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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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推崇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我们来到德赛，德赛博客网的章程也旗帜鲜明地推崇民主与科学，这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承诺。此文要求兑现这一承诺。

坦率地说，德赛博客网上怨气过重，有时给人一种中国没有希望的感觉，但主流总是推崇人权、民主、与科学的。

但在2010年2月18日饱醉豚发布了《民主杀害韩寒，民主强奸徐静蕾》一文，属于正宗五毛佳作，用语恶毒，用意更是居心颇测。我以为此文应当强行删除，或者驱逐饱醉豚，偶尔用下半身写作是国人表达不满与怨气的一种手法，但一个人因此而执着于下半身的事业，实在是有污视听，这样的作者留之无益，敬请德赛管理人员考虑。

专制者污蔑民主制度的经典手法就是将民主等同于暴民政治，而事实上却是相反，在历史上独裁者总是依赖于暴民政治突破道德的低线，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用暴民政治比喻民主体制，彰显饱醉豚之流于民主要义无知到了负数——即使是不推崇民主政体的人也不会这么误解民主，饱醉豚之流如此曲解污蔑民主，要么是不折不扣的五毛，要么是等而下之的义务五毛。

如果我们回顾古代罗马共和国的民主体制，正是这种民主体制导致了罗马共和国数百年的强盛，垫定了后来罗马帝国的基础。结束罗马共和国而开启罗马帝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就是暴民政治，凯撒最为善于调动与利用“民意”，他当上了终身独裁者，罗马共和国陷入专制危机，民主派倾力最后一击，击杀了凯撒，但未能阻止暴民政治最终把凯撒之侄屋大维推上君主的宝座，但即使是这样，屋大维终身不敢称帝，仍然保留了参议院对专制政权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

与罗马共和国的持续强盛不同，罗马帝国一旦开创，它就陷入了专制危机，罗马君主持续不断地剥脱参议院与国民会议的民主权力，随着民主的衰落，专制的弊端日益彰显，与共和国时期相反，那时英才辈出，各代政权都政绩卓著，而专制以后，英明的君主百年难遇，罗马帝国挟罗马共和国之余势达到强盛的最高点，随即陷入持续长久的衰落，从区域霸主沦落到任人欺付，最后四分五裂的地步！

如果饱醉豚不是私塾毕业，想来应该听说过“天赋人权”这句不那么复杂的话。比如现代民主发展史中比较经典的文献《独立宣言》，在介绍宣言的目的之后马上建立了现代民主的基石：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于我们一些不可剥脱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与对幸福的追求。

民主的实质就是对权利——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的保障，而不是相反。在民主体制中，每一个参选人的主张都是起码在表面上是为民蒙利的，而只有专制独裁者才敢于用赤裸裸的以侵犯人权为手段的蛊惑人心的主张！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毛择东到江贼民，他们敢于明目张胆地针对社会上一部分人，因为他们的种族、财富、或者宗教信仰而公开号召暴民政治，假借民意，侵犯他们的“不可剥脱”的权利，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暴民政治的恶果，不择手段的下场，就是自己承受施予人的此类侵犯！

在专制体制中，除了个别站立在权力金字塔顶点的恶棍，几乎所有为虎作伥的下属与帮凶都要承担专制的暴虐。帮助慈禧的义和团是慈禧下令砍完了最后的脑袋；支持天平天国的暴民是天王下令剥脱了他们的一切所有，包括人身自由；为毛政权冲锋陷阵的彭大将军最后落入的是毛政权的黑暗监狱；为毛择东打击异已排除政治障碍的高级黑手刘少奇与林彪都落得尸骨无存！

民主不是投票，而专制从来都不缺投票，更不缺民意。毛择东的选票从来都是100%，傻大姆的得票率超过100%，现有的中国专制政权中的要员，得票率低于99%都令人意外。只有执着于下半身的人，才会无知到认为专制缺了民意。毛择东越是倒行逆施，他受公众的追捧与爱戴的程度越高，数百万红卫兵的热情不是假的，他们信奉的东西是假的，但他们的感情与表达出来的民意都是真的。

义和团并非清政府蓄意制造的民意，而是民间自发的，中国连参战八国中任何一国都打不过，慈禧以如此积弱之国敢于向十一国宣战，“民意”不可违也！如果当时中国有选举，大众的愚昧多半选择慈禧所选择的道路。民意不是民主！愚昧不是民主！暴民与暴民政治是专制的产物与帮凶！很大程度上是专制耐以延续的根本力量之一。

饱醉豚在他的五毛文章中设计，6个人的财富全部积累在两个人手中，这是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

在这样的国家中，富翁要么给予人华而不实的“自由”与“权利”，要么用他们欺诈掠夺而来的财富购买选票——这是标准的专制社会的特征。

面临欺压阿Q奋起革命，要掠夺富人的财产，要强奸富人，要在财富再分配中捞取大头成为新贵，延续此前的暴政——这是标准的专制社会三百年乱与治的历史循环，是新专制取代旧专制的标准模式，是专制政治中的暴民政治不加遮掩的表演！从李自成、到张献忠、到洪秀全、到毛择东，他们早就将此类被饱醉豚硬套上“民主”二字的社会变革模式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了。

饱醉豚在其文中用真人姓名来表达他的暴虐思想，真人都是名人，这是他大脑为下半身左右、一心求名而哗众取宠的特色手法。

在乌烟障气的中国，群魔乱舞多是帮助专制的暴民，但也不乏真心或者假意推崇民主的人，有人想出名，有人克意要搅混水，为真心推动中国民主的人制造麻烦，即使是真心推动民主的人当中，也不缺少糊涂虫，也多的是投鸡分子。不管你是真投鸡还是假糊涂，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民主：

民主从不要人命，在民主体制中你不会被便衣警察深夜破门拘捕而不明不白地失踪。

民主从不夺人财，在民主体制中你不会被当局的警察绑架勒索你的家产，以交纳本不该效纳的税。

民主不煸动仇恨，在民主体制中你不会被当局组织起来行使你的“正当”游行示威的权利来表达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仇恨，在民主体制中你的正当权利不会被随意剥脱去迎合政治团体，为当局铺路但实际制造了民间仇恨。

民主不纵容作恶，在民主体制中你揭露三聚氰胺或者是侵吞国有资产而建造劣质建筑致人丧命就会是民族英雄，而不会被当局以聚众闹事煽动巅覆的罪名非法审判入狱。

民主不允许有杀人与强奸的竞选纳领，在民主的体制中，国家权利分立而相互制约，即使是你万恶不赦，全天下除你之外，甚至包括你，都恨你入骨，欲灭你而后快，你的基本“不可剥脱”之天赋人权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提出这样的穷凶极恶来自地狱的纳领者，都难逃民主制度对他的惩罚！

我以此文讨伐污蔑民主的五毛文章，如果德赛管理人员不作为，也以此谴责他们的不作为，民主有着包容的核心价值，但这个
包容不包括对暴民政治的包容，更不包括对专制及其制造的五毛分子的包容，不管是真的五毛，还是义务五毛。

2010.02.18

王澄医生近来主张中国采用加拿大的医疗模式改革自身的医疗体系，认为相对于美国模式而言，加拿大模式减少了保险业的参与，医生不存在消费诱导，以及存在社区负责制。

美国医疗界人士常用加拿大医疗体系来进行对比，显示美国体系的昂贵与浪费，在推崇全民保险的人士当中，加拿大是一个经典的成功案例，是美国学习的标准模式。

且不说中国领导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来改革中国的医疗体系，即使有，加拿大也绝不是首选的模式，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提供可抄袭的模板，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医生多如牛毛，但民众健康水平反而呈下降趋势，令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羡慕的古巴，也无非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免费的医疗体系，要配搭贫穷、苦难、与压迫。

面对美国卫生大改革，推崇全民保险的专业与非专业人士都为了政治目的对加拿大体系有着不切实际的想像与夸张，事实上，加拿大在发达国家中，是仅次于美国德国等的较昂贵的一个。美国一个国家，就要占全球卫生消费的50%左右，哪一个国家跟美国比，都看去很便宜，加拿大并不具有吸引人的特长。

王澄医生对加拿大医疗体系的描述并不准确。首先，加拿大同样有第三者，加拿大走的是全民医疗保险模式，保险费用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再通过付费机构付出，加拿大政府及其相应管理机构，承担了美国医疗保险者的相应社会功能与服务。加拿大的Medicare，相当于美国的Medicare及Medicaid的扩大版。诚然，加拿大的这个第三方垄断了国内急性医疗保险服务，由于规模效应与垄断效应，加拿大的Medicare管理费用与美国的第三方比较有着明显的优势，但那用来解释全民医疗卫生费用的差距，完全是毛跟牛的关系。

其次，加拿大、英国、乃至其他发达国家改革其付费方式某种程度上都借鉴着美国的管制医疗模式，很多管理上的革新，没有一个象美国那么活跃的市场，不要说试验，连产生那样的想法都不容易。管制医疗的一个特色，是尝试减少医疗浪费，去除不必要的医疗服务，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这在理论上非常诱人，但实践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经济规律。打个比方，理发师如果只管按人头收钱，头发长了就理，那么那个社会象什么样子？想理发的人就常常找理发师打架，因为你觉得有必要理了，而理发师认为你的头发还不够长。好逸恶劳是人之天性，不干活也拿钱，最终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管制医疗绕不过这一道坎，所以在美国90年代末期引发消费者与医生的强烈反弹，人头费模式这种最严格的管制医疗就走了下坡路，让位于限制性不那么严格的其它种类管制医疗。加拿大绝不可能例外，加拿大医生少看病多拿钱是不可能的。查加拿大资料，医生在2005-2006年间79%的费用来源于按服务项目收费（fee-for-service)，即使是其它的付费方式，医生的具体服务也是决定付费多少的主要标准。

最后一点，加拿大是否实现了社区模式？我没有从其它资料上看到这种醒目的说法，要求医生医院对社区负责，那么也就会要求病人到指定医院医生就医，查加拿大Medicare年度报告，即使是在Northwest Territories（NWT)，医生97%的费用是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的，也没有要求病人只能看指定的医生与医院，其医疗服务与其他行省并无大的不同。社区服务方式或者人头模式是英国国有医疗服务的模式，称为GMS合同（General Medical Service Contract），大致说来，通科医生（GP，General Practitioner）跟国有服务中的基本医疗托拉斯（Primary Care Trust）之间存在的付费模式，医生并不是按服务计费，而是按服务人头计费，在这种模式下，才有看多看少拿钱是一样的那种可能性，按人头计费增加了医生的收入风险，因此英国还有医生的最低收入保障（Minimum Practice Income Guarantee），保证现有收入不低于以前收入。

即使是英国的人头计费模式，医生及医院也不会对小区的医疗负责——病人有了病不看医生，医生怎么负责？针对人口医疗问题，追究医生医院的责任不太可能，因为那是公共卫生或者社会的医疗责任。王医生的意思可能是说不管病人有钱没钱，都不会没人管，这一点上来说，在发达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大多不成问题，并不需要加拿大的制度。

即使是政府涉入最深的英国，医生并不是国家的雇员，基本医疗的通科医生是通过合同的方式跟国有医疗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这跟加拿大的保险模式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在加拿大的NWT，也是合同主宰着医生与政府保险之间的关系。而在英国，医院是国有的，不过，现在英国正在降低中央控制，在现有的医院托拉斯之外，建立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基金托拉斯（Foundation Trust）。

相对于这些国家的医疗制度，中国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医疗服务全是国家提供的——有偿提供的。所有有适当规模的医院在中国都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在此基础上，所有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生都是医院的雇员。中国的医疗体系改革者及旁观者针对医疗市场化抱怨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中国自从1949年以后，从来就没有医疗市场，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也只是一个适当放松管制的计划医疗体制：消费者从来都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垄断体系，这个体系越来越贵，提供的服务品质越来越低。

中国的所有问题，说来说去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那就是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花别人的钱不心痛，作为医院的决策者，医院本身存在着大量的权力寻租空间，中国的医院只要继续政府管理模式，其服务质量与效益就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医生在中国被病人追着打，大多数时候很无奈，因为他们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医疗服务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医生的质量与技术手段，在一个市场中，如果有正当适当的竞争，是不必要担心质量与技术手段的，而中国不存在这一条件，是一切医疗罪恶的根源。

在加拿大的有关报告中，公立医院（Public Hospital）占90%以上，其实那是误报，加拿大人所谓公立医院，包括了所有的私立的非营利性医院，而私立医院是指营利性医院。加拿大的医院95%可能都是私立医院。私立的不用说了，公立的医院在公开透明的操作方式下，也会尽量与市场上其它医院管理水平接近，所以加拿大的国有保险与英国的国有服务都能提供相当品质的医疗保障。这一点，中国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反证。

中国要实行全民医疗保障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民主化以后，二是市场化以后。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没有任何官员是值得信赖的，没有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圣人都不值得信赖，权力腐化人之快，超过常人的想像。中国实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不过短短几年时间，现在社保局与相应管理部门已经开始流油了。民主化才能有资源不被大量浪费的基本保障，这一点不必多言，为什么要市场化呢？

中国医疗体系最为显眼的畸形是价格，计划经济模式的价格管制导致了整个医疗体系的价值观与管理观念的扭曲——你不会在其它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稍有级别的卫生官员口中听到不许价格与成本挂钩，而这可以是中国政府部长级官员的正

据路透社消息，在英国被提供H1N1疫苗时，超过半数的人拒绝了它，拒绝的主要考量是副作用及其效果，在孕妇中，拒绝率高达95%。流感疫苗的制备已经有标准的流程，疫苗的副作用应该大致与以往此类疫苗相仿，英国人拒绝H1N1疫苗与其说有副作用上的考量，倒不如说是对科学家及相关机构夸大H1N1危害的抵制与失望。

流感疫苗的制备常规需要半年到9个月的时间，这就造成了当前H1N1疫苗的短缺，目前它仅仅被提供给高危人群，在我所在的医院里，只有实际接触患者的医务人员才能享受到，而在人群中，目前主要是针对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其他易感人群进行针对性免疫，如果在所谓高危人群中仍然有如此高的拒绝率，科学家应当反省他们针对H1N1的反应，而非责怪拒绝疫苗的人的不智。

拒绝疫苗者并非科学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的那么顽固愚昧，英国有关机构曾估计高达6万5千人会死于H1N1感染，但这一估计不断地被下调，现在估计只有大约1千人左右会在一年内死于H1N1的流行，这一估计远远低于每年冬季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在英国约有4-8千人会因其丧失生命。基于这样的数据，许多医生都不相信H1N1疫苗的必要性，这可能是拒绝率如此高的原因之一。

针对H1N1的过度恐慌实在是现代科学的一大败笔，其中不乏相关专家在有关结论上过于审慎而给出模糊两可可利用度大的信息，更有不是专家的砖家推波助澜，造成了社会的恐慌，而各种经济利益刺激当然会趁势而上，让一个科学问题社会化，最终偏离了科学与诚实的轨道。如果H1N1被证明不如季节性流感危害那么大——这种可能性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而只是在季节性流感中增加不那么重要的一个成员，疫苗的开发机构，为H1N1的“巨大”危害性背书的科学家与科学机构，当然还有声音响亮的科学时评家们（有的自称科普作家）就有了经济与信誉上的损失了。虽然现在疫苗显得还不够，但生产出来了最好是消耗了的为上，不然，所有生产商所在国家的GDP都有下降的风险。

可以预见，真正能评估H1N1疫苗的成本效益的研究要迟致数年后才有可能，而那时，这批疫苗最后的账单肯定都已经结清了。我们只有那时才会有机会来评估，究竟是H1N1历害，还是缺乏科学基础的H1N1恐慌历害。

在夏季H1N1流行时笔者回国渡假，据传一日本留学生感染H1N1，政府如临大敌，强制其本人隔离，顺藤摸瓜，所有接触他的人都隔离，同一个飞机的全部隔离，鲜有漏网者，其时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H1N1恐慌并无科学依据，H1N1的流行趋势已经明显不同于当年的SARS，但有砖家叫嚣H1N1可能比SARS还历害，而被SARS咬过的中国政府显然对这种“科学”意见很有感情，遵照不误，可怜一大批人就因此而被强制关押数天，耗费资源无数，可能就防止了几滴浓鼻涕。同样夸张的是一飞机的墨西哥人被关押，引发外交争端，这些人连防止浓鼻涕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H1N1恐慌比H1N1本身历害的表现就是飞机在空中截下来关禁闭，而H1N1无非是驾驶员开飞机时旁边要放一盒纸巾。而数年后我们分析，H1N1的流行并不使感流的季节性发病率与死亡率偏离正常的波动范围——不得这个H1N1，就得那个H1N1。但科学并非万能，即使是那是真实的，H1N1恐慌发起人与拥护者都可以宣称，他们的努力预防了H1N1的爆发，拯救了500万人性名！谁知道真相？只有上帝。

上帝保佑，我没有得到使用H1N1疫苗的机会，也未必不是一种幸运。

子后兄转载了一封据说是林肯致儿子教师的信，我感到奇怪，觉得不太像林肯的东西，查证了一下，此信并非林肯所作，而是另有其人，但作者不得而知，此信非林肯所作理由有三，一是不见于林肯著作收藏，二是与林肯时代的写作风格有异，更象现代作品，三是与林肯本人的写作风格不同，以上理由来自于研究林肯的历史学者，而且是多人意见。

伪托古人或者权威是搏取作品影响力的方式之一，这种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一条康壮大道，中国最早的历史名人几乎人人有份，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不正当的搏取影响力的方式有其经济学根基，所以在其它文化中也不鲜见。

此信尽管是伪托林肯，但写得不错，所以易于流传——不借林肯之名，能否流传到这种程度很难说。鉴于其本身的价值，觉得子后兄所转译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于是重译一次，请网友指正。

申明

有一位有名的中国科普作家以野火为题编译了一篇错漏百出的关于森林与野火的科普，本文勉尽微力为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美国的有关政策发展。作者本人不是研究森林与野火的专业人员，错漏也难以避免，不过，我将自己的原创思想缩减到最小程度，主要从事编译工作，以此弥补自己专业知识上的不足，【此句易引起误解，现删之】欢迎专业人员进一步指教。

本文内容主要选取自不动产与环境研究中心（Property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员Alison Berry硕士在2007年7月在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发稿：“Forest Policy Up in Smoke: Fire Sup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作者Berry曾在美国森林管理处任职多年。

读者须要谨慎，学术观点常常不是作者所描述的那样不黑即白，有相关兴趣者，应当阅读更多的相关文献，以寻求这方面知识与资料的平衡，为此，我向有英文阅读能力的人推荐发表在《应用生态学杂志》上的加州大学Stephens教授的文章：“Federal Forest-Fire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5(2), 2005, pp. 532–542)。如果不能获取原文，可以向我来电邮索取。

美国森林现状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在欧洲人初来美洲大陆时，1630年左右美国现有领土上共有4亿2千3百万公顷的森林面积，占总面积的46%。到1907年，森林面积减少了1亿多公顷，只有总面积的34%了。此后没有大的变化了，现在美国森林总面积仍有3亿多公顷。美国森林中2/3被用于木材生产，美国为世界木材市场提供了1/4的产品。

美国从总体上划为三大区，新英格兰与五大湖周边州为北部，其以南为南部，从中部大平原向西称为西部。在北部与南部其森林基本上都用于木材生产了，而在西部，用于木材生产的森林面积只有1/3强，可以想见，用于生产的森林有更好的管理，而西部森林在管理上投入不足，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西部火灾要更多更猛一些。

美国国有森林只有0.6亿公顷，其它公共产权还有0.7亿，合在一起，公共产权只有全国森林面积的1/3强，其它均为私为财产。在西部，2/3以上的森林为公有，所以，再次某种程度上说明在西部发生大火不稀奇，公共管理的效率低于私有财产并非难以理解的事。

美国地大物博，尽管占有了世界木材市场的1/4，美国从1950年代起，就持续在增加木材诸备量，从1953年的6160亿立方英尺增加到了8560亿立方英尺，增加了几乎40%。近年来美国公有森林供材量显著下降，在2001年，联邦所有森林占总面积的19%，只提供了2%的木材产量，从1986年到2001年，产量下降了84%，总产量从1980年代的107亿立方下降到2006年前后每年只有20亿立方。

从大的趋势上来说，美国公有森林的问题就是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积累的木材不能被清除，而自然界清除它们的主要手段就是野火焚林。据森林管理处估计，美国联邦所有森林的70%存在燃料厚积问题，而超过2450万公顷的森林存在灾难性火灾风险。

美国的火灾风险有一个不可能的应对方案，那就是从中国进口三百万伐木工人，提高木材产量，输入缺少资源的中国，换回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元，既可以消除金融风险，还可以大幅降低美国灾难性野火风险，为人类做出贡献，但显然，基于各种政治与经济原因，这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一方案，就是想说明中国的国情，跟美国大相径庭，不能用美国的政策对中国进行想当然。

见火就灭的国策后果

显然，在印地安人掌控着这片土地的时候，美国现在国土上的森林在上百年上十年的大范围内存在某种动态平衡，森林中植被持续增长与野火焚林在持续地循环着，印地安人其实也经常放火烧林，总的来说，森林中植被不可能长时间（几十上百年）地持续增长，燃料堆积过度，就会有野火毁之一旦，但这个平衡随着人类能力的增强而改变了，美国在19世纪初期开始了见火就灭的政策，造就了今日美国森林的现状。

伴随着现代科技，比如人类现在照明更多地是用电，而不是以前的明火工具，人为引发火灾风险的减少是明显的，并不会随着人与森林的接触而增加森林起火的风险，在美国与一两个世纪以前相比较，野火的发生率可能下降了几十倍。从1960年以来，美国野火发生率的显著下降趋势仍然不变，但森林受灾面积则成相反趋势，近年来，焚林面积大幅增加了，见图一。

火灾的出现呈幂律分布，火灾的规模与其出现的几率不成比例地减少，其结果是小火焚毁的森林面积最大，见火就灭的国策显然会显著增加森林中的木材诸备量，如果森林伐木量不足以平衡此种增加量，那么木材堆积就不可避免。森林中除了树木，还有大量的其它植被，存在阶段性的野火时，这些植被的厚积程度也就受到了控制，但见火就灭的政策也会显著增加它们的厚积程度，进一步增加森林中的燃料堆积。

针对森林中燃料堆积，近年来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野火的重要性，于是采用了主动放火，也就是计划性放火（Prescribed Fire）的手段来控制森林中燃料堆积，计划放火是燃料减积项目（Fuel Reduction Programs）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见图二），其优点是快捷与成本低，缺点是有火灾风险，要受诸多条件限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放火的，放火还要产生大量的烟雾，污染空气。除此以外，还有碎木、伐树等手段，伐树可以堆积燃烧，也可以运走，甚至收获木材，不过，这些手段成本都很高，主要是人工成本。

图一：美国野火发生频率与焚林面积变化（1960-2008）

来源：美国各部门火灾协调中心（National Interagency Fire Center）

减积不是伐大树，而是砍掉大树周围的小树，在火灾时，小树可以成为火梯（Fire Ladder），最终引起大树的燃烧，增加火势及其发展，破坏力更重。减积的小树就地粉碎或者燃烧，可以维持局部的土壤质量，如果收获的话，则可以作为木材或者燃料向市场销售，收回部分成本。

除了火灾风险，森林燃料厚积还有重要的生态影响。在火灾中，森林中的大树相对有生存优势，最容易受到破坏的是低矮的植被，破坏性不大的野火就相应增强了大树的生存优势，不定期的野火把小树与其它植被焚毁，还其营养物质于土壤中，减少了其它植物跟大树对资源的竞争。缺乏了这一自然条件，其它植被生长过剩，与大树竞争资源，所以，过度的野火保护，并不就产生良木。当地面的野草与其它植被生长过剩时，它们同小树一样，形成了火梯，导致大火中原本不着火的大树受累，增加野火毁坏程度。

中国人信五行，五行之中火克木，但在森林中，火与木却是真正的相生相克的关系，野火焚林构成了良木长成的关键因素之一。一味地灭火，并不见得

近日来，从媒体上传出卫生部准备下调碘盐中碘含量的相关消息，一些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探讨碘盐的适当性，在网络与平面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回顾食盐加碘盐的历史与探讨其适当性。

甲状腺疾病防治是现代医疗的一个奇迹，食盐加碘迄今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近一个世纪来，碘盐这个主要防治工具备受争议，至今对于人体需要最适碘量，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于碘盐，在普通媒体上的错误信息比比皆是，即使是发达的科技的英美等国，也遍布误导的陷阱。

在1811年，拿破仑帐下化学家库特瓦（Bernard Courtois）在用海苔为他造炸药时发现了一种挥发出来的紫色物质，这种物质被送到盖-吕萨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处，随后被鉴定为一种新的化学元素，盖-吕萨克将之命名为Iodine（碘），在希腊文中，Iodine的意思是紫色。

海苔与海绵用于治疗甲状腺肿大（Goiter）由来已久，1813年，在了解到海苔中含有新元素碘以后，科因德（Jean-Francois Coindet），一位著名的瑞士日内瓦医生与政治家，首先推测是海苔与海绵中的碘对甲状腺肿有治疗作用。随后科因德医生直接用碘治疗此类病人，他使用的剂量是165mg，还在疗程中更将剂量增加至双倍。科因德医生的碘疗法受到了其他人的嘲笑，反对者认为他的疗法会导致病人中毒。

最早提出碘盐预防甲状腺肿的是法国化学家布森戈（Jean-Baptiste Boussingault），在19世纪的20-30年代，他与同事观察到从没有发生甲状腺肿流行的地区采集的盐对流行甲状腺肿的地区的人有治疗作用，他们还发现人们如果从高甲状腺肿流行的地区移居到无甲状腺肿流行的地区，他们的甲状腺肿会自愈，相反地，来到高甲状腺肿流行地区的外地人会在5-6年后发生甲状腺肿。

到了1851年法国医生夏丁（Gaspard Adolphe Chatin），在学术杂志上正式提出人体由于碘缺乏而导致甲状腺肿。夏丁是通过测试了大量的日常食物后得出相应结论的，他建议法国人改变食物种类以预防甲状腺肿，方法就是用碘盐来预防它。夏丁在法国科学界应者寥寥，法国科学院认为他的理论证据不足。不过当时的法国政府还是在三个甲状腺肿高发地区实行了他的建议，其结果发表在1869年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在80%的患者（样本多达5000）中，其甲状腺肿不是治愈，就是得到显著改善。夏丁建议的碘含量显著过高，达到100-500mg/Kg，而他的治疗片剂，含100mg碘化钾。碘过高在成年人中导致了碘诱甲亢（Jod-Basedow Effect，最先为德国医生Basedow报道，Jod是碘的德语），另外法国征兵不要大脖子（患甲状腺肿的人），为逃避兵役，当地人对甲状腺肿的治疗也就不热心了。结果是最早加碘盐的尝试，尽管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最终还是被取消了。

在19世纪的下半叶，碘缺乏逐渐被医生们跟甲状腺痴呆症（Cretin，亦有音译为克汀病的）与粘液性水肿（Myxedema）联系在一起。在前者，因为缺碘或者甲状腺功能不全，最终表现为严重的身体发育不良与智力障碍；而在后者，甲状腺素的缺乏导致皮肤皮下结缔组织增生，甲状腺素极度缺乏，患者会陷入昏迷状态，有性命之虞。同这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联系起来后，碘的重要性与补碘的医学意义就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

在1895年，著名德国化学家鲍曼（Eugen Baumann）证实碘是正常甲状腺的成份，并且甲状腺肿患者的甲状腺中碘含量明显偏低。随着外科学的发展，美国外科学巨擘霍耳斯特德（William S. Halsted）发现甲状腺部分切除后剩余部分会代偿性地增大，美国医生默润（David Marine）将之扩展，认为甲状腺肿就是甲状腺在碘缺乏时代偿性肿大的结果。

在1916年，默润再次尝试预防性补碘，他使用了和夏丁等人几十年前很接近的剂量，每天为5-8年级的女学生补充200mg的碘化钠，对年龄大的学生更是将剂量翻倍。由于他的补碘实验限制在学生身上，在很大程度上他避免了以前法国碘盐造成的碘诱甲亢的后果，同时，女孩子不参军，大脖子的潜在社会效应也避免了。经过两年半的观察，他的实险结果是那些家长同意补碘的女孩子（2190人）中只有5人有某种程度的甲状腺肿，而那些家长不同意补碘的女孩子则成为对照组（2305人），她们甲状腺肿的患病率超过20%（495人），在1182个已有甲状腺肿的人中773有了好转，甲状腺体积减小，而对照组的1049人中，只有145人有好转。没有前述副作用的困绕，默润医生的研究对在人群中推广碘盐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1800年，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地区，7万人口中就有4000名甲状腺痴呆患者。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瑞士的两大景观是布朗克山与瑞士人的大脖子。在默润医生进行实验的同时，1918年瑞士医生贝亚德（Bayard）也在一个孤立的瑞士山区中进行着类似的实验，当地的学生超过75%有甲状腺肿大，贝亚德医生把碘盐分成三个剂量3、6、15mg/Kg给予当地的家庭，他发现学生的甲状腺状态与接受的碘盐中碘剂量有着明显的量效关系，即使是微量的碘，也能让人受益。

到了1922年，瑞士的外阿彭泽尔州首先采纳了医生们的建议，在所售的盐中加入碘（7.5mg/Kg），其结果令人振奋，新生儿不再有甲状腺肿，没有了新增的甲状腺痴呆症，已有的甲状腺肿逐渐消失或者好转。不过瑞士甲状腺肿委员会针对全国的推荐剂量开始是2-5mg/Kg。

美国从东部的新英格兰到西部的加州，从整体上居中分成南北两半，北边一半在历史上被称为甲状腺肿带（Goiter Belt），而五大湖周围地区又是碘缺乏最严重的区域。在19世纪初，密歇根州甲状腺肿发生率高达38-64%，该州率先进行了盐中加碘的尝试，由于默润医生使用的实验剂量较大，密歇根州的起点也很高，在盐中加入了100mg/Kg。密歇根州碘盐运动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碘盐的提倡者，主要是科维（Cowie）医生，通过州医学会推动盐商售卖碘盐。1924年5月1日，碘盐正式开始销售。短短数年时间，甲状腺肿病例减少70-90%，碘盐也就很快地从密歇根州扩展其它州了。到了1940年，正当科维医生雄心勃勃地准备将密歇根州医学会的碘盐委员会向全国发展时，他因病去世。

碘盐运动始终是在争议中展开，联邦政府农业部的化学司甚至一度要求加碘的盐要贴上毒物标记。不过，碘盐的好处被证实以后，到1948年，联邦政府甚至开始推动在全美实行碘盐的立法，但最终没有成功。后来FDA确认了碘盐的预防与治疗价值，碘盐在美国虽然得到了官方认可，但美国从来没有任何强制的碘盐法规。

同美国一样，尽管瑞士是由政府来推动碘盐的使用，无碘盐仍然会在市面上供应，强迫买卖有违瑞士宪法。美国的经验证明，来自学者的推动与商业的合作，碘盐的强制使用并非必要，在1932年，密歇根州售卖的90-95%的盐是加碘盐。1936年左右科维医生等人的调查发现，即使那些没有使用碘盐的人，也出现了同样的甲状腺肿发病率下降趋势。

2009年4月，儿科研究的波林（Pollin）奖被授予核佐（Hetzel）医生，他在20世纪60-70年代发现了碘缺乏会造成胎儿婴儿的脑损伤，引起智力发育障碍。他在80年代推动建立了国际碘缺乏疾病控制理事会

据最新消息，前往旁听谭作人庭审的冉云飞、曾子后、艾未未等人先后被成都警方控制软囚，我们严重抗议中国成都警方公然中法院门口侵犯人权。请网友关注比事。

今日停止博客更新，等他们回家吃饭。

英国诗人William Blake曾说过：

“I must create a system or be enslaved by another man’s; I will not reason and compare: my business is to create.“  我必须自创体系，不然就是他人的思想奴隶；我用不着进行推理比校：我的事业就是创造（这个体系）。

一位网友来信说，他认识一位毕业于名牌医科大学的女妇科医生，在学校里成绩优异，经常获得奖学金。可是她在月经期间，照样有很多忌禁：不吃冷饮，不沾冷水等。当问及其合理性时，教科书上有没有那样的内容，她回答说，没有，这些常识，医学教科书是不会写的。

网友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有相互矛盾的知识体系。

涉及人脑的问题，再小都很复杂，复杂到科学家都没多少办法，但再大也很简单，简单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针对相关问题侃侃而谈。研究人脑要受客观伦理的限制，即我们没有办法象对待豚鼠一样对待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更何况人脑本来极为复杂，即使有那种研究条件，也并不易取得满意的结果。

Blake的说法，尽管崇高远大，但却不现实，你即使自创体系，也要受他人体系的影响，也要从他人的体系中抽取原材料。在自然界，没有那么一条自然规律，说我们的思想必须逻辑自洽，事实上，人，就不可能逻辑完全自洽。基督教把这一点称为人类的原罪，因为你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境界，如果有任何东西（被造物）被宣布达到此种境界（即偶像崇拜），就冒犯了神，这是基督教中最为重视的教义。

中国人对这方面的贡献不少，首先，我们发明了洗脑这个词，翻译成英文Brainwash，直接丰富了英语，接着在1950年代中，我们对朝鲜战场的战俘进行的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在国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直接为美国学者提供了研究素材，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旧枪旧炮不怕，但中国人的这个软武器着实历害，让不少美国战俘乐不思蜀，叛逃到把精神食粮当着充饥手段的中国。于是乎美国政府重视起了思想教育，臭名昭著的MK-ULTRA项目就拿精神病人做起了相关的实验。

相关的研究并未能产生有很出色的成果，思想改造的效果也并不好，现实远比精神食粮有说服力，于是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淡出，后来转移到对人们崇信邪教（Cult）的研究上。在1980-90年代，美国心理学会曾试图对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化，最终因为相关概念的虚无缥缈、难以捉摸而放弃。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人们获得知识与信仰上面，我们要讨论的是人们拥有相互矛盾的知识体系的现象，某程度上来说，我们更在乎的是为什么人会容忍那些与其主流知识体系相背的信条。再泛化一点，就是为什么人会被洗脑，不受主流知识体系或者客观现实支持的信条也叫教条（doctrine），心理学家也常用教条化（Indoctrination）或者强迫性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来描述这一过程。

由于相关概念的变幻莫测，我们对相关现象的理解也许并不比50多年前的心理学家多到哪里去，我试着用Rober J Lifton医生的相关体系介绍一下，再从这个体系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医生会是那个样子。

对Lifton来说，思想改造有八大利器，分别为信息控制、诉诸神秘、寻求圣洁、领罪认罪、神圣真理、术语纷飞、教条吻合、以及取消个人价值观。

信息控制是真理部或者宣传部的功能，对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中长大的人来说，阴阳五行就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信息控制有效地决定了个体在将来如何组织自己的知识体系。

食物禁忌起源于中国传统医术将医疗过程神秘化，对医疗责任推诿化，用常识、古代智慧、仙人授典之类的说法，持相关主张者可以有效地阻止有关人员进一步质询。

寻求圣洁与领罪认罪是一种心理体验，目的是操纵受教者的情感，让他们从情感上认定相关信条，而产生质疑怀疑时，建立一个反射，自然地产生负面情绪，阻止有效地质询。比如说，“你连这也不知道？”（常识嘛）你大感惭愧，知识不全面（不圣洁），就不敢再继续追问其中的道理了，要坚信这教条以弥补（领罪）。

教条成为神圣真理，食物禁忌在所有它能被运用到的场合再运用一遍，而不能运用的场合自动排除，比如甲不遵守，效果不好，就是神圣真理在起作用，大家广泛宣传，而同样的乙也不遵守，但好得奇快，神圣真理不起作用，大家全部回避。不停地强化以后，受教人再也不怀疑自己学到的知识信条是否有理，质疑它是冒犯的事情。

与食物禁忌相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医体系，其中术语纷飞，丝毫不比科学社会主义、公产主义少到哪里去，被这个体系蒙翻了的人，再也不愿继续思辨争议，因为投入思辨争议的精力远比妥协相信一个简单的信条要多，于是乎大家一信了之，不少人信教也是这样的，信了就没有那么多的争论与麻烦。

一旦教条化，比如前面的例子，一个人后果如何，大家会自动地把教条拿来适用，后果不好就是食物禁忌没遵守，反之就是遵守了，大家再也不会寻求替代解释。大家日常生活就把相关信条加入其中，变成了文化，再也无法从生活中移除。

取消个人价值观就是发展集体观念，比如许多的传统迷信是与中国、中华、东方文化、祖国、祖宗这些代表集体价值观念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你否定它，就是不爱国、汉奸、出卖祖宗，而肯定者就是发扬传统文化、爱国主义、以及大公无私。你如果不相信这些信条，就自动被排除圈子外，产生价值危机，在政治上有诸多名目加之于身，再施以人身迫害，个人价值观念即使有，也不敢表露出来。显然传统文化没有那样的权力，不过，也不要小瞧了其威力，在此种观念体系中，不黑即白，你没有保留个人意见的空间，异类要承受所有的道德谴责。你给父母弄“需要”忌口的食品，别人说你不孝，试图蒙害，名誉上的损失与实际利益所得不相称，你也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任何一个人，稍加思索，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迷信某些信条。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我们有更大范围内的知识需要学习，学习能力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我们只能从父母及周围环境中学习，对于美国长大的小孩，那些食物禁忌之所以是莫名其妙，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教育。而中国人，则必在生活中学习到这些“经验”。

美国人同样地会产生迷信，同样地要在生活中受想当然的影响，大家都认为存在圣诞老人与牙精灵，因为挂在壁厨上的礼物与枕头下的钱币都不是假的，而后在教育体系中会逐步地清除这些错误的信条。错误信条的清除与否，取决于教育体系的效率与使用的方式。

在中国教育体系中，中国人发明科举制度，再也从中爬不出来了，应试教育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即使是台湾、香港、甚至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与朝鲜，应试教育都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应试教育就不在乎你的知识体系是否自洽，而在于你是否知道、记忆着、并能在考试中写出某种知识信条。中国的应试教育发展到变态的程度，比如有国外讲得一口流利的外语的小孩，回到中国，英文成绩反而搞不过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