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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反共　打垮中国情报系统　救六四异见者
美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病逝

蘋果日報，2009年11月15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 … amp;art_id=13421937

他是美国对共产中国情报网的创建者之一，曾成功策反中国安全部要员，导致中共情报系统大崩溃；他亲历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在中国军警重重包围下，将中国着名异见人士方励之夫妇藏在大使馆，一年後再送出境往美国。一生反共并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本月12日在美国病逝，终年81岁。

李潔明
James Lilley
1928年－ 2009年

李洁明因前列腺癌并发症， 12日在华盛顿锡布利纪念医院（ Sibley MemorialHospital）病逝。美国国务卿希拉莉（ Hillary）昨日发表悼念声明，称他致力推动美国与东亚国家关系，赞扬他是美国历来「最佳外交官之一」，是外交官的启蒙者，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有卓越贡献。

1986年时助理国务卿的李洁明（左一）在美国家中招待好友。

1991年3月，李洁明（右三）离驻华大使前到访重庆汽车发动机厂。

新华社不提李洁明逝世

中国官方对这位美国政治家去世反应出奇冷淡，新华社中文只字不提，英文稿对他无任何赞美之辞；中新社则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李洁明病逝」为题做报道，文中仅提一句「1989年至 91年担任驻中国大使」；内地各大互联网不见报道，显示中共对这位美国特工出生的驻华大使，极之不满。

李洁明出生於中国青岛，他的父亲是美孚（Mobile）石油驻中国代表。他於 1928年 1月 15日出生时，青岛正被日本人霸占，在青岛 8年，他目睹中国人受欺凌。他在回忆录《中国通：亚洲冒险丶间谍与外交生涯 90年》（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中亦有提及。

之後李洁明返回美国，在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毕业後，李洁明在 1950年加入美国情报机构战略服务局，即中央情报局（ CIA）的前身，开始展开对华的情报工作。他曾被派往亚洲多个地区，包括香港丶南韩丶台北和北京等地，但对华情报是他的主业。他两度来港，负责建立对共产中国的情报网。他曾成功策反中国安全部负责对美国情报的高官，令外界刮目相看。

1997年李洁明访问台湾，获时总统的李登辉接见。

方励之（左）及妻子李淑娴（右），出国後与大右派林希翎合影。互联网

让方励之夫妇藏身大使馆

1989年，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不久，即遇六四事件。他不断向时任总统老布殊提供事态发展第一手材料，令美方坚定了支持中国民运的立场。六四大屠杀後，他强烈批评中共，并让中国异见人士方励之夫妇藏身美国大使馆达一年之久，面对中共重兵包围美使馆，他泰然处之，并与中共交涉，最後中方不得不同意方励之夫妇出境赴美。

因坚持反共立场，在所有美国驻华大使中，李洁明是最不受中共欢迎者。过往驻华大使卸任後，多获中共礼待，获邀回中国参观访问，或参加研讨会等活动，即使批评中国人权最猛烈的前驻华大使洛德（ Winston Lord），近年也曾几次获邀访华，惟独李洁明，至死亦不获邀请。但内地不少网民在海外网站贴文，对李洁明表示哀悼。

美联社/多维新闻网/本报记者

李洁明小档案
出生地：中国青岛
学历：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华盛顿大学硕士；曾在香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中国古典文学
经历：
• 1950年加入美国特工组织「战略服务局」（简称 OSS），即中央情报局（CIA）前身
• 1951年底，奉调到日本东京，开始他的 CIA特工生涯
• 1953年入读香港大学，表面上是学生，实则暗地里发展特工丶刺探大陆情报；其後辗转在亚洲多国从事收集情报工作
• 60年代初，再度被派到香港负责对华谍报工作
• 1973年中美决定互建联络处，他赴京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
• 1981年至 1984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 1986年至 1989年担任美国驻南韩大使
• 1989年至 1991年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在中国以中文名「李洁明」着称

资料来源：《苹果》资料室

李洁明回忆录英文版封面。

李洁明回忆录中译版。

策反中共情报员　助俞强声赴美
2009年11月15日

1986年5月，中国对外情报部门发生严重叛逃事件：国家安全部外事局主任丶负责对美国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俞强声叛逃美国，令中国潜伏在美情报界40多年的间谍金无怠曝光。而李洁明则被指是策反俞强声的幕後黑手。

中国安全部大改组

俞强声是中共元老黄敬之子，乃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丶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64岁）的兄长。他的叛逃一度对俞正声仕途造成影响，但俞正声仗着与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关系避开锋头，从北京到山东青岛任职，直至 20年後才东山再起，主掌上海，并进入中共政治局。

中国情报官俞强声叛逃事件轰动世界，但20多年来，中美两国官方及情报界对此事均无任何表态。李洁明在生前出版的回忆录，亦只提及金无怠间谍案。

加拿大前特工作家霍夫曼（Tod Hoffman）曾出版《内部间谍──金无怠和中国对中情局的渗透》一书，书中有一章关於中国间谍「飞机人」（Plane Man，CIA为俞强声取的代号）的精采描述，美国特工与他秘密接头联系，以及最後被策反的过程，直指这是李洁明和他手下的「杰作」。

由於俞强声叛逃，1983年才成立的中国安全部被迫脱胎换骨大改组，部长凌云被解职，多名相关人士被处分。俞强声逃美後，自此下落不明。有传他已整容，也有说他逃美两年後，被中国情报人员溺毙。
本报记者

不屑中共侵人权　支持两岸民主
2009年11月15日

李洁明一生从事对华谍报工作，了解中共历史，不屑中共反文明作为，使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反共政治家。但他积极支持台湾的民主发展，并於 1995年促成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触怒中共，令中美关系一度紧张。

促成李登辉访美

李洁明在回忆录中称，自己虽然在中国出生，但中文却只有四岁小孩子的水平，只会用来打招呼丶骂人和说大小便。但谦虚并不妨碍这位政治家对中国的深入了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六四事件，使他对中共有深刻认识，坚定其反共立场。

六四事件中，中共指摘美国 CIA介入了中国学运，并将账记在李洁明头上。 1991年 5月李结束任期回国，此後再无缘踏入中国大陆。但这不妨碍他对中国民主的支持。他曾两度接受台湾邀请赴台访问，并多次公开演讲赞赏台湾的民主，批评中共侵犯人权。

晚年，李洁明在美国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办了一个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获台湾方面捐款。 1995年在他斡旋下，美国批准被中共指搞台独活动丶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事件令中共大怒，一度以向台湾以东海域射导弹，及在沿海军演作威胁，中美关系一度倒退。

本报记者

两度驻港收情报　怨港特工为钱
2009年11月15日

李洁明曾两度在香港进行对华情报工作，一次是上世纪 50年代初在香港大学，以学生身份从事谍报工作，另一次是 60年代初期被美国中情局（CIA）派驻香港。他在回忆录中曾抱怨，在香港特工一味只想发财，将情报费中饱私囊，令他生气又无可奈何。

指中情局做法食古不化

1953年 5月，李洁明以学生身份入读香港大学，以读书为名，收集中国大陆情报为实，并以「约翰．赖特」（ John Right）名字活跃於社交场合。当时港英当局不希望美国用香港搞间谍活动，他的活动因此受限。某次，他旗下的一名特工因涉走私武器被查获，他因担心自己身份暴露，只好离港回国。 60年代初，他再度赴港，是中情局驻香港第二号人物。他在回忆录披露，当时中国大饥荒，他的手下收到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印的工作通讯影印本，其中有描写解放军毒打盗窃食物老百姓的具体报道，对美国了解中国的大饥荒及军方工作很有帮助。

被指是李潔明手下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右）與夫人戈揚。

李洁明在回忆录指，中情局在香港的做法食古不化，总是找人带电台到大陆去联系，结果总是「骨头打狗丶有去无回」；他还提到香港的特务一味只想发财，把情报费中饱私囊。据悉，李洁明在港时的手下，包括早年曾参与中共革命的司马璐（着有《中共历史见证─司马璐回忆录》，现居美国， 2002年与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戈扬结婚）丶曾在旺角经营书店的李金晔和已故学者许冠三等。

本报记者

红黑同体说明党患上血癌
练乙铮, 香港信報, 2009年10月30日

重庆自今年六月开始「打黑」，近日进入高峰，市政府昨日发表最新数据，连日出动警干数达七千，占去公安系统人力四分一，收到四万宗举报，抓了三千个疑犯，除了重庆市黑头头丶市司法局长兼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文强落网之外，多个重大黑社会头目亦被捕，其中包括控制市公交系统出租车市场的黎强；後者并非等闲之辈，而是市人大代表丶区政协常委。重庆这对「黑道二强」，一个是达官，一个是贵人，特点都是「红」里透「黑」，和一般大陆上几十年来抓出的硕鼠一个模样。对此，重庆市民乃至全国网民非常高兴，市长薄熙来几乎成为全国最受拥戴的政治人物。当然，也有不少人像笔者一样，高兴之馀，还担心这种运动式的严打并不能有效阻遏黑恶势力搞贪腐。
「严打」是邓小平发明的，二十多年来，大的一共搞了三次，一九八三年头一次非常厉害，持续三年，主要针对文革遗留下来丶改革开发之初出现的打砸抢分子和涉情色事「流氓」。那次严打，立竿见影成效显着，最着名的案子是把开国元勋朱德的孙子也正法了，但事後一般认为有扩大化之弊，遗下很多冤假错案，社会代价很高，不过那是中共以搞运动试图解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通病。第二次和第三次严打，分别在九六年及二千年展开，每次历时一两年，而且主题都是「打黑」。九六年那次主要打击毒贩丶劫匪和贩卖妇孺的人贩子等流窜性罪犯，还有便是扫黄。但是，黑势力并未因此收敛，至二千年，全国法院处理涉黑案件数量竟达九六年的六倍①，於是又有二千年底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运动，打击对象是「有组织的黑社会团夥恶势力」。其後，在全国各地也不断出现规模较小或对象范围较窄的严打，如○一至○三年北京市治安严打丶○四年全国黄网严打（效果不彰，故有「绿坝」）丶○五年的青岛春季严打等。这次重庆市「打黑」，下一步将推广至市郊的区县，暂还未有成为带动第四次全国范围严打的迹象。

仔细阅读有关历次「严打」的材料，不难看出一些趋势，那便是打击对象愈来愈组织化丶从暴力犯罪转为经济犯罪丶从社会转向党内。起先是黑势力与公权力对抗，及後是黑势力与党组织同体化，与公权力结合。

去年初，笔者在本栏指出，在新时期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段，党无可避免要蜕变为一个带二重性的组织，即一方面是一部管治机器，另一方面是一张立体贪腐利益关系网；二者是共生的，作为管治机器，党垄断所有社会权力，而且往往是绝对权力，因而无可避免出现严重腐蚀，招引大批寻租客不特已，还把原本的健康肌体败坏。重庆那些怵目惊心的事例，其实遍布全国，而且还不仅在大城市。党已经患上血癌。

严打能否治此癌症，我们可参考二千年薄熙来在大连市当市委常委兼市长时的严打经验。当时大连中级法院副院长刘晓滨被捕，副市长高姿丶市外事办主任张步宁等一大堆人物，有的双规丶有的丢官，但薄一调走，这些人便获释的获释丶复职的复职，馀的案件很多不了了之。② 党作为贪腐关系网，很有弹性，扭它一下，会绉一阵子，然後回复原状。这次薄熙来在重庆，如果干得真正好而又可升迁的话，下一个在重庆获释的，很可能是首犯文强（如果到时还未处决），因为此人并非没有後台。文曾经是重庆有名的打黑英雄，○一年由他主理侦办号称「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的一宗打黑大案，拿下黑恶集团首犯张君，立了大功（大家看看讽刺不讽刺）③；文因此升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而当时批准此项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就是现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後来文强兼当市司法局长，更是因为他在汪洋（现广东省委书记）继贾国强当重庆市委书记时，继续打黑有所表现的结果。由此可见，当时文强打黑，不过是要树立自己的黑势力。中央至今未积极表态支持薄熙来打黑，亦未表示会推广重庆的「打黑」经验，也许与贾及汪的面子有关。
其实，在今天的大陆，没有任何独立的社会组织（「圈圈功」大概是唯一例外），一切黑社会和有组织的黑恶势力，都不过是党的肌体的一部分，或者是这张贪腐关系网上的一块病变增生膜。脱离了党的肌体，这些黑恶势力根本不能取得任何不法利益；大家只要看看历次打黑揭出来的坏头头的党员身份丶官阶和政治地位（两会成员等）便明白这点，故很难寄望党的肌体有健康再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党不断膨胀党员数目并以之为傲，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肌体内增长最快的，通常是癌细胞。党反倒应该自己来一次大清党，把三分之二的党员（四千万人以上）清理掉，也不为过，问题是剩下来的，不一定比清除掉的好。薄熙来重庆打黑，也许和他在大连的作为一样，终了不过是党内利益派系之间的游戏。

注：①见○八年十一月五日《京华时报》文章〈改革开放三十年司法变迁〉；②见前《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在《博讯网》上写有关大连事件的一些文章；姜因为报道了大连的一些政治内幕，○一年被判危害国家安全罪入狱八年，○六年保外就医去了加拿大；③见九日《中广网》文章〈文强：从打黑英雄到被打黑者〉。

图为ICT出版的西藏新书《Like Gold that Fears no Fire》（意为：真金不怕火炼）封面和封底。封面作品为图伯特艺术家Losang Gyatso关於2008年西藏事件创作的《Signs from Tibet》。

2008年之後的我们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ICT出版的西藏新书《Like Gold that Fears no Fire》中的文章

唯色（Woeser）

1丶身份

1959年改变了藏人的身份。

之後，从未有过的，在藏人的文学史上，出现了以多种文字表述的声音。比如，在这本书中，出现了以母语写作的藏人的声音，也出现了以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写作的藏人的声音，说起来是多麽地丰富多彩，却饱含悲哀与无奈。

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占却”（藏语，流亡）和“占却巴”（藏语，流亡者），这两个词就像深深的烙印，成为1959年以後的西藏民族的显着身份。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用母语写作，还是用中文或者英文或者任何一种文字写作；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是寄居在达兰萨拉，还是寄居在纽约丶伦敦丶或者北京；不论如此众多的藏人仍然留在自己的多（安多，今青海丶甘肃丶四川等地）卫（卫藏，今西藏）康（今西藏丶四川丶青海丶云南等地）老家； ——都是流亡者，身体的或精神的流亡者！

历时半个世纪的流亡，不但在地理上造成人为的阻隔，致使以漫长的边境线为界，西藏民族被划分为境内藏人和境外藏人两大群体，在文字上造成的阻隔更是明显的，虽然出现了能够双语或者更多语言的写作者。

分隔使得我们彼此徒有牵挂，却难以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对於境内藏人，经过半个世纪强制性的洗脑教育之後，最可怕的不是一座座寺院被摧毁，而是记忆被清除或者被改造。寻找丶恢复并修正记忆，乃至再现历史和现实，这已成为我们的责任。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依赖的，所有人都是互相依存的，当我们身陷谎言之中，当我们连身边的真相都被遮蔽之时，我们需要凭着良知丶勇气和洞察力，发出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

2丶声音

声音，这是一个重要的词汇。发出声音，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西藏的寺院，经常可以听到僧侣们辩经时双手击掌发出的声音。而辩经所发出的声音，在西藏的所有声音中，应该只是其中一种，象徵伟大的佛法犹如真金不怕火炼。除此之外，在西藏本土，还有着什麽样的声音呢？

一个人，一群人，从内心发出的声音，倾注着对这块土地深厚情感的声音，凝聚着这个民族宝贵精神的声音，并且针对自身生存处境以及历史记忆进行思考丶追溯和表达的声音，一旦发出并且传播，在今天的西藏立即就会遭到各种斥责。这些斥责中，听上去似乎最理直气壮的是：“你们吃我们的，用我们的，却攻击我们，你们忘恩负义。”

藏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遭到这样的斥责，这说明了什麽呢？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是不是，从始以来全靠仰仗他人的恩赐才得以苟活至今呢？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麽又是从何时起，毗邻而居的他人变成了登堂入室的主人，以至有了可以如此训斥原住民的权力？所谓“吃我们的，用我们的”，其实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谎言，但这样的论调，既能蛊惑殖民者一方的民众，又使得被殖民者多少有点儿理亏词穷——可不是吗？对於被纳入利益集团之中的每一个藏人来说，其生存的情形不但是依赖，而且是依附，甚至是寄生。

多麽不容易啊，从深深的压抑中冲出喉咙的声音，为什麽，一出口就奇怪地变了调？更经常地，是不是，还未来得及发出一个音节，便被那劈面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禁令，给惊吓得生生咽下，不敢吭声？

3丶讲故事

讲故事，是很重要的。它不但可以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而且，在本土出现任何一个事件之时，讲故事可以使得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件变成经验，赋予它们可以为人们共享和记住的故事形态，进而形成一种民族的记忆和传统，而不仅仅只是被胜利者独白的故事。

那麽，由谁来“讲故事”呢？或者说，谁讲的故事更接近“事实”或“相对的事实”呢？具体到西藏而言，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殖民者，还是丧失了话语权的藏人？讲还是不能讲？如果讲的话，有多少可以讲，又有多少不允许讲？而被允许讲的，有多少是想当然的，又有多少是有意被修改过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曾在报社当过记者，在杂志社当过编辑，也写过所谓的“主旋律”的“报告文学”，我太清楚如此这般“讲故事”的规则和潜规则了。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历来不能是批评者，更不能是反对者，而须得是政府的仆役或喉舌，否则日子会很不好过。比如一位作家，如果叙述的是真实的故事，内心的故事，属於“自己”的故事，那就大大地犯禁了。这，就是某种权力在“讲故事”这一范围内的体现，犹如某种暗中行使的戒律，我们只能心照不宣地接受丶遵守，若越雷池一步，对不起，这权力的大棒就会落到冒犯者的头上，得到的惩罚包括令其噤声，或者使其消声，如着作被查禁，文章不能发表，更严重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而这也是一种警示，提醒其他人，只能在这权力允准的范围内“讲故事”。这当然是殖民者的权力，它要求甚至强求被殖民者最好哑口无言。如果想要开腔，那也只能是随声附和，变成殖民者的应声虫。如果更进一步，昧着良心，为这权力大唱赞歌，成为这权力的摇旗呐喊者，那当然是会令殖民者圣心大悦的，并且予以赏赐多多的。就像是主人家扔给看门狗的骨头，还残留着一点儿肉末。

而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官方话语或权威体系关於西藏的几乎所有的故事上来看，莫不皆是“介绍”西藏丶曲改西藏，进而企图永远地控制西藏，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删除与修改中，真相被掩盖了，恐怖被隐藏了，西藏人仍然是沉默的。

4丶结构与处境

在西藏，除了僧侣阶层这批传统知识分子之外，大多数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藏人基本上被囊括在体制之内。多少年来，西藏的文化空间几乎全被体制掌控，西藏自身的文化市场又非常狭小，因此西藏知识分子的各种表述是备受限制的。

在西藏，官方有这麽一个不成文的说法：藏文程度越高，宗教意识越浓厚，思想越反动。这一方面造成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轻视藏语文的学习和普及，导致藏人中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使得藏人知识分子惟有被动地接受现状方能自保，倘若敢於发声，要求当局重视藏文化丶尊重藏文化，轻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重者则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因此很明显，在西藏，用中文写作的文化人相比用藏文写作的文化人，所感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至於有名者与无名者的处境，与其说松紧不一，不如说是体制内外的区别。只要在体制内，所受到的控制与约束是一样的，甚至因为出名而获得官方的厚待，诸多名利的诱惑更大，也更难放弃，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一种无形的“紧” 。而在体制外，名声确实可能带来相对多一点的安全，比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我离开体制後的写作，换作民间知识分子中的僧尼等人，结局将会很不同。然而，这种所谓的安全并非真正的安全，只是出於当权者的算计，在他们需要下手之时，这种安全立刻可以荡然无存。

就发表作品的空间而言，在中国内地相比藏地要宽敞一些，比如西藏自治区内的出版社丶杂志社和报社只有区区数家，并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相当严格地看管，而中国内地在出版和发表方面的审查制度虽然也很严厉，但如此庞大的地域以及不计其数的出版物有时候会给真实的发声一点空间。当然，涉藏题材的书稿甚至需要上报中央统战部审查，而且审查相当严格。需要说明的是，中文世界并不局限於中国境内，在海外有着相对广大丶比较自由的文化市场，所以从2006年起，我已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了七本书。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境内出书，毕竟在这里拥有广大的中文读者群，有助於更多的中文读者因为我的写作对西藏有所了解。

5丶用中文写作

我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藏人作家。正如汉人作家王力雄在《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一文中所说：

“历史因素的组合恰好为藏族造就了众多这种人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和诗人就达数百之多——被称为藏族的’汉语作家群’。……藏族内部对这种现象评价不同。一些人认为是殖民主义的结果。的确，分析这些作家的情况，殖民主义色彩相当鲜明。首先’汉语作家群’的多数人都是在’四省藏区’长大。四省藏区是中国有意对西藏进行分治的结果，把西藏毗邻中国的区域划入青海丶甘肃丶四川和云南四省。四省藏区汉化程度高，藏文教育差。……藏族的汉语知识分子有一个普遍问题——本民族语言掌握得不好。他们中间的多数不能读写藏文，有的甚至藏话都说不流利。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教育造成。唯色一代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的教育，那时四省藏区很多学校几乎完全不教藏语。另一方面也由此才导致他们汉语好到能成为作家的程度——汉语已经是他们的母语。一般而言，人只可能掌握一种足以成为作家的语言。但是当西藏作家协会的主席扎西达娃在国外和流亡藏人见面，双方只能用对藏人而言具有殖民主义象徵的汉语进行交流时，足以让海外藏人提出这种质疑：既然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不掌握本民族语言，如何能掌握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又何以能代表藏民族进行表述呢？”

不过，我不同意王力雄关於母语的说法。曾经我与他就此有过争论。中文绝不是我的母语，它只是我的第二语言。且不说我在四岁以前几乎不会汉语，而且我生下来时吃的第一口食物，是与母乳混在一起的西藏酥油。我悲壮地反驳说：我的母语不是中文，只不过我的问题在於，我的母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是的，就是这样，置换了。就像你怀抱中的珍宝，尽管你怀抱着珍宝，但你太幼小了，你太无力了，你太愚钝了，在你还没有开窍的时候，一只神秘的手拿走了你怀抱中的美丽的珍宝，而後塞给你另一样也很美丽的珍宝，是的，那也是美丽的珍宝，但却与你几乎没什麽关系，或者说并不是属於你的，但却从此与你再不分开，怎麽办呢？你如何做得到一干二净地切割呢？所以这就是置换。一件美丽的珍宝换走了另一个美丽的珍宝，不同之处在於，一个属於你却要与你永别，一个不属於你却从此依附於你，就这麽简单。

6丶吊诡

王力雄认为，只是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民族意识的表述将局限为“民族内部的私语”。他说：“重要的不是在民族内部私语，而是要有面对汉人民众丶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公共化表述。否则汉人民众对西藏的了解就只有当局的宣传，当局也只能透过情治系统和“政策研究”的有色眼镜把握西藏。西藏因此被扭曲，甚至因为没有声音而被忽视。……最可能担负公开和可持续的民族意识表述的，应该就是掌握汉语的民族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是因为他们的表达可以直接面对汉人民众和中国当局；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利用媒体，即使在被封杀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中文互联网传播声音；三是因为他们能够融入中国社会主流，从而进入关注中国的国际社会视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牵制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他们因此能比普通人更多地触碰专制底线。”

藏人学者茨仁夏加则将此意义表达得更为明确，他以我为例，在为我的关於2008年西藏事件的记录《鼠年雪狮吼》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到：

“唯色的写作对於共产党来说，特别不能忍受。因为她不仅敢说出党不想要人民说出来的话语，她还以统治者的语言写作。以中文写作的藏人，在中共统治的早期，具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即他们的写作被视为被解放的农奴的声音，而他们的创作就是要对党感恩戴德。藏人用中文写作的作品里面，有些故事是描写残酷的封建西藏，并且对中国征服西藏的事实予以合法化的帮助。一个好的例子就是降边嘉措所写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他在书里欢迎中国的征服，并视之为一种解放。年轻一代以中文写作的藏人作家，不再将自己视为党的代言人，而将他们的作品视为以统治者的语言反驳统治者的工具。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一剧中，普洛斯彼罗责骂凯列班，说他赐予了他语言与文明的礼物而他却不感恩，凯列班反驳：

“你教我讲话，我从这上面得到的益处
只是知道怎样咒骂；但愿血瘟病瘟死了你，
因为你要教我说你的那种话！

“对於共产党而言，唯色的写作就好像凯列班的咒骂。她反抗地写，而她对中文的掌握，被用来反驳党的真理。这就是为什麽唯色的作品对中国政府而言特别麻烦的原因。她代表着中国所看不起丶所鄙视为蛮夷土着的声音。唯色因她的散文描写藏人的生活而成名。这些刻画呈现了藏人复杂的生活，藏人的恐惧与焦虑，特别是他们对於佛教的深层信仰与藏人身份的执着。这不是一个党想要的形象，党想要的藏人形像是快乐安份丶衣着多彩的少数民族，永远祈求党的恩惠。她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而她的诗讲述她对故土与其人民的追寻。她的诗作传达着失落，以及渴望故乡的滋养。”

7丶彼此与共的空间

必须指出的是，自从我成为一个自由写作者以来，自从我的文章比较多地见诸於网络之後，这几年来，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多卫康的年轻藏人，这是我过去很少接触的一个群体，与他（她）的沟通和交流使我从未有过地充满信心，不再感觉孤单。如今，四十多岁以下乃至更为年轻的藏人，在这个多元化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正在发挥作用，其理性的丶敏锐的丶自信的程度令人欣慰，其民族意识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洗脑教育减弱反而更为强烈，同时又掌握了用汉语丶英语等表述民族意识的能力，而令未来充满了希望。曾有一位年轻藏人写信告诉我：“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发出内部的声音，目的是一致的。”

我个人的经验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出现，乃是伟大的转折点。互联网为异见者的声音提供了另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互联网的力量，使得权力者再也不可能一手遮天，也使得民主的未来不再是梦想。

西藏不是无声的。尽管在普遍的沉默中，许多人被逮捕或被迫害，然而，互联网将为失去声音的人们重新争取存在的空间，互联网也已经为被分隔已久的西藏建起了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梁。总的来说，互联网是当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活动场域。互联网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西藏。

8丶2008年

在经历了惊世骇俗的2008年之後，广大的西藏不是过去的西藏了，所有的藏人也不是过去的藏人了，一切都已发生了真正的转折之变。如果假装无动於衷，以为鲜血可以被冲洗，真相可以被遮蔽；以为罪恶不会被谴责，苦难不会被反思；如果做出什麽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以为生活依然照旧，太阳照常升起，那只是自欺欺人。

2008年之於西藏的意义，其实与1959年之於西藏的意义，是一样的。

两年前，一些在拉萨的藏人画家，把他们的展览命名为“发生发声”，表达了他们渴望用艺术来记录和揭示当今西藏的状态丶渴望用艺术来发出当今藏人的声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在21世纪的藏人，在这个极为动荡的时代，以全球化和汉化为主的多样性从未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冲击着早已失去了在自我封闭中保持宁静的雪域高原。我不是说这些画家是异见者；但作为异见者的我来说，我的写作同样是以“发生发声”为宗旨，我承认，人在中国的我是一个异见者，我以此为傲。但仅仅以异见而存在是不够的，必须要发声。

而我是一个西藏人，我的声音为西藏而表达。对於我来说，我写书（迄今我出版了11本中文书；有两本在中国出版的书被查禁；被翻译成其他文字的有：3本藏文书，1本英文诗集，1本德文书，1本日文书，1本法文书，1本西班牙文书，1本加泰罗尼亚文书，1本英文合集），我开博客（从2005年起开设博客，但因在中国被陆续关闭了三个博客之後，只好移至美国的服务器上开博客，期间被中国黑客攻陷过，如今使用的是第五个博客），并通过媒体发声，这是我作为异见作家的存在方式。

9丶博客丶杂志和书

回顾2008年，彷佛一桩桩变故就发生在昨日，鲜血尚在流淌，硝烟尚未消散，而在血与火中奔涌的热泪丶升腾的愤怒，对於我们许多人来说，依然还是非常真切的体验。尤其是，去年震惊世界的西藏事件已过去一年多，广大的多卫康依然发生着种种不人道丶不公正的事件，西藏的苦难还在继续……迄今为止，用藏文丶中文以及更多的文字所做的记录与评述不断涌现，尤其是用母语写作的书籍丶杂志丶文章丶歌词也在涌现。生活在中国统治下的藏人突破噤声丶打破沉默，以各种方式勇敢发声的事实愈来愈多，这将鼓舞更多的藏人。

在此，我要向母语作家加羊吉丶更嘎仓央（笔名刚尼）丶卓日•次成丶康贡确丶扎西（笔名铁俄让Therang）等人致以深深的敬意！他（她）们都是在经历了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後，因为勇敢发声而接踵被捕，有的人历经折磨而获释，有的人迄今仍然没有人身自由。其中，年轻的扎西（笔名铁俄让Therang）於2009年1月，自费出版千本《血书》，在书中披露去年3月10日西藏发生抗议事件的真相。 《血书》包括序言和32篇文章，分为五章：来自地狱的讯息丶灵魂的旋律丶我的西藏丶心灵的奉献丶真理的复仇。 《血书》出版不久，他被当局秘密拘押，一些藏语博客及时报导他的消息，吁请外界关注，据悉目前他已获释。但是，写了《谁才是真正的觉醒》丶《谁是真正的分裂主义者》丶《拉萨不再是拉萨》丶《中国必须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歉》丶《西藏人民，我们必须认清艾滋病的真相》丶《我们，西藏人，是真相的见证》等文章的更嘎仓央（笔名刚尼），迄今不知下落。

另外，关於2008年西藏事件以及上溯至1950年代藏地剧变的历史，在藏地民间出版的藏文书籍，包括小说《赤风呼啸》（作者才让顿珠）丶传记《那仓哇的历史》（又名《那仓男孩的悲情》，作者纳仓奴罗）丶《我的故乡和倾听》丶《被囚禁的藏人》（作者永冷智，青海省尖扎县民族中学高一学生，於2008年10月18日自杀，以抗议中共对藏政策），以及西北民族大学的藏人大学生自办的藏文民间刊物《夏东日》，其中21期有9篇文章与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有关，这些书和杂志，虽然已被当局查禁，但在藏地民间的影响却与日俱增。

当然，更大的影响，将是我们的声音化为多种语言文字，在这个世界上，为更多人所了解，而这，恰恰就是这本书所具有的殊胜而深远的意义。

2009-9-15，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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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记：今夕是何年

明報, 9月27日

【明报专讯】电影《开国大典》最後的一幕应该是一九四九年中共的夫子自道和对未来的自我期许：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下午阅兵晚上放烟花，入夜後毛泽东从城楼上往下看，兴奋不已的农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正值盛年的毛以浓厚的湖南口音官话扬手回喊「人民万岁」。全片大部分时间都平平无奇的导演李前宽在这里以相对粗糙的平行剪接（cross cutting），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晚的纪录片和一九八九年重拍的场景交错对接，在这一分钟内把历史的真实与导演主观视角下的虚幻糅合在一起。

中共党史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言行有着巨细无遗的纪录——一九四九年四月，共军横扫大江南北，中共中央开始筹组中央人民政府，一次，毛泽东会见民主人士张澜，之前遍找不着一件像样的衣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着的《毛泽东传——走向胜利》记载了毛泽东安慰侍卫长李银桥，「历来纨絝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十月一日，李银桥忆述，从下午三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到晚上十时烟花晚会结束，除了吃饭，毛泽东不肯坐下，始终挥着手。晚会结束，毛泽东回到住处，激动地对李银桥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啊」。

中共对「人民」二字和其代表的概念有着巨大并迹近形而上的崇拜，虽然五十年代北京有一种说法：毛泽东懊悔没有自称是中华民国，因为若是这样做，不但接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还把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逼出中国历史断了他的法统，但最後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是人民解放军丶货币是人民币丶《宪法》提到的政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开会的屋子叫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在中共建政後建的第一个纪念物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四九前後 中共谦逊虚心

一九四九年尤其是十月一日前後的中共是特别谦逊虚心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傍晚，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礼，《毛泽东传——走向胜利》：「毛泽东满怀激情朗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段碑文是此後若干年中共唯一可以获得人民确认的遗产（legacy），人民英雄纪念碑更因着它的历史跨度，成为中共政权之下「人民」概念的彰显。

建政前後的中共决心带来新气象，大批农村出来的干部，比起国民政府出身美英名牌大学的要员无疑是有着先天性的缺憾，但中共干部的热诚却绝不是颟顸无能的国府官员所能企及。北京今天满朝尽带黄金甲的中国崛起强势心态难以想像的是，建政年间的中共竟是那样的低姿势，李银桥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说，毛泽东对满口称善的同乡皱着眉，「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政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丶刘少奇丶宋庆龄丶李济深丶张澜丶高岗为副主席，党外人士占了一半；翌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政务院成员，二十一个个政府部长，十个是党外。

建政後满是底气的毛泽东万千赞颂在一身，但还未至於个人崇拜。然而在这建政之後的黄金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中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打成平手丶国民经济渐见起色丶台湾岛上的蒋介石日薄西山无力窜扰大陆沿海；也是在这十年，毛泽东从人民领袖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皇帝，伦敦大学教授施拉姆（Stuart R.Schram）在其极负盛名的研究《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 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ower 》一针见血指出，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中共有关合作化的会议上，开始显露「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历史发展进程，纵然他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是正确的，但此事助长了他那种自信」。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一次会议上说的话，可以作为个人崇拜兴起的注脚，「一个人若代表真理，则对他个人崇拜是正确的」；跟着有人附和说，「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

施拉姆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後来推到极致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共内部的盲从，一九五九年军委会会议，国家主席刘少奇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在搞这个事情。……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丶小平同志的的个人崇拜，他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十年後，刘少奇在文革狂涛中遭逼害致死，成为他极力维护的「领导威信」的牺牲品。庐山会议之後，毛泽东对批评他的视之为叛逆，「对胆敢如此放肆的人，一定严加惩处」。

唯上思想至今未灭毛最大遗害

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大灾害，是至今未灭的唯上思想，而在这其中受创最大最深的便是知识分子，其伤害一直到今天文革三十年後依然在淌血。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目的是打倒刘少奇，但要发动涵盖全国的巨大政治运动，必须有一个清晰目标，若一开始便以刘少奇为打击对象，就无法策动群众进行长时间的「革命」。於是毛泽东选中了知识分子，裴毅然在《文革狂涛中的知识分子》指出，在文化程度偏低的中国，「打击知识分子」的诉求容易动员民众，毛泽东说过，「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丶中学教员丶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始」。

知识分子在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压和肢体冲突中颓然倒下，老舍等一大批人含冤自尽，留下紧跟中央的郭沫若和冯友兰。平心而论，郭沫若对《楚辞》的研究无人出其右，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更是公认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必读，可是他们都为毛泽东讳，他们得到了安稳人生和饭碗，却完全失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郭沫若的「机舱内外两个太阳」之语被耻笑到他去世三十年的今天，冯友兰向毛泽东输诚而毛回以「老实态度」，令冯一举名列「四大不要脸」之首，与郭沫若「平分春色」。

对於毛泽东由人而魔，中共内部一直没有正面鞭挞，勉其而言只有邓小平大权在握下，於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大通过《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面上是对毛泽东等一系列问题作出结论，可是，中共勇於发动文革，极左派勇於整人打人杀人，叶剑英在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可以作为参考：文革死了二千万人丶整了一亿人，占全人口的九分之一，面对如此重大人祸，中共中央在《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却只在第二十节导言有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十二节则是不痛不痒总结毛泽东的错误，「对於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丶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中共中央在《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带出一个极其错误的讯息，那便是纵然发动如文革般的巨大灾难，但在「一分为二」的指导思想下，毛泽东竟还有「功六过四」的六四开评价，这为以後中共兜兜转转无法摆脱极左思潮埋下祸根——宁左勿右——右倾是机会主义丶是本质上的问题，比起左倾的仅是认识上的错误严重得多。这条尾巴祸延至今，三十年来，中共内部若干大争论，从精神文明污染到姓资姓社，到最近新疆西藏等民族问题的处理之道，以至国庆前北京保安水泼不进，核心都是左毒未清。
中共在这黄金三十年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以为左毒经已随着二万亿美元外汇存底灰飞湮灭，事实是三十年间中共荷包暴胀是全凭人民胼手胝足靠低附加值货品换回美钞，而不是大步走向思想现代化的明天。但中共把这扭曲说是制度上的成功，在宣传机器口中笔下，人们看到的是施拉姆形容五十年代毛泽东的「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历史发展进程」；今天，大国崛起还不够，要来一个「腾飞於世界之巅」。然而正当一腔自信满溢到杯口时，却接二连三出现「低级错误」，那是有没有二万亿美元外汇存底都避不了的民族冲突，转眼之间，信心崩塌倒下，於是人们看到的是紧绷国庆——神经脆弱得把北京打造成铁桶般针插不进，全城七万的士装上监听器，负责公安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说，首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通往北京的水源丶电缆丶油管丶电话都巡查守护，保安措施要做到「每辆车丶每件物丶每个经过的人」。

铁桶国庆神经衰弱

无疑这是北京六十年来最严格的保安措施，比起五十年代对台湾战机潜入大陆的戒备丶六十年代对美国遁进罗布泊轰炸核基地的担忧丶七十年代对苏联核报复的恐惧都严峻。可是，就这几天国庆假日，中国的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如此巨大威胁？今天的北京已经取代耶路撒冷或巴格达成为世界危城？稍为头脑清明的都知道答案是什麽。那末，中共到底要把国庆六十周年变成一个怎麽样的国庆？又或者，比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晚上的火树银花不夜天，六十年了，还留下了些什麽？

假如世纪大案在香港或大陆发生

李怡, 蘋果日報,9月12日
台湾的“世纪大宣判”昨日一审判决，前总统陈水扁及夫人吴淑珍，均被判无期徒刑，并分别判罚金两亿及三亿元新台币。扁子，扁媳和其他涉案者均被判刑。这宗拖了一年的大案，会继续在上诉程序中拖延两三年。9月25日陈水扁申请保释候审是否获准，是众所关注的后续发展。
这宗“世纪大宣判”，有人认为彰显了台湾司法独立，有人认为可以给大陆的贪官一个警惕，也有人认为是台湾民主政治的胜利，还有人认为可影响大陆的司法改革以至政治改革。
是否有这些影响？也许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扁案发生在香港，会是怎样的情况。
首先，按照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香港不可能把一个嫌疑犯羁押二百五十多天，尤其他并不是杀人，强奸，有暴力倾向的嫌犯。其次，像这样的大案，香港一定会设陪审员，由陪审员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而不是由法官说了算。其三，在审理案件期间，社会舆论不能论述案情，以妨碍司法公正。
台湾在这次世纪大审判中，这几点都没有做到。当然，台湾有羁留嫌犯的相关法律，也未设陪审员制度。但从司法独立的角度来看，这都有待改进。至于在审案过程中，报刊舆论尤其是电视名嘴就此案纷纷发表意见，由名嘴来私判被告有罪或无罪，而他们并没有被控妨碍司法，这也令香港人大开眼界。
更深一层去看，扁珍贪渎可以发展到如此肆无忌惮，贪得无厌的地步，也与台湾的法治未臻完善和大部份舆论受蓝绿政治摆布有关。若在香港，那么阿扁任内，当吴淑珍开始炒股票时，社会就会有人揭发，廉署会接投诉而介入调查，阿珍的贪渎也立即收敛了。
扁案被重判，与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若说有直接关系，那就等于承认政党轮替后马英九上台，才会彻查扁案，也等于接受阿扁所说，查他贪污的“本质都是『政治』，实质则是『迫害』”了。实际上，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使阿扁认为可以操弄民粹，认为任何事情只要提到政治层次，他都可以用“台湾之子”，“民主之子”的形象做护身符，在民意支持下无惧因贪渎而受法律制裁。他这么看，影响到他家人也这么看，于是才在贪渎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民主政治必须在法治基础上，才能稳定发展，才能免于陷入民粹。台湾法治基础不如香港。而台湾民主最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人民自主意识的觉醒，在自主意识的引领下，可望法治逐渐趋于稳固。
扁案对大陆的贪官，会是一个警惕吗？设想扁案发生在大陆，会是怎样的状况？大陆贪官如恒河沙数，能被揭发的，若不是因政治斗争而落马，就是后台不够硬而被拿出来“祭旗”，给老百姓看。扁家最大的遗憾，应是他们不是生活在大陆。而大陆贪官对扁案感到的最大安慰，就是幸而自己不是生活在台湾。

扁案对中共各级干部的最大警惕，不是要进行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是要拒不改革，要更加死抱住专权政治不放。一改革，贪官们岂非都如阿扁一般下场？
忘了在那里读到大陆一名被判死刑的贪官，被判后说的话，大意是：如果我在包几个二奶的时候，就被舆论揭发，我现在也罪不致死了。
独立舆论，独立司法，表面上似与贪官污吏过不去，但实际上是保护了有贪念的官员，遏止他们无顾忌地向地狱之门迈进。
独立舆论，独立司法，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规范。要舆论，司法，立法配合政治，社会必走向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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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法官轰扁：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練乙錚, 信報主筆, 9月12日

社会冲突遇上法律真空，容易转化为政府与人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直接矛盾。不必是真空，便是法治体制不健全，也会产生同类问题。在中国，司法渠道包容不了的社会冲突溢出法庭之外，可幸还有「信访」制度承受，但如果连信访制度也负担不起，便只能化作群体暴力事件，而暴力的对象往往是政府。新疆当局打压港媒的冲突，发生在没有新闻法或采访法规范的社会条件底下，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转化成京港矛盾，好比负能量短路脉冲迫出火花。法律，是社会矛盾的缓冲。

西方社会以法律条文保障新闻自由，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丹麦。当时，专制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丹麦由基里斯定七世统治，但此君患有严重精神病，替他治病的御医Johann F. Struensee竟乘虚而入取得权力；恰巧这位僭位摄政王是个受启蒙思想影响很深的进步分子，借皇上名义推行大量体制改革，取消言论管制、实施全面新闻自由便是其中之一。不过，大权在握之后，他由于私生活令人侧目（与皇后有「公开的私情」），管治粗心大意，为政敌所承，终被斩首，而他推行的社会改革，虽广受中、下阶层支持，却很多被后来的当权派废止；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丹麦统治阶级更视新闻自由为大忌，全面压制，至一八四九年，即「一八四八年欧洲民主大革命」之后一年，始重新恢复，由基里斯定七世的继任人费特里克七世写进丹麦第一部宪法。

尽管新闻自由见诸法律条文最先是在丹麦，但若论理论和实践，则英国才是真正鼻祖。早在一七四二年，英国政治哲学大家休谟（David Hume）便发表了〈论新闻自由〉一文，翻译成德、法和丹麦文之后，大量传入欧洲大陆，引发当地热烈讨论。除了丹麦最先立法保障新闻自由之外，德国神学家Carl Friedrich Bahrdt亦大力鼓吹，写出《新闻自由及其极限——供统治者、审查官和作家参考》；此书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出版，很受欢迎，但在普鲁士却遭查禁。其后，普鲁士当局于一七八八年颁布〈宗教敕令〉，限制宗教信仰，Bahrdt遂写了一出戏谑普鲁士首相和一众高官的话剧《宗教敕令——喜剧》，竟因此被捕下狱，一年之后获释，未几病死。 Bahrdt对德国后来的新闻自由发展影响很大，与Struensee在丹麦的贡献齐名；美国政治思想史学者John C. Laursen对二位先驱有专著介绍。 ➀（顺便一提，Laursen是笔者九十年代初在加州大学任教时的异系同事，著作极丰，口才一流，笔者当时初出茅庐，但他已建立名气，他的学术演讲，笔者是常客。）

刚才提到，英国的出版及新闻自由观念和实践，出现得比欧洲大陆各国还早；那要归功于一七○一年英格兰议院通过的《约法（王位继承）》（Act of Settlement of1701 ）。 ➁虽然此法主要规定继承王位者的条件——英王不得是罗马公教徒，因而带有堪为现代人诟病的瑕疵，但对后世最大贡献则是确立「民权神授」的宪法精神。欧洲从「君权神授」发展到大宪章时代的「民权君授」，然后再经此一七○一年飞跃，彻底否定了人民只能享受君主或政府恩赐的权利之说。肯定「民权神授」之后，「生而平等」的观念，在逻辑上便只是一步之遥。不过，英国因为是普通法（习惯法）国家，法理原则定出之后，具体法律却不成文，只能通过法官判案结果建立先例形成审判习惯，故一七○一年之后的新闻出版自由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过漫长的政法互动才建立起来的，即有关新闻自由的各种政治纷争通过诉讼由法庭解决，逐步建立比较完整的现代新闻自由规范。事实上，休谟本人也经常受出版审查官员压制之苦，例如他曾写过两篇与宗教道德有关的文章〈论自杀〉和〈论灵魂永生论〉，都被「屏蔽」。自由无极限，但在每一时代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禁制；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新闻工作者还是需要和各种恶势力搏斗，破解那些不合时宜不合常理的压抑。例如美国新闻工作者在该国经常遇到各级官员打压，但因为有宪法和法律保护，他们多年来奋斗的成果亦非常丰富；有关的资料很多，有兴趣的读者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可到「支持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网站浏览。 ➂

中国严重欠缺新闻自由是客观现实，此现实一时难以改变，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要不断点滴争取，锲而不舍。新疆当局打压港媒事件发生后，本地各界人士发出抗议之声，非常重要；那些以「六十周年国庆在即」、「新疆反恐维稳任务压倒一切」等各种理由为凭的姑息论，都是绝不可取的。

注：➀J.C. Laursen的两种有关著作：其一为”David Hume & the Danish Debate About Freedom of the Pressin the 1770s”, J.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Jan., 1998；其二为《Early French & German Defenses of Freedom of the Press》，此书二○○三年由荷兰Koninklijke Brill出版，包含内文所述CF Bahrdt原书英译；➁此法于一七○七年亦成为苏格兰法；➂此组织英文名称是The Reporters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指鹿为马的新疆新闻办
9月9日明報社評

【明报专讯】上周五3名香港记者在新疆乌鲁木齐采访时被武警用枪指吓，拳打脚踢，更被反绑双手跪在路边，扣押3小时及没收部分新闻片才获释，新疆自治区新闻办公室主任侯汉敏昨日表示，经过“认真调查”后，事件的实情是，有人在现场“跟踪拍摄”，对游行人士“指手划脚”，“有煽动闹事嫌疑”。当地政府这种在当事人缺席情況下的所谓“调查”，是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错上加错，令人震惊之余，也叫经常到内地采访的香港传媒不寒而栗;当地政府的表现与总理温家宝善待记者的亲和形象，简直是天渊之别。

新疆自治区新闻办声言对事件“认真调查”，但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调查结果？新疆当局未交代所谓证据。反之，香港记者清楚交代了已经申领并带备所需的采访证，并多次向武警表明身分，又展示伤势显示被打伤，记者被押到派出所后，更有公安指怀疑他们出示的证件是伪造的，这些“供辞”，在“调查报告”全无交代，报告内容尽是一面之词。

更离谱的是，在这个所谓调查报告中，香港记者被指“有煽动闹事嫌疑”，这是极为严重的指控。若记者涉及如此严重的罪行，却在被扣押3小时后被释放，离去时并有公安人员致歉，更与记者握手道别，祝3人“在新疆生活愉快。”这样的话，公安人员岂非失职？另外，如今指摘记者“犯事”，新疆当局是否打算禁止3人入境，或追究他们的罪责？

中央应介入查明真相
还香港记者一个公道

我们必须指出，新疆当局指事后“一些媒体进行了不负责任的炒作，个别人士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下，发表了极不负责任的言论”;新疆当局是否在指摘下列人士：

- 中联办宣传文体部事后送上3个果篮到无線及现在给当事人，附有“谨致问候，并祝秋安”的字条。

- 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对事件十分关注，并已立即吩咐驻京办同事跟进事件。

- 香港保安局长李少光向被殴打的记者表示慰问，指新闻自由和资讯自由流通，是香港核心价值，特区政府非常关注，会通过驻京办向有关当局反映。

- 行政会议召集人，全国政协常委梁振英表示，记者采访是天职，当局不应用过度武力。

- 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称，武警应避免使用过分暴力，当记者按要求停止其工作时，武警伤及记者再施暴力是不对的。

- 7名港区人大代表联署去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指记者“从事合法采访活动时殴打，是难以接受的”。

新疆当局发表这样的调查报告，难道是一并指摘中联办，曾荫权，李少光，梁振英，范徐丽泰统统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并“发表了极不负责任的言论“？新疆当局有责任交代。

综合上述各点，这次所谓调查，根本是一次由新疆当局单方面说了算，这是哪门子的“认真调查”？新疆当局的说法是漏洞百出，不合逻辑。

对照3名被殴记者所提供的事实，新疆当局这个所谓“调查”，不单是片面之词，看来是为了震慑不听话及尽忠报道的香港传媒而且捏造指控，而指摘传媒进行“不负责任的炒作“，则是对香港传媒的污蔑。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我们会全力捍卫;特首曾荫权必须向中央反映港人的愤慨，中央政府应该介入，彻查事件，给香港记者一个交代，还尽忠职守，报道事实，捍卫采访自由的香港传媒一个公道。
 

沙叶新：把书扔进火里，就会把人扔进火里！ 

─在香港第二十届书展“作家讲座”上的演讲（上） 

禁书是一个古老的、丑恶的、罪孽的、普遍的文化现象。本文只讲中外禁书的对比，讲古今禁书的异同。 

 精神财富“经久耐用”传之永远 

 看一个城市是否文明进步，不只看楼有多高，路有多宽，GDP增长多少，还要看——也许是更要看书店有多少，读者有多少，出版社有多少。 

 大楼再高、再大也会倒塌，今年6月27日，上海莲花河畔景苑7号大楼不是轰然倒塌了吗？而且是整体性地、像听到命令似地仰面而卧，连一块玻璃也没碎，大楼变成了带天窗的联体别墅，真是世界奇迹。马路再平整、再硬实也会塌陷，去年11月15日，杭州风情大道的地铁工地路面大面积塌陷，塌陷面积宽约 20米，长约100米，深约10米深，掉下去的车辆10辆以上。“风情大道”，路名艳丽，但一瞬之间就成了险情大道，据不完全统计，埋陷数十人，8人死亡，10多人失踪，实在令人痛惜。 

 去年以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多少国家和地区的GDP下降，很多工厂倒闭，很多企业破产，很多大富翁顷刻之间变成穷光蛋。即便不是金融危机，个人财富也会因其他原因而散失殆尽，上海的亿万富姐陈洁涉嫌侵吞国有资产、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都相继问罪，她们手中的金钱也将化为乌有。可见任何人有再多的财富也都有丧失的可能。 

 唯独精神财富“经久耐用”，传之永远，恩及社会，泽及子孙，惠及千秋。所谓“家有诗书不为贫”，“耕读人家传家久”等等诗句和格言说的都是这个道理，都反映了人类对精神财富的高度珍视。袁枚说：“物在天地间，有散也有聚；唯有书藏胸臆间，鬼难风灾吹不去。”我自己也常说：“不散之财腹中书。” 

 精神财富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书籍。生产知识，社会知识，人类智慧，文化成果，都以书籍为载体来记录、来承传。没有书籍，人类就如生活在荒漠，就和动物无异；有了书籍，社会才繁荣、发展，人类才健全、进步。书籍和人类的存殁、社会的兴亡始终维系。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活着”，这句话很简朴，也很有深意。 

 我每到一地必去书店；如果没去，就像没到过此地；即便去过多次，也有陌生感。只要去了该地书店，哪怕只是偶尔路过此城、此县、此乡，哪怕去的只是蕞尔小店，我也有宾至如归，回到家园之感。我爱书如命，以前和人开玩笑，说：“我家里只有两样东西概不外借，一是老婆，二是书籍。”这说明我爱书如爱妻。当然，如今我已敞开家门，对外开放，书可外借了；书不流通如废纸，为什么不借给别人发挥作用呢？有时候我给人送礼，实在想不出送什么，就送书，在扉页上郑重写上：“秀才之礼书为重。” 

 书籍有生命、有灵性、还有神 

 书籍不是没生气的一页页白纸黑字；书籍是有呼吸的，是有体温的，是有血液的，是有生命的，是有灵性的。书籍还有神，书神的名字叫长恩。鲁迅 1901年，庚子年，就写过《祭书神文》。当年20岁左右。那天是阴历除夕，据说除夕祭祀书神，能够保佑书籍鼠不敢啮，蠹虫不生。鲁迅在祭文中写道：“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絪縕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宁招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除夕之夜，钱奴们忙着祭祀财神，而鲁迅这一般书痴则独守破旧残书，虔诚祭祀书神。钱奴们追逐金钱物质，书痴们固守精神财富，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后鲁迅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成为“民族魂”，不能不说和他年轻时的高洁脱俗、饱读诗书有关。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读书传统的国度。对书籍酷爱到崇拜的程度。祭祀书神便是突出的一例。中国人还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纸，不能随便处之，不能乱扔，不能撕毁，要敬惜爱护，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书籍的崇拜。 

 如果我请在座的诸位即刻说出有关饮食的十句成语、格言，比如“民以食为天”，我想也许比较困难；如果我请在座的诸位尽快说出十句有关体育的成语、格言，比如“生命在于运动”，也可能需要好好想一想。但是我请诸位立马说出十句有关读书的成语、格言，我想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比如最熟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优则仕” “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腹有诗书才自华”“不动笔墨不看书”“力读仍愁不尽书”“俯而读，仰而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看已经不止十句了。更有那些有关读书人的故事，如“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都是喧腾人口，家喻户晓的。 

 有两句读书的名句，我很喜欢，常常引用，一是：“士大夫一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话出自黄山谷，原话是“士大夫三日不读书”，我改成一日；我认为要是三日不读书，早就面目恐怖，语言发臭了，岂止可憎？岂止无味？ 

 扯远了！我不喜欢一本正经，东拉西扯较自然、放松、随意，像聊天。但也不是瞎聊，还是及义之言，聊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多么的爱书，聊的是我这个书生对书是如何的痴迷，因此让我来香港书展谈禁书，不敢说非我莫属，但也还比较合适，因为爱书，就会反对禁书。况且香港出了我一本《沙叶新禁品选》，内中所收十之七八都是我被禁的作品，我有被禁的切身感受，由我说禁书至少也不会隔靴搔痒。但我会排除个人恩怨，不意气用事；因为禁书是一个古老的、普遍的话题，古今中外都有，书的被禁更不是一个人的遭遇，所以我要冷静地、理性地来介绍和分析禁书这个丑恶的、罪孽的、普遍的文化现象。 

 禁书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部禁书史是用尸骨堆积起来的，是沾满鲜血的。我今天不讲整个的禁书史，我没这样丰厚的学养，我只讲中外禁书的对比，讲古今禁书的异同。 

 一、先说中外禁书的对比 

 1、中国的禁书历史长，西方禁书历史相对较短。 

 中国禁书如果不算更早的第一次禁书，即商鞅的“燔诗书”，那么公元前213年的秦始皇的焚书算是被史家公认的、由政府出面的、规模巨大的、影响深远的首次禁书。它一直影响到毛泽东。一个是千古一帝，一个是伟大领袖，从公元前213年至少延绵到20世纪60年代，2000多年，几乎是从头到尾整个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影响不可不谓深且广矣！ 

 公元前213年，是秦始皇登基的第9年，他在咸阳宫招待70名博士，其中有不少是从其他六国归顺秦国的。在筵席上，一个叫周青臣的，官居仆射，是个武官，向秦始皇敬酒祝寿，歌功颂德，并大力赞颂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而另外一名从齐国归顺的博士淳于越，则持不同意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竭力主张分封制，于是引起争议。此时宰相李斯发话了，他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而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的意思是说，如今之所以引起这样的争论，是书生们师古不师今，以古讽今，以致思想混乱，扰乱民心，诽谤朝廷。 

 这本来是有关政治体制的一次讨论，是郡县制适合秦国呢，还是分封制合适？可李斯把他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了。本来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就如当代中国是宪政好，还是独裁好；是一党专政好，还是三权分立好，也应该允许讨论。可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不允许讨论，就如现在也不允许讨论一样。否则就超过“底线”，判你个“颠覆国家政权罪”。于是李斯提出要统一思想，师今而不师古，这也如近60年的当代中国相继提出的“舆论一律”、“和中央保持一致”、“紧密团结在以谁谁谁为核心的周围”一样，如出一辙，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言论，统一行为，统一所有。为了消灭不统一的思想议论，李斯提出焚书，秦始皇说“可”。于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浩劫就开始了！ 

 李斯提出：“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不是秦代的史书都烧掉。 “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更过分的更残忍的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连相互议论也要禁止，否则暴尸街头，灭你全族！第二年就坑杀了460名儒生。 

 汉代要好一些，这是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没大规模的禁书，而且到了第二代汉惠帝，就废除了由秦代延续下来的不准私人藏书的禁令，由是汉代文化空前繁荣，国力也因之强盛。这以后一直到唐代，虽然每朝都有禁书令，但所禁者大多为谶纬、兵法、天历、《老》《庄》、佛道之类，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大多无涉，与舆论一律、牵制异见也少有关系。 

 宋代最著名的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了，这当然是一场政治派别的角逐。结果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相继罢黜，两人的文集也两次遭禁毁。此案延续将近半个世纪，祸及“元佑党人”309人。它以清查文化为名，行打压不同政见为实，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禁毁当代名人名著之滥觞，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因人废书”便是由此而来。 

 禁止禁书，在中国还遥遥无期 

 元明之际，开始禁毁戏曲、小说，虽然也有禁书，其规模和惨烈程度比起清代则是小巫见大巫，不再赘述。民国也不说了，放在第二部分中国禁书的古今对比时再说，因为拿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比，更有可比性。这里就简单说说清代的禁书。 

 清代的文字狱，那才叫惨烈，那才叫恐怖。 10年前我曾经写过《“表态”文化》一文，是因为电视剧《雍正王朝》引起了我有关清代文字狱的话题。我说“康熙在位61年，他制造的著名的文字狱有两起。而雍正在位仅13年，他制造的文字狱大案就有5次。如吕留良案、汪景棋案、查嗣庭案、陆生楠案、谢济世案。案犯所著书一律被罚没，被禁毁，不得再版，不得翻印，亦不得私藏。案犯不是被处死，便是被流放，还祸及家族。查嗣庭在判刑前就已瘐死狱中，仍然被鞭尸枭首，死也不放过。”对雍正这个历史上最严酷地迫害知识分子的魔王，哪怕他有天大的文治武功，我也恭敬不起来。当然我10年前说这段话，是因为当时的最高权力者对雍正甚是恭敬，认为他是值得效法的开创了盛世的帝王，还有一位也是他恭敬的，雍正的继承人乾隆。 

 乾隆后来居上，自《四库全书》开馆，15年内文字狱48次，平均一年达3次之多！为纂修《四库全书》，全国广泛征集书籍，名为编修整理，实为查阅禁书，至少是“边征边禁”或“寓禁于征”，据统计，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全部或部分遭到禁毁的历代典籍共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书版8万余块。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 

 外国禁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禁书（商鞅燔《诗》《书》）是出现在商鞅变法的公元前361年，那据我有限的阅读知识，西方的第一次禁书要比中国早50年，即公元前441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著作以渎神之罪遭到当局焚毁，并将作者驱出雅典。 

 其后西方世界各个国家都相继有过禁书，但以中世纪为盛。最著名的大禁书，就是14世纪中叶意大利薄伽丘创作的《十日谈》。一个世纪之后，1497 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极端仇视艺术和美，绝对奉行苦行和禁欲的修道院院长萨伏那罗拉，将此书的原稿和部分付印稿付之一炬。再一世纪，1559年罗马教廷首次发布《教廷禁书目录》，逐年增补，但《十日谈》始终名列其中。以后连巴尔扎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司汤达、左拉、萨特等著作也网罗入禁。除了教义和道德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些书籍的被禁完全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这以后西方最轰动的大禁书应该算得是上一世纪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 

 那西方世界何时中止禁书了呢？ 1966年6月罗马教皇保罗六世中止了《教廷禁书目录》的出版发行。但不可思议的是1981年，智利的皮诺切特的军政府竟然下令将世界名作《堂吉诃德》列入禁书。因为皮诺切特认为塞万提斯的这本骑士小说对自由的呼唤是对他威权统治的威胁。当然此书随着军政府的倒台和皮诺切特的流亡，也就解禁了。从此以后，在一些民主制度业已形成并成熟的西方国家，很少听说再有禁书之类的恶事和蠢事发生了。 

 那中国呢？何时结束禁书呢？遗憾的是至今，一直到我演讲的现在，2009年的7月，也没停止过禁书。以后何时可以停止呢？难说！ 

 西方世界虽然比中国禁书早了50年，但至少在上一世纪已基本结束，这还只是拿中国一个国家和整个西方世界做对比，如果和西方某些单独的国家做对比，有些西方国家更早就在制度上、法律上和实践中结束了禁书。禁止禁书，在中国这个最爱书、最有读书传统的国度，还遥遥无期。 

禁书内容、手段、决定过程迥异 

 2、中国禁书越来越注重政治，外国禁书越来越不注重政治。 

 禁书所禁的内容大致三种，一色情、二宗教，三政治。中国禁书从开始就与政治极有关涉，如商鞅的燔书，秦始皇的焚书，莫不如是。以后所禁之书，宗教和色情也逐渐成为禁因之一，但统治者最注重的仍然是政治。到了清代为了政权的巩固而消灭异端，政治越来越是禁书的肇因。及至当代，政治类的异见之书更是禁书中的重中之重，你可以携带淫秽书籍从香港入关，但“反动”书籍查禁极严。如若不信，你携带一本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试试！ 

 外国禁书，当然也会以政治原因查禁。如罗马教廷对《共产党宣言》，前苏联对《日瓦戈医生》的禁止，都纯属政治原因。但如今凡是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因政治因素查禁图书虽然不敢说完全绝迹，但真的是极少极少了。 

 3、中国禁书手段极为残忍，外国禁书手段相对温和。 

 中国禁书动辙使用暴力，监禁、流放、火烧、坑埋、杀头、腰斩以致灭族……史不绝书。而西方，最著名的因禁书而施以火刑的是布鲁诺，他因推重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在自己的《论无限、宇宙及世界》著作中，提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恒的，而被教会视为异端，囚禁8年，最后被活活烧死。西方对禁书的涉案者更多的是采取谴责、罚没、禁售、销毁等等比较温和的手段，很少使用暴力。其他的手段还有罚款，如1749年，英国作家因《放荡女人回忆录》一书判罚每年罚款100英镑。 1922年一家美国进口书商进口《十日谈》，被地方法官罚款1000美元。这种处罚和中国古代动辙有杀身之祸相比，简直不算什么。 

 4、中国禁书官府说了算，外国禁书律师上法庭。 

 中国禁书，古代中国是皇帝、大臣说了算，被禁者任官府宰割。外国呢？虽然大多数被禁者忍气吞声，无理可说。但自从上一世纪开始，如被禁书，也可以上法庭说理了。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指控，由于律师塞拉的据理力争，法庭终于判决免于处罚。再如西方的三大禁书之一，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也有官司，经律师做无罪辩护，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胜诉，此书得以正式发行。 

 20世纪最轰动禁书诉讼案，当属《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 1960年伦敦企鹅出版社为纪念作者劳伦斯去世30周年，全文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英国检查机关认为该书淫秽，毒害读者心灵，遂向法庭提出控告。出版社聘请律师出庭，并邀请35名专家、教授、学者、神甫等名人作证。法院也挑选了9男3女组成的陪审团，经6天的庭辩，出版社获胜，该书得以出版，世界文坛为止欢呼。 

 中国自有禁书以来，何时有过被禁者与查禁者对簿公堂之事？史无前例的有过一次，那是几年前北京一位律师因携带一本香港出版的著作而被海关罚没所引起的诉讼，警察踫到律师，大水冲到龙王庙，很有意思，这在第二部分“中国禁书的古今异同”中再说。 

 《动向》杂志2009年8月号首发，演讲（下）将在9月号刊出 

http://freemorenews.com/2009/08/22/sha-ye-new-the-book-into-the-fire-putting-people-into-the-fire/ 

输出普适价值观的使命
方励之

小城Macerata

    我到过意大利不下40次，但一直没有去过Macerata——神父利玛窦（1552-1610）的故乡。比起意大利的大小名城，Macerata实在太不起眼了。 Macerata是一个市（comune），但人口只有四万多。按中国的尺度，应只是一个小城镇。甚至不比如今一个北京大学所辖的人口多。但是，Macerata有一个建於公元1290年的大学，是欧洲最早的大学之一。

     2009年6月，第六届中意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在Pescara召开。在会前，Macerata市长G. Meschini就邀请我和我的中国同事会後访问该市。 7月2日晨，我和其他五个中国同行驱车从Pescara沿亚得里亚海西岸北上。一路是丘陵地，农业区。 Macerata在一个海拔300公尺的山包上。

    车进Macerata市辖区，就有警车为我们前导和开路。俨然把我们当作贵宾和使者了。果然，在市长接见我们时，称我们为中国代表团，我也被指称为“团长”。虽然我的中国同行都不介意如何称呼，因为多是朋友。但心里还是发怵，怎麽把我这个20年不能回国的通缉犯，当作中国来的贵宾和使者了？这不是硬要我们演出一场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吗？

    我们错了，我们不是作为中国当局的贵宾被款待的，而是作为文化和科学的使者被欢迎的。文化和科学是不需要政府当局的批准的，更无关於是否被通缉。在有过但丁和伽利略的土地上，这是很普通的价值观。

使命行

     Missionary在中国通译为传教士，因为传教士自称为missionary，直译的话，是负有使命者。正宗的传教士确是要为使命献身的。在我学历史时，西来的传教士被称为“文化侵略者”。神父利玛窦则是文化侵略者中的先驱。

    称之为“文化侵略”实质不错。武装侵略的目的是攻城掠地，文化侵略的目的则是在价值观上的“攻城掠地”。利玛窦之所以远离故土，经印度到中国，就是坚信，他信仰的价值体系，不但适用於Macerata和意大利，也适用於印度和中国。是普适的。他的使命就是“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普适价值观。 （在我们的领域中，universal习惯译为普适而非“普世”，强调的是，其适用范围不但包括整个世界和世人，而且超过世界和世人）。

    这种“感化异教徒”的进攻性使命感，似乎是耶稣会士（Society of Jesus，即SJ）的共同特徵。在普适价值观的“进攻”面前，“地域特色论”，大体只有消极防守的盾牌作用。也许唐代的鉴真和尚算是进攻型的使命者。那怕双目失明了，他也坚信日本岛上的异教徒，需要他的价值观的普渡。

    利玛窦从九岁到十四岁就读於Macerata耶稣会士寄宿学校。它建於1556年。创办者一开始就要求为这个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城市选择最好的教师，神学的，人文的，及天文地理的。现在，寄宿学校只剩遗址了。但利玛窦时代的教科书还在。 Macerata利玛窦研究所所长F. Mignini教授带我们参观一个图书馆，它藏有四百多年前耶稣会士学校的教科书。

    地理及天文教科书都是8开的大本，因为有很多图。地理书中已包括地理大发现时代（15-17世纪）得到的所有成果，各洲各大陆的分图，总图等等，上百页。也就是说，四百多年前，当大明天朝还在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启蒙学童时，小镇Macerata中的学童已经被世界地图开了窍，赋予了“走向世界”的使命感。

    所以不奇怪，利玛窦的一幅“坤与万国全图”，轰动了大明朝野上下。大明虽大，也被一幅三米长的“坤舆图”超越了。因为，後者代表的是全球化的文化。市长及利玛窦的族裔送我们“代表团”的礼物，就是“坤舆万国全图”的一张精美的复制。寓意清楚，全球化的眼界，乃是小城Macerata的传统。

    利玛窦在中国的宗教使命基本上失败了。只有两个身居高位的大臣徐光启（1562-1633）和李之藻（1565-1630）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这证明，天主教的神学教义不是普适的。就是在小城Macerata，如今神学也式微了。

    然而，利玛窦与李之藻合制的第三版“舆图”中的全球视野，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六章“欧氏几何”中普适逻辑体系，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圉於大明天朝时空观，是抵不住全球视野和普适体系的“侵略”的。没有时间和地域上的超越和扩张，就没有文明的发展。

天禁

    我的五位同行中，C君是一位建造望远镜的专家。中国最新最大的望远镜，LAMOST，就是她的作品。 C君对利玛窦的“舆图”特别有兴趣，因为“与图”中画有南极洲，而C君正在建造的望远镜，就将放在南极大陆。利玛窦的“舆图”，无疑是中文地图中含有南极洲的历史第一张。

    其实，利玛窦“舆图”中的南极，相当部分来自大胆的推测。 “舆图”中甚至还没有一个轮廓清楚的澳洲，当时不可能有可靠的南极地理学。利玛窦“舆图”上的南极洲，除“南极”二字外，是一片无字的空白。也许，利玛窦是想以此空白激起富有探险精神的人去填充。可惜，那是中国的海禁年代。

    我们回赠给Macerata市的礼品，是一座大元郭守敬改进的浑仪的铜制模型。那是根据紫金山天文台上的大铜模型复制的一个小模型。主人很认真，问我们浑仪如何用。又问浑仪的原件放在那里。北京？南京？天京？很遗憾，都不是。浑仪在大清朝时失传了。原件下落不明。整个大清，不仅海禁，而且天禁。观像台上既没有郭守敬的浑仪，也没有西洋的望远镜。紫金山上的铜模型还是西洋missionary根据宋明古书上的图形复制的。

    就观测天文学而言，大清200多年，就是一张无字的大白纸，远不如元朝。海禁，天禁，文字禁。若当时有网络，也会有网络禁。禁，禁，禁——一个价值体系衰亡的前兆。

     C君说，她要把她的望远镜标在利玛窦的“舆图”的南极空白上，那怕已经过去了四百年。

利玛窦模式

    市长请我们来Macerata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他壮声势。 7月2日那天下午，有一个数百人会议在Macerata大学开幕，会题有点怪∶“从Marche到中国∶追随利玛窦神父（开创）的意大利模式”。 Marche是Macerata所属的地区（郡）。所以，会题的目的，实质是宣扬利玛窦从Marche到中国的“文化侵略”模式。它不以军事侵略为後盾，而依靠价值观的传播和征服。意大利向来以它盛产价值观（好坏都有）而自豪。

    有专程从中国来的人参加会议。我们六个人，则是市长等安排的“不速之客”。

    下午四时，会议开幕式，市长及Macerata大学校长代表致词後，就要我代表我们的“代表团”说几句。还好，“文化侵略”已经改名为“西学东渐”了。今年（2009）正好是“西学东渐”四百年。我们六个人都是学物理或天文的，都算是西学东渐，或利玛窦神父的“文化侵略”模式的受益者。所以，我讲话的结语是，“利玛窦是我们的（天文和数学方面）一位最早的老师”。

    我讲话之後，“代表团”一行就匆匆离开会场。没有听专程从中国来的人讲话，也没有同中国来的代表们打招呼。免除了被追问的麻烦，免除了他们与“被通缉犯”握手的尴尬。主人高兴地同我们道别。我们也感谢主人，给我们机会，一睹利玛窦一生使命行的起点。

    “代表团”的一天演出，终於完毕。很累。明天还有明天的使命。

（2009年7月6日， Pescara）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09年7月29日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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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9/300/20097291258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