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豪：新疆民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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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节选）

【故事发生在2019年的中国新疆】

新疆和田地区修建的天利水库建成投入使用之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刘立鼎和自治区政府主席安尼瓦尔出席了剪彩仪式。
建设这座水库是和田地区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工程。在水库投入使用剪彩之日，成千上万的村民从四面八方赶到天利水库，他们欢聚在大坝上，遥望着天水一色的风光，像望着丰收的田野一样。
剪彩仪式结束后，刘立鼎书记和安尼瓦尔主席漫步在水库大坝上，看到老百姓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他俩的心情也非常愉快，犹如春风拂面。
安尼瓦尔望着辽阔的水面，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为了修建这座水库，你坚持不懈奔走了很多年。没有你的努力，可以说就不会有今天水库的建成使用啊！”刘立鼎书记拍着安尼瓦尔主席的肩膀由衷地说：“你功不可没啊！”
“首先应该感谢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和支持。”安尼瓦尔激动地说：“这绝不是套话，而是事实。没有国家的财政支持，就不可能建成这座造福各族人民的水库。”
“是啊，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我们很多事都干不成啊。”刘立鼎书记感慨道。
安尼瓦尔指着大坝上的群众：“你看，老百姓们多高兴啊，他们以后种地再也不用为水发愁了。”
“这个项目从勘察立项，到规划设计，一直到最后施工，听说你先后来这里督导工作快有30次了。”刘立鼎书记笑着说：“有不少人给我建议，应该在这里给你立块碑啊。”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与老百姓对我的期望相比，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啊。”安尼瓦尔谦虚地说。
刘立鼎望着远方，沉默良久后，对安尼瓦尔意味深长地说：“水往低处走是水的本性。也是每一滴水追求的自由。有了水库，水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意流动了，好像失去了自由。其实，它们失去的只是洪水泛滥时的危害性。在水库的调节下，他们最终还会在田野里自由的流淌，既享受着水往低处流的自由，又实现了自身最大的价值，因造福社会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美。水库不过是一座大坝加上一道闸门，但却能够变无序为有序，化害为利。安尼瓦尔，你说水库的作用是多么奇妙啊！”
“是啊，水库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有水库的地方，才会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安尼瓦尔深有感触：“我希望以后新疆有更多的水库造福百姓。”
“安尼瓦尔，你看，”刘立鼎微笑着：“你看这些一波波冲荡着水库大坝的水花，仿佛是在不停地责怨水库大坝阻挡了他们对自由的追求。人们在庆祝丰收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水库每天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安尼瓦尔品味着刘立鼎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像是水库，我们共产党就是这座水库的建设者、管理者。”刘立鼎神情庄重地说：“我跟你一样，我喜欢水库。”

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安尼瓦尔的家。
安尼瓦尔坐在台灯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相夹，他仔细翻看着珍藏已久的一张张照片。
这个相夹里的照片，记录着他从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各个时期的成长瞬间。几乎每张合影照片里，都有他与牙生•玉素甫的合影。他还至今保存了很多与小学、中学同学的合影，他们中的卡吾力•托卡、白合提牙•吾布力、阿不都拉•卡斯木、阿布都•热吉甫，都是自己青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
每一张他与牙生•玉素甫的合影，他都要看很久，神情显得有些沉重和黯然。
牙生•玉素甫与安尼瓦尔同一天出生在叶城。两家人是邻居，他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最要好的朋友。
新疆除了塔吉克自治县的县城塔什库尔干外，叶城可以算得上是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最远的县城。
牙生•玉素甫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同学安尼瓦尔、卡吾力•托卡、白合提牙•吾布力、阿不都拉•卡斯木、阿布都•热吉甫等一群小伙伴在河里游泳。正当他们在河里嬉水玩得最开心的时候，安尼瓦尔突然惊叫一声沉入水里，只有两只手在水面上挣扎着。原来安尼瓦尔的一只腿忽然抽筋，几口河水又灌进了肚里，身不由己，很快全身下沉。就在这危急时刻，牙生•玉素甫迅速游向安尼瓦尔，一把抓住浑身无力的安尼瓦尔，用尽全力把他拖到了河滩上。
牙生•玉素甫气喘吁吁地与小伙伴们手忙脚乱地把安尼瓦尔倒提起来，面色苍白的安尼瓦尔突然猛吐出几口浑浊的河水，他接着急促的咳嗽声让小伙伴们欢呼雀跃。
从此以后，安尼瓦尔与牙生•玉素甫等小伙伴们更加亲密无间，每天像兄弟一样形影不离。
快乐的童年时光眨眼间就成为永远的回忆了。牙生•玉素甫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读完了小学又一起读完了中学。卡吾力•托卡、白合提牙•吾布力、阿不都拉•卡斯木、阿布都•热吉甫，他们中学毕业后跟着父母种地。牙生•玉素甫与安尼瓦尔一起考入了新疆大学，同在政治系就读。
大学毕业后，牙生•玉素甫回到叶城县给县长当秘书，安尼瓦尔在喀什市市委组织部工作。
3年后，牙生•玉素甫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专门把新疆的水果卖到内地去。他有着维吾尔族天生的商业头脑，精明的他生意越做越大。
就在牙生•玉素甫辞职经商不久，喀什市委组织部安排安尼瓦尔到一个偏远而贫困的村里挂职当村长。
安尼瓦尔当了村长后，干劲十足，迫切想带领群众干出一点成绩来；牙生•玉素甫也往来于新疆与内地之间忙于生意。时间就这样一晃，他俩竟有两年多都没有机会见次面。
终于有一次，牙生•玉素甫因为生意上的事开着汽车顺道去看望了一次当村长的老朋友。
看到牙生•玉素甫风尘仆仆来看自己，安尼瓦尔非常高兴。牙生•玉素甫给他带来了一只羊，安尼瓦尔请人宰杀了羊，在一位村民家里炖了一大锅肉，满院溢香。
美餐之后，安尼瓦尔邀请牙生•玉素甫参观村里的庄稼、果园。俩人一边散步，一边聊天。
他俩的聊天最后总是离不开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国内国际时事政治。
“你知道我们维吾尔族最需要什么吗？”牙生•玉素甫忽然问。
“最需要什么？”安尼瓦尔。
“最需要权力。”
“什么样的权力？”
“维吾尔族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
“我以为你现在只关心生意上的事，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关心民族权力的问题。”
“难道你不是维吾尔族吗？”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民族，但好在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如你可以选择经商，而我喜欢做一名为老百姓服务的国家干部。”
“难道你不希望新疆独立吗？”
“我从不幻想不可能实现的事。”
“即使新疆独立不了，但我认为至少也应该允许新疆高度自治，就像香港一样。”
“新疆不是香港。香港面积太小，新疆是中国的六分之一啊。从国家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讲，新疆是中国的半壁江山。”
“难道你认为我们维吾尔族永远就不可能实现高度自治吗？”
“至少现在我看不到这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所谓新疆高度自治，在共产党看来就是新疆独立的同义词。既然共产党不允许新疆独立，也就必然不会允许新疆高度自治。共产党怎样反对新疆独立，也就会怎样反对新疆高度自治。”
“没想到你会这样想。”
“不是我这样想，是共产党这样想。”
“照你这么说，我们维吾尔族永远没有当家作主的希望了。”
“新疆早已是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就是在当家作主啊。”
“难道你真的以为新疆是真正的维吾尔自治吗？所谓维吾尔自治不过是一顶有名无实的帽子而已。安尼瓦尔，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新疆高度自治了，或者干脆说就是独立了，如果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所有的其他民族都要求高度自治、都要求独立，现在就假设你是新疆独立后的最高领导人，你会允许新疆其他民族高度自治或独立吗？
“……”
“你不会的，你绝不会允许的，你跟共产党是一样的选择。如果你说你会允许，那就意味着你是在说谎，你是一个骗子，就像你说的现在的共产党是个骗子一样。”
“……”
“既然你认为维吾尔族要求新疆高度自治或独立都是合理的要求，那么按照你的逻辑，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等所有的其他民族都要求高度自治、要求独立也是应该允许的。否则，他们就会像很多维吾尔人反对共产党政权一样反对维吾尔政权。”
“……”
“你不要以为只有维吾尔人会有分裂组织、恐怖组织，其他民族也会有。你那时又会怎么对付新疆境内的其他民族的分裂组织、恐怖组织呢？毫无疑问，你会跟共产党一样严厉打击这些非法组织。”
“……”
“如果新疆一旦实现了你所说的那种高度自治或独立，新疆并不会因此而万世太平。相反，意味着新疆各民族的灾难就开始了，接下来的就是民族仇杀。在经历了大流血后，各个民族都不堪忍受的时候，他们必然会要求回到从前，新疆最终还会再次回到中国的怀抱，因为新疆各个民族只有在中国的怀抱中才能最安全。这是历史注定的命运。”
“你说话像个汉族人。”
“我是从维护维吾尔民族利益的角度，按照利益的必然逻辑推理后得出的结论。利益的逻辑是平等的，没有民族之分的。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利益的逻辑才能作出符合最大利益的选择，否则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你中共产党的毒太深，我看已经不可救药了。”
“我不是因为相信共产党的理论而不同意你的观点，而是因为我相信利益逻辑的必然结果。”
“我问你，现在新疆的所谓民族自治是不是假的？”
“客观地讲，我认为中国的民族自治是真实的。”
“真实的？你竟然说是真实的，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
“既然说是自治，而不是独立，那么自治就是相对的自治，而不是绝对的自治。绝对的自治就是独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治。但我们的很多同胞出于对自治的向往，而以为自治就一定是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把相对自治当成了绝对自治。这是对自治的误解。既然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只能是相对自治，而不可能是绝对自治。香港虽然实行的是高度自治，但还是相对自治，是相对的高度自治，并没有说香港是绝对自治。既然是相对自治，那么国家就必然要分享一部分权力。新疆政府的主席是少数民族，新疆各地行政负责人也是少数民族。从权力的决策动机和效果来看，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新疆地方自治权，权力都是为新疆各个民族的平等和发展而服务的，不存在制度性的民族歧视或民族压迫。所以我认为，新疆的民族自治权是真的，不是假的，只不过不是绝对自治而已。”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我们维吾尔族的自治权究竟体现在哪里？”
“我举个例子吧，有一次有一位自治区政府主席到新疆一家研究维吾尔医学的机构调研，发现这个机构科研条件很差。后来在他的要求下，新疆财政给这个机构拨了很多钱，也增加了编制，改善了科研环境。你能说我们维吾尔族没有一点权力可以用来维护民族利益吗？”
“我认为我们的自治权还远远不够。”
“权力就像钱一样，人对它的需要永远都不会有够的时候。”
这次见面不欢而散。
临别时，安尼瓦尔对牙生•玉素甫说：“你现在是商人，你就好好想着怎么赚大钱吧，不要想些跟钱没关系的事。”

很快，两年又过去了，安尼瓦尔与牙生•玉素甫一直没有再见过面。现在安尼瓦尔已经是乡长了，牙生•玉素甫也因为生意越做越大而更忙了。
安尼瓦尔后来因为在自治区党校培训班学习，使得他有机会和牙生•玉素甫在乌鲁木齐见了一面。
牙生•玉素甫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新疆维吾尔风味餐厅，刚开张不久。安尼瓦尔得知后登门祝贺，两位老朋友终于再次相见。
在安尼瓦尔的提议下，俩人重游新疆大学校园，一起追忆当年的同窗生活。
“这就是我们过去经常坐的椅子。”安尼瓦尔抚摸着树林里一把长椅：“在这里，我们谈天说地，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争论。”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吧，继续延续我们过去无数次没有结果的争论，再次重温一次我们的大学生活。”牙生•玉素甫坐了下来。
“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学生了。”安尼瓦尔也坐了下来：“今天，我希望我们还是能有一些共同语言。”
“我看我们的共同语言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我也有同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共同语言。”
“我有时会对你的民族成份产生怀疑，怀疑我们俩不是同一个民族。为什么同是维吾尔族，你的观点却像汉族一样。难道你真的被汉族同化了吗？难道你连自己的民族意识都丧失了吗？难道你只剩下了一个维吾尔人的躯壳？”
“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在乡里是一个被维吾尔族农民认同的维吾尔族乡长。我想，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们维吾尔民族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维吾尔族中有大量愚昧的农民，他们逆来顺受，苟且偷安，知足常乐。”
“你如果真的热爱自己的民族，你就不应该这样贬低他们。你说自己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的教徒，而你所贬低的维吾尔农民——他们也同样跟你一样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也跟你一样是最虔诚的教徒。在他们看来，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符合伊斯兰教的选择，正如你认为你的选择是符合伊斯兰教一样。”
“你的辩才让我为你感到骄傲，但可悲的是你却没有把自己的才能用来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我一直为自己有机会在政府工作感到欣慰，因为我能够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充分维护我们维吾尔族的利益。”
“你所说的政府官员的身份恰恰证明你维护的不是维吾尔民族的利益，你维护的是共产党的利益，是汉族人的利益。因为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是穆斯林，共产党员与穆斯林没有共同利益。”
“共产党员虽然是无神论者，虽然不信仰宗教，但并不意味着与信教者没有共同利益。你在这里可是上了4年大学的，而且毕业于政治系，你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共产党不信仰伊斯兰教，就意味着共产党与穆斯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是水火不容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你的宗教狂热症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我不得不感叹宗教的力量太不可思议了，它竟然能让受到高等教育的人连基本的理性都丧失殆尽。”
“我告诉你，宗教的力量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宗教的力量是非常神奇的，宗教的伟大正在于此，这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无法理解的。伊朗的霍梅尼没有一兵一卒，竟然不费一枪一弹就稳坐国家首脑的宝座，连整个军队都无条件服从他。霍梅尼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宗教，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与宗教相比，宗教的力量之伟大有时能够达到神话的境界。”
“宗教并不是无所不能。在伊朗发生的事并不一定会在中国发生。霍梅尼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伊朗没有汉族人。”
“哈哈哈，你总算说了句我爱听的话。”
“你总算肯定了我一句。”
“安尼瓦尔，你说共产党政权什么时候会倒台？”
“说不清，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
“我希望共产党早日倒台。”
“共产党倒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共产党倒台之日，就是新疆独立之日。”
“即使共产党倒台，新疆也独立不了。”
“为什么？”
“在中国，无论是什么党掌权，也不会允许新疆独立。”
“共产党一旦倒台，中国大乱，内地各个党派为了争权夺利就会陷入长期的内战，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新疆，也无力控制新疆，这时新疆的独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你真是个乐观主义者。”
“只要共产党一定会倒台，新疆独立就一定有希望，难道不是吗？”
“那你就慢慢等吧，等你我在养老院里坐着轮椅晒太阳的时候我们再争论这个问题吧。”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处处为共产党辩护，你还是维吾尔族吗？”
“我不是为共产党辩护，我只是想活得现实一些。我觉得我的一切现实需要都能满足，或都可能满足。即使不能满足，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不想去追求那些一辈子也不会得到的东西。我不相信我们维吾尔族建立自己的国家后，每个维吾尔人的需要都可以立刻得到百分百之百的满足。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维吾尔人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我宁愿可移居国外也不会生活在所谓自己民族的国家里。”
“我们维吾尔民族之所以长期受到外来民族的压迫，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所谓现实主义者太多了。我真不明白，真主为什么要创造你这样的人。”
“如果有真主的话，那一定是真主让我们维吾尔族和汉族是一家人。我们维吾尔族注定必须和汉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这是天命。一切问题只能在同一个国家内解决。”
“你不相信我们维吾尔族有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蒙古族曾经统治过中国建立了元朝，满族曾经统治过中国建立了清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中国的疆域越来越大。”
“你的灵魂已经被魔鬼控制了。”
这次见面，俩人又是不欢而散。

在此后的3年间，牙生•玉素甫在乌鲁木齐建了一座玉素甫商贸大厦，还先后在乌鲁木齐、北京、广州、等城市，开设了5家新疆民族风味餐馆，成为新疆维吾尔族著名的富商。他致富不忘回报家乡，先后为叶城县两个村捐建了2座清真寺。由于他乐善好施，他在当地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影响。
有一年，安尼瓦尔回到叶城探望父母，碰巧牙生•玉素甫从广州做生意回来。此时的安尼瓦尔已是县长，牙生•玉素甫把他请到了自己家里。
牙生•玉素甫的住宅非常豪华，完全按照伊斯兰风格修建的，前有花园，后有果园，被当地百姓称为牙生•玉素甫庄园。
在牙生•玉素甫的家里，安尼瓦尔见到了一起从小学到中学的朋友卡吾力•托卡、白合提牙•吾布力、阿不都拉•卡斯木、阿布都•热吉甫。他们中学毕业后起初在家务农，后来牙生•玉素甫的生意做大了后，他们就为他料理生意。
牙生•玉素甫用丰盛的午宴款待了他的老朋友结安尼瓦尔。然后，牙生•玉素甫带着安尼瓦尔参观他的养殖场和500多亩的果园。
“你在商业上的成功，真让我为你感到骄傲，你的成功证明了我们维吾尔族是一个勤劳而又智慧的民族。”安尼瓦尔非常兴奋地说：“你让我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你是不是希望说，我应该感谢共产党，因为是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才拥有了这一切？”
“你的成功固然和你的努力分不开。不过，如果说你拥有的财富跟共产党的领导完全没有关系，等于是说政府是多余的。换句话说，我这个县长就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人了。”
“你只是在为共产党服务，为你个人的功名利禄服务，你应该为我们维吾尔民族的利益服务才是有价值的。”
“你知道吗，我们维吾尔族的老百姓来找我办事时，他们对我是多么信任。我即使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也对我充满了感激。为什么你对我的评价，跟老百姓对我的评价差异这么大？你这样否定我，等于是否定所有在政府工作的维吾尔族干部。你虽然是个商人，但是一个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希望你能像在经商赚钱时那样富有理性，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
“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事。如果你是为一个属于我们维吾尔人的政党工作，你会获得更大的成就。安尼瓦尔，你没想过成立一个在你领导下的属于维吾尔人的政党吗？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你的。凭你的才干，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东突厥斯坦的开国总统，难道你不想为我们维吾尔民族干一番伟大的事业吗？难道你不想成为维吾尔族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政治家吗？”
“我可不是那种听了几句鼓动就立刻头脑发热的人。我没有你希望我有的那种野心，我也没有你认为我有的那种号召力。我觉得我在现有的位置上能把事情都做好的话，我就很有成就感了。我可不想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你这是在害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我的朋友了。”
“我希望你能为成为拯救我们维吾尔族的英雄，这是在害你吗？”
“你以为打出一个政党的牌子就能拯救民族？”
“我们维吾尔人要实现建国理想，就必须首先要建立属于本民族的政党，通过政党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与汉族政府进行革命斗争。”
“怎么斗争？”
“进行暴力斗争。我们只有坚决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我们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依靠暴力革命是维吾尔族实现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
“你说话越来越不像一个商人，而像一个政治家，一个属于反对党的政治家。你让我感到你很危险啊！”
“你害怕了？你不觉得我们维吾尔族最需要的就是我这样的政治家吗？”
“你所说的暴力革命，不就是搞恐怖活动嘛，恐怖活动不就是杀人嘛，你这是想让我当杀人犯啊，我连杀一只鸡的勇气都没有，你让我怎么能够干出杀人的事来呢，你认为我会是那种能够杀人不眨眼的人吗？”
“我们杀的是异教徒。”
“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不可能去干杀人的事。”
“不杀人还叫什么暴力革命。除了暴力革命，我们维吾尔民族永远别无出路。”
“石头碰鸡蛋是暴力，鸡蛋碰石头也是暴力，但不是所有的暴力都能成功的。伊斯兰卡的猛虎组织搞暴力恐怖斗争搞了几十年最后还不是被彻底消灭了。我们维族人搞暴力革命，同样也没有任何前途，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知道我现在想干什么吗？”
“我知道。你想杀了我。”
“你说对了。”
“如果你杀了我，我们维吾尔民族就会想有什么就有什么，我宁愿被你杀了。”
“难道我们维吾尔族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吗？”
“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孙子去思考吧。”安尼瓦尔笑道：“你现在拥有的财富，足以使你一辈子衣食无忧，可以说你想要什么就能享受什么。如果我是你，此生足矣，别无所求了。”
“对于物质财富，我的确很满足了。但人总应该有些更高的追求。精神追求往往比物质享受更重要。”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典型特征。”
“安尼瓦尔，你让我太失望了。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理想主义者，我一直相信你为了我们全民族的理想事业甘于奉献一切，但我错了，你太现实了，比我这个商人还现实。和你相比，我倒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了。”
“我的确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理想主义者，我是很现实，我崇尚现实，只有现实才最真实。”
“一个没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你所说的那种理想主义，本质就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是对民族利益的最大危害。现实主义才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最理想的选择。”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拯救你，我只能祈祷真主不要让我们从兄弟变成敌人。”
“我感到你现在变化越来越大，有些事情想想是可以的，但如果陷进去，会很危险。”
牙生•玉素甫欲言又止。
此后5年里，牙生•玉素甫曾多次约见安尼瓦尔，已担任喀什地区行署专员的安尼瓦尔总是以工作忙为托辞婉言谢绝，即使见面也不超过10分钟就以“有会议”的原因而匆匆离去。
安尼瓦尔之所以竭力回避牙生•玉素甫，并不是因为自己成了一方大员而情薄义寡，而是因为直觉告诉他：牙生•玉素甫已经不安于做一个只喜欢赚钱的商人了。
安尼瓦尔不知道，此时的牙生•玉素甫正在秘密筹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解放党，他一直想让安尼瓦尔担任伊斯兰解放党的主席。

安尼瓦尔担任喀什地区行署专员3年后，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在北京学习期间，有一个星期天，他去了一次毛主席纪念堂，他已经多次瞻仰过毛主席的遗容。
安尼瓦尔从毛主席纪念堂出来后，他径直去了天安门城楼。
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怔住了。
在天安门城楼上，安尼瓦尔与牙生•玉素甫相遇了。
老朋友在这里相见，彼此既感到是那么熟悉，又感到是那么陌生。一番寒暄后，俩人都难以掩饰各自复杂的心情，久久沉默不语。
俩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眺望广场，心思各异。
“安尼瓦尔，你现在是行署专员了，在我们维吾尔族中算是大官了，你跟着共产党真是没有白干啊。”牙生•玉素甫。
“我得感谢你，如果小时候没有你那次救我，我早淹死了，那还会有今天呢？我希望我们永远都是朋友。”安尼瓦尔。
很多游客把他俩当做是外国人，连他俩的维语也被当做是外语。
“我有时真后悔不该救你，因为现在的你已经被共产党夺走了灵魂，你现在跟异教徒一起压迫我们维吾尔民族。”
“我虽然做了官，但我并没有干一件危害维吾尔民族的事。也正是因为我当了官，我才有条件更好地为维吾尔族谋利益。”
“站在这里，你难道没有一种冲动吗？”
“冲动？什么冲动？”
“每次站在这里，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真想振臂高呼，带领维吾尔族人占领北京，就像汉族人占领新疆一样。”
“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你在说梦话。”
“你理解不了，因为你已经被异教徒同化了。”
“我非常理解你，只是你已经不能理解你自己了。”
“此时此刻，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驱使着我为维吾尔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我多么希望我们还像小时候那样亲密无间，我多么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我也很怀念我们的过去，但很遗憾你现在已经变了。”
“我们的民族需要改变。”
“需要改变什么？”
“需要改变安于现状的民族性格。我们维吾尔族人要敢于起来斗争，跟汉族人斗争。比如你，你现在是喀什地区的专员，你只要在喀什宣布东突厥斯坦成立，你即使只是公开说这么一句话，你就能成为我们维吾尔人的民族英雄，你就能永远青史留名。”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认为，做一个共产党的合作者能够带给维吾尔民族更大的利益，而作为一个反对者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现在能给予维吾尔民族的利益，要远远大于那些总是想着新疆独立的人。”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你把自己升官发财看得高于一切。你跟着共产党狼狈为奸，历史会审判你的，会把你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安尼瓦尔脸色铁青，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又不想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和牙生•玉素甫谈什么东突厥斯坦。
“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如果我们真的会从兄弟变成敌人，那将是你我的不幸。抱歉，我该走了，再见！”
安尼瓦尔转身离去。
牙生•玉素甫在天安门城楼上望着远方，暗暗发誓：“我有一天也要向全世界宣布，东突厥斯坦成立了，维吾尔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牙生•玉素甫正沉浸在令他神往的想象中时，一双冰冷的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
他一惊，以为是做梦。
不是做梦。
牙生•玉素甫领导的秘密恐怖组织的活动早已被国家安全部门监控。
他这次来北京秘密会见了某国恐怖组织的特派员，双方就今后的合作进行了多次密谈，并计划今年开展一系列恐怖破坏活动纪念7·5圣战10周年。
牙生•玉素甫被捕后不久，即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安尼瓦尔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不久，升任为自治区副主席。一次，他去南疆检查工作，特意去监狱看过一次牙生•玉素甫。
本来安尼瓦尔想直接面对面与牙生•玉素甫见面，但因为警方出于安全考虑，最后他只能与牙生•玉素甫隔着铁栅栏见面。
“你来干什么？亲自审问我吗？想以此和我划清界限，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好向你的共产党主子邀功请赏？”牙生•玉素甫一见到他即出言不逊。
“我只是来看看你，你曾经救过我的命……”安尼瓦尔很尴尬，他显然不习惯在这里跟他的老朋友对话。
“你这个民族败类。”牙生•玉素甫粗暴地打断他：“如果是现在，我不会救你的命，我只会想杀死你这个异教徒。”
“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维吾尔民族的事，我做了很多造福维吾尔民族的事，我在你眼里倒成了民族的败类。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我们维吾尔民族的英雄？是那些每天只想着杀人、只会搞爆炸的人才是民族英雄？”
“真主会惩罚你的，看来你只有死后在火狱中才会明白一切。”
“我宁愿下火狱，也不愿与那些恐怖分子同在天堂。”
“如果有一天我出去，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你。”
“张口闭口就是杀人，这不是真正伊斯兰教的信徒，这是对真主的亵渎。”
“你这个异教徒，你这个维吾尔民族的叛徒，我为曾经有你这样的朋友而感到莫大的耻辱。”
“再见。”
安尼瓦尔愤怒而无奈地转身离去，面无表情，他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失望和痛苦。
安尼瓦尔此次专程来看他，一是想亲自了解他目前的思想状况，二是希望能劝导他悔过自新。他多么希望牙生•玉素甫在经过几年的监狱生活后，能有所改变，最好能够看到他对自己的过去有深刻地醒悟。如果他真有可喜的改变，这对他今后减刑将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安尼瓦尔从南疆回到乌鲁木齐后，脑子里时常浮现出牙生•玉素甫斥骂他的样子。
两个月后的一天，自治区公安厅厅长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了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消息：牙生•玉素甫被劫走了。
原来，牙生•玉素甫在狱中声称牙疼，要求治牙。在将他带出监狱就医的路上，押送他的警车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武装劫持。经侦查，策划和参与这次劫持的人，是牙生•玉素甫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卡吾力•托卡、白合提牙•吾布力、阿不都拉•卡斯木和阿布都•热吉甫。他的这几名同学早就在国外接受过恐怖组织的训练。他们打死了押送牙生•玉素甫的8名警察，然后乘上一辆早已等待接应的越野车迅速逃离，至今下落不明。
……

作者：王大豪

2009年月9月

这事发生在火星上，时间是火星的2009年7月8日，接近黄昏的时候。

我是火星1组的居民，距我住的楼几百米外有座山，山上是火星2组的居民。

我散步来到山前，看到马路对面山脚下火星2组的居民有上百人聚集在这里。

他们在马路一侧的铁栏杆后，我在马路另一侧，中间是七八个警察。

如果没有警察，我可不敢站在马路对面。

在中午的时候，火星1组的人有数百人来到这里与火星2组的人对峙。火星1组的人都是些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虽然气势汹汹，但只要对面发起砖石攻击，火星1组的人就会呼啦一下大溃退。

火星2组几次冲过马路，但他们不会跑远，不愿深入火星1组聚居区。

有旁观者说：火星1组根本不是火星2组的对手，都是些娃娃，跟小孩打游戏仗一样。

的确，火星1组不是打架斗狠的料，远不如火星2组战斗力强。

不过，火星1组有心理优势，退而不惧；火星2组虽显得总占上风，但精神高度紧张。

火星1组主要是发泄愤恨，只要达到战略威慑作用就满足了，绝不会大开杀戒，但火星2组以为火星1组也会杀100多人才善甘罢休，所以非常紧张。

火星1组数百人发动了几次威慑性冲击，警察发射了瓦斯弹，将双方隔开。对峙了一个多小时后，火星1组就散去了。

我到这里时，只看到马路上满地的砖石。

但我依然看到火星2组仍有上百人聚集不散。他们都是青壮年，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武器，要么是木棒，要么是铁锹。有的人赤裸着上身，有的人指着对面的我说一些我听不清的话。

我的身边只有七八个同组的人，他们是附近的居民，在乘凉看热闹。

七八个警察在路中央闲聊，算是警戒。有的警察干脆从车上拿出马扎坐在路上玩弄手机，神情相当休闲。

而对面上百名火星2组的人则个个显得非常紧张，如临大敌。

我听到“嘭”的一声闷响，只见对面一个大汉用铁锹猛拍了一个他的同胞的头，一个身影在人群中直挺挺倒下。我倒抽一口冷气：下手真够狠啊！

为什么出此重手？我疑惑不解。

我向对面走近十几步，我想听听他们说什么。

我穿越了用绳子拉起的警戒线，但警察并没有阻止，装作没看见，在他们看来也许我一个人不会构成威胁。

我走近他们，是想了解他们。我孤身一人走近他们，是想告诉他们——我不是威胁者。

见我走近他们，他们群情激奋，一个个挥舞着棍棒。每个人都愤怒地冲我吼叫着，但因为相隔约四五十米左右而很难听清。

我仅仅向前谨慎地走了约十几米，没想到他们的反应如此激烈。

他们见我走近他们，仿佛知道我想了解他们，他们争先恐后的大声叫喊着，好像是在诉说什么，要让我知道他们想什么，显得非常迫切。

我注意到一个拿铁锹的壮汉，他梗着脖子怒目圆睁地指着我声嘶力竭地叫嚷，隐约听到大意是：你们在你们那边悄悄地，我们没有惹你们，你们不要来找事。

我基本是猜出来的，估计不会差太远。

我一个人面对着上百人的叫喊，感觉自己像海边被浪涛冲击的礁石。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我只能猜测：他们在给我讲道理，在告诉我他们受到了威胁，他们不该受到威胁，他们不是杀人者。

我心想：火星2组的人把火星1组的人杀了100多人，他们能理解火星1组的心情吗？

这时，一个火星2组的人从我左侧走来向我的右侧方向走。他抱着一个婴儿。看他的模样，像是从农村来的，非常憨厚淳朴。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似的。

马路对面的人忽然掀起巨大的声浪，他们高度紧张地大喊着，用手势告诉抱孩子的农村人快到马路对面去，不要从我面前走过。

这个农村人也许是没有听清上百人的叫喊声，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想介入任何纷争，他只想走自己路，从这里走过去，仅此而已。对面的人群为他的生死而紧张地几乎喘不过气来，而这个农村人则充耳不闻地、旁若无人地从我面前走过，从警察身边走过。

我想，这个农村人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他没有伤害过别人，所以也不担心别人会伤害他。况且有警察在，所以他无畏无虑。

农村人刚走过，后面又走来一个农村人，好像是落在后面的同伴。

对面的人又再次掀起巨大的声浪，震耳欲聋。他们一边排山倒海般的叫喊着，一边紧张地挥舞着手势让他到马路对面去。这个农村人愣住了，不知所措。他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变原定的直线，茫然地一动不动。

看到他站住了，对面的人顿时紧张到了极点，上百人喊叫着，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空气几乎要爆炸了。

在他们看来，这个农村人若从我面前走过，好像我会拿出刀来杀死他们的同胞。

此时此刻，我的心颤抖了：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不相信我这个属于火星1组的人。

此时，我真想上前几步，引导那个茫然无措的农村人按照他原来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但我迈不开腿，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能动，我只要往前走一步，对面上百人就可能拿着棍棒冲杀过来解救他们的同胞。

我站着，一动不动。

警察不愿再听他们的叫喊声了，一名警察上前几步，打手势让那个农村人到马路对面去。农村人虽然没明白为什么，但还是一头雾水地拐到马路对面去了。

此时，我的心情极度抑郁。

他们为什么如此不信任我？

我充满悲哀地站了一会儿，黯然地离开了。

我不喜欢这里，这里是一个不信任我的地方。

作者：王大豪

7月6日凌晨，新疆的互联网断了，在大家最恐慌的时候断了，新疆仿佛被世界抛弃了。

很多人幻想，也许几天之后或几个月之后，新疆会重新回到互联网的世界。

新疆成了世界上唯一有网而不通时间最长的地方。

起初新疆人最关注的是75死了多少人，后来大家最关注的是互联网什么时候通。

互联网什么时候通？

开网吧的人在问，开网店的人在问，连小学生也在问。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失去了摩尔庄园跟外贸企业无法与外商交易一样重要。

有很多人问我：网什么时候通？

我的回答是：永远也不会通了。

怎么会呢？很多人坚决不相信。

我根据“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推理：八一是建军节，9月1日是乌洽会，十一是国庆节，接着有元旦，后面是春节，接下来有五月(民族团结月)，接着是七一建党日、八一建军节……如此轮回，年复一年，直到永远。

新疆在互联网上已经独立了，脱离了互联网世界。

75事件的起因已经查明，是3个人利用互联网引发3万人参与，这样巨大而可怕的后果再次证明了互联网是一种可以最低成本产生极大破坏的工具，政府怎么会把这个工具再交到恐怖分子的手里？

政府已经尝到了切断互联网的甜头，再让政府回到从前被互联网监督的时代怎么可能呢？

保守永远是政府的本性。什么是最保守的做法，就必然是政府的第一选择。

切断互联网，让新疆与世界隔绝，这当然是最保守的做法了。

有人要问了：你是怎么上网的？

我是花了几千元离开新疆坐飞机到深圳的网吧上网。

内地的人们啊，你们可知道新疆的网民们是多么羡慕你们啊。

新疆的网民从未如此深切的感受到：原来上网是幸福的。

75后，新疆没有网民了。

    作者：王大豪

（注：我来到深圳上网才知道，其实网上也没啥看的，想看的都被删了，大失所望。75期间，我写了大约10万字的东西，我在凤凰博客发了一部分，大家可看看。晚了，可能也会被删了。）

兵团有什么用？这是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也是早已明确的问题，但却长期以来困扰着兵团，成为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是每个兵团人心里解不开的疙瘩。

我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后，第一次来兵团调研，我要跟大家探讨的还是这个问题。这是个让人很尴尬、很困惑、很痛苦而又无法回避的很现实的问题。

兵团有什么用？根据传统的权威说法，兵团是新疆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巩固国家边防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新疆增进民族团结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新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果真是这样，兵团到底有没有用就不应该是个问题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任务不等于能力。赋予你了任务，并不等于你就一定具备了完成任务的能力。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兵团的“四个力量”只是党和国家赋予兵团的“四个任务”，而不是兵团的“四个能力”。

坦率地说，兵团的经济实力使很难承担“四个任务”的，还没有完全具备“四个能力”，我们兵团干部要对此要有清醒地认识，大可不必为“四个力量”而盲目陶醉。

兵团有什么用？这种质疑声不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字：穷。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兵团经济越是最困难的时候，是否撤销兵团的争议声就越大。如果兵团彻底摆脱了“穷”字，兵团有什么用的问题就不会是个问题了，是否撤销兵团的争议声就自然听不见了。

兵团人曾长期把兵团的地位和作用比喻为草帽，要用了就戴到头上，不用了就挂在墙上。

现在党和国家对兵团的地位和作用是很重视的，可以说是一直都戴在头上，但令人尴尬的是，兵团现在是一个满是窟窿的草帽，是个“穷”帽子。

兵团之所以长期以来戴着个“穷”帽子，一是体制，二是观念。

从体制上讲，兵团是个四不像，是政府要纳税，是军队无军费，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依我看，兵团体制越不像兵团，兵团才能真正发展起来。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今天，兵团用管理军队的传统方式管理经济是根本不可能增强兵团的经济实力的。穷得都站不住，离开国家财政支持就要破产，会有什么力量？一个力量也没有。

兵团问题该是需要认认真真解决的时候了。我的观点是：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对兵团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革，首先把兵团打造成一个符合市场规范的企业集团，有强大的竞争力，然后才能谈“四个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兵团有没有用、是否撤销的问题还会继续困扰兵团，兵团最后将会不可避免的成为新疆的包袱、国家的包袱。

从根本上解决好兵团问题，让兵团重新焕发出生机，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否则，我们对不起兵团事业的创建者、奠基者、开拓者，对不起党和国家对兵团的重托。

   作者：王大豪

     在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想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但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敌人。分裂势力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他们的破坏活动之所以如此疯狂，虽然有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但跟我们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忽视分裂主义的危害性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面对一次次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我们再也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了。预测和防范分裂势力可能造成的危害，我们必须按照“一切皆有可能”的最危险的情况做好充分地准备。国际上一切恐怖分子的破坏手段，都可能被中国的分裂分子所仿效。发生在国外的恐怖破坏事件，也都可能会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对此我们必须要有“一切皆有可能”的警惕性，决不能麻痹大意。

在很多干部看来，我们有强大的军队，我们有火箭、原子弹，分裂势力的任何破坏都必将失败。

反对分裂势力的破坏，我们固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是，我们决不能过度迷信国家强制力的作用，国家强制力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从根本上处理民族问题，打击分裂主义，最有效的是软力量，软力量不是指软弱的力量，而是指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力量，是柔中有刚的软，是以柔克刚的软，是不露锋芒、不战而胜的软。我们必须从各个层面上采用软方式、运用软力量将一切潜在的威胁化解于无形。这才是治本的办法。

作者：王大豪

    新疆的处突应急预案必须按照“一切皆有可能”的原则预设突发事件，针对可能遇到的最严重的危害来制定周密的应对措施。

令人忧虑的是，新疆的防范力量及布局，目前根本无法应对全疆范围内的最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在全疆各个乡村同时发生同一性质和统一行动的突发事件的几率虽然很小，但也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在我看来，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决不能掉以轻心。

长期以来，境内外的“三股势力”一直寄希望于内地发生动乱，他们幻想：内地一旦发生动乱，政府就会无力顾及新疆。此时，便是他们在新疆发动暴乱的最佳时机。

新疆维护稳定的重点在南疆，而南疆却恰恰是防范力量最薄弱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依靠内地作为新疆处置突发事件的后盾，对在没有内地支援的情况处置突发事件还没有周密的预案。假若在非常情况下新疆一旦失去了内地支持，新疆的局势将难以有效控制。

7·5事件发生后，内地调动了大批军队、警察进入新疆维护稳定。为了在更复杂、更严重的形势下能够保障新疆的社会稳定，新疆各种防范力量在人数上和布局上，必须进行大范围的充实和调整，要确保在没有内地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新疆本地的防范力量也能够迅速平息任何规模的暴乱，能够绝对控制任何不利的局势。

我认为，我们在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必须按照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分裂国家的目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得逞。

作者：王大豪

    今天，我说说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此人自称“塞上风云一肩挑”。

是谁敢如此自夸呢？他就是从1912年到1928年统治新疆长达17年之久的镇边大吏杨增新。

杨增新自称“塞上风云一肩挑”，在我看来绝非虚言。

1860年出生于云南的杨增新，自幼饱读四书五经，28岁金榜题名成为举人，29岁又考中进士，后来做官，曾受到慈禧和光绪帝的召见。

1907年，杨增新初到新疆时任新疆陆军学堂督办，后任阿克苏道尹，相当于现在的阿克苏地位书记兼行署专员。辛亥革命时，杨增新是镇迪道道尹兼提法使。

1912年5月18日，袁世凯任命杨增新围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后来任新疆省长，直到被刺身亡。

对杨增新的历史功过，中国当代官方史学家的评价有失公正，主要是因为杨增新不是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创立8年后，杨增新就死了。假如杨增新能够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根据杨增新一贯的“任庙不认神”的原则，他一定也会通电全国拥护共产党政权，新疆一定也同样会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

杨增新做官理政可谓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用今天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也算得上是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干部，在很多方面完全可与焦裕禄、孔繁森齐名。

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是反腐倡廉的。杨增新在清正廉洁方面，可以说很多共产党干部都不如他。

杨增新这个人生活非常俭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纳妾，不贪图个人享受，反对铺张浪费，反对馈赠、办寿。他有一件棉袄袍子，仅此一件，他竟穿了十几年，至到死的时候还穿在身上。

再来看看现在中国很多政府官员，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贪污受贿，包养情妇，吃喝嫖赌抽，可谓五毒俱全，连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僚都不如。

新疆自清代以来一直是靠协响过日子，维持新疆政权存在的所需费用完全依靠内地各省赞助。辛亥革命后，协响断绝，新疆不得不财政自筹。杨增新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厉行节约，不准增设机关，不准增添官员，不准修建官署，不准增加薪俸。有一年，斯文赫定来新疆，杨增新笑着对斯文赫定说：你们不是来考古么，我这所省长公署却是件古物，你们不妨先把它考证一番呢！

杨增新治理新疆期间，国家内忧外患，要保一方平安绝非易事。有一次，杨增新对几名汉族部属大发脾气后，他余怒未息，对包尔汉说：“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地狱？”包尔汉说：“知道。”杨增新说：“这就是地狱，我在这儿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当然是气话，但杨增新绝对是一个有着强烈守土有责精神的官员。

当官必须体察民情，了解各个阶层所思所想。杨增新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视了解下情的官员。他在各地布置眼线，通过各种方式搜集情报信息，虽然十余年足不出省城，但对各地官员的言行以及百姓的生活状况、社会动态等都能够有比较真实、全面、及时的了解。有时警察局不知道的事，他都知道，这绝不是夸张。当时乌鲁木齐有个天主教神甫叫奚伯鼎，是个德国人，连他都不得不感叹地说：哈密一只臭虫发烧，杨将军都会知道。

你们想想，如果杨增新还在主政新疆，分裂分子如果想搞恐怖破坏，还没动手就会被杨增新一网打尽了。

杨增新当年主政新疆，可谓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在当时，杨增新可称得上中国最善于处理民族问题的官员。他非常重视研究民族问题，非常善于处理民族关系，他在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方略一直被沿用至今，对稳定新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有关思想后来成为我国民族与宗教政策的基石。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杨增新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基本思想和原则，那就是：尊重宗教、规范宗教、防止宗教政治化。

杨增新曾召集地方官绅开会，他在会上说：17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相安无事，没有闹过乱子，我们也没有让外国人侵犯过我们的疆土，在外交上也没有丧权辱国。

新疆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任省主席包尔汉是这样评价杨增新的：他在新疆十几年，同帝国主义国家和他们的代理人没有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或作过类似的口头默契，他没有依靠他们谋求什么，也没有借过外债。

由于杨增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很好地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尽管当时内地军阀混战，外国势力也企图祸乱新疆，但孤悬塞外的新疆依然能够偏安一隅，杨增新功不可没。

对于当时存在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其它各种不稳定因素，杨增新一方面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措施有力。他的观点是：除害如斩毒蛇，应当机立断，稍纵即逝。我不制人，人将制我。成败存亡，决于俄顷。当断不断，必受其殃。

杨增新虽是文人出生，但环境也同时把他造就成了一个谋略过人、手段强硬的政治家。他认为：一个英明的政治人物，固然不能嗜杀成性，但也绝不能姑息养奸。遇到一个祸乱分子，除掉他不过是一个人；如果对他的煽动蛊惑疏于防范，等他坐大成势后，你就不得不杀许多人了。这初看是仁慈，其实是在作恶害民。

我认为杨增新的最智慧、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治理新疆不迷信强制力，而是崇尚谋略至上。

杨增新曾很自豪地讲：治理新疆并不需要军队，只要我的一颗脑袋和一支笔管就可以了。

杨增新的这一思想，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打击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维护新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必须综合治理才能标本兼治。

杨增新治理新疆17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当今的中国政治家和史学家，决不能用一句“是维护个人封建统治的需要”就将他的历史贡献一笔抹煞。

当前，中国境内外分裂势力在新疆不断制造恐怖破坏事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我们应当重新检视杨增新的治疆谋略，以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对杨增新的历史功过做出科学的评价。杨增新治理新疆的某些理念和做法虽然已经不适宜于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但他的执政谋略中依然有很多思想依然非常值得今天的中国政治家借鉴。杨增新从清朝时就开始做官，治边17年，在当时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封建官僚能够保新疆偏安一隅，其历史贡献至功至伟，他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功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杨增新生前曾预言：我死后或离开新疆，新疆会闹乱子的。

作者：王大豪

（这个坐在街边的维族女孩，不知为何郁郁不乐。）

“出事了，你要注意安全！”

今天下午约9点，我在饭馆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出不了什么大事。”我压了电话。

我看着厨房的师傅为我拉面。

无疑，今天——2009年7月5日已经成为发生了重大新闻的日子。

能出什么事呢?

暴乱今天没有，明天就会有。即使后天也发生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这个地球上，现在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地球上自从有了人，就开始有冲突。正是由于不断延续的冲突才形成了后来各种各样的民族。

什么是民族？民族的本质就是利益集团，它就是为了占有利益而存在的。为了争夺利益，怎么会没有冲突呢！只要民族存在就一定会有冲突，只要还有人存在就一定会有冲突。民族冲突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有冲突是正常现象，没有冲突才是不正常的。

冲突虽然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我们应该努力减少发生冲突的频次，控制冲突造成的危害程度，使冲突越少越好，危害度越小越好。

朋友再次打电话提醒我注意安全。

乌鲁木齐好久没有发生暴乱了。自从1997年乌鲁木齐发生“2·25”公共汽车爆炸案后，没有再发生过什么涉恐的重大骚乱事件。去年北京奥运期间预计会有一些动静，结果乌鲁木齐还算是太平无事。不过，有关部门处理突发事件的预案倒是反复推演了无数次。但长期纸上谈兵并不是好事，今天有关部门总算有机会真实地检验一次了。那些平时在大街上看不出什么异样的人，今天很亢奋地聚集在了一起要让世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有病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不知道病毒是什么、不是病情何时发作。

今天总算有了很多的了解。

吃完晚饭，我在一家商店看到一对维族青年男女在挑选商品。此时在乌鲁木齐的二道桥等地正在发生骚乱，并且伴随着烟火。

走在街上，有两个维族青年从我身边走过，问我要不要玉石。显然，把玉石卖掉是他们此时最关心的事。

路上的车比平时少了许多。有一辆警车驶过，竟没有响警笛。

五一夜市上刚站好摊位的人们开始陆续不慌不忙地撤走，这在我意料之中。

小商铺依然灯火通明，餐馆门口跟过去一样有很多人坐着喝啤酒，也有一些闲人在街头打牌，还有一些人在街头站着闲聊，主要话题当然是关于骚乱的各种传闻，还有一些人说手机打不通。

我上网看了看，结果跟大家看到的一样，不说了。

回到家里没多久，透过窗户看到路上有一队罩着绿帆布的汽车急速驶过，前后是警车护驾。

明天天亮的时候，当太阳俯视着这座城市的时候，令人不安的黑夜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乌鲁木齐的大部分市民都已进入了梦乡。消防队员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辛苦。很多警察今夜无眠，很多政府机关的值班室开始真的有人值班了。

昨天看到特警在街上巡逻，今天却不见他们了。以后一段时间他们不会有无所事事的感觉了。

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看到了一些照片。我研究民族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但我不想去渲染。很多事情就像临摹画一样，知道了样版就不难知道临摹版是什么样子。一切早晚都会大白于天下的——不管是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

只要真实就好。

明天，很多人还会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打开自己的商铺门，期盼自己的营业额比昨天更高一些。

祖国，晚安！

各民族同胞，晚安！

各位网络信息巡视员，辛苦了！

作者：王大豪

2009年7月5日晚

 （这个维族妇女在数钱，看看今天赚了多少。）

（这个卖甜瓜的维族青年似乎被我的相机吓住了。）

（孩子总是无忧无虑的。）

（两个维族人在路边等车。）

（夜市不能摆摊了，这个回族摊主不甘心，把餐车摆在了街边。）

摄影：王大豪    【2009年7月5日晚  乌鲁木齐】

上访者主观上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但客观上是维护所有人的利益。很多涉及公众利益的政策和法规的出台是上访者前仆后继的执着上访促成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1995年实施的《信访条例》，与2005年实施的《信访法》，正是靠不计其数的一代代上访者艰难地上访换来的。虽然法条不是尽如人意，但有总比没有好，从无到有往往是最难的。

上访者的不幸遭遇不仅令人同情，他们倾家荡产、甚至宁死不屈也要维护公正的执着精神则更令人起敬。对他们追求公正的执着精神，无论怎样讴歌都是毫不过分的。

当然，在上访者中也不乏诉求不合理的人，但绝大多数的上访者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无论每个上访者具体的诉求是什么，从整体上讲，上访者群体对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最大，所付出的牺牲也最大。

每天都有人坐汽车、坐火车、坐船、或是坐飞机去上访，从穷乡僻壤的乡村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一次次的上访使他们中很多人沦为上访乞丐。由于不断上访，他们被很多干部视为“麻烦制造者”，对他们围追堵截。他们不仅遭遇了无数次的冷眼和推诿，他们中有很多人还被关押、被殴打，甚至被打残或被打死。也有很“人道”的做法——将上访者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或将上访者“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学习什么呢？核心内容就是教育他们放弃上访。如果人人放弃上访，我们这个社会真的会变得更加美好吗？

过去的中国人买一颗钉子都要排长队，而现在人们不会再为买东西排长队了。这无疑是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在信访部门的门口，排队的人却是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角落，他们背负着人生最大的冤屈而来，他们一辈子走的最远的路就是上访的路，他们的上访里程比红军长征还要漫长，而他们所祈求的公正却依然还很遥远。

上访是宣言书，上访是宣传队，上访是播种机。

上访是宣言书。它向世人宣告，上访者对在当地政府获得公正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除了去首都北京别无选择。

上访又是宣传队。它向世人揭露了现实生活中被竭力掩盖的假恶丑，向人们公开真相。

上访又是播种机。它播下了维权的种子在全国各地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享受利益并不难，难的是当利益遭到不公正的侵害时敢于维护利益。上访一次并不难，难的是为了获得公正而不惜上访一辈子。

上访成功的概率虽然如同中彩票一样难得，但每一次成功都不仅仅是上访者个人的成功，而是属于所有追求公正者的胜利。

上访者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率最高的群体。就推动社会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而言，一个没有文化的上访者超过一百个学者，一千个评论家不如一个上访者，一万个纪委书记不如一个上访者。

只有靠不懈地争取才能获得最大利益，靠恩赐得到的永远不是最大利益。我们的法治建设之所以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就是因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太多。上访者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如果人人都是上访者，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假恶丑了。

上访就是维权。历史是维权者创造的。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伟大的人还是平凡的人，都应该对上访者心怀感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访者的受益人。

作者：王大豪

200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