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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策上书——致励精图治的国家领导人

[题记]这是问天一篇旧作，曾以本名蔡靖于 2003-08-23 10:39:23 发在强国论坛。当时对新班子尚怀希望，现在看来那种希望很幼稚。文中所提五条，只有取消农业税一条两年后实行了；但这不是说我的意见起了作用，只能说明我的意见走在了国家政策大调整的前面。其次，当年我对货币的担忧，今天则是以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形式出现的。    

目录

一、经济植根：内保工商，外一货币 

二、三农长计：农税改革，促官护商 

三、反腐大略：政治大平衡 

四、政改明策：精简机构，宁养闲官 

五、得才之要：秉公务实，贤才为用；谋私好名，小人竟进 

强坛曾转帖中南海注重11项要务，兹就其中二、四、五、六、十项之经济、三农、反腐、机构改革、人才诸问题略陈下愚之见，冀或有补于上智。 

一、经济植根：内保工商，外一货币 

保护工商、保护竞争应成为政府各项改革、各项工作的根本目标、长远目标，特别是要注重保护中小工商企业。说它应成为政府的根本目标，因为工商户是政府基本纳税人，是社会生产和就业的组织机构，因此工商已取代过去的农耕成为当代立国之本，我们应像秦孝公奖励耕战那样坚定不移地保护工商。孟子谓民贵君轻，乃治国务本至言。然非一切之民皆可贵；民以业分，当今工商之民乃为国家根本。治国者护本之旨不明，护本之志不坚，则各项改革必失方向。中央为发展经济提出“六要”，都应直接间接为保护国本而展开。不仅经济工作，而且政治、意识形态等一切改革工作也都应围绕此目标展开。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机构、决议、制度，阻碍破坏这一目标，就是毁坏立国根本。三个代表落到实处，就应落实到这里。 之所以特别强调保护中小工商企业，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力量较之大企业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打击；还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势必有很多人要经历由小到大的创业过程。保护这一过程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发展。经济事务头绪繁多，应明主脑；必须长期坚持的事务应尽快使之制度化。 近十数年内，经济领域头等风险是人民币币值问题。货币乃价值准绳，经济之地基，币值飘忽，则百业震动，实经济之大地震，凶多吉少。此经济地震不因天心地力之变，风浪皆由人掀起。国外政治、金融界强人为始推波者，外企乃至华侨相关人等，国内企业及富豪均是助浪之人。国家内外政策极宜当心。我言十数年者，乃寄望于国家领导人能于此期间早识大害，尽快与港澳台达成货币统一，进而与朝鲜半岛、印支半岛、东南亚、外蒙及西邻诸国谋求货币统一。此是抵制金融巨大风险的久安之策，也应是我对台关系的首要目标（实为两利之大事）。此举不仅是经济意义，政治意义亦极巨大。 国家果能内保工商，外统货币，人欲弱我中华，其可得乎？  

二、三农长计：农税改革，促官护商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目标是两个：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工商业转移；二是农业本身规模产业化，成为工业一部门。因而两个目标可以视为一个：就是发展农村工商业。如何发展农村工商业？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职能不在于提出高明的方案——发现和抓住商机以求发展那是民众自己的事。政府的作用在于保护和扶持每一位农民创业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责任则在于促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府发挥保护和扶持作用。 有什么办法能使地方政府从“吃”工商户转向“保”工商户呢？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使地方政府的利益升降与其治区工商业盛衰完全一致。通过农税改革可以达到这一效果。 新一届政府十分关心农民生活，大力削减农民负担。但是，仅从减轻农民负担这一角度去改革农业税费，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不大。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意向，其意义才是长远的、巨大的。 农业税彻底改革的方向是：完全取消按田亩、人口、产出征收的一切税费，只有当农民出售农产品或其他商品时适当征税。这就是说，把农业税改为工商税。中央政府把农业视同工业的一个部门，不再针对生产资料、劳动人口、产出环节征税，只允许针对交易环节征收商业税。这一改革将改变“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性，将改变在税负上工农不平等、工业生产与小农生产的不平等，其合理性是明显的，这都不必细说。下面只就这种改革对改变地方政府利益观念的意义及改革可行性作简单论述。 现行农业税费征收制度给政府提供了一块只增不减、旱涝保收的财富。因为按田亩人口征收税费，地方政府辖区耕地面积不变，人口只有增加的。我们且不算地方政府任意的额外摊派。这种不需经营管理服务，只要变着法子收取钱财的固定税源，已把我们的官员养得贪懒惯了。现在如果把农业税改为工商税，就撤了地方政府一碗从不操心的现成饭，此后他们只能靠工商税过日子了。工商税的增长有赖于地方生产和销售（工商业）的繁荣发展，这必然迫使地方官员去改善本地生产投资环境，改善对工商业（包括农业生产和销售）的服务态度，关心本地就业和市场繁荣。如果不这样，资本和生意流向别的地区，他们不仅不能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政府本身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就是“农税改革，促官护商”，这必将促使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真正转到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来。 这种彻底的农税改革现阶段能在全国推开吗？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政府支出早已获得工商税的充分支持，放弃现行农业税是不成问题的。困难的是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广大地区怎么办？那里的工商税还不能支持现有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开支。这一矛盾可从三个方面解决： 第一是大力精简行政机构，裁减行政人员。县政府对县以下的主要工作是市场管理和税务工作。此外只派出少数行政、司法、治安、教育联络员。可责令深入农村的有赏服务部门承担相应的管理任务，如医疗部门可兼管计划生育工作。原来由农民税费供养的大量行政人员，可由县政府给与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然后与农民一样向市场经济求发展。  第二是大力完善建立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的村民自治组织。公益活动的组织协调与基层治安都可以由村民自治组织和民兵承担，自治公务费用由村民协调分担。村民自治组织与县政府的一般联系可通过县政府派出的联络员，重大事务则可直接与县政府联系。 第三是国家要适当加大向困难地区的经济投入，比如教育经费。特别是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基层行政治安力量配备应适当加强，所缺经费应由中央或省政府划拨。 只要我们认识到落后地区也必须向市场经济发展，只要我们认识到现行农税供给制度是阻碍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那么现行农税改革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方向，农税改革所造成的落后地区政府供给矛盾，就是应加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改革要迁就的目标。 

三、反腐大略：政治大平衡 

官员腐败表现出来的是经济问题，但是中央政府对之禁而不止、惩而更多，腐败力量恶性膨胀，影响到市场经济发展、影响中央政府威信、影响社会凝聚力、影响国家前程，这就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这反映了腐败力量与中央反腐力量的不对称，中央权能已经失去对腐败力量的威慑力，中央权轻于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从经济层面反腐，只能小胜，在全局和长时效目标上注定要失败。 政府如有兴国大志，必须从政治层面上根本解决腐败问题。从政治层面上解决问题的目标是要实际强化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央政府对腐败力量占绝对优势。从中央政府的立场看问题，政治手段有“小政治”和“大政治”两种运作格局。小政治就是在官僚系统内部运作以强化中央力量；大政治则是在全社会系统内运作以强化中央力量。从中央近一、二十年的反腐运作来看，是用小政治：成立纪检、监察、反贪等专门机构，至朱镕基总理和当今新政府则直接委派身边亲信钦差巡检。这都是起用和依靠一部分官员来扩大中央力量，以争取对谋私官僚网的优势。但这种小政治手段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这种小政治手段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呢？小政治实际上是以中央的力量与整个官僚系统作斗争。这样中央虽然有集权强势，但力量只能“踩点”不能“清面”，且反腐意志有赖于当政领导的理智认识，不是各届领导人在所有时候都能把反腐工作放在第一位。而官员的腐败心理是一种自发倾向：利益犹如雨露，官心有如青草，年年月月都是春天。况且腐败力量经过年深月久上下左右经营已经结成强大的关系网，中央“踩点”查处都难免不受掣肘。如果中央高层及其所依赖的办事官员不能一条心，双方力量对比则更加糟糕。所以小政治反腐，是以少数制多数，以明枪拨暗箭，以无常之志战有常之心，这种反腐斗争最终得胜的几率几乎为零。 抬头朝历史看去，中国数千年治世的政治史，都是王权与官僚斗争的小政治史。由于上述原理，所以没有一个王朝不是先败于官僚然后败于乱民或外族侵略者的。中国只有在改朝换代的天下大乱时期才有英雄进入全社会系统的大政治局面。 在治世，大政治的力量则除了中央政府与官僚系统外还有民众一股力量。中央政权依靠群众力量实行大政治革命（对付国民党）和治国，这是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党的领导战无不胜的法宝。二十世纪末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离这种光荣传统和成功经验渐行渐远，以至中央政府今天有意整饬吏治却颇感力不从心。假如中央政府进入大政治格局，把群众也作为一股反腐的政治力量调动起来，中央就可从与贪官污吏的直接斗争中轻松地抽身出来。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官僚只是少数，这样反腐就是以多胜少，以恒常制恒常。政府站在群众与官僚之间，群众对官员意见大，可以作为惩治、审查、搁置官员的理由；群众骚动影响社会稳定，则可以支持官方的管理——中央政府掌握着平衡的权力。如此一来，则官民俱必听命于中央，中央政府于是权重天下。这就是大政治平衡。撇开群众，从官僚圈内的小政治系统谋求中央优势，必然对目标愈趋愈远。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制官得民治天下的大政柄。规定各级官员深入群众、接受群众直接对话的要求，怕民之官一律免职，由此官必清谨，民必归心，积累的官民矛盾必然化解，社会凝聚力必然大大提高，中央政府于此必将受益无穷。 这里所说的当然还不是民主政治，但作为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形式，施行一、二十年是不成问题的。 

四、政改明策：精简机构，宁养闲官 十六届二中全会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怎么改呢？朱镕基在上海对外资实行“一个窗口办公”，浦东开发如火如荼。近有报道，落后的广西也对投资者实行“一个窗口办公”，结果迎来“百企入桂”。成功的例子就在眼前：精简机构，方便投资创业，就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改革方向。 摸石头过河，机构改革中应该说已经摸到了垫脚的石头，但我们政府却依然淌深水：因人设事的庞大的管理机构，为企业设置众多的管理部门。而我们那些管理部门又多存设障勒索之念，少有为国护本之心，如蚊虻四面叮咬我们的企业，叫他们怎样轻松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用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话来说是“八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我们的纳税人是多么希望能享受“一顶大盖帽管八顶破草帽”的日子啊！横眉冷对纳税人的合理诉求绝非兴国之主。 为了发展经济，改革不能以管理需要为本位，更不能以政务员的官位需要为本位，而应以便利资本的创业和发展为本位。官本位、管理本位、创业发展本位，政府在机构改革中应取何种立场，这道理如此直白，并不难懂。从可行性上来看，先进的上海能办到，落后的广西能办到，全国各地应当都能办到。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朱镕基在上海干了的事，主政国务院后曾猛烧了三把火，然而机构改革之火不仅没有向全国燎原，在国务院内不久也烟冷灰飞。什么原因呢？这种改革侵削的利益，不是社会下层的利益，而是许多政要的利益。朱镕基改革的熄火是官本位对管理本位的胜利。我想，这一次改革的流产怕是没有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先进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国立于列强竞进的世界，是像秦国一样厉行改革而崛起呢？还是像六国一样纵容权贵而僵灭？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抉择。 孔子做官不长，却留下了“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官场警则。要改革是兴国之主别无选择的铁定方向；但是有没有一条在创业发展本位与官本位之间的折中道路可走呢？有！这就是本题所说的“精简机构，宁养闲官”，即坚持面向市场，一个窗口办公的方向，大力精简机构；而裁减下来的政务人员（原来依赖农业税支薪的农村干部除外），国家全薪供养。我这里说的是大原则，具体施行可视级别、工龄和再就业情况而有区别。 这种方案的好处，第一是充分照顾到改革所触动的上层利益，从而降低改革的阻力，这就算是纳税人为改革支付的成本吧——试看曾经革命和维新的英国日本至今养着皇室，我们应当有养官的胸怀；第二是国家赢得了以市场、创业、发展为本位的改革空间，可以大展一番宏图；第三是市场和企业得以甩掉身上蚂蟥，轻装前进。这可以说是一个各方都能得利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