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三级宪政专家

中国特色的慈善当中有一种行为叫做“强捐”，最新的例证是攀枝花市公务员、事业单位在编员工、教师和一些企业等，被强制捐出一个月基本工资给一个新成立的基金。对此，攀枝花市外宣办负责人称，这个“扶贫帮困基金”为常设基金，目标是筹集五千万元，但捐款都属于自愿。募捐发起方攀枝花市慈善会也否认强捐，称募捐的并非专门基金而是一个专项资金，且为“自愿捐助”，目前仅市级单位就已筹得900多万元资金。

两者的说法相比较，您相信谁的？我要很抱歉的说，我相信网上的爆料，因为我在某国有事业单位工作的时候被强捐的次数不少，这种手法看得太多了。好一点儿的强捐是只下达给单位的命令，让单位去背这个黑锅，更为肆无忌惮一些的，直接就下红头文件。还记得汶川地震的特殊党费么？还记得孩子上学要缴纳加入红十字会的什么钱么？到最后，这些都能被叫成自愿。而这种强捐看上去倒是很像强奸了。

但与强奸不同的是，强奸你至少还能反抗、过后还有司法机构为你讨个公道，强捐则不会有这个机会。您看，这个慈善基金的掌门人是谁？新闻报道当中透露，此人正是当地的民政局长。官办慈善就是这点儿好处，强暴了你，你都不知道到那里说理去。

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哪怕是有地方说理的话，您敢去么？我们看到，一般被强捐的都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在编员工、教师与“一些”企业。这些人的饭碗都是掌握政府手中，就是强捐了你又怎样？这就造成了没有苦主的冤案。这样的身份捏在别人手里，就像很多强奸犯拍了受害者的裸照一样，基本上算是一道杀手锏。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消息能够在网络流传，而只要是一上报纸什么的，每个人面对着镜头或者采访机都不敢说实话的原因。今天早上南方某报的记者还在微博爆料说，某国家电视台的某栏目主编，受攀枝花某部门的委托说情，要让这个报道胎死腹中。话说的倒是挺客气，将来有事可以协助云云，但可以看出其色厉内荏的样子。

话说在一个掌握了被强暴者所有生活来源的条件下，这样的强暴就基本上是有恃无恐了，要不是现在还有网络的话，被强暴者连这点儿话语权都是没有的。而一个公民有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有自由说话的权利，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基本条件，当这两者被剥夺的时候，自然也就没什么好事发生，不过是冲上去扒掉这些人的衣服，后面的事情也就可以想见了。

在这里我倒是想另外说一句题外话。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些机构的人拿着政府的钱，被强捐也不算什么，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但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有失与人为善、人溺己溺的厚道。可是，我是真想对这些被强奸——抱歉，被强捐的人士说一句，您要知道，这就是谁都跑不了的地方，当您面对老百姓的时候，他们也会像你们现在这样无奈。

姜文一部《让子弹飞》留下了一个“鹅城”的典故，很多时候大家碰到现实当中的事儿，都说这是“鹅城”。最近，北京一个小区的某个举措又被称为是“鹅城”规定，其实也就是开发商打算把小区的车位“长租”给住户，这个时间长达20年，如果阁下想停车的话就必须缴纳二十多万元的租金。听说过民国时候有地方把地租都收到了几十年后，这次算是亲眼看见了。当然，我们那个七十年产权的房子是不是这么情况，目前还不好说。

一般而言，商业合同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开发商这种举措说起来也并无不妥，大不了你不喜欢就不租嘛，不租的人多了，他们不降价也不行。但这里的问题倒不是如何出租，而是地下车位是属于“人防工程”，这份产权如何界定是个问题。按照律师的说法，人防工程其实不是开发商的地盘，也不是各地人防办的地盘，而是业主在买下这些房子的时候所享有的公共空间，而且是含在房价当中的。

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鹅城”这个比喻都无法尽得其妙。您看，毕竟鹅城那里是收税而已，收税总有个产权问题，哪怕是多收了几十年，毕竟也是您自己的产权，但这种情况则是“人防办”与开发商签了个合同，拿着您具有产权的东西找您收钱，而且就这样还想着收到2032年呢。

可是，在我们这个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产权的地方，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地下室的所谓“人防工程”其实并不归国家机关所有，也不归开发商所有，而是属于业主自己的？我国《人民防空法》规定：“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但国家可以在战时征用人防工程。”这是公摊面积，但没人告诉您吧？

您看，这就是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后果，让别人拿着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还理直气壮的找我们收钱。开发商如此混蛋也就罢了，毕竟是商人的行为，不这么倒是怪事，但人防办算是一级政府机关，他们怎么能够不知道这些东西产权归属？而他们又有什么权力出租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如果按照新闻当中的计算，光是北京市一年就有两个多亿原本该属于业主的钱消失在开发商与人防办的口袋里，如果统计全国嘛，那将会比鹅城还鹅城。

所谓“韩寒困境”在我记忆里似乎是慕容雪村所杜撰出来的一个词，他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方舟子质疑韩寒的那种逻辑之下幸免，一定会陷入到一种无法自证的困境当中。当时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但随着方舟子的倒韩活动继续，这种困境已经不再是韩寒的困境，而同时也成为了方舟子以及其夫人的困境。

方舟子的困境由来已久，这些年他的打假生涯有对有错，但作为一个个体而言，他本人并无足够的信誉弹性承受任何一次打假的失败。我曾经说过，如果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所衍生的学术审核机构，哪怕是某次打假出了问题，整体机构的信誉不会受到太大伤害，个人打假则一次都输不得，一旦输了自然也就信誉扫地，之前以及以后的打假案例都会被画上问号。方舟子打假信誉如处女膜，原装的那片是不能破的。

由于这个困境，导致其求胜早就超过了最开始的求真，输不起啊。他总在说很多人是“方黑”，是对他的个人恩怨，而实际上说，无论从肖传国最初举报他抄袭、然后他开始打肖传国，到遇罗永浩的对峙引出这场方韩大战，其实都明确的说明其求胜、私怨早就超越了打假的初衷。也正是如此，他个人打假的标准才会在这些事件当中一换再换，已经到了可以为我所用就是标准的程度。甚至早年他自己的文章所披露的读书不求甚解、只是记得一些生僻、部分内容混充知识丰富都忘了，青年的方舟子穿越时空而来，在这个中年谢顶的方舟子脸上狠击一掌。当然，他再次用上了“我看不见”的招数，对此不做任何回应。可惜的是，他忘了网络世界两大金科玉律：网络是有记忆的；傻逼都是自证的。

而方舟子看不见的案例并不是就这一种。当他发出当面对质的邀约给韩寒的时候，其他人的质疑也纷至沓来，其中深圳电视台也做了一个在他看来是诽谤的片子，方舟子再次发出邀约辩论肖氏手术，肖传国接招后，他又说这是给深圳电视台的。这也罢了，当深圳电视台的制片人接招之后，方舟子就再也不提当面对质的事情了。

也是由于他的求胜，激起了其他人对其围攻的热情。按照堡垒都是从内部突破的原理，他夫人刘菊花的抄袭问题持续发酵，已经不是质疑方舟子双重标准的问题，而是把他们两口子绑在一起进行质疑，以至于有一百多位所谓学者上书中国社科院，要求彻查刘菊花的论文抄袭问题。实话说，作为曾经的京城恶少与现在的江湖混混，对这种行为充满着鄙视，哪怕其中有数位我曾经尊敬的学者专家。男人就去打男人，打女人算个啥事儿呢？同理，我比较鄙视肖传国的行为，亲自动手算个汉子，找别人动手不算本事。

但此事好玩儿的地方在于，方舟子夫人刘菊花女士居然回应了一篇神文《过洁世同嫌》。该神文除了声称自己“美而纯”之外，就只能说是“炫而蠢”了。其自恋之强烈，与方舟子说自己的道德洁癖有一拼。实际上我都怀疑这两个人怎么能走到一起。都是那种自恋到恨不得自己跟自己上床的人物，很难想像能琴瑟和鸣。

此神文最牛的地方是给她自己挖了一个坑，落入了方舟子构陷韩寒的逻辑陷阱。比如说她没有正面回应学历的问题，给了很多人接着质疑的机会（实际上她说对了，即使她亮出学历、经历，还是会被质疑。但这不正是韩寒亮出手稿、信件之后所遭遇的情况么？）；说了自己的某些经历，但被人质疑其父亲是如何作为国民党投诚军官身份被文革打击之后，能够到新疆那些地方去、最后怎么当官的、她去甘肃林业局是怎么去的；她关于绿坝的文章没有采访而被署名，这是一种什么行为等等。

这正是方舟子以及其他人质疑韩寒的方式。我们的生活如果展示出来就如同一本相册，看上去展示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都是生活的片段，相片背后那些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生活。从照片上可以推论出很多东西，但这个逻辑链条其实是很弱的，事情往往并不是按照推理者的逻辑进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想说的、但并非是见不得人的一面。如果是一个单一事件的话，从几张片段推论还有可能发现疑点，但您要是从13年的所有照片中推论一个人的生活，出错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尤其是根据先入为主的结论，节选其中符合自己论断的片段的话。比如质疑《三重门》的时候，只说那种与年龄不符的知识，避而不谈这本不算好的小说当中那么多当时学生的印记。要知道，那些知识毕竟是可以学到的，但那种生活的细节很多是不能复制的。

由此可以看到，在方式质疑面前，他与自己的家人一样不能幸免。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就是历史上任何构陷他人之人的下场，从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到后世几乎所有值得跪在某人坟前的人，几乎盖无例外。构陷的逻辑是一种伪逻辑，罗素说过，从错误前提出发的推论，能够推导出任何荒唐的结果，这与正常的质疑是完全不同。

由于新浪微博已经因为我关于两会的言论而对我禁言，此文如果通过关联的新浪博客而技术性转载到新浪微博，当不是我故意为之，也不是新浪故意为之。

不知道是不是岁数有点大了缘故，当年手提砍刀冲锋陷阵的街头混混，现在也知道所谓“寸铁为凶”，约个架都用木刀上阵了。根据美国人所作的一个研究，街头斗殴最有威力的就是斧子菜刀，其次则是双节棍与手棍，追求效果的话不妨直接找十年砍柴弄个斧子，但要是寻求效益最大化，不妨还是拎着木刀出场，不至于把这场架打成最后一场斗争。我们知道，《国际歌》里唱过这是最后一场斗争，可我们也发现，最后这场斗争造成的灾难实在是很难承受。

作为一个当年的街头混混，其实对于如何打、怎么打还是挺有心得的。您可能不知道，街头群殴一般来说所用的工具都是非致命性武器居多。港产电影都看过，铁棍、西瓜刀最为常见，西瓜刀也分有尖没尖两种，用刀头方形的时候更多一些。西瓜刀的开刃方式比较特别，别看刀口还算锋利，实际上刃口不深，砍人的时候能把人砍得全身都是血，但只要别直接找着颈动脉下手，砍死某人其实还是挺难的。

为什么会如此？很简单，大家都要混下去，你死我活这件事不一定就能效益最大化，而且很可能两败俱伤。

说起自由民主这些大词儿，我自己都觉得学力不胜、学历也不胜，只能按照我稍微知道一点儿的江湖语言说说看，而且也不说咱们这里，主要说说台湾。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怎么走过来的，不知道的可以去百度里谷歌一下。简而言之，国民党丢了大陆之后痛定思痛，在台湾那个弹丸之地搞了改革，企图割除弊端之后反攻大陆。后来国际局势有变，这个愿望也没有达成。但国民党当年虽然很混蛋，骨子里还留着一些追求民主的血液，而且文脉没有断绝，整个社会保留了对于知识阶层最起码的尊重，连蒋介石先生这种手够狠的人物，也不敢把整个知识界打成臭老九、关进牛棚去改造。这种有所顾忌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台湾社会还有一种制衡的力量始终存在着。

到了蒋经国先生执政晚期，国民党做了一件出乎别人预料的事，那就是终结了戡乱法，允许民间组党、办报。应该说这是一种很高的政治智慧才能作出的决定。为什么如此说？如果国民党不能放手，它所面对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敌人，而敌人只能想着清算与报复。一旦允许组党、开放报禁，大家就等于是在公共领域里争夺公共权力，敌我斗争就变成了党争，党争在现在政治中没有你死我活的结果，最多是下台准备翻盘再来一次。

而且有了这个反对党之后，就等于是储备了社会平稳变革的组织形态。可以说国民党是踩着民进党的后背安然下台，然后接着踩着民进党再次当政。这就叫做牛逼的政治智慧，把整个社会的戾气化解了，大家到议院里去打架，然后到街头与老百姓握手。这样总比在街头上开着特权车横冲直撞、在两会里握手言欢要好。顺便说一句，咱们电视上总拿着陈水扁入狱的事情嘲笑台湾，但现在想来，人家都能把总统弄进监狱，你有啥嘲笑他们的资格呢？

这就是大家都活下去的智慧所在。革命这种事有几种形态，英国建立了宪政的光荣革命、终结了东欧的天鹅绒革命算是一种，抄起两把菜刀是另外一种。而那种革命对社会有好处？想必不用菜刀砍过来，大家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更为重要的是，咱这里适合那一种？以前挺适合菜刀的，现在只能走前一种，菜刀革命的代价我们支付不起啊。但其他革命形态除了要上下互动之外（这词儿听着挺淫秽的。。。。），还有就是确实要提高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责任感——我不喜欢说素质。比如说您真的去投票了么？真的去组织自己的小区业主委员会了么？连贵党都部分放开了民间组织注册，您就是不注册的话，隔三差五参与过一些活动了么？公民社会是一个个人负责的社会，指望着制度变化就能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扶老携幼、路不拾遗，那纯属喝多了之后的妄想。

但我要说的是，革命还是改良是不是会发生与责任感关系不大，基本只跟最后的结果有关。中国会出状况基本是共识，也一定会是三种情况之一1、出台一个伤害大多数的直接税；2、维稳费用过高导致经济不堪重负；3、中心城市的中心地区爆发突发事件。出了这些状况、社会有了改变的动力之后，朝着那个方向走就很难说了。想要向着好的方向走，不但要有改良或者革命的开始，也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好的社会基础未必革命的动力，但一定是革命走向的指路牌。

而这种结果是大家都要活下去才行。不但是台湾社会变成了大家都活下去的社会，南非的种族和解也没有在大范围上产生报复等行动，大家也都活下去了。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是一个叫做娜拉的妞儿，出走不是目的，只是表明了一种不赞同的姿态，而出走以后的路在何方，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历史上因为决绝而揭竿的事儿不少，旗子上的字也都是公平正义，但结果如何现在我们都是知道了。公民社会要是不能首先在民间真正发芽，大家都能活的愿望就实现不了。制度最多是水，而公民社会的责任感是种子，没有好的种子，什么水都能浇出一盆食人花来。

最近几天，在下做了一件毁誉参半、声名远播的事儿：微博约架。作为事件的当事方之一，不妨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十月7日晚间，长假已经结束，没事可做只能上网。在新浪微博上发现一个叫做吴法天的人找我的碴儿，说是为啥我骂人就不被封、别人骂人就被封啥的。我这人脾气不算好，嘴上笔头也尖刻，喝多以后骂人打架无所不为，在网上骂人的事迹更是罄竹难书的。我个人一向认为，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来说，无奈的顺从当然比较贱，而用“亲，你掉在粪坑里了”的语气说话则是另外一种贱。骂人确是不够绅士，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有人找这种麻烦，估计就算他自己倒霉了。

挤兑了两句这位有过一面之缘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导、副教授吴法天先生之后，这位写了一条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造谣帖子，说我是靠做出版赚的钱、用不明不白赚来的钱在云南买别墅等等，这些也就罢了，甚至还造谣说我出卖某友人而换取利益。其中暗指云南的别墅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位友人的入狱属于不可言说的范畴，任何公开的辩解与讨论都是不便进行的。用这种不能言说的事儿来栽赃，其心不可问了。

我给他指出两条路：上法院或者拳脚解决。他选择上法院。我回头一想，这事儿不对啊，既然是属于无法言说的事情，法院也不能受理。于是，我请他拳脚上见。没想到这位挺痛快就答应了，约战时间就是当时发帖的一小时之内，地点在北京东三环某地加油站。

半个小时之后我手持平日练习剑道的木刀赶到加油站，发现一辆亮着警灯的警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但人家倒是没上来就找我麻烦，而是就在加油站门口停着。对此，也就只好在加油站的对面等候这位吴副教授了（很多人质疑当时网友拍的照片为什么是42号，就是因为这个门派正好在加油站对面）。没等几分钟，该人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了，正好也没进加油站，而是来到了路的对面。我一边叫他名字一边迎上，那想到这位吴副教授调转车头、飞驰而去。此时，在网上看到此事的网友也纷纷赶来，而这位吴副教授从此再没露面。

回到家里上网才发现，这位吴副教授删除了他栽赃诬陷我的微博，还把这次约架归结为他看不惯我在网上骂人从而招惹的灾祸。这也罢了，根据他自己前言不搭后语的论述，以及有好事网友采访当时加油站工作人员得知，吴副教授确是去过加油站，由于就在他家旁边，他比我早到20分钟，在加油站里摄影留念之后匆匆撤离，然后觉得应该看看我是不是真去，骑车又到了加油站对面，看到我真去了，马上逃之夭夭。然后回来删帖、发表混淆视听的言论，如他只是去谈话、而我是去打架，他看见我带了很多人去等等。主动围观的网友敢情都是去揍他的，他这面子可够大的。

关于这事儿很多人觉得我们实在是有辱斯文。比如说某报就发表评论员文章说，知识分子不是街头混混，不该这么不顾体面：“到如今，有的知识分子干脆连假正经的遮羞布都扯下，如泼妇般骂街，如小混混般准备斗殴，大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

这些年里，知识分子都快成骂人的词汇了。当年有过这么一段时间，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而遭受歧视，现在借助各类专家、学者的“努力”，正如该文中谈到的“知识分子中间，趋炎附势者有之，弄虚作假者有之，追名逐利者有之，不择手段者有之”。但原因是什么？很简单，知识分子没有了风骨与脊梁。

虽说知识分子的风骨与脊梁并不全是拔剑而起的勇气，但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连这点儿勇气都没有，他无论在书本上表达了多少道德洁癖，最终也不过是道德痛经。我国文化在知识分子层面上从来就没有过决斗的传统，倒是在江湖上还有单挑的说法。正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一帮只会在书本上寻求正义的所谓知识分子，在现实的威逼利诱之下，当然会趋炎附势、弄虚作假、追名逐利了。我虽然不能算完全的知识分子，但认识的知识分子挺多的，凡是能够拔剑而起的基本文、德两样都不错，完全没有草莽气的，恰恰是最为卑鄙的一群，就如这位删掉自己说过的话、约战而溜号的吴法天副教授一样。

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经常被打断脊梁、沦为权力的附庸，缺的永远不是知识，而最为缺乏的倒是那种江湖混混敢于不信邪、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是宁愿是个江湖混混，永远不做吴副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

下图就是被副教授自己删除的造谣微博截图

同样面值的人民币，其实含金量从来是不同的，这点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而这种含金量不同也有两种表现形式，咱们先说说第一种。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潇湘之声《为民热线》栏目接到了一些同学投诉，说自己专升本的时候，被迫交了1万块钱的捐资助学费，当记者采访湖南省教育厅新闻中心主任李让恒的时候，得到了这么几句回答：“这个事很重要吗？很大的新闻吗？”、“我觉得不是很大的新闻”、“ 湖南广播电台说有这样一个事，专升本，要捐1万块钱，她认为这是很大的事”。听着这种令人嗔目结舌的回答，记者把这话总结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一万块钱在这位主任心目中不算大事儿。不过，紧接着有当地官方消息说，这人其实外聘人员。这事儿奇怪的地方在于，出事儿的时候总是外聘人员与临时工，不知道正常的官方人士都到哪里去了。

在通货膨胀的今天，可能1万元在很多人看来算不上大事儿。这就是人民币第一种含金量不同：相对价值不同。自从个人所得税底线调整之后，月收入3500元以上的人士才用缴纳这个税款了。根据税务部门的统计说明，全国缴纳个税的人从八千多万一下子降到了2400多万人。够了交税底线也不过年收入4万余元，要是不够这条线的话，大概连这个数都到不了。一万元对于这2400万之外、又不是不需交税的公务员的人来说，算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说一万元不算什么，对于一个小商贩来说，一万元可能就是全部身家。

按照这种人民币的相对价值不同，出发点当然也是不同的。对于这位主任而言，这点钱都拿出来说事儿，可谓是学生无理取闹、记者大惊小怪了。这也无怪前段时间有媒体指出，现在的大学校园里，穷人的孩子越发的少了。如果主管教育的官员都按照自身的货币含金量来衡量的话，确实容易人为的造成经济门槛，使得穷人家的孩子很难上得起学。据说咱这里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利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社会资源，没想到应用最好的领域倒是在这里。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只是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里，社会各个阶层能够有机会流动，社会的稳定性就会大大增强。如果一个社会当中，身处底层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永远身在底层，这个社会就比较危险了。毕竟中国有句老口号叫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也不会甘心一辈子、几辈子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有皇帝的时候，也给穷人留下一个科举考试的上进阶梯，哪怕是艰难，也还是有希望的。有希望就不会频繁造反。

原来我说过，社会的板结化正在形成当中，这种对于人民含金量的不同感觉与基于这种感觉而出台的做法，使得这种板结化更为加剧。与其说这是对于对于人民币含金量的理解不同，不如说完全是两种社会思维的对立，反应在了对待“一万元”这点儿“小钱”的态度上。而这种社会思维的对立，几乎像是两个不同的中国，正如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但还有无数的人连缴纳个税的资格都没有。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另外一种人民币的含金量标准。除了相对价值不同外，人民币的绝对价值也不同，主要体现在很多人的工资收入确实不高，但各种花费不是自己不花钱就是可以报销，同样的一万元工资，白领们在大城市过得如履薄冰，而某些具有权力的人则工资基本不动。这是绝对的价值不同。

最近这几天，网络的流行语大概非这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莫属了，这句流行语被其他网友引用成了流星雨，纷纷落在我们这片热土上。说这话的背景想必不同详细介绍了，这是铁道部的发言人王勇平先生在谈到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时候，评论最后那个被救出的孩子时所说的话。

当时提问的记者唯一的反应是这么句话：“我想抽他。”没错，我们看见这句话的人都想抽丫的。因为头天晚上八点多出事儿，第二天凌晨4点就宣布没有生命体征了——也就是车上没有活人了。然后连着救出三个活人，最晚的这个孩子是第二天下午5点多救出的，已经超过了20个小时。确实，这要不是奇迹还能什么事奇迹？猪坚强么？

问题是这不是地震现场，一共就那么几节车厢，你宣布了两次没有活人了，居然还能救出人来。而就在此期间，我们看到的视频上那些车厢被大型设备推搡、翻滚，别说里面是不是还有伤者了，估计好人也能成了爆炒腰花。按照救援的规矩，如果在这样的事故现场又发现了活人，马上会停止一切其他工作，重新搜索救援。哪怕是不如此，救援时间短到只有几个小时就匆匆宣布没有活人了，也违背了基本的救援原则。

那么，他们是只有这么一件事做错了么？不是。纵观到目前的任何一步，这帮人居然没有一步是按照地球人类基本的逻辑、廉耻、行为准则而行的。救援匆匆结束、叉车先把车头捣碎，据说这是为了让大型机械进场工作、用车头的碎片填坑用。然后是新闻发布会变成了闭门会，只有四个所谓主流媒体能够进入到温州香格里拉酒店的会议室。如果当时里面有全景记录的话就会发现，台上的领导比下面的记者多。这真是天下最滑稽的新闻发布会，列入新闻史当无问题。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这还没说那位坐在空调车里“现场指挥”的领导，也没说他们在香格里拉酒店吃豪华自助餐的时候，那些记者在等着开会吃盒饭，救援的官兵与工人累得躺倒一片一片的。更没说那个新闻发布会当中，还有另外一句警世名言：“你们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说这话的那位发言人嘴角含笑，还没说到现在也没有官方的死亡名单。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您说，一个政府机构在处理这种大型公共事件的时候，居然没他妈做对任何一件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二逼精神？你们丫的就是扔钢镚儿猜正反面，理论上也有50%的几率作对一些事儿吧？难道你扔钢镚儿每次都能让这东西立着？这就如同一百道选择题闭着眼睛都能蒙对几道的时候，居然叫上来的是一张被判零分的试卷。我只能说，这确实是他妈的一个奇迹。

但这个奇迹在我们眼里看来是奇迹，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儿。我们回想一下这些年的突发事件、公共事件处理，那一次不是遵循着先掩盖、再说谎、然后不许说、最后无下文的路子走的？哪怕是当时撤换了某些人，他们下岗再就业的速度几乎可比闪电，而且升官的路径似乎走得更为顺畅。这个倒是不奇怪，这种情况是给替罪羊们的报酬——抱歉，替罪羊是被杀掉的，而这些大概相当于顶替老大去坐牢的小弟，出来也就混成大哥了，然后他们接着繁殖小弟，就像蟑螂一样。

在我们看来所有的错，在他们那里都是对的，也是他们必须做的。对于他们来说，硬币两面都是菊花。两种逻辑体系在中国就这么并存着，这就是真相。所有正常人能够理解的话语、准则、廉耻，在那个逻辑体系中都是失效的。

我只能说，这、真、他、妈、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它就这么发生了。

京沪高铁运营两周、出事三次，一次比一次处理得快，也一次比一次在出事的时候对旅客服务的好，想必这是值得表扬的。我们能够理解，无论事先怎么做预案、紧急事件处理流程，每一次事故都是经验累积的过程，尤其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所有不好的消息基本都很难封锁，也算是间接的促进了其软件服务上的改进。

但软件服务可以改进，铁道部的嘴还是相当的硬。在连出三次事故之后，铁道部运输局称，京沪高铁有非常高的安全系数，任何一点故障系统会自动导向安全。也就是说，发生故障后，列车会自动停车，以避免列车事故和保障乘客安全。

其实这个逻辑相当奇怪。如果消费者买了一台热水器，造型优美、蓄水量大、热力十足，就是两个星期漏电三次，但每次该热水器自带的漏电保护装置都起了作用。您说我是给厂家写封表扬信呢，还是臭骂他？这么一说，大概安全性与产品本身质量是否过关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我们不是买了一台带加热功能的漏电保护开关，而是我们想用这东西安全的洗澡。您跟我说它多安全是没用的，那是一种基础设计所必备的条件。

实际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一个商业产品设计的时候，安全性是设计的基础，设备出事儿以后自动停机或者断电，并非是一种高科技的手段，而是相当容易实现的功能，很多设备容易到一个反馈电路加上一个跌落保险就可以实现这种安全性的程度。当然，高铁要复杂一些，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值得拿出来夸耀的事情。

对于京沪高铁，原本大家并不会如此苛求的。一个巨大的、崭新的系统，确实如很多专家所言要经历一个磨合期，这期间有些事故总是难免的，这点从事过大型工程的人都能明白。但京沪高铁之所以遭到这么多杯葛，最直接的原因是与建设者的态度以及整个程序有关。

我们知道，京沪高铁无论是论证还是上马、通车、出事之前，都是在官方的语境中被夸到了天上。虽然大家也都知道这算是一种常态，那里有花钱还不说自己好的机构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工程即使出问题也不会马上表现出来，总还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撑住门面的。但这次出事儿未免实在是快了一点，与前面自我表扬的反差形成过于鲜明的对比，这就不是撑住颜面，而是直接自己打脸。

而这种磨合期的故障原本未必出现，至少不会在面对大众开始运营的时候出现。京沪高铁是提前几个月竣工的，这种提前竣工是对“七一”的献礼工程。萝卜快了不洗泥，如果慢一点、多试试，磨合期事故会不会降临在乘客头上虽然不敢断言，但从工程的角度来说，想必会更为安全。另一个让人心中打鼓的事实则是前段时间铁道部爆出的高铁贪腐大案，按照规律来说，有贪腐的工程很可能不会达标。

有人说过，目前这些社会事件，无论是郭美美所牵连出的红十字会，还是对于京沪高铁所表现出的质疑，都不是指向事件的本身，而是有更为深层的原因。我想这个原因大概是这样：原本这些地方出事，我们都应该感到愤怒，因为他们不是用我们的税款就是捐款，但公众有时候的第一反应则是幸灾乐祸。这是因为我们多年都没有监督与批评的权利，即使有一些也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最终造成了这样的景象。加之官方一贯善于用这种安全性的狡辩来文过饰非，把检讨会开成表彰会，使得那些可以理解的事件也变得无法原谅了。

说不定我们应该给铁道部也送一付锦旗，上面写：撼民众安全——抄袭故宫锦旗成例，不是错别字。

自从那个炫富的傻妞郭美美之后，公众把大量的视线集中在中国红十字会身上。而红十字会也接二连三的抛出各种措辞激烈程度不等、前后多有矛盾的声明以及说法，试图撇清关系、洗白自己，最好自己与公众都洗洗去睡，让一切都走上正轨。

最新一次的洗白行动中，红十字会的秘书长终于出台，谈到郭美美事件之时，他希望公众和媒体能够理性看待郭美美事件，对于王鼎公司是不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实际操作方，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正式致函中国商业联合会请他们进行调查。此外，他还告诉公众一个喜讯：为了增强红十字会运作的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红十字会将争取在7月底推出公开透明的捐款管理信息网络查询平台。

对于这次事件当中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大规模不信任，他除了惯例式的的表示了欢迎批评监督的意思之后，跟着就表态说：“现在部分网友的情绪有些偏激，对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弱势群体以及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所作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我们感到委屈和痛心的。”

这就叫做话锋一转，屎盆子乾坤大挪移的扣在了“部分网友”身上，幸好还没说出“一小撮”与“不明真相的群众”这种话，不然就更让人以为这是某某势力操纵的、对中国慈善事业有意的抹黑了。

这里有个词汇叫做“理性”，在秘书长先生的回应当中格外灿烂夺目。他认为公众在这次事件当中是不够理性的，听风就是雨的结果，是抹杀了红十字会曾经有过的成绩。谁也不会否认中国红十字会哪怕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经常也会爆出点儿什么天价餐费的事迹，但毕竟不是所有善款与财政拨款都完全消失在黑洞当中，总是会有相当的部分流向了该去的地方。

只是这个流向正常地方的捐款到底是多少，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对于一件你根本不知道的事情，要求大家理性看待就未免陈义太高了。理性这东西在社会生活里并不稀缺，但想要拥有它有一个必须的条件，那就是信息透明。只有信息透明的时候，大众能够知道真相的状态下，受过教育的公众才能理性对待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您自己是一个黑箱，怎么能够让别人理性的猜测其中充满着善意与良心，而不是满仓毒品？

想必红十字会也是有鉴于此，所以才告诉公众那个关于争取在7月底推出公开透明的捐款管理信息网络查询平台。可能在红十字会官方看来，这应该就是最有力的公开透明机制，足以说明自己的善良。

公开透明这件事说起来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网上晒账本就能解决问题。这种机制由几个环节构成，一个是如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要公开透明自己的账目，这只是基本条件，而且大家都知道假账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环节应该是定时由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审计，并且把审计报告公之于众。现在审计红十字会的是一家小的不能再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中的奥妙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最后，还需要有合理的惩罚机制。在前段时间的红十字会天价餐费事件当中，有人受到了真正的处罚么？要是国外的慈善机构出了这样的事，当事人辞职都是轻的，很可能从此该机构就一蹶不振了。

所以，这种自己晒账本的公开透明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其他条件没有具备的时候，这不过是一个刷了白漆的黑箱，用这个东西要求公众理性面对，大概算是对于公众智商的一种侮辱了。而该秘书长还有这么一句话：“（公众要）真正从建设的角度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为刚刚兴起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献计出力。”很不幸，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是刚刚兴起，而是早就被这样的机构坏了名声。慈善机构的运作早就有成例可循，那里用得着我等献计出力？你们要是学会照抄国外成熟经验，我们就已经觉得很欣慰了。

这两年兴起的微博，在很多时候算是个自爆的大舞台，普通人自爆某些事情也就罢了，名人在上面说点儿什么，往往就成了公共事件。原本要是没记者去采访这些名人，他们很多话即使特别想说也不太能传达到公众耳朵里，微博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传播平台，随时可以发布一下自己的想法。只是有时候那些话说出来不是锦上添花，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著名演员吕丽萍、孙海英夫妇就是例子。

　　这两位说起来也不是糊涂人，对事对人的评论也有不少亮点，但所有的亮点被两夫妻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性发言给掩盖了。公众人物乱发言、尤其是在有公共传播属性的媒体上乱发言是会有报应的。原本吕丽萍女士获得了去年的金马奖，按照惯例，今年她将成为颁奖嘉宾，但台湾金马奖的主席侯孝贤和执委会表示：“金马不能控制得主的发言，但不支持不认同任何歧视言论。关于邀请吕小姐来台颁奖一事，金马会暂缓进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风波不能平息的话，吕丽萍女士可能就没有机会作为颁奖嘉宾出现在金马奖的颁奖礼上了。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同性恋者就是很宽容的，并没有多少敌视这种被现代科学证明为天然性倾向的行为。而且在世界的主流社会领域当中，对于同性恋的宽容，往往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足够文明的标志。作为公众人物，对于此类话题哪怕是心里并不认同，但至少不要公开表现出来，这不但是一个智商的问题，也是一个情商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但这事儿的主旨并非是吕丽萍与孙海英是否有权批评同性恋者，而是金马奖是否有权不让吕丽萍过来颁奖。有人说这是对吕丽萍言论自由的侵犯，是对于她的不宽容。乍看起来这个说法挺有道理的，既然都有言论自由，为啥人家吕丽萍就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都说要宽容，为什么吕丽萍的话就不能得到宽容？

　　很不幸，言论自由是有边界与代价的。边界就是您不能在电影院里没事儿就高喊着火，以及忽然宣称飞机上有炸弹；而代价则是您可以说任何与主流价值观不同的话，但要承担说出这种话之后的代价。前段时间美国有个政坛人物辞职，就是他用了侮辱性的词汇提到黑人。没人会认为他不能说这话，但辞职就是某种代价。如果你不在乎的话，尽可以随便胡说八道，不能说您只有说的自由，而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至于说到宽容，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孔子说过：“以直报怨。”宽容从来是对等的，主张宽容的人最多是首先收刀入鞘的人，但绝不是从此不再拔刀。当吕丽萍们不能宽容别人的时候，他们也就失去了谈宽容的资格。

　　所以，金马奖如果因此拒绝邀请吕丽萍，只能说是他们坚守了自己的价值观，是无可非议的事情，种因得果，怪不了旁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