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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5.12的爱国帖（转载） 李承鹏   (2012-05-12 18:53:18)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上街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才明白是地震。 大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异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我拼命冲下楼，地面像煮沸了一样抖动，地面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已封路了，血浆都不够用了。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热情最为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我在头晚到处张罗捐款后，次日清晨与唐建光、郑褚进到北川。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楼房脆得像饼干一样且建渣里面没什么钢筋，连一楼的学生都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指着那堆很渺小的建渣：看，那是我娃娃呀，手还在动，她还没死，但是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女娃娃碎花衣服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很多还在动，可按部队命令我们不能上前，因为过脆的废墟不能轻易站人，否则会引起二次崩塌。就这样眼看孩子们的身体还在动，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而我们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还是个爱国青年，我相信生活的很多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些总打败中国队的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因为蒂弗莱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觉得这一个侧面也可唤醒民主意识。我家离美领馆很近，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特适尔转注：听说里面藏有美国F117隐形飞机残骸)，我也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抗议的拳头。同年前往美国采访时，我写过一句“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我很困惑。我还坚持过去一些爱国观点，但开始明白建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那些孩子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我认为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另一方面，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从2008发生变化，如果晚年写自传，我会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那段时间与其他一些志愿者天天在北川山里晃，救了一些老人和小孩，无意发现有一所希望小学完好无损甚至连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最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逃到山外。我问过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说得感谢那个监工。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工程兵出身，修建过程中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能从声音里听出有没有多掺沙子，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返工。老师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个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因质量问题吵，就因向当地政府追款吵。因为，企业捐助希望小学的款都要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具体施工单位……最后一架是关于操场的，终于成功追款修起了操场。大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个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我问过这所希望小学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这个监工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地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其实涉黑。前两年的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无数的冤魂，肯定会变化。我持续四年的困惑：我们不仅不能公布那些死去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这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于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所以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黄岩岛，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弘扬名望的舞台被骗子占领着，我在灾区一月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我们深爱的国家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袭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一些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5.13下午再次强烈余震，接命令必须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在时空连线，无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象被摄进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日你妈。绝交至今。一月后回京碰一著名央视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地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又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三年，我不小心批评了倪萍“共和国脊梁”，该名仁义大哥电话里斥：你丫骂人倪大姐干什么呢，她可是好人哪。我在香港书展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仁义大哥再斥：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如此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大家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不知是矫造还是表演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话在微博流传着，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类似仁义大哥这样的爱国者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可我不能去爱制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更不能去爱给学校修豆腐渣给自己修豪华办公楼的政府官员。 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爱国者，可历经2008年的奥运、毒牛奶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我对爱国主义重新定义。爱国主义肯定不是一边说是外人抢劫了我们，一边亲自掠夺国人财富的主义；不是一边说恶邻让我们石油紧缺，一边派出发改委只涨不降的主义；不是一边号召不要让强盗欺负我们的母亲，一边在大地震里让很多的母亲被欺侮的主义，她们看得见自己孩子的手还在动，却无能为力。那天我发了一条很爱国的微博：“爱国主义”就是，你并不拥有一寸私土，却宣称用生命保卫这片领土。这情形就像你并不在银行里拥有一分存款，却宣布誓死捍卫里面的金库……而且，此时你并不知道劫匪在哪里，银行保安是否把你当成劫匪。 这条微博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为汉奸。我认为这又是个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过一个亿，每年不去开几个峰会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拿几张绿卡儿女不开着法拉利在名校上学不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说，母亲无论怎样打骂过我们，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突然想起爱国者曲啸了——尼玛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我其实相当地不反对打黄岩的，可反对只打黄岩不打黄贼。可爱国者逻辑是：打黄贼得给政府一些时间，打黄岩迫不及待。对此我只有一个解析：多少黄贼，假打黄岩之名逃于法网之外。就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假爱国之名火烧曹家，可日本人打来时第一批参加了汪伪政府。 这样比爱国主义胸大肌其实很难证明真伪，说实话这三十年中国实力取得不小进步，至少近期不太可能有大批日本鬼子打进家门，所以那些组织义勇军半夜去炸碉堡的行为基本属于自我催眠的英雄幻想，不如让我们谈谈务实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一分回扣，多几根钢筋；爱国主义是少修点豪华办公楼，多建些实用农舍；爱国主义是少喝点爱心茅台，多吐槽些醒世真言；爱国主义是少宣传些虚假的英雄，多公布些逝去的名字；爱国主义是能让国民在这个国自由迁徙、念书，而不是平民子弟五证齐全才能就读京城；爱国主义爱的不是国家专政机器，而是去爱一种共同价值观……重要的不是拥护广袤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拥有生活的尊严。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就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在飞，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所以，我在乎庞大的领土多一个小岛的名字，更在乎小小的纪念碑上回归数万亡灵的真实姓名——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20120520星期日转载自李承鹏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e2nv.html）

谁是中国的敌对势力？（转载） 颜昌海   热度 11已有 783 次阅读2012-4-19 17:47 |系统分类:烧烤国事   　　在中国大陆官话的语境里，“敌对势力”好像是杀伤力很大的一个名词;就在薄熙来倒台前，他还在用“敌对势力”一词来威胁和恐吓中国大陆的官民。“敌对势力”，这些年已被其炒成了一句极具蛊惑力的魔咒;许多愤青们一听到这个魔咒，就会显得群情激愤、热血沸腾，随着薄熙来们的魔棒窜跳;而谁要是被扣上“敌对势力”的黑帽子，更几乎就成了全中国民众的共同敌人。 　　但是，在大部份民众的印象里，“敌对势力”总是与西方、美国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他们的无数苦难与西方国家却并无多少关系。大陆人生不起、死不起、学不起、病不起，这一切没有哪一样是这些“敌对势力”造成的。 　　那么，谁才是中国大陆真正的敌对势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搞清楚谁是国家的主体，然后才能找出国家的敌对势力。 　　很显然，一个国家的主体当然是其广大的民众，民众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土地、文化、政治、经济则是这个国家的命脉，也是广大民众基本利益之所系。没有了土地，民众则无处安身;没有了文化，则失去了民族之魂;没有了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权，民众只会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因此，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党或一个政府的中国。所以，谁要一心以中国的民众为敌，对文化、土地、政治、经济等方面蓄意侵占、破坏，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敌对势力。 　　60多年来，除了一直霸占着大量中国土地的苏俄之外，能符合上述条件的“敌对势力”少之又少。只有苏俄，它彻底的颠覆了大中华民国，把五千年的神州古国变成了马列意识形态的殖民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共产灾祸。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与民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民众供养政府、政府管理协调公众事务;而马列意识形态的政府却肆意摧残民众，榨取一切社会财富供其挥霍。 　　马列意识形态自从其霸占中国以来，在和平年代竟然让十几亿的民众一直生活在红色恐怖中。这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比如日本人侵略中国，14年里造成了两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毛泽东三年的大跃进“自然灾害”就活活饿死4千万人。只要是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仅仅是政策失误导致的。若不是马列意识形态，中国自古就没有造成如此惨烈的饥荒。中国在马列意识形态的手里，成了一座集体屠宰场。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也有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的权利。而马列意识形态却在一夜之间让所有中国大陆人成了没有一寸土地的共产奴隶，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除了被赠送一部份苏俄、朝鲜等友邦外，全成了官有财产，就连祖上传下来的宅基地，也都成为党的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度里，没有立锥之地，每一寸土地却属于西方舶来的马列主义的。历史上，中国也曾经被敌对势力占领，但却从来没有像这样被马列意识形态剥夺得干干净净。 　　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维系所在，文化的灭绝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消失，世界上黑眼睛黑头发的不止是中国人。而马列意识形态已成功的将中华文化从大陆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剥离出去，把大部份人改造成了只有低级智商与情商的马列劣族。中华君子之国变成马列意识形态暴民之国。说伟人，许多人会想到毛泽东;说好人，民众多会想到雷锋;说好官，人们提到的是焦裕禄。有几人还知道中华民族那些光耀千古的圣贤志士?以及他们的美德、正气与仁爱?我们被剥夺了自己的文化而不知，很多人还把斯大林似的党文化当成了中国的固有文化，大脑被洗成一堆废料。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政治文明相当发达的一个国家，有着一整套的礼乐政治架构与完备的政治制度，政权也是对全社会开放的。而马列意识形态却在中国强行植入了共产专制，这套制度的核心是唯恶是举、为善必惩，以拳头大小决定尊卑。如何最大程度的榨取民众血汗，搞残这个国家，是其行政的主要目的。这种祸国的政治根本上不能称为政治，它只能叫乱政、反政治或魔治;没有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国人即使是喝毒水、吃毒食、用假货也是无可奈何。 　　马列意识形态曾口口声声说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的剥削民众、如何的贪婪，其实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马列意识形态更贪婪的组织了。资本家是通过资本的运作来创造财富，而马列意识形态却是用政府形式、暴力手段去抢掠财富，把民众变成一无所有的共产奴隶。中国人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经济发展权了。他们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工资，却负担最重的赋税。即使是有的人通过努力获得一些财产，马列意识形态随时都可以找个藉口把其搞得倾家荡产，比如重庆的“黑打”。 　　一个国家的主体民众没有土地所有权、社会知情权、文化自主权、政治参与权、经济财产权、媒体话语权，连他们的生命也没有保障，这便是奴隶。马列意识形态把中国大陆变成共产奴隶庄园、剥夺了主体民众的基本人权，让他们在恐惧中生活，比起当年的日本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当今中国几乎是从精神到物质、从社会到自然环境全方位的腐败变异。而且，这个西来的“敌对势力”已经渗透到神州的血脉骨髓、中枢神经，渗透到民众的思想意识里，使许多人无法发现它，甚至把它当成了自己。 　　而马列意识形态的政治运作，比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也无时无刻不把中国民众作为敌人来对待，防民之术层出不穷。花费巨资封锁信息、监控全民，毁田、扒房，制造了数不清的冤案。近年来，维稳的费用已超过了军费。这在世界上，除了朝鲜可以比拟外，世界各国无出其右。但朝鲜，还有“防御外敌”，而中国大陆却完全是针对“内敌”。所谓的维稳不过是对民众开战的一个说辞。 　　从根本上讲，马列意识形态不仅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势力，也不仅是中国的敌对势力，而是地地道道的全人类的敌对势力，它想“解放”全人类，却遭到了全人类的唾弃;因为它的存在，才是人类堕落的一个标志，对于人类而言，更是一个耻辱。 　　当然，中国大陆的马列意识形态并没有说错，自由民主的西方确实是它的敌对势力。自由民主的西方和马列意识形态的西方，早就在你死我活的争战，结果是马列意识形态在整个西方都逐渐崩溃死亡。马列意识形态是西来幽灵，是西方撒旦魔鬼的再次变身，是被西方世界正义力量扫地出门的政治邪教，只是因缘际会，在中国大哭夺得了政权，获得了喘气的机会，所以它才近乎歇斯底里的叫嚣：“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疯狂的煽动对西方的仇恨。只可惜，马列意识形态在西方实际上已经死亡，残留在中国大陆的也逃不过垂死的命运。 　　说马列意识形态是中国的真正敌对势力，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和三种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结晶，如果没有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条铁律，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重大成果，就不会在地球上产生和发展。 　　人类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它们是小偷偷盗、土匪抢劫和共产强夺。这三种行为中，共产强夺对社会危害最大，而小偷偷窃对社会危害最小。小偷偷窃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其不使用暴力，且涉及金额较少，所以对社会的危害相对最小。土匪抢劫由于使用暴力，所以对社会的危害比小偷偷窃要大些。共产政权以政权暴力为后盾，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其规模之大、社会危害之大是土匪无法比拟的。例如土改时，不仅剥夺了广大地主所有者的财产(土地、房屋和工具等)，而且杀死了三百万地主，到最后整个中国大陆人还都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所谓公有都成了官有——其实官有也并不可靠，一般小官的所有，也随时可能会被更大更强的官夺走。 　　二、马列意识形态的强盗逻辑。马列意识形态以暴力政权侵犯私有财产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扩展和延伸。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平均劳动时间)定义商品的价值，因而得出结论说劳动的提供者应得到全部商品的价值，而土地的提供者和资本的提供者则不能得到任何(超过折旧)的商品价值。因此资本家的利润所得和地主的租金所得都是剥削(意为不当所得)。按照马克思的此种理论，房租和利息都是剥削收入!经济学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马克思的上述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循环推理(同义语重复)的基础上的。循环推理指的是，因为A是B，所以A是B;因为苹果是桃子，所以苹果是桃子。因为马克思定义商品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平均劳动时间)，所以得出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结论。依照上述循环推理，资本家同样可以用资本占用时间定义商品的价值，因而得出地主和工人都剥削了资本家的结论!地主也可依此循环推理，用土地占用时间定义商品的价值，因而得出工人和资本家剥削地主的结论。 　　上述三种理论：劳动价值论，资本价值论和土地价值论都是建立在循环推理的基础上，它们三者的关系是对等对称的关系。这三种理论都是错误的推理结果。 　　三、马列意识形态的错误经济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毒害中国人民50多年.中国大陆人民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剥削一词。此种习惯即是源于马列意识形态的毒害，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整整毒害了二代几十亿中国人。如此荒唐的剥削概念之所以能够毒害中国人如此久，是因为其以暴力为后盾，限止了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一百多年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就指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的逻辑性错误，如果中国大陆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只要有一人简要指出其错误并加以传播，那么两代几十亿中国人就不会全被愚弄。 　　在人类历史上，大众长期接受错误理论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地心说(太阳绕地球转的理论)就曾经被人类广泛接受，直至日心说产生并传播开来。然而，马克思的错误经济理论恐怕是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一种理论，它不仅在共产国家导致私有财产遭到侵犯，而且导致无数地主和资本家被屠杀。它使得共产国家经济失去创造力、革新精神、进取精神和创造财富的动力，因而使共产国家经济一败涂地。 　　马列意识形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掩盖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价值。现在，中国大陆发展市场经济，也揭示了马列意识形态的劳动价值论不适用当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更不适应当今中国。然而，中国大陆某些理论家之所以抽象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马列意识形态左派(保守派)，另一方面通过抽象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维护马列意识形态的图腾，维护权贵专制制度。因为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因此，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而马列意识形态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抛弃了两个部分，红色权贵统治的理论基础就流沙般溃败。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具体操作上却肯定私有企业，答案是马列意识形态主流派利益集团自己已经拥有大量不义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它们的不义之财和私有企业是靠滥用公权力，靠垄断特权得来的。利益集团在具体操作上肯定私有企业和私有财产，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和扩大他们的不义之财。 　　如今，觉醒的中国大陆人已经看到这一点，所以一方面呼吁保护正当的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做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呼吁坚决没收马列意识形态的特权垄断利益集团的不义之财，因为那些不义之财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财产，而是代表对广大人民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剥削和剥夺。保护私有财产和剥夺剥夺者，正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的之一。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剥夺不当财产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贪官污吏应当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点，应有别于1949年后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不讲证据，不讲法制的任意剥夺。 　　说到马列意识形态的错误经济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及其剥削概念)对中国大陆人的毒害与觉醒，有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首次计算出世界平均工资的报道为证。 　　目前，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首次计算出世界平均工资，尽管中国人薪资未达世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在中国网民中引起的反响却是“被联合国忽悠”了。网民用剥笋式方法，揭示出中国人的薪酬真相以及真实生活水平。 　　第一，中国职工薪酬只有ILO公布的一半。以2009年各国薪资数据为调查依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近日公布了对72个国家薪资的调查，全球平均数为月薪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7元)，年薪不到1.8万美元。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4元)，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位列72个调查国家(地区)中的57位。 　　中国网民为什么会感到联合国在“忽悠”呢?因为月平均工资4134.4元远高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年全国职工薪酬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2736元(月均2728元)，2010年为37147元(月均3095元);私营企业更低：2009年为18199元(月均1516元)，2010年为20759元(月均1729元)。上述数据揭示的事实是，莫说2009年，就是比2009年同比增长13.5%的的2010年，无论在何种类型的单位工作，中国人的薪酬也比ILO公布的2009年数据要低得多。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6.3计算，2009年中国非私营单位薪酬为月均 433美元，私营企业为241美元。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非私营与私营单位就业者人数分别为60%与40%多，折衷计算，中国的真实薪酬接近第68位的吉尔吉斯坦(Kyrgyzstan)的月平均工资 336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但人均月工资却如此之低，这意味着普通中国人并没有能从GDP这块大蛋糕分到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 继续阅读 →

  罗永浩要举报方舟子（转载） 剑芒 博主：剑芒 　发表时间：2012-03-20 17:11:34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老罗英语培训》（http://www.laoluo.com.cn）的创业者罗永浩今天刚刚发出通知准备举报方舟子的黑基金问题。下面是他在微博上发出的通知，和长微博对这次举报的详细解释。希望各界媒体抓紧时间与罗永浩联系。 『我决定本周四上午依次到民政、税务、公安部门举报方舟子的基金。我对举报的结果（至少是对效率）并不是很乐观，考虑到舆论监督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起到的良好作用，所以我想邀请媒体的朋友们跟我本周四一起行动。媒体如有兴趣，可联系18610413984找徐先生预约，以便我们提前安排车辆。请帮忙转发，多谢！』（见http://www.weibo.com/1640571365/yaMfqiimR）   （转载自博客日报剑芒20120320的博文http://jianmang.bokerb.com/blog.php?do=blog&event=view&uid=1958&ids=215939）

中国社会最重要最需要的改变（转载） 颜昌海   2012-03-19 18:07:38 编辑 删除 浏览 2688 次 | 评论 17 条 2011年3月16日，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撰文，说人大闭幕，温家宝出席记者招待会，《华盛顿邮报》记者问：“今年，在世界许多国家，老百姓都将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呢？”温家宝回答要“循序渐进”，说：“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这大概是高层的统一观点。 多年来，大家呼吁出台直选时间表，对此当局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如果高层有人反对直选，应该向国人说明真相。现在不能讲，将来温总理卸任可以找机会说明，国内不方便，可以到港、台，出回忆录。李鹏卸任后在海外出了回忆录，朱镕基也出了类似回忆录的《朱镕基讲话实录》，顺理成章温家宝也可以出一本“实录”之类的书，说明高层的重大分歧。 党内的争论、分歧，应公诸于众，这也是一种作为。现在所讲的“循序渐进”，实际上就是无限期拖延；孙文广教授说，我最近要在香港出版一本《选举实录》，其第七章《台湾选举》中有篇《台湾哪年直选乡镇长？》的文章。该文论述了台湾所以能够在1950年开始直选乡镇长，至今已经举行了16届直选，其根源是，台湾当局有“民权”理念，另一点是，当时台湾的掌权者没有太多特权和既得利益需要维护。中国大陆60余年，至今拖延直选进行，其原因应引起深思。 孙文广教授附录了《台湾哪年直选乡镇长？》：“我多次去台湾，常听朋友说他们那里很早就直选乡镇长了，最近查了一下才知道：1950年，台湾开始直选乡镇长；1951年，台湾开始直选县市长；2009年，已经进行了16届这样的直选。事过六十多年，中国大陆，不但县市长没直选，就是小小的乡镇长也不敢放手直选，现在只开放了一个职权很小、不拿工资、兼职的县区人大代表的直选。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选举，当局还要严防死守，不给异见人士留下空隙，不惜大举动用公安暴力干预，关押、抓捕、囚禁独立参选人。大陆在选举进程上至少落后台湾六十多年，而且在“维稳”喧嚣中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真是可悲！可叹！现在台湾不但可以直选市长，还可以直选总统。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开始推行一套选举制度，鼓励民众参选。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非党人士通过选举当上了台湾第一大城市台北市的市长。台湾和大陆在选举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关键是当权者的理念和追求。如果当权者要建立民主、法制、宪政的社会，当然要从推行直选开始，制定出直选日程表。如果当权者只追求少数人的权势、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把直选看做不稳定因素，是洪水猛兽。有人说大陆民众素质低下，不能直选——假设这一自轻自贱的卑贱心理真的成立，那么请问，素质为什么低？难道素质不是在参与中提高的吗？谁都知道小孩子学走路要从爬行、跌跤开始，如果让孩子整天跪着、躺着，他能学会走路吗？大陆的领导者应多向台湾、向民主国家学习，不要把“民众素质差”当做藉口，逆历史潮流而行。很多人在讨论台湾民主化的时候都谈到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其二是反对派的抗争。现在看来，六十年前国民党政府就推行基层直选、开始建立选举制度，这也是功不可没的。” 孙文广教授质疑理直气壮地坚持人大制度特色。请问既然还挂着人民代表大会的牌子，我做为公民请问：有权知道我被谁代表啦？他、她姓啥叫啥，联系方式，他、她是经过什么法律程序当选的？在任期内都做了那些工作？应当给咱被代表述职吧。否则：“应以盗职、骗薪、误民论处”，人大代表中官吏、官商、平民，各占多少？党员、非党各占多少，敢回答吗？否则：就是自打“理直气壮的耳光”。这次人大会议又提出修改刑法，人大的成就，不是制定出多少法律，而是制定出的法律有多少管用，如：宪法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41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压制或打击报复，现在的访民天天被任意遭受各种迫害，天天在喋血，各级人大代表，哪位站出来帮助访民维权？以上法律是废止是落实？！ 贪污腐败现象日益普遍严重的原因有二：一是权力，二是市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掌握了政权，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就像林彪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这就给了掌权者支配相应资源的权力，或者为了这个国家，或者为了自己及其家族，全恁掌权人的个人意志。按照大陆政治教科书的说法，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政权，压迫、剥削和掠夺人民，为自己谋利益，花天酒地，为所欲为；正因为这样，共产党才发动和领导人民推翻这个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从本来的意义上讲，应当是共产党打天下，人民坐天下；但在夺取政权的初期，被推翻阶级的残余势力有可能利用人民的名义，重新夺回失去的政权，因此共产党必须紧紧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这就使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人，处于可能被权力诱惑的危险境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或者为自己的政党、集团和宗派谋取利益，这就有可能使自己的政党和政权蜕化变质。这样，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就处于两难境地：把权力交给人民，就有可能失去政权；自己掌握政权，就有可能被权力腐化。现在，执政党就处于这种两难境地，让人民来选择，或会失去政权；继续控制政权，就被这种权力完全腐化，最终失去政权或者名存实亡。怎么办？我们已经失去实行“共产党打天下，人民坐天下”的时机，现在这样作，势必会失去政权。现在，唯一可行而且最必要的办法，就是限制权力，在赋以权力的同时，对权力加以周密的限制，以防止掌权者为私利而使用权力。对于官员的去留，人民应有最后的选择权。民主选举各级政府官员的办法，由基层做起，逐级向上实施。只要不失去中央政权，大局就不会失控，共产党就不会失去政权。 现在，贪污腐败现象日益普遍严重，是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一起发生的，其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就是拓展商品经济法则作用范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把许许多多的东西变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把许许多多的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的关系。权力、物品、知识、劳动力、灵魂和肉体等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都正在变成商品。商家和顾客、教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法官律师和原告被告等各种关系，都正在变成商品交易的关系。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那样，“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权钱交易、贪污腐败以及各种丑恶现象，就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伴生现象。它正在腐蚀着我们的党和政权以及整个社会，如果不阻断这一过程，社会主义就面临灭亡的危险。 这并非中国大陆应该放弃市场化。不市场化，就不能参加国际经济大系统，被排斥在这个大系统之外，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就势必会滞后。现在就处在两难的境地：不市场化，会落后；市场化，又有负面影响。怎么办？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制定和完善商品经济的法规，限制其副作用，规范各种社会关系。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时间，来制定和完善商品经济的法规。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主动、自觉、加快完成这一过程。制定法规总的原则应该是：抑制强者，保护弱者。也就是说，在厂商和顾客的关系上，要抑制厂商，保护顾客；在官员和民众的关系上，要抑制官员，保护民众；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上，要抑制医生，保护病人；在警民的关系上，要抑制警界，保护民众；在公检法和被告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要抑制前者，保护后者；在商家互相竞争的关系上，要抑制垄断性的大公司，保护中小公司；诸如此类的关系，不胜枚举，都应当遵循这个原则。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原则，因为强者在权力和实力上处于优势地位，如不加以限制，就会为所欲为，危害弱小的一方。 现在，中国大陆处于最虚弱地位的是农民和工人，特别是那些离开家庭到城市打工的人群，处在极为虚弱无力无权的地位，应当在立法上给予特别的保护。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立法上应当特别遵循守的原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大都注意到保护弱者。用法律法规来限制权力和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可以作为借鉴。但是，只靠这一条，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存。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就是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存在。 中国的前景有三种可能：一是既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二是强大了，却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没有强大，又失去了社会主义。而现在。正面临第三种处境。关键在于能否找到阻断自我蜕变过程的途径和办法，能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能否使这些措施真正贯彻落实。限制权力，人民坐天下，这牵涉到各级官员的利益，因而，必然会遇到各方面的巨大阻力。这方面的措施能否出台，能否落实，确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字意义非凡。相传汉字的创造者叫仓颉，他在世时任我们先祖黄帝的史官。《荀子·解蔽》一文提到：“好书都众矣，而仓颉独传者意也”。此文句也作证了仓颉造字一说，后李斯作《仓颉篇》、胡母敬作《博学篇》和赵高作《爱历篇》等都曾推崇仓颉造字一说，近三百年的清朝历史中，先后有孙星衍、任大椿和王国维等人的辑本也作证了仓颉造字一说。从众多的古书中我们了解到了仓颉造字是建立在与事物象形基础上的，因此，我们把汉字的最早字形称之为“象形文字”，随着历史发展，后来的文人将其不断发展，又使汉字朝着“象义字形”、“形声字形”等等发展，最后才有了今天的定型汉字。虽然仓颉造字的初衷是什么，但自古同一汉字和词组都存在文学知识意义的正解和生活玩笑式的侃解，其中“政治”、“政客”就颇具代表性。 文学知识意义正解：1：政治——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并在社会上层建筑居于统帅地位。无产阶级政治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力发展生产力、健全社会的民主法制和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2：政客——不讲原则，玩弄权术，图谋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人。但如今玩笑式生活的侃解是：1：政治——“政”字由斜“正”旁和斜“文”旁构成，“治”字由三点“水”旁和“台”字构成，其“政治”二字的侃解就是：“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2：政客——“政”字侃解同前，“客”字由“家”字上头，“各”字为“己”义构成，这里的“家”字头泛指国家之义。其侃解就是：“正不正，文不文，窃国为己有”。回首改革开放之路，纷纷落马的贪官污吏，就是政治、政客侃解嘴脸的真是写照。落马前，他们在政治上不讲原则、玩弄权术，“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发展经济”等等口号比谁都叫得响，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疯狂敛财比谁都干得大，窃国家之财占为己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比谁都拿得多，这正是政客们“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结果。政治为经济服务，给经济发展以巨大影响，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至今政企不分、官商合一，护假、纵假、吃假无处不在，“鸟为食亡”的悲剧在消费的陷阱市场中已演变成“人也为食亡”的悲剧，无形中使“3·15”变成了闹剧。这难道不是政治在给市场经济下的百姓生活开玩笑？“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政治脱得了干系吗？无产阶级政治代表关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看“以钱为本”的今天，世风与日俱下、道德诚信难觅、欺诈无处不在，下流淫秽泛滥，政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地方和部门利益，黑恶势力保护时有发生，这些都是政客们“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结晶。 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前行，正是由于政客们不讲原则，玩弄权术，图谋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结果，他们反对政企分开，他们青睐政商合一，至今在中国处处可见，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愈演愈烈，难以遏制也就并不奇怪。最近，官方微博宣布免去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由张德江接任。事实证明，“正不正，文不文，上台就玩水”的政客们乱党，祸国，殃民，根本原因在政治之体制。该体制相当于“制造假核毒素的反应堆”假核毒素，向党，向官吏，向人民传播，该假核毒素的威力之大，之深，可无孔不入。如：权力官员不受人民监督共染“腐毒”不受约束，无底线，共染贪婪无度的“淫毒”人民天天被洗脑，共染“造假核毒素”而成“无法无天，不受任何约朿，没有任何底线的黑社会老大”。甚至把司法机关都给弄瘫了，堵死了疏导民怒的渠道，而使访民年年增，维稳经费年年涨，雇用黑恶，绑架访民，监视异议人士；更恶劣的是把被雇佣者培养成无人格，无正义，无底线的土匪。 值得赞扬的是乌坎事件有了初步成果，然而用汪洋的话说是“没有创新，只是落实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几十年了，只有经过乌坎村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用薛锦波的生命才落实法律，这条法律在此之前100%的没落实。只有干部有及时接受监督的制度，才可有效克制村干部的腐败，乌坎原村支书薛昌案举一省之力查一村之案数月无果，要把全国村干部都查清得多少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变成废纸，“遍地都是火药库”谁应对此后果负责？！王立军是警界的楷模，又是涉黑，涉腐，涉渎职的恶人，一人牵涉最高层腐败人无数，广东韶关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的叶树养贪污1800多万元，他一人牵出30多位厅级干部，60多位处级干部，100多位科级干部，辽宁沈阳市的慕马案，把一个省会给弄腐败了，靖宇县原县委书李铁成把一个县给弄腐败了处理的结果是，抓几个大的，养了一大批小的，这些事实都理直气壮说明了“人大制度特色”。 德国之声中文网，刊载了中国著名思想启蒙人、学者吴祚来先生的文章“两会，你是否对得起每年的春天？”，论及国民与人大代表。他说，大街上，司机也偶尔会谈论两会，多是牢骚满腹，认为两会没有解决老百姓的面临的问题，只是摆花架子开会，弄得满城交通紧张，不是这里戒严，就是那里管制，没有会议代表出行，也出现多处管制，令人不解。两会之前，有司机希望利用两会罢工，想引起两会代表对出租行业的关注，因为出租司机没有周六周日休息时间。由于油价与物价上涨，工作与生活越来越紧张。听说带头起事的司机两会前就被拘留，出租司机行业没有自己的工会，也没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更没有政协委员，所以只有个别司机通过号召罢工来试图解决自己行业的问题。吴祚来问一位司机，过去有这样的事情吗？司机说，几年前有过，当时也是抓了几个司机，还判了刑。其实那次没有罢工，但政府还是做了许多让步，减免了许多费用，差不多一个月一个人少交七八百元费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应该帮帮那些为我们争取权益的受政府判刑的司机。而这次，我们也看到政府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应，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司机们将获得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也就是每月会减少四天的份钱，一天平均二百元的话，也能减少八九百元的份钱。 任何社会群体利益受损，都是社会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或者说是没有权利代言人，吴祚来通过网络检索，希望在媒体报道或网络信息中，找到出租司机中的人大代表，可惜没有。也就是说，全国有一百多万辆出租汽车，但却没有专业性的人大代表，全国农民工有一点五亿人，而属于农民工的人大代表，也只有三名。尽管农民与城市市民的代表将实现1：1，如果这个比例中，具体代表数字被官员占用，代表的意义也就被弱化了，或者没有实质意义。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没有独立参选的公民人大代表，这一条路被行政部门阻断，如果所有的代表都由党政机构内定，这些代表只能是党政机构的外围人员，百姓的声音无法上达，国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 媒体报道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大幅下降：在全部代表中，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比上届减少了三分之一。但媒体无法知晓，减少了三分之一之后，领导干部的代表还占有多少？如果人大代表的数字都是国家秘密，这样的人大代表对百姓有何意义？所以，不仅要公开人大代表姓名身份，还应该公开他们的联系方式，并保证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接待日。否则一年一度的会议难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平时有效的沟通所代表的社区百姓，提交的议案提案也是临时作文。 的确应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要发挥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政治优势，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如果形象地说，全国人大是铺路架桥的，而党的意志则是火车头；但要问的是人民在哪里？人民在火车上还是在铁路旁，是一群观望者。如果火车上装的都是权贵，而人民只有旁观的权利，那火车的合法性与铺路的目的又是什么？！ 没有人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们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权贵资本主义。自邓小平时代以后，党不再主张自己的政治意志直接成为国家意志，而是通过全国人大，将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予以实施。这一点，许多学者专家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毕竟执政党不再直接干预社会，不再在前台操盘国家行政事务。但问题是，全国人大如果将自己定性为确保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人大就成为虚设的橡皮图章，执政党如果决策错误，如果某些政策法规只体现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那么人大的“确保”的只能是背离人民的权益。 执政党应该顺应人民的意志，通过全国人大，发现人民的精神需要与经济需要，从而制定国策，改革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如果执政党固守自己的权力意志，一厢情愿地代表最先进的思想与文化，替天行道一样，具有无可争辩的先进性，并拥有真理，那么执政党的政治意志，通过全国人大，转化为国家意志予以实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执政党如果犯错了，全国人大也要保证其错误的决策成为国家意志付诸实施？！全国人大的职能不能倒置，全国人大代表要分清国家权力与自己代表人民的神圣权利。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里说，90%以上的人大代表分不清权力和权利，人大代表的使命是代表权利制衡和挤缩权力，但现在的人大代表却本末倒置，代表权力去压迫权利。最典型的就是要为公民建道德档案，最荒唐的是与领导握手就欣喜若狂，最无耻的是装哑巴或从不投反对票。…… 即便是现在的共和国制度设计，也有着三权分立的角色扮演。执政党代表党派权利，作为社会组织，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精神追求，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代表人民，是人民权利意志与精英智囊的合作，一方面它制约或影响执政党，另一方面它直接决定政府的作为，它的相对独立性与主体性，使执政党与政府不至于一体化，不至于权贵合力，使国家经济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而现实的悲剧在于，人大因为既接受执政党的领导，贯彻执政党的权力意志，又受制于政府的经济拨款，这样的人大就不能成为独立的行使人民权利意志的主体，而成为执政党与政府的一部分。共和国的权力分立机制被模糊了，被消解了，人民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不可能通过代表的选票，来影响国家决策，来影响执政党的权力意志。 汪洋在谈到乌坎村民主选举时说到，乌坎村不是制度创新，而是制度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相关规定，完全赋予村民自治与独立选举权，村民选举村长或村党员选举村支书，都是国家制度规定的，完全没有任何创新。但由于人大代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权利，也没有意识到全国人大作为独立的权力机构，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要限制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力，将人民的意志做成国家意志，让政府与执政党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回归政治与经济、文化与宗教常识。 （转载自凤凰播报颜昌海的博客http://yanchh.blog.ifeng.com/article/16861473.html）

思科诉iPhone商标侵权 大爆苹果收购不成始末（转载） CNET科技资讯网   （特适尔转注：看了许多报道，觉得苹果企图不劳而获、长期商标侵权，给人的印象是，苹果一贯耍流氓！）   作者： CNET科技资讯网 CNETNews.com.cn 2007-01-11 14:13:03 关键词： 思科苹果手机Macworld商标侵权iPhone CNET科技资讯网2007年1月11日国际报道 网络设备大厂思科周三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苹果侵犯其iPhone商标。同时思科还控告苹果企图以人头公司来收购该商标权。 思科向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提出的控诉指出，苹果本周二在旧金山Macworld大会上宣布的iPhone产品，属于刻意侵犯思科的商标。 思科表示，苹果先前已经多次试图收购iPhone的商标，后来遭思科拒绝后，苹果又另设挂牌公司（front company）进行收购动作。 （诉状全文见此） 思科副总裁暨首席律师Mark Chandler表示，原本两家公司在周一晚上已经几近定案，允许思科与苹果共同使用iPhone名称。协议中有提及必须让思科的Linksys网络产品与苹果的手机互通。Chandler表示，这个作法是希望避免未来客户在使用时产生混淆。 双方人马在周一晚上八点散会，当时已经只剩几个问题没谈妥，Chandler说，但周二苹果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登上Macworld大会舞台后，却直接把”iPhone”这个名称拿来用在自家的新产品发布会上。 “我们先前已经说得很明白，一定要完全谈妥细节后才能发布该产品。”Chandler表示，”我们的预期是，对方不会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就使用这个名称。我们很意外，这么大的厂商竟然会擅自使用侵权名称。“ Chandler表示，思科得知苹果已经抢先发布产品后，马上告知对方必须尽快完成协商工作，但至今苹果方面都还没有人联络思科。 思科在诉状中指出，要求禁止苹果继续使用该名称，同时提出赔偿要求。 苹果发言人Natalie Kerris则表示，”思科的侵权官司很愚蠢，他们说的商标注册其实站不住脚。”她指出，”许多VoIP产品都曾用过iPhone这个名称；而我们则是第一家在手机上使用iPhone的公司，若思科想跟我们打官司，我们有信心胜诉。”     思科旗下Linksys部门所推出的iPhone 思科是在2000年买下Infogear后取得iPhone商标权；Infogear则是在1996年三月注册了iPhone这个名称；思科表示，自家的家庭网络部门Linksys自从去年就开始在家用VoIP产品上使用iPhone商标，上个月Linksys还扩充了iPhone产品线。 一家英商公司Orate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也有提供一个iPhone产品；美国加州San Jose有家Teledex也提供饭店房间iPhone服务。 Chandler表示，思科知道哪些厂商用了iPhone名称，先前对这些侵权者也都有做过一些捍卫行动。 最近一年多来，网络上就盛传苹果会推出一种结合iPod（特适尔转注：这个iPod因涉嫌侵犯唯冠iPad商标权被唯冠在英国起诉过）播放器与手机功能的产品，许多人也臆测苹果会使用iPhone这个名称。 思科在诉状中表示，苹果最早是在2001年接触思科想要买下iPhone商标。之后每年都会提出这个要求，尤其在2006年的次数最多。 “每一次，思科都明白告诉苹果我们无意卖掉这个名称。“思科诉状写到。 … 继续阅读 →

苹果侵犯思科iPhone商标权被起诉（转载） 新华网   （特适尔转注：标题为特适尔所改。原标题：苹果、思科争iPhone。）   2007年01月12日     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９日在Ｍａｃｗｏｒｌｄ年度会展上向外界展示公司第一款手机ｉＰｈｏｎｅ。作为苹果正式进军手机市场的标志性产品，ｉＰｈｏｎｅ当日赚足风头。     １０日，ｉＰｈｏｎｅ再次吸引世人眼球。不过，这次是美国思科系统公司状告苹果侵权。思科公司指控说，ｉＰｈｏｎｅ是思科旗下商标，苹果手机使用这一名称侵犯了思科权益。     思科起诉     美国苹果电脑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９日展示了万众期待的ｉＰｈｏｎｅ手机，他同时宣布公司更名为“苹果公司”。一天后，美国思科系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地方法院起诉苹果。思科认为，ｉＰｈｏｎｅ为其旗下商标，苹果此举侵权。     美联社说，思科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它２０００年收购InfoGear科技公司时，将InfoGear拥有的ｉＰｈｏｎｅ商标一并收归名下。３个星期前，思科还推出了一款名为ｉＰｈｏｎｅ的网络电话。     思科９日说，苹果过去数年来一直要求获准使用ｉＰｈｏｎｅ商标，两家公司已为此谈判多年。“在苹果反复要求使用思科的ｉＰｈｏｎｅ商标后，思科心怀善意地与苹果展开了谈判，”思科副总裁马克·钱德勒在一份声明中说，“毋庸置疑，苹果的新手机令人振奋，但它不应该在没有得到我们允许的情况下，使用我们的商标。”     钱德勒说：“明天的ｉＰｈｏｎｅ不会是今天的ｉＰｈｏｎｅ。个人电话、手机、工作电话和个人电脑融为一体后，潜力无限，这就是为什么保护公司商标对思科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 　　苹果不屑     面对思科指控，苹果寸步不让。苹果说，两家公司的ｉＰｈｏｎｅ指代的是完全不同的产品，苹果有权使用这一商标。     苹果公司发言人纳塔利·克里斯称思科的起诉“傻”。她说，另外还有几家公司使用ｉＰｈｏｎｅ商标。“苹果是第一家以ｉＰｈｏｎｅ为手机名称的公司。如果思科想挑战我们使用ｉＰｈｏｎｅ的权利，我们非常自信，我们能赢。”     思科副总裁钱德勒１０日说，思科的目的是与苹果达成协议，以便两家公司在不同产品上使用ｉＰｈｏｎｅ商标。他说：“（苹果）产品公布前，我们希望并推测这事就算不能提前结束，也能很快了断，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路透社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斯９日公布ｉＰｈｏｎｅ手机后，也对达成协议一事表达出类似情感。     对于思科起诉，外界分析人士看法各异。鉴于思科市场资本总额预计超过１７４０亿美元，ＪＭＰ证券分析师萨缪尔·威尔逊说：“关键在于，与因一个字眼起诉苹果相比，思科的钱和时间本应有更好的用处。” 　　ｉＰｈｏｎｅ     相对苹果公司王牌音乐播放器ｉＰｏｄ，ｉＰｈｏｎｅ之名可谓与之绝配。 （特适尔转注：iPod涉嫌仿冒唯冠IPAD商标，被唯冠起诉，所以双方早就交锋过。苹果见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搞不择手段搞到手。）     据介绍，ｉＰｈｏｎｅ将苹果的ｉＰｏｄ和手机融为一体，能播放音乐和上网，支持无线网络及蓝牙无线技术，还能运行苹果电脑的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操作系统。ｉＰｈｏｎｅ造型时尚，机身轻薄，机身背部内置了２００万像素的数码照相设备，耳机和ＳＩＭ卡存储器等接口一应俱全。值得一提的是，ｉＰｈｏｎｅ通过苹果特殊设计的触摸屏控制，这种触摸技术比以前触摸技术更精准，即使用户无意触碰到手机屏幕，手机也不会误操作。     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豪言论断，苹果智能手机的创新设计“将为移动通信领域带来一场彻底革命”，拉开下一代智能手机序幕。难怪公司一定要为它争到ｉＰｈｏｎｅ。（陈立希） （20120305星期一转载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12/content_5595868.htm）

雷锋是怎样炼成的?（转载） 颜昌海   2012-03-05 14:08:24 浏览 8720 次 | 评论 19 条 “雷锋叔叔”是谁？在大陆官方网页上，雷锋是这样定义的：“雷锋，（1940～1962）湖南望城县人，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共产主义战士。”每年的3月5日，是毛太阳为雷锋题词周年，这天被命名为雷锋日。 每逢重大政治变革和政治运动到来，雷锋纪念馆官方的“英雄事迹”都有重大修改。每个历史时期，雷锋的事迹都有明显不同的史命印记，比如文革前，雷锋是忆苦思甜艰苦朴素学毛著的典型；文革后，雷锋就变成了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无情的阶级斗争典型，渲染坚决要求上沿海前线与“美蒋特务反攻大陆”，编造了他抓多少反革命的谎言。改革开放了，雷锋又成为对待同志象春天般温暖的好人典型，就差没说他如何先富起来了。到雷锋的网页去浏览，只要留心就会发现雷锋这个形象在不断根据政治需要而产生微妙变化，而这些变化全靠谎言编织。 雷锋是中国大陆文革前夕，在忆苦思甜和学毛著运动中共应运而生的标杆人物。忆苦思甜和学毛著运动，完全是靠垄断的宣传机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强化推行的，除了御用的“苦大仇深”人士现身说法，更通过电影戏剧，诗歌文学铺天盖地，以压倒一切之势向民众强行灌输“阶级仇民族恨”，强行灌输毛泽东的“思想”。这埸全民洗脑大手术，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策动下，由一个湖南藉的，身高不足六十英寸的解放军下士雷锋开始，升华膨胀到一个个更加颠狂的高潮。这个由叔伯们养大的湖南小兵，谎称自己的母亲被强奸自尽，父亲是抗日为国捐驱，而他从小就是举目无亲的孤儿。 在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大陆，一个人想有发展，必须有如下几个条件： 一，有良好的家庭出身背景，如革军革干，工人和贫下官方农等； 二，本人的政治表现要优秀，如党团员，靠近党团组织的积极分子； 三，参军入伍，复员后即使不是党员，也是官方在地方上的基干； “雷锋叔叔”，是否一个集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于一身的圣徒？相信今天的年轻人读了他的日记就会明白，如果“雷锋叔叔”这点扶老携幼，助人为乐的做人本份，都要当作“平凡事迹”，值得中国大陆人如此大张旗鼓的学习，那么官方华民族的道德水准恐怕也就连强盗都不如了。“雷锋叔叔”将自己所做的一切，豆腐账般的记在本子上拿给上司看，也正是整景作秀钻营投机的表现。而官方当时急需的也正是这一类驯服听话的工具。 雷锋之所以走向全国全社会，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报》是最初的“伯乐”。后来又通过新华社的宣传推广，最终成为“公共明星”。据悉雷锋成为明星的简单过程如下： 1960年国庆前夕，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的宣传助理员张峻被派到雷锋所在团做调查，然后以《节约标兵——雷锋》为题，写出了一篇三千字的稿子，递到《前进报》。总编嵇炳前很重视，因为此前不久报社刚接到地方上的一篇来稿，也是表扬雷锋捐款给辽阳灾区的事情。《前进报》认为雷锋的事迹很突出，家庭出身也很典型，但是张的稿子没有写到点子上，应该写他不忘阶级苦民族恨，写他的新旧社会对比……。总之，文章的中心内容要围绕军委扩大会议和总政治部指示开展的“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恨、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运动来写，这就是雷锋被做为典型予以重点宣传的由来。 一开始，雷锋事迹还仅是部队内部艰苦朴素节约的标兵模范典型，因为当时正值“自然灾害”期间，官方的政策是煽动阶级矛盾（“翻身做主人”的工农群众与被剥夺了财产和人权的“黑五类分子”的矛盾），以此转移人民对党的不满，提倡“穷光荣穷过渡”和“共产主义道德”，缓解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从这个起点上升为‘两忆三查’高度，完全是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所以很快，雷锋事迹就从部队推向了全社会。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新华社驻辽宁分社的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当时雷锋已经在社会上以“忆苦思甜’的典型到处做报告。佟和李听了报告后，和《前进报》总编嵇炳前一拍即合：要报个大典型。 “报个大典型”的计划，立即受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大力支持，于是“大典型”的稿件以《毛主席的好战士》为题在《前进报》上登了两个半版。同时还发给了新华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等各大报刊杂志，沈阳军区还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好战士》的发表，雷锋的名字在东北大地也家喻户晓。雷锋的诉苦报告，在空军机场、海军舰艇、工厂车间、农村打谷场，到处都讲，因此成为全中国大陆社会“两忆三查”的典型。 在中国大陆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人们的是非观念往往不自觉的忽略真实，所以雷锋的形象虽然有造假修饰之嫌，但经不住连番累牍的轰炸式宣传，老百姓还是不自觉的接受了。张峻后来也承认：雷锋的很多照片，都是事后补照或是在导演下抓拍摆拍的，这种摆拍在当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可以说，雷锋是官方政治宣传机器有史以来摆拍造假最多的“英雄人物”。据说美联社曾有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说：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如果是自发的，为什么还有照片？这些照片是不是“导演”出来的? 美联社记者的问题很尖锐，也很有趣。但中国大陆官方是怎么解释这类问题呢？据雷锋纪念馆透露，1961年2月，为配合部队学习雷锋的高潮，沈阳军区决定由政治部和雷锋所在的部队筹办雷锋先进事迹巡回展览，没有图片只有文字的展览是不可能生动不可能有说服力的，如果全部采用绘画的形式，一是人力不足时间不允许，二是不够真实，这样就需要补拍一部分照片，这个工作由沈阳军区政治部的专业摄影记者季增来完成。不过，也正是这些摆拍补拍的照片，使雷锋这个“典型”的很多“模范事迹”穿了帮。 为了树立雷锋这个典型，官方宣传机器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除了党委经常研究对雷锋的培养教育外，还专门指定一名常委帮助他。如果领导不扶植、不大力支持，雷锋也成不了雷锋。比如雷锋的报告稿，就不是雷锋自己写的，因为他没有太高的文化，报告稿是由所在部队（工程兵10团）宣传股长和组织股长，还有沈阳军区俱乐部主任陈广生等人一起根据雷锋的身世写成的。原来的题目叫《雷锋同志模范事迹材料》，在做报告时改成《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雷锋每次外出做报告的时候，都是有人陪同的，陪同雷锋做报告的有政治部宣传处等十余人。对雷锋的培养教育，由团副政委刘家乐亲自抓；连指导员高士祥具体帮助；对雷锋的学习辅导和对外宣传也指定了专人具体负责。 再就是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迹，据说雷锋在入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通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的文章甚至读了几遍，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其实这些读书笔记大多出自工程兵政治部于长清的手笔，于被指定为雷锋的理论辅导教员，长期辅导雷锋学习，雷锋的许多“有哲理”的学习心得笔记和日记都是在于长清指导下写成的，于也是陪同雷锋做报告次数最多的人。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对雷锋外出做报告都做了明确规定：在团范围内，必须有政治处派干部陪同；在军区工程兵范围内，政治部必须有专人陪同；在沈阳军区范围内或到地方做报告，军区政治部必须派专人陪同。报告要说什么，不说什么，在什么场合怎么说，都要因地制宜随时修正，不能信口开河。 雷锋这个政治婴儿，随着忆苦思甜运动的开展，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深入，部队各级领导都对雷锋这个“先进典型”产生了极亢进的兴奋，他们深知：雷锋这个典型会使他们官运亨通，所以对雷锋呵护有加，对树立和宣传这个典型也就高度重视和无比认真。说穿了，伯乐相马是为了马匹卖个好价钱，街头耍猴的艺人要想赚更多的钱，就要训练猴子的表演能力，因此雷锋这个典型的背后不只是政治需要，它还关系到一系列官场的利益需要。 关于雷锋的烈士头衔，雷锋的“英雄事迹”最初说他是为了掩护战友英勇牺牲的，这就有个“壮烈牺牲”的情节问题，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无法编造园满，后来就被偷偷的改成了因公殉职。那么雷锋是这样“因公殉职”的：当时部队配备的汽车有两种型号，一种是俄国的“嘎斯51”，一种是国产“解放”，雷锋是班长，当然要驾驶新“解放”。汽车连驻军所在地院内有一排一人多高的粗木桩，栓上铁丝凉晒衣服。他教副驾驶员乔安山练车，撞倒了一根木桩，雷锋身材矮小，铁丝带起了木桩，不偏不倚地正好砸在他的头上，他就是这么死的。确切的讲，他的死是一场意外事故造成的，并非重于泰山。颅骨骨折一般是没救的，因为颅内出血必须开颅手术，而当时的医疗条件，开颅手术十有八九是失败的，即使成功了也是植物人，所以雷锋就“牺牲”了。按常理，雷锋如果反应快，跳到一边也完全来得及，但事情偏偏就这么巧。 还有人说雷锋是死于“谋杀”，因为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这个典型由于太多造假，再活下去只能越来越完美，但实际上活人是做不到这点的。在中国大陆，当活的英雄难，所以中国大陆的英雄们大部分都是死了以后才被发现。万一今后犯了点别的什么错误，就会大大影响这个英雄形象，死诸葛吓退活司马，若想永远保持英雄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英雄死掉，比如美国电影明星梦露，就给人们留下了永远年轻而美丽的形象。所以，为了政治需要借此机会让雷锋结束生命也未尝不可，颅骨骨折不积极抢救，那就是最成功的谋杀。因为雷锋死了，沈阳军区的那些伯乐们才有了价值更高的千里马。毛太阳的题词也使千千万万不学无术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受益非浅，光是大型纪念馆，全国就建立了两处，一处在湖南望城，一处在辽宁抚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公务员。 不管这个湖南小兵出于什么动机，他对“毛著”的庸俗化学习是博得了毛泽东赏识的，这也正是沈阳部队的伯乐们急切期待的。雷锋一死，毛泽东立刻就为他题了词。“雷锋叔叔” 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经验，立刻带动了各行各业的“标兵”和“积极分子”，蜂涌而起的是王铁人钻石油井的哲学，陈永贵种高梁谷子的哲学，李素文卖萝卜白菜的哲学，徐寅生打乒乓球的哲学，总之所有的庸人之见都成了哲学。雷锋式的英雄人物也纷纷涌现：刘英俊、欧阳海、王杰、麦贤得……，几乎每隔几十天就产生一位英雄，比耶鲧的门徒们还多。 其实雷锋本来是个普通人，入伍之前，在东北鞍山当工人，是名共青团员，此时的雷锋还没有太多的国贼蠹禄思想，还有他真正人性的一面，比如作为青年人，他还知道买块名牌手表，买件牛皮夹克，知道追求真实的美。但进了“毛泽东思想大烘炉”之后，很快就判若两人，变成了一颗“永不生锈”的很会投机钻营的螺丝钉，牢牢地拧在封建法西斯主义战车上了。 雷锋也恋爱过，电影《雷锋》有这样一点朦胧的情节，就是雷锋与一位小学女教师有点暧昧关系。雷锋是个虚荣心和表现欲很强的年轻人，除了记者为他拍照的上千张“剧照”，还自费到照相馆照了很多相，而在中国大陆1960年代，照相是种很奢侈的消费，一个普通士兵的月津贴只有6元人民币，除去购买牙膏肥皂等日用零花钱，能剩下多少？当时照相馆的黑白三寸照收费不低于一至二元，可见雷锋的勤俭节约并非实情。所以，他收集牙膏皮（当时的牙膏皮是铅质的）卖钱，和自己的追求虚荣是分不开的。 按说雷锋正值青春年少，追求异性也是人之常情，现实生活官方也的确如此，据说雷锋确实爱上了某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年轻女性喜欢嫁给军人也一直是“新中国”的社会风尚。雷锋是这家小学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这位女教师是教音乐的，长得很漂亮，虽然不是班主任，但她是少先队的辅导员，直接与雷锋打交道，二人迸出爱情火花也在情理之中。但很遗憾，雷锋的恋爱美梦很快就破灭了，这位年轻女教师在与雷锋的交往中又结识了沈阳军区政治部的某位干部，也就是雷锋的伯乐之一，她最终另攀高枝，嫁给了这位干部。 当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整体道德江河日下，人民对所谓“雷锋精神”开始反思时，官方利益集团仍然还在抓住这个“共产主义道德典范”来欺骗人民，还在有气无力地坚持说：雷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宣传雷锋、捍卫雷锋更是长期的神圣任务。 对于在1962年雷锋死后才懂人事的大部分中国大陆人，首先要弄清楚雷锋是个什么样的人，要知道毛泽东大张旗鼓在全党、全军、全国推动学雷锋运动的目的。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可见雷锋被“封神”的岁月正是毛泽东在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国策的历史关头。林彪为雷锋题词是：“读毛泽东主席的书，听毛泽东主席的话，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泽东主席的好战士。”当年跟老毛泽东跟得最紧的林彪非常清楚，叫全国学雷锋就是要七亿中国大陆人俯首帖耳地听毛泽东主席的话，做毛泽东主席的好兵。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快捷方式”，“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61年林彪授意《解放军报》从5月1日开始在报眼上每天选登毛主席语录。总政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雷锋在和平年代能在短短的两年多军旅生涯立了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最显着的功劳是刻苦学习毛主席语录，并记录“日记”4.5万字。他经常到兄弟部队和地方作报告，讲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林彪把雷锋这个厚礼送到毛泽东的心坎上。毛泽东看《雷锋日记》后说：“此人懂些哲学”—-无非是斗争哲学。周恩来题词的关键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右派”如今都是共和国公民了，毛泽东打倒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叛徒、特务、走资派刘少奇”都沉冤昭雪了，国内外资产阶级成为官方的座上客；“阶级斗争为纲”被永远抛进历史垃圾堆。今天的宣传部门要“深入挖掘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其实已经阉割了雷锋精神最具杀伤力的“对阶级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今天中国大陆讲究“和谐”，雷锋最拿手的“忆苦思甜报告”主题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人们质疑：在今天“后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时代典范？还要把醉心阶级斗争“毛主席的好战士”整容为“具有激发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胡说什么“雷锋精神具有激发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正是掩盖了毛泽东时代同今天“人民”的概念的鸿沟。为什么“三个代表”就塑造不出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典型？还要死抱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雷锋？！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被雷锋辅导过的小学生们，他们后来无一例外的都成了各行业的先进分子劳动模范，也就是活雷锋，为了死雷锋，他们必须继续做出各种牺牲或奉献，也要到处作报告，回忆雷锋精神，尽管他们之官方有些人不情愿作假，但身不由己，不得不昧着良心替死人撒谎。但这些人当官的不多，有几个当了女兵做了官太太，其余多半都下岗“买断”了，但是每年的3月5日，仍然还是他们被折腾和折腾别人的日子，结果是活雷锋替死雷锋难受。 每年的3月5日，全国上下都要搞一天学雷锋做好事的纪念活动，比如免费理发，免费配钥匙，免费测血压等等。在这一天，中国大陆人变得特别懂礼貌有教养，但3月5日一过，就全都变了模样。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学雷锋活动日，早已沦为一年一度的全民良心造假日。雷锋精神在中国大陆人民心目中，究竟是道德的升华还是良心的污染，相信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定是彼此心照不宣，不然，怎么还会造出西点军校也在学雷锋的弥天大谎呢？! … 继续阅读 →

唯冠修订在美iPad商标起诉书  称苹果多次欺诈（转载） 中新网和腾讯科技     2月28日综合报道  唯冠周一发表声明称，他们已经修正了此前在加州对苹果提起的“iPad”商标侵权指控，认为苹果在获得iPad商标时多次欺诈并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 　　声明中称，“证据表明，唯冠台湾和苹果代理商在2009年12月23日签订的协议是因为苹果的隐瞒欺诈行为和压制事实促成的，所以2009年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 　　唯冠还在声明中表示，“一旦协议因为欺诈被判无效，那么iPad商标在欧盟、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越南的使用权将重新归属唯冠台湾所有。” 　　诉讼称，苹果在购买唯冠持有的iPad商标时采取了“缩短时间”的方式，并采取了事先预谋欺诈策略，因为苹果知道唯冠会反对其采用“类似商标”。 　唯冠方面称，为了使欺骗更隐蔽，苹果利用中介Farncombe International和其常务董事格雷厄姆·罗宾逊（Graham Robinson），为购买唯冠的iPad商标找了一个精心设计但虚假的借口。 苹果设立一家专门用于购买iPad商标的公司IP Application Development（简称IPAD)的特殊目的公司，隐瞒了IPAD Ltd实为苹果代理公司的事实。”，并隐瞒该公司其实是苹果代理人的事实。格雷厄姆·罗宾逊在与唯冠谈判中还取了个假名乔纳森·哈格里夫斯（Jonathan Hargreaves），进一步掩盖苹果参与谈判的事实。 　当唯冠问及IPAD Ltd的业务属性时，罗宾逊回避了问题，只是说“一家新成立的企业。” 　　罗宾逊还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披露公司的业务，相信你能理解，因为我们还没有公开宣布此事。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能向你保证，公司不会和唯冠竞争。” 　　此前有报道称，苹果采取隐秘策略，这会对辩护产生不利影响。纽约商标权律师马丁·斯维莫尔(Martin Scwhimmer)还说：“没有看到过这种计谋。” 　　不过其他专家认为，唯冠无法直接对苹果提起诉讼，而是只可以对苹果特殊目的公司IPAD Ltd提起诉讼，因为是IPAD Ltd购买了实际商标。 （转载自中国新闻网IT频道http://finance.chinanews.com/it/2012/02-28/3703075.shtml以及腾讯科技http://tech.qq.com/a/20120228/000155.htm）

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转载） 韩寒   （特适尔转注：这段时间有点忙，转载文章比较多。颜昌海、余晓平、韩寒的文章不错，所以转载了。特别是韩寒，从所谓“代笔门”闹剧中解放出来，回归本我。）   首先，这篇文章的原名叫《彼岸花》，也就是年前回应麦田的文章里说的正写了一半的那篇。很遗憾年前美好的讨论气氛被一场闹剧摧毁了。那次讨论其实使我获益匪浅。看了很多人的文章以后，我有一些对原来观点的修正，由于这会儿还在保养期，就先不修了。待春暖花开时，我想《再谈革命》，《再谈自由》，《再谈民主》。让我意外的是，我以为这些枯燥的话题不会有多少人关心，因为我问过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表示最爱看我写的⋯⋯影评。我甚至看见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是个毛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几年，赵样不行，江就一下，再胡搞几年，就习以为常了。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同时也表明了你所有的关心，都是无用的，弄不好自己还要惹一身麻烦。 但是当有一个口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就是对自己的关心，大家或深或浅或多或少都会愿意谈论，甚至为社会的改变而行动。期间发生了台湾的选举。虽然台湾和大陆在生态上有诸多的不同，但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曾想到，国民党居然是通过了这种方式反攻大陆，没有一兵一卒，不用一枪一弹。于是我开始回想自己的履历，终于让我想起了我经历的的一次选举——     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班里选班长。我们班级好像一共是42人，每个同学可以选多人。我因为人见人爱，学习成绩突出（我小学的确是学习委员，不用诧异，每个胖子都瘦过），得了满票的42票，而我的竞争对手则比我少了一票。遗憾的是，最终的结果我并不是班长，因为老师说，你这个同学，太不谦虚了，居然能全票通过。你怎么好意思投自己一票。 于是，我落选了。虽然现在我是反对在学校进行班干部选举的，但那次在黑板上画“正”字，至今深印在记忆里。从那次以后，我至今没有见过选票。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二三十年，大家都记得邓小平在1985年说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最终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口号。毫无疑问，这个口号已经实现了，而且似乎已经超额实现，有一部分人太他妈富了，虽然中产阶层也在增多，但在这一部分暴富者的映衬之下，老百姓好像更穷了。经济改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们先不去管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但政治改革依然不见起色，你看，人大还没召开，老百姓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说实话，我觉得现今中国一人一票选主席未必实际，社会各个阶层人数差别太大了，互相割裂，地区发展也不均衡（特适尔转注：记得温总早就讲过，选举逐步从村到乡镇、到县市、到省、到全国等等）。能做到一步到位朝发夕至的似乎也只有霸权和独裁，而非民主与改革。其实我能接受现在就知道2012年谁当主席，谁当总理，就像当年邓小平钦点接班人也没问题——邓立君，正常。但是我代表身边的很多年轻人朋友（这不是泛指，真的是我认识的朋友们，经过对民主和改革的讨论，他们授权我代表），郑重地希望改革开放的口号能够再加一句——让一部分先选起来。 至于这是哪一部分人，哪些地区，都无所谓，但是选什么很重要。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村一级的行政选举，但是这种实践步子走的太小了。政权成立快一百年了，我们好歹也该一人一票选市长了。当然，在一开始，我甚至无所谓其中必须有民选代表，哪怕都是由官方指派的候选人都没关系。比如上海市，完全可以由当权者指定三个候选市长，让他们在电视台和报纸上自由辩论，提出各自设想，然后再去各个区县公开演讲。村级选举的贿选很容易（贿选也比不选强），市级选举的贿选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某个大城市进行公开市长选举的同时，全国人民也都可以围观和进行虚拟投票，培养培养情操，准备迎接实战。同时，市长可以每三年选举一次（特适尔转注：建议每四年一次，包括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可以联手弹劾市长，那人民代表就不再形同虚设。如果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开始选举市长，那饱受诟病的上访制度也可以休息了。因为我坚信，只要市长是选出来的，哪怕暂时都是党的人，都会顾忌人民，反之就只会讨好上级。只要你不犯法，大不了人民把你选下去，你无非是能力不足，也不用为了保命而躲到美国领事馆去。这对于官员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和保全，对于国民来说，则是最生动的民主练习。     社会之稳固，不应该靠中宣部，而应该靠往前迈几步。 （20120225星期六转载自韩寒2月12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150.html）

重庆美剧（转载） 韩寒   （特适尔转注：韩寒还是那个韩寒，而且越变越可爱！）   昨天夜晚，相信很多网友和我一样，拼命刷屏人民网。我估计这是人民网第一次迎接来这么多真正的人民。刷屏的目的只为了三个字，王立军。     宫廷大戏一出，我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在这次闹剧中，由于我猪一样的发挥，深感愧对观众。没有想到王立军出现了，而主人公又去了美国领事馆，这就是美剧了。再次回头看看自己扮演的国产连续剧，真的太小儿科了。     这又让我突然想到了常年在各个县城参加拉力赛发车时的情景。因为我是种子车手，所以都是县里的领导给我发车，但到了第二年，主持人喊着一样的头衔，出现的却是不一样的脸。发车过程结束以后，伴随着主持人的一句“请领导下台”，我注视领导的背影，感慨万千。当然这其中有升迁的有栽的，而重庆具体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政治八卦里，我们终究是看不清楚的。大路消息深藏不露，人民网不仁，我就只能顺着小道一路攀爬，拼凑出了个大概。在这个过程里，我代入了王立军同志的内心，得出了一个字，累。     中国的官员本身就是极其分裂的，他们上午进会场，晚上进会所，一方面要学习和领会六十年代风格的文件，一方面又要在互联网上仔细分辨微博和QQ的区别，而他们在批评美国的同时也要精确的知道美领馆的位置。在这里，你读不懂中国。我由衷地替他们觉得辛苦。今天只是跟了一个晚上的重庆美剧，过程跌宕起伏，消息层出不穷，连我都觉得需要休假式治疗了（特适尔转注：vacation-style therapy），何况当事人王立军，估计已经休克了。     所以我不明白，中国的官员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很多人都想当官，这是肯定的，尤其是当了大官，想做生意的时候根本不用像吴英那样自己想办法筹钱，最后还换个死刑，只需要安排一个亲属，垄断一块资源，致电一下银行。官员做到了一定的程度，上上下下都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因为上海大火而辞职的官员很快就可以去新疆当官，好在不是被派往克拉玛依。今天能调动舆论机构的，明天就成负面新闻，今天能开动国家机器的，明天就被国家机器带走。对于官员，大家已经不再用腐败和清廉来形容了，只有得势和失宠。而大家也不知道重庆将要发生些什么，尽管这个城市刚刚去香港唱过红，而在此之前，香港人只听过张国荣唱的《红》。     这次的扑朔迷离，让我知道：未来的中国，其实不需要预想一个什么颜色，红也好，蓝也好，都抵不过透明。 （20120223星期五转载自韩寒2月10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11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