只能待在家里照看孩子。马国春兄弟姊妹4个,但哥哥姐姐也都下岗,或提前退休,帮不上他太多的忙。

马国春的女儿马婧聪明伶俐,孩子去年该升小学,凭成绩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小学古城第二小学,但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必须交一万五千元“赞助费”才能就读。这笔钱对于马国春一家是一笔“巨款”,因此孩子只能放弃,上了家附近的普通小学。马国春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孩子将来能有个好前程,但自己连一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拿什么培养女儿?谈起将来,年过半百的马国春感到茫然无措。

附:马国春先生的联系方式:001186-10-68872102 13641222281 捐助方式:中国工商银行 马国春 账号 0200149001000688905

二、武春启

武春启出生于1952年5月4日,北京市人,原系北京市友谊配合饲料厂工人。1989年6月4日下午,他与朋友一起在永定门大桥南侧阻拦戒严部队军车,并烧毁一辆牵引车,7月1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拘捕,同年12月1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放火罪”将其逮捕。1990年12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放火罪”判处武春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武春启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1年2月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11月23日释放,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8年的附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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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服刑的19年6个月中,武春启先后做过维修工、织过毛衣、包过筷子、缝过皮球、做过手套,他通常每天劳动14-15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为的是能够减刑早点回家。

武春启的父母早逝,唯一的亲人只有一个哥哥,然而哥哥为了避嫌,从未帮助过武春启。释放后至今的一年多里,武春启到处找工作,但没有一个单位要他,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有“前科”;二是年老体弱。

目前,58岁的武春启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腰疼等多种慢性疾病,其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街道办事处每月发放的410元“低保金”。谈及对今后生活的设想,武春启苦笑着说:“今后?我们还有今后吗?……”

附:武春启先生的联系方式:86-10-63865099 86-13691386963

三、张群

张群出生于1970年11月2日,回族,北京市人,捕前系北京西郊食品冷冻厂临时工。1989年6月4日下午3时许,张群与朋友一起在马店立交桥阻拦戒严部队并烧毁军车一辆,6月21日被戒严部队及海淀区花园路派出所拘捕。1989年9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张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4月9日张群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获释,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8年的附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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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回忆起1989年6月21日被抓捕后的那段痛苦经历,张群依旧惊魂未定:“……被抓到花园路派出所后,五六个戒严部队士兵拿着枪托子朝我身上乱砸,警察则挥舞着警棍没脑袋没屁股地乱抽,打了我一个多小时才罢手。我一摸脑袋,肿得像瓢一样,一点知觉都没了;背心脱都脱不下来,早已血肉模糊了……”

张群先后在北京第一监狱和第二监狱服刑,在14年的狱中生活里,他凭着一身力气玩儿命干活,他做过乳胶手套、包过筷子、缝过皮球、织过毛衣……由于长期捏乳胶手套,十个手指均已变形;包筷子更是要命,一天要包两箱筷子(一万副),工作时间通常都在20个小时以上。累了,就靠墙坐着睡一会儿,梦里梦见的还是包筷子……由于劳动表现出色,1998年被改判为18年有期徒刑,之后又多次减刑。

张群的父亲因过度思念儿子于1998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母亲长期患糖尿病,2005年又检查出肺癌,经手术切除四分之一,目前病情稳定。张群还有个哥哥,但拉家带口,经济条件不太好,只是偶尔给个张群百八十元零花钱,再多的忙也帮不上了。

出狱后的张群很是勤奋,凭着年轻、聪明,很快考到了大车执照,接着就满怀信心地四处找工作。但几年转下来,竟没有一个单位要他。问他为什么,他说:“去应聘的第一步就是填表,填表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个人简历,我从来不撒谎,都是照直填‘六四期间因烧军车被判无期徒刑’,结果就都没下文了……”

张群于2005年与一位东北李姓姑娘结婚,2009年6月22日迎来了女儿的诞生。为了糊口,张群的太太在女儿刚过百天就去一家化妆品商店打工。目前张群一家三口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他太太的每月1000元以及母亲给予的部分退休金维持。

每每望着摇篮中的女儿,张群总是情不自禁地唏嘘不已:“苦命的孩子,将来爸爸用什么来培养你成材呢?……”

目前40岁的张群身患心绞痛及高血压,依旧无业,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女儿喂饭、洗尿布及傍晚抱着女儿在车站等候劳累一天的妻子……

附:张群先生的联系方式:86-13261875633

作者注:孙立勇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联系方式:澳大利亚,电话:0061424328130;
电邮信箱:liyongsun8964@hotmail.com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home/article/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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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谴责中共当局重判刘晓波先生

作者:孙立勇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2009年12月25日,卑鄙无耻的中共当局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先生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对此我们感到震惊并严厉谴责!

众所周知,刘晓波先生一贯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其主导的《零八宪章》宣示的都是普世价值,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风马牛不相及。中共当局之所以置《宪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不顾重判刘晓波,其目的就是杀一儆百,以国家恐怖主义震慑《零八宪章》国内的签名者。我们相信,中共此举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零八宪章》必将因刘晓波先生的被重判而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在严厉谴责中共当局的同时,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立即停止对国内其他《零八宪章》签名者的政治迫害!

最后我们正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员张荣革、代理检察员潘雪楮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贾连春、代理审判员郑文伟、翟长玺:由于你们具体实施了对刘晓波先生的违法迫害,《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已将你们的犯罪事实记录在案,留待中国民主化后追究你们刑事责任之证据!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2009年12月26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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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暴徒”王连喜先生出院

奥运会”前被强行送进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实际是北京市公安局办的精神病医院)的王连喜先生已于今年11月初出院,目前双腿、双脚肿胀,肿胀处一按一个坑,行走困难,每日由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带着去西直门外一所医院打点滴,经济上依靠街道办事处每月发放的410元“低保”度日,临时居住在抄手胡同43号。
中国中医自古以来就有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一说,即男性如果双脚肿胀、女性如果头部肿胀,便是大病来临的前兆。北京市公安机关之所以在此刻让王连喜走出精神病医院,我们怀疑与王连喜先生的病情有关。在此,我们要求北京市公安机关及地方政府部门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王连喜先生进行治疗。
孑然一身的王连喜先生原系北京西城区的环卫工人。六四期间因“烧军车”被判处死刑;二审时,王连喜因精神障碍改判无期徒刑,王连喜被关押18年后的 2007年8月1日出狱。由于在其坐牢期间房屋拆迁,王连喜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因此从2007年8月1日至2008年的3月10日一直住在司法所里。3月10日后司法所为其找了一间小平房,去年10月10号政府将其转到平安医院一直到今年11月初。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孙立勇
  2009年11月26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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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阳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本博受托首发
 

张怀阳网友后援团刚刚收到丁锡奎律师的邮件, 确认今天在联系法官后被告知案件已在上周五(20091114日)批准立案,此案将进入诉讼程序。
后援团将及时公布案件进展,同时继续呼吁关心怀阳的网友为其及家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关怀,感谢支持!


张怀阳网友后援团
2009-11-16

 
张怀阳(张鹏)通讯地址:

张怀阳(张鹏)通讯地址:收件人:张鹏

邮编:110141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巢湖街号沈新教养院三大队

家属联系电话:8624-86016057

捐款帐号:
户名:白桂荣(张怀阳母亲)
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分行 3301 0252 0100 0834 460

附:张怀阳劳动教养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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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刘军宁: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

作者:刘军宁 文章来源:BBC  更新时间:2009-11-10 20:45:15 
 

二十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随着风雨飘摇的东德政府辞职下台,柏林墙失去了最后的存在理由。东西柏林人随即抄起大锤镐头拆毁了挡在他们中间达28年的柏林墙。然而,在1989年之前,柏林墙两边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堵不断吞噬人命的墙会倒塌,许多人士认为它会永远存在下去。

在距此两年之前的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西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演说中曾直言: “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吧。”里根的许多幕僚曾反对把这句话写入演讲稿,认为那样太刺激苏联了,具有挑衅的意味,会伤害苏东人民的感情,加剧美苏的紧张关系。如果他们能预知柏林墙会在两年后倒塌,他们绝不会反对里根总统这样说。当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时,他也曾被许多人嘲笑。

里根的话应验了。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也曾对西方世界说:“我们将埋葬你们!”他的话也以相反的方式应验了。

柏林墙的倒塌,不是因为苏联和东德的军事失败。相反,当时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集团在军事实力上正在超过美国领导的北约集团。更不是因为苏联与东德经济崩溃。当时的东德是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

为什么柏林墙会“凭空”倒塌呢?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了什么?

柏林墙终将倒下的命运从它立起来的第一天起就已是定数。建墙者深深意识到,在与其敌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竞争中,自身已经处于绝对不利的劣势地位。不建立起这座用机枪守卫的高墙,不足以阻挡其被统治者们大规模地用脚投票。当砖石之墙建起来的时候,信念之墙已经倒塌。围墙越多越高,越坚固,守卫的越严,说明自信越少,潜在的危机越大。

东西柏林人拆毁了挡在他们中间达28年的柏林墙

柏林墙倒塌与人类追求自由

一些统治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阻挡一些人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远阻挡所有国民对自由的追求。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任何有形的人为障碍,都不能阻挡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

柏林墙表面上要禁锢的是人的身体,实际上它更要禁锢的是人的灵魂,人的追求自由的心灵。那些笃信物质决定意识的统治者,以为禁锢了人的身体就等于禁锢了人的心灵。然而,人不是物质的动物,人更是精神的动物。如果物质决定不了意识,如果人的心灵不会因身体而被禁锢,那么这样的禁锢就是无效的,而不论墙有多高,多坚固。

柏林墙从建到塌的历史表明,把人去人性化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终究不能长久。

柏林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象征。这一意识形态把个人看做是国家的财产。既然人是国家的财产,统治者就有权决定被统治者应该在哪里生活工作,他们应该消费什么样的物品,玩什么样的游戏,该读什么样的书,说什么样的话,浏览什么样的网站。谁叫他们是国家的财产呢?这一意识形态的最严重的后果在于,它企图通过摧毁人心中内在的道德律来把人去人化,使之成为动物,然后再用对待动物的方式加以统治。这个意识形态企图谋杀一切对超验道德与普世价值的信仰。波兰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发现,苏联东欧集团的意识形态没有道德脊柱。

因此,最终也因没有道德脊柱支撑而被自身的重量压塌。体重越大,貌似越强,离倾覆就越近。在这个庞大的躯体里面是道德真空。柏林墙的倒塌说明,苏联与东欧的人民不接受这种视个人为国家财产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真空的社会制度。

柏林墙的倒塌说明,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共同天性。自由是全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

德国是欧洲国家中自由的传统十分薄弱的一个国度。曾经有过的魏玛共和国羸弱而短命。德国还是人类有史以来对自由造成最大威胁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是一切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精神故乡。西德是西方大国中最后一批实现宪政民主化的,而且还是因为战败才得以实现。东德的民主化比西德还晚四十年。

从此看来,历史上的德国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专制的传统十分强大,自由的传统十分弱小。追求自由的尝试多,追求自由的成功少。说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是错误的。说中国的自由传统比西方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传统中没有自由的因子,差别只是自由的传统大与小,得到的自由多与少。

柏林墙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反面见证。如果人类根本没有追求自由的心灵与意志,柏林墙就是多余的。从如果自由是包括德国与中国人在内的全人人类的共同追求,那么,任何柏林墙都终将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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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

《新周刊》,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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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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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刘逸明: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首恶之区”

刘逸明: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首恶之区”
 
作者:刘逸明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点击数:219 更新时间:10/31/2009 9:06:45 AM 
轰轰烈烈的中共建政60周年大典之后,最受关注的中国城市无疑当推上海了,在国内媒体上,上海警方明火执仗的“钓鱼执法”成为了持续升温的热门话题,而在海外媒体上,上海警方通告边检部门拒绝女作家小乔回国也成为了各大自由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论是“钓鱼执法”还是拒绝作家回国,都是上海警方自己将自己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如今的舆论环境下,上海警方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完全在意料之中。

上海有着较早的城市历史,在现在,它依然被公认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并且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不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上海的地位都是绝大多数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然而,虽然上海的政经地位如此举足轻重,但人权状况却比其它地方显得更为恶劣,这里的警察显得更加的保守和野蛮。可以这样讲,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在国民党时期的基础优势以及江泽民时代政策对上海的倾斜,上海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会远不如现在这么高。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虽然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打着“人民公安”的招牌,各地警察也被美其名曰“人民警察”,但是,警察这个群体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却早已是一塌糊涂。很多受到过警察不公正待遇的民众会毫不掩饰地将警察称之为“有执照的流氓”,虽然在警察队伍中还是存在一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但要总观这个群体,没有几个人会对这样的称谓提出异议。

中国的警察多如牛毛,大多数地区的警察虽然都不太受民众拥护,但还不至于臭名昭著,而上海警察则在这些年的表现比任何一个大城市的警察都恶劣,非法羁押访民甚至是将访民殴打致死的事件在上海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而异议作家在上海的生存空间也异常狭小,偌大一个上海,能不断发出声音的异议作家寥寥无几,很多都被迫流亡,而维权律师也只剩下郑恩宠一枝独秀。

上海的经济在这些年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在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无穷无尽的民众血泪。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让不少原本安居乐业的市民无家可归,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走上依法维权的道路。上海有着庞大的访民群体,其数量和其它大城市相比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每一年的敏感时期,我们总能从海外媒体上看到接二连三的上海访民被抓被打的消息。今年的中共建政60周年庆典前后,此类消息更是数不胜数,即使到了10月下旬,仍有访民遭到警察虐待。10月23日是上海维权人士段春芳案庭审的日期,上海警方更是如临大敌,提前限制了一些准备前去声援的访民人身自由。

在张德江主政广东期间,太石村事件和东洲血案曾让广东成为了中国的“首恶之区”,在开明派官员汪洋接任以后,广东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有所改善,但上海则不然,不论是以前的陈良宇主政还是现在的俞正声主政,上海的官员和警察依然在以保守的形象示人,官员因循守旧和贪污腐败一如既往,而警察的执法犯法则劲头不减当年。我没有机会去上海亲身感受上海警察的暴虐,但在媒体上所感受到的却足以让我愤怒。如果要评选中国的“首恶之区”,我会毫不犹豫地投上海一票。

在我的印象中,上海的女性维权人士比男性更多,表现得也更为勇敢,如毛恒凤、马亚莲、段春芳等,让我这样的大男人觉得自惭形秽。异议作家小乔因为坚持自由写作和帮助弱势的权利受侵害群体而受到上海警方的持续打压,她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曾试图到外地求职,以摆脱警方的干扰,但她始料未及的是,她走到哪里,上海警方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里,到深圳也好,到青岛也好,最后都被强行押回。小乔以她的言行表现出了中国女性少有的良知和勇气,而上海警方对她肆无忌惮的骚扰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无法无天和无人性的面孔。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因为赴日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会议,结果在会议开完后的回国途中被边检部门拒绝入境。作家小乔自2008年4月赴瑞典访问以后,于今年10月15日回国,没想到她也遭到了和冯正虎相同的命运,虽然几度尝试入境,但均宣告失败,最后不得不再次前往瑞典。边检部门之所以拒绝他们入境,很显然是因为上海警方在其中作怪,不让本国公民回归故土让我们再一次领教了上海警方的丧尽天良。

北京市民杨佳因为受到上海警察的虐待,在索要赔偿无果的情况下,反而遭到警察的威胁,他一怒之下冲进警察的办公场所杀死了6名警察。此事在2008年曾引起海内外媒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虽然谁都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残忍情形,但是,支持和同情杨佳者仍然占了绝大多数,这充分说明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警察群体公信力的岌岌可危,也说明了广大维权民众的无奈。杨佳杀警事件以后,上海警察的暴虐并不见收敛,而是继续我行我素,使得人权悲剧不断上演。如今,上海警方有组织的“钓鱼执法”黑幕也被媒体揭开,进一步让让人感受到了上海社会的黑暗。

2010年将在上海举行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可以预料的是,到那个时候,上海警方又会神经过敏,担忧老百姓破坏会议和威胁社会稳定。而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又无法在此之前得到合理的解决,这就必然出现很多维权人士在那时“顶风”维权的景象,如果上海警方无法改变之前的那种与民为敌思维,估计到时候还会有不计其数的访民失去自由和遭到虐待。人权状况的极度恶劣已经让上海这座大城市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但愿上海官员和警察能切实尊重民众的权益,早日甩掉“首恶之区”的帽子。

200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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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六十年來,人權何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嗎?

六十年來,人權何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嗎?

(支聯會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宣言)

  今天,是中共建政的六十周年。這六十年,是中國人民飽受苦難的歷史。

  在建政前,中共以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承諾,欺騙了千千萬萬愛國者為其擲頭顱灑熱血。建政後,頭三十年,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頻仍,慘酷悽烈;經濟冒進失誤,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接著的十年,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行經濟改革,但仍堅持獨裁專政,更多次反對自由化,打壓人民訴求,導致胡耀邦、趙紫陽下台,終於發生了「六四」的血腥鎮壓。「六四」後的二十年,貪污腐敗空前猖獗,貧富兩端極為分化,弱勢社群備受欺榨,道德倫理淪亡殆盡,維權和異見人士被拘入獄,全國籠罩白色恐怖,人權蕩然。雖然經濟有所發展,但十三億人民仍在水深火熱中。這樣,有甚麼值得慶祝呢?

  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理想,還遙遙在前,有待奮鬥去實現。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要讓十三億人民都享有人權,讓中國人民都能夠真正站起來,具有做人的尊嚴!我們最迫切的要求如下:

  一. 釋放被捕維權和異見人士;
  二. 落實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三. 確保法治、新聞言論自由;
  四. 反對貪污腐敗。
 
  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權萬歲!法治萬歲!人民力量萬歲!
  釋放維權人士!釋放異見人士!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Six decades and where are human rights?
Have the Chinese people stood up?

October 1, 2009

Today i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ule.  These 60 years have been a history of suffering for the Chinese people.

Before it came to power, the CCP tricked thousands of patriots into offering their lives with promises of democracy,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fter it
came to power, class struggle was its guiding principle for the first 30 years of its rule.  Political campaigns were constant.  There was brutality
and deprivation.  The economy was seriously mismanaged.   Across the country, fields were scattered with the bodies of the victims of starvation. Then from 1979, developing the economy became the focus.  The Party carried out economic reform, but dictatorship persisted.  The Party repeatedly opposed freedom and suppressed people’s demands, forcing 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to step down and eventually executing the bloody crackdown of June 4, 1989.  In the 20 years since June 4, there has been unprecedented rampant corruption and increasingly acute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e weaker members of society suffer intimidation and deception. Ethics have been so subjugated as to damage the moral fabric of society. Rights activists and dissidents are imprisoned.  The whole country suffers political repression.  Human rights are swept away.  Although the economy has seen some development, 1.3 billion people still live under one-party dictatorship.  Given this situation, what is there to celebrate?

The ideals of democacy, freedom and prosperity remain distant.  Tremendous effort is need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m. The most urgent priority is to allow all of China’s 1.3 billion people to enjoy their human rights.  This would enable the Chinese people to fully stand up and have true human dignity.  With this in mind, our most pressing demands are the following:

1) Release the imprisoned rights activists and dissidents.
2) Ratify and implement the already-signed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3) Guarantee the rule of law,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freedom of the media.
4) Oppose corruption.

Long live democracy!  Long live freedom!  Long live human rights!
Long live rule of law!  Long live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Free the dissidents!  Vindicate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Investigate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June 4 massacre!  End one-party rule!
Build a democratic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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