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今天来到了日本古都奈良。从公元300年由奈良开始的古坟时代,我们可以把日本有较详细纪录的历史同中国的做比较,说实话,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与技术上,日本都无法同中国同期相提并论。我曾经收集了日本历史上最精华的三十本著作,虽然大多没有细看,但还是从中发现,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思想创新,日本无法同中国的相比。即便在对西方与维新、改革的认识上,也比不上中国。可是,“明治维新”让日本后来居上,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打败了中国。近代中国为什么输给了日本?

可能会有很多答案,但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明治维新”让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进入到近代社会,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各种改革都失败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如这样问:为什么清朝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答案也有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阻扰改革!

看看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都是走在日本的前面,我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出在清朝这个最糟糕的朝代。在对清朝的看法上,我非常赞同钱穆的意见,他指出,中国从汉朝开始,政治制度其实并不落后,例如作为国家象征与精神领袖的皇帝与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实行的分权制,中国的科举制一直选拔全国各地读书人做官,皇帝的权力在很多时候都受到限制,朝廷广开言路,甚至鼓励知识分子给皇帝提意见等等。

汉、唐、宋时代的政治制度至少在当时并不落后,有符合当时国情的,可当世界各国进入近代的时候,中国人却迎来了满族人的政权。相比中国秦朝以后的历代政府,满清政府几乎是全面反动。例如,自从汉代以来,大臣几乎都不是世袭的,政府重要职位几乎都是靠“考试”与“选拔”(官员们推荐),对全国读书人开放;到了清朝,皇宫与政府最重要的职位全部由满族人担任,竟然搞起了世袭。直到义和团之后,他们才发现搞不定,对汉人放开了一些职位。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皇帝和自己的官员一起统治全国、治理国家,到了清朝,统治全国的是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满清政府,并不像历朝那种“皇帝通过知识分子与精英治理国家”,它实行的是“满族利益集团通过皇帝统治汉民族”,结果没有什么悬念,它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元朝也是由一个外族统治的,然而,元朝时代,世界并没有什么非要你做出决定的变革。清朝不同,当时全世界诸国一个一个进入近代。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统治中国的不是清朝,而是秦朝以后到明朝的任何一个朝代(除元朝外),按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政府运作方式,中国很可能在变法图强上做出有如日本一样的选择。

清朝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显示:皇帝只是一个人,顶多一个家族,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是靠自己的家族就能够统治全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等大臣,不但很少是皇族,而且几乎全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是从相对清贫的家庭奋斗出来的(这个现象可是世界鲜见!),并不成其为一个固化的“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一般都得听从大多数读书人的意见,听大臣们的建议,共同治理国家。也只有这样,皇位才能稳固。中国的皇帝们并不都能够一意孤行,独断专行。

对照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些文字纪录不难看出,“维新”、改革是在上下齐动,是最高权威(皇帝)与广大知识分子与精英达成共识时才能启动的。这种改革通过提高国家实力来巩固皇帝的地位。如果拿到中国的汉朝、唐朝与宋朝,面临这样的生死抉择,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不但会做出正确决定,作为想要一个强大国家的皇帝更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唐朝的皇帝会接受改革,宋朝的也可能会,“明治维新”这种事一定会发生在中国。除非发生兵变,没有人能够阻止皇帝与精英们想干的事,日本“明治维新”就是这样发生的。

而清朝的“戊戌变法”以及诸多改革也几乎同时得到了“皇上”与知识精英的支持,可却失败了,原因就是在他们之间,在国家之上,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满族人。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永远对广大的汉人拥有统治权与奴役权。在他们眼里,皇帝只是他们的代言人,是他们维护利益的工具,国家的强大与否更与他们无关。更可怕的是,这个“利益集团”不管做什么,都不用负最后的责任。是这个利益集团最终阻止了改革,因为改革惟一损害的就是这群“利益集团”的利益。

今日在日本古都奈良,我一直在想,近代的中国输就输了吧,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推翻,但“现在”还在我们手里,“未来”由我们创造。不能让历史重演,不能让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阻止改革,停止中国转型的历史。中国不能再输了,更不能一直输下去,中国应该奋起直追——抓住历史最后给予我们的机会,实行改革,完成和平转型。

杨恒均 2012-5-17 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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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的街道为啥那么干净?

旅日偶拾之一

来日本前,我又匆匆翻阅了书架上那本《丑陋的日本人》。这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高桥敷于1970年完成的,高桥是教育家与时评家,他以国外生活的体验作为对比,对日本的人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本书里对日本人脏乱差的描写给我很深的印象,例如日本的厕所很脏,日本人乱扔垃圾,在动物园不听指挥喂长颈鹿等等。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日本时就阅读过这本书,可到了日本才发现那本书描写的好像不是日本,而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及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我当时看到的,已经不是高桥敷描写的1970年的日本。

我并不怀疑高桥所写的事实,只是想知道,日本人的“素质”是如何在短期内提高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民主制度的作用?又或者是全民的反思最终引来了改变?正视这些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国民性,制度、环境与“素质”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回答为什么日本人能够那么快去掉脏乱差的丑行陋习,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自己问题的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写《丑陋的日本人》的高桥敷当时因为这本书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围攻,但日本的很多陋习却从那时开始得到纠正。有意思的是,离它不远的中国台湾在1985年出版了柏杨模仿这本书而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社会风气也大抵从那时开始好起来。其实除了文化根子上的一些说法外,我认为柏杨这本书,更多的是针对台湾的中国人而写的,应该叫《丑陋的台湾中国人》。

1994年韩国朴泰赫著的《丑陋的韩国人》出版,显然也受到了《丑陋的日本人》的影响。这三本“丑陋”系列依次在亚洲三个民主正在转型、社会风气逐渐好转、民众素质大幅提高的亚洲国家(地区)出版,耐人寻味。也许,我们期待一部《丑陋的大陆中国人》?

用上了“大陆”两字,显然会有一些朋友不高兴。记得柏杨在书中曾经提到,中国人,无论到了哪里,总还是“丑陋的中国人”,改不掉身上的恶习。我认为这话有失偏颇,有些本性难移,但大多陋习却可以随环境与制度而改变。

这次来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由于旅行社没有安排下午的行程,我们一行到大阪市区逛街,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街道真的很干净。逛街结束后,我们一起同三位生活在大阪的中国女网友吃饭。三位网友虽都是初次见面,但并不陌生,一位大学老师兼作家,我以前看过她的一些作品;一位是专栏作家与博客作者唐辛子女士,我认为她写的东西很有看头。还有一位是网名“雀巢咖啡”的网友,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由于旅途劳顿,我们一位同行团友在吃饭后感到不适,来到街道上被风一吹,当场吐了一地。我看到才来日本两年的“雀巢咖啡”站到呕吐物旁,示意经过的行人绕道而行。另外两位女士则向两边的商店跑去。

这时接我们的车来了,为了尽快带身体不适的团友回酒店休息,我们匆匆同三位大阪女士说再见。当车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从旁边商店买来了清洁工具的两位女士同“雀巢咖啡”一起蹲在地上清洁呕吐物。由于“工具”(卫生纸与水等)不顺手,她们看上去几乎是在赤手做清洁。

在印象中,我生活过的美国、澳洲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顶多找一个明显的标志放那里,提醒经过行人小心,等待清洁工来处理。可在这里,竟然有人随时随地清洁自己人留下的呕吐物。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看不到清洁工的大阪的街道会如此干净。

让人感动的是此刻在那里清洗呕吐物的是三位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女士,其中一位才来这里两年。她们三位本来都是很好看很优雅的女士,但车子离开时我匆忙间用手机拍下的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最美的。

我的大阪、奈良、京都与东京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当我结束的时候,我会找到更多的答案?还是会生出更多的疑问?

杨恒均 2012-5-16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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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车离开时,她们三位还在埋头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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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头在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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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四十年,错位的人权对话

1972年,距离1872年容闳护送大清第一批“留美幼童”前往美洲大陆刚好一百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结束两国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峙状态。中美正式建交于1979年,接下来的整整十年,是两国的蜜月期,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此外,1979年,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把中国带向何处?不但中国人充满向往,连美国人也开始遐想。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正好是同一年,当然不全是巧合。中美关系的好坏,也与中国改革的步伐息息相关。

1989年6月的事件结束了中美蜜月期。如果说八十年代,美国一直在耐心等待中国在美国走过的道路上跟上美国的步伐,那么整个九十年代,美国人都在烦躁不安中等待着“中国崩溃”。八十年代,美国人靠麦当劳与麦当娜对中国青年人搞“精神污染”,多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九十年代,则直接打出了“和平演变”的招牌,逮到机会就想把出民主制度输出到中国,结束专制独裁,急不可待地要终结历史。

1992年后,中国政府选择的道路是:一方面继续经济领域的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加强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在思想上,靠有中国特色的宣传与教育抓住青年人,力抗美国的“精神污染”与“和平演变”。效果非常明显,在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与“南海撞机”事件中,得到了验证。接下来的911事件与美国持续的反恐,又为中国“韬光养晦”“和平崛起”赢得了近十年的宝贵时间。

过去十年,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美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期待中国“崩溃”到希望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力量,从输出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回归到推广“普世价值”、暗中促使中国政府继续改革。虽说过去两个十年里,人权都是中美对话的重要议题,但如今美国同北京谈人权,不再居高临下,试图改变(指责)北京的制度,而是希望借助北京政府的力量去“保护人权”,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至少让美国执政者能够在国内舆论与民意面前有台阶可下。

2008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当年因为奥运会火炬传递受阻,中国留学生在澳洲、欧洲、美洲到处举行游行示威,一些学生差一点要把五星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2008年,中国青年人以西方人想像不到的方式表达了对北京政府的支持与高涨的爱国热情,同时发泄了对西方诸国的失望。那一年我接触的西方政客与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几乎都有点垂头丧气,觉得应该彻底放弃对中国制度的“和平演变”与指手画脚,中国人有自己的主张和命运。甚至有主张把“普世价值”从推销给中国的商品中下架的。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感觉到,部分西方政客倾向于一个现实:与其让中国民主起来,不得不同这么多无法控制的中国人打交道,不如与现政府打交道。从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外交来看,中国政府是相当“理性”的,有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地步;而2008年事件与互联网上汹涌的民意,让西方人从弄不懂到害怕。

同样是在2008,一个不那么明显却影响更加深远的变化发生了。那一年,民族主义的高潮过后,大批大批的青年们突然从发泄后的虚脱中醒悟过来:原来,惹我们不高兴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指手划脚,更多是我们滞后的改革与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啊。短短几年,我们看到,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青年们,开始对社会不公、贪污腐败、道德滑落说“不”。

2008年,当学生们爱国热情高涨的时候,我亦喜亦忧:喜的是有这么多和我一样的爱国青年,充满激情,忧的是他们和过去的我一样,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我冒着被打成“汉奸”的危险写下了那组引导青年们如何爱国的博文,我当时并没想到,短短几年里,借助互联网上开放的资讯,中国网民完成了差不多耗费我大半生经历才得来的变化。如今,他们不再意淫把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他们更关注身边那些抗拆迁、维护个人权利的同胞们的处境;关心自己与身边人是否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享受基本自由权利的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关注中国军舰是否可以在千里外的南海海域自由航行的人。

今年是中美关系40周年。中国的电视报纸、各主要的杂志几乎都做了专题,有基辛格、尼克松的老镜头曝光率很高,可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美国的媒体与学界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绝大多数媒体都没有做专题报道,政客们甚至有意回避了尼克松与基辛格的时代。早在多年前我去美国做研究时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原来,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尼克斯与基辛格开创的中美关系对美国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由于当时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个魔鬼而不得不选择与另外一个“魔鬼”结盟,加上尼克松尤其是他的幕僚基辛格崇拜伟人、依赖均势理论与地缘政治,过份强调国家安全与现实利益,玩弄权力,而往往忽视了国家秉持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美国人对这两位领导人的评价并不高。

当然,在可见的未来里,中美关系还会延着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开创的道路前进,在诸多领域,中美之间的磨擦还会存在,但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意识形态与人权等价值观念——这恰恰是当初崇尚权力与均势理论的基辛格所忽视的。中美之间如何实现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所主张的“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最主要的还是人权与价值观念。

回顾四十年的中美关系,美国一直在价值理念与人权观念上比较强势,当然,这些年形势逐渐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是中国在很多方面包括价值理念上也逐渐向国际上先进的文化与理念靠近。但如何最终打破弱势,不再让这些议题困扰我们,困扰中美关系?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国与国之间的人权对话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即便没有歧视与不公,也往往流于形式,不解决实际问题,有时甚至有反效果。一个国家的价值理念与人权观念一定是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民众息息相关的。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同美国搞人权对话,但却绝对应该同自己的民众进行广泛深入的人权对话。

每一次看到美国人来中国,高调同我们的政府讨论如何善待中国人民,心情总是很复杂,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够取得一些推动作用,另外一方面又为过了几百年中国人还在“挟洋自重(也许更恰当的是“挟洋自保”)而感到脸红。建设一个法治国家,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权,是我国政府的职责,也是人民的愿望。你想啊,一旦我们政府能够与民众在人权问题上对话并达成共识,美国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与中国政府实行人权对话?

杨恒均 2012.5.3

参考阅读:

美国不干涉中国人权了,我们自己干涉吧

中美互揭人权缺陷,有利两国民众改善人权

人权、行动、计划之感想、联想和遐想

我对儿子讲西藏

给留学生的信:请你们继续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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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来信问民主,民主小贩不知如何答

宽容与谦卑是民主的重要特性

4月22日应邀去“无锡周末大讲堂”做讲座。因为讲座的听众是以当地的公务员为主,所以,我本想讲一下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尤其讲一下中共执政以来执政理念的变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但和我同期讲座的另一位主讲人是来自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教授,他主讲的题目是“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俞教授是我敬重的体制内学者,既然他选定了这个主题,我自然得换一个题目。于是,我去无锡的一天里,上午听讲座,下午在同一台上做讲座。

我去听俞老师的讲座,一些前来看望我的网友觉得不太理解,在他们看来,我和俞教授所讲的民主是有很大区别的,我没有必要去听他讲。
其实,我既不是出于礼貌,也不是出于尊重,我听一个人的讲座,一定是为了学一些什么。而那天,作为官员的俞教授面对公务员,肯定是无法放开讲的,可即便这样,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俞老师很多说法与思考都给了我启发。例如,俞教授在讲到“思想解放”时,说“思想解放”的实质就是“自由”——确实,在英文里,在这类句子中,“解放”与“自由”差不多可以互换的。俞教授试用这种方法,把中国的“思想解放”与“普世价值”中始终排在第一位的“自由”思想结合在一起,很有现实意义。

当天下午我的讲座虽然是“当前留学移民热潮下的冷思考”,但我也多次提到俞老师的讲座对我的启发,其实,我那天本来想讲的就是“自由”的价值理念在中国过去一百年历史中的作用,同俞教授所讲有所不同,但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在宣传民主理念、推广民主实践与建设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各方各面都在发挥作用。追求民主的方法不止一种,实现民主的道路也不止一条。中国民主的到来可能是一夜之间,可能会有体制外,或者体制内的“强人”最终完成这个壮举,然而,这并不是说,当今其它各个领域的各项工作就没有意义,无论是写文章传播理念,维护个人或者其他人的权益,还是体制内默默地改革与改良的人士,无论是流浪海外心系祖国的民主人士,或者因为爱国而坐牢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发挥无法取代的作用。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最终那个一蹴而就的“伟人”;没有他们,即便出现那样的“伟人”,很可能又是一场骗局,一场民族灾难。

上个星期,有编辑给我推荐一个讲座,是一些年青的朋友谈民主实践。我一看这个非常有意义,我也非常认同他们的做法。可是,只看了第一段我就火了,很不客气地给编辑留了言,没有再继续看下去。为什么?因为那个讲座的导言里前面几句话是这样的:民主不是xxx,民主不是xxx,
民主也不是xxx,民主是yyy! 这yyy 就是他们当时的主题,也是他们正在做的事。

这就是我火大的原因,我非常认同他们所做的事,可在他们的导言里,竟然把其它的“民主方式”一笔勾销,最后只有他们做的才有利于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你们开什么玩笑?知不知道,你们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最不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

当然,我可以理解这些年轻人,谁不想强调自己做的事最重要?我个人在宣扬民主的过程中,也多次犯过类似的错误,例如,对于一些总是用维权这种“行动”来否定我靠写作普及民主知识的人,我曾气愤地说,没有对民主理念的认识,对民主制度的追求,你那种维权毫无意义,连陈胜吴广的起义都不如。看看中国都维权了几千年,除了帮助统治者们改朝换代,还有什么进步作用?

这话是气头上说的,后来有了更多的思考与实践,我已不再这么极端,也学会了在推广民主的时候,一边强调自己的重要作用,同时不去否定其他人的作为。在后来的博文里,我更多的是使用这样的句子:民主是xxx,民主是xxx,民主也是xxx,但民主更是yyy.——这yyy,可想而知,就是我杨恒均认可并正在做的啦。

谁不想强调自己所做之事的重要性?但只有那些确实理解自己所做之事的重要意义的人,才不会轻易去否定其他人的做法,以突出自己。然而,这种改变,绝对不只是换一种句型与说法那么简单,那是在对民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后的一种不自觉的觉悟。

追求民主的人必须抱持宽容与谦卑的心,我以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个人品质,后来才发现,这其实是民主的基本特征。一个人是否有谦卑与宽容的心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你的亲戚朋友与周围的人不反感,你也不一定能够损害社会与他人。可是,一个声称追求民主的人如果始终无法拥有一颗谦卑与宽容的心,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并不是他的品质与性格有问题,而是他始终没有搞懂民主是个什么东西。

认识我的人大多知道,我的性格并不像我在网文里表现的那样“温文尔雅”,说句心里话,我虽然仍在努力,但从个人人品来说,远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对宽容与谦卑的要求。很多时候,我的个性张扬,有时可以说相当傲慢,脾气暴躁更不用说。可是,在追求民主这么多年里,我的“性格”却有了变化——越对民主有深入的认识,越让我认识到民主的最大特性之一就是谦卑、宽容。对民主的认识改变了我的品性。这有点像放下屠刀、皈依佛门的凶手久而久之让人看上去也开始“面善”一样,我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也被民主的这一特性所征服,弄得情不自禁地谦卑与宽容起来。

民主不但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只有使用符合民主价值理念的手段追求的民主,才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由于中国目前是地球上少数几个尚未有民主实践的地区,对民主的认识就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追求者们的宽容与谦卑尤其重要。

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问题在于,这个好东西也常常被误会甚至歪曲。我经常看到网络上一些网友发牢骚,例如昨天一位网友在腾讯微博说,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竟然破口大骂,竟然如何如何,这样追求民主,难怪现在年轻人听说民主,就摇头走开。连他也不那么喜欢民主了。

这个留言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对我们这些追求民主的人士来说,一定要注意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并要深入理解民主本身的宽容与谦卑的特质。带领大家追求民主的人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困境(悖论):一方面,他们相信民众是清醒的,能够为自己作主,有实行民主的素质与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带头去“启蒙”“引导”普通大众觉醒与站起来,为自己作主。

我们看到,这两个方面是互相矛盾的,如果第一点成立,民众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能够当家作主,就根本不需要所谓民主带头人与启蒙者来“引导”他们;而之所以有走在前列的一些民主人士,正说明大众的民主意识还没有普遍觉醒,而这所谓“少数民主精英”要做的,正是“引导”大众去呼吁、追求民主——对于民主人士,最大的悖论还在后面:当被他们“引导”的大众真正觉醒的时候,当民众能够为自己选择,并认识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第一抛弃的是“独裁者”,第二抛弃的就是那些试图“引导”“启蒙”他们的民主人士。

以上矛盾与悖论是所有追求民主的人士必须认识到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理性温和地面对这个问题的同时依然干劲十足地追寻民主的唯一办法,就是在骨子里真心接受民主最重要的特质:宽容与谦卑。当然,宽容也有对象与限度,宽容的是异己,而不是独裁;谦卑的目的不是谨小慎微,更不是卑躬屈膝,谦卑是为了持之以恒,谦卑才能拥有巨大的精神与道义的力量。

这是针对民主人士,那么,针对那些因为某个民主人士的品质与方法就对民主生出了忌惮甚至讨厌的网友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些人常常拿道德做挡箭牌,可当你最终发现一个所谓“道德高尚”的人却是真正小人的时候,你从此以后不再相信这个小人,还是不再相信道德?你当然是不再相信这个小人,而不是连道德也讨厌了。

民主也和道德有同样的遭遇,大家不应该因为一些推广民主的人士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就对民主也生出了反感,如果那种事发生,我只能说,你需要更深地去认识、理解民主。

杨恒均 2012年5月2日

推荐阅读博文:《不要把追求民主的人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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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封东莞务农工的来信

[按:这几天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其中这封来自一位东莞务农工的尤其引我注意,征得写信者同意,现全文转贴如下。我希望读者认真思考一下信中的问题,给我提建议该如何回答,或者各位也可以以留言与信件的方式回答这位读者的问题,讨论与对话。我将在拜读诸位的留言与信件后,写出我的看法]

尊敬的杨教授:

您好!首先祝您劳动节快乐,虽然您不能算是劳动者,您是知识分子,是知识精英,还是祝您快乐!中国的劳动者其实没有几个是快乐的,我就是这不快乐的劳动者中,最普通的一个。我是在东莞打工的农民工,在黑工厂做事,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白夜班的工作,从来没有工休,更没有双休,像劳动节这样的法定假日也只有象征性的一天而已,工作非常累,非常辛苦,根本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我把我这来之不易的一天休息时间用来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有很多的疑问想请教杨教授。当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80后民工。没有学历,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也许我提的问题非常的肤浅,但是我很真诚,希望您不要笑我,您也许能想到,一个普通民工要给您写信,还要讨论民主,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是您曾经在您的博客中鼓励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给您写信,我才有勇气写这封信的!所以写的不好,很肤浅,甚至狗屁不通请您也不要怪我,毕竟能力只有这一点,是真诚的就够了。

我是您忠实的读者,尽管我的工作占据了我全部时间,我还是在很可怜的休息时间中,坚持阅读您的作品,因为在您的作品中我看到了希望!我们都知道穷不可怕,苦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希望!在我知道的同龄人中,很多人因为没有看不到希望,选择跳楼的,选择了犯法的有很多,我很幸运,在我也快绝望的时候,我快崩溃的时候,我看到您的作品,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我相信,您的梦想会成真,民主的中国会到来,所以我不能死,也不能去犯法,因为我要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并参与其中,投上我宝贵的一票!所以我每次快崩溃的时候,我总能在您的作品中看到希望,找到力量,让我坚持下去,绝不能放弃自己!我这样拼命,甚至忘我的工作,每个月也是不到3000块的工资,在当今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自己省吃俭用,还有家里父母老了,不能工作,要给他们生活费,都快负担不起了,我知道我这还不算最糟的,还有很多比我还苦的农民工兄弟,这就是我们当今民工的生存状况,我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成就了当今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但是自己却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更谈不上生活了!我们是现在被关注的最少的群体,也是最没有发言权的群体,在网络上,在电视上,书上,报纸上都看不到来自农民工的声音,连杨教授您的文章中都很少,您走遍了中国,走遍了世界,您走进过这些农民工的心里吗?当然您不上救世主,您也不是万能的,您的精力也有限,但是我希望能看到您有机会也写写农民工,因为他们其实是很需要关怀的一个群体,而且也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一个群体。

看了您的作品,让我学会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思考。但是由于文化程度有限,能自由阅读的时间很少,有的问题自己怎么想都想不清楚,所以有了这封信,希望您能为我解答。

1,您写了很多关于民主的话题,从民主的起源到最近成立的民主国家,也说了很多民主的好与坏,也说到了现代民主对当今中国的意义,我大多数都看了,但是您从来没有说过实现民主的道路,民主总不会从天而吧?天上也不会掉下奥巴马,灰尘不扫是不会自己走掉的,这个道理您应该很清楚吧?在您的文章中,有时候提到过,但是您从来没有专门探讨过,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太深入的讨论,但是如果不谈通往民主的道路,那您把民主说得再好又有什么用?那时间久了后,您会写不出关于民主的东西了,读者的热情也就变冷了,我们被您唤醒的理智又回到从前了,您的一切努力也是白费了,您说呢?

2,民主真的适合现在的中国吗?您也知道,前段时间网上到处有恭喜日本地震的帖子,最近到处又是要打帕劳的帖子,在当今民粹情节高涨的中国,一人一票会不会选出中国的希特勒?或者就算不是希特勒,我们也只能选出我们的沙皇?如果我们有了选票,到时候会不会有人一通演讲,说自己当选后可以解决钓鱼台问题,解决南海问题,也可以打日本,打越南,这样就会得到大把的选票吧?当今国民的理智真的能够判断和选择适合自己的领导人?

3,假如我们真的民主了,我们该怎么发展经济?要知道,我们普通老百姓不仅仅需要民主,自由,法制这些,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吃饱饭。如果我们有了民主制度,但是没有好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还是需要像现在这样,用我们这些廉价劳动力来发展经济,那我们追求民主还有意义吗?您看看亚洲民主而且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有三星,LG,现代,台湾有HTC,华硕,宏碁,还有富士康,日本有索尼,松下,东芝,本田,丰田,这些是不是一个民主并富有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有什么?如果没有这些,那我们民主后跟菲律宾,泰国是不是一样的?那民主的意义还有多大?我们追求民主是想过更好的生活,不是想要换个制度,还是过现在一样的生活吧?

4,
您在您的文章中多次谈到要我们多关注台湾和韩国的民主进程,您也多次赞扬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建设的成就,但是您从没有谈过日本,为什么?台湾和韩国的民主成就,应该说少不了日本的影响吧?日本的民主成就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日本是把民粹情节和民主精神结合的最完美的国家,日本社会稳定的像一台机器,他们换领导人就像换衣服一样容易,这个是美国都难以办到的吧?由于那场战争,让我们对日本人非常的痛恨,都不愿意去了解那个民族,所以我们国内对日本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日本一定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民族。不是有个美国作家以日本人作为镜子,写了一本批判美国人的书叫《丑陋的美国人》,然后才有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嘛,因为对日本的不了解,所以很想听听杨教授您对日本人和日本这个国家的看法,希望能满足一下这个小小的要求。

不能再问了,尽管还有很多,很多想问的,但是时间非常有限,只能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请教您了。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您最忠实的农民工读者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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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谈话:重建价值观,追寻中国梦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获胜感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如果你不那么激动,如果你对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有所认识,你完全可以说奥巴马是在忽悠。美国《独立宣言》与《宪法》确实一早就为新诞生的美利坚确立了包括自由、民主(选举)、平等、正义、宽容等在内的核心价值理念,可是,建国之后的美国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实行奴隶制的国家,当时美国的“民主”也只允许不到人口三分之一的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公民投票,哪里谈得上自由与民主?

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美国的历史,你会看到,正因为美国的国父们在立国之初把这些充满理想的美好词句都塞进自己的价值理念里,才使得230多年一路走来的美国,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无论走了多少弯路甚至邪路,总在遥远的未来有一个指路明灯吸引着他们。连政客们也都不得不高举这些价值理念,教育与引导国民;而国民更是随时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挑选、监督、塑造着美国的政治人物们。所谓美国梦,也都是建立在这些价值理念之上。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想要崛起于世界之林的国家,必须拥有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历史潮流的价值理念。这样的价值理念往往比武器和财富更具活力,能够帮助一个国家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牵引这个民族走向光明的未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改革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下一步如何走?下一站在哪里?有说要继续经济体制改革,有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多有识之士还提出了各种更加具体的建议,这些都是有益的,值得肯定。但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今无法回避的当务之急,就是发展文化,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重建核心价值观,说比做容易。虽然所有国家拥抱的核心价值观都是短短的几行字,可如何提出这几行字,却考验着我们。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绝对不是某个利益集团能够确立起来的,更不能根据某一个领导人或者领导集体随心所欲地拍脑袋想出来。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得到执政者、精英与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持久,才能转化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坚持违反人类的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不管你一时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迟早还会贻害人类,最终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二战时的法西斯德国不可谓不强大,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更是占据了半个地球,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他们其实是败在自己拥抱的价值理念上,那些理念让他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虽然北京执政高层对此早有所认识,并于去年的中央会议上发出大力发展文化、建立与逐渐完善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呼吁与指示,但迄今为止,仍然无法推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简单明了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究其原因,就是思想不够解放。我们被自己设立的一些僵化的条条框框束缚了,不敢直面在世界各地已经开花结果的普世价值。

例如,“自由”作为价值观与人类的理想,几乎出现在所有文明国家拥抱的核心价值观里。可在我们这里,“自由”一词却被长期扭曲,被“妖魔化”,有些人更把这个普世价值说成是西方特有的,是被美国垄断的。

“自由”确实是美国核心价值观中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人是为了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才来到美洲大陆,他们追求自由,珍惜自由,但如果说“自由”是他们特有的,并被他们“垄断”,那就很搞笑了。

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某个民族与国家驱逐外国侵略者、争取独立,获得解放;另一个就是个体的种种自由。根据以上两层普遍接受的对“自由”的定义,“自由”作为价值观与理想其实贯穿了中国近现代追求国家独立与个人人权的历史。过去近两百年中,中国人民摆脱专制独裁,赶走一波又一波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日,追求的正是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1949年后走了弯路,改革开放后,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也是以“自由”为主轴,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让人民更自由的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即便在政治领域,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有所增加。

那些认为“自由”是美国特有价值观的人,既不了解中国历史,也不清楚美国历史。更无法认识到一个国家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各种理念与价值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拿“自由”、“公正”、“民主”等被世人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来说,都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美国人今天实行的民主正是对自己过去只允许少数有钱的白人投票的那种民主的否定与改进,美国人今天还在为自由而战。

除了少数坚决抵制现代文明,绝不接受普世价值的人之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反对普世价值,他们只是认为中国还没有发展这个程度,人民素质还不配享受普世价值,担心中国人一旦接受了这些价值观,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于是,在提不出自己的价值观,又绝对不接受人类普世价值理念的情况下,让中国陷入文化与价值理念的真空,以致朝野内外都看不清前途,道德底线滑落,甚至,连我们的“中国梦”都是要到国外留学、移民。

杨恒均 2012.4.23

附录一: 从“北京精神”看“核心价值观”

这两次出差北京,我注意到北京的街头巷尾都树起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宣传牌,称之为“北京精神”。在“走遍中国”时,我发现全国各地多个城市都推出了类似的“城市精神”。这是一个良好的尝试,也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创举。一个人得有点精神,一个城市不能没有灵魂,那么,一个国家呢?一个国家的精神与灵魂,就是国民共同拥有的核心价值理念。

实事求是地说,同世界上绝大多数确立了核心价值理念的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种差距,就不能思想解放,也容易让我们在制定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束手束脚、瞻前顾后。我们应该像温总理所教导的,要积极吸取人类的长期以来形成的精神财富。我们同样应该参考美国的经验与教训。

符合国情与人类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激励一个国家的理想。这类价值观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我们对这些价值理念的解读,既要根据实际情况与具体国情,又要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

就拿“北京精神”来说,我没有看到北京政府具体的解读文本。我想,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对这些精神与价值理念的最终解读权,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终做出评判的是历史与人民大众。

例如,“爱国”,从战争年代爱国者们“不追根究底,只慷慨赴死”,从美国911后那种众志成城的全民爱国,到站出来阻止当权者损害这个国家与人民,到一些勇敢的美国公民站出来质疑美国政府以反恐之名侵犯公民隐私、虐囚,一个成熟的民族总有一天会认识到,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不只是那些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国捐躯的烈士,更多的是那些对抗权贵保护国民的英雄儿女们。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从屈原、岳飞等著名的爱国人士开始,真正的爱国者常常是在监狱中,甚至被统治者折磨致死。

“创新”。落后就要挨打,当我们从西方引进了飞机大炮,从“山寨”开始力求自主创新,有了一些自己的品牌,有了自主研发的火箭、卫星与航天飞机后,可同时,我们也要敢于在理论、思想与观念上创新,解放思想。

“包容”。一个成熟的民族,每一位成熟的公民,都应该学会包容,知道如何去宽容(广东的城市精神)。同样的道理,一个成熟的政府,则应该包容多元,宽容异己与不同的声音。

“厚德”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旺,执政者要做到以德治国,更要做到以德管住自己的家属不贪污腐败,不违法乱纪。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对执政者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法治。正如人民日报所说,中共不允许有“特殊的党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级别多高,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制裁。

对“城市精神”的解读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对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的解读同样如此。呼吁当局顺应民意,及早提出符合中国国情与普世价值理念的核心价值观。

杨恒均 2012.4.16

附录二:“城市精神”集锦

在“走遍中国“的过程中,收集了一些城市的“城市精神”与口号,下面列出来(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今后,一段时间,在“走遍中国”时,还会关注更多类似的城市文明建设,并可能会组织一些活动,有兴趣的官方或民间机构可以联系我们,并欢迎网友对自己所在的“城市精神”发表意见:yanghengjun@gmail.com

成都: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

无锡:尚德务实、和谐奋进 (最近提出“四个无锡”)

河北:坚韧质朴 重信尚义 宽厚包容 求实创新

江苏:创新、创业、创优

南京:开明开放,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

重庆:重山重水 重情重义

常州:勤学习、重诚信、敢拼搏、勇创业

杭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

宁波:诚信、务实、开放、创新

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青岛:诚信、博大、和谐、卓越

济南:诚信、创新、和谐

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

汕头:海纳百川,负重图强

深圳: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

石狮:团结、自强、务实、奉献

泉州:求是、团结、务实、创新

内蒙古自治区:活力、人文、和谐

长沙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大连:创造、创业、创世

抚顺:不懈奋斗,无私奉献

吉林市:同舟共济,激流勇进

三亚:极力争取

唐山:感恩、博爱、开放、超越

郑州: 博大 开放 创新 和谐

苏州: 崇文、融和、创新、致远

南昌:大气、开放、诚信、图强

荆州:筚路蓝缕、和衷共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

抚顺:不懈奋斗 无私奉献

太原:兼容 和谐 诚信 卓越

呼和浩特:(前两名)(1)骏马精神草原气质(2)呼和风细雨养浩然之气建特色青城

广州:务实 求真 宽容 开放 创新

昆明:春融万物 和谐发展 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

长春:拟“兴于闯长于信 敏于思 立于善”

徐州:承两汉雄风,集南北大成;展英雄气概,铸徐州辉煌(一等奖)。

常州:勤学习 重诚信 敢拼博 勇创业

温州:自强不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求发展(1993年);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1998年);敢为人先民本和谐(2005年)。

九江:融汇九川 敢为人先 勇创实干 追求卓越

新乡:厚善 崇文 敬业 图强

太仓:书承七录船系五洲 毓秀钟灵人争上游

海门:海纳百川 强毅力行

慈溪:慈惠三北 溪通四海

昆山:开放融合 创新卓越

张家港:团结拼搏 负重奋进 自加压力 敢于争先

安阳:文明和谐 创新超越

抚顺:不懈奋斗 无私奉献

鹤岗:创业发展 包容和谐 竞争图强 捷径敢超

襄樊: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金阊:精致卓越 和合昌明

井冈山:坚定信念 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 敢闯新路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延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大庆: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北京: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几个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精神:

纽约:高度的融合力 卓越的创造力 强大的竞争力 非凡的应变力

伦敦:历史与现实的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

巴黎:时尚之都 浪漫之都 服饰之都 欧洲文化之都 欧洲经济之都

东京:原为干练 优雅 博爱 排他,改为干练 优雅 博爱 合作,又为发扬博爱的都市合作精神,把东京建成能为世界作出突出贡献的新型城市。

新加坡:独立民主 敬业乐群 仁爱礼让 廉洁奉公 勤俭刻苦 坚毅不屈 乐观进取

杨恒均视频:你所不知道的香港

《环球时报》:美国垄断不了“自由”“民主”/杨恒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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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感怀:后悔做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

对镜子里的自己还是有些不满意,可已经换过两套衣服了。今天秘密跟踪的“目标”对我了如指掌,稍不小心,就可能穿帮。想到这里,我“扑哧”地笑了出来。没想到,时隔多年,今日不得不重操旧业,弄到自己竟然要化妆去跟踪监视“目标”。

下午两点才选定了一套平时不常穿的服装,又从衣柜里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公文包。这个公文包与这身打扮,看上去更像毫无特色的上班族。这可能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第一次执行这样的“间谍活动”,虽然对我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根本算不了什么,但今天跟踪的“目标”非同一般,我还是小心为妙。

2012年1月31日的下午,我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把自己打扮成一位上班族,混在乘客中来到北悉尼圣奥拉多地铁站。目标会从太平洋公路的入口出现。我观察周围地形,选择了喷水池后面靠右侧的一张长凳坐下。按照事先的调查,“目标”可能在15分钟后出现,我的目光锁定了方向。除了中途有一位性感的澳洲女子挺着胸脯、翘着屁股两次从我眼前经过,让走神了十几秒钟,我那双著名的、可能是迄今为止间谍世界最锐利的小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入口……

就一个多星期前的1月21日,中国农历除夕的前一天,有几个网站突然关闭了我的博客。我有些吃惊,毕竟已经写了六年的博客,怎么说关就关呢?震惊之余又转念一想,我不是早就说过最多写五年博客吗?五年时间,已经足够把我想说的都写出来了。可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与读者的互动,又让我多写了一年多的博客。现在博客被关,终于不得不停下来。

没有博客可写,我索性把电脑关掉,连网也不上了。那段时间,国内朋友与读者到处寻找我,海外有七八个媒体要采访我,而关掉电脑的我,并没有去回应,再说,我也失去了回应的平台。六年多来,我第一次过上了没有博客的正常人的生活……

说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并没其他意思,也不是夸张。自从写博客以来,我就过得不那么正常了,工作学习之余,有丁点时间就要上网浏览、写作,活生生把一个人劈开成了两个人:一个活在现实中,一个活在网络虚拟中。活在现实中的那个我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也逐渐脱离现实;活在虚拟互联网中的我,倒是越活越起劲,活出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那段博客被关的日子里,我生活中重新有了澳洲的沙滩与阳光、各地的美景与美女,悠闲的时光也多了起来,与儿子在一起开心时刻以及种种以前被网络与博客占据了的美好时光也悄悄回到身边。

下午三点一刻左右,从入口处涌进了一群穿制服的,我调整目光的焦距,没有发现“目标”,应该在第二批里吧。这时我感觉到周围有很多双警惕的眼睛也在搜寻着“目标们”,真是谍影重重啊……

博客被关后,我主动给国内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解释。结果发现他们都知道了,也已经担心好多天了。我说,你们放心,应该没什么事,以前也发生过,等到敏感时期过去了,就又打开了。我又补充了一句:这段时间我正好集中时间工作赚钱,陪孩子到处玩。要是博客重新开了,我也可能不再写了。

没想到,当我说完这几句话时,和我最亲的几位亲戚竟然都说出了类似的话:太好了,你就不写了,今后好好生活吧。

放下电话,我沉思了很久。虽然我的亲人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是如何的“不正常地生活着”,并让他们为我操心、提心吊胆。深爱我的那些人,大多数早就不想我再写了,只是他们碍于我如此的狂热与执着,没有说出来,或者他们在等我受到挫折后“回头是岸”,现在我自己说出来,我仿佛听到他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我目光锁定了目标!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小小的影子出现了,活蹦乱跳的……

写不写博客,其实同父亲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父亲虽不上网,但总有一些亲朋好友向他提起我在网上的写作。他们大多是以赞赏的口吻,有的还转述了我博文的内容,父亲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议论。我的博文内容,他并不陌生,最早,就是他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他内心一定很矛盾,也开始后悔了吧。自从他看了我那本《家国天下》,每一次见到我,都会对我说,别写那些东西了,太危险了,不值得,你还是搞好自己的生活吧,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知道我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我改变了自己。不过,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我告诉他,我渐渐写少了,很快就能停下来,您不用担心,我得让读者慢慢适应,对他们得有一个交代。父亲没有电脑,也不上网,但知子莫若父,我看得出他不太相信我的话。有意思的是,当我的博客被关闭后,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我已经不写博客了,父亲竟然立即就相信了。有些高兴,仿佛我是浪子回头。

我很有些难过。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即便不考虑其他原因,也该为了父亲与亲人停止这种带一定危险性的写作。父亲在49年后的历次运动与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很敏感,以他目前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如果我出点什么事,他老人家绝对挺不过去。看起来,忠孝不能两全并不是古人才遇到的难题。

在那次执行最后一次“间谍任务”时,我脑海中一直想着父亲。我还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场景,那天从北京回到湖北,我告诉父亲,我不在北京外交系统工作了,我主动申请调到另外一个更特殊的部门去为国效力。父亲简单问了我几句后就明白了,当时,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极其少见的表情,有嘲讽有悲哀也有鄙视与无奈,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年青儿子面前露出那样复杂的表情。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能完全解读出父亲当时的内心世界——在内心深处,父亲是鄙视我这种“特务”的,但我却是他亲自培养起来的最得意的儿子。后来有一次,他甚至问过我,你会去当局告发你这个右派父亲吗?我大吃一惊,但很不以为然地说,您误会了,我不是“特务”,我是“间谍”,我是对付外国人,保护中国人的。

也许,误会的是我吧。这时,“目标”从我眼前不远处经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我自信没有露出破绽,但会不会我和“目标”相隔太近,他闻出了我的味道?

冬天远去的时候,我都会把父亲送上火车,他从广州回到湖北随州过春、夏、秋。3月28日,我决定把父亲送到随州。这两年,父亲总说出让人伤感的话: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广州了,我走不动,来不了啦。父亲的身体确实越来越衰弱。但,他还是忘不了关心我:你还在写吗?少写点啊。

我扶他上火车时说,爸,你放心,我已经很久不写博客了。实际情况是,我的博客在2月21日又都解封了。我也顺手写了几篇短文,但由于第一次隔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写博客,竟然再也找不到六年来支撑我的灵感与激情。不过,我已经事先通知亲朋好友,也在微博上提醒大家,不管我写什么,不要再告诉我老爸,以免一位84岁的老人过多联想。

那天和父亲上火车时,还是出事了。我也没想到,短短一节卧铺车厢,竟然有两位乘客认出了我。列车启动后,一位广州的乘客来到我们的卧铺车厢打招呼,他坐下来聊天。父亲觉得奇怪,好几次问我们:你们怎么认识的?

那位老三届的广州朋友告诉父亲,他常常在网络上看我的博客,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很喜欢我的博文,认为温和理性,又说到点子上。他还记得我写父亲的文章。

我心想,坏菜了,我都告诉老爸我好久不写了,你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位六十岁的广州朋友谈兴正浓,没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他告诉父亲他曾经当过小红卫兵,参与过大串联,也去北京见红太阳,但这些年,他的思想渐渐改变了。其中当然也有博客的影响……他又大声说,有人想倒退,有人想复辟“文革”,而我的文章一直在提醒人们警惕这种现象,并在过去两三年,直接点名批评那位位高权重的重庆领导人……

父亲是中学老师,他当时教的学生正好都是老三届,他们两人之间显然比我和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父亲以前并不看好这些老三届,他了解自己的学生们,他曾私下告诉我,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可眼前这位生意人,多多少少改变了父亲的一些看法。那位朋友说,感谢互联网。当那位网友离开时,父亲有些激动地说,老三届有你这样的人,中国有希望啊。

隔着一节列车车厢,我借助间谍电影上学到的跟踪知识,观察到“目标”在另外一节车厢里的一举一动,换车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如果换错车,至少要多走20分钟的弯路……

还好,他没有换错车。我放心地坐下来,继续想我的父亲,想他对我们姐弟四位付出的代价。父亲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他对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但更爱自己的子女。多年前,他用一些原始的、不那么成熟的思考影响了我,而当我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明白了更多道理,也挖掘得更深,并开始用博文影响一些读者时,他却害怕了,一再要求我停止写作。

我理解父亲。他老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改革开放后,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能够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国家,可当我有一天告诉他,我们全家要到美国去的时候,他竟然伤心地哭了很久。其实,我那时出国是为国效力,不过因为保密而不能告诉他。父亲反而告诫我: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不能忘本,要教孩子中文。

父亲的这种矛盾性格有时甚至发展到有些变态的地步。我知道这都是1949年后屡次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同知识分子,还是当地农民相比,文革中我们家庭受到的冲击与迫害都不算什么,父亲是公办老师,母亲是医院医生,工资有保障,而且并不低。只不过,我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父亲忍辱负重换来的,那些年,父亲为了保护四个子女,低三下四地活过来的,把自己最锋芒的观点与思想都深深掩盖起来,一个49年前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却要配合那些批斗自己的人,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那是一种怎么扬的精神折磨?

但父亲“成功”地做到了,付出的是良心与尊严的代价,保护的是自己的四个子女的安全与上学的权利。“文革”扭曲了父亲的心灵。直到今天,他还常常在睡梦中惊醒,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做了噩梦,梦中,他被批斗,我们姐弟四个流落街头——对父亲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其实并不只是噩梦,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他们身上过。

老天爷可能都想不到,父亲没有做的,他老人家一直语重心长告诫我不要去做的,正好就成了我后半生追求的目标,成了我做人的理想:我绝对不会对邪恶与不公正保持沉默。

但我却没有半点不理解父亲,更不会不理解他,毕竟他那时是为了保护我啊,而我呢?如果我的孩子也在国内,需要我保持沉默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与受教育的机会,我有选择吗?我会去选择吗?我会为了国家、民族和民众的长远利益,去拿我自己的孩子冒险?

父亲以长期的压抑与扭曲自己的灵魂来保护子女,我又何尝不会不惜一切保护我的孩子?在跟踪“目标”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想到这些,眼睛都有些湿润了,脚步也加快了,不知不觉就和“目标”拉近了距离,惊动了“目标”,小家伙突然停下来,回头看见了我,喊道:Daddy,你一直在跟踪我?

曾经有一位学生想研究我的思想变化,我说了一些,他觉得不能说服他,于是他翻开我最早的文章与小说,开始仔细对照一些内容,最后他告诉我,你最早的文章,例如那篇著名的“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还有你的代表作《致命武器》几乎都是写遭受磨难的中国孩子的;而根据你的纪实文章,那段时间,你正在澳洲享受悠闲的生活,并陪着儿子“铜锁”在澳洲的阳光与沙滩上成长,这种反差一定激起了你内心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最终生出了一种信念与力量……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但我知道他发现了我隐藏得很深的秘密。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也为了更多的孩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崇高的理想,只不过是为了孩子。为了保护孩子,我什么都能做——这个想法有时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一股很浓的黑暗势力。

这些年,我努力做得阳光,可并没有完全驱除这种黑暗。每当看到一些残害孩子的事情发生,例如有人拐卖孩子、毒害孩子的时候,我就颤栗地想,如果有人这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会怎么办?我还会像我主张的那样,通过“法治”的手段去理智地申张正义?我心中那股黑暗的力量会不会冒出来,让我变成杀手,甚至恐怖分子?去残忍地报复甚至屠杀那些残害孩子的人?我不敢想下去。我们都是天使与魔鬼一体的动物。这让我关注制度建设、追求民主自由的时候,从不敢放松对人性的关注,对性格的塑造。

可能因为那天脑袋里充满了这些想法,让我第一次失去了专业水准,跟踪到家门口,还是被儿子发现了。不过,他没有生气,只是说,他早就感觉到我在跟踪他。他又说,今天好多位同学的父母都去“跟踪”他们同学了,你们真是“过度保护”(Over
protective)……

那天是儿子第一天上中学,也是第一天自己坐火车与公车独自上学,我们认为应该陪他一天,让他熟悉路途,知道如何转车,但儿子一口拒绝了,而且很生气,说那样太掉价了,让爸爸这样“不酷”的人陪他上学?同学们看到了,会笑话死他的。最后我只能采取地下行动,重操旧业,对他进行了“间谍”行动。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想起来,今天去“跟踪”孩子的有好多位父母“间谍”。不过,我也能够感觉到,对孩子进行跟踪的大多来自于亚、非、拉发展国家的移民父母,看到几位白人,结果是说俄语与意大利语的。

这次把父亲送回随州后,我又回到北京忙工作。这些天又听到他身体状况不好,又住进了医院。我当即调整了儿子回国过复活节假期的日程,安排他们回随州看望爷爷。

父亲看到两位长大了的孙子很开心,也有些激动。父亲同孙子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我明显感觉到他们之间不但有“代沟”,还有“国沟”。我告诉父亲,儿子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也刻意让他们回避政治、文学写作等人文科目。我说,如果他们今后长大后不同中国做生意,估计关系就不是很大了。我想告诉父亲,我们经历的一切,就到我们为止吧。我还想告诉他,到我这一代,怎么也都该结束这一切了。

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父亲大脑里生了一个瘤子,医生说不能激动,否则会出血的。我想,只要不谈论政治与历史,84岁的父亲是不会太激动的。父亲对我说,也好,你也该放下了,别再管那些事,少写点吧。看看你儿子,那些事也不关你的事啊。你要是出事了,被打倒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我见过多了。

我知道,父亲见过太多,要想改变他,真不容易。我只能使劲地点头。其实,我很想告诉父亲,时代不同了,“被打倒”的概念也不同了。只要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只要你坐得正、行得直,只要你自己不倒掉,其实没有人和势力可以打倒你。我还想告诉父亲,你不是最讨厌文革吗?这些年,我虽然冒一些险,但总算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文革的本质,恶制度的弊端,以及自由、民主的好处。过去三十年年,中国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这个进步还会持续的,但需要一些人去推动,甚至有些人去牺牲。

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依旧保持沉默。看着老态龙钟的父亲,我很难过。父亲当然知道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都需要一些人的努力甚至牺牲,但他只不过不想要自己的儿子去干那种事。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他呢?我自己不是早就自私地把儿子送到了国外?

这次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生出了冲动,想问父亲一些问题:这一生中,你做过什么让你后悔的事?又有什么事,你因为没有去做而感到后悔呢?

但我始终没有问出口,怕激起老人对往事的回忆,所以至今我也没有答案。今天,是我47岁生日,我再次想起这个问题,不过我只能问我自己:我的大半生中,做过多少让我后悔的事?又有多少事没有去做,而留下了遗憾?

杨恒均 2012/4/18 生日 于 海口

参考阅读:

致命武器

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

父亲的眼泪

地主老爸放言:又到了大土豪的时候……

生日感怀:后悔做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 - 杨恒均 - 杨恒均的博客

湖北省随州市 随北“杨家祠”三长老(中间是身为族长的父亲)

生日感怀:后悔做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 - 杨恒均 - 杨恒均的博客
2012年4月18日,老杨头在海口37度的高温下迎来47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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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选举那点事儿

主持人说明天香港大选,请我来讲讲香港的选举,我说,选举很乏味,大家不会感兴趣的,尤其对生活在无奇不有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民众来说。要讲就讲28岁的年轻人如何一夜之间继承最高领导人职务,手持核子牌威胁美国;或者揭秘卡斯特罗是否又做手术了;再不然,可以讲一下北京神秘的大风,伤了28个人;当然还有疑似北京市民庆祝油价高升的夜半鞭炮声。这些都比较刺激,至少比选举与宫廷穿越剧好看。

好了,开个玩笑,大家别介意,在座的有没有“特殊网友”?没有反应,说明你们早上起来没有看新闻。新闻说,佛山市领导透露,小悦悦事件后,他们启动了“特殊网友”上网发帖,引导舆论,维护佛山和谐。他强调这些“特殊网友”不是“五毛”。大家看,“五毛”有了学名:特殊网友。在座有没有“特殊网友”呢?好,没有人举手,那我就不开玩笑,言归正传了。

为什么请我来讲?我不是研究香港的,我想,大概是因为我1997年前在香港生活了五年,两年前又回到香港工作的缘故吧。不过,大家注意到没有,中国大陆研究香港问题的专家学者非常少。为什么?原因大致有两个:1997年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97年后是大陆的领地,香港都是被动的小二,要研究香港不如研究英国的殖民政策或者北京的“一国两制”。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则是1997年后实行“一国两制”,中央政府担心落下干涉香港内政的恶名,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研究所与大学都是官办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设立研究香港的政策研究机构与智库,否则,你的研究结果一出笼,西方就会解读为“干涉香港事务”,所以,北京有研究非洲任何一个小国家的专家学者,却很少有研究香港的。即便有,你请他来讲,他也会浑身上下都敏感,讲不出什么。

可我要告诉大家,香港非常值得研究。我们现在侃侃而谈,说什么西方的自由与法治,研究美国和欧洲的人一群一群的,可其实呢,最值得研究的香港就在我们眼前。香港是一个大大的“怪胎”,是世界唯一没有民主却拥有最好的自由与法治的城市。每年都被评选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城市。最重要的是,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你不研究香港,却去研究其他的?

1997年之前,香港是殖民地,从英国空降港督来管制港人,但由于宗主国英国是老牌的民主国家,港督也都是民选的政府派来的,香港最终拥有了法治与自由。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大家可以反问,英国有几十个殖民地,为什么唯独香港才开出了这么好的自由与法治之花?这个大家可以研究研究。(请参考我的博文:《漫步两岸三地,漫谈中国文化》)

1997时,有一位外国人说“香港死了”,引起了一阵恐慌,他的观点在西方很普遍。他们就是认定北京政府不可能贯彻执行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可北京还就真的严格地实行了这个政策。从政治上保住了香港。当然后来香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那都是经济上的,主要是因为大陆实行市场经济,尤其是十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香港作为自由港与转运站的地位大大下降,并非政治原因。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中央政府是坚定地执行了“一国两制”的,但小鬼难缠啊。例如,有很多部门和利益集团,还有一些权贵,都因为个人私利或者自做主张,而去“干涉香港内政”,迫使一些香港媒体自我设限。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央政府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1997年前一些以批评中央政府甚至专门揭露领导人隐私的杂志依然在香港报摊发行。当然,有些同大陆做生意的连锁店,就主动拿下了这几份杂志。可那是他们的自由。

说起香港的自由法治,有些人就说了,既然没有民主也有自由与法治,我们为啥还要民主呢?这话不全错,如果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自由与法治,民主确实没有那么重要。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国两制”只不过是一个“承诺”,虽然也写进了中国宪法里,可我们有些人如何对待宪法,人家香港让人又不是瞎子?我想,这就是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哭着喊着要民主的主要原因。

香港的民主运动由来已久,但成气候是1989年之后,那场运动让他们感到了紧张,也看到希望。当然这些年受到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的崛起,带动了港人对民主的渴求。现在的共识是:只有民主才能保证自由与法治。

另外一个大背景是政府的“合法性”——这可能说得严重了点,那就说“特首”的合法性吧。民主提供政府与行政长官的合法性,这个很重要。董建华是个好人,是位红色资本家,人品也很不错,1997年他上台时,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让很多人热泪盈眶。但倒霉的他偏碰上了金融风暴,加上23条,不得不在2005年辞职。商人治港失败了,中央政府改弦易辙,使用了港英培养起来的曾荫权。不得不承认,这哥们很专业,从2005年至今,很有点兢兢业业的味道,可结果呢?去年“七一”大游行就让他下台,今年又发生了到立法会“含泪道歉”的事情(请参阅我的博文:《从香港特首含泪道歉看北京两会》)。

这就凸显了非民选特首的困境:你干的好,得不到多少好评;你干得不好,民众立即吵着嚷着让你滚蛋。谁让你不是咱们选出来的?你想,一个民选的领导人,你还真不能动不动就让他走路,人家是合法选举出来的,你得等到下一次选举,或者启动合法的弹劾程序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选特首不是给北京找麻烦,而是帮北京排忧解难。

此外,还有一个大背景,香港人试图从民主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与前进的活力。希望保有自由与法治,真正“港人治港”,当家作主。港人希望用民主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增强民众的信心,挑选出能够带领香港走向光明未来的政治家,这是香港呼吁民主的原因。

这次选举的看点

一、假戏真做。去年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现象,按说,有选举权的只有1200个人,可一旦启动选举,加上有2017年在远处召唤,香港立即焕发出了不一样的活力。看看那三个候选人,走街串巷,面对全港700万观众进行辩论,弄得像真的似的。更有意思的是民调不停,网络选举热火朝天,民间选举特首的运动也开始了。我在想,香港各团体与市民的热情,让那1200位选委很郁闷,你想,要是他们选出来的特首与民调、网络选举及市民选特首的结果不一样,那就不只是难堪的问题,而是他们没有脸,没有合法性了。候选人的假戏真做与市民的热情也让北京很关注,民主这东西啊,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
从这次假戏真做的选举,我们大家都能感觉到,民主是个不归路,2017年肯定需要动真格的。

二、真假难辨。有些香港人看到候选人互相“抹黑”,就觉得马上要天塌地陷了似的,感叹香港民主的质量不行,政治家素质不行。这些人啊,就是叶公好龙,民主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香港的候选人已经很出色了,要知道,他们可是世界上最难当的候选人。你想一下,世界上有哪一场选举中的候选人会像他们那样必须迎合三个主人?首先是有投票权的那1200位选举委员会的委员,这些人难搞,因为他们是无记名投票,想投谁就投谁,根本不必考虑被他们“代表”的那些人的意愿;其次是没有投票权却最终有权批准他们哪一位可以成为特首的中央政府;排在第三的主人是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决定谁当选,却可以决定当选者未来四年是否可以平安度过以及决定他历史地位的700万香港民众。要在这三者之间左右逢源,实在是历史上自从有了选举后从来没有过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看了他们之间的辩论,两位主要的候选人都在言词之间迎合三位利益并不相同的“主人”,让人想笑,又有些心酸。

当然,也有值得兴奋与期待的,这是1997年后唯一一场投票结果没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结果的选举,充满悬念啊。这场选举锻炼了香港市民,更锻炼了政治家。不过,输赢并不重要,这只不过是一场预演,好戏还在后头。我能够理解大陆有些人提心吊胆的心情。这里我想引用温总理的话送给他们:民主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香港选举的意义及其对我们的启发

下面是我今天的点题,我要从三个方面入手谈谈香港的民主与选举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一是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与“特区”理论谈一下中共执政理念的变化。(略)

二是谈一下香港模式与香港的成功对我们的启发,他带给大陆民众与北京执政者的信心。我们不必跨过太平洋与台湾海峡去研究民主、自由与法治,我们只要跨过罗湖桥就可以了。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吸取香港的经验,例如我们这里整天还在争论文化决定论、素质与民主,其实你到香港去生活一段时间就能搞明白。

第三,也是今天我们要集中讨论的问题,那就是顶层设计与宪政民主。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是一日建成》,我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成熟的民主,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也在一日之间成功了。从法国、美国到英国原生民主,到二战前后纷纷走向独立民主的国家,到苏联东欧的垮台,再到北非中东,你说是不是都是这种情况?专制被推翻,民主就建立起来了。

唯一例外的反而是中国的台湾,现在又来了一个中国的香港。台湾的宪政民主就是顶层设计:一个独裁专制政权弄出了一个民主宪政的宏伟蓝图,然后一边独裁一边碎步奔向民主。大家也看到了,这样实现的民主,质量并不比那些一夜之间建成的要差,甚至更好。还有南韩也可以参考。下面是中国的香港。很值得我们研究(参阅博文《解读温总: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杨恒均 2012-3-24(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世界华人周刊》特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系杨恒均做客腾讯网“燕山大讲堂”156期部分内容整理,根据“一国两制”政策,有删减,第三部分内容略,原版内容请看稍后推出的视频)

参考博文:

漫步两岸三地,漫谈中国文化

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从香港特首含泪道歉看北京两会

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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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温总: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听完今年两会后温总最后一次答记者会,回顾他过去几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以及对中国民主化的一系列言论,我认为温总的思路与思想可以归纳为12个字: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确立目标”是温总反复强调的,不管前面加不加上“社会主义”,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的现代化国家,至少是近五年来温总发出的再明确不过的信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确立一个大目标,才有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能凝聚共识与民心。美国立国之初就确立未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后的伟大目标,都白纸黑字地写在《独立宣言》与《宪法》之中。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最后二十年,中国虽然积累了一些财富,国家与民族却失去了大目标。

“确立目标”是和“凝聚共识”分不开的。没有共识,就无法达成目标。而温总这些年反复宣扬的大目标,不但在体制内乏人响应,就是在体制外,甚至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中,反映也相当的冷淡。

最大的阻力来自体制内的掌权者。他们担心一旦推出这样的“大目标”,会立刻失去主动权,并导致失去政权。他们相信一旦确立了大目标,民众的积极性就会被空前地调动起来,对通向目标的路径选择与对速度的控制,就可能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这正是他们害怕的。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大目标”一蹴而就,明天就实现民主,一人一票的民主。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都是抱住权力死死不放的恶人,还有相当一部分独立思考的人士,他们确实是从民族与国家的角度考虑,担心速度过快会带来混乱,甚至让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车毁人亡。

这可能是温总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国人呼吁“大目标”的原因,得不到体制内的支持,他希望在民众中“凝聚共识”,反过来促动体制内对他“大目标”的认可。遗憾的是,对温总路径选择的不认同,让很多体制外以及相当多的追求民主的人士也保持了距离,甚至讽刺他是在作秀。

温总的路径就是“循序渐进”:“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温总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他明明选择了历史正确的道路,是为国为民造福的路,不但在体制内外都无法取得共识,还遭遇了误解,难怪他答记者问时说自己任期内:“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一位总理强调的不是集体性与党性,而是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感叹不被理解的痛苦,这本身就证明他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立人格”。如果他闷声发大财,甚至像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坚决站在民主与历史的对立面,是不是更能获得一些人士的“理解”?

我能理解温总的思路以及他的苦恼。虽然我的思路与表达思路的方式都与他有所不同,但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他的路能够行得通。这毕竟是代价最小,利国利民的道路。但我深知,在当今的中国,要想就这种“大目标”与路径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项改革的滞后,机会越来越小,也会越来越难。这么多年下来,温总显然也明白这些,于是在最后一次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中国人觉醒了没有?中国的改革得到人民支持没有?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到底有多少是用在追求民主自由这样的大目标上?

我想以西方的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为例,解释一下我为何倾向于“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的主张。谁都知道,美国的民主自由理念与国家的终极目标几乎在230年前建国时就确立了,但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美国民主其实是极其缓慢的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

就拿选举投票来说,只到最近五十年,才最终达到一人一票。而西方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几乎都经历了这种“循序渐进”逐步扩大投票权的相当漫长的阶段。思考一下:美国与西方拥有当今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和这种“循序渐进”没有一点关系吗?你又如何解释当今世界上民主质量相对较差、常常出现混乱的民主国家,人民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得到了一人一票的权利?

再拿台湾来说,“军政、训政、宪政”也是早就立下来的大目标与民主路线图。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蒋介石与蒋经国是独裁,死死不肯放弃绝对权力,让“军政”与
“训政”持续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但当今台湾民主的质量不但在亚洲遥遥领先,甚至公认的超过了比台湾更早实行大选的俄罗斯。这是否和台湾早早设立“大目标”
并“循序渐进”走向目标的模式有关?台湾的民主转型也是近30年来所有国家与地区中最平和与顺利的,和当权者主导转型,恐怕也是分不开的。

我知道这样说有违“政治正确”,会引来非议甚至攻击,但我相信“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是代价最小的转型模式。我也知道这样做有多艰难。新兴的民主国家,从亚洲到非洲,尤其是刚刚发生巨变的中东与北非,几乎没有一个是设立“大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走向民主的。集权与独裁政府鼠目寸光,抓住绝对权力不放,只要还有一点苟延残喘的机会,就不愿意向前,哪怕小小的一步。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手里的权力与口袋里的钞票。

但大众与精英们并不是没有责任,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要就是弄得两败俱伤,要就是让民众看不到希望,更糟糕的是,他们除了口里叫喊的“民主”口号之外,无论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其实与台上的人并无多大区别。西方国家以外地区民主化的经历,多少印证了这类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我希望自己对温总思路的解读不是那么离谱,最后让我们设想一下:经过讨论与辩论,无论左的还是右、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华民族的最终目标是自由、法治与均富的宪政民主国家。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客观与主观的),我们也在“循序渐进”的路径上达成了共识:当局不再对追求温总口里“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民主目标的人大打出手;追求民主的人不再要死要活,看不到希望;该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该乡村选举的继续选举,该维权的还得维权;“民主小贩”继续走街串巷……中国社会也因为有了共同的大目标与对通向这个目标的路径的共识,少了对抗与怨气,显得理性、平静与和谐……

这个设想可能变成现实吗?还只不过是我们的幻想?这就得看我们自己以及下一届领导人怎么想与怎么做了。

杨恒均 2012-3-15 北京

为了理解这篇文章,下面几篇文章不能不读:

《为什么不给每一位中国人发一台电脑》

《专制都是突然倒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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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生命与财产安全?

[杨恒均读书会编辑按:作为两会代表们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值得我们大家关注。近年,随着中国在海外尤其是非洲地区投资的增加,频繁的人员交往与移民,中国公民在海外受到敲诈、勒索甚至绑架、杀害的案例有升无减,就此问题,《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江讯先生采访了中国大陆国际问题专家杨恒均博士。杨博士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可以给讨论此事的两会代表提供新的思路。以下为文章节选,有增减]

隨著中國企業海外擴張,中國國家利益遍布世界各地之時,中國應該如何有效保護海外利益成為值得關注的課題。有學者認為,中國必須盡快制定一套與「走出去」戰略相配合的安全戰略,必須對遍及世界的國家利益作出安全保障的規劃,不只是外交上的規劃,而且還要有軍事方面的規劃。不過,要走上這一步,中國必須具備軍事實力,更需要一種政治意志。

中国大陆國際問題資深研究員楊恒均對亞洲週刊說,對目前中非交往,他有幾個擔憂,或者說,有幾個方面應該特別要注意的。今後應該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避免麻煩。他從三方面作了闡述。

他說,第一,非洲和中國的經濟能互補,在西方一直以來對非洲都不太真正關心,或者不願意下力氣協助改變的情況下,中國進入非洲,是有有利條件的。但由於中國的軍事力量有限,或者說,中國沒有能力投放兵力到非洲這麼遠的地方,那麼和非洲的生意,以及中國的人員,就沒有保障,沒有堅強的後盾。從西方貿易歷史來看,兵力延伸不到的地方,做貿易要特別小心。投資、人員與國家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時候,要注意分寸與規模。從中國自利比亞撤僑可看出,從埃及有人綁架中國人可看出,從海盜猖狂中國無能為力也看出來了。中國如何保護自己的大量投資,還有中國的僑民,應該有所考慮。這符合長遠利益。

至於第二點,楊恆均說,與非洲做貿易,進行合作,人員與資金大量進入非洲,謹記一件事:非洲不是歐洲,更不是美洲。這意思是,歐洲與美洲雖然也排外,但畢竟有一種包容文化,而非洲目前看肯定沒有,在他們需要中國的投資與支援時候,一切都不成問題,可如果進一步深入,尤其是當中國的移民一旦像進入歐洲和美洲的時候一樣,就要注意非洲的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了。到時中國不但會丟掉錢,甚至還有僑民的身家性命。這一點目前看不出來,而中國人這些年世界各地跑,到處做生意、移民的人,又一般不考慮這些問題,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冲,往往弄得当地人很有意見。就拿最近香港出現的事(排斥大陸人),就能說明一些問題。非洲一旦出現排華,可能就不會像歐洲意大利法國那麼「文明」了。我们要有准备。

他說,第三,在投資與金錢上,中國在非洲有一定的優勢,而目前的「中國模式」,最適合推廣的地方不是亞洲,更不是歐美,而是非洲。甚至中國與非洲的文化,在被歐美所謂主流排擠後,也有很多可以融合的地方,但要留意的是價值觀念的重要性。金錢與人員可以進入非洲,同時進入的還有價值理念,目前的價值理念是否能得到非洲人的認同?是否最终會遭到反對?如果說中國大量投資、大量交往,可是中國的價值理念被排斥,而歐美的價值理念潜移默化,最终有一天佔了上風,那到時中國就可能得不償失了,要记住,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价值理念。利比亞就是一個例子,中國與卡扎菲做生意,如今卡扎菲被人家赶下台,完蛋了,中國怎麼辦?损失了多少?當然,可以改弦易轍,没有理念的好处就是随时改变理念,以钱为主。但这总不是一件事
我认为,要在價值理念上下功夫,你不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那也得弄一个其他国家不反感的中国特色的“价值”吧,全球化的时代,你不可能闭门造车,像北朝鲜一样搞一套只有他自己接受的价值理念。要考慮清楚的是,我们的钱与公民所到之处,带去的是什么样的價值理念。

中國在非洲的發展,顯然已引起美國強烈關注,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正正在减少,美國正失去非洲的人心。有學者認為,中方援助的項目七成是以興建道路、運動場館以及政府大樓方式進行,通常更是依靠中國的勞工和材料興建。與之相反,美國的七成援助則用在一些「雖關鍵但並不顯眼」的項目上,比如防治艾滋病、瘧疾、結核病等。杨恒均博士认为,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输出,都要注意效果与长远影响,最重要的是把“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达到“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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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特首含泪道歉看北京两会

今天有网友问我,曾荫权都写明了是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怎么媒体说批评就批评?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用利益交换招待)的情况下,穷追猛打?还有那个立法会,叫特首去问答,人家曾特首都含泪道歉了,可那些议员还是不依不饶,他们凭什么那么牛?为什么香港的自由媒体与立法会有如此大的权力?

 

要说清这个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久前,有媒体爆出香港特首曾荫权到澳门与泰国度假时乘坐了他富豪朋友提供的交通工具:豪华游艇与私人飞机。曾荫权为自己退休后打算,在深圳租了一套房子,房子的开发商黄楚标是政府发牌的香港数码广播的主要投资者。虽说曾荫权租房是按照市场价,乘坐朋友的私人飞机与游艇也都付费了,但有几位立法局议员抓住不放,质疑他是否有利益输送。香港廉政公署2月27日已决定对此立案调查。今天,立法会传呼曾荫权到场接受质询。为官45年,一直以来享有清誉,还有几个月就退休的曾荫权承认自己的行为动摇了民众对香港制度的信心,他深表道歉。他说,澳门和泰国的事都对得起良心,他将退掉深圳租住的房间。

 

良心是靠不住的,而靠政治人物用道德来自律更是不靠谱。好在香港靠的是制度与法治。在这起事件中,我们首先看到香港媒体的自由度是如此之高。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省市,恐怕你是看不到当地媒体质疑“最高行政长官”这类镜头的。

 

大陆一些城市居民可以到香港“自由行”。他们怀里揣了一些钱来到香港,大肆购物。如果让我建议的话,我希望大陆的官民们利用“自由行”到香港的时候,能够用心研究一下香港的新闻节目与报纸,那样的话,“自由行”也许能够收获更多的“自由”。香港的自由,我看行!

 

其次,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立法会对最高行政权力的制约。那么,立法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让我们看看《基本法》第六十六至七十九条就立法会的成立及职权订立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由分区直接选举与经功能团体(间接)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监察政府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亦获授权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并有权弹劾行政长官等等。

 

看到电视机上反复播放曾特首含泪道歉与立法局议员毫不留情的质疑,大陆网友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就拿香港的立法局这种机构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了——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

 

只不过这玩艺在美国叫国会,在有些国家叫议会,在台湾叫立法院,而在中国大陆,则叫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且,巧得很,再过四天,两会——人大与政协——就要召开一年一度的会议了。为什么说中国人大和香港立法会是一样的机构?

 

大家可以翻阅一下宪法,也可以打开中学课本或者百度百科查看一下对人大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员会主要职权:(一)最高的立法权,(二)最高的决定权,(三)最高的任免权,(四)最高的监督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最高国家机关的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等。

 

如果对比香港立法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会发现他们的职能几乎没什么区别,简而言之就是立法,监督政府,任命与罢免(弹劾)各级官员等。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的人大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香港特首虽然也有权解散立法会,但对立法会并无领导权。就我的观察,香港特首出席立法会时,从来不是以领导的身份讲话,而是接受监督、质疑与批评为主。香港立法会对权力的限制与监督,不是削弱了这个政权,贬损了这种制度,恰恰相反,让港人对这种制度更加信赖。

 

正如香港《基本法》是在《宪法》之下,我们也许可以说,香港的立法会也是在人大之下。所以,我倒想建议,希望中国的各级人大能够向香港的立法会学习,不要当聋子的耳朵,要依照法律切实运作起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议会如果不那么和谐,人民代表与官员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社会就相对和谐;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议会开得和和气气、掌声一片,官员与代表们争先恐后地表扬与自我表扬,社会肯定不会那么和谐。

 

如果说台湾地区的民主选举离我们有点远,那么北京领导下的香港地区的自由与法治,就在我们身边不远处。改革从哪里再出发?不妨从身边开始。

 

杨恒均 2012-3-1于香港

 

(本文系《世界华人周刊》特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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