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的德赛博客

钱理群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懂钱先生的忧思，也相信他说的现实状况，但我不赞成他对这些学生的命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利己”却一仍旧贯，是个贬义词，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就像西方国家，人们不指望政客不是利己主义者，而是看他的施政纲领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正是相信他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他掌权后要众目睽睽监督他是否守规则。

“利己”没问题，我们要的是“合理的利已主义”，反对的是不择手段、摒弃道义、信奉成王败寇的“极端利己主义”。

   “利己”不该还是污名 

   鄢烈山

    这些天两个外国青年的善行义举，触动了国人的神经敏感点，引得媒体议论纷纷。一个是南京大学美国留学生JASON，在麦当劳买了两包薯条，分给街头乞讨的老妇人一包，与她席地并坐而食。另一个是在广东东莞经商的巴西青年MOZER，在马路上眼见一名女子被扒手划包，他出手阻止，遭盗窃团伙群殴得头破血流，现场围观者众却不肯出手帮他。

国人的相关议论与后续的新闻报道，已经模式化，这里没有必要重复。我颇为感动并想借题发挥的是这两个外国青年的说法。

美国留学生JASON说：“生活中的每个人都需要我们去尊重，坐下来陪老人聊聊天，可以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是在乎她的”；他在博客中写道：“从来没想到这么平凡的一件事会引起像这几天的反应”。

巴西青年商人MOZER在病房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人，可我碰到这种事情一定会去阻止，因为我也是有家庭的人，我也有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妹妹。我的妹妹才19岁，如果她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我也希望有人帮助她。那么，在此之前，我应该先帮别人。”广东省与东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给他5万元，他说“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内心的爱”。有企业家要捐给他10万元人民币，他说那将款转给他资助的那个汶川地震孤儿吧。

这两个外国青年可能还不懂什么“国学”，根本读不懂“四书五经”（报道说MOZER的“中文很烂”），但是他们的“信仰”却与孔孟之道有十分契合之处。他们的爱基于“恻隐之心”，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信条的完美践行。请注意MOZER提到他才19岁的“妹妹也需要被保护”，他的妹妹并未随他来中国而是在巴西；乍听起来他的话是功利的，其实是一种爱的信仰，人类社会互助的信念。

孟子讲的“恻隐之心”，据说是人的本性，也叫“不忍之心”，也就是目睹某种情境，觉得自己不做出某种反应就会内心难受。这种出于自己免受良心折磨的动机，你可以是说自私自利的，而它的满足却是以利他为条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护自己的妹妹，因而无畏地保护别人的妹妹，这种“推己及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律令，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的，是符合人的天性的，符合道义的——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嘛。

可是，在乌托邦思想盛行的时代，在极左思维占据社会主流的年代，我们所提倡的思想道德观念， 我们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政策，都是与这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思想信念对着干的。

信奉《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的基本论点“私有制乃万恶之源”的学说，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并与传统的观念决裂。于是，政治上搞“兴无灭资”，经济体制搞“一大二公”，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乃至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连农民拿自家菜园的菜去卖也不允许；于是，思想上大张旗鼓“斗私批修”，要改造有七情六欲的人性，让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培养“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把“利人”与“利己”绝对对立：一般性的“利人”还不行，还要“专门利人”。何谓“专门利人”？那就是“毫不利己”呀。这是讲动机，还是讲效果，抑或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无论讲什么都讲不过去吧：“助人为乐”，不是在利人的同时利己了吗？雷锋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难道不是利人与利己的统一吗？

经过这么多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极端年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观念退出了社会统治地位。从宪法上我们承认了多种所有制，承认个私经济的合法性，法律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权，思想文化上更多元。特别是，我们搞市场经济，承认“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当然是以承认人有逐利的本能为前提的，只是要把这种逐利限制在正当、合法的范围内。国家开股市、卖彩票，当然是利用了人们的自利心而意在推动经济发展、在筹资，而不是要人们无私捐款的。

这样说来。在当今，不论是“主观为自己（赚钱谋生），客观为社会（提供商品与服务）”，还是搞慈善与公益的“助人为乐”，总而言之，都是承认了“合理的利己主义”——“利己”不再是污名，“利己主义”不再是罪名。

然而，旧的话语体系可能崩溃了，但是荷载旧观念的词语可能还残留在我们的头脑里，不经意间就涌出来了，就像中国早就是和平年代了但战争年代的词汇还很常用。

这就说到了我写这篇短文的心理动因。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钱理群先生，最近在一个民间教育论坛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懂钱先生的忧思，也相信他说的现实状况，但我不赞成他对这些学生的命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定语“精致”变成了贬义，算是反讽，即极为狡诈、极其伪善的意思；“利己”却一仍旧贯，是个贬义词，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就像西方国家，人们不指望政客不是利己主义者，而是看他的施政纲领是否符合自己的意愿；正是相信他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他掌权后要众目睽睽监督他是否守规则。

贾宝玉说那样的学生是“禄蠹”；李贽说他们是“口谈道德，志在穿窬（为盗）”的伪君子；秦桧严嵩之辈奸诈得再“精致”，最终逃不过历史的惩罚，这些是另外的话。结论是：“利己”没问题，我们要的是“合理的利已主义”，反对的是不择手段、摒弃道义、信奉成王败寇的“极端利己主义”。

2012/05/08

@微笑·段子(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蛮子文摘：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好冷！(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七哥v：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卧槽！
@ O _o给自己催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胶囊！
@辣笔小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有毒！
@广交会最前沿：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傻了！
@ K iefer369：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伪娘！
@王牧笛：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你妹！
@小粒粒姐：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师太！
@纯清小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吆西！
@阉人：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老啦！
@码农亚克西：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太吵！
@记忆曲别针：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早衰！
@三屉馒头：沅水通流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查房！
@北京兵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停电！
@摆摊买醉：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我倒！
@云姝梦颖：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霸道！
@老板擦鞋否：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屌丝！
@浆糊也有小宇宙：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拿钱！
@ R yan龙井白兰地：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讨薪！
@装作开心：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强拆！
@ i- M agic方：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苦逼！
@暴雨江南：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得瑟！
@阿洁锅SM J：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做梦！
@一头活猪：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拆！
@佛是路人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我杀！
@小行人蕭寒：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微博！(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西安路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会场君莫笑，拉菲！
整理：奥一微编辑许智莉(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本版部分内容来自新浪微博，感谢出场网友）

维护基本的医疗秩序，说到底不能靠警察，而要靠缓和医患关系，增加互相信任。医院与医生，千万别误以为警察进驻医院，是来为自己撑腰，对付患者的。要明白，警察既是为医护人员，也是为患者的，总之是为公共利益的。

否则，有患者心怀恨意，要寻仇同归于尽，身揣水果刀和硫酸之类就可以作案，对进医院的人是不是都要搞登机一样严格的安检？

警察为谁进驻医院？

鄢烈山

警察为什么要进驻医院？答案似乎很简单，因为现在“医闹”一起接一起，要让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免受威胁。刚刚报道了某医院医生被心怀不满的患者刺死，又闻某地医院院长被迫带领全体医护人员给医治无效而死者披麻带孝下跪，于是，卫生部和公安部4月30日联合发出通告……这显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几年前就有医院的医生戴头盔上班，就有医院请警察入驻，毕竟医院不是军事重地，也不是政务枢机和科研密室，而是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呀。就像一些城市早些年要求市民拆除房屋窗台的铁栅子，说是有碍城市形象，最终拗不过严峻的治安形势，只好对市民甘当“笼民”听之任之。

其实，这个答案似是而非。 警察进驻医院，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为了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事实上卫生部与公安部的联合发布的是：“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 第一条是“医疗机构是履行救死扶伤责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场所，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手段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侵害患者合法权益，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损坏医疗机构财产。”请注意这个完整的表述，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其表现与后果，“侵害患者合法权益”，放在“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之前。这是符合现实的。一来，刺杀医护人员等极端行为毕竟很少，最常见的是用停尸、设灵堂、摆花圈、聚众闹事等方式向医院施压；二来扰乱医疗秩序，受害的更多的人是求医的患者。

警察进驻医院是以“维护医疗机构秩序”为目的，对扰乱行为也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换句话说，警察在医患之间是中立的，他们维护的是正常秩序，是“程序正义”。解决医患矛盾，治本，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而不是警察的责任，警察只“治标”。打个比方，以发达国家常见的劳资矛盾为例（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行动，欧债危机中希腊与西班牙等国的群众抗议），警察对游行示威者，不管他们的诉求是否合理，只管是否遵守秩序，有无打砸抢行为，有无越出申请路线妨碍交通等，有此等行为就出手管，没有就在旁边看着。雇主和政府不会认为警察的出现，是站在他们的一边。这是因为，正如闻一多先生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所言：“当然秩序是生活必要的条件，即便是强权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尤其对于把握强权，制定秩序的上层阶级，那种秩序更是绝对的可宝。”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接受的。普通人去看医院看病，即便对“医闹”心有同情，也不会对自己无法就医表示高兴吧。

之所以说这番话，是今天（5月5日）出门，偶然买了份深圳的《晶报》，封页导读太有戏剧性了，让我心生感慨，不得不有此一辨。它的头条是“医院里摆灵堂被拘禁5天·事发松岗，宝安警方依卫生部公安部新规作出处置·卫生部昨再发通知：二级以上医院派驻警务室”。二条却是“女子做B超，查出前列腺？涉事福永广生医院称是失误愿赔偿”，并配了求医妇与检验报告单的大幅照片。从报道看，根本就不是什么失误，该医院经过三个医生都没看出报告单的荒唐而硬说她腹中有包块，显然是存心为骗钱要邹女士住院动手术，而事发后电视台记者去采访，却遭医务科长抢夺摄像机。如果有警察在场，是应该撵走邹女士，还是拘留抢夺摄像机妨碍记者履行公务的杨科长？

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我同情当下的医护人员。我有好几个亲戚在当医生当护士，他们工作压力大而收入偏低，医患关系紧张又使他们没有职业荣誉感。另一面，医疗卫生行业存在很多体制性弊病，普通患者要维权确实很艰难。医改的大政方针是全社会的事，不是三两年能理顺的。维护基本的医疗秩序，说到底不能靠警察，而要靠缓和医患关系，增加互相信任。医院与医生，千万别误以为警察进驻医院，是来为自己撑腰，对付患者的。要明白，警察既是为医护人员，也是为患者的，总之是为公共利益的。

否则，有患者心怀恨意，要寻仇同归于尽，身揣水果刀和硫酸之类就可以作案，对进医院的人是不是都要搞登机一样严格的安检？

2012/05/05

有了这些对官员的“人性化关怀”，“吃空饷”的副职怎么能不动辄以十位数计？

机构精简多少轮，官员越简越多，为什么？为官员的得失考虑得太周到，为纳税人减负考虑得太少，丢掉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追求特殊利益的宗旨呗。

 制度性“吃空饷”原因何在

 鄢烈山

古已有之的“吃空饷”，原是旧军队的积弊；在民间，我老家湖北江汉平原有“报水灾”一说，指有关衙门虚报冒领，中饱私囊；二者都是当官的搞朝廷的鬼。如今的“吃空饷”有所不同，固然也是搞“朝廷”（国家财政）的鬼，贪污的主体则不一定是官员，有可能是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是普通老百姓（比如人死了还冒领工资的）。

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学校等国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吃空饷”早已不是新闻，这两年特别引人关注是“官二代”吃空饷的案例。比如今年曝光的山西省4起“吃空饷”，有静乐县县委书记之女王烨，有长子县教育局局长李福刚之子李楠。其所以特别激起人们的义愤，是因为人们对“拼爹”的社会不公痛心疾首。

现在浙江省永康市向“吃空饷”宣战了，在《永康日报》通报了机关事业单位自查出的192名“在编不在岗”的人员。报道说永康市委把这些人分成8大类。我看这些人有些是“吃空饷”，有些则未必。如那个“姓胡的初中教师”，如果真是长期“因病请假”，工资还是应该按病休规定比例发放的吧。“第三类，是借用、借调、抽调人员，共23人”，这些人有什么错？肯定是经上下级机关同意的。“第四类，是‘上班不够正常’的中层正职退二线人员，共9人”，这不是全国通例吗？

所以，我们说，“吃空饷”有两种，一种是少数人搞鬼，形同贪污，见不得阳光；另一种是制度性的“吃空饷”，光天化日，甚至理直气壮，甚至人家还有“顾全大局”的牺牲。

所谓“制度性”吃空饷，若要寻根究底找弊病，我粗略地分析了一下，至少有三条。

一条是制度性漏洞，主要是财政支出不公开。如果各级财政的预决算是公开透明的，不要说工资薪酬支出，就是每一单公务招待都是上网可查的，吃空饷的人和事就没有可能隐藏。遗憾的是，“公共财政”、“财务公开”虽然早已写进中央文件，实行却步履维艰。新民网去年曾报道，湖南永州零陵区有校长对教师停薪留职隐瞒不报，截留其工资吃空饷，区教育局长竟称：“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

第二条，制度性特权所造成。这里且不谈违反党纪国法而倚仗各种时行的“潜规则”造成的个案，比如山西省文水县那个商人变身女副县长的王辉，她的当选是吕梁市领导下达的政治任务，县委书记也不敢抗命，有这么硬后台的她“吃空饷”更不在话下。最严重最普遍的，通常的表述是，“官本位”和“权贵利益集团”，宠出了“吃空饷”的毛病。

所谓“停薪留职”，对机关和有行政执法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人员来说，当初是要搞机构改革，精减机构与编制人员，而与国有企业的改制职工大量下岗大不同的是，不能损害干部的既得利益，分流的人员有的去国企做官，有的送去公费读书，也可以选择停薪留职——不占编制而保留一应“档案待遇”，爱干啥干啥到年纪正式办退休手续。这就给其中有人“下海”了还领钱，提供了可能。

所谓退居“二线”，就是像永康市说的中层干部，到了一定年限必须让出行政岗位，给年轻干部升职机会。通常在省级机关，厅级单位的处级干部只能当到55岁；市县局级机关科级干部干到50岁。还有那些官封“调研员”、“巡视员”之类的，基本是闲职，吃茶看报，不想来的可以不来。在有的机关，“知趣”的，或“自暴自弃”的，就成了“吃空饷”的，即永康市所说的“上班不够正常的”。孔夫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看这些人“上班不够正常”很正常。

曾有报道说：福建龙岩市政府办公室有19个领导除了一个正职秘书长，其余是18个副职，有副秘书长、副主任和副调研员等；河南新乡市曾设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辽宁铁岭市曾设有9个副市长、20个政府副秘书长……说设这么多官职，是工作需要谁信？俗话说“人多不洗碗，鸭多不下蛋”，他们中有人回家“吃空饷”，领导间少扯皮拉筋搞内耗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让“下边”单位少出招待费嘛。

还有就是照顾性安排职务越来越多。在一个市县里当了多年正局（科）级，没有功劳有苦劳呀，到了退休年纪，让人家再当五年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级别就上去了，有面子了，心理也比较平衡了。——有了这些对官员的“人性化关怀”，“吃空饷”的副职怎么能不动辄以十位数计？

机构精简多少轮，官员越简越多，为什么？为官员的得失考虑得太周到，为纳税人减负考虑得太少，丢掉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追求特殊利益的宗旨呗。

说到这一步，最后，不能不提及制度性无奈：干部的年龄非常重要，进退一刀切（虽然依职级高低略有不同）。没到退休年纪，甚至正当盛年，就要你退岗赋闲。谁不知道这样不合理？没办法，互相攀比，谁愿意让贤？ 没有公开公平的竞争规则，谁服谁？只有年纪是

硬的杠杠！什么时候，官员的进退凭大家的选票说话，何愁摆不平而要用官职照顾某些人的情绪？

2012/05/05

这样说来，美国人的利益观，其实是义与利的统一，即“利益”的考量包括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内。美国人认为他们搞“价值外交”，推广民主价值，与他们开口就讲“美国利益”，并不矛盾。因为决策透明、过程公开的“民主国家”，行动可预测，决策较易谈判，不会像独裁者统治的国家猜不透它下一刻会使什么绝招

从反海外腐败看美国人的“利益”观

鄢烈山

一则“大摩前员工行贿中国官员”的新闻正成为网络上热点。事起4月2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官网刊发新闻稿与起诉书，宣布起诉摩根士丹利地产基金中国项目主管彼得森（Garth Peterson）涉嫌违反《海外反腐败法》。指控称彼得森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的前董事长有秘密业务关系，后者为摩根士丹利招揽业务；彼得森将支付超过25万美元的赔偿金，并放弃“他通过不正当行为秘密获得”的价值340万美元的位于上海的房产。

     财新网有起诉书译摘，也有专文“详解大摩前员工行贿中国官员案”。本人无力解读这种财经法律案例；即便有财经和法律方面的专业训练（据我所知，新闻界这方面的人才并不缺乏），也不大可能对这种案件“接力”美国起诉者，追问涉案美国腐败分子究竟和哪些中国官员勾结了，因为此前美国反海外腐败案已多起涉及中国官员，我们的新闻界都仿佛事不关己，作壁上观，其中缘故只能说“你懂的”。

且说美国这种“反海外腐败”并非针对中国的。余波未了的是，全球最大的零售连锁企业沃尔玛陷入“行贿门”，其墨西哥分公司涉嫌在当地以行贿方式换取开店许可。 当然，更不是专门针对摩根士丹利及其中国项目的。据《参考消息》5月2日译文说，近年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纷纷加强对可能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企业的审查。在新一轮行动中，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美国电影工作室及其在中国的生意进行调查。在过去两个月里，证券交易委员会至少向5家电影公司发出调查信，包括20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迪士尼公司和梦工厂动画公司。化妆品公司雅芳2008年曾宣布，它对中国分公司是否违反《反海外腐败法》发起过内部调查。但这个第一家在中国获得直销许可证的外企，目前正在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它凭什么获得了这种优势？）。

香港《南华早报》5月1日发表述评《对于外企来说，中国是布满贿赂风险的雷区》，说“在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外企必须在贿赂盛行的企业文化中小心前行，找到既不违反内地或本国法律、又能扫除障碍在中国市场扩张的办法。业内和司法专家表示，特别是在和负责项目批准的地方官员打交道的时候，贿赂仍然是司空见惯的做法。企业往往用现金或非法礼物来换取地方官员提供必要的许可证。”这就是我们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所谓“潜规则”。

但是，请注意，“司法专家说，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规定，就连国营医院的医生或国有企业的雇员也可以被视为政府官员。”美国人的反海外腐败真是够严够厉的！正如《南华早报》引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梅格·厄特巴克的话说，“这很不容易，因为在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有如此多的准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参与其中。”那么，美国立法与司法者，为什么要这么严苛地对待本国企业呢？你看，金融和经济危机尚未结束，它不怕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受挫，反而发起了新一轮的强力反海外腐败行动。有财新网网友对前述新闻发表评论说：“美国人不想美国公司赚钱，按汉文化不好理解”。

在我看来，并不是美国人有道德洁癖，也与新教传统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这样做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美国政客的口头禅，说起来不仅不羞羞答答，而且义正辞严，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须知，他们首先是说给美国人及其国会听的，要取得纳税人和议员的支持，才有可能付诸实施嘛。

就反海外腐败而言，如果容忍某家美国公司在海外竞争中“入乡随俗”，用行贿等腐败方式取得成功，那么对不愿堕落通过腐败方式竞争的美国同行来说，就是不公平，起到劣胜优汰的坏作用。如果容忍美国公司在海外经营时竞相采用腐败方式展开业务，势必败坏人心，破坏到美国本土的游戏规则，这对美国的长远利益（软实力，包括道德观、价值观和创新能力在内）将产生可怕的腐蚀作用。

这样说来，美国人的利益观，其实是义与利的统一，即“利益”的考量包括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内。美国人认为他们搞“价值外交”，推广民主价值，与他们开口就讲“美国利益”，并不矛盾。因为决策透明、过程公开的“民主国家”，行动可预测，决策较易谈判，不会像独裁者统治的国家猜不透它下一刻会使什么绝招。

美国人的这一套“利益观”，其实与中国先贤的义利观非常契合。我们的先贤讲“义者，宜也”，即义，就是合宜的，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孟子强调“何必曰利”，只是教人不必说出来，他认为国王施仁政而利益就会自然获得；司马迁强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是针对世风的虚伪矫饰。孔子就说得很周全：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甚至说了“勿友不如己者”——交朋友也要考量利益的，不仅不要被坏品性影响自己，还包括考虑交友的“机会成本”，多向高于己者学习，而这与“三人行，必有我师”并不冲突。

写下这篇不算正宗时评的感言，是有感于不少国人根本不明白何谓“利益”，却在鹦鹉学舌地讲“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不论谈国际关系，还是说社会交往，都赤裸裸地或洋洋得意地，鼓吹不择手段、成王败寇、弱肉强食、背信弃义。——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贿赂盛行，“潜规则”当道，成为一种所谓“文化”的观念误区吧？

2012/05/02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却规定“第十条　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有哪个城市化、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是主要靠家庭养老的？

  “孝”文化的当代困境

 鄢烈山

刚看到一则带图片的微博，写的是：“老人卖身求温饱。西安一老人上街挂牌‘自我推销’，以求温饱。牌子上赫然写着：‘我卖自己，我只卖二万元。特长：洗衣、拖地、看门、做饭、便宜——比狗强！谁要？’一句‘比狗强’让人心酸无比，不禁想问，子女呢？亲人呢？社会呢？”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行为艺术”呢？老人后面有无策划团队呢？当下社会很变态，我也变得很变态，比曹操还多疑。而不论是否策划，这都是表达对老无所依的抗议，顺便讥讽了一下当今社会流行养宠物狗的富贵风气。

以我的经验，城镇户口老人过去都属于单位，现在多少都有“低保”，即使没有子女或子女不孝，不生病的通常温饱没有大问题。而农村老人生活更艰难。一般地说，没有后人的老者反倒更有保障，在“人民公社”时代他们是生产队供养的“五保户”，如今更容易得到社会同情，被送进养老院。反倒是有子女的老人，或者如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公务员张仙权，以他在昆明某村的亲身见闻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农村爹娘如何颐养天年”一文（4月26日第30版）所言，这些老人既不孤也不寡，子女多数生活比较宽裕，但老人却住破旧土基屋，无人照护，处境堪忧。农村老人的子女不肯赡养，甚至虐待老人，这样的新闻我们不时可以读到。但农村老人一般宁愿忍受，不愿揭子女的丑，像深圳那个公务员的父母被打而气极了诉诸媒体，一旦引起舆论关注就后悔了。

农村老人处境尤其值得关注，这是中国的现实。所以，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进行合作，在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的支持下，4月16日发布了报告《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及其养老保障：挑战与前景》。“报告首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镇地区流动的大背景下农村老人的生活福利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实证分析，然后回顾了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过去20年的发展历程，并阐述了该制度在当前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在我看来，农村老人的处境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包括养老模式，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面临亘古未有的挑战。

“孝”文化是个很大的题目，当然不止是养老的问题。王权朝代，讲“孝悌”，讲“忠孝”，甚至讲“百善孝为先”，搞“以孝治天下”，“孝”（父为子纲）是国家最根本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三纲之一），是最核心的价值观。《论语》对坚持搞这一套的政治动机和目的表达得十分明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我们今天再怎么重视国学，也不能整个“复兴”这种旨在为防范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与制度吧？

曾听经济学家陈志武的一次讲座，他把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演变，都与种族繁衍包括养老措施联系起来，觉得耳目一新。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农业社会乡土社会的养老模式，在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必然遭遇严峻挑战。

古人关于养老的孝文化当然有值得承传的好观念。比如说，对老人不仅要“养口体”，还要“养志”，即让老人心情舒畅，首先得尊敬老人。比如“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若对老人）不敬，何以别乎（养犬马）？”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法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养志”，在首都近郊仿照家乡格局建造了一个“新丰”，并迁来乡亲们陪他老爹，但对老人和颜悦色，不能“常回家看看”，隔三差五打个电话问安，却是可以做到的。老一辈的农民不习惯城市，不愿与子女住一起，也是可以理解的；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包括闲不住和节俭等也是“养志”的一部分。

我认为“孝”文化在当代，最大的困境是养老的制度和政策与时代脱节，即农业时代认可的家庭养老模式，没有在法律与社会建设层面跟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请看，我国的婚姻法与继承法，它们非常先进，早已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实行婚姻自主（包括离婚自由），与“旧社会”的包办婚姻划清了界线，父母无权干涉成年子女的婚姻。《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第九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即遗产想给谁就给谁，而不必给子女继承，除了第十九规定的“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当然，传统的“父债子还”也废止了——从法律上讲，子女一成年，就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了，不仅刑事上不搞“株连”，经济债务上也不能搞。理论上，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满18岁算成年，子女上大学的费用父母完全可以不出一分钱。这样的法律，子女享有了充分的自由，也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

可是，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却规定“第十条　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事实上，这个法律第一章是总则， 接下来重点是第二章，即讲“家庭赡养与扶养”，第三章才是“社会保障”，讲“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等等。显然，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的模式。不要说青年农民进城打工，很难尽家庭养老之责；不要说计划生育以来，城里人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要他们一对夫妇照顾两对老人很困难；更不要说现代社会流行核心小家庭，甚至有不要子女的丁克家庭，有选择终身不婚的男女，就凭父母有自由处置遗产的全权，子女成年后也一切自由，有什么理由单单要他们继承家庭养老模式？

因此，当前在提倡子女尽孝的同时，关键是政府如何动作。“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总则第三条说“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这个原则是没问题的，怎么做呢？恐怕首先要从改变“养老主要靠家庭”的责任观念开始吧。有哪个城市化、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是主要靠家庭养老的？

2012/04/30

潮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潮乐被誉为东方交响乐，潮语被称为汉语言的活化石。潮州传统工艺门类繁多，保留了大量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韩愈刺潮不足八月，对于潮州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潮州人文化性格的形成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崇文重教、尚雅求精是潮州人的文化性格中好的一面，而文化心态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则局限着潮州的发展。

主持人：洪巧俊
对话嘉宾：
鄢烈山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赵松元 韩山师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郑文锋  韩山师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肖玉华 韩山师院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文学博士
曹亚明 韩山师院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文学博士
周  琼 韩山师院中文系广电教研室副教授

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好。古老的城墙、别致的江桥、绮丽的西湖，还有那被誉为“东方交响乐”的潮乐，被称为古代汉语活化石的潮语，令人久久回味的潮州菜肴……古城的一切，都充满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拥有潮州木雕、潮绣、潮瓷等40多个传统工艺门类，我市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目，在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个，在全国名列前茅、居广东省之首。今天很荣幸请来著名作家、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鄢烈山先生、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多位教授、博士一起对话潮州文化，探讨对潮州文化如何进行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掘，也欢迎在座的各位同学踊跃发问，共同讨论。
1、印象：崇文重教 尚雅求精

主持人：首先请老师们谈谈对潮州文化的特质和价值的理解。

赵松元：崇文重教的风气绵延不绝

我在潮州生活了19年，对潮州文化还是有一点感性的经验。潮州文化第一个突出特点就表现在潮州人的文化性格上：好学，崇文。在广东以内从粤西、粤北到珠三角到潮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种风气在潮州是最突出最明显的。
从宋代开始，潮州文风特别盛。所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闽地格言）。潮州人都爱读书，知道读书的好处，家家户户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子弟读书，因为在过去来讲，读书几乎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

论渊源，还得往前推到韩愈。韩愈在公元819年正月初一从长安被贬，走了三个月零二十四天，即公元819年三月廿四日来到潮州，十月份就离开潮州，前后时间其实不到八个月。但韩愈这七个多月对此后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潮州人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韩愈是带着“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愈）这样绝望的心情来到潮州。但到达以后，即使是在忧愁痛苦甚至绝望之中，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身上那一脉传统精英文化、士大夫的承担精神被激发出来。他在潮州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办学，他把自己作为刺史在潮州的所有俸禄几乎全部投入到办学中，找到当时潮州民间最好的秀才和他一起办学，在潮州栽下了重教育、重读书的种子，这个种子一直生根发芽，到了宋代以后已经“枝繁叶茂”。

好学之风在潮州从宋代至今就绵延不绝，这一点难能可贵。潮州历代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像韩师最有名的几位校友詹安泰先生、饶宗颐先生等等。连潮州社会里的官员老板们，都很有文化底蕴，文化层次相对其他地方同类人要高一些。比如一个公安局长会跟着我学写诗，还出了诗集；民间的皮鞋匠也能写很棒的诗。另一方面，潮州人特别尊重文化人，一旦觉得你是有学问的人，他们就会尊重你。

第二，潮州文化有一种精细、精致的讲究。在饮食、穿着、生活习俗等文化上，从北到南有一个精细化、精致化的过程，东北菜很粗犷、湖南菜很辣，江浙一带的菜也讲究，而潮州菜的精细程度更高，它蕴含了一种精细的文化品格。潮州的工艺美术，如潮州木雕、石雕也很精细精美，这是潮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潮州人的重要文化品格。

第三，潮州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潮州方言。潮州方言保留了近唐古音，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文化价值特别高。比如它完整保留了入声字，所以潮州人写诗填词是不用看韵书的，用方言一读便知。潮州诗词风气浓，与方言优势是有关的。

鄢烈山：我见过的最具文化气质的基层干部
我很荣幸来到这个特别重视文化的地方。我只是一个写时事评论的媒体人，好像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对于潮汕文化，我有仰慕之心，但没有学术研究，只能谈谈我一些感受。

首先说崇文重教，我昨天（25日）的感受非常深。昨天我去饶平参观张竞生文化公园。给我们讲解的是村里前任的书记，我觉得他是我遇到的基层干部里面最有文化的一位。去参观韶山的时候，也是一个前任村书记一路为我讲解，他对历史也非常熟悉，但两个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他就是一种革命干部、毛主席的忠实拥护者的气质。而昨天那位书记有一种很开放的文化气质，他对张竞生的生平事迹、主要贡献、创新了然于胸。他真心崇敬张竞生这个文化人物，而且能够真正去了解他，可能对他的一些超前价值观、理论不完全认同，但能够去理解这样一个有着很超前意识的人，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这就是潮州人崇文重教一个很好的例子。

曹亚明：只有潮州的山水会为一个文人改了姓
有个人文学科的教授曾说过，只有潮州这个地方的山水会为一个文人改了姓。对于韩愈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旅游的名人效应，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缘于潮州地区崇文重教的纯朴民风。我是2008年到潮州来的，对潮州文化的了解只有4年时间。我最早认识潮州是缘于暨南大学的饶 子教授，她就是地道的潮州人，她正是由于幼年时期接受了潮汕地区独有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一种诗教的氛围，才让她在文艺理论研究中还依然有着一颗诗心，比其他文艺理论家更加感性，更具生命的温度。
去年汕头作协的陈跃子先生写了一部小说《针路图》，讲的是陈氏家族“修大厝”的故事。潮商漂洋过海经商成功返乡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自己的家乡修一座大房子，庇佑家族子孙。前些天我特地到作品中的原型――陈慈黉故居。从这个建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潮州文化中有强烈的宗族意识。

2、反思：文化心态保守

主持人：任何东西都有两个方面，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那么，在潮州文化的特质中，有没有一些局限的元素？
郑文锋：除了精致，还有精明
我是本地人，我提供一点感性的资料给我们的专家。刚才各位老师说到潮州文化的精致精细，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个是精明。大家都知道，潮州人里最“精明”的就是李嘉诚，在商业上很成功。精明在李嘉诚身上是正面的，但我们也有血淋淋的例子，就是曾经出现的诚信危机。可见潮汕人的精明有利有弊。
肖玉华：在任何场合都不要以讲潮州话为荣
这几年我在研究江南文化，自觉不自觉地会把江南文化和潮州文化进行比较，两者有许多相通之处。从发展的角度讲，我觉得潮州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足，那就是它跟江南文化相比，缺少一种开放性。
谈开放性，并不代表我们要消除文化的个性。我在苏州念书时就曾听有人提出，苏州话的保护要放到博物馆中。因为方言本身对交流是有阻碍作用的，它是不适合广泛交流的。潮州话也一样，对于在座的同学我就想提醒一下，潮州人可以会讲潮州话，但不是拿这门方言在任何场合里以讲它为荣，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进步性和保守性，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没有必要去觉得自豪。你可以会说潮州话，但应该以一种更开放、更适合大家的方式与人交流，这不见得是个坏事。
为什么潮汕地区的经济建设这么多年来发展不快，其实是以语言为代表的文化就具有这种封闭性。在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潮州人潮州话有时会被作为开涮的对象，而且往往是反面的形象。当然电视节目这种态度也是不健康，但我觉得它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外的形象跟我们保守的文化性格是有一定关系。
赵松元：文化要对自身缺陷进行反思
当然，我们不能说潮州文化没有缺陷。潮州文化的缺陷也很突出。对文化的批评和思考，不能够停留在赞美上，更有价值的是对文化的反思。
第一个就是保守心态。潮州过去有一个词叫“府城意识”，以前潮州曾经是府城，这种意识就是觉得府城里的人的文化品味、修养高于府城以外的潮州人，府城以外就是乡下，现在还有潮州人有这样的意识，看不到别人的发展。因为保守，府城人就有着固步自封的东西，有封闭性的心态，保守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实际上严重阻碍潮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愿意看到外面的世界，也不愿意反省自身的弱点。如果一种文化，不对自己负面的缺陷进行反思，这个文化就危险了。
第二个，潮州社会重人情、重关系。中国社会自古重人情，但我感觉在潮州尤其厉害。在潮州没有关系几乎办不成任何事情。中国文化最应该厌弃的就是重情不重法。这么一来，导致整个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极其低下。
第三个，精细精明的反面，就是过分精明，过分小心谨慎，格局不大。这尤其对潮州的工业发展有影响。当今大环境下，没有大工业就没有大发展，所以潮州经济处在广东末尾，是与这个相关的。潮州很多企业停留在小作坊式，很多企业主不愿意继续发展扩大，不想发展。

鄢烈山：文化开放，思想保守
说到因为方言而排外的问题，我认为这其实是普遍现象，需要一个自然的过程。十年以前我到香港，兑换港币时讲普通话根本没人搭理我，我得讲粤语或英语才行，现在他们的态度就变了，因为有交流的需要。有需要的时候，人自然回去学，为什么现在英语最流行，因为美国人最强大嘛。潮州人进取心很强，有需要就会去学。这都是自然的过程。我觉得不是问题。

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这一点，广东人眼里，过了韶关的都是“北佬”，在我们湖北也类似，过了武胜关就是“北佬”，但那边的人就会觉得我们这边都是“南蛮之地”。文化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很正常。但从心态上，要冲出这个牢笼，不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好。自信没有什么不好，以自我为中心也没有什么不好。

关于开放保守的问题，我和肖博士一样同意，“开放”是一个褒义词，他希望潮州变得更开放，更有包容性。但我是带着仰慕之心来的，讲潮州文化的特质，我认为它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开放。我这个“开放”从三个角度来讲：潮州文化是海、陆文化交汇点，有海洋文化的特点又有内陆文化的特点；它的古代文化保存得很好，同时也有当代文化的特点；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又有海外文化的特点。古今、中外、海陆三角度看，它是一种开放的文化。

那么“保守”这个词怎么定义，过去我们定义它是个贬义词，比如在文革，“保守派”是被批判的。但现在它至少是个中性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市场经济一样，强调的是自我生成、自我成长，靠民间的力量来支配。可以对照英国文化，英国文化是保守的代表，它没有很激烈的变革，它的文化、法律都是靠不断的探索形成一套价值观念和法律体系，不是靠与祖先决裂来形成的。

岭南地区的人保留着祭祖的传统，祭祖时，不论在外头混得多好的大官，都要回家。这里很多宗族祠堂都保存下来了，像广州陈家祠，保存得很好；潮州的己略黄公祠里的木雕之所以保存得很好，跟潮州人的文化传统有关系，文革时为了保护下来，他们知道本地人不会去破坏，担心外来的人发现，他们主动将木雕都用泥土糊了起来。这里拜土地爷的习俗，这种民间信仰也还保存着，民间社会还没有在文革时期被完全摧毁。这些传统、宗祠，在广东人眼中的北方，在我的老家湖北，根本不存在了。能够保存下来这些传统民俗，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地方，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当时的“保守”让我们现在拥有这些没毁掉的传统优势，现在我们更要兼容并包，既利用祖宗的智慧，也吸取外来智慧，才能做得更好。

主持人：鄢老师刚才讲的可以概括为8个字，文化开放，思想保守。而思想保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处。有些保守，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3、提问：保护与发展如何平衡

学生A：鄢老师您好。像我们这一代潮州人，对很多潮州文化其实很不了解。您觉得是否有必要从小设立一些必修课来加强年轻一代潮州人对自己文化的了解？
鄢烈山：不一定要是必修课。可以是兴趣班。现在学生负担都很重，没必要增加孩子的负担。对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是政府要投入去维持传承人对这些遗产的传承，要恢复到曾经的兴盛其实不大可能。

学生B：老师好。在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找到平衡？
肖玉华：对于潮州文化，视角不一样，认识也就会不一样。在本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展之间，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矛盾。潮剧、潮乐等等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把它传承保护起来，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关键要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的文化，并接受其他的文化。中国文化为什么能源远流长，为什么那么强大，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一直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到了近代为什么总受人欺负，是因为清政府在文化、思想观念上闭关锁国。所以，如果是为了潮州发展，所有关注潮州文化或者经济建设的人，都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去对待外来文化，以外来文化观照、借鉴本土文化，但是如果从文化保护角度出发，那外来文化就可以不管，因为外来文化进来越多，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就越大，保护就越困难。所以要考虑，我们到底要以一个什么视角来关注潮州文化的。

鄢烈山：保护与发展之间肯定有冲突。要找到平衡点，首先要树立一种观念：并不是越新越好。如果城市都建得像深圳，就算一模一样又有什么意思呢？而一种文化的独特性，到底值不值得花本钱，潮州要有一个“精明”的考虑，量力而行就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应该是最优先解决的，文化保护方面，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改善。比方旧城改造，它其实比建新城的投入要更多，要一步一步做。首先是转变观念，然后是财力许可。

4、建议：好山好水 好好保护

主持人：潮州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但目前与其他旅游城市的发展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如何推介潮州文化，把旅游做大做强？
周琼：我先针对潮州发展旅游业说几个缺点：第一，潮州具有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基础，但没有很好地对旅游资源进行整合，致使潮州的旅游景点“小胳膊小腿”，不成气候。第二，潮州的旅游软环境欠佳，著名景点周边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道路交通拥挤混乱，摩托车乱窜、汽车乱开，行路难问题在主要景区普遍存在。第三，潮州最具影响力的饮食文化没有得到集中彰显。
要想发展旅游业，希望政府部门下大力气整治环境卫生和交通问题，保护母亲河韩江；此外，把潮州在国内外最有名的饮食文化牌打好，开辟潮州文化、小吃一条街。把潮州特色小吃、潮绣、瓷器等集中经营，让外来客容易找到并拉动消费。

鄢烈山：最重要的一个，潮州的好山好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第一次来就对韩江水的印象特别好，这一次来也不错，但就担心被上游污染了。把自己的优势要保持下来。从推介角度讲，潮州对自己文化的推介还是做得不够的，我在酒店拿的潮州景点介绍的折页，就发现里头有错别字。还有，比如张竞生，拍一个50集的连续剧都不难，他太有传奇性了。除了推介，还可以联合，联合周边如厦门、梅州、汕头等城市的旅游资源，设计联合旅游路线吸引游客，不会让外来的游客就只游一个地方，能够串起来游玩多地。还有就是要提高本地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
主持人：感谢鄢烈山先生和各位教授、博士对潮州文化提出了这么丰富多样的观点和发展建议，也感谢同学的踊跃参加。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对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后期整理 刘宜洁
图    片 黄春生
(新闻来源：潮州日报)

讲什么呢？讲讲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

总有一颗心是金的
——在香港国际笔会上的演讲
沙叶新

这是一个文学之夜，我非常羡慕余光中先生、杨炼先生、婕妮佛•王小姐在这里朗诵自己的诗作，日本的茅野裕城子女士朗诵她的小说片段，过一会儿韩国著名诗人高银先生也要朗诵自己的诗作，展示他们的文学魅力。

我不是诗人和小说家，我是写剧本的。剧本要演出才能展示。现在我只能展示剧名。香港著名的香港话剧团、中英剧团以及一些业余剧团演过我五个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幸遇先生蔡》、《约会》。我由衷地感谢香港戏剧界朋友和观众对我的厚爱，给我这么多机会展示我的剧本。此外，15年前，香港嘉禾影业公司投资拍摄我的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都已经开始前期工作了，但给有关方面知道了，就立即请嘉禾老板饮茶聊天，劝其撤资，釜底抽薪，终于使得该片胎死腹中，这充分展示了他们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已经非常强大了的执政能力。他们展示的是权力。权力剥夺我的机会，香港同行和观众却给我机会。以后如果还有机会，我仍然希望能在香港展示我的戏，敬请诸位赏光，谢谢，谢谢！而今天在这里我只能做我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做的演讲，展示的只是嘴皮子。
我并不喜欢演讲，因为我担心这类演讲讲多了，会让人感觉我成了文艺评论家或者政治批评家。这不是我希望的。我喜欢舞台，我不习惯演讲台。我今天没讲稿，也不习惯写讲稿。刚才有记者向我要讲稿，我说没有，我只有腹稿，在肚子里。她说，那以后要发表怎么办？我说好办，我回到上海剖腹产（笑声）。

讲什么呢？讲讲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
有没有搞错！跑到香港来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台下已经有人对我皱眉头了（笑声）！是的，一个美国作家绝不可能做我这样的演讲，不可能学习总统布什同志的讲话；一个英国作家也不可能学习首相布莱尔同志的指示，也不可能做我这样的演讲。他们只习惯于嘲讽或者抨击他们政府领导人，否则一定会被看作拍马，视为献媚，被人认为是御用文人。

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还是后集权国家，或者说得好听一点，还是前民主国家。西方国家一切按法律行事，管你是总统还是首相！中国不行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快六十年了，快一个甲子了，至今还没新闻法，还没有出版法，无法可依呀，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法，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令。以前不是常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吗？过年还把这两句话作为春联贴在大门上。不听行吗？不学行吗？

以前我当然也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只要比我高的领导，我都听都跟；级别越高，我越听越跟；唯恐听得不够，跟得不紧，诚惶之至，诚恐之至。年轻的时候谈女朋友，凡是个子比我高一点的，我都不敢交往，我有“恐高症”（笑声）！

现在不一样了，脑袋在自己的脖子上了，不盲从了。对越是高的领导，我反而越不盲从。不论你多高的领导，你说的对，我就听；说的不对，就不听。比如在上一次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个非常高的领导发表讲话，我就不听。为什么？首先他的讲话一定是秘书起草的，绝对的教条，绝对的乏味；不是真诚平等的谈心，而是居高临下的指示。他让秘书起草的那些话我也会说，说的可能比他还精彩（笑声），我听他干吗？奇怪的是，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听了这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讲话，竟然还纷纷发表心得体会，说什么学习了这位领导人的讲话，胸中流过一股暖流（笑声）。是吗？我也摸了我的胸呀，怎么没暖流呀（笑声）？我的胸部很健康呀，怎么没感觉呀（笑声）？还有的作家说这位领导人的讲话是里程 碑。我就更奇怪了，为什么领导人讲话都是里程碑呢？都是里程碑，那不成了西安的碑林了吗（笑声）？其实呀，里程碑是很少很少的，最多最多的是墓碑（笑声、掌声）！

在去年11月举行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温总理也讲话了。我也没去听，不是不愿意听，而是我不是会议代表，没被上海作协选上，去了说不定给抓起来。不是开玩笑呀，上次“作代会”进入会场就有好几道安检，会场比机场还严格，赛过军事要地（笑声）。这次“作代会”，我想即使我当上代表，我也不去北京无聊了，恕不奉陪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不，酸倒不酸，就是自大多了一点（笑声）。但现在我有点后悔，早知温总理在会上有这样精彩的讲话，我就放乖一点，给作协写封信，保证自己不再像上次“作代会”那样放肆了，保证在会上不胡言乱语了，保证在会上绝对不说真话只说假话了（笑声）。以此保证来争取当个代表（笑声），不当正式代表，列席的也行，去亲耳听听温总理的精彩讲话。

温总理的这个讲话发表之后，好多朋友都说好。我认真读了，看了两遍，果然难得。好在哪里？好在不是官样文章，没有一点党八股。好在有真情实感，发自内心。好在它和以前在这种场合的讲话完全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一、以往凡是二、三、四把手讲话，一定要引用一把手的重要指示、经典语录，发表在报刊时，还要用黑体字突出出来。这是官场规矩，不可僭越。这次温总理的讲话，居然没引用当今一把手的任何指示和语录，只引用了早已过世却尚未过时的外国革命导师的语录。但他只用了马、恩的，没用列、斯的。这有很大区别和用意，我不细说。而且他引用的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是所有教条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最忌讳用的，但温总理引用了，他当然赞同这句话。引用革命导师的话，引用什么话，不引用什么话，大有学问，尤其是在中国，这也不细说了。总之，温总理的讲话，他所说的和所引用的都是自己要说的话。对比以前领导人在这类场合 的很多讲话，有哪几句是出自自己真心的呢？有哪几句是自己的话呢？他们的讲稿，甲领导讲了，一字不改，乙领导也可以用；福建的领导今年讲了，辽宁的领导明年、后年、大后年也可以用（笑声）。千人一面，万口同声，毫无个性，绝无新意。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政治教条。教条能有什么个性？教条能有什么新意？康师傅的方便面条也要比政治教条有些创意，每年还有些新产品哩（笑声）。

二、温总理在这篇讲话中，也有引用，甚至大量引用，但引用的是古今中外文化经典中的名人名诗名言名句。有《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史记》中的名句，有屈原、苏东坡、郑板桥、林则徐、黄遵宪、艾青的诗句，有左宗棠的对联，有张载的座右铭，有赵丹的遗言，有康德的墓志铭，有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在大约一万字左右的这篇讲话中，居然引经据典如此之多。是不是卖弄？是不是炫示？暂且不说，但他的积学之厚，腹笥之富，不得不使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生、戏剧学院研究生惊叹！我一直认为，一个政治家，有点人文素养，有点文艺底蕴，是个好事；接受过古今中外文化经典熏染的政治家，多少会有点人道主义，会有点悲悯情怀，懂得真假、善恶、美丑，就不会那么卑劣，不会那么残 酷。这也是我能够接受温总理讲话的缘故。

三、温总理在讲话中，提到17位当代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的名字。重要的不在于提到了那些被主流肯定的人，更重要在于提到了那些敏感的、有异议的、如今已经很少被提起的人。比如，他提到了赵丹，这可是被某个左王诬蔑为“临死还放了个屁”的人。虽然温总理在引用赵丹临终遗言时，没有引用他那几句著名的“屁话”，但只要温总理提到他，总会让人想起那几句“屁话”，引起间接联想。温总理还提到吴祖光先生，这又是一个麻烦人物，胡乔木当年曾亲自上门劝他退党。虽然温总理提到他时一笔带过，更多的是提到和他共患难的妻子新凤霞，他说：“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难道不是同时在评价吴祖光吗？我有幸和吴祖光先生共同出访过三次，每天在一起，他真的是一个活得极为真实的人，让我崇敬。温总理还提 到巴金。以往提到巴金的书，总是说他的《家》，然后说这部小说如何让读者走出封建家庭参加革命。而温总理这次提到的是巴金的《随想录》，须知这是一本有争议的书，出版之后即遭到批判，当时只能在香港出版。温总理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本写真话的著作。”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有哪位高位领导这样“极大”地评价过《随想录》！温总理还提到冰心，说：“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风骨”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有特殊的含义，不是随便可用的，这是专指那些不畏权贵，铁骨铮铮，直言犯上，为民请命的人。你翻遍从毛到江的文集，有谁正面地使用过这个敏感的词！

四、温总理在这篇讲话中讲到文艺的功能：“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就要追求真善美。说到真，他说：“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还说：“在文艺界要提倡说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他重提“双百”方针，重申要发扬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这些当然不是什么新的提法，不是什么新的政策。但他的新意不在于他说了什么，重要的在于他没说什么。他没说延安的那个讲话，没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没说“团结自己，打击敌人”，没说“首先是党员，然后是作家”，没说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甚至没说“主旋律”。温总理能如此说，能如此不说，当然主要是时代的进步使然，和历史背景 的转换有关，但和政治家本人的思想开明、见识通达不无关系，否则同在一个时代，为什么有些政治家就没有这样说和这样不说呢？甚至主管文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也没如此说和如此不说呢？

我想这也是温总理讲话反响强烈深获好评的原因。所以人们都期待着，在文学已下流、艺术已下贱的今天，温总理的讲话会带来新的生机。可万万没想到今年1月竟然发生了“禁书风波”，作者抗议，网民声援，国内新闻一律噤声，国外媒体纷纷报道，或震惊，或疑惑，但无不认为出版署的禁书和温总理的讲话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邬先生的禁书令，不但给书林蒙上一层雾水，还给总理泼了一桶污水，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妖雾又重来！

我这次来香港的前后几天，已经被《纽约时报》、《南华早报》、《明报》、《新报》、《东方日报》、香港特区政府的广播电视部、以及《亚洲之声》等多家媒体或请吃饭聊天，或正式访谈；回上海之后，英国的BBC也等着要采访我。其中记者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温总理的讲话是否又是1957年的“阳谋”，是“钓鱼”，先是好话说尽，然后一网打尽？否则他的讲话犹言在耳，墨迹未干，而他所领导的国务院下属单位出版署就开始禁书，这如何解释？记者对我说，国外普遍的议论是怀疑温总理讲话的真诚，怀疑他的动机。

我以为温总理的讲话不是“阳谋”，不是“钓鱼”，他是真诚的。

根据何在？
我的根据很感性，很直观，也许很幼稚，也许很好笑。
我的根据就是：温总理会哭（笑声）！
温总理大概是全世界最会哭的总理（笑声）。

2003年4月25日在“非典”猖獗期间，在这极为艰难的时候，温总理会晤法国总理拉法兰。在欢迎仪式上，他看到冉冉升起的国旗，心中想到遭受病痛的人民，他默念着“愈挫愈勇，愈挫愈奋。”他双眼湿润了……

2003年7月，温总理到江苏宿迁农村微服私访，未去政府机关，直接前往农田，一个农妇对他述说生活的困苦：一家五口，婆婆瘫痪，丈夫有病，两个孩子还小。全仗她一个人和三亩地。去年收入2 650元，交税交了1 460元，竟然交了一半多，此外还要让她这个一直住在农村的农民交纳城市建设税和政府招待税，不交就把他们全家赶出家门，还不给她两个孩子上学。这个农妇说着大哭，温总理也哭了……

2004年底，铜川陈家山大矿难，166人遇难。2005年新年，温总理前去慰问，1月3号探访遇难者牛铁奇的家属，他握着牛的妻子和母亲的手，搂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流泪不止。这张照片传遍世界，温总理真诚的泪水感动了很多人……

温总理为什么爱哭？还是用他引用过的艾青的诗句来回答吧：“为何我常噙满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

我信任能哭的人。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相信眼泪，但我相信。我相信能够真诚流泪的人。我认为，能够大哭大笑的人，能够毫不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人，一般来说不太会欺骗，不太会虚伪，他们仁慈善良，有菩萨心肠。顺便说一句，如今一些当官的人，已经冷酷得不会哭了，甚至麻木得也不会笑了。当个科长还会笑，当了处长就开始板着面孔了（笑声），级别越高就越不笑了（笑声）。连笑都不笑、哭也不哭，你知道这些当领导的心里在想什么（笑声）？你能信任他们吗？所以我相信会哭的、有人性的温总理的讲话，他不是欺骗，是真诚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禁书之事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态正在转型，在这曲折的过程中，正声之外难免出现杂音。这是好事，好就好在有不同的声音，怕就怕在舆论一律，万马齐喑。如今不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吗？要民主就应该先从党内开始，先实施党内民主。党内民主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党内允许不同声音。毛泽东曾经引用过陈独秀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有派，党内有不同的声音，应该是正常的、不奇怪的事情，否则就是一人作主，一人独裁，铁板一块，带来灾害。所以我们要善于聆听和分辨哪些声音是进步的健康的声音，并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能不分青红，不分皂白，一律反对。

证实温总理讲话的真实无欺的另外一个根据是，“禁书风波”已有变化，我来香港之前就已听说，出版署的某人在新加坡的报纸上说他们没有禁书，而且还说从没禁过书。这当然是睁眼说瞎话！禁书不是今年才有，年年都有，哪年不禁？你出版署就是干这个事的嘛！否则发你们工资，让你们当官干什么？就我所知，上海多家出版社都遭到过禁书。所以出版署应该改名，改为“不出版署”（笑声）。现在出版署抵赖了，还连忙指示北京两家大书店，连夜将被禁的《伶人往事》陈列在书店主要展台上，大门外还拉出横幅，上书：“《伶人往事》在热销中（笑声）。”真是太夸张了，太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他们企图以《伶人往事》的“热销”来“令人忘事”，忘掉禁书的事（笑声）！但是对这样的抵赖我们也 欢迎，抵赖至少表明他们认为禁书是不得人心的，这比顽固到底，坚决禁书要好。

出版署的态度怎么会起如此变化呢？难道不是党内的另外一种声音在起作用？这声音中难道不包括温总理的声音？我相信这次“禁书风波”的事态还有可能往积极的一面发展。虽然这类事情的真正解决还得靠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不是靠“好皇帝”，不是靠“救世主”，但个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还是有特殊作用的。

我承认我书生气十足，容易上当受骗。这次会不会又上当受骗呢？我想用我过去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做为我这次演讲的最后一段：

即便我受骗一千次、一万次，
我也坚信：
总有一朵花是香的，
总有一片情是真的，
总有一滴血是热的，
总有一颗心是金的（掌声）！

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的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大家都关心这个现世，都批判社会的不公，毒胶囊出来的时候谴责，贪官进去的时候庆祝，哪怕是故作姿态，甚至骗粉骗妞骗赞美，那又如何。面对政府，公权，政治，你不消费它，他很可能就消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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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微博】http://t.qq.com/p/t/2845096682132

公知”这两个字越来越臭，还株连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公知”被污名化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记得以前，很多杂志还会评选年度公知，我也曾入选过，但不知何时，大家就开始用“公知”两字骂人了，明明两方都是公知，观点之争到一半，一方忽然大喊，你们是公知，另一方就不辩自败了，比“对方开着宝马扬长而去”还要有效。后来大家又聪明了，一上来先全部变成草根，但很快又发现草根和草根之间的争论就像屁民与屁民之间的互掐一样，两败俱伤且无人关心。很快，又冒出来一个词，叫意见领袖，但没过多久，网络上意见领袖又泛滥了，每次公众事件，看着意见领袖自动排成一个连，还不如去看易建联。终于，大杀器出现了，“公民”两字隆重登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平民化变种，这个词又安全又不容易被污名，但最近也有人说，什么公民，也是图“功名”，都是大尾巴狼。于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群体应该叫什么了。

“公知”的臭掉和“公知”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确有一堆的臭毛病，有的迂腐，有的圆滑，有的好色，有的没谱，有的投机，有的唠叨，有的粗鲁，有的装逼，有的故作高深，有的哗众取宠，有的拉帮结派，有的爱作姿态，有的人品不端，有的言行不一，有的危言耸听，有的党同伐异。加上公知一直在发言，自身缺点也会被一再放大，所以最终开始惹人厌烦。不过回头想想，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不都是这样么，比如你老说演艺圈的男女关系实在太乱了，但回头一看自己的办公室，可能也好不到哪去。故事一定是这样发展的，一开始有公知和意见领袖大声说话，很多人觉得舒服，把自己的心声给说出来。后来大家又觉得，怎么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当然，这也不完全怨公知，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老是车轱辘错来回犯。后来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公知得了名，赚了钱，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去，他原来是在消费政治，消费情绪。臭公知。

我身边就有朋友不喜欢看文人出身的公知在那里批判社会，他觉得表演居多，而且一直在NG，就是永远不关机。相比之下，他更爱看成功的商界人士说话，他关注了李开复王冉潘石屹等人，每天转发，觉得他们几个文笔不输那些文人，而且更了解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操作，语气也更舒服。最重要的是人家已经富裕了，无需表演。后来在一个饭桌上，另外一个朋友阴谋论道，不一定，人有了钱就要好名声，我觉得他们动机不纯，是另外一种消费，也是臭公知的另外一种。我那朋友虽然争辩几句，但第二天微博只转了条冷笑话精选，好几天才缓过来。

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姚晨，觉得演艺圈里关心现实的明星不多，而且她也常仗义执言。但也有朋友就不屑一顾，说这也许是一个策划好的路线，要和其他明星区分开来，说到底就是功利，也是臭公知的一个变种。

我还有一个朋友喜欢XXX，觉得XXX很厉害。结果也有朋友反驳说，XXX也是在表演一种姿态，越被迫害，他地位就越高，收入就越多。这境界比臭公知要高一点，但其实也是在消费政治，归根结底还是臭公知的2.0版本。

当然，也有说到我自己的。我初中写文章就喜欢批评这个批判那个，当时没什么概念，纯粹是因为启蒙读物都是民国作家的，于是下意识觉得写文章就该批判。另外有个酷爱写作的同学，大家启蒙读物和性格都不一样，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关心现实，另一些人关心星座，而他们都很好。虽然我第一本书就挺畅销，但真正获得浮名也是因为这几年写的这么些杂文。我还会因为依然能发表文章且活的不错常被怀疑成五毛和倒钩，乃是臭公知3.0版本。

最终一轮听下来，我发现一种心态，只要不是当街被迫害死的，或者生活还算不赖的，就会有各种诛心揣测。激进一点，就成姿态，保守一点，便成五毛，总之就是消费政治，消费公共事件，而且一旦观点不同，两派公知就容易互挖老底，留给观众原来全是王八蛋的印象。加上群众的笔力也越来越强，“公知”终于从一个颁奖赞美的用词变成了一个搬弄是非的用词。

既然这样，我也终于明白了，不管我否定或者肯定，甚至给自己找另外一个独特的词汇替代，其实我就是一个臭公知。有人说，无所谓这样的一个群体叫什么名字，公知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意见领袖也好，公民也好，你只要一个人发声就行了，名声是你的，管这些名词臭或者香呢。但我觉得不妥，就算一只闲云野鹤，你总不希望自顾自飞了半天，突然之间，你的种群被人污名了，人家指着你，说，看，一只闲云野鸭。当然，这其中和这帮野鹤掐架的时候互相指责对方是野鸭也有很大的关系，加上围观的野鸡，管事的野猪都对这种名称的变化是喜闻乐见的。我觉得，“知识分子”以及“公知”这两个词，无论在任何年代，都应该是一个褒义词，都该去珍惜。所以本文标题中的“臭公知”三字也是罪过。相反，意见领袖不算是个褒义词。带“领袖”两字的，最终都很可能走向铲除异己的方向，而“分子”只是物质组成的一种基本单位而已。

是的，我是个公知，我就是在消费政治，我就是在消费时事，我就是在消费热点。我是消费这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费我，甚至都不用给小费。当公权力和政治能被每个人安全的消费的时候，岂不更好，大家都关心这个现世，都批判社会的不公，毒胶囊出来的时候谴责，贪官进去的时候庆祝，哪怕是故作姿态，甚至骗粉骗妞骗赞美，那又如何。面对政府，公权，政治，你不消费它，他很可能就消灭你。

最后，面对各种不同的不公，没人能够替你代消。一切还是得你亲自出马。从有了互联网开始，随着每个人的参与，曾经说出大家心里话的著名公知们，被不停抛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抛弃一些人的名字不代表必须抛弃一个向善的名词。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就食品安全写了一条公知范儿的微博，被转发了一千多次，他非常高兴，觉得那些公知也不过如此，他也可以。这就是社会变化的过程。但在这过程里，并不该鼓动大家都唾弃公知，而是鼓励大家都成为公知。

民众还能相信什么？政府监管失败的政治根源

2012-04-19   南方日报

新隆中对·社会

唐贤兴

政府监管失败导致了多方面严重的政治后果，最为严重的是公众失去了对政府监管的信任和信心。为何公众用大把的税款，却换不来安全的食品和药品？如果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上要讲政治，这便是真正的政治。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毒胶囊里的秘密，再次激发了民众对失败的政府监管的批评。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为什么每次都是由媒体来揭露的？监管部门在干什么？这样的政府监管还值得人们信任吗？……民众的批评和质疑，既有愤怒和无奈，也有理性的分析。尽管安全监管失败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着公众的忍耐力，挑战着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底线，但公众并没有在失望中丧失希望。

这就给了我们反思和变革的机会。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解决不好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不仅没有了国家发展的希望，对整个人类也是一个灾难。

从表面上看起来，政府监管失败是政府管理和运作上出现的问题，但是，细究其深层的根源，却来自于政治上的问题。

首先，以高调的政治口号为符号特征的治理，代替了政府部门探索长效治理机制的努力。对“人民”（现在流行的符号是“公共利益”）高度负责的口号，始终是各监管部门每天都宣扬的价值。但是，政府治理往往只有空洞无物的政策宣传，而不见付诸实际的政策行动。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治理。事实上，各政府部门最拿手且乐此不疲地选择使用的治理手段有的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运动式治理。以重拳出击、严厉打击为特征的运动式治理，是政府面对公众压力和危机而作出的一种反应。经验告诉人们，这是一种权宜之计。目前，针对毒胶囊的整治行动正在展开，人们可以预见的是，这个行动的声势不会小。然而，以往的经验同样可以让人们预见到的是，来去一阵风的运动式治理不会持续很久，老问题在运动中得不到解决，沉寂一段时间后必又死灰复燃。早在8年前，河北某地的一些厂家生产工业明胶销售给制药厂的事情曾被曝光，政府采取过一些整治行动，但这个地方在今次毒胶囊事件中却再次扮演了可怕的角色。在中国这个超大社会，建立长效的政府治理机制客观上存在诸多困难，然而可怕的是，这种客观困难经常成为政府不进行治理创新的理由。

政府监管失败的第二个政治上的根源，在于扭曲的政治设计。根本上说，政治设计涉及的是对权力、责任和利益等的合理分配。毒胶囊问题上政府监管的失败，不是药监部门一个机构的失败，而是整个政府监管的链条出现了断裂。毒胶囊从生产到流通并最终流入正规的大型制药厂，涉及到工商、质检、卫生、税收、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在法律授权的形式上，它们都行使着监管权力。但是，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分割设计，并没有驱使各监管部门很好地去履行其应有的责任。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部门之间合作和协作机制的缺失，是制度设计上的一个漏洞。除了在运动式执法期间这些部门之间会有一些短暂的协作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日常政府治理中常态的合作关系。同样严重的因素还有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现在，各政府监管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自利倾向越来越严重，它们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有利可图时，相互争夺管辖权；在无利可图时，则玩起踢皮球的游戏。有效的食品和药品安全监管，依赖于监管制度的重新设计。但倘若真的要推进制度的变革，想必会引起这些部门之间新的竞争乃至争夺。部门利益高于公共利益，是历次机构改革和制度设计失败的一个重要根源。

谈及政治设计，不能不提到在监管问题上，纵向权力的行使出现了与地方权力“合流”的现象。国际经验表明，政府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央地关系合理的制度设计。上述这些安全监管机构行使的都是纵向权力，它们本应该独立行使的监管权力，受到了地方上的掣肘。一方面，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在地方上常常异化为一切围绕地方经济数字的增长。河北阜城某官员在回应这次毒胶囊事件中的公众质疑时，回避毒胶囊问题而大谈特谈政府过去数年的工作成绩，并称部分工作制度是比较有效的。人们十分清楚的是，地方政府有很大责任，但根源不在地方上。另一方面，垂直的政府监管部门经常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为名而放任自流，私底下却收受地方的好处。笔者曾调查过一个案例，是某地方政府为税务和环保部门提供了办公大楼和公务用车等资源，以换取税务和环保部门对地方招商引资的“支持”。这种监管的失败，肯定不是有意识的政治设计的结果，但纵向权力结构设计上的弊病却脱不了干系。

政府监管失败导致了多方面严重的政治后果，最为严重的是公众失去了对政府监管的信任和信心。网络上一个知名人士“民众还能相信他们吗？”的帖子被两万多人跟帖，应该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公众的这个质疑，可以延伸为这样的问题：为何公众用大把的税款，却换不来安全的食品和药品？一个政治体系如果不能向公众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种严重的政治上的失败。因为信任问题是合法性问题，而此地跌倒、彼地爬起来的行政问责制，已经无法挽回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反而会加大彼此之间的裂痕。重塑政府合法性，必须真正本着为老百姓负责的态度，在安全监管上动真格。如果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上要讲政治，这便是真正的政治。必须让政府监管回到真正的政治轨道上来。空头政治口号、部门侵扎、为一己私利的权力合谋，是对政治神圣性的亵渎。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