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作人

——从成都彭州石化工程说起
□ 谭作人
问题工程，顾名思义，就是在工程项目中存在着不确定、不可靠、不可行、不安全因素，将会产生负面问题和不良后果的建设工程。
在公共建设领域，问题工程的建设实施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有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了工程正面价值，使建设工程成为危害四方的有害工程。1958年因瓦斯突出事故而被迫停工的紫坪铺水库工程，1959年因当年水毁而被迫放弃的都江堰鱼咀电站工程，1960年盲目上马的三门峡大坝工程，就是这类工程的典型例证。
无数事实证明：问题工程，往往是需要返工的遗憾工程，或者是带病运行的病害工程，或者是无法完工的烂尾工程，还有一些，则因存在不可克服的问题或不可抗力，成为此利彼害、损人利己、祸国殃民的公害工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工程问题和环境问题，不能变成政治问题。也不可能因为政治经济形势的临时需要(比如当前保增长拉动内需)，而使其固有问题合理化、合法化或正确化。恰恰相反，在不当决策下产生的问题工程，不仅不能使工程问题合理化，反而会因其固有问题而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恶化形势，并让全社会为其代缴“学费”，让全社会为一个错误决策，摊销高昻的成本。

在沒有切实可行的社会性纠错机制的现行体制下，问题工程将使历史教训和现实错误被多次重复，并以睁着眼晴跳岩的姿态，使本可避免也应该避免的方案错误变成决策错误和工程错误，变成无法逃避的现实灾难，最终可能变成体制缺陷和历史罪错的物质证据。

目前，在“拉动內需”的口号下，一些搁置多年的问题工程开始摩拳擦掌，准备登堂入室。正在建设施工的成都彭州石化工程，具有上述问题工程的显著特征，因此极有可能因其固有的“问题效应”，而产生严重的社会性的问题，成为成都市21世纪的公害工程。

在此，我们从公民监督和公共参与的立场出发，对彭州石化基地建设项目作出项目不可行性初步分析和争议问题梳理。本分析根据观察法和经验法，采用论而不证和以论求证的方法，抛砖引玉，揭示问题，征求解答，提出建议，旨在使该项建设工程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下，回到公共决策的正确轨道上来，真正造福而不是危害全社会。

初步研究证实，在专业技术领域内和社会认知层面上，争议颇大的成都彭州石化基地工程，具有以下主要问题。

一、彭州石化基地选址不当
当初，成都彭州石化工程的建设目的，决策各方各有不同，项目动机并不统一。中央决策部门侧重于国防战略考虑和国内产业布局的平衡；地方决策部门看中的是项目引进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对四川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助推作用；而项目业主即行业决策部门，却更多地出于对本部门本行业和所属企业发展有利的战略性考虑。这三种不同的决策思维，没有经过有机整合并得到有效协调，因此，产生了成都彭州石化工程建设的首要问题：项目选址不当的问题。

1988年，四川省委政府作出了引油入川的战略决策，是有远见的，是符合四川发展利益的。然而当时的化工部、石油部，后来的能源部，以及改制后仍然政企不分、权责不明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却有自己的不同考虑。以雄踞中国北方的中石油而言，出于企业利益的考虑是越过长城南下，进军中石化把持的南方市场，并在南方建设自己的石化基地，以提升企业在南中国争夺成品油市场的竞争能力。同时，在南中国发展石化下游产业，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在这两个战略考虑之下，还埋伏着一个秘而不宣的企业目的——以项目落户为条件，以项目换土地，以产业换环境，在中国南方选择具有居住环境优势的某地，建设中石油系统的国内生活基地，以逐步实现原料基地与生产基地相分离，生产基地与生活基地相分离的战略格局调整，进一步改善企业生存大环境。

按理说，中石油的这些战略考虑没有什么不正常或不正当之处，中央应该支持，地方应该欢迎。即使中石油总部举家迁入川西平原，成都也应该举手欢迎。然而，中国特色式的部门资源垄断及权力资本经营，却使这件好事变了味，变成了项目业主即资源持有者的“皇帝选妃”。这种单向选择，很容易选出问题。

自九十年代中期始，各级党委政府率先完成了从官场到市场的蜕变，以市场管理员的身份，完成了身兼营业员+管理员二职的“二员”转型，以权力＋资本的形式，成为只赢不输的赌场庄家和市场冠军。这个时代背景下，曾被各省拒之门外的石化基地项目，突然成了香馍馍，各地纷纷修编规划，进京“跑部”，年年送礼，开门迎客。以至于后来四川得标后，落选者悻悻然，说是四川名酒立了头功……。

人情往来，本也正常。光有好酒，也不成席。自1995年始，成都市使出了吸引石化基地落户成都的关键措施——编制成都市1995~2020年城市发展总规，并把彭州规划为城市化工基地。人们无法用现在的理念去苟求历史；因为历史有历史原因，而现实无回溯力。不可否认的是，成都市通过修编规划，拿出最好的土地来钓金龟婿，无疑增加了招赘的魅力。成都平原独特的人居环境优势，粘住了石油人寻找南方家园的目光，坚定了石油人定都成都的决策决心。

彭州市项目区地处龙门山脉东南边缘，湔江冲积扇上部，位于成都平原岷江、湔江、石亭江三大冲积扇的中央部位，是天府之国的核心地区。这种优质的环境魅力，即使与石化人首先青睐的海南三亚ＰＫ，都有得一比。因此，当石化首选基地海南三亚被中央和地方联手拒绝后，四川成都自然成了首选地。四川二十年的盼望，终于如愿以偿。成都，还在犹豫不决地权衡利弊得失。而亟盼西进南下的中石油企业，成功地实现了“用利益选择环境，用项目置换土地”的战略目的。成都茫然若失。

问题工程的“问题”，由此而起——这就是成都平原生态环境容量问题及环境保护问题，主城区城市安全问题，成都适宜经济类型问题，城市合理产业结构问题，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宜居城市环境问题和良好城市形象问题。这些问题，无论在专业技术领域还是社会公共领域，至今没有引起广泛重视，沒有得到多边型的公开公正的有效讨论，致使项目建设，埋伏着一定的环境风险和公共危机。

二、彭州石化基地的主要问题
在此，我们不妨把这些存在问题排排队，把决策过程梳梳理，为成都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的最后决策或者决策调整，提些有益建议；为成都市民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环境权利，增加一些认识；同时也为成都石化企业抓住最后机会，改正错误选址，修正决策失误，提高决策质量，作些建设性的分析和建议。

1、四川省引进石化基地项目的利弊得失
2008年10月30日，我在送交成都市人民政府的《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中，已经指出了四川引进该项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西部产业要升级，引油入川是好事，成都应该支持，四川应该欢迎，在此不赘。

2、成都市引进石化基地项目的利弊得失
作为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正在实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换代的经济中心城市，成都市引进新型石化基地，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正确选址及项目实施，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弊、兴利除弊。其中关键的关键，是项目选址定点落户，不能有误。否则，如果企业与城市的关系摆不正，导致一业兴旺百业衰，名城变成化工城的“亏本生意”出现，好事就办成了坏事。

3、彭州市引进石化基地项目的利弊得失
由于彭州市引进该项目的地方利益所在，该项目在同类项目中的技术先进性和项目优势，已经在主流媒体上用报喜不报忧多报喜少报忧的主流宣传手法，选择性地导向宣传过很多了。在此，我不浪费。

我想重点阐述的是，该项目落户彭州后，对彭州市，对成都市，对川西平原，包括对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和不利因素，即，问题工程之中，包含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项目环境影响的问题。

问题一：区域环境容量不能相容
无论是地处湔江冲积扇扇顶的项目区，邻近岷江冲积扇边缘的彭州市，以及地处岷江冲积扇中心的成都市区，都没有建设大型石化基地所需的足够的生态环境容量。表现在：

Ａ 水环境容量：彭州石化基地地处沱江三大支流之一的湔江上游，仅靠湔江上游径流水量及现状水质，无法完全保障基地生产生活用水，需要另辟水源。如果采用跨流域调水工程及上游水体净化工程，势必增加企业用水成本，在整体上降低项目优势。

石化基地纳污水体为沱江。沱江现状是Ⅴ类劣Ⅴ类水体为主，COD及NH3-N严重超标，已经沒有足够的环境容量的重度污染河。石化基地环评报告(2000年版)也认为：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将制约基地的发展。在沱江全流域关停并转中小化工企业，仍然不能有效改善水体水质，腾不出河流环境容量的情况下，再上石化基地工程，致使大量含硫含油废水排放(每天超过12万吨)，将加重沱江干流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在沱江干流形成一条“化工河”，在中下游造成水源型的“癌症村”和水质型的“缺水城”。所以，“牺牲沱江换经济发展”的思路，不宜作为石化基地选址的決策依据。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代价，是沱江两岸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Ｂ 空气环境容量：石化练油废气是无法彻底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有害气体，其废气团将对静风和北东风为主导风向的彭州市、都江堰市、成都市主城区及温江城区产生严重的污染影响。在川西盆地，有害废气容易进来聚集滯留，不容易出去扩散稀释，不能实现即时有效的自然降解，因而可能随大气降水而下降地面累积蓄积，污染大气环境及生态环境。2006版石化基地环评报告，却将此环境风险淡化为“由于平均风速较低，基地大气环境容量有限”。

可以预料，来自海拔高于成都市区，源于城市上风仅30公里处的石化废气，将对上述区域内的大气环境及饮用水源造成污染，对城市居民健康构成威胁性影响。然而，项目业主在城市上风上水建设大型污染型企业，却在公示程序上刻意绕开其影响范围内利益相关的成都居民。这种作法，已经涉嫌侵害了成都居民的知情权和环境权利。

Ｃ 地质环境容量：石化基地地处龙门山地震带边缘，距龙门山主中央北川/映秀断裂25KM，距龙门前山江油/都江堰断裂约8KM，项目区内及附近为彭州/大邑/名山隐伏断裂，具有6.0~6.5级强震的构造背景，不适宜作为大型工业基地尤其是化工基地的建设场址。

5·12龙门山大地震，致使极震区和重灾区内多处化工企业发生爆炸起火，泄漏污染。笔者亲见石亭江上游化工产业带发生泄漏事故，造成区域内救援困难，增加了人员伤亡损失。大地震致使全省215个化工企业发生泄漏事故，也使正在建设中的石化基地行政楼受到严重破坏，导致墙体开裂(有图为证)。大地震后，中石油自组专家组，重作地震安全性评价，并由公正性和公信力已经十分可疑的某地震中心和专业委员会评审复核。该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虽然要求石化基地建设适当提高地震动参数，却不能因此而回避因项目区地处地震多发地区，存在地质环境风险，可能威胁城市安全的重大问题。

Ｄ 区域环境容量：石化基地地处龙门山脉与成都市区之间，其纵轴(北南向)仅有约50KM的环境区域空间，项目区如果上靠龙门山，有地质环境安全问题；如果下靠成都市，有城市环境安全问题。在该区域内，产业发展空间尤其是中下游产业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彭州石化基地一期工程，包括80万吨乙烯(ＹＸ)，65万吨对二甲苯(ＰＸ)，30万吨聚丙烯(ＰＰ)，37万吨苯，360万吨柴油和200万吨汽油。如果将来在石化基地继续发展规划中的二期工程2200万吨练油项目，以及石化中下游产品加工项目(双百乙烯／芳烃等)，项目区将无可避免地直抵成都市主城区并与彭州城区接界，其预留防护空间可能只有3公里的所谓“卫生防护距离”，而沒有足够的环境安全距离，这与现代大型城市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冲突。

目前国内现代大型石化基地，必须达到3000万吨练油能力，并形成练化一体化的化工产业带，才能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如天津石化等)。这种产业规模，要求项目区地势宽广，远离人口中心，具有足够的区域环境容量和产业发展空间，才能选址定点建设实施。

彭州石化基地在各方反对下，项目区规划历经多次修改，一期工程用地从原来16Ｋ㎡改为现在4Ｋ㎡，已不可能再建生活基地：项目投资从700亿元减为380亿元，已与高利润回报的下游产业发生剥离。调整修改后的规划，为了暂时回避基地与城市的环境冲突矛盾，局限了原有的产业规模，降低了计划的产品竞争优势，削弱了项目自身的练化一体化优势和石化产业带的规模优势。而在此改变了的项目规模和规划条件下，项目技术经济指标改变，项目环评基数也随之改变，中石油自己做的规划环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己经成为问题。

综上，彭州石化基地区域空间狭小，合并水环境，空气环境，地质环境的容量局限，致使项目规模受限，产业链不能有效形成，项目竞争能力大打折扣。因此，在该区域內不适宜建设大型石化基地。请投资各方和决策各级慎重考虑，以免出现既污染了区域环境，危害了中心城市，又影响了产业发展，还亏损了企业利益的多输格局。

目前，正在形成的“彭州练油，新津加工”(即4Ｋ㎡＋13Ｋ㎡)的修改调整规划，将使练油龙头饮水在沱江上游分水处，石化加工摆尾在岷江中游汇流处，产品物料长距离搬运输送，难以安全密封，增加运输成本，必将产生一系列未经论证的新的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该修改规划及项目可研需要深入研究，谨慎决策，并请广泛征求专业建议和社会意见。

越大的建设工程项目，越具有社会性。所以，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对全社会负责。请中石油各级负责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决策程序上做起，从社会公正上做起，从环境友好上做起。

问题二、基地建设程序有问题
Ａ 不正常的项目实施程序
从2006年2月石化基地外围工程开工，到2008年4月石化项目审核立项，项目实施程序十分不正常，出现了混乱程序，倒装程序和逃避程序现象。所谓“先立项再贷款”、“先花钱再办事”和“先开工再补手续”的多层次擦边球方法，在三年来石化基地建设过程中都有所体现。这些现象的出现，似乎是为了绕开正在渐次出台的国家环境法规和环保政策，为了尽快制造既成事实，促进有关领导的决策决心。这种公共决策模式，应该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中国幣病。利用这些幣病来损害公共利益以肥私的人，就是中国病人。

Ｂ 不符合国家环境政策
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极大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也史无前例地透支了环境资源，极大程度地破坏了生态环境。由于环境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国家开始出台一些对工业发展的限制性政策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性政策。这意味着资源型企业和污染型产业将不得不在越来越严的政策环境中运行，并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随着国家环境法规的完善和国民环境意识的提高，一些可能产生环境隐患的企业，将跨不过正在形成的“绿色门坎”。

遗憾的是，彭州石化基地为了绕开绿色门坎，采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规避策略，先花钱后办事的钓鱼策略，先开工后报批的抢跑策略，与地方财政利益相捆绑的利诱策略，以及政治公关策略、区域局限策略和社会回避策略。这些规避动作证明，项目业主试图躲在过去的旧规则后面“合法犯规”，“小步抢跑”，以便尽快固化已有成果，错失掉改正选址错误的机会。这种作法，将把错误决策及其后果，强加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1000万成都人民。

所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如果用错了地方，用在没有环境条件，而不是没有政策条件的地方，后果将十分严重——因为，政策条件可以创造，而环境条件却无法编造。

Ｃ 不符合公共决策程序
彭州石化基地选址依据之一，是已经公示并具有法定效力的《成都市1995~2020年城市发展总规》。公示总规中彭州规划为“化学工业基地”，而不是“石油化学工业基地”。公示之后，化学变石化，一字之差，差别大矣！也许正因为此，后来石化基地把主要的选址规划依据修改成为它量身定做的彭州市城市发展规划。在需要公示的时间段內，也只在有财政利益的彭州市公示，尽量避开成都市。项目公示在人选、范围、程序、方法等方面，采用暗箱操作，自我掌控，模糊公示，利用主导舆论来制造虚假民意，已经具有作幣的嫌疑。

目前，在公共决策领域，垄断型国企常常采用政企合一，非市场化的蝙蝠模式，以国家之名，行自利之实，挟持地方政府财政利益，拒绝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这种骑墙式的蝙蝠型决策模式，在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能够确保企业身份模糊，亦鸟亦兽，有鸟食则鸟，有鼠粮则鼠，始终首鼠两端，不输只赢，赢家通吃。

石化基地业主中石油公司，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的上市公司，全世界1000个华商企业的亚军(榜)。当彭州石化基地与一个特大中心城市发生环境冲突时，中石油公司如果放任下属企业坚持错误作业，以损害公共利益而获利并拒绝社会沟通和良性互动，这种作法，与一个负责任的大公司形象，相去甚远。

石化基地不当决策程序证明，在公共决策上，采用政企不分、以资源垄断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利益平衡为价值取向，将使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混淆不清，导致公共决策和企业决策的巨大矛盾冲突。这种决策模式及价值取向，必将对立于全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整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是应该“人民共和”，而不是权力资本，这一点己经被忘记很多年了)，从而危及社会稳定。

Ｄ 项目缺乏可靠的技术保障
由于彭州石化基地坚持黑箱操作，防范、排斥并压制提出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使该项目技术经济的不可行性以及不可靠性，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不相容性，长期得不到系统研究，致使项目环境风险问题一直存在，并被错误的导向宣传人为地掩盖起来，而得不到有效解决。

项目业主在项目技术保障上采用选择性策略，依靠本企业专家、排斥外企业专家，选用拿红包专家，压制反对派专家(有单位的单位谈话，无单位的警察谈话)，弃用中立客观的专家，因而使正常的技术争论无法进行，技术论证会只能变成举手通过会。比如，四川大学环境专家艾南山教授，四川省地矿局专家范晓，以及一大批对石化基地建设持有不同意见的本地专家学者，包括环保ＮＧＯ，长期被排斥在项目论证评估的专家团队之外，使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设性的意见，得不到正常的反映。成都市科委、市科协拟办相关环境论坛，讨论成都平原的发展战略，也因领导不支持而被迫放弃。

当技术问题被政治化之后，技术责任却不会被转变成政治责任。这种把政治博弈模式、政府决策模式和企业行为模式照搬到技术论证领域去搞项目论证评估的模式，将使技术二字，大打折扣；使论证二字，需要引号。而以业主利益为最高诉求，无视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象征性的论证模式，只通得过开会，通不过社会。

出身石化系统的海归学者陈文辉先生，根据石化公示资料，自费作出了近4万字的技术分析。初步研究成果己经表明，由于石化基地选址失误，将给投资者带来经营风险，给成都市带来环境风险。建议政府决策部门引起重视，深入研究，纠正失误，把好事办好。

问题三、城市环境相容性问题(略)
三、问题工程只能产生问题，不能拉动内需(此章省略)

四、我们的建议
1、建议重作项目可行性研究
与20年前相比，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条件、模式、思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科学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在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原来出于计划经济的一些观念和作法，应该适时调整修正，不能将错就错，以免为过去的失误，付出今天的代价，被迫接受将来的改正。

因此建议，在社会监督之下制定切实可行的程序和方法，重新组织确有代表性的专家队伍，对成都彭州石化基地建设项目，重作项目可行性研究，重作项目环评、规划环评和战略环评。

2、建议调整规划，重新选址
一着不慎，满盘不顺。目前彭州石化争议最大的问题，是选址不当问题。建议石化基地从海拔高于成都市的彭州市，迁往海拔相对较低的彭山／眉山一带；从沱江上游分水处，迁往岷江中游汇流处；从相对局限的沖积扇顶，迁往地域广阔的冲积扇缘；从紧邻龙门山地震构造带，迁往地震构造背景仅为5．0级的新津／蒲江一带。

建议石化基地从沱江上游迁往岷江中游，具有现实好处如下：

化解环境冲突：可以有效地回避石化基地与中心城市的环境冲突。如果石化基地建设在城市南方水口及下风处，并向南发展，可以确保成都市作为石化基地的后勤基地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实现双赢，有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

保护区域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区域自然生态环境。较之湔江上游，岷江中游区域广阔，河流众多，地形丰富，地貌多样，具有较好的环境容量。其岷江宽谷、冲积平原及丘陵农业区，能够有效降解石化产业走廊带来的环境污染。

支持产业发展：可以有效保障石化基地的产业发展空间。岷江中游的宽域环境和足够的环境容量，有利于大型石化基地建设及石化产业链的形成，使其在同业竞争中保有规模优势，集中优势，产能优势，区位优势及其它经济优势。

交通区位优势：拟选石化基地位于成乐城市群之间，北距成都铁运处50公里，南距乐山水运处100公里，地处成乐、成雅高速公路及川中、川南物流中心枢纽，快速交通网络密布，水陆运输便捷交汇，具有发展大型工业基地尤其是大宗粒料散料运输为主的石化工业基地的良好交通区位优势。

可靠清洁水源：岷江上游水量水质均优于湔江上游，新津西河水质为Ⅲ类～Ⅳ类。如果采用资阳黃跃华先生的管道运输方案，利用自然落差从紫坪铺取水，架设都彭(都江堰—彭山)重力输水管线，可得优质水源(Ⅱ类)，充分保障石化走廊(包括石化生产基地和生活基地—石化城)生产生活用水。

污染集中治理：较之沱江上游分流处的水体污染及污染扩散，岷江中游汇流区河流干流的水体污染更加便于集中控制，统一治理。建议在石化基地排水口及石化走廊下游建设多处大型污水处理厂，集中治理污染，并在岷江中游河道规划建设大型氧化塘和大面积河滩型自然生态湿地，改善出境水质及出川水质，为长江上游建设生态屏障。大面积河谷型生态湿地，既是生物多样化的起点和温床，又是优质旅游资源。

地质环境安全：较之龙门山断裂带，岷江中游河谷的地质环境，无疑更为安全。项目区西侧蒲江及北侧新津虽为地震Ⅶ度设防区，但只有5.0级地震的构造背景，历史地震最高记录为5.0级(蒲江1734年)，彭山基地只要切实做到建筑Ⅶ度设防，即可保障安全；而在彭州基地，建筑设防需要超过Ⅷ度。

大气环境保护：新津／彭山处于成都平原南缘汇流区，常年主导风向为北东风和北南风，风力大，风速快，降水多，不容易造成污染空气的区域滯留。岷江中游宽谷河谷及冲积平原，更是地势宽阔，地形丰富，植被茂盛，生态环境良好，对石化污染空气的自然降解，十分有利。

改善企业形象：中国企业形象，往往过于自私而且强硬，不利于社会和谐。企业如果能够从善如流，综合平衡各方利益，共享社会进步成果，无疑可以改善企业形象，使企业从强行进入、不受欢迎的不友好环境，改变成为受到欢迎的友好环境，符合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

改善决策模式：求快发展的模式，需要依赖行政权力集中，武断决策；求好发展的模式，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进步。前一种模式沒有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通常由当时个别行政领导拍板决策，即使拍错了，也无人敢于纠正，事后往往给企业和社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我们希望中石油决策层走出历史原因造成的决策怪圈，纠正错误选址决策，为中外大型企业，树立一代爱国爱家、高风亮节的现代企业典范。
综合优势述评：(略)。
3、其它政策建议：(暂缺)

作者联系： 13880158870.  13308030863.
Ｅ－ｍａｉｌ：ｚｕｏｒｅｎ５４@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2009年1月20日。成都。

欢迎使用 德赛公园。

《亞洲週刊》

張潔平

因選址彭州不符合環境容量限制，成都石化基地被迫實行上下游工業分離，形成「彭州煉油，新津加工」格局，但環保人士認為會增加運輸成本，產生新的環境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呼籲基地整體遷離彭州。

距離成都市區三十六公里的特大石化項目彭州石化，二零零八年經歷了公民爭議及五一二大地震之後，在環境與地質容量的雙重壓力下，確定將煉油與加工分開，下游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彭州煉油，新津加工」的修改調整方案正在形成。

自從去年發起「白色保城」公民運動之後（參見本刊二十二卷四十七期報道），資深環保志願者譚作人一直在密切關注這兩個相隔約一百公里的化工基地。

每年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石化項目，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佔地四平方公里；石化下游產品的配套園區，則位於成都南部的新津縣金華鎮的新津工業園B區，佔地六點二平方公里。項目之所以必須上下游分離，正和彭州石化上馬爭議是一樣的原因：四川石化基地選址有不符合環境容量限制之處。

新津縣政府信息網站上，零八年十二月公示石化下游化工園區的環評簡本，其中，首次公開披露原國家環保總局在零七年對彭州石化項目的批覆意見，環保總局指出，四川石化基地規劃區「存在地下水環境脆弱、納污水體沱江已無環境容量、大氣環境污染擴散能力差等重要環境制約因素，環境較為敏感，基地選址存在不足。因此，石化基地生產總規模應嚴格限制在每年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規劃目標，不再發展下游產品」。正是根據這樣的結論，「在彭州石化基地附近進行石化基地下游產品的加工已明顯不符合要求，原規劃與環境承載力不相符合」，因此，二零零八年，經過四川省和成都市相關部門的多次考察論證，決定將新津縣金華鎮建成石化基地下游產業加工園區。

成都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李恩斯向亞洲週刊表示，該院主導完成的這一石化加工園區的環評報告，已經在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報四川省環保局全部通過。「新津工業園B區承擔了彭州石化下游工程的大部分，共有二十四套裝置，就環評結果來看，除了固體廢料處理還需要成都市配合，其他部分完全達標。」至此，彭州石化仍在開工，位於新津的下游園區已經開始招商。

把煉油與加工分開的布局讓跟蹤項目多年的譚作人啼笑皆非。「事實上，中石油自己也很頭疼。」他說：「彭州煉油、新津加工，這將使煉油龍頭飲水在沱江上游分水處，石化加工擺尾在岷江中游匯流處，產品物料長距離搬運輸送，難以安全密封，增加運輸成本，必將產生一系列未經論證的新的環境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譚作人認為的最佳方案是長痛不如短痛——彭州石化整體遷址。他完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前前後後、可能產生的種種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詳細梳理，並預備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託送交兩會備案。

在報告中，他不斷強調的觀點是：「西部產業升級是好事，四川引油入川是好事，成都引進石化基地也是好事，關鍵問題在選址，選址若一著不慎，一業興旺百業衰，就全盤皆輸，成了大壞事。」「選址彭州，恰恰是大錯誤。」

他建議石化基地從海拔高於成都市的彭州市，遷往海拔相對較低的彭山／眉山一帶；從沱江上游分水處，遷往岷江中游匯流處；從相對局限的沖積扇頂，遷往地域廣闊的沖積扇緣；從緊鄰龍門山地震構造帶，遷往地震構造背景僅為五級的新津／蒲江一帶。

正如此前四川環境學者艾南山、范曉、陳文輝等人一直堅持指出的，四川石化基地若定址彭州，面臨的水、空氣、地質風險都未能妥善解決：

首先，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工程每天排放廢水超過十二萬噸，納污水體都是沱江，沱江已經是劣五類水體的重度污染河，沒有足夠的環境容量能夠支撐；其次，川西盆地風速低，環境封閉，彭州位於成都上風上水，石化煉油的廢氣將對靜風和北東風為主導風向的彭州市、都江堰市、成都市主城區及溫江城區產生嚴重的污染影響；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發生的汶川大地震，更給石化基地的地質評估敲響警鐘，彭州石化基地處龍門山地震帶邊緣，項目區內及附近為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

而根據譚作人與學者實地考察的方案，他們認為，若能把石化基地在主體工程尚未開工時，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可以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

譚作人表示：「從空氣污染來看，新津／彭山處於成都平原南緣匯流區，常年主導風向為北東風，風力大，風速快，降水多，不容易造成污染空氣的區域滯留。岷江中游寬谷河谷及沖積平原地勢寬闊，地形豐富，植被茂盛，生態環境良好，對石化污染空氣的自然降解，十分有利；從水源上來看，岷江上游水量水質均優於湔江上游，新津西河水質為Ⅲ類至Ⅳ類。如果嘗試都彭（都江堰—彭山）輸水管線，可得優質水源（Ⅱ類），保障石化走廊（包括石化生產基地和生活基地—石化城）生產生活用水；從污染治理上，較之沱江上游分流處的水體污染及污染擴散，岷江中游匯流區河流幹流的水體污染更加便於集中控制，統一治理。如果在石化基地排水口及石化走廊下游建設多處大型污水處理廠，集中治理污染，並在岷江中游河道規劃建設大型氧化塘和大面積河灘型自然生態濕地，就可以改善出境水質及出川水質，為長江上游建設生態屏障。」

此外，他認為，岷江中游河谷的地質環境較之龍門山斷裂帶當然更安全。如果可以遷址至岷江中游，西側蒲江及北側新津雖為地震Ⅶ度設防區，但只有五級地震的構造背景，而在彭州基地，設防需要超過Ⅷ度。

在與四川石化基地管理者私下的交流中，譚作人感到這套方案並非是不可接受，但顯然，無論企業或政府，利益帶來的壓力非常巨大。「彭州的項目已經投了幾個億下去，現在煉油與加工分開，增加很大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尤其是新津的徵地問題匆匆上馬，當地社會矛盾很大。這些都在中石油意料之外，他們也有些騎虎難下。」

譚作人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全文發上博客，很快被網管告知删除了。但四川省宣傳辦下屬的四川新聞網麻辣社區，卻保留了他的博文。「作為一個公民，我希望看到的結果，是各方共贏。」這個土生土長的成都人說，他和來找他談話的石化基地主任說，關起門來咱們是聊天，打開門才是面向公眾的溝通，這才是走上正途的第一步。「水在，石頭才會有所顧忌，化蠻橫為美麗。」■

□  作人

这个座谈会很及时，很重要，很有必要。关于媒体的问题，没有专门的研究，认识不多，感受有一些。所以只能从一个市民和受众的角度谈点观感和希望。如果观点错误，希望有批评指正出来。

一些在媒体工作的朋友说，在媒体工作太苦、太累。为什么苦？工作辛苦，媒体快节奏高负荷的工作量，本来就很辛苦。为什么累？有苦说不出来，心里面累。用一种语言去导向千万种语言，力不从心，任务太重，不累才怪。近年来，媒体被动承担了很多承担不了的工作，比如说，由媒体来负责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对媒体的要求太高了，因为这不是媒体的职责，这是主体的职责。媒体只是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介质，一种介质的集合体。你要它代替主体或者客体，又费马达又费电，费力不讨好，它不累才怪。至于把传播媒体看作意识形态的遥控器和言论开关，四处设置高压线和警戒线，变“编”为“骗”，则更是代表了一种与时代脱节和背逆的媒体观。宁左勿右，顽固势力，这种媒体对社会进步有害无益。

在一次宣传部的会上，我给一位部长提了一个希望，就是希望宣传主管部门给我们的媒体承承火，松松绑，让它多做些该做的事，少做些它做不了的事。比如“喉舌”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过去说当党的喉舌，后来朱榕基又说要当百姓的喉舌，十六字方针，这都是太高看媒体了。在公共问题上，媒体不应该具有主观立场，它是社会公器，应该有一定的中立和独立性。否则，就会因一心要成为宣传的工具而丧失其社会公正的职能。比如，我们倡导的“舆论监督”，可能因为媒体的依附性而变成“监督舆论”，得到完全相反的社会效果。在知识经济时代及政治倡（昌）明时期的公共传播媒体，应该成为公共的话语平台，公共的信息通道，公共的情感会所，公共的文化资源。它既不是主体的又不是客体的，既不代表甲方又不代表乙方，它自成一体，自己就是一方。国外说的，第四种力量。

当然，这是从一个市民和受众的角度来看的。在这个立场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不值得去费时间讨论。因为，即使一个普通人，也是有时候屁股指挥脑袋，有的时候脑袋指挥屁股，不可能一屁股坐下来，就废了脑袋的武功，也不可能提起脑袋到处流浪，脚不沾地，那也很累。

所以，说到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说到媒体的转型和经营，说到媒体的软着陆问题，首先是一个思想和认识问题，其次是一个形式问题，最后是一个内容问题。思想问题是认识的问题，是咋个自我定位、归位和自我识别的问题。一般来说，这不是问题。只要按照常识去看，按照常规去做，就错不了，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社会。思想问题只有一个核心，就是维护常识。如果说到责任，维护常识，传播共识，传递普世价值，就是公共媒体的社会责任，或者说，道义上的社会责任。常识维护好了，思想上也不苦不累了，就可以轻装上阵，为社会多作些事了。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媒体的形式和内容，关注怎样做和做什么的问题。所以，不争论，不拔高，尊重常识，边学边做，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说到形式问题，也有一个观感，就是说全社会都在进步，有些方面已经进步得面目全非了，而新闻单位或者说传播媒体，基本上还在原地踏步，有些方面还在退步。这主要指在形式上或者说体制上表现出来的因循和守旧。比如，在管理的条条块块上，不管是纵向的领导关系还是横向的按专业划分的行业关系，以及按地域划分的行政关系，特别是“君权神授”似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越位管理，几十年如一日地固定格局，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它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正确不正确，应该不应该，是不是公共媒体的最优模式。似乎这不是行业从业人员应该关心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必须接受而又无须改变的现实。正是这种行业从业人员对自身所处的行业形式以及经营业态的漠不关心，不研究，不改变，不发展或者不客气地说，不思进取，才导致了公共媒体非常现实的生存危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全部销售总额为208亿元人民币，不及美国时代华纳一家企业的一半。近年来，社会经济转型，开始发展文化产业，并把它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既定的国家产业政策。全国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举一个邻省为例。云南省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重点发展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直到2004年，文化和旅游产业总产值也只占到全省GDP的4.01%，计划今年达到6%。而美国的文化产业总产值早就超过全国GDP的40%，正如谭继和老师说的，美国用自己的“三大片”征服全世界，这就是硅谷的芯片，好莱坞的大片和麦当劳的薯片。这种强势文化的扩张，已经威胁到我国的文化安全。物质文化的力量，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而在文化上采取自我弱化、变造消解和整体解构政策的后果，我们正在慢慢品尝。

另外，传媒产品的生产方式也十分落后，部门生产，国家经营，无限责任，无序竞争。片面追求发行量和收视率，把有限资源浪费在低端市场，就低不就高，结果质量垮了，数量也滑坡，“比傻文化”解构了媒体自己。在质量化生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即使是低端产品，也需要高级制作，即使是休闲娱乐，也不能只有搞笑戏说。“戏说乾隆”的阳谋操作和“康乾盛世”的假说传播，使人不仅误读历史，误读社会，误读自己，也同时误读了媒体。一窝蜂地庸俗媚俗恶俗，把媒体自己搞得元气大伤，遍体鳞伤，言说不再动人，形象不再光辉。朱成老师用一只直立的遥控器作为环境艺术景观，立在电视台大门前面，表达了站立和选择的观念，代表了广大受众的一种希望，引人深思。

所以，从一个市民和受众的角度，而不是一个专家学者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思想创新，而是体制创新。新闻不独立，文化没希望。有人说，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我猜他指的主要是思想而不是形式。形式是可以多样化的，是可以不断创新的。

创新的方式可以首创，也可以模仿、复制，还可以学习、变造、解构、组装、整合。最近火爆的“超女”节目，其实是一种移植，变造和整合的综合成果。它的内容格调或者思想情感我们姑且不论，但它在形式上的创新保证了它的内容的完全实施，所以取得了至少是商业上的成功。而我们现在大多数传播媒体，一方面非议它的创新，一方面又羡慕它的成功。有人说它不过是第一个吃螃蟹。其实不然，湖南卫视去年吃的是螃蟹，壳多肉少，今年吃的是成都美食、成都美女、成都小吃，凉粉、玉米、粉丝、盒饭之类，好吃极了。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今天这个会，就是要找一张网，有目有纲，用它来网罗一切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包括智力资源、人才资源，来求变图新，在成都构筑一个中国西部的文化产业高地。这件事，我们新闻单位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说首当其冲。因为，在发展文化产业这一块，公共传播媒体的作用不再仅仅是介质关系，而应该经过媒体整合和传播，通过公共传媒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商业化经营，使社会文化资源包括思想资源的存量转变为增量，使资源转变成资本。新闻单位应该充当发展文化产业的排头兵。因为，它首先是公众社会的公共的服务器，是创造价值、传播价值和转换价值的社会工具，同时，它又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

新闻媒体创造价值方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它可以策划、发起、介入、参与、促进、引导、领导、主办、协办、承办各种社会性的公共事务，包括各种非新闻类的文化活动、商业活动、娱乐策划、体验经济、休闲产业、广告发布、读书活动、旅游经济，等等。举个例来说，1999年底，我给经营不景气的成都世界乐园策划了一个“千禧狂欢之夜”活动。其实策划很简单，就是借千禧年的时间，借世界乐园的空间，借公共媒体的影响力，做一个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万民狂欢的体验，引导自主娱乐的活动。由于有四川卫视和六家省级平面媒体的参与，活动取得了成功。世界乐园当晚门票直接收益25万元，销售和其它服务综合收益20多万元。四川卫视和国内五省市联合主办了卫星直播节目，四川现场上卫星直播节目长达90分钟。后来半年内，世界乐园一改过去门可罗雀的惨状，恢复了一段时间正常经营。从社会效益而言，当晚参与千禧狂欢的上万名游客，共同创造了一种价值——欢乐价值或者说娱乐价值。这种价值，就是现在提倡的体验经济的核心价值。而参与其事的新闻媒体，成为这种核心价值的开发者。

当然，作为负责任的公共媒体，提倡什么价值的时候应该更多地考虑公益性，至少应该亲民。我狭义理解这个公益性是一种世俗化，一种拒绝庸俗，排斥媚俗、反对恶俗的世俗化。真正的世俗化，就是公共价值的最大化，或者说，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组合的最优化。

形式可能大于内容。内容涉及到价值和价值的取向，而形式更多的注重的是效益。只有建成最好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模式，把媒体还给社会，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前几年，周永康书记提出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个跨越，有时间轴上的跨越，往前赶，超前发展，也有空间层次上的跨越，比如体制创新，突破行政部门的条条块块，打破行政区划上的画地为牢，等等。而在思想上，理论上，乃至文化意义上的跨越，我理解为在社会层面上的生产力要素的又一次整合。比如，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如要只有分工没有合作，就不会有文化旅游。建设部门和规划部门如果只讲各行其是，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城市。新闻部门和文化部门如果无序竞争，就会两败俱伤。同样，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如果只有政治统一和商业竞争，同而不和，就会共同陷入信誉透支的困境。所以，同属于传播业的新闻、出版、电视、电影、网络、信息等部门，如果有效地联合起来做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就会事半功倍，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果各行其是，甚至相互消解，抵制，就会适得其反，甚至产生负面的效应。

所以，我今天的第二个建议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整合成都市的传媒资源，建议试行一个跨媒体的发展战略，大胆改革现有结构，打破条条块块，实行体制创新。具体说来，可以尝试以下组合，即平面媒体的成都某报，隶属成都日报报业集团的某人文杂志，成都广电集团的成都电视台某频道，今后还可以包括四川出版集团的某出版社，四川新华集团的某中心书店，网络媒体中的某个地方网站，以上单位共组为一个跨媒体联合的股份制企业——成都市传媒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的主要功能，就是深度发掘除新闻资源之外的一切传媒资源，对政治宣传与资讯传播实行区别对待，对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实行“分业经营”，让马克思养一部分人，让市场养另外一部分人，成为一个对市场负责任的传媒文化营运机构。成都传媒集团要高举本土文化的大旗，为人民服务，也为人民币服务，走出一条商业化媒体，产业化经营的路子来。

跨媒体联合企业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可以请有关领导和传媒专家学者来研究定夺，专题研讨。但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前有香港媒体的成功经验，后有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搞的平面媒体整合，特别是凤凰卫视走平电结合的路线，都证明只有实行跨媒体联合，才有跨部门、跨专业、跨行业、跨文化的发展，才能在公共传媒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至于传媒集团成立以后的发展战略，包括具体的节目形式，栏目设置，报纸风格，出版计划，刊物内容等等。只要按照政治上负责，经济上合理，文化上提高的方向去做，按市场规律和规则去做，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并且做到名惠而实至。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关于传媒集团今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问题。有些部分，涉及到现在正在提倡和正在重新认识的内容产业的问题。刚才说了，我不是一个传媒专家，我只是一个策划人。所以，我更愿意从策划的角度来看待传媒内容产业的更新和产业链的形成。具体说，我更愿意把公共传播行业，信息技术产业和文化内容产业看成是一种创意产业。我认为，传媒也是生产力，创意就是发动机。当下，我们对知识经济和体验经济条件下的创意产业，应该有新的认识。

今年3月起，《文化人》杂志编辑部在四川省文化厅和省文联的支持下，发起了筹办“首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创意论坛”的活动。非常欣慰的是：部分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艺术家，尤其是一些资深策划大师非常支持这个活动，参加了我们举办的理论研讨会，提出很多好的见解和建议。有些专家和政府官员参加了具体的工作，并且支持论坛组委会发出的一个重要倡议，这份倡议书提出，通过政府倡导，全社会共同努力，把成都建成中国西部创意产业中心基地。现在，我向大家介绍这份倡议书，作为我对成都传媒集团成立以后关于文化内容产业建设的第三个建议，并愿意它成为成都市新闻部门和文化部门携手合作，精诚团结，和谐发展，共展宏图的一个共同事业。

注：本文是在一个相关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稿，发表时有改动。

□ 谭作人

8月8日不约而至，用它那酷似手表或更似手铐的阿拉伯外形，开始为北京奥运倒计时：1年。365天。8760小时。

国与家，开始亢奋，集体进入“奥运思维”。同时，中国特色的另一类奥运即广义的奥运而非另类的奥运，提前发动，提前预支和透支着奥运的附加价值和剩余价值。此刻，从组织者嘴里，纸上，网上，空中，唱响了主导舆论领跑奥运的主旋律，国唱家听，不听也得听。

来自国务院的组织者说：北京奥运有93个部委单位，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组织优势。其实，他指的是国家主义的“体制优势”，成为背景的是民生民权民主的让位与迟滞。“同”对“和”发动了战争。

来自体育口的领导者说：北京奥运，邀请了205位奥委会成员，因此，“体育运动要远离政治”。其实，这是专指远离异议人士和反对派政治，远离监督评判——如中国足球之远离公共批评。

来自CCTV的主持人说：奥运开幕式，有一个国际化的创作团队，“当然啦，还有张艺谋！”那口气，象在谈雅典奥运的创意人。

而被称为张艺谋的电影导演则说：“奥运开幕式一定成功，一定会让大家满意！”这两个“一定”，不由让人心中一紧。

作为中国人，一定听过太多附加着“一定”的豪言壮语，而这些豪迈承诺的结果，往往是“不一定”，或者说“一定不”。当张导演把这类专门发明出来用于舆论导向的专业用语，用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盛会的效果预期上，正如向一个处女承诺“一定不痛”一样，这至少是不严肃的。

出自经验和常识，我们真想知道“一定会成功”的根据在哪里，也想知道，“一定不会失望”的，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我们更想知道，一些什么人，与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想不到一处，“玩”不到一起，却常常妄称“代表”了人民。如果让这种“代表”来主办奥运，其效果可能文化不足，武化有余，形式宏大，内容可怜。

三年前，北京奥运组委会在盛赞雅典奥运会的同时，承诺要“节俭办奥运”，开幕闭幕预算一定不会超过雅典“两式”的8100万欧元。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承诺的诚意。然而最近获知，奥运各项预算紧张，有的已经超标。其中仅“翻越珠峰取圣火”一项，已经超过2000万元。也许，特事特办，这类项目并不计入开幕式的开支？

三年前，那个雅典之夜，我们为古希腊文化魅力所折服，被开幕式的独特创意和完美表演所震惊。第二天，与一位雕塑大师谈起时，共同想起了我们唯一无二，形体优美的汉文字，想起了汉字无以伦比的图案表现力和无穷变化的创意可能性。但是，一想起“中国式”的创意团体，你只能垂头丧气。你得祈祷，不要遇上中国福娃式的遗憾，更不愿想起，中国足球式的伤心和恶心。你只能祈求神明。

由于不明就里，就会产生猜疑。从公众知情的权利出发，为社会的释疑考虑，我们希望，北京奥运能更加透明。比如，开闭幕式的概念设计，应该不是国家机密——毕竟，这只是一个体育盛会的表演形式，而不是一部悬疑电影，必须依靠疑神疑鬼来取胜。

况且，依靠装神弄鬼的手段来藏拙和遮丑并保护那不是秘密的秘密，其实己在预支失败的信息。因为，受众不是猜节日礼物的孩子。

比如，“北京的金山上”那只光芒四射的巨蛋，从软到硬地生出来，可能成为世界建筑史上一个经典案例，折射出从设计思想到操作模式的另外一种教育意义，比如，光污染的反面案例。

又如，北京奥运主体建筑鸟巢的整合设计，先明后暗地重新计算，以弥补结构与安全的不足，反映出大型公共建筑设计理念欠水准，设计方案欠完整，设计管理欠规范的传统弊病。

再如，旨在宣传造势的北京福娃从明转暗后，只能通过公共事务的灰黑箱子，协调兼顾各方利益得失，制造出大而全并多而杂的文化赝品，来代替一个古老民族独特的文化创意。而且，还不许批评。

还有，从“京”字变化而来的北京奥运标志，未经充分公示及专业审查，因而成为一个缺笔少划，非人非字而且难以改正的错别字。有人以为，这是高层建筑的紧急出口标志，只是“印”错了地方“象”错了文字而已，具有错版人民币的珍贵价值。

………

够了，太多的事实，足以让我们为张艺谋耽心。我们耽心，在众多的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张大师并不能很好地展示自己的创意。他完全可能只是一个所谓“集体智慧”或者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者和担当者，为那些不相干不必要不正确又不可协商的权力美学和长官意志承担责任，被一口袋“概念的土豆”压倒在地。这对他，多少有些冤屈。

这时我想起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的淳淳教导：奥运会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就复杂和敏感的改革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对呀！“观棋不语真君子”的儒家传统前面，还有一句“举手无悔大丈夫”，——你在场，这是前提；你参与，才是奥运。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参与吗？窃以为，在一国内外两制的政制背景下，入场赞美，是一种参与；场外建议，是另一种参与；而最大的参与，是见义勇为，是场外批评——前提是，批评不被打压而且受到鼓励。

因此我说。我要说的是，我们神奇美丽的汉文字，能不能献身中国奥运，在开幕式上以它无穷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创造一届独一无二的“汉字奥运”，并从视觉奥运，走向人文奥运，走向心灵奥运。

我要说，汉字，从劳动与生活发源，从观察与描画开始，从一开始，就是一幅幅素描图案；组织起来，就是一个个唯美场面；创意设计，可以成为人体造型的无穷变幻，既动且漫；团体构图，可以成为平面文字立体表现和动态表现的文化全景，意蕴隽永。

我说，汉字是用来画的，也可以用来歌，用来舞，用来造型，用来煽情，用来环环相扣，场场递进，伴随着华夏文明的脚步，舞动一部文明史。从结绳记事到仓颉造字，从甲骨卜辞到钟鼎铭文，到篆字隶书到现代文字，汉文字多样化的形象表现力，世界第一。

我特别要说，人，人性，是汉字之魂。只有人，只有生命，爱情，家庭，才能走进眼球后面，走进心灵。人，是集体主义的原因和目的。也只有装着“人”的心灵，才能表现出先进文化的中国表情。

光效、音效、色彩、造型、影像、场景……张艺谋擅长的，是形式大于内容。如果——如果真有这个“如果”，在文化内容上充实一点丰富一点考究一点特别一点，可能遗憾，会少一点；而掌声，会多一点；文明，会近一点。毕竟奥运，除了看，还可以说。

因此我们建议，把人体组字，团体组词、造词造句，文化场景引进北京奥运开幕式。其中特别要突出的，是汉文字的起源及演进历史，人体与字体的动态变化，个体与集体的正常关系以及家庭与国家的普世价值。其实，真正重要的核心价值，只是你想躲也躲不开的那几个关健字，比如“人”字，又如“心”字，再如“爱”字。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穷之道，天趣盎然。“同”与“和”，考验张导，考验北京，也考验文明。

如果时间还来得及，请选择汉字，请“引用”汉字，请创意汉字，请表演汉字。但愿汉文字，能救张艺谋一命！

特此建议。

2007年8月8日·成都

□ 谭作人

继4月24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后，4月25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第一个作出反应，雷厉风行地推出了酝酿多年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国务院的工作。这在我所工作的NGO和志愿者当中，激起了一片掌声！

曾经，大得人心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目标——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共建和谐社会。4年下来，人们发现在对三个文明的理解和执行上，竟有太多的不统一。比如物质文明，其内涵十分丰富，并不单纯是发展经济，而是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叫做“物质文明”。而在现实中，发展经济却被人误读成为片面追求GDP的单项指标，部门利益至上，不计经济成本，无视环境成本，不管整体协调，不顾社会公益，致使“经济发展”偏离了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大众权利变成小众权力，公共决策成为部门博弈，行政部门成为一个又一个“黑色的箱子”。

现代宏观经济学认为，在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改善，应当优先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经济，造福社会。根据这一原理，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引进并设计了绿色GDP课题，以图通过对环境指标的监测，环境成本的测算，经济效益的改善，促进经济安全转型。但是，这项利国利民之举遭到了包括各级政治利益集团在内的各类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2005年，全国十多个省市未能完成国务院提出的节能4%、减排2%的控制指标，不仅不向国务院负荆请罪，反而要求不要公布排名，以便继续蒙混全国人民。这种事情，在中国已被人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然而站在三个文明的角度看，这件事足以构成当今世界奇闻。

可喜的是，认真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方针的国务院和国家环保总局，正在全力纠偏，认真地面对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并欢迎公众参与，监督政府，解决问题。

如果说，已经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是一种下游补偿措施，《行政许可法》是一种中游干预手段；那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则是一个上游预防机制，是经济风险和生态危机的控制阀门。如果行政行为三个阶段的规范措施能够有效联结起来，则可能有利于行政弊端的源头治理。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透明政府出现的，将是一个日益和谐的社会。

因此，信息公开，值得我们支持、拥护、欢迎！

经济硬起飞，负债搞经营，的确带来了经济的一时繁荣，打造出一派盛世风景。然而，借来的总是要还的。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已经承受不起“大跃进”式的折腾，中国的能源与资源，出现了巨大的时代赤字！地球资源的代际平衡问题，正在呼之欲出！

如同一架燃料将尽、动力不足、机械故障、罗盘失灵的飞机，中国过热的经济需要维修保养，需要调整和转型。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将为发动机过热的中国飞机亮起安全软着陆的导航灯，并在集体智慧的介入和公众权力的回归下，齐心协力，用亿万双手托起这架中国飞机，使它可以从容地、平稳地回到大地。

2007年4月26日

□ 作 人

连日高温38℃，最高气温41℃，暑热凶猛。习惯了四季如春的成都居民开始怀念过去温柔可人的好天气。过去日子虽穷，天气却美好，地处天府之国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市总是冬夏很短，四季如春。如今经济发展了，有些人富了，天气却变坏了。日前有报道称，成都市区一日热死二人。一人为抱病上班的农民工，中暑而亡；另一妇女热死在家中，体内积温高达42℃！这类极端个案正在悄悄改变一座城市的历史。

作为成都市土著居民的我清楚记得，成都夏季30℃以上的气温并不多见，如今却成了家常便饭。过去北方人把成都作为避暑之地，如今成都人暑期纷纷外逃—有钱有闲之人上山消暑，有闲无钱之人下乡消闲，有钱无闲之人上班守空调，无钱无闲之人只有守着空城干熬。所以有人觉得老天不公，因为财富是私有的，天气却是公共的，一些人为了追逐私有的财富，却赶走了公共的好天气。这让人感觉公共权力在为少数人服务的同时，已经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公共权力开始成为社会公众的“自杀工具”。

可见不仅财富咬穷人，老天爷也嫌贫爱富，帮着财富咬穷人。此话怎讲？请看事实。为了那个硬道理，全国搞起了造城运动，以建筑业高速发展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透支了资源，破坏了环境，损害了大自然生态平衡和公平分配的能力，使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环境同时陷入冷热不均，不公不平。造城运动使少数人一夜暴富之际，一座座坐在热岛之上的热烈之城正拔地而起，成为少数人的共产主义。

新世纪来临之际，上面光甩石头不掺沙子，给成都派来了据说很能干而且很肯干的春城市长。属猴的年青市长果然不同凡响，拓宽街道，折墙透绿，上跨下穿，戴帽穿衣，一系列眼花瞭乱的快动作之后，迅速进入大拆城大造城大跨越的发展主题。可怜千年古城没有毁于战争时期，却在短短几年内被毁尸灭迹，被人建设成为玉碎瓦也不全的城市残片和破碎记忆，被国家建设部评为保护城市特色不力的中国第三城。

造城运动使城市成为宗派政治的踏脚板和个人仕途的实验田。在造城运动中，一些人发展了横财，一些人改变了身份，一些人失去了家园，一些人得到了政绩。按劳分配，各取所需，这是达尔文的丛林财富伦理。

造城运动带来的机会成就了一些人，造城运动造成的损失损害了另一些人；造城运动改善了一些人的生活，造城运动损害了另一些人以及下一代人生活的权利——仅管现在仍无人提起。

几年之前，这一切都始料不及。世纪末，时任某市长把国务院下令停止的旧城改造工程偷换成府南河工程，从府南河手中抢来108块共180万M2城市用地以供应城市财政。但在财政支出27亿并想赚回65亿的如意算盘面前，只换来国家总理两个字：不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被这一口气憋住的该市长打起了天府广场的主意。

地处成都城市几何中心的天府广场，拟建为城市地铁的中心客站，这本来是个城市交通规划问题，是值得慎重研究长远考虑的影响主城区整个发展方向的城市总体规划问题。而在这位市长眼中，只看到投资50亿建10万M2地下商业中心（号称地下王府井，又被成都X报称为天府“地宫”），地面做成“震惊世界”的标志性广场，追求形象工程的轰动效应。所以在三年征集来的27个备选方案面前，市长大笔一挥：建议请贝大师主设。

政绩景观主导了工程主体的主体意义。新城一屁股坐在旧城的中心，把历史文化名城坐成废墟，并把文化的意义一把抹去。

2000年，笔者不意卷入了广场方案之争，对贝氏天府广场（由封笔多年的贝聿铭的两位公子主设）提出了十点质疑（包括法制、政治、经济、文化、规划、建设、建筑、环保、决策、综合效益等十个方面）。在送交、散发、张贴了上千份意见反映之后，笔者与贝礼中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正面沟通。未可预料的是，笔者的书面意见得到了刚到成都的春城代理市长的支持。当时市政府一位秘书长给我出示了前任市长的书面意见，并转达了春城代市长在我的来信上的批示：这样的意见不接受，我们就不是人民的市政府，贝大师不接受，就不是贝大师。

可以想见，在万千压力之下得此鼓励，笔者如坐春风如沐春雨，立马对新世纪的春天充满了敬意，对城市的未来充满信心。

后来，在市人大的介入干预和市委市政府大多数干部的暗中抵制下，贝氏广场方案被永久搁置（最近另一荒唐方案又在秘密酝酿出笼）。而贝氏兄弟出于设计师尊重民意的国际惯例，在收取了15万美元的设计订金后，放弃了200万美元（可主张两倍即400万美元的商业索赔）的诉讼权益。

更加始料不及的却是，前任市长只是要在城市中心开花，一鸣惊人；这位代理市长却追求全城遍地开花，一鸣更加惊人。同样的思维，不同的胆气，不同的决策，不同的后果。前市长追求的是城市的心肌梗塞；后市长实现的却是全城脱胎换骨成为千城一面的任何一座大县城，并因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而得逞。从此遍地英雄下夕烟，中国出了个X拆城。呼儿嘿哟，善于忽悠的成都人，被人彻底忽悠了。

卖地经济，土地财政，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向心聚集，见缝插针，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导方针。从此，新城重旧城，春城变热城，二千年不变的古城格局被车轮碾碎，二千年积淀的城市文化为政治让位，千千万万城市居民被“腾笼换鸟”，成为经济掠夺和政治争斗的牺牲品，成为“发展成本”。

造城运动不仅使矿石下山，大树进城，杀贫济富，赢家通吃，能源集中消耗，人口密集生存；造城运动更造成地表水干涸地下水陷落，每座城市下面，都有一个面积巨大的混凝土隔温层，以及一个面积更加巨大的地下水沉降区。短短几年，城市成为热吸收热潴留热累积热幅射的大烘箱和热气哄哄的水泥森林，无论怎样宣传人居环境，也改变不了成都市中心城区正在日益加重的热岛效应。

有关方面反复强调全球变暖来为己脱责，却有一项民间研究指出：折旧城建新城之后，成都增加城市热岛强度6~8℃，已经形成全国罕见的环形城市热岛。某些局部地区比周边乡村地区高出9℃（1997年笔者在市政府研究城乡温差仅为1~3℃）。环形热岛的出现，与城市建设布局密切相关。向心性建设格局形成中心性热岛，多中心多处开发只能导致热辐射对流的环形热岛形成，并与空调等耗能系统形成恶性循环性人工高温。

城市热岛的罪魁祸首，首推钢筋混凝土，皮肤不会骗人。然而究竟是谁运了这么多混凝土进城，皮肤不知道，只有脑袋明白。

该项民间研究还证明，在红外卫片图示出来的红色高温区中，唯一的蓝色低温区是清水河、浣花溪片区。成都人都知道，这里正是政府机关高级住宅区，号称腐败楼的后花园地区，却打着“公园”的名义由市财政出资建成。卫片显示，成都市人民密集聚居在水不深火也热的红色高温区，公仆们却住在皇家园林式的“春城”和“私园”之中，在公共权力的浓荫之下，看风生水起处，隔岸观火，感念党恩。

多年传言，春城书记拆城造城有功，要升迁外地，因种豆而得瓜。这是走一方黑一方换个地方再黑一方的经典战例。我要在此呼吁成都人民，集体挽留春城书记！请他长期居住在由他自己造成的本市环形热岛的红色高温区，用皮肤感受“春城”和热城的区别在哪里。

官场守则是“屁股指挥脑袋”——位子决定路子。因此，在治理城市热岛问题上，也许要让春城书记自己的皮肤发言，才能指挥脑袋作出正确决策，把成都建成真正的春天之城，明天之城，那时成都收获的，不仅是生态城市的自然绿荫，更可能享受到现代社会文明的清爽之气。

当然，如果官员们皮肤很厚，感受不到如此明显的城市温差，或对百姓冷暖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则另当别论了。

2006年7月4日

谭作人。

眼前群山没能把你围住/悬崖干脆断了你的退路，

你是一条站立的河/站立在无路之处。

以上这首诗，是“疯痴诗人”孙建军送给海洋诗人孙敬轩的礼赞。后者曾经准确地指出：“那人宣布谁谁谁谁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是他自己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究竟是站起来了，还是又趴下了，这不是本文的话题。本文的话题是：近年来，就在中国人民眼前，在无数大坝后面，中国河流全都站立起来了——站在无数大坝的堆砌之处，立在天然河流的无路之处，唱出天鹅之歌，跳起镣铐之舞。

昨天（4·22）是第37个地球日，因水而兴的天府之国四川，献给地球母亲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是谋杀。这一次，不是岷江河谷15道捆绑出来的15个高峡平湖，不是贡嘎山的命脉仁宗海和高山湖泊群的“放水调峰”，不是瀑布沟电站的“主民”要掠夺民主和民生，甚至不是正在被成都市极力抵制的毗河引水工程。这一次，是在成都平原之上，在总长仅43.86KM总落差仅150M的柏条河内，有人要修建总共15级的低水头小发电量高投资大工程量的“梯式电站”和渠式河流。

柏条河是成都府河的上游，自蒲柏闸至石堤堰全长不足50公里，为都江堰内江四大干渠之一。柏条河及徐堰河又是三个主要城市水厂（六厂、五厂、二厂）的水源之地，因此可称为成都市的颈动脉。四川省有关部门未经公开论证，未经社会听证，在此河段实施“四段15级”水电开发，直接违反了《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仅此一条，该项工程就是一项违法工程。都江堰水利产业集团及四川鸿能水务公司试图明火执仗地掠夺公众之河流，是谁给他们的权利？是谁的利益在驱动？究竟有什么政治背景?难道因为省管河道就可以谋害成都的生命之河­——仅仅为了部门利益？从紫坪铺到杨柳湖，从毗河到关口，这次，是柏条河。四川省掌控着成都市的水龙头，究竟想干什么？

成都市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专家群体，四川省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的志愿者团队，成都各高校大学生环保团体，正在密切关注，坚决抵制这一违法工程。川大专家艾南山，梁川，中科院专家邓伟、程根伟、陈国阶、陈庆恒，水务局专家陈渭忠、曾家和等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正在紧急结集，研究对策，撰写论文，陈述意见，上书省政府，希望能够挽救这条无辜的河流。

21世纪，世界已经普遍承认美国科学家戴维斯的理论：河流是有生命的。河流的生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没有健康的河流，就不可能有安全的地球。印第安部落酋长西雅图更对河流充满深情，他说：大河小溪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那也是我们祖先的血液；那涓涓的流水声，便是祖先亲切呼唤的声音。

而现在，却有人对我们祖先粗暴吆喝：站起来！为我出力！吆喝及鞭打声中，在混凝土大坝的逼迫之下，中国出现了万万千千条站立的河——甚至连柏条河这样的平原小河也不放过！面对一些人自鸣得意的“水上长城”，不知有没有人想过长城的作用与命运？有没有人想过长城与北方荒漠化的关系？

有位水电部专家曾说：“都江古堰从水利学角度来看并不经济”。笔者回答：当然，也许正因为古人在技术上只能做到“四六分成”，才使都江古堰能够造福千年。如果流域开发都像黄河干流工程，对水力资源实行竭泽而渔的全面开发，吃干打尽，也许只能惠及一小批人，但却损害了公共利益，损害了自然河流的健康和安全，使它甚至不能保障一代人的生存。

目前，在全世界的反坝声浪中，中国正逆水而行。中国拥有全世界大型水坝49697座的52%，达25800座（其中高于90M的大型水坝超过60座），各类中小型水坝8.6万座，已建水库8.48万座，水库总库容4583亿M3，占全国地表水总量17%。而在1949年以前，中国建成并运行的水利设施仅23座。这些水电站究竟是建设的成就还是发展的代价，究竟是经济馅饼，还是生态陷井，确实应该进行认真的探讨，而不是以政治宣传代替科学研究，敷衍社会，匆忙应对。

千河之省四川在GDP主义的鞭策下，正向“水电王国”迈进。四川今年计划开工五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276万千瓦，总投资逾700亿元，全是旷古未闻的大手笔。与柏条河低水头梯级电站的荒诞性可以妣美的是，今年已经进入前期准备的毗河引水工程。该项工程计划投资108亿元，计划引水9.73亿M3，计划增灌面积314万亩。“计划”看起来前景“堂皇”，背景却是荒唐——毗河工程实施后，对常年断流6~8个月的金马河无忌于釜底抽薪；对于枯水期零流量，每年冬季要投放100万元生物降解剂C—M的府南河（锦江），更是雪上加霜。社会公众不明白的是，这些出自利益部门的规划和决策，与出自不同部门的规划比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规划，比如“生态四川”规划大纲，比如两江污染治理规划，究竟有何关系？这些规划如何衔接？孰虚孰实？谁真谁假？要知道，国家职能部门中，唯一长期不能完成任务的，只有环保部门。这个弱势部门的工作指标，25年来没有“及格”！这在其它经济部门，尤其是“水头木头”部门及“金桥银路铜管线铁房子”等与环境安全密切相关的部门中，是不可想像的。

2005年，四川省环保局发布《环境蓝皮书》指出：四川省环境保护的最大问题是境内河流的生态安全问题。号称千河之省的四川原有1340条河流，现有1100多条河流，其中880条（约80%）受到程度不同的污染。比如“两江”污染问题，长年监测表明：岷江中游大部分河段为V类及劣V类水质，个别为Ⅵ类水质；沱江干流大部分河段为Ⅳ类~V类水质。成都市内“二江”锦江和沙河基本为劣V类水质。同时，四川土壤侵蚀总量高达10亿吨/年，占长江上游侵蚀总量42%，每年向长江输沙达3亿吨。千河之省四川的水生态环境恶化，包括地下水污染、缺水的危机（全省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21个城市低于国际紧张线）。这究竟是GDP主义的后果，还是实施水电大开发战略的原因，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有科学的、客观的认真研究，并将成果告知公众。

河流被迫站起来了，站成一道道水上长城。在混凝土阴谋之下，河流在病痛之中跌落，在跌落之中向人类躹躬。被称为中国水电基地的西南地区，正在无河不坝，无水不电。比如四川，规划梯级开发的河流已经全面开工，包括岷江（15级），嘉陵江（17级），雅砻江（21级）。不包括马边河（9级）及芙蓉江（10级），仅三大江干流大坝将达53座（级）。“千河之省”正在变成“万坝之省”。邻省云南更不甘落后，已经规划开工金沙江（12级），澜沧江（14级），怒江（13级）共39级河流台阶。真可谓“高处水坝一时起，低处生态从此无”（作人）。似乎河流一断，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贺敬之）。如今即将死亡的黄河，正在以伤心之旅和伤残之躯，为诗中的豪情壮志作证。

一个承认人民主权的国家，在不危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地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最优化。而在中国，手握公共权力的有些人却总是捷足先登，先富起来，受害者正是人民主权和公共利益。并且，眼前利益正在吞噬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正在盗窃整体利益，能源对策的权宜之计，已经侵害了全社会的根本利益。正因为此，关于发展的“硬道理”与软实力应该并存，不可偏废。

笔者认为，中国水电工程的论证和评估，要摆脱单纯工程技术或经济效益的计较，要提高认识，放宽视野，把历史文化、社会管理、以及“三个文明”考虑进去。因此，应该考虑创新一种跨行政区划的流域管理体制，以及跨业务部门的环境决策机制。在体制和机制创立之前，被暂停的不应该是河流，而应该是切断河流的工程，以免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

我们耽心，正如实施文化名城战略，已经使文化名城有名无实；实施熊猫经济战略，即将使熊猫王国提前消失；实施政治体育战略，彻底毁了体育精神；如果实施“水电王国”战略，是不是会让千河之省提前干涸？我们更加耽心，柏条河工程被杯葛之后，会不会有人“抛小砖而争大玉”，声东击西，舍卒保车，以便无序上马大型水电工程？

我们希望有人能看着公众的眼睛，如实回答这个问题。（2006.4.23）

——十问柏条河的开发商

□谭作人

柏条河究竟惹了谁了，你们如此放它不过？你们一次又一次英勇顽强地坚持内部运作，要拖省领导和省政府下水，为你们开发柏条河背书，你们太自私了！你们的操作方式太陈旧太灰色太不光明正大了！

这里，我说的“你们”不是别人，正是都江堰管理局和下属的“有权”开发柏条河的岷江水电开发公司，以及具有港资背景的四川鸿能水务实业公司（下称二公司）。

而我说的“柏条河”只是一条总长44.76KM，总落差185M，平均比降4.13%，平均径流量11.7亿M3的平原小河。然而，柏条河是成都城市主要水源地，是城区生活生产生态的供水主动脉，是名符其实的成都市的母亲河。

也许，正是因为柏条河具有城市“供水总开关”的特殊属性，二公司才如此执着地放它不过？我真不希望你们满足我的“最坏的恶意猜测”。

2007年8月17日，成都市部分专家学者及NGO成员，顶着酷暑，再次全程考察了柏条河。综合各方意见，结合专家的见解，我在此向柏条河的开发商提出十个问题，请你们认真倾听，并给成都市人民一个答复——毕竟，柏条河是成都市的生命河，成都人民有权知情。

1、柏条河的功能定位。根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国务院已对中国国土资源按重点、优化、保护、禁止四类功能定位，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在成都平原的蒲柏走江四大支流中，有关方面正对全境位于成都境内的柏条河进行保护性治理规划，拟建设成为一条绿色的河流生态走廊。随成渝实验区建设全面开始，成都市外环路内规划人口将由400万增加到800万，城市供水翻番，生活污水将由100万吨增至300万吨。因此，二公司目前的开发规划，包括都管局1989年的供水规划，与成都市的城市发展意向有直接冲突。

2、柏条河的开发原则。二公司多次修改后的开发规划，仍十分强调“水调服从电调”的开发原则。这是水利部门在山区水电开发中常用的霸王原则，也是汪部长纠正过的错误原则。这种以部门利益侵害公共利益，以局部利益分割整体利益的原则，本来就错，强搬到平原小水电项目上，是错上加错。

3、柏条河的服务对象。柏条河全境位于成都市内，是府河、沙河唯一的水源河，也是大半个市区的供水河，理所当然应以成都市为主要保障供水对象。成都市GDP占全省1/3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无论生产生活用水还是城市生态环境用水，都首先应在供水上得到确切保障。否则，就是都管局的工作失职。在岷江来水逐年减少的情况下，都管局却盲目的把农灌面积扩增至1500万亩，用扩灌农地来与城市发展争水，必将人为地加重水资源的提前短缺和用水矛盾。

4、柏条河的生态功能。柏条河是成都平原唯一一条尚未进行水电开发的生态河流，其河流生态相对完整。如果对其进行全渠硬化的水电开发，将会产生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影响。在岷江流域开发程度高达75%，远远超过40%的河流健康安全线的前提下，柏条河的水电开发无异于在岷江生态安全问题上雪上加霜。目前，去年水利部前部长汪恕城先生对于“健康河流”的承诺，应该还不至于过时吧？

5、柏条河的环境影响。二公司多次修改后的梯级开发计划，包括最近改定的渠化27.09KM，修建10级闸坝式电站的方案，仍以筑堤雍水，形成地上悬河来维持水头，以保证发电出力。这样势必扰乱原有排灌渠系，形成局部内涝。坝前雍水将降低流速，加重水质污染。河道全砌衬将影响河流自净能力。而河流半砌衬则可能因渗水而造成两岸下湿田、冷浸田（如金马河）。这些问题，希望能有无直接利益相关的权威机构，来作出严肃认真的项目环评和战略环评。

6、柏条河的防洪隐患。十级电站开发，包括河槽下挖，不可避免会造成十条地上悬河，坝前河堤将高出地面7~10M（2~3层楼高），使自流灌溉两千多年的成都平原无端地头顶“十盆水”，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防洪隐患。而河堤高砌之后，柏条河灌溉渠系及大气降水将无法顺流归位，形成局部内涝危险。

7、柏条河的交通影响。二公司现方案在石堤堰以上修建十处电站，因水位雍高，水量增大，过水断面改变，原有路桥交通系统受到影响，大部分桥梁过水将受到考验。这是河流水利或水电开发必须同时予以规划并充分考虑的一种责任，不可装聋作哑，敷衍塞责。

8、柏条河的旅游价值。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除去渠首三大工程外，其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的内江各级分水工程，是必不可少的配套工程。特别是，成都平原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扇形自流灌溉水系，是迄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千年河流生态工程。柏条河，及其所属的三道堰、石堤堰，团结堰，就是其中融生态、生产与生活为一体的标志性工程，具有极高的旅游观光、学术考察及河流景观价值。这些价值如果毁于低水头小发电量高投资大工程量的水电开发工程，无异于因小失大，舍本求未。

9、柏条河的综合开发。柏条河地处城西上风上水之地，随沙西线建成通车，将形成一条文明路、一条生态河伴行的城市休闲旅游新通道，给郫县、彭县、都江堰带来重大利益。因此，沿河自然生态风光的保护，三道堰、古城镇、石堤堰、横山子，乃至唐昌古镇等历史文化风光资源的综合开发，应是沙路柏河的主导思维。如果为了部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仅仅为了2.9亿元的发电经济净现值，而影响到柏条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不合理，不应该的。

10、柏条河的决策模式。由于历史的原因，都江堰管理局成为岷江中游水资源配置的枢杻部门。然而在法理上，它只是一个水行政管理部门，而非水利和水电开发部门。按照执政为民的当代观念，它的管理职能应该转型为服务职能。至少在柏条河，它的最大服务对象就是成都市，并以保障城市供水（包括生产生活生态供水）为主要服务内容。省管河道不等于省有河流，使用权不等于所有权，更不等于流域开发权，希望都管局，不要在发展决策上将错就错，错位越位。

2006年9月12日及11月21日，四川省发改委两次对省政协聂秀香等7位委员的《关于科学决策，谨慎对待柏条河开发项目的提案》作出答复，对其中五条建议予以肯定。2007年6月5日，蒋巨峰省长作出有关批示：“都江堰灌区究竟今后建设怎么把握，现在存在多种意见，有个科学论证，尊重规律、合理规划和安排的问题，务请慎重，要科学合理地提出方案，严格程序，实行科学民主决策”。2007年6月14日，成都市水务局对市政协第200号提案给予答复：柏条河全河段均在成都市境内，其开发方案与成都市的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环境和文化遗存息息相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

可以看出，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对柏条河开发问题十分关心，十分谨慎，没有深思熟虑，是不会乱开发的。这是柏条河的幸运。

作为成都人，我们关心城市的母亲河。我们支持对柏条河进行综合治理，从河道疏淘到河岸整治，从河流开发到流域综合治理，正如支持成都当代的二次治水工程，从府南河河道整治，到沙河河流整治。这次，柏条河的治理模式，应该更全面，更合理，更和谐，更先进，更可持续。如果不是这样，那将是柏条河的灾难和成都市的悲伤。如果利用政治形势和势力，强行这样做，至少是不对的。

七十年前的抗战危局中，一位前辈文人王芸生面对大发国难财的腐败官员无可奈何，只得悲呼：请你们饶了国家吧！而现在，在没有完整可靠的河流开发规划之前，在河流开发管理体制和机制没有理顺之前，在成都市的城市水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我也要向二位开发商呼吁：请你们饶了这条河吧——不要让它站起来，站在无路之处，唱出天鹅之歌，跳起钌铐之舞！

2007。8。20。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