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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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运动”人民的“运动”  

    “减租退押”工作告一段落，城市农村忙着建立各种机构，共产党撒出大批人马，把散沙式的中国构建成为一个密不透风的钢筋鉄屋。城里按行业组成各种工会，街道按住户编成居委会；农村按自然村组成村农会、鄉农会。社会的中空地带又有青代会、妇代会和各种学习斑、训练斑以及名目繁杂的群众团体。一句话，偌大的神州再没有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一切全网络在政治结构的圈圈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纵是走动一步也得向你所在的“组织”请假，步行十里必须有“组织”开出的路条（即盖有红戳的身份证明）。哪儿不是眼晴？哪儿不是暗哨？村村有关卡，处处查证明，没说“特务”、“反革命”，就是狐狸、野兔也无法藏身。一天王同志向我说：“小黄同志，革命形势发展得太快，到处都需要干部，第三期‘革大’马上就要开学，你能不能介绍几个你最了解的工人同志去参加学习。”我认为這是组织对我的相信，感到十分高兴立即应承下来。王同志又說：“去的人一定要历史清楚，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决不能让坏人混进去。”我经过慎重思考将南门大桥边万寿合茶叶店的龚得明和冻青树街尹长发茶叶店的王洪寿推荐“革大”。這两人在斗争陆羽春邹老板时表现得特别勇敢极积，在我离开茶叶业工会后仍经常向我反映情况，好像是我的门徒一样，去到“革大”后每周休息都要专程来看望我。我觉得自已不但有了同伴，还为壮大革命队伍出了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喜欢培植自已势力，团伙帮派就是這样形成的。 

    1950年9月，区工委派我到紗帽街一带组建居民委员会，作法是首先摸清情况，发现极积分子，居民委员会委员一定是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的。這一个地段我作小孩时就混得烂熟，其中有个极积分子竟是当年成德小学高四斑大我三岁的女生邬邦顺。她不认识我，我可知道她。她家是开设织绫廠的有銭人，父亲算是开明人士。他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房子宽大凡开会总是在這里。她父亲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一见开会就忙着摆桌椅板凳烧茶送水，邬便担任义务招待员。有次在她家闲聊，她父亲笑容可掬地说：“我是信上帝的，喜欢共产党，他一来地方上的恶人收拾了，现在做生意再不受气啰！过去常常遇上买了东西不给钱的人，今天谁敢？” 

    那时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和地方上的恶势力，城市里只有管制分子，没有地、富、反、坏一说。何谓“管制分子”就是指在国民政府时代，参加过“中统”、“调统”、“軍统”組织的 “特工”人员。這些人里面好些都是小老百姓，临解放时国民党招兵买马，一些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为了不受欺悔，花上几个小銭就可以买个“公事人”的护身符，还有持枪证，谁知一下子竟成了臭名昭著的“特务”。解放后人民政府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号召有历史污点的人应主动向公安机关“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這些人纷纷去自首登記，因罪恶不大或根本没有罪恶，不属于逮捕对象，只需定期去派出所彙报思想，接受“特口干事”（专门管理特种户口的户藉）的训飭，這些人通称为“管制分子”。由于不以政治立场划綫，人和人的相处十分团结，广大的工商者还是保护对象。根据政策在居民委员人选上，我认为她父亲是最好的对象 

    有次我去邬邦顺家找她父亲商量工作，谈话中透露出我和她原有的同学关系，她惊喜得叫了出来：“黄同志，你是成德的！你怎么一下成了共产党干部？你不是党员也一定是团员，对吗？”我既不肯定是也不否定，因为那时党团还未公开，属于保密范围，共产党組织纪律特别严格，凡不准说的事纵是面对妻子、父母也不能说，如说了一经查出，便是違反組织纪律，会受到很严历的处分。她见我不明确表态便把话题转到一边说：“同学，哦，黄同志，我好想像称一样参加革命哟，当个共产党干部，成天跑跑颠颠啊。”我成竹在胸笑笑道：“欢迊！欢迎！但首先要接受組织对你的考验，对革命对党要有认识，当前就是要协助政府建立居民委员会。”接着，我把王孝純同志对我讲的那翻大道理，依样画葫芦地告了她。她也听得来如痴如醉飘飘然起来，不停地自言自语说：“共产主义社会真好，我一定革命一辈子！”  

    不几天“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反美”、“抗美”立即成为建立居民委员会的中心工作。用“抗美”来推动居委会的建立，用“援朝”来“揭发美帝国主义侵华罪恶”。我们没日没亱的成天开会，发动群众深入揭“美帝侵华的罪恶材料”。哪怕是捕风捉影到的一星半点，就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控。比如一个老太婆说平安桥街天主教堂育婴堂修女如何虐待孤儿，打骂孤儿，我们如获至宝根本不去调查核实，立即动员老太婆去会上揭发，我便代表政府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揚。揭发控诉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热烈，越来越邪门，一个妇女立即站起来说：“美帝国主义在平安桥开办的育婴堂不是做好事，是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中国人。我亲眼看见他们不给孩子吃飽，很小就叫他们做苦活，生了病不给治，一个个瘦得像骷髅，死了没棺材装，在北门磨盘山上挖几个大坑，几十个、几十个的埋在一起，有的还未死便撒石灰、塞棉花，鸣鸣鸣，好惨啊！”他话刚完又一个在街头卖青菜白菜的小贩说：“天主堂内有个圣母軍组织，它们专门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还把中国人骗进去取血、抠眼晴，送回美国去作人体试验，还破肚子砍脑袋……”会场顿时群情激奋，一遍怒吼的口号声：“打倒美帝国主义！”、“揭穿美帝囯主义的罪恶！”、“抗美援朝保家卫囯！”接着又有人站起来揭露说： “美囯大兵一个个都是衣冠禽兽，打着帮助中囯抗日的旗号，实际是侵略中囯，压迫中囯，剥削中囯，更可恶是强奸中囯妇女。一次在福兴街我亲眼看见几个美囯鬼子强奸一个中囯妇女，那个被奸的中囯妇女全身都是血……” 

    這些控诉者一个个绘声绘色，声泪俱下，说得有鼻子有眼晴，令人相信无疑。第二天共产党的喉舌《川西日报》大版大版地，把全市各街道揭发出来的事情不分真假如数刊登出来，相互渲染，来回传播，很快使人民反美情绪达到高潮，而抗美援朝的歌曲“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囯，就是保家鄉！中囯好儿女，斉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遍及街街巷巷，家家户户，曾支持过中囯抗日的美囯政府，成了过街老鼠鼠人人喊打。 

    谎言改变了历史，造谣污染了良心。一天亱里我回区工委，她顺道同我走了一段路程，在没人的地方她突然问我：“黄同志，我觉得会上揭发出的那些事情有点不实在，美囯人不会有那样坏吧？帮我们抗日可是真的啊！你还記得不？在抗日胜利后的第二年，我们高年级学生没花一分钱，一人领了一套罗斯福呢的卡叽布童子軍衣服……”我想了想说：“這又是美帝国主义一桩侵略的罪恶，送衣服是，是……”我拍着脑门搜索枯肠，竭力找出一个适合的词儿，搜索半天终于找了出来“是，拉栊收买腐蝕我们中国儿童，比杀人放火还毒，你明天赶紧站出来揭发，这是你投身革命最好的表现。”邬邦顺显得有些为难，我不停地给她打气道：“你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实质。现在正是你献身革命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控訴。”第二天开会她没有来，我去问她父亲，她父亲客客气气躲躲闪闪说：“她外婆病了，回鄉下去了。”我心里很不满，认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临阵脱逃，自然把她父亲那个候选居民委员的资格也取消了 

    在我们不断煽动、啓发、诱导下，一些人不再是善良的人，一个个全成了制造虚假事实的“作家”。我们才不管这些，要的是群众反美情绪。这个情绪达到沸点的时候，我们立即趁热打铁，发动大家捐献和动员参軍，使得“抗美援朝”的高潮一个接一个。那生动的捐献场面真使人热泪盈眶，捐献出来的金子银子，珍珠玛垴，就像倒豆子样的哗哗哗地往捐献木箱里倒。我发现一当人的感情被欺骗左右，什么愚蠢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我们供给制干部没有什么捐献的，主动将每月津贴的一半（旧币6500元）作为长期对“抗美援朝”的捐助。在居委会成立后又逐家逐户发动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内容主要是“防奸（细）防特（务），向政府检举揭发各种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增产节约计划”。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五十多年后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资讯的畅通，历史的解密，才知那场朝鲜战争是金日成一手挑起，史大林、毛泽东竭力支持的结果。不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是要消灭南韩建立共产党国家。因此不是正义战争，是侵略战争。这场战争虽然勉強与美国打了个“平手”，却冤死了中国几百万人，还欠下一大笔对苏联的军火债务。不仅使中共彻底与美国决裂倒向苏联，在国际上处于绝对孤立的地位，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也丧失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真象他自己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详情可翻阅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五、有趣的意外邂逅 
    “春风得意马蹄疾”，此生也有得意时。我的“得意”与“荣耀”并未花费什么力气，既无“十年寒窗”之苦，也无“勤学苦练”之劳，仅仅是时代骤然变迁一下得到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东西。地位改变必然带来思想改变，我再不象以前那样埋头做人，变得态度傲慢张狂，特别在那些有钱人面前，开口闭口总是我们共产党怎样怎样，我们毛主席怎样怎样，处处摆出一付革命的架子。一天我去一户地主家催讨租金，路经联升巷一座黑漆公馆门前，看见了那位昔日来去坐私包车的姑娘。她已无昔日风光与傲气，可怜巴巴地守着一个旧货地摊。地摊是用门板搭的，两端放在条凳上，上面卖的全是些值钱的物品，诸如古色古香的瓷器陶器，貂皮帽，羔羊袍，玉器手饰等。这是意料中的事，靠收地租的有钱人家，现不但无地租可收，还得退还佃户押金，日常衣食住行，油盐柴米只能靠卖原家里値钱的东西过日子。五十年代初摆這种地摊度日的有的是，革命嘛，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可我有点同情她，行走的脚步不自主地停下来，在地摊前久久不忍离去。我不是浏览物品，是什么说不出。也许我眼光太热，竟然使她惶恐不安，连织毛衣的手也微微颤抖，几次错了针。
   天长日久，日久天长，我每天都要在她地摊前站个时辰，尔后默默地惬意离开，走不远又回头看，好象遗落了什么值钱的物品。也许是我看得太痴太傻的缘故吧，一天适值地摊无人围观，她陡然仰起丰润洁白的脖子，嗔怒地盯我一眼，以极不满意的口吻问：“你买什么嘛，天天都来看，又不是西洋镜。”这不软不硬的话，弄得我进退维谷，哑口无言，是呵，该买点什么？这地摊上的东西有哪样适合我买？为了掩饰破绽，我故作镇静地笑了笑：“来看当然就要买。”
   她秀俊的脸庞上荡起一丝笑容，红得发湿的嘴唇向上一翘，白白的齿缝间冒出一句：“好吧，那就请你问买哪一样，是琥珀手镯，还是翠玉耳环？”
   好厉害的嘴，嘲弄揶揄，我有点受不了，少年的心被激怒，必须反击。我溜了一遍，最后把眼珠停留在地摊一隅的那串银灰色的项链上——这项链是她常系之物，下面还吊有个小巧玲珑的红玉石鸡心，不知什么原因，此时摘下放在那里。
   “就买那！”我指着那项链说。她惊得一怔，织毛衣的竹针险些掉在地上，黑眼珠盯着我一动也不动，好象在说：“你这是故意耍花招，有意刁难我。”但她却不动声色，把黑黑的长眉毛一扬，用手抓上项链，猛地送到我面前：“卖！”
   “买？”我嗫嚅了，该怎么办呢？不过人的感情一经激怒，就不轻易冷却，此时的我好似一个进入赛场的角斗士，能中途退场么？买就买！“多少钱？”
   “这……”现在轮到她犹豫了，是呵，一个姑娘怎能把自己的心爱之物卖给第三者，这不等于出卖自己吗？假戏快结束吧，让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谁知她不“休战”，长发一甩，继续进攻：“5元！”
   形势逼迫我不能再考虑，尽管当时五块银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也必须如此：“买！”当，当，当，我从怀里取出五块银元，一枚一枚扔到地摊上。她此时表情复杂，进退不得，我不敢怠慢，抓起项链飞也似地走了。
   自此，我来去绕道，生怕碰上再惹出麻烦，可心里老想去她地摊前站一站，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她的地摊，神秘的地摊，有股摄人魂魄的力量总是拉扯着我。大约一周后，我远远地从此巷经过，蓦然，她叫住了我：“喂——。”无名无姓的称呼，使我停下脚步。“我的项链呢？”她走近说，声音很低很低，表情羞涩而不自然。
   “我不是买了吗？”我有点懵懂，看着她不停踏地的脚尖。“不卖了，还来，这是你的钱。”她腰肢一扭，显出姑娘特有的娇态。
   我瞧着她手里那五枚发光的银元，似笑非笑地：“买卖买卖，有卖才有买，哪有成交的东西叫退？退也可以，得用十元来取。”
   她瞪我一眼，把一头蓬松的散发往后甩了甩，咧开小口一笑：“你比威尼斯商人还贪婪，才七天就打了个利滚利。”说到这里，她明亮的眸子一转，声音甜得像糖：“我不是叫你退项链，是叫你退鸡心里的东西……”
   鸡心里有东西？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拿回家还从来没看过，一直珍藏在箱子里，现在见她那失悔爱恋样儿，心里有股说不出的乐劲，忍不住问：“什么东西？”
   “你呀，小官僚。”她脸庞绯红，越发不好意思 了：“拿回家也不打开鸡心看一看，那里面有我的照片。”我一听，顿觉自己胜利了，故意放声大笑：“我，就是买的它。”
   她生气了，憨嗔地把小嘴一翘道：“你真坏，快还我。”我忙收敛起笑容，认真地道：“没在身边，我回家取去。”欲转身，她又说话了：“不要去取了，你就留着吧，但有个条件，不能给第二个人看。”我应着，心里荡起一股甜丝丝的涟漪，好象得到什么。
    很快我们开始了交往，她叫王宝宜，父亲是地主兼银行家，母亲是个名门闺秀的师范学生。记得一个春暮，我们相约去公园，公园在城中心，四周环着一条小河，在楠木林的不远处，有座假山，假山有座凉亭，遥对凉亭的是座高巍巍的辛亥保路纪念碑，除此，还有许多花草。初解放，政府来不及管理，地上遍是落叶，显得萧瑟、凄凉。我们沿着小路，缓缓向前走，彼此没有说话，呼吸的气流直冲对方脸庞。我很高兴，行动说话都特注意，似乎一下成熟了许多。她心跳得厉害，胸脯一起一伏，沿途攀折树叶，一点一点撕扯着。到了小径的深处，一排杨树遮断行人的视线，这里好静，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上唱歌。夕阳的余辉给大地罩上一层橙黄色的光环，我惊奇地发现，她太美丽了：一身合体的阴丹士林旗袍，外罩米黄色开士米外套，白套袜，小元口皮鞋，举止落落大方，说话文文静静。她的眼睛不但光泽明亮，而且饱含喜悦的光芒。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地说：“我不是穷人，有点天生的热爱共产党。你不知道，我最恨有钱人欺负穷人，当官的压迫老百姓。一次，我爸爸解雇了一个正在生病的职员，那职员找上门求情，爸爸不同意，推说银行业务不好。我在一旁劝说爸爸，业务再不好也能容下一个人。爸爸只好同意，事后爸爸向我说：天下穷人同情不完，我们做生意将本求利，不是好善乐施的慈善家。还说中国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孔夫子和孙中山都解决不了。”
    我插言道：“共产党就能解决吃饭问题，打土豪分田地，就为着解决穷人吃饭。”她不假思索地回道：“這是暴力，我有点怕暴力。暴力要流血啊！和平一点不行么？”我认为她的话有些走题，便把新学到的一些革命理论原盘托出说：“革命就是暴力，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不流血怎么叫革命！”
    她纤细瘦弱的身躯，为之一颤，脸上露出一丝忧伤的苦笑。 

     四、 加入“革命组织”  

    那位最早给我送来“革命真理”的解放军叫王孝纯，川大学生，1947年就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组织领导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现在在军管会群工部工作，任务就是发现培养革命极积分子。自此，他经常和我接触，除向我宣讲革命的道理外，还不断启发我的阶级党悟，比如地主如何利用土地剥削农民，资本家如何通过工厂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还向我讲国民党如何反动，蒋介石如何卖国，旧社会如何不公平等。我听得十分认真，有时恨得牙响，甚至气得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万恶的旧社会，为死去的阶级弟兄报仇！经过他不断调教、摆弄，我渐渐地成熟了，经常向他汇报思想情况以及一些在老百姓中流传的话语。一次他突然问我：“有人说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怎么看？”我不假思索道：“这个谣言听我们师兄也说过，我告他蒋介石反动派八百多万武装到牙齿的匪军，都被我们小米加步的解放軍消灭了，还有什么反动势力打不倒？共产党江山万万年！” 

    他听后十分高兴，誇我立场坚定，觉悟高，进步很大，己具备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条件。我望着他军帽上红五星问：“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忍不住哈哈地笑起来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是革命青年人的先进组织。”我想想又问：“怎么才能加入？”他说，“你要提出申清，填写入团申请表。”我立马道：“我申请！”他重重拍我一下肩头：“好，明天我就把入团申请书带来”第二天他拿来一张纸质不甚好的十六开单页纸，一面印有毛主席的大头像，一面印有许多长短不一的空格，计有姓名、性别、年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社会关係等，他不但是我入团介绍人，也是帮我填表的人，我只在申请人一栏上写上自已名字。三天后他悄悄告訴我说：我巳经正式被组织批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开始秘密过起组织生活来。在1950年12月前党团组织活动均未公开，直到１９５１年初才开始亮相。自此我是有“组织“的人了。 

    什么是“组织“？他说“组织就是父母，但比父母还重要。父母给予我们的是身体，组织给我们的是灵魂、是理想。有了组织就是有了伟大的母亲，我们对母亲一定要忠诚老实，什么事也不能隐瞒，要永远为她工作战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此后，他便以组织的名义向我布置各种“革命任务”，给我的第一个革命任务就是搜集街上谁人是保甲长，谁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事、当过官，以及谁家有枪只弹药等等。也问到我们茶叶店的情况，对二师傅的事问得更详细，当的什么官？平时干些什么事？说过些什么话？骂过共产党没有？家里有几支枪？接近些什么人？我一一地如实作了回答。第二个革命任务，要我尽快串连同行业的茶叶店工人，动员他们起来组织工会。于是，我按照他的布置积极活动起来，有时间就四处跑。开始师婆有点做脸做色，对我的行为表示不满，我有点心怯，向他作了反映。他说：“不要理睬他们，现在不是资本家的天下，有共产党撑腰，怕什么？” 

    我心里踏实了，跑得更疯狂，一天师婆终于发话了：“师兄，你天天吃了饭不做事，没日没夜地跑，这样不太对吧？”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公开回顶道：“你不要再压迫我们，现在我们翻身了，八百万蒋匪军都被我们共产党消灭了，未必还怕你们资本家不成？” 

    “你，你，你”，师婆皱巴巴的脸气得成了棵大白菜，抱水菸袋的手在不停地发抖说：“什么你们我们的？我做生意赚钱，你是我店上徒弟，吃我饭拿我钱，难道我不能管你吗？” 

    我也来了气，毫不示弱地回答道：“你不要忘了，现在是新社会，我们是工人阶级，吃你饭拿你钱怎样，不该吗？难道你委屈了？我天天没日没夜的跑又怎样？你去告我嘛！” 

    师婆翻着白眼，眉毛立成两把刀，把水菸袋重重地往钱柜上一撂，用手指着我：“我塘小了，你鱼大了，养不下你，你……” 

    “吵什么哟”三师傅张叔奇回来了。他是个明白人知进知退，从不拿着脑袋撞崖，可能知道共产党已看中我，迟早一天会离开茶叶店的，何苦在这关节眼上得罪人，便笑嘻嘻地向我说：“你师婆是旧脑筋，多原谅原谅她。你跑你的吧，忙办工会事，师傅支持你。” 

    我气消了，心里好得意。我把经过向王同志作了汇报，他十分高兴地表扬我：“很勇敢，有阶级觉悟。上级布置了，要我们尽快把工会筹备起来。” 

    就在工会筹备会成立前夕，春熙北路陆羽春茶店一位姓蒋的工人被老板解雇了，原因也是跑组织工会。我立即把情况向王同志作了反映，王同志没作过多考虑，斩钉截铁说：“这是随便解雇工人，破坏劳资关系，我们得打打资本家的威风，显示下工人阶级的力量，开会斗争他。你立即组织工人，我通知他们同业公会的理事长。” 

    陆羽春茶店的老板姓邹，五十多岁，是个犟脾气，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斗争会选在金鱼街茶叶业公会交易市场召开，来了百十位工人，会议由我主持。按照王同志的布置，我首先指责陆羽春邹老板无故解雇工人是破坏劳资关系，是违法行为，应向工人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邹老板根本不道歉，一上台就吼就闹，说他解雇姓蒋的工人是他的权利，谁叫他吃了饭拿了钱成天乱跑不做事。参会的工人一下傻了眼，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说不出话来。我急了，只能唱独脚戏，面对面和他辩理。在辩不过他时就领着大家呼口号 

    “打倒不法资本家陆羽春 

    “不准随便解雇工人！” 

    “工人弟兄团结起来，保护我们权利！”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口号一喊，大家来劲了，有几位工人弟兄也跳上台与邹老板辩理。人多势众，声大力增，邹老板胆怯了，又在参会的同业公会罗理事长的压力与劝阻下，表示收回成命不解雇蒋姓工人。我们胜利了，大大鼓舞了士气。我成了成都市茶叶业工人中瞩目人物。不几天，在茶叶业公会任职的姐夫找到我抱怨说：“老弟，你作这事想过没有，你得罪了陆羽春邹老板，就等于得罪了全市茶叶店的老板，今后谁还敢请你帮工，还想不想在这个行业混饭碗？” 

    我认为姐夫思想软弱落后，没有斗争精神，反去教育他说：“你还是抱着老皇历不放，现在不是有钱人的天下了。那天要不是王同志早有规定‘只能说理，不能出手’的话，我早就会叫工人揍他一顿。” 

    姐夫长久久望着我一脸杀气腾腾的样子，惊得嗫嗫嚅嚅地道：“小弟，你变了，你变了……” 

    不久，成都市郊响起了叛乱的枪声，在龙潭寺一带尤为激烈。城外交通基本中断，物价暴涨，人民币一下变得不值銭，买东西全要银元，人心惶惶谣言纷纷，说共产党马上就要垮台了。组织上下达命令，党团员不准私自上街外出，不准向商店购买东西，随时准备战斗，为革命作出牺牲。由于土匪是散兵游勇，大多数穿着便衣，聚散无定，来去无踪，很难对付。王同志曾听说龙潭寺是我们师傅的老家，我多次去过那里对地形很熟悉，便决定派我去为一个进剿的武功队（便衣解放軍）带路。我没有犹豫，行前去顺城街大北茶厅向当坐柜先生的父亲辞行，他没反对只是说：“娃儿，子弹可不长眼睛，打着就没命了，你是黄家的独苗苗啊！”我拍拍胸脯，慷慨激昂道：“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保卫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了我家世世代代不再受苦受穷，纵是割下脑袋也心甘情愿。”父亲上了点岁数，不像我那么血气方刚，考虑决定件事总是顾虑重重。他环顾左右，突然压低声音说：“我听人说，共产党天下长不了，你去拼命值不值得？” 

    “爸呀，你思想怎么这样落后，国民党蒋介石八百多万匪军，都被我们共产党消灭了，几个毛毛土匪还能成事。”父亲知我脾气，一旦决定的事八条牯牛也拉不回，只好关切地提醒：“好，我同意你去，眼睛得放灵光点。” 

    土匪是散兵游勇，清剿的部队一开去，他们就如鸟兽散，跑得没一个影儿了，接着大部队开到四周各县，叛乱的枪声哑了下来。回到城里不几天王同志告我，我的組织关係己转到一区工委工組（当时成都分为八个区，一区所管辖地段在东门锦江河内一带），我即忙去一区工委报到，組织告我先去七县联合办事处工作（指温江、郫县、崇庆、新繁、灌县、双流、大邑、邛崃七个县）。七县联合办事处是个临时性机关，负责催收地主退回农民的押金和多收的租米，史称“减租退押”。我正式穿上四个口袋的灰布制服，戴着灰布鸭舌帽，腰插手枪（手枪套上还系一红绸子），每月领取旧人民币12000元（折合新币1.2元）薪金，过着供给制的国家干部生活。从一个学徒娃儿一下当上的共产党的干部，成了国家主人有点神气十足，工作又是出入过去从不敢问津的公馆大门，每天到地主家去催讨押金租米。地主都是有銭人住着大房子，有的还有丫头、帮工，仍有过去气派。可我们一去他们再没有威风，就像老鼠看见了猫，说话都在打啰嗦，有的头也不敢抬。一天我去福兴街一个姓谢的地主催押，這个人过去当过市参议员见过一些世面，可在退押上老拖时间总是说：“小同志请放心，有銭我一定会退，纵是卖房子也得找上买主嘛。”我扠手瞪他一眼，粗声粗气说：“谁要你卖房，把金子银子拿出来。”他笑笑：“小同志呀！我家要有金子银子早交给政府了。”我忽见里屋有几张笑着的臉在幌动，其中有両张臉特年轻，想必定是他的儿女们。我认为他们在嘲笑我，于是我在桌上一拍道：“少废话，你到底退不退？要不退今天我就把你带走。”他沉黙，既不荅应退也不说不退，双方陷在僵持中，我气得不停拍桌子，一手摸着挿在腰上的手枪说：“不退，就跟我到区上去。”這时両个学生哥儿走出来，陪着笑脸说：“同志歇歇气，我们一定保证最快退还押金。”我认为是威风起到了作用，趁势缓和语气说：“你们和我一样都是年轻人，要站稳立场帮助你家尽快退还农民押金，要下次来再不退，我一定会把他带走。”這个姓谢的参议员发现我很厉害，立即放矮身架連声说：“是，是，是。” “好嘛！”我挺着胸昂着头大摇大摆的走了，心里却好得意：有銭有势人算什么？一付熊相。  

                     三、喜迎解放说翻身  

    1949年4月，自《新新新闻》（当时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媒体，解放后更名为《川西日报》，1953年并省后改为《四川日报》）登载了解放军打过长江的消息后，师傅、师婆开始紧张起来，成天愁眉苦脸，少有言笑。一天下午我去厨房取饭路经客厅，听二师傅正向师婆说：“妈，龙潭寺那百多亩地快卖掉吧，不然共产党来了会给你分掉的。” 

    师婆一手拿着纸捻，一手抱着水烟袋咕噜咕噜地抽过不停，想了会儿才摇着头道：“这是祖上留下的，不能到我们这一辈败了啊！这样，我怎么有脸去见祖宗？再说，现在卖也卖不起价，一亩顶多一百元钱（指大洋）。还有，老蒋那么多队伍就打不过共产党么？” 

    二师傅继续开导道：“不要说100元一亩，就是50元一亩也要卖。你不卖，共产党来了不但全部没收，还要吃斗争……” 

    “我不信，共产党也要讲理呀，除非是棒老二（指土匪）差不多。我们的田土又不是抢来的，贪来的，占来的，是辛辛苦苦一滴血一滴汗挣来的，要没收总得有个说法。” 

    “妈呀，什么说法不说法”二师傅仰天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了解共产党，它革命的宗旨就是发动穷人打垮富人，分田分地是重头戏。成都失守只是迟早的事，我们军部早就在暗地商量‘和平起义’……” 

    “怎么，老百姓拿钱拿粮养着你们，连屁也不放一个”师婆停住手中纸捻，双眼睁得大大的：说“难道你们肩臂上扛的是吹火筒么？” 

    “妈，兵败如山倒，天意不可违啊！”二师傅无可奈何地叹口气道：“上面不想打我们做参谋的有什么办法。” 

    “你想过没有，你们是吃公粮穿老虎皮的人啊！共产党能放过你吗？”师婆担心地提醒，二师傅陡然站起来在堂屋走几步，有点大义凛然地说：“我又没有反抗它，要是它真不讲理，老子就和它拼了！当軍人还怕死么？” 

    通过这些细微动静，我发现有钱人怕共产党，心里着实高兴。睡觉前我把听到的这些话告诉三位师兄，他们想了会儿，你看我我看你，还是刘大师兄先开口说：“共产党就是过去的‘霉老二’，十多年前就在通南巴（指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一带闹得很凶，说要打成都，吓得成都有钱人往重庆跑，后来老蒋的中央軍开进四川，才没来成都。我爸做生意路经巴中，他说共产党把那里有銭的绅粮全抓来关在牛棚里，又打又吊又捆，还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收了田地房屋，听说还共妻啊！不知是真是假？” 

    姜师兄咳咳咳地道“不管怎样闹，对我们穷人没什么坏处，能分几个就分几个，分不到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是帮人的命”，说着又咳了起来“现在，谁能治好我的病，就是大恩人。” 

    罗师兄抠着下巴，似开玩笑似认真地说：“我最希望是共妻，我一生怕打单，共产党来了要能分个婆娘给我，我一定喊它万岁！” 

    他的话引得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我默黙在想：“看来世道要有大变化啦”！ 

    半年后成都“和平解放”了。 

    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邓锡候、王瓒绪等大人物，还在解放軍渡江前听说就在商量起义一事，早早地派出代表与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谈判。待国民党中央军从成都经西昌撤走，成都就成了真空地带，为防乱軍，商家自动凑钱在各街口修建了临时木栅栏，一到晚上就关上不通行人。此时，原当过四川省主席的王瓒绪组织了一支“治总”的部队，出面维特成都市面秩序，并颁布十二条杀令：凡抢劫、杀人、强奸、闹事、纵火、偷盗、趁火打劫者，一律格杀勿论。那挿着“治总”旗帜的大卡车，一天到晚在大街小巷来回巡逻，不几天真杀了几个抡匪，自此街市安静得像座古庙没一个人敢撒野，木栅栏很快撤除。应该说在成都解放前夕的一两个月时间里，王纉绪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不知为什么没捞着官儿，共产党只给了他一个省参事的职务。１９５７年４月“整风反右”前夕，這位前主席却偷跑到深圳准备从香港出国，被公安局抓个正着，后关在成都梓橦街省公安厅监獄，于１９６１年餓死。他第七个儿子王泽仁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曾与我一起在省公安厅劳改局“４１５”劳教筑路支队“改造”。后虽然“摘帽解教”回家，却在成都街头拉架架车，有人说這是共产党给王缵绪先生“起义”的奨励。 

    解放军日亱兼程，未响一枪一炮就解放了四川省会成都。他们先驻扎在市郊天廻镇一带，等待起义将领张罗入城欢迊仪式。那几天二师傅特别忙，与各界商议如何欢迎解放军进城一事，进进出出一头汗，只不过不再穿军装。大概是1949年12月22日（？），刘邓统率的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正式入城了。上面发来通知，要各行各业派人去欢迎。当老板的都不愿意去，师傅张叔奇也一样，便派了我去。我手里挥着小纸旗，随着茶叶同业公会的欢迎人群向北门大桥走去。一街的人，一街的旗，最有劲的是那些学生哥学生姐，他（她）一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像过年样的高兴，男男女女头缠毛巾腰系红绸一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呼嘿嘿，依呼呀嘿……”还一边唱一边扭屁股。在锣鼓鞭炮声中，刘邓百万大军骑着高头大马，坐着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来的美式炮车，威武雄壮地穿过大街小巷，从川陕大道自北向南缓缓地流进了古城。街道两旁挤满欢迎的人群，学生、市民、工人，人人手执红旗，撕破嗓子高喊： 

    “解放军万岁！”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欢迎的人群中，我不知是受情绪感染，还是出自内心的喜悦，也大声喊口号，用劲拍手掌，有点近似疯狂，感到世界真的变了！过不了几天，成都市街上遍是挎着皮包的解放军向大家宣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策，听众多是年轻人。一天，我凑了过头去听，可听不全懂，什么“马克思牛克思”，“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压迫工人”、“三座大山”等等。不知是由于我的好奇，还是表情的认真，要不就是身上穿的衣服破烂，引起了一位挎皮包的解放军的注意。他上前来拍我肩头，笑着叫我小兄弟，然后问我姓名、年龄，是干什么的。我一一如实作了回答。最后，他又问我家庭情况和茶号地址，并记在了一个小本本上。临走前他亲切地告诉我说：“小兄弟，你家三代受苦受穷，全是万恶旧社会剥削压迫所致。共产党、毛主席就是领导穷人起来闹革命，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你们现在翻身了，会很快富起来。像你這样的人是我们革命的依靠对象，也是新社会未来的主人。好好干，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一直走到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我一脸迷惘不知所措。他似乎看出我心中疑惑，笑了笑耐心地解释道：“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由，个个平等，千家万户都过着美好的幸福生活，有汽车，有电话，有面包，有牛奶……” 

    “真的？”我惊喜得叫出声来：难道真有这样好的事？ 

    “当然是真的，所以我们穷人要起来革命”他十分认真，一脸诚恳，谁也不会再有怀疑。但是，谁能想到谁又能想到，七年后我竟成了全省以至全国的大右派，被批被斗历经23年的囚徒生涯。他呢？据说在1959年“反右倾”的运动中，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屈死于十年文革。唉，是我们走錯了房门，还是房门本身就是錯的？  

     二、陆羽茶经润童心 

    离开苏裱店只好去乡下二叔家呆着，一边帮他放牛割草，一边另找一个职业学生意。姐夫张贵武是学制茶的，在北大街康德茶庄帮人。他老板姓罗，是成都市茶叶同业公会理事长经他出面，把我介绍我到上东中大街雨前春茶叶店着学徒，这是我一生中，学的第二个手艺，也养成了终身品茗的习惯，自今如此。茶叶的好劣与等级，用手一抓，用鼻一嗅，用舌一舔，就一清二楚。 

    这是成都一家最大的茶叶店，与春熙南段的锦春，北段的陆羽春和总府街的“裕昌源”，合称成都四大茶叶巨头。它是一楼一底双开大铺面，亮堂堂朱红漆的楠木柜一尘不染，又高又大站去铺面的一大半。货架上摆满江西景德镇特别烧制的、有“雨前春”字号的大青花瓷坛，里面装着接季节分等分级的茶叶，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红布棉垫，不让跑走香味。店铺面对主干道东大街，向东经牛市口入成渝公路直达重庆，向西过茶店子通到灌县、茂汶一带，可称黄金口岸。它又是前门开店，后门设厂的那种老式作坊店铺，有着浓郁的中世纪味道。铺面后面是个长条形的天井，穿天井登上五级石阶穿过公馆似的门洞便是师婆的住室。师婆住室前面是个走廓，对面是制茶的烘房，斜对面是个花台。沿师婆住房前行是个很大的客厅，客厅左面有两间房，一间是二师傅寝室，一间是他的书房。出得客厅前行五步，是个两层砖砌库房，长年堆放茶叶。库房边有条狭窄的石板路，走出石板路是个空坝，左边是口深不见底的水井，右边是几棵果树，井边一排三间平房，是奶妈、丫头、煮饭大嫂的住房。上得梯坎，便是大师傅、三师傅房间，后面则是一个很大的厨房与厕所。 

    茶叶店老板姓张，兄弟三人，主事的是三师傅，叫张叔奇，是个胖子，对人厚道，不苛斥下人。大师傅抽大烟不管事，在家里没地位，常常偷些茶叶出去换鸦片烟抽；二师傅是国民党四十九军的中校参谋，与军长黄逸民有较好的关系，他早出晚归从不过问生意，具体管事的是他们的母亲，我们叫师婆。她也是个大胖子，一脸富贵相，常年戴副老花镜，管理店铺精明细致。每天坐柜收钱，生怕丢掉一个铜板。 

    他们除有这个双间門面的茶叶店外，在龙潭寺乡下还有祖上留下的一百多亩上等的好地好田，算得上是有钱人家。茶店有五个工人，一位六十多岁的宋姓匠师，我们叫宋先生。他已年过六十身体蛮好，热天穿中式对襟白布褂，冬天戴顶呢毡窝帽，长袍马掛一付斯文相，他有一手制茶特技，凭手知道茶叶的干湿度。他常向我们说：“学手技要靠自已灵光，对人不真诚是学不到本事的。”叫刘大师兄的是位满师后参师的师兄，参师是行规，在拜师的契约上就写定：三年徒弟满师后，为回报师傅恩德参师一年。在這一年中师家发给匠师相同的一半工资。刘大师兄二十出头的人了，成天想着讨老婆，坐柜讲生意心不在焉，两个眼晴老是盯着街面上的来去女人。除我外是将要满师的两个师兄，一姓姜，一姓罗。姜师兄性格内向，寡言少语，长年吃药，患有痨病，成日成亱咳过不停，背后叫他“药罆罆”。罗师兄为人和达，一说一笑，但不喜欢做杂事，有“媳妇熬成婆”的架子，故扫地抹桌一应由我包干。内屋还有一位奶妈，一位丫头，一位煮饭的大嫂。奶妈管三师娘的细娃，丫头叫祥云，模样儿不錯，手粗脚大，下巴上一层黑麻麻的汗毛，主要负责照护师婆，送水送饭兼管洗澡。罗师兄一次悄悄说“熟透了的桃子我可不想吃”。我不懂这话意思问“怎么不能吃？”罗师兄嘻嘻一笑“你想偷嘴？”一次我去仓库取茶碰见她一人在那里，她笑盈盈长时间看着我，突然冲上前死死紧紧地抱住我，弄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不断求铙说：“祥云姐放开我，我快憋死了。”自此我看见她就跑，生怕再被抱住憋死。我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洒水扫街、开铺板、然后到厨房端饭、挑水，再后是制茶、坐店。 

    制茶分两道工序流程，一是烘烤，一是筛磨。茶叶店的茶是从邛崃、大邑等县茶农手里卖来的，称本山茶，特点是味浓、经泡；从宜宾、马边等地一带买来的茶，叫河茶（大概是通过水运从船上来的原因），特点是叶细、水清。这些茶都打成麻包，每包六十斤，紧紧粘连一起，成块状。第一道工序是拆包、打散、烘制，分等级装箱或入坛，待到五六月茉莉花出来的时候，再拌以茉莉花烘制焙干俗称“花母茶”。卖时与素茶渗合，再论质计价。清明前的茶叶是上等茶叶，十六进位的老称一两，可卖到一个银元；次一点的是夏至以后的茶，再次是秋分后的茶，一个银元可以买一斤，天壤之别，悬殊太大。茶叶除讲色香味外，还得条型一致，就得加工筛磨。先把茶叶过筛，筛不下的用手抓住在同一筛眼的竹筛上搓磨，使其达到条型一致。焙制茶叶是传统技术，全凭眼晴与手感，一是看火候，二是掌握干湿度。火候把握不好会把茶叶烤焦，干湿度把握不好茶叶会变味。在這关口上宋先生作用至关重要，我终于明白了“有艺不孤身”這句古训。焙制茶叶的主要工具是铅皮烘箱，烘箱放在平腰高的砖砌炉灶上，炉灶架上杠炭（俗称木炭），制茶人用两掌不停地在烘箱里翻动茶叶，稍不注意就会灼伤手皮。制茶季节多是暑天，加上烈烈的炭火，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光着脊梁只穿条短裤，汗水仍顺着额头脊柱往下流，所站立的地上会印下湿湿的足迹。茶叶有层黄绒绒的细毛，一翻动就随风飞扬粘人一身一脸，乍看去全变成了深山里的野人。在不制茶的季节，我们便成天坐在柜台后选茶，就是将茶叶中的茶梗、茶果择出来，使其更有卖相。 

    茶叶店早上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然后自学或看书写字，在这个时候三师傅张叔奇便来和大家聊聊天，讲讲做人的道理，比如忠呀、孝呀、诚呀、信呀，总之要求你上进，不要沾上坏习惯。大约十一点前睡觉，睡觉前由师婆将门上锁，早晨再由她将锁打开。学徒没有工资，每月只有一个银元的剃头费，三餐两菜一汤，白米干饭尽肚子装没有定量。每月逢初二、十六“打牙祭”（即吃肉）一碗熬锅肉，两个“捎晕”（四川话即肉炒的菜），一个连锅子汤（肉与蔬菜合煮在一起），每人约半斤肉。日子月复月，年复年，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在这平淡的日子中，有兩件事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一件是生意上的事，一件是感情上的事。先说生意上的事吧： 

    茶叶最小气，见异味就钻入茶叶，进口就会发觉。有天店里的大花猫，在烘制好的茶叶堆里撒了一泡尿，使得几十斤茶叶成为废品。三师傅吩咐倒掉，师婆却有点舍不得，叫放在一边。巧好，第二天三台县一个小贩来买茶，把价压得特低，师婆拍板叫卖，却悄悄叫我们把那准备要倒掉的、有猫尿的茶叶打成包混在里面。下午三师傅回来，问及此事，得知情况后大大生了气，他先指责匠师宋先生，说：“我妈不知道，难道你不清楚么？我们雨前春是百年老店，怎能把有猫尿的茶叶卖出去，还要不要招牌？一个做生意的人，看重的是信用，不能为了赚钱不要良心，让顾客喝猫尿。”师婆发现自已做得不对，一肩挑起责任说：“不怪他们，是我不对，罗师兄，你快骑车去把买主追回来，给人家换过货。”罗师兄闻言骑上洋马儿飞跑，花了大半天时间直追到牛市口，才把那个三台的小贩追上换回有猫尿的茶叶。是夜，三师傅又把這事讲了一遍，一再告诫我们：“做生意不能只想到赚銭，更要想到信誉，不然生意永远做不大。”此事深深刻在我心里，三老师傅那张胖呼呼诚实的脸和那颗金子般的心永远留在脑海中。 

    感情上的事是這样发生的：  

    每天早晨天刚亮，天空还是鱼肚色的时候，我即洒水扫店面前的街沿和街道的一半。那时每家商店都如此，成了约定俗成的公共规矩，不用谁叫谁喊，人人自觉，家家如此。每扫罢街，悬在电杆上的路灯才由黄变淡，渐次渐次地消逝在晨光中。接着街市上开始有人走动，最先是“咚咚咚”拉尿水的板板车，再后是小贩们断断续续的叫卖声：“称豆芽”，“捻唐场豆腐乳”，“辣菜，辣辣菜”……这些音调婉转抑扬顿挫的叫卖声，颇像山歌小调在城市上空盘旋。我们铺面门前当街的地方有株洋槐树，它枝繁叶茂，春绿秋黄，看见它就是不翻皇历也知现在是什么时令。洋槐伴我成长，也伴我学徒生活的单调岁月。在它浓荫的庇护下，有不少鸟儿在枝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给了我无穷欢乐，使我忘记了童年的苦闷与忧郁。我常在树下面撮着嘴巴嘘哨逗弄，和它们一同享受天地的自由。 

    不久发现，每天在我扫地扫到一半的时候，“叮当叮当”一辆油光水亮的私包车从面前飞驰而过、那黑漆的车杠前端包有铜皮，铜皮在晨曦反衬下闪着金光，滚动的车轮追逐人影扬起一片灰尘，雪亮的钢丝好似一个旋转的电光圈。拉车的是个彪形大汉，穿一身青府绸衣裤戴一顶宽边沿草帽，脚下麻板丝耳草鞋的鼻梁上还系一朵大红绒结。坐车的是位长发少女浑身一色白，只有发带是红色的，还有胸口那枚三角校徽是蓝色的。她腰身纤细，肤色润泽，眉毛黑长黑长，轮廓分明的鼻梁下，嘴唇红得发湿，大眼睛明彻透亮从不旁视，显示出大家闺秀特有的傲气。不知是出于标榜富豪，或者是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她的风姿。她总是正襟危坐把脚踏板上的铜铃踩得特别响：“当当！当当当！”。铜铃震聩我的耳膜打乱我平静的心，惹得我常常投去愤怒的一瞥：“哼！洋个啥？还不是靠你老子几个臭钱？有本事自己挣，要我才不坐哩！”有时真恨不得上前揍她两笤帚，直打得她告饶方解恨。是嫉妒还是所谓“阶级仇恨”？我也说不清，有时深觉自己可笑：“别人坐车踩铜铃，碍你什么？”生活原本是一束五色的花环，多姿多态五彩缤纷，给你欢乐也给你忧伤，给你幸福也给你灾难，给你享受也给你苦酒。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端阳节后的早晨，一个大地铺锦镶绣的大好晴天，我打开店铺和以往一样从井里挑来净水，放下扁担拿出瓜瓢，满满地盛上一瓢又清洌又明净的凉水，正准备向街面洒去，忽见洋槐树上飞来一只相思雀（又名红嘴鹬），这鸟羽毛金黄发亮，长长的嘴喙闪着蓝茵茵的光。它的叫声清脆悠扬好听极了。我看得忘情听得入迷，没有注意飞驰而来的私包车，反手当街一瓢水——“哎呀！”一个尖溜溜圆润润的叫喊声，冲得我一怔：糟糕！满满的一瓢水泼在了那位坐车少女的身上。她惊愕地用手挥掸着，白白的衣衫上湿漉漉一片，紧贴着她丰满的胸脯。拉车大汉立即放下车杠，挥拳捋袖横眉怒眼向我逼来，嘴里还不断恶狠狠地骂：“狗日的杂种，眼睛球日瞎了，老子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 

   拳头，斗大的拳头，青筋暴绽贯着风响，眨眼就要落在我的头上。我一边退缩，一面思谋着对付的办法。蓦然，又是那个尖溜溜圆润润的声音：“唐师，干啥？他又不是有意的，快走吧！要上课了。”主人的吆喝，使拉车大汉收回了拳头，不过他余怒未息咧嘴龇牙嚷道：“下次再这样，老子捶断你的脊梁。” 

   “当当当！当当当！”私包车旋风般的上路了。晨风，霞光，长发，黑亮亮车身，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远处，不见了，不见了…… 

    是感情发生了变化，还是思想日趋成熟，还是对客观事物有了新的评价？从此我不再讨厌和仇视那震耳欲聋的铜铃了，它变得亲切动听，像和煦轻柔的春风，又像清洌潺潺的泉水，甜人肺腑沁人心田，给人以美感和享受，似乎老远老远地在向我问候：“你好呀！你好呀！”同时我还发现车里那位少女，既不矜骄也不傲气，每当私包车从我面前擦身而过时，她总是和善地对我微微一笑，那笑出自心田出自真诚，好象无声地在说：“你好，辛苦了！”我呢一直目送她，送得很远很远，希望第二天再看见，如果第二天没有看见心里便空空的，像丢失了什么？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奇特的“友谊”，彼此心照不宣，把美，一种纯真的美，深深地埋藏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第二章  天翻地覆 
    这是个富人倒霉，穷人翻身的时代；这是个传统礼教被打碎，马列共产风兴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夜之间我从学徒跃升为国家的“主人”，穿上灰制服，戴上八角帽，腰上插着手枪，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多威风！ 
一，拜师学艺苏裱店 
     我的学徒生活有两次。第一次是1947年春至1948年夏，学的是苏裱；第二次是1948年秋至1949年冬新政伊始学的是制茶。为了述诉方便，先说第一次。
     中原逐鹿，内战爆发，蒋介石和毛泽东、共产党与国民党，不顾八年抗战满目疮痍，不顾老百姓生生死死，为了争夺紫禁城那把龙椅，乓乓乒乒地打了起来。神仙打仗凡人遭秧，物价一日三涨，父亲小杂货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收入日不敷出，过罢民国三十六年大年，再无力供我读完高小。一天他红着眼晴向我说：儿哟，我对不起你，不是当爸爸的心狠，实在没有能力让你再读书，送你出去学样手艺，将来才有碗饭吃！
     学什么？经父亲朋友介绍，去到上西顺城街一家叫申五苏裱店的当学徒。老板叫白申五，是个胖子，对人要求严格，传统观念重，惜钱爱命，是个既不满国民党又怕共产党的的人，虽是单间铺面，生意做得不错。师娘身段瘦削，喜欢打伴，脸上有条长长的肛疤，注重鸡毛蒜皮小事，嘴碎得像麻雀，成日吱吱喳喳说个不停。店上有两个师兄，一姓叶，犀浦人，已满师，在“参师”（学徒有个规定，三年满师后要参师两年，参师中只能拿工资的一半，以示报答师家）；另一位姓刘，已学了两年。
     苏裱业是艺术活路，行规封建性质重，先得拜师，一当磕了头就是终身弟子，得认师父打骂处置，纵死也不得有怨言。拜师得试用三个月后，才能点上香烛，奉上雄鸡，对天立地向师父、师娘磕上三个响头，还得在写有“任师家管教打骂，生劳病死与店铺无关”的契约上，签上字按上指印，自此才是真正的徒弟儿。
    我是穿着童子军装磕的头，师娘抱着水菸袋坐在木椅上，斜着双眼晴，一边吹纸捻一边说：我又不是收儿哩，穿这身衣服，徒弟要做事的，端茶送水，拿菸倒茶，挑水劈茶，扫地开门，不能歇不能坐，你能行吗？
    行，行，行！我磕毕头，站在一旁垂手回答。父亲听后有所动情说：儿啊，端别人碗就得由人管，这不是家里，任不得性哟。
    父亲一下变得十分温和，再无丁点暴怒与凶恶，从他声调、眼神不难看出，他内心里有种对不起我的负咎感。无论怎样说，才十二岁的娃娃哟，就送来当学徒，对得起他吗？
  不知为什么，当父亲拿着拜师契约离开店号，我竟然拉着他长衫下摆，咽喉哽咽语不成声地叫了声：爸爸……
  父亲停下步，爱怜地、深情地，长久地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说：泽荣，听爸话，好生学好手艺……
    他再也说不下去。
    “虎毒不食子”，世界上做父母的谁不爱自已的孩子，我的爸爸也一样啊！不久父亲杂货店关门，为生计，他也去到安乐寺对面新开的大北茶厅打工，坐柜清理茶碗，成了无产阶级。
    “徒弟徒弟，三年奴婢”。当日视着苦难，几十年后才知是人生砺炼之路，不吃苦中苦，哪有人上人？端茶送水，拿菸倒茶，挑水劈柴，扫地开门，这是徒弟生活的三部曲。
    苏裱铺干哪一样都是艺术活，喷水打刷，镶边砌刀，托层揭底，没有过硬功夫根本不行。顾客拿张宣纸名画来裱褙，师父将它铺在案板上，喷上水，轻轻用棕刷展平，竟然能揭下两张，只色彩不如第一张。这揭下的画决非赝品，照样能卖高价。原来好萱纸多到三层至四层，色彩有穿透力，故一张字画可变三张画，但这要本事，师父就有这本事。除这本事外，师父还有辫别真伪的本事，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这些名家的画，经他的手眼何止千张。他勿说看，只要用指头轻轻一摸，就能知是真东西还是假东西。世间万事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裱褙铺离不开浆糊，制浆糊可是门学问。裱褙铺的浆糊可放十天半月不会“醒”（即变质）。师父教叶大师兄，叶大师兄教刘师兄，刘师兄再教我。首先用冷水把灰面搅拌匀净，不能有一点未融化的“死头”，搅成不干不稀的糊状，再用锅里的沸水慢慢地淋下去，一边淋一边搅拌，待冷却收缩后，再在盆面上灌上一层凉水，让其分离空气不氧化，用时撇开凉水，挑一砣出来加水稀释。我学了几次才学会。
    我们除裱字画外，更多的是做红白喜事的对子，这是大宗货，也是赚钱的主要生意。做对子多在中秋后，先裱芯后贴边，再加蜡打磨，每晚要干到十一二点。每次裱完芯贴完边便要洗棕刷，不让它残留浆糊。洗完棕刷就是磨对子，双手抱着个大青卵石，在打了白蜡的对子背面不停地磨，磨得发光为止。这些都是很苦的活，几乎由我一手包干做。
    学徒、匠师没有床，晚上关了铺门，做完活路，打开被卷睡在案板上。早晨起来收被卷、开门、扫地、挑水、烫菸袋、洗浆刷、磨对子，周而复始，没有屁股沾板凳的时候，有时还要给两个师兄倒洗脚水，真够累！
    师父白天少有在店铺上，不是购料便是和人讲生意。有时还去鼓楼街茶馆里听李德才的扬琴，多半下午才回来。每晚他都要喝点白酒，下酒菜是盘餐市的卤猪脑花。每次叫我去买两个。那东西真香！我端着，一边走一边闻，有时还偷偷地用手指沾点卤水放在口里品尝，恨不把碗里两个猪脑花一口吞下去，可不敢！冬天赶年货要做出好些对子，磨洗的事特别多。浆糊水沾了手掌，手背全部开裂，又痒又痛挺难过。刘师兄告诉只能用羊脂燃化将羊油滴在裂口中。
    学徒生活劳累而宁静，国家大事纷乱而多头。国民党为了争得正统地位，在全国掀举选国民代表大会的活动。师父说这是国家大事，显得很关心。那时成都有近六十万人口，要选出一个国大代表去南京开会，再迭出国家总统。在我记忆里是四个人参加竞选，这四个人是：
    第一人是孙震将军，又名孙德操，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曾任国民党多项军、政要职；第二位是西门的徐子昌，他是代表民间势力出面竞选的。此人不仅家道殷实，而且是当时成都哥老会的舵霸子（即掌门人），讲义气名声大，好打不平，官府都惧他三分；第三位是中央军校教务长关麟征将军；第四位叫官箴宇，是个律师，还身兼成都市参议会议员。此人好打抱不平，专为受辱受凌的小户人家打官司（现称弱势群体），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在法庭上公然敢大骂检察官与推事（审判员或审判长）不公之举，在市议会上竞能为老百姓说话抗争，常常质问议市长为何不惩办军阀某的横行，故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官大炮”。這樽炮很厉害，要不要自个儿出銭印些揭露国民党达官贵人不法行为与贪污腐败的油印小报散发，现称非法出版物，逮住要判刑，不知那时为何不管，还称为进步的东西？我们铺子上就收到过几张，一张揭露国民党特务抓捕川大进步学生刘某，一张反对军阀刘湘遗孀太太囤集居奇哄抬物价，一张国民党某高官强占农民土地……如果发生在此日此时，“官大炮”早早关进牢房吃“233”了（每日囚粮标准：早2两、午晚各3两），奇怪，国民党不但不关押他，还訨其参选“国大代表”，奇怪乎？
    记得投票那天是个星期日，师父、师娘穿戴整齐，准十点去到斜对面不远的中心小学校投下了他（她）神圣的一票。听师父师娘投的孙震将军。他们说，孙将军正直公义，好善乐施，助学兴教，是树德中学（现名成都市九中）的董事长，此校至今也是名校。后来四人中孙震当选，看来师父、师娘的票没有投错。
    “国大代表”选后三年，共产党夺得政权，1950年11月成都开始“镇压反革命”，“囯大代表”属于“镇反对象”。所幸当选的孙震和落选的关麟征，因是军人关係跟着蒋介石先生撤到台湾，保住了老命。留在成都的徐子昌徐大爷，官缄宇“官大炮”就惨了。徐子昌作为大恶霸，1950年12月关进川西行署公安厅“政训班。何谓政训班？解放初期，中共为瓦解敌人，大搞统战工作，川西行署开办一个政治训练斑（简称政训班）号召囯民党旧政权人员去自首学习改造思想，然后量材录用分配工作。一时大家信以为真，去了二百多人报名。结果到后来绝大部份被杀，不杀的均判重刑。此政训班后来成为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獄。1963年初，我因“马盟”一案关押于此，同室关押代号为338的、本名贾祥端，浙江奉化人，国民党二厅某处长，少校军衔，戴笠部下。1948年他随南京政府迁广州，再重庆、成都，1950年3月向川西军管会报名参加学习，是政训班老学员，曾和徐子昌同组，一直关押到1973年特赦囯民党军政人员才出监獄。他还向我讲，徐子昌在政训班的轶亊。他说徐子昌仁义，家里很有銭，经常包席进来请大家吃，还买日用品送外地的学员。 “官大炮”在1951年3月27日大逮捕中被捕，后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送去劳改，听说死于劳改队。
       在那个动荡年代，当老板的常有不顺心的时候。一不顺心师娘就唠叼，没点同情心，老是不停地叫你干活，我们心里自然反感。记得一天中午，师娘叫我上楼去取点猪油，那楼没拦杆，取上猪油忘了转身竟向后退半步，结果一个“鹞子翻身”栽了下来，手中瓷碗砸个粉碎。这个碗是师娘的陪奁，气得她尖起嗓子骂：挨刀的，你瞎了眼，鬼打慌了是不？不知你这么笨！做点事就惹祸……师父听见师娘骂，又见一地碎瓷，不问青红皂白，拿起马鞭子就打。我跌得一身疼，头上一个大包，不但未得到句好话，反招至恶打，心里气得不行，猛抓住师父马鞭子，狂暴地叫喊声：我不学了！
    这一声狂叫吓住了师娘、师父，当回过神来才冷冷一笑：不学也好，叫你爸还饭钱。我一气，冲出店铺跑到乡下二伯家去了。二伯收留下我，为他做农活。还好，脾气变好的父亲再没打我，只说了句：不学算了，另找个生意吧！ 

四，重回打金街的日子
成都不跑警报后，我和姐姐又回到成都打金街家里，与父亲、继母一起过日子。
打金街位于成都东南面，上联湖广会馆，下通新南门。街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叫上北打金街，中段叫中北打金街、下段叫下北打金街，现通称为红星路。
为什么叫打金街？顾名思义，打金，打金，就是打金子。这条街上有好几家专事打金的作坊店铺，他们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十足的赤金捶成只有纸片千分之一薄的金箔，专用于粘贴匾对和给菩萨穿衣。打金的掌柜、匠师均来自山西五台山一带。距我家很近的安爷爷打金铺，是打金街字号最老的打金铺，就是山西迁来的。他家来成都快一百年了，说得还是山西话，背地里大家叫他“安老陕”。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不姓安姓温，说是抱给人做命根接香火的；二儿子在一家大学读书，从不和街上孩子玩，我们叫他安三哥；女儿长得很漂亮，只一条腿不灵，走路一跛一跛。他们家很慈善，安母母为人不错，喜欢帮助邻里救困解难。人们常当着安爷爷的面说：你家好善乐施，不整人不害人，来日儿孙定会当官发财。这话还应了，十多年后，安三哥真的当上了共产党的大官几——市财委主任，后又升为中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0年为我“平反”落实政策，他帮了很大的忙。
这条街除了打金铺外，更多是做皮箱生意的作坊。这种皮箱是内木框外羊皮，绷制好后漆成各色漆料，再绘上彩色花案，钉以特制的铜钉，亮晃晃熬是好看。逢年过节生意最好。
邻近的福兴街是卖帽子的，瓜皮帽、博士帽、蒙蒙帽（一种遮去头部只现眼睛的帽子），应有尽有。小科甲巷是专门绣被面、枕头的，驰名海内外的蜀绣就是出自这里的男女工匠，一针针一线线，绣出各色各样的被面、枕头。春熙路大部分商店是卖绸缎、布匹、百货、金银首饰、珠宝的，还有几家银行，近似今日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是富人来去的地方。一到晚上灯火通明，歌声袅袅，穿着各色旗袍和高跟鞋的摩登女郎，一个个浓妆艳抹，招摇过市，一展风姿。
烟袋巷是专卖各色铜制烟袋的。香烟是舶来品，先初中国人不吸，外国人拿来不仅不要钱，还请人敲上洋鼓吹上洋号见人就送。每盒香烟里还有一张洋画，洋画编有号，如果能连上号拼成一只虎、一只鹿，还可得奖哩！纵如此，成都人还是吸水烟，吸水烟就需要水烟袋。水烟袋铜质的好坏和式样的精粗，代表家庭的等级、品味。烟袋巷的烟袋有几百种之多，甚而还有金银的。
打铜街是把铜、铁、铝压成薄薄的料皮，然后打制成各式各样的锅、盘、碗、盅之类的餐具、茶具等。纱帽街是专卖绫绸和承制传统戏装的。锣锅巷是专卖木制家具的。……
总之，经过上百年市场运转机制，和人们相沿的习惯，逐步形成了专业经营的街市。顾客只要去到这些街市，无论价格、质量、欵式，只稍微一比较（俗称货比三家），便能很快决定要买的东西，决不会上当受骗。用今天经济观点审视，1949年前的成都就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的专业市场，无论从经营管理、销售网络、诚信价构，和今天的比较似乎还要完善与超前，可惜随着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这样的市场已彻底毁损了。
我家恰好住在中、下打金街和大科甲巷与江南会馆街口的交汇处，地处要冲，能接触到多方面的人和事。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江南馆街租连环画的铺子。那是一个双间门帘的苏裱褙铺，兼营租赁连环画生意。几个大柜子里装满了上千册连环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薛仁贵征东》等等，几天几夜都看不完。我童年多半在这里看连环画，这也是我最早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
我喜欢去另一处就是春熙路的铜人坝。之所以叫铜人坝，因为那里立着一个孙中山的铜像，铜像前有花坛、水池。四邻八街的小娃娃都爱在这里搞恶作剧，发泄野性，诸如用纸团塞进人力车座后的纸灯笼，使它燃烧起来取乐，或者向“吊膀子”（拉客）的“货儿子”（即妓女）要零钱，待到春熙大舞台快散戏时，便混进场子看戏和拣拾戏客留下的剩余食品。
我先初没读书，成日瞎玩。大伯和二伯不断向父亲施加压力：你不送他们姊妹读书会害他们一辈子，这样对得起他们死去的妈妈吗？迫于压力，父亲才送我和姐姐去读书。
最初读书的地方是上北打金街的奉私小学。因我爸爸和那条街一个姓叶的街正要好（街正是民初的职称，早于保甲长），只交了很少的学费。这个学校设备齐全，有图书馆、标本室，操场四面的墙壁上写有八个大字：孝、悌、忠、信、礼、义、亷、耻。老师注重学生品德教育，教材没有政治色彩，都是培养孩子德、智、育的内容。
成都学校有两类，国家办的叫公立，私人办的叫私立。奉私是私人办的，环境不错，教学质量高，可惜我还没有读完初小二册，我们家就搬到东郊去了。
到东郊后，我去了诸葛井街读私塾。诸葛井街有座诸葛庙，供奉诸葛孔明。庙里有口古井，传说是诸葛先生当年开掘的，所以叫诸葛井。传说它直通九眼桥，有人放过一只鸭子试验，几天后鸭子果然从九眼桥水里冒出来。
我在这里读了《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千家诗》等，这些书老师每天号圈圈，全要背诵，倒也为我奠定了一生的古文底子。再后转到城守东大街成德小学读五册，校长叫白天章，是一个梦想“教育治国”的商人。
成德是中心小学校，五年级就得穿黄色的童子军服、戴船形帽，佩肩章、臂章、警笛绳，完全像个小军人。出操旅行还得拿童子军棍，唱《童子军军歌》：“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为国家，为人民！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我们学校的童子军教官姓罗，瘦高个子，脸上从无笑意，严肃近于冷酷。他常常采取突然袭击，正当我们下课休息，忽听响起长长的紧急结合哨，大家就得五分钟内列队恭候。他说从小就得养成军人性格，不然何能为国效劳？每学期有几次“野营”（野外露宿营地之意），都是由他带领。野营一般是在南门的石羊肠、东门的三瓦窑等地，来去十多里。野营一路着装，带水带干粮，敲着洋鼓，吹着洋号，列队而行，很是威风。先遣队是高年级学生，他们先探路，看到哪里有恶狗、哪里有水井等，就用粉笔在路边石板上划个规定的符号，据说部队行军就是这样的。
每年四月四日儿童节或“双十”国庆节前，全市童子军要举行一次检阅。检阅的地点在少城公园中山纪念堂，各校童子军排在那里，先开纪念会，升旗、唱国歌、背诵总理遗属，再听市长讲话，内容多是鼓励之辞，最后是齐步走的分列式，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行经主席台时全部行注目礼。
“双十”国庆节政府还要举办的提灯会庆祝，集会地点也是少城公园。低年级学生不去，全是高年级学生参加，所提的灯自备。全市除大中小学学生参加外，还有各界人士。行经路线是西御街、东御街、盐市口、东大街、春熙路，最后在总府街解散。看提灯的人很多，最热闹地段当然是春熙路。
日本鬼子虽然不敢再来轰炸成都，但加强了陆军的进攻。不久传来贵州独山吃紧，举国慌乱。蒋介石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各地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一天我上学，看见东大街停着一长溜大卡车，上面载着许多参军的年轻人，个个情绪激昂，胸前戴着大红花。一个卖油膏的小贩，突然把油膏提拦一扔，高喊“打倒日本鬼子，我要当兵”，立即被接收，爬上汽车加入队伍，四周响起一片掌声。
我读书虽不怎样用功，但成绩不错，每学期都在二三名，只是“烦得很”（北方话淘气），大伯评我是“成龙上天，成蛇钻草”的人物。记得有天夜晚，我和一群孩子，把一个“掷胡豆”（一种小赌博）卖豆腐干的小贩推倒在地上。这个小贩想讹诈我们，躺在地上不起来，啊哟连天叫个不停。同伴们都吓着了，不知该怎么办？我大着胆子向小贩说：“我们叫警察来评理，看是你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你？”小贩怕警察，也就不再躺在地上耍赖。
再有，就是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学来的“桃园三结义”，我和科甲巷街画罩帘兼裱褙铺周伯伯的儿子周道炎等几个孩子，学着大人样，吃血酒结成拜把弟兄。大家一齐跪在地上，对天发誓说：“生不同天，死愿同日。”然后聚在附近运兴商行的空道里摆机关布阵，把一些木板、箩筐、小石块放在门框上玩，一不注意就会打得同伴鼻青脸肿，回家只好向大人扯谎说是走路跌伤。
一次，我们去华西坝后面一条叫分水埝的小河洗澡，玩得嘻嘻哈哈高兴极了，不防小偷把我们的衣服都偷跑了，急得不少人哭了起来。总不能赤条光身地回家呀？我出了个主意，用荷叶遮住屁股和前面的小鸡鸡，这样才回了家。以后再去河里洗澡，便知道轮换着人看守衣服了。
我们自幼心中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铜人坝的孙中山，一个是经常看见坐在私包车上的尹昌衡。听大人讲，孙中山是推翻满清的伟人，尹昌衡是杀赵尔丰的英雄。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宣统宣布逊位，但四川总督赵尔丰不下台，坐镇皇城负隅顽抗，四川同志会心急如焚。后来起义士兵冲进皇城，从睡梦中把赵尔丰抓到皇城外坝坝里，可是没有人敢上前杀他。这时，原任大清国标统（相当于现在的营级校官）的尹昌衡走了出来，提刀上前强按赵尔丰的头，叫他跪在铺好的红地毡上，赵不跪，尹昌衡大喊一声刀起头落，把赵尔丰杀了。赵死后，他自封都督，袁世凯称帝后削了他的官位，自此闲赋在家当寓公。人说“大船烂了还有三千钉”，他家里仍是都督排场，花厅上摆着十八般武噐和那把砍死赵尔丰的马刀。
他个儿高大，腰杆很长，一脸杀气，两个眼睛射着冷光，挺胸昂头坐在私包车上，高人一头，谁见了都怕。我们常在一起私下议论他，一次我拍胸说：“有一天我也杀个大官儿，威风威风。”这事被父亲知道后，狠狠揍了我一顿，说“造反”灭族，是胡思乱想。
我稍大一点，便喜欢听评书和“圣谕”。
那时不少茶馆为了招徕顾客，夜里专请说书先生讲评书。讲的内容多是剑仙侠客，妖魔鬼怪，贯穿一个作恶没有好结果、行善一定有好报的因果报应。说书人坐在一人高的台子上，掌控惊堂木，手舞足蹈，又比又划，生动极了。一部书可以讲两三个月，每晚“压板”都留下一个悬念，叫“卖关子”，第二晚不得不去听。我们给不起钱，就在坐客后听“战国”（即站在人后听）。
“圣谕”是大热天夜里，一些坐铺面人家搭个台子，摆上香烛，当中供奉着一个写有“圣谕”二字的木牌。讲的人身着长衫，戴帽穿靴，毕恭毕敬。先是燃香秉烛，祷告上苍，然后长声悠悠地唱着：“一愿风调雨顺，世间太平；二愿子孝父慈，长寿康宁；三愿夫妻和睦，白头到老；四愿行善积德，子孙昌盛……”然后讲一些劝人行孝行善的段子。他不拍惊堂木，也不挥手蹈足，文文静静地坐在台上，像个老师在向学生讲课，内容有《安安送米》、《雷打张继保》、《三娘教子》、《活捉王魁》、《三元记》等。一晚上讲一个，不留悬念过夜，听的人多是婆婆大娘和小孩。讲“圣谕”的人多是善堂里的执事，不向听书的人要钱。我听了这些“圣谕”后，心里真是想着要当个孝子，好好读书成个状元。自此，再不做先前那些恶作剧的事了，回到家不是给父亲摇扇，便是端茶送水，父亲很奇怪，怔怔地看着我，嘴里低低说：“娃儿变了。”
正因社会倡德扬善，大家都和气做人，街道上少有打架闹事发生。生意人重商德，不卖假货不骗人；邻里亲善和睦，相处少有纠葛。早晨各家店铺自动洒水扫街，周而复始从不间歇；酷暑天十字街口有人施舍解渴茶水，有的还佐以清凉药物，任人饮用。一条街上的邻里相互没有不认识的，一家有事没有不相互帮助的。有天早晨，一辆载货汽车把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撞死，司机觉得没人看见，就加大油门想逃之夭夭，被做牛皮箱的刘大爷发现，他一边喊一边追：“大家快起来，汽车撵死人了！快起来！他想跑，大家追呀！”熟睡中的邻里被叫醒，上百人冲出家门拦住路口，丢板凳撂石头，迫使司机停车就擒。平日如果有贼来偷窃，只要有人一叫，大家就会奋不顾身地跑来擒贼抓赃，勇敢无比，决无坐视不管的人。
    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内战全面展开，各种大小报纸满篇都是前方战事消息。成都人都关心起时局来，喝茶见面没有人不议论议论：
“听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朱毛是杀人魔王？”
“不会吧，这样怎能成大事！凡成大事的党派都得对百姓好。”
“打土豪分田地是事实。十多年前闹‘霉军’攻成都的就是今天的共产党。他们没来到成都去了川北，把那里财东的田呀、地呀、金呀、银呀，全没收分给了穷人。”
“朱毛是不是乱杀人说不准，反正会开红山。”
“会不会伤到我们做生意的商人？”
“我想不会吧！哪个朝代能离开做生意的人，除非它不要税，不要捐！可打仗要钱，坐天下也要钱呀！” ……
四川是军阀的天下，大商人大豪翁也不听国民政府的话，都在趁战乱大搞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于是物价一日三涨，纸票贬值，弄得老百姓叫苦不迭，卖房卖地，生意人关门破产的越来越多。
父亲是个典型的惧内男人，继母温家妈又只顾娘家，偷了不少钱回去孝敬她父母。父亲杂货店的生意愈做愈小，不得不常向大伯、二伯借钱，即使能借到，也要被抢白一番。为此，父亲性格日益暴躁，再加上温家妈的唆使，经常无缘无故暴打我和姐姐。记得有一次，街坊姓蒋的喂的鸽子有一只飞到我家楼上，被我捉住，他来要我不退，父亲得知后不由分说，将我外衣剥去捆绑起来，用马鞭子抽打。我叫爹叫娘，求饶认错，父亲也不停手。在一旁的继母不但不劝住父亲，反说：“要打，拿出去打，别把我儿子吓住了。”姐姐见状放声大哭，猛上前抓住父亲手中马鞭子，伏在我身上说：爸爸，要打你打我吧！妈妈只留下这一点骨血，饶了弟弟吧？说毕不停地哭，不住地磕头。也不知是父亲打累了，还是被感动了，终于停住了手。此时方懂得人世间经验之语：有后娘必有后老子。第二天大伯知道后十分生气，指着父亲鼻子说：亦章，再怎样润芝总是你亲生的，哪有这样打的道理！
中国人相信迷信，老讲报应。在我姐出嫁前夕，继母第一胎细娃患白喉死了。一年后生第二胎患上产褥热，连同襁褓中的弟弟一同死去。我和姐姐再次当孝子，送她老人家归山入土。
继母死后姐姐出嫁，父亲再娶二婚的周氏作继母。在物价一日三变、潮起潮落的风浪里，父亲不会随势起舞，杂货店负债倒闭。于是，我家成了无产阶级。我于1947年春天外出学徒，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种生活。

三，难忘的童年 

我家是乡下的一个穷家小户，原住成都县崇义桥乡高家巷村（今已是成都市近郊区）。那里距成都市二十五华里，资讯闭塞，交通不便，来去全靠两腿，去成都称为“上省”。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经济上基本是自给自足，吃的粮食是自己种的，菜是自己栽的，穿的衣服是自己织的布缝制的，连点灯照明的油也是用田里的菜籽榨的，只有盐巴是买的。由于农村和城市联系不多，人们很少去成都。除了年尾年头——年尾主要是佃户给主家送土特产，续签来年租约；年头主要是给主人拜年，拉好关系——平常就是偶尔去赶场（北方叫赶集），卖点鸡蛋什么的，买回点农用品和日用品。那时节没有化肥，种庄 

稼靠的人畜肥。自己积的肥不够时，便去粪堂子购买。 

粪堂子散落在成都城门外四周，多由哥老会有势者专营。他们雇了不少苦力，每天去城里厕所和住户掏粪收粪，然后肩挑背驮，车运桶装，运回来倒进粪池，而后论质论价卖给庄稼户。据说春熙路和少城一带的粪最值钱，因那里的人有钱吃得好。这个行业在一九五一、二年“民主运动”中被共产党取缔。粪老板多是黑帮头目，因剥削厉害民愤很大，毙了不少。后改由政府成立肥料公司经管过一段收粪卖肥业务，但不久也消亡了，使得城里人常忧“粪满为患”。后来农户有了颗粒肥和化肥，城里的粪便就通过下水道排进了河里。 

我们家附近有三个乡场：崇义桥、天回镇、两路口，场期分别错开。崇义桥逢二五八，距家五华里；天回镇逢三六九，距家九华里；两路口逢一四七，距家十二华里。故赶场大都去崇义桥，少有去天回镇，更难得去两路口。赶场日满街是人，叫买叫卖，乱哄哄，闹喳喳，人挤人，肩擦肩，煞是热闹。乡下人卖的多是鸡鸭蛋，差急钱时才卖点粮食；买回的东西多半是油、盐、酱、醋和花布、洋布之类。女人们将平时织的网篼（套发结用的），每半月拿去找庒头（又称贩子）换点钱，以做零用。赶场除买卖东西外，还会带回省城一些最新信息，诸如谁个官上台，谁个官下台；日本打到哪里了？东西涨未涨？后来便是国共对峙消息，以及一些社会新闻。 

翻开我们《黄氏江夏宗谱》，才知道我们是“湖广填四川”一族，又称客家人。客家人的话叫“广东话”（俗称土广东），但这个广东话不是粤语，广东人听不懂，当地人也听不懂，故只能在客家人里面说。比如，爸爸叫“阿爷”，妹妹叫“幺姑”飞机叫“飞该”，吃饭叫“卡饭”，我学了半辈子也学不会一句。在我们家宗谱上有这样一首诗：“骏马登程出异乡，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皆吾境，身故他乡即故乡。世代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宗祖香，伏望苍天垂保佑，三七男儿聪明昌。”这里说的“三七男儿”，是指南宋年间，黄氏宗祖振兴，官拜尚书，娶官氏、吴氏、郑氏三妻，生二十一子，后各立门户，散居大江南北。 

我们是郑氏一支宗脉。按宗谱排列，我爷是华字辈，父是奕字辈，我是泽字辈。父名黄亦章，有弟兄三人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排行老三，二伯叫黄亦合，大伯叫黄奕龄。他们兄弟三人各有一儿一女。我叫泽荣，姐叫泽芳，二伯的儿女叫泽沛、泽莲，大伯的儿女叫泽民、泽梅。我还有个小名叫润芝，小时候大人都这样叫我。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十二岁外出学徒时，坚持改回辈分名。解放后才知道毛主席有个名字也叫润芝，庆幸我改得早，不然早掉了脑袋——一个小老百姓怎么敢和皇帝名字一模一样？纵然未叫也冲了杀星，所以当了右派，整整被关押了二十三年，与这个“润芝”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缘吧？ 

听二伯女儿黄泽莲（我们叫大姐）说：原来我爷爷在城里一家叫同兴公的刨烟店当管帐先生（刨菸店是一种传统行业，就是把烟叶用油渍浸，再榨压成捆状，而后放在木马样的座架上，用锋利的刨子样的锥刀，刨成很细很细的烟丝。此行业现己灭绝不见。）他一生克勤克俭，忠于店主。店里的少掌柜不成器，吃大烟又赌钱，在清宣统年间的一个春节，他赌钱赌输了，强向我爷爷要钱，爷爷不给，他便取出藏在身上的刨烟刀，将我爷爷活活砍死。爷爷死时，我父亲三兄弟皆未成人，奶奶一个妇道人家只能自己生闷气，不久气瞎双眼。好在同兴公掌柜还有点良心，赔了我们家一大笔钱，还将大伯叫到烟号上学手艺，后开设了品中和刨烟铺。二伯在家里种田，只父亲一人读书上学，但无作为。农、工、兵、学、商，我们家占了农、商、学，一步步发展，很快成为小康人家。 

“树大分桠，儿大分家”。奶奶死后，他们弟兄三人均成了家，妯娌闹不到一起，便各立门户分家。他们怎样分的？各分了多少钱？做小辈的不得而知。在我依稀的记忆里，那时父亲在成都中北打金街口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号牌叫元利亨。杂货店是两间三进的门面房，有一层楼，紧挨着大伯的品中和刨烟铺，内里是相通的。刨烟铺正处在十字口，东面是打金街，南面是大科甲巷。我家除去门面房外，就是父母那有地板的住室，后是厨房，厨房后有一小间是我和姐姐住的。房间不大，只能摆个双人床，无窗户，光线很暗，全靠房顶亮瓦透光。在我们房间后墙伸出一个角落是毛坑（厕所），与一个十家院坝相连，一株枝茂叶密的葡萄树盖去毛坑一大半。 

母亲多病常躺在床上，由一位乡下表姐看护。一天，父亲忽然捶胸顿足大哭，姐姐也哭，说妈妈死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死，只见妈妈长伸伸地躺在床上，紧闭双眼不说话。家里人忙起来，大伯大伯母都来帮忙，先是用竹竿把屋顶瓦拨个小孔，叫放熬；在床前烧纸钱，叫烧倒头纸。然后把妈妈移到一块木版上，一手拿一柳条，一手拿一竹棍穿上的锅魁（北方叫面饼），放进一间空房子里，用被盖捂着，木板脚下燃盏油灯。听大人说，阴间有野狗，要咬新去的人，妈妈手上的柳条是撵狗的，锅魁食喂狗的，油灯则是照路的。还说阴间有十殿，恶人死了会在那里受罪，再也变不了人；善人却可以在那里享福，很快投生去有钱人家。 

姐姐一直哭，哭得很厉害，两个眼睛成了红桃子。一次，她拉着我手说：弟弟呀！妈死了，今后我们不知要受多少罪啊！有后娘就有后父啊！可当时我都不理解。后来妈妈被装进一个厚厚的黑漆木盒子里，钉上钉，我和姐姐穿身白衣服，缠着白头帕，罩顶麻冠，手提白纸缠的竹棍，跟着大人，吹吹打打，把妈妈送到城外凤凰山，挖个大坑埋了下去。自此，家里再没有妈妈了。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跑起警报来。 

警报分为三个级次：日本飞机一起飞，航空司令部即发出预备警报信号，由警察打出黄布旗，叫大家作好准备；当日本飞机飞临中国上空，安在城墙电杆上的喇叭就发出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鬼子飞机入川后，那喇叭立即发出三短两长的叫声，是为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半个小时后，日机便出现在成都上空。它见什么炸什么，管你人和牛，猪与狗，纵是医院也炸。 

所以，只要空袭警报一拉响，城里人就提着皮箱，扛着值钱的包袱，没命地往城外跑。有的往树林钻，有的往草堆里爬，有的还口念观世音菩萨，大家唯恐丢命。 

为减少拖累，父亲将我和姐姐送回到祟义桥高家巷二伯家，住在当年父母住的那间屋子里。接着，大伯的女儿泽梅也来了，还在高家巷小学读书。不久父亲娶了个姓温的后妈，来乡下看过我们一次。姐姐没叫妈妈，我叫了，她高兴地搂了我。 

在距老家不远的东南面，就是埋葬我妈妈的凤凰山，那其实不是什么山，只是些黄泥巴山坡坡。可国民政府很早就在这里修建了机场，停了不少小飞机。一次日本飞机飞来，小飞机未及疏散，结果被炸了个稀烂，失去了这仅有的一点制空权。自此，鬼子的飞机如出入无人之境，想怎么炸就怎么炸。为找准轰炸目标，飞机总是飞得很低，低得来有时可以看见飞机里的人影儿。 

炸得最厉害的一次是1940年7月27日（史称7-27空难），108架日本飞机轰炸成都。那天天气特别好，长空万里无点云花花，48架日机在天上一字儿排开，黑压压一大片，遮去半边天空。它去去来来炸了大半天，从少城公园炸到西御街，从西御街炸到盐市口，从盐市口炸到科甲巷，仅少城公园就炸死了几百人，电杆上、树梢上挂满了血淋淋的手哟、膀子哟和足肘子及肠肠肚肚，血淋淋，惨不忍睹。 

炸倒的房子不下千多间，昨天的公馆大厦，一下成了片瓦砾。距我们住不远的科甲巷吃了两个炸弹，一家糊纸盒的李姓人家没有去躲警报，公公和媳妇都被炸死了。轰炸后的一片片瓦砾，却成了那些卖打药的、耍把戏的、玩猴子的浪人谋生的场地，日久天长，便称之为“扯谎坝”。成都人一提起日本鬼子就恨得咬牙。我们细娃有细娃的恨法——用硬纸折成小人人，写上日子鬼子几个字，然后把它丢在茅房里，架上高射机枪扫射（即用小鸡鸡撒尿），真好像出了口心里窝着的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来华援助中国抗日。距高家巷八里地的凤凰山机场，驻下不少美国兵和美国飞机。每个美国空军人员衣服背上都印有一行字：“来华洋人帮助中国”。这就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虎大队。从此，只要日本飞机一来，美国飞机就飞上去迎头痛击，常常打得日本飞机屁股冒黑烟，损失惨重，此后日机的轰炸就越来越少了。美国还有一种两个身身、三个脑袋、叫“黑寡妇”的飞机，可以停在天上不动。日本飞机来一架打一架，终于打得它不敢再来，成都再不用跑警报了。 

有天中午，听见天上响起一阵机关炮，忽见一股黑烟自天而坠，不一会儿人声嘈杂，说一架日本侦察机被打了下来，掉在陈家碾不远处的林攀里。我也跟着大人跑去看。路上看见一个农民拣了一块飞机残片，他一听见天上有飞机响，就急忙把那块东西藏起来，说飞机上的人看得见，会向他讨回。我听后纳闷：怎么飞在天上的飞机，能把地上的事看得那么清楚明白？ 

到了目的地，那架被打掉下来的日本飞机，碎了一地残片，机头栽在地里，正燃烧冒烟；一个日本鬼子尸体的一条大腿，在火里烧得吱吱冒油作响。老百姓一边看，一边骂：“狗日的、龟儿子、杂种，活该！再来揍死你。” 

我往前挤，背枪的乡丁不让。不一会儿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走下来几个美国兵，取出相机，对准日本飞机残骸“咔嚓，咔嚓”不停地拍照。看热闹的人竖起大拇指，不停地吼叫：“密司头，顶好！密司头，顶好！”老百姓对美国兵友好，美国兵对老百姓也和善，不断扔糖给大家。 

我在老家里住了三四年，印象特深。那是座品字形的院子，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库，还有磨房、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坯土墙，院子前面有座龙门，后面是茂密的竹林，四川话叫林攀。竹林很大很大，竹子又多又密，四季阴浓，走进去不见天日，长年阴暗暗黑森森就像天在下雨。竹林里飞着一种类似蜻蜓的昆虫，绿莹莹的，但头不大尾不翘，俗名“七姑娘”，煞是好看。隔不上三五天，我便要和姐姐到竹林里捞取落叶，背回厨房作柴火。我们的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一口煮猪食，灶口前挂有一个吊壶，二十四小时有热水用；柴房里堆着菜杆、麦杆、胡豆杆以及树干树枝，烧过的灰是最好的肥料。 

院子前后都有小河沟，后面那条小河是从董家堰流下来的，水又清又凉，紧绕竹林缓缓前行，有一小段还被圈在竹林里，二伯就放上几块石板作为洗衣服的地方。姐姐每次洗衣服，我总是跟着她去玩水。天热了就光着脚片来叉水，凉凉的心都会冰透。前面那条小河沟很宽，距院子龙门约两百米，是陈家碾流下来的水，水深流急，我从来不敢下去，经常看见有打鱼船在河上打鱼。打鱼人不用网，全靠鱼老鸹和水毛子（即水獭）。他们驾着一叶窄窄的小船，鱼老鸹站在船舷上，打鱼人手一挥，鱼老鸹就钻进水里，不一会儿就把鱼衔上来放在鱼篓里。每衔一次鱼，鱼人就喂它一小块鱼肉作为奖励。水毛子比鱼老鸹厉害，它专门钻到岩洞里把鱼赶出来，让鱼老鸹去衔。 

那时候，我每天早晚的任务是放牛，牵着大水牛沿着路边田埂让它啃草，如果是热天还要牵它去滚水（洗澡）。水牛个子大，有一对弯弯的长角，样子很凶但驯善听话。有时我走累了就骑在它背上，它一边啃草我一边看小人书，有点“吹箫牧童横牛背，飞线村姑坐花前”的诗情画意。 

二伯脾气暴，家里人都有点怕他，但对我还不错。逢到下雨涨水，就叫我拿上虾耙（一种竹编渔具）和他到河沟里去捉鱼。捉回的鱼很小，全喂了猫。他是庄稼行家，不论抛籽播种，使牛踏耙，栽秧打谷，都是一把好手。他还很会经营管理，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从不浪费一个铜板，甚至赶场天也不在外面花钱买口水喝，不到农忙决不雇请短工，是个典型的“狠铜匠”（成都话里的吝啬鬼）。因此，家道逐日兴旺，积攒了不少钱，一下子置成田土。他曾高兴地常常翻着地契看，喜滋滋地向家人说：“我种了一辈子田，现在才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东西贼娃子偷不走，棒客（土匪）抢不走，只有不争气的子孙才卖掉。”但不到两年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划成分险些把他划成地主。经他好说歹说和多次查实，最后定为自耕富农，买的那些田土全被征收（按土改政策规定：地主的田产是没收，富农的田产是征收）。他气得半死，常常捶胸顿足说：“那田地是我辛苦大半辈子挣来的钱买的，怎么一下就成人家的了？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王法啊！”自此闷声闷气，不久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后来饿死在“三年困难时期”。死前向儿女们说：“我至死也想不通，为什么勤快人受罪受死，懒人白得好处？”当然，想不通的不是他一人啊！ 

大伯烟店生意不错，雇了三四个匠师。每年秋冬，他就穿着草鞋拿着雨伞，步行两三百里去什邡县农村收购烟叶，十分辛苦，平时也是没日没夜操劳，1947年累死在家里。他死后大伯娘染上鸦片烟，吃光了家当，所幸的是，后人因此没有当上资本家。 

距老房子三个田远的小院子，住着守寡多年的陈三娘。她大儿子被疯狗咬伤了腿，吃什么药也医不好，成日在床上打滚狂喊狂叫。先是把自己的十个指头嚼来吃了，后是乱抓胸口肚子，听说把肠肠肚肚都抓了出来，血淋淋的，断气时简直不像个人样了。此后好长时间我都怕狗，特别怕硬着脖子、翘着尾巴的红眼狗。人说这个样子的狗就是疯狗，不但咬着你会疯，抢了人影也会疯。为什么有疯狗呢？我问大人。大人说，蛇冬眠进洞时嘴里会衔着一个石头，到春天惊蛰出洞就把这个石头吐出来，狗咬了这个石头就成疯狗。不过我总没有想通，石头有那么大的毒么？ 

在我们院子后面还有个大沙包，听说那儿有鬼。鬼是什么样？大人说与人一个模样，就是看不见脸，走路不见脚。我好生惊奇，就想看看这没脸没脚的鬼。一天晚饭后，我跑出去藏在大沙包芭茅丛中，想看鬼，害得二伯和姐姐找了我好半天。鬼没看见，却挨了顿臭骂。不过许多对鬼的传说，一直留在心里。后来长大成人虽然知道世上没鬼，一个人还是不敢在乱坟坝里走，总覚得那里有鬼！ 

每年到了“神仙难过正二三”，青黄不接时候，一些穷人总是成群结队拿上口袋、箩筐，到有钱人家抢粮，叫“吃大户”。“吃大户”不犯王法，但不能伤人，不能抢金要银；抢米抢粮也不过就是拿上几升几斗。到了庄稼成熟时候，这种现象自然消失了。我们住的地方离崇义桥的场口不远，乡长宋炳光又是哥老会的大爷，地方上“干人”（即穷人）听他招呼，不敢太难为他。“吃大户”只要吃得不过分，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针过得线过得”就算了。 

不论怎样说，成都平原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幅画，一组诗，一首歌，刀砍斧凿，深深地深深地刻在心里。抹不去，忘不掉，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春天，油菜花千里金黄，如锦似缎，无边无际；夏天，秧苗碧绿，连天接地，万里一色；秋天，粒粒饱满的稻穗，压地铺天，让人感到丰收的喜悦；冬天，麦苗青青，一地秀色，映得万里长天发蓝泛碧。 

成都不但景色优美，而且民风纯朴，邻里亲善，和睦共荣，讲孝重义，崇信守法，相敬如宾，家家如此，户户同一。每年冬至节后，没有不杀年猪的庄稼户；每年正月初二后，没有不摆春酒的村里人。红色春联，威武门神，好一派除旧迎新景色。你请我，我请你，要请到正月破五。大碗大碗的酒，巴掌厚的肉，在桌上劝去劝来，猜拳行令，笑脸张张。大人玩龙灯，小人玩竹簧，一天锣鼓，一地笑声，银花火树一直闹到十五元宵节。 

记得1972年，我囚于川南宜宾汉王山劳改茶场。这里虽是一座监狱，面对的却是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只要不是饥寒交迫的时候，往往给人不少遐想。特别是在春寒料峭的星期日，我独坐炉边，一边煨着茶梗，一边双手抱头，看着那茶缸里缕缕上升飘浮的水蒸气。在浓浓的茶香中，不禁想起家乡成都的富饶美景，好似又回到了那遥远而又令人留恋的岁月，曾写下这样一首诗：“蜂恋百花人怀情，船行江海柳迎春。五十年代成都好，笙歌妙舞锦官城。街市井然有秩序，尊老惜幼乡风淳。少年勤学壮男奋，遍地都是读书声。语耻庸俗恶奢侈，言必及义显壮心。路不拾遗夜少盗，月下惟见笑眼睛。餐馆锅红鱼肥美，果店主愁糕点陈。酒肆里巷香满路，肉吊案桌待购人。公园竹翠鸳鸯椅，情侣依依总销魂。舞步翩翩轻如燕，笙歌袅袅薄似云。极目川西八百里，女坐布机男忙耕。醉里鞭捎催壮牛，荷塘水澈跃千鳞。红脸村姑飞彩线，光腚顽童戏蜻蜓。鸡鸣院落鹅唱道，鹰舞长空鸟闹林。黄谷累累仓胀破，金果灿灿枝压沉。此景如画非笔赞，难忘当年芙蓉城。” 

   二，古城的老画卷 

1949年前的成都有市区没郊区，城外都叫“乡坝”，即农村的意思。城外西北面，归成都县管；东南面，归华阳县管。两个县政府的办公地址都在正府街，紧挨在一起，故成都有句歇后语：“成都到华阳，现（县）过现（县）”，即说话做事要兑现，不能“踩假水”（骗人）。 

老成都人说，成都市的面积，穿城九里三，围城四十八，五十二条正街，七十二条小巷，全圈在高十米宽五米的城墙里。城墙有东、西、南、北四个门洞，均为进出双开，晚上十点关城门，早上五点开城门，世代如此。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鬼子的飞机常来轰炸，为便利疏散民众，国民政府开设了一些新门洞，也拆除了一些旧门洞。新开的门洞叫新南门、新西门、新东门，唯独北面的新门叫“垮城墙”。绕城墙的河叫府河，可通几十吨的大木船，经嘉定（今乐山）循岷江直达重庆，是当时运客载货的交通要道。 

城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即人力车）和少许的自行车（成都人叫“洋马儿” ），轿车不过十余辆。私家车除裕华纱厂大老板黄渔门有一辆外，其它皆是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田颂尧、王瓒绪等所有。有钱的商贾老爷、太太、小姐都是坐私包车，就是私人专用的黄包车。它比一般的黄包车漂亮，车身外壳用油漆刷得黑亮，车把是闪光的铜杠，车轮是气胶圈，辐条一根比一根亮，旋转起来像个银球在地上滚动。车座的踏板上安有铜铃，见遇人多或行经闹市时，坐车的主人便踩响铜铃，一是叫让路，二是显示高贵身份。拉车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跑得特别快，并兼任保镖。 

全市的照明为椒子街启明电灯公司垄断。它装机容量不大，是个烧煤的火力电厂，故发出来的电力不足，电灯一眨一眨的像油灯。开始有电灯时，一些眼睛不好的老大爷就误认它为油壶子（一种古老传统的菜油灯），对着它点烟，闹出不少笑话。 

抗日战争后期，有人出资开办了公共汽车公司，大街上曾看见两三辆烧木炭的公共汽车，但没有跑上半个月就不见了。一因票价贵，二因地痞流氓坐车不给钱，三因不久内战爆发，人心惶惶，汽车公司就没能办下去。 

成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比较发达。当时著名的大学有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光华大学等，著名的中学有石室、树德、华阳、成都、高琦、华英等。不过，那时能读上大学、中学的，多是有钱人家子弟，穷人很少。那时谁家有个大学生，比今日的博士还受人尊敬，有点像古时候的状元，只差没有打马游街了。我们街坊安爷爷的儿子安三哥就是大学生，为此安爷爷也特别受人敬重，进茶馆大家都抢着给他付茶资，盼将来安三哥当了官能有个照应。那时人们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所以我自幼就好想当个大学生。 

抗战胜利后，进步文化也在成都有较快的发展。当时的报纸刋物有二十多家，如《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建设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等。除了《新新新闻》是国民党办的，其余多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所办，常对国民党的独裁、腐败进行揭露，不让发表就“开天窗”（这是当时报界反对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方式）。 

实际上，那时国民党控制不了社会舆论。尽管茶肆酒楼都奉命贴有“莫谈国事”的提示，人们从不把它放在心上，经常叫国民党“刮民党”，叫蒋介石“蒋该死”，似乎无人因此被批被斗、坐监杀头。 

当时印刷书刊也比较自由。有一个开茶馆的老板叫刘思亮，是个落魄文人，一肚皮牢骚，自编自印了一种刊物叫《思亮随刊》，不但送人也雇人售卖，所登内容全是嘲讽现实。如抗日时个别军阀不愿出师打仗，刘斯亮就借用顾客和理发师的对话一语双关地嘲咒——“顾客：师傅，你怎么还不‘出师’？理发师答：先生我刮都未刮完，怎么能‘出师’？”军阀刘湘为炫耀军威从德国购得一艘小轮船，大言不惭，自号为“巴渝舰”，行驶于重庆、万县之间，刘思亮就写了《颂刘将军海军之神威》的诗：“都督（指刘湘）有艘巴渝舰，从渝到万只七天（重庆到万县不足两百公里），不是沿江滩陡险，几乎快过白木船；寄语两岸船夫子，闯烂军舰要赔钱”！后刘湘病死武汉，在成都大办追悼会，刘斯亮送去一副对联，上联是“刘军长千古”，下联是“中华民国万岁”。有人问：刘老师，这“千古”对“万岁”对得好，但“刘军长”才三个字，而“中华民国”是四个字，怎么对得起啊？他答：刘军长就是对不起中华民国嘛！众皆大笑。有一年双十国庆，他公然在门上贴出一幅对联：“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举国若狂，情狂，情狂，情情狂”。“当当庆”与“情情狂”是敲锣打鼓的象声词，但用于庄严的党国国庆，要在反右或文革中，恐怕杀头都有余了。但当时大家只是一笑置之，视为文字游戏而已。这样的宽容，即使今天也令人羡慕吧！他还画过一些讽刺时政的漫画，如有一幅画一个人跑到政府办公处买糟蛋（一种甜酒浸泡的鸭蛋，为佐酒之上品，产地叙府，即宜宾）：先生，你们这里有叙府糟蛋卖吗？门卫回答：这是政府不是叙府。购者言：听说政府糟蛋比叙府的还要好嘛！另一幅画一“上访者”白日打着灯笼去政府说事，政府人员问他：大白天你打着灯笼干什么？他回答：哎呀，这里面太黑暗了！。凡此种种，使他名满里巷，家喻户晓。三四十年代成都人，谁不知道刘思亮？然而“奇怪”的是刘思亮先生一直平安无事，甚至“有关都门”既未请他去“喝茶”，更未被人“和谐”一下。所以什么“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万恶的旧社会”之类的美称，都被刘先生弄得黯然失色了！ 

《另外一人叫官缄宇，外号官大炮，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律师。1947年中国实施宪政选国大代表，他公然站出来胆敢与“我党”提名的侯选人竟争，参加竞选，印了不少宣传品四处散发。他在宣传品上写道：“本人官大炮，为民愿坐牢！杀头更不怕，敢和大官吵。揭黑捣贪腐，请投我一票。……”筒直要篡党夺权了。  

成都新南门外还有一个说单口相声的曾炳昆，名气也很大，近似北京的侯宝林。他的相声段子多是挖苦官僚和有钱有势的人，每日听众多达千人。 

除了这些民间名人，成都街头还常见一些受了委屈的老百姓，身披黄钱（纸帛），奔走喊冤，也未见有警察或城管去干涉。第二天就成了报纸新闻。总之，成都是个比较自由的城市，只要你不偷不抢，官府也就不怎么管你。 

再说娱乐场所。成都有很多电影院、戏院，都集中在闹市区春熙路、总府街一带。最有名的是春熙东路的春熙大舞台，专演京剧，星期日两场，平日只演晚场，名角有刘荣升、攸虎成等。川剧院有两家，一家是华新街的悦来戏院，一家是春熙北路的三益公戏院。悦来剧院的名角是贾培之、蔡如雷、竞华、陈书舫；三益公是川剧圣人康开办的，规矩很严，特讲义气。电影院较有名的是新明、智育、蜀一、青年四家。新明在城守街，专演美国大片，《泰山之子》、《出水芙蓉》、《魂断蓝桥》等就是在这里推出的，一时万人空巷，热闹了好几个星期；智育、蜀一在总府街，演的多是国产片；青年电影院在春熙路青年会馆里面，是教会办的，票价特低，有时还不要钱。 

城里还有十多座教堂。最大的教堂是平安桥街的平安教堂，它附设有育婴堂，专收被人遗弃的孩子。在教堂门外设有两个大木箱，谁家孩子生下来无力抚养，就抱去丢在木箱里，修女便抱回教堂，一直养到成人，包括教孩子识字、读书、学本事，以至成家立业。应该说这是一项善举，不知怎么在解放后却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椿罪恶。在我记忆里，暑袜街那个教堂也不小，每周做弥撒，姐姐带我去过两次，只要我在耶稣像前行个礼，牧师就给糖给书。书是洋纸印的，上面有许多彩色图画，很好看。 

城里有两处公园。靠西一处叫少城公园（抗战时期以蒋氏之名命名为中正公园，今名人民公园），另一处叫中山公园（今名劳动人民文化宫）。少城公园有条小河圈着它，小河叫金河，与荷花池相连，外有中山礼堂、博物馆和一座假山。中山礼堂前有个很大的广场，是举行大型活动的地方；广场西头是“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碑体很高，像柄长剑直插蓝天，上书“辛亥秋保路同志会纪念”。 

博物馆是一排长长的敞房，里面放着许多铁炮、铁人，听说是从古墓里挖出的。假山四周有几个亭子，分养着野猪、野马、豹子、老虎和孔雀、白鹤等，抗战时跑警报人人顾命，谁还管动物，以后就再没看见了。公园四面街道大多住的是满人，所谓“少城”，少者，小之意，即城中之小城也，有不少黑漆门洞的公馆，相当于北京叫四合院。里面住的多是有钱人或遗老遗少。 

成都最大的寺院是城里的文殊院和外北五里的昭觉寺，它们都是上千年的古庙，松柏森森，蔽日遮天，纵是酷暑也寒气浸人。文殊院后面有一大片丛林，早晚一片鸦声，从没有人去打乌鸦或爬上树取蛋，因为据说菩萨要谴责。昭觉寺神秘兮兮，有很多传说。那煮饭的大铜锅深不见底，可煮几条牛。庙里有很多镇山之宝，故称川西第一惮林。 

另外，成都四城门外都有城隍庙，最大最好的是北门城隍庙。它占地大，房子多，有泥塑彩绘十殿，塑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有“下油锅”、“上刀山”、“奈河桥”、“望乡台”、“王婆婆卖迷魂汤”、“雷打张继保”等等，有警世作用。故香火旺盛，献油膜拜的人不少。东门城隍庙也不小，砖房梁柱，有几个大厅，有阎王十殿。因地处干道，后来就成为城里最大的米市。 

说起米市，买进卖出都不论斤两，而以斗、升、合为计量单位。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一斗相当于十六进位的三十二市斤。米市有专门“打斗”（打，即量之意）的经済人，不论谁买谁卖，都由他打斗。这种人有专门坑人的技术，端起簸箕倒米时能让米一颗颗立在斗内，这样一斗米可少掉半斤到一斤。 

成都人自来喜欢吃，喜欢玩，喜欢吹牛，喜欢打小牌，纵然下顿没米下锅也悠然自得。所以遍街是餐馆、茶馆、小吃店，每个十字街口早晚都有汤圆担担、涝糟担担、腌卤摊摊。夜里打牌打饿了，还有专门敲竹梆的担担面，供赌客吃喝。 

成都人有喝早茶习惯，大约每天早晨六点多钟一条街的人就聚在茶馆里，不是谈生意便是交流趣闻，总是相互争着付茶资，亲善和睦互不争斗。因井水味咸不能沏茶，泡茶的水都是从河里用板车拉来的。喝茶有规矩，堂倌把茶冲上盖上盖后，约两三分钟后才能举起茶碗，揭开茶盖，翻盖一浪，茶的香味直冲鼻孔，那白白的茉莉花瓣在水里翻滚，很是好看。 

茶馆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茶肆布局基本一样，竹圈椅，小木桌，茶碗描龙绘凤，皆有“茶船”（即盛茶碗之小托盘），俗称盖碗茶。茶多是花茶，质低的一毛（折合现市价约一元人民币），高的五毛，冲茶的服务员称堂倌或叫幺师。有些茶馆还有打帕子的人、送水烟袋的人，顾客只需一叫：“拿张帕子来！”打帕子的服务员就从很远地方用手往上一抛，那热乎乎的毛巾就像只白鹤凌空飞到茶客手中。需要吸水烟，叫声“拿烟袋来”，一根长长的水烟袋管便送到你嘴中，自有人为你装烟、燃火，你只需咕噜咕噜吸就行了。如你想掏耳、捶背、修脚，动动嘴都能达到目的。茶馆不卖吃食，有来去穿梭卖瓜子、香烟、糖果、白糕、油炸饼之类东西的小贩，包你饿不着肚子。茶馆是个花花绿绿的小世界，吃的、喝的、看的，应有尽有。只需花上几毛钱泡碗茶，便可悠哉游哉地消磨一天。坐茶馆的好处是，既可交流信息，又能结识朋友，还可做成一笔笔生意，还可以发泄肚里不满，骂骂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或臭臭军阀与有势有钱的人。好像也没人告密举报，更不存在抓捕危险，只要你想骂就放开喉咙骂。这叫“吹牛皮不犯死罪”，也不必担心成为“右派份子”。正如思想旅行不需花銭一样，故茶馆生意火红，经年不衰，成了成都人最好的休闲娱乐场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城里也有不少乞丐（地方话称叫花子）。他们都有帮口，划有地盘，这个地盘的乞丐不能到那个地盘去乞食，否则视为犯规。犯了规，帮口会出面处理，轻者赶走，重则下膀砍腿，再重者沉塘丢河，乞丐都不敢犯规。 

《乞丐有三种讨乞方式，善讨、强讨、骗讨：善讨，磕头作揖，叫爹喊妈，多是年老和残疾人；强讨，多为强壮之人，自幼好逸恶劳，逢单人过路或弱户人家，非得要对方施舍，不给不走；骗讨，把自己装扮得十分可怜，断腿缺手，流脓生疮，让人心生慈悲，给米给鈛。 

还有一种是专门骗吃的乞丐，他们先去饭馆吃个酒醉饭饱， 然后头顶板凳跪在饭馆门前叫喊：“善人、老爷，太太、小姐，大慈大悲，行善行好，我实在饿得不行，才去吃了顿饱饭，现身无分文，不能走路，求你们行行好，给我付了这顿饭钱，老天爷保佑你儿子当大官，女儿做皇后……。”一般叫上两三个小时，就有善人去解套。 

窃贼也是划了地盘的，各有各的堂口，各个堂口有掌门人，管着窃贼，一旦犯事负责打捞，窃到东西要如实上交分肥，故没有野堂口的窃贼。大凡要人被窃，找着警察头目，头目找到窃帮眼线，就能很快物归原主。“警匪一家”，自来如此。抢匪也是一样，更有各自地盘。如要越境抢劫，必须经当地帮派老大同意，否则称为“不落教”。“不落教”会被黑办，剁尸或去手足。 

此外，各街各巷有义务消防组织，备有水桶、铁钩、铁抓等器具，还有救火车。这种救火车实际就是是下面有四个轱辘的一个大圆木桶，上面加上铁制压盖梢条，再接上水管，到时候用人压水救火。遇上火警，义务消防队员就拉着它拼命向火场飞跑。一次华西大学发生火灾，就是义务消防队扑灭的。义务消防队员不要国家发工资，也不用单位供养，全是自愿参加的公益勇士。 

如遇大热天久旱不雨，几条街的人便相邀玩水龙。水龙几十米长，龙体是草扎的，有十多节，用布联成一体。玩龙的人只穿一条短裤，站在街中任人泼水。当时各户门前都摆有清凉的水盆，用瓢舀水向玩龙的人泼去，近似傣族的泼水节。打金街有一个做皮箱的游伯伯，长得腰粗臂圆，玩龙能把龙头玩得风转，令人叫好不绝。 

当年四川省政府在督院街，成都市政府在鼓楼街。市政府下辖八个区。我们所在的打金街偏东一带叫一区。区下是保和甲，一个甲大约管五六十户，十个甲为一保。保长相当于今天的居委会主任，甲长近似居民组长。保长甲长全是公推，多为地方上有钱有声望的人出任。凡地方上发生矛盾纠纷、打骂械斗等事，都由他们出面解决，少有动政府的。政府管的都是大事。 

保长设有保办公室，有保丁和打更匠。保丁工资由保长管，打更匠工资由所在区域受益人户承担。打更匠每天晚上要打四次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一般二更时间是晚上十奌，三更是十二点，四更是凌晨两点，五更是凌晨五点。他一边打更还一边吼叫：“注意防火，注意防盗，关好门窗，睡好大觉。”保里有什么事，也由他负责通知。甲长协助保长处理本甲事务，没有办公室，只在自己住房门前钉一块标牌，以示不同于一般户主。 

成都还有很多善堂，是有钱人做好事的地方。他们不把钱直接给穷人，而是捐给善堂，由善堂救济穷人。善堂起于何时不得而知，只知道穷人生了病可来此看药，家里死了人可来此要棺材，寒天没衣穿可以来这里要。逢年过节，还可以来这里要米票。因此，善堂不但调済了贫富矛盾，还安定稳固了社会，形成了一条人性的和谐纽带。 

善堂毎年要做几次法事：三月十五观音会，七月十五于蓝会，九月初一玉皇会。逢做法事，要请来一些和尚或道士，穿上法衣敲锣打鼓，扬幡飘旗，祈福求安，寄愿上天。做法事时还要撒鬼弹子（即面团做的一种糖果），因而小孩最乐意来看热闹。除做法事外，善堂也搞些请神邀仙、扶乩显灵一类活动。我父亲就曾从善堂请回一幅关圣大帝显圣像，供奉了一辈子，却未保佑他交上好运。 

善堂在成都市有上百家，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共产党宣布取缔，说它是“一贯道”和汉奸组织，堂主们被逮捕的逮捕，判刑的判刑。自此社会上没有了有钱人，大家参加劳动、工作，领取工资，“吃大锅饭”，谁还去行善呢？纵想行善也没有了地方！ 

成都的背街小巷有一种经済实惠、专供下力人的小食摊，专卖牙牙饭，又叫挨刀饭，就是一锅煮两三斤米的饭，煮好后用刀切成一牙一牙（即似月牙状一块一块）的等量，由购买者看着自选，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我没有去吃过，因为吃不完那一牙，有点望而生畏。 

成都还有“一景”值得一提，就是东南门城墙边的游民练习所。所谓游民，就是些扒手、小偷或不学好的烟鬼、赌棍，犯了事不够判刑，便由警察局看管起来，教他们做些工艺和轻微劳动，诸如扫街、运送垃圾等。为防止他们逃跑，每人脚上套一条铁链，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大家呼之为“嗯哥”（即鹦鹉）。只要他们一出来扫街，不少人便给钱、给烟、给吃食，以示怜恤同情，当作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