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萍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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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新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奴才，有人却反驳说我们中国人民怎么可能是奴才，我们从小唱国际歌长大：“从来就不靠什么救世主，…”，我们从小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真人原话，从一博客上读来的），我们不是奴才。那么，唱国际歌，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大的人民，有可能是奴才吗？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判断人民是不是奴才。

如果党和政府说，只有我们强大了，人民才有尊严，人民就在那天天盼，夜夜盼，盼到党和政府强大了，虽然自己仍然一点权利也没有，却觉得无比自豪，说自己可以说“不”了，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是靠主人来争气的，主人气粗了，奴才气也粗了。当然奴才的气粗是针对别人的，说“不”是向着外人，在主人与奴才之间，主人可以对奴才气粗，奴才对主人就一丝大气都不敢出，只能说“是”了。

如果明明国家的财富是靠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的，人民却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人民好生活，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创造的一切不属于奴才，属于主人，虽然是奴才出的力吃的苦，创造了财富，最后得到自己小小的应有的一份，却一定要归功于主人感谢主人。这些人听到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就说批评者是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忘恩负义（真人原话，某个读者对我批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评论），他们不仅自己心甘情愿做奴才，还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不把自己视为奴才。

如果人民被选为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却说，我不投党和政府的反对票，我不给党和政府找麻烦（倪萍语录），这些人民代表就是奴才，因为奴才的职责是照顾主人，其他人民在她看来是和自己一样的奴才，不是自己服务的对象，奴才只为主人服务，哪有奴才为奴才服务的。

如果一个中学教师讲了一个与执政党定义不一样的历史，人民就对他又是举报又是喊打倒，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认为人民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奴才，而奴才是没有权力评历史的，一切应该主人说了算，主人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奴才就只能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主人说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奴才就捧着鲜花去瞻仰僵尸，哪怕饿死它几千万中国人，迫害一代知识分子，搞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奴才都是不在乎的。在奴才看来，这个国家就是主人的，应该任由主人摆布，最重要的是主人牢牢地掌握政权，当主人心情不好，搞文化大革命时，奴才就咬牙忍痛忍耐着，当主人心情转好，搞经济时，奴才就忘记过去，能享受到主人施舍的一点剩食就满意了，就感激流涕了。

如果党和政府对批评中国的西方人说，我们的人民比西方人民低等，我们的人民比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低等，人权不适用于我们的人民，不能让他们言论自由，不能实行民主，人民就赶紧附和说：中国人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赶紧帮着喊，打倒西方，不许西方批评我们，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是不把自己当人看的，认为自己确实比别人低，自己没有权利是应该，被专制是必需。既然是奴才，自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奴才的一切都归属于主人，批评主人，就等同于批评奴才。再说给奴才权利干什么，主人有权利，奴才就开心了，就可以跟着一起鸡犬升天了。

如果人民一边在唱“从来就不靠什么救世主”，一边又喊“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那么他们到底是不靠救世主靠自己的人呢, 还是对大救星言听计从的奴才呢？那就要看看他们的实际行为了。事实证明那些高唱“从来就不靠什么救世主”的人民绝对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要赶超英美，把你家里的锅子砸了烧了，炼钢铁，这些人民立刻就从命了；毛主席说：把你的爸爸妈妈，把你的邻居你的同事揪出来批斗，他们是修正主义者，这些人民也立刻从命了。所以，说不靠救世主是假话，视毛主席为自己的大救星为下圣旨的皇帝才是真谛，虽然嘴里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骨子里却是个奴才。还有人说那些造反的红卫兵不是奴才，那些抗议美国的愤青不是奴才，奴才怎么会造反？奴才怎么会抗议 (也是真人真话) ？关键是红卫兵造反为的是什么？愤青们抗议又为哪一般？如果是为了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就不是奴才，如果是为了捍卫救星毛主席，如果是为了支持连自己做人的基本权利都不给的政府，那就是替主人打架替主人叫喊的奴才了。
奴才和奴隶还不一样，奴隶是要用鞭子抽，锁链绑，才被逼迫做奴隶的；奴才看上去就和正常人一样，脚上没有锁链捆，背后没有鞭子赶，允许自由行动，还允许唱唱国际歌。不过主人不用担心，他们从小被洗脑驯化，已经从心底里变成奴才了，哪怕把他们放到美国去，放到自由世界里面去，他们都会极力捍卫自己的主人的。

近二十年前，当我离开中国来美国读书时，我和我同时代的同学朋友们大多认为民主自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我心里也假设中国会顺着八十年代的开放道路走下去，中国会越来越自由，人民思想会越来越进步，中国政治会一步一步走向开明。近几年通过工作接触了不少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才发现我当年的假设太简单，中国人今天的思想比起八十年代来反而倒退。人民争自由民主不得，加上中国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不少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制度充满了反感，认为提倡中国在制度上学西方已经过时了，中国不需要民主。面对这些爱专制反民主的年轻一代，有些中国人认为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太实用，没有理想。可是民主是为了理想吗？

常常听人说中国人太实用主义，没有理想。可是看看中国的近代史，每次大灾难的降临，都是理想战胜实用。大跃进，人民充满了超越美英的崇高理想，忘却了自己连饭都还没有吃饱的现实，结果导致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饿死了上百万中国人；文化大革命，人民为革命理想，忘却了人性，丢失了基本良知，把整个社会折腾得连正常生活都不能过，国家和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今天，不少中国人成天希望中国（政府）强大，为中国政府敢于藐视普世价值观喝彩，认为那代表中国人敢对西方说不，却不想想这样做不仅没有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反而因为支持政府不尊重人权而给了政府随心所欲侵害人民利益的自由。2008年拉萨事件，中国政府为保全自己的面子，没有在暴力形成的初始就及时制止藏人暴力侵犯汉人的行为，一直等到把外国人清出拉萨后才采取行动，造成许多汉人丧失生命，海内海外中国人却挥舞红旗坚定地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后来的新疆事件，拉萨汉人的命运又再次在新疆重复，汉平民面对维吾尔人的暴力行为没有受到警察的及时保护，结果也没有听到什么中国人抗议自己政府的声音。中国警察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失职于保护人民，是因为对中国警察来讲，保护政权不被颠覆是远远高于保护普通人民的任务。中国人以实用出名，可是那么实用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统治六十年里却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根本不在意保护人民实际利益的中国政府的一边。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好像只要有理想，就崇高了。要说有理想，那些以自杀引爆来进行恐怖活动的恐怖主义分子是最有理想的人，他们为了理想根本就不在乎现世生活，完全不关心实用，却因此成为危害无辜的危险人物，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认为他们崇高。我不是在这里宣传人不要有理想，人生要有理想固然正确，但树立一个以正确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才对人类社会有益。再看看实用主义，虽然事实上中国人最在乎实用，实用主义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却是贬义词，是不可以大声宣扬的，可是实用真的就低级吗？看看西方制度，不论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还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或社会管理上的法治，其实都是为了实用，为了建设一个人民过好日子的社会。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以赚钱来给人以工作的动力，是发展经济的有效体制，我们中国来的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用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实用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就是最好的例证。政治上，民主也是比专制实用的体制，民主政治制度使政府的权力受约束而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利益，使政府没有铁饭碗，使政府的更迭不需要通过暴力流血社会动荡来达到。民主政治不仅仅是选举投票，还包括人民的（公开）言论自由，没有公开言论的自由，约束政府就变成徒有形式。不论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还是自由言论的民主政治，都需要法律的制约，以防止某一方的自由侵犯社会其他人的自由。比如你有赚钱的自由，但不可以以损害别人的方式（比如作假，破坏自然环境）来赚钱。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民主政治，以及法律制约，形成了一个有自由又有制约的非常实用的体制，使得人民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而社会又和谐，使得错误能够在变成灾难前就得以纠正，使得国家的发展是平衡的符合人性的发展，而不是中国独裁政治加资本主义经济的GDP畸形发展。民主政治比专制政治实用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讲，不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优缺点那样鲜明，因为我们没有亲历过前后对比。日本人就有过民主专制的前后对比。二次大战结束前，日本是专制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二次大战战败后，日本被美国军管，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治民主化，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跻身于世界先进前列，所以在很多日本人看来，一搞民主，生活就好了。至于为什么世界上并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原因是政治体系并不是决定国家成功的唯一因素，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宗教势力，对国家的成功也有很大影响。就像做科学实验时，当研究两个相反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时，我们要保持其他条件相同以排除别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一样，在看哪个政治体系优越时，我们也应该通过比较相似文化不同政治体系来判断政治体系的好坏，世界近代史上已经有东西德，南北韩，两个活生生的同种族同文化不同政治体系的例子来证明民主政治体系的优越性。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专制国家这个事实，也证明只有政治民主，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不少中国人总是拿新加坡来做专制也能发达的证明，据我新加坡同事的介绍，新加坡制度完全照搬西方，有选举，有议会，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只不过政治上一个党比较强大，但仍然有其他独立党，充其量是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远不是中国式的从政治到法律甚至到个人的思想，几乎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都由一党绝对独裁控制，更没有共产党式的欺骗式宣传欺骗式教育。

说到国家的平衡发展，我们中国人过去对世界发达国家的认识停留在富裕有钱这点上。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仅仅是有钱，而且是因为整个社会管理结构合理有效，社会公道，生活环境好，贫富差别小，穷人也有尊严，也能过体面的基本生活。所以考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不能仅仅以GDP值来衡量，而是要以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质量来衡量。美国人出国旅游，一个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不算第三世界，常常是看当地贫民多不多，环境和空气是否肮脏污浊，规则是否合理，人身是否安全，服务是否有诚信，社会是否有秩序。他们对那些贫富对比鲜明的国家大多没有好感，对没有诚信的社会充满鄙视，对肮脏的环境更是厌恶，没有人会拿GDP数字或高楼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国家。在我看来，美国人拿生活的全面质量来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比中国人只会看数字（GDP）或面子（高楼）实用得多。

也许有人会说，作假多实用，腐败多实用，钱来得那么容易。我说那是鼠目寸光式的实用，是吃了上顿不管下顿式的实用。当社会上你也做假，我也作假，当社会上人人有机会都来腐败，最后就人人都成为受害者，虽然近看钱来得容易，远看却反过来害了自己，不那么实用了。真正聪明的实用是有远见的实用，是能够真正过上有质量的好日子的实用，是能够让好日子持久让好日子代代相传的实用。

美国人常说，选政府领导人，常常只能在两个魔鬼之间选那个相对来讲更不坏的，英语就是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选政府领导人，只有更不坏的魔鬼可选，而没有更好的人可挑呢？我说那是因为人自身的缺陷。过去中国那些被捧得如此伟大如此神奇的领袖，其实都是造出来的，不真实的。人都是有缺陷的，做普通民众，这些缺陷对社会的影响有限。随着人的职位的提高，权力的增大，人的缺陷对社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就几十倍，几百倍地放大了。如果一个小民突发奇想，说我们应该把社会掀个底朝天，搞文化大革命，没有人会响应，而一个受到十亿人崇拜的皇帝说大家来把社会掀个底朝天，人民就会热情澎湃全力以赴地投入进去，给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所以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的人，对他的要求就必须越高，他的缺陷必须用放大镜来照，结果往往是没有几个领导人是好人了。不过，虽然人人都有缺陷，但有些人的缺陷比另一些人小些，更不坏些。下面言归正传，说说蒋介石与毛泽东。

我们大陆长大的人从小被教育，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是如何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蒋介石更是人民的敌人。如果你有机会与今天的台湾人谈论蒋介石，台湾人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大多为负面：独裁高压，实行军管戒严，迫害异己。记得读书时一位本省人家出身的台湾同学曾经气愤地告诉我，当年蒋介石统治时，她在小学如何被逼迫讲国语：讲一句当地话，会被罚款几分钱。反观今天的大多数大陆人如何看待毛泽东呢？尽管毛泽东迫害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尽管第一个高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共产党员刘少奇的命运，比起绑架蒋介石的国民党员张学良的命运，不知要悲惨几十倍；尽管毛泽东时期，在中国小学里，如果你不小心把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掉到厕所里，就会被班里同学开批斗会，讲本地话罚几分钱与之相比，实在是小小的小巫；尽管独裁高压，迫害异己，放到毛泽东身上不仅同样适合，而且在程度上比起蒋介石来，不知又高了几十倍几百倍，大陆人到今天还在怀念毛主席，还把他看成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还捧着鲜花去瞻仰花巨资保存的皇帝僵尸，为什么？为什么今天的台湾人看待蒋介石与今天的大陆人看待毛泽东态度那么不同？为什么台湾人与大陆人对领袖的要求差别那么大？

我说是因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精英领导下的大陆，人民的思维水平仍然停留在封建时期，在中国统治精英的引导下，中国人民思想落后，观念陈腐，仍然认为爱国就是爱朝廷，好日子要靠好皇帝；而蒋介石之后的台湾精英领导下的台湾则早已走出了封建时期，进入了现代社会，人民尊崇普世价值观，痛恨独裁强权，思想与世界先进社会颇为接轨。

为什么蒋之后的人民与毛之后的人民素质差别这么大？或者说，为什么蒋之后的精英与毛之后的精英领导水平相差如此多？因为台湾的先辈总统蒋介石没有大陆的开国皇帝毛泽东那么坏，换句话说就是，台湾的先辈总统是比大陆的开国皇帝更好的统治者。蒋介石统治时期固然有一定程度的独裁，但蒋的独裁比起毛的独裁，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人们说蒋介石统治时期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毛泽东统治时期自由则是有没有的问题。更为可怕的是，毛泽东统治时期，经过历次运动，中国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彻底改造，如今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已经堕落成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灵魂，对人民没有责任感的太上皇或太上皇的奴才。而台湾在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的引导下顺利地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这一历史结果与蒋介石相对来讲开明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充满皇帝思想的毛泽东就不可能培养出蒋经国这样坚信民主自由，不以自身利益为重而以民众利益为先的后代。毛之后精英的素质不如蒋之后精英的素质是必然。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六十多年前在国共内战中输给了共产党，很多人以胜败论英雄，因此而说毛泽东比蒋介石伟大，但是皇帝的胜利不等于人民的胜利。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尤其是抗日战争，消耗了国民党的很多力量。而且，比起共产党全心全意不择手段夺取政权，蒋介石的心没有共产党狠。据说国民党军队里的将兵仍然把共产党军队看成是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有点于心不忍，因而国共内战时打起仗来三心二意。共产党则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洗脑战术，洗脑后的解放军打起仗来心狠手辣，根本不把对方看成是中国人，而是看成势不两立的敌人。事实证明，一个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夺取政权的领袖和政党，掌权后对自己的人民对自己的同党也同样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以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后的中国比起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光明了很多，毛之后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西方历史学者说，如今人民忙于提高生活水平的中国更接近于蒋介石设想的中国未来，而几乎完全背道于毛泽东预想的中国。可惜的是毛泽东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中国，毛泽东的遗毒仍然妨碍着中国的进步。不少中国人总是说进步要慢慢来，今天的中国已经进步很大了，过去连私下里讲一句对领袖不尊的话就可以被抓起来，现在私下里什么话都可以讲。我们是应该承认，今天的中国，自由程度比起反右或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进步了很多，但那是与共产党自己比。中国进步了半天，言论自由程度，政治民主程度到今天仍然是连解放前的水平都还不如，中国大陆今天的精英素质连解放前中国的精英素质都比不上。解放前，共产党还可以出报纸，民间还有独立出版社，独立组织，反对派，而中国进步到今天，不要说公开有反对派，独立出报纸，就是写几篇文章，宣扬一下与共产党共同民主，就会被判11年徒刑。而中国之所以有没有自由的问题到今天都还存在，中国之所以如今腐败横流作假泛滥，正是由于毛泽东遗毒的巨大杀伤力。在毛泽东的极端独裁统治下，中国的民间组织，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灵魂，被一扫而光。毛泽东统治以后建立起来的以不讲道理的形式进行的毛泽东思想洗脑教育，更是造成了中国今天统治精英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拿着枪杆子不屑与任何人讲理的土匪阶段，手里有了枪杆子，说你是罪犯你就是罪犯，说我代表人民我就代表人民。中国人从上到下只有对党表忠心，不能有灵魂，不需要对人民对社会有责任感，真有责任感了反而被关进监狱。

据说今天的中国人因为痛恨腐败作假又开始怀念毛主席，这实际上是想以吃毒药的方式来治病，正是毛泽东为中国制度打下的基础，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统治精英仍然遵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一党绝对独裁的统治方式，才造成中国从精英到人民素质普遍低下，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骗则骗，能捞则捞，没有人在乎对错，没有人在乎思想灵魂，中国人民只能在或者是毛泽东时期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或者是毛之后时期腐败横流作假泛滥之间做选择，中国人民永远是输家，不可能拥有西方人民既生活富有，政府又相对廉洁的双赢选择。而台湾人民则已经过上有钱富足，政府相对廉洁，贫富差别小，社会相对公道的好日子。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两段刘晓波2008年12月被中国政府逮捕前接受独立中文笔会的录像采访，讲述自己十几年被警察监视跟踪的生活，许多情节颇具“喜剧”色彩，有些故事听了让我笑翻。据称这段采访录像曾被用来为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游说，向评委会播放。刘晓波十几年来几进几出监狱，却仍然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心态，他操着一口京腔，还有点结巴，讲故事时，在我听来颇有点说相声的味道。下面是我根据刘晓波的录像采访记下的几个刘晓波被警察跟踪监视生活的黑色“喜剧”故事。

刘晓波自从1989年参与指挥六四以来，被中国政府四次判刑，至今已经是四进三出监狱。1996年，刘晓波第三次被捕入狱。那次警察来刘晓波家逮捕刘晓波时，他正在电话上与朋友谈话，见警察进家门，便放下电话，但没有挂断电话。朋友在电话另一端听见有人在那用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地宣读逮捕证书，跟电影里似的，还以为是电视里放电视剧的声音。后来这位朋友再给刘晓波拨电话，却发现怎么也拨不通，才想到刚才听到的也许不是电影，而是真实生活，刘晓波被捕的消息就以这样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方式传了出去。从1996年到1999年，刘晓波被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送进劳改营劳动改造了三年。在这期间，他妻子刘霞也被警察跟踪监视。警察专门在刘霞居住的宿舍楼下建了一个岗亭小屋，以便日夜监视，刘晓波出狱后，这个小屋自然同时成为监视刘晓波的岗哨。在刘晓波99年出狱后十年的“自由”日子里，他们夫妻俩时时刻刻都在警察的注视之下，来访的朋友和记者也不时会被警察干扰甚至阻挡回去，为此刘晓波说是与这些警察吵过好几次。

警察对刘晓波的限制时紧时松。严重时是软禁，2004年警察从电话上窃听到刘晓波在写中国人权报告后，切断刘晓波家的电话和网络通讯，家门外坐着两个警察，不许刘晓波出门，实行软禁；大多日子是可以出门，但有时必须让警车送，有时则宽松到可以自己打车，但警察总是派两辆轿车，加一辆摩托车紧紧跟着。之所以要有摩托车，是怕刘晓波中途拐进轿车开不进的小胡同。有一次，刘晓波与妻子刘霞去朋友家吃饭，出门想打个的士，那天不知为什么，等了半天，也见不着一辆的士，夫妻俩便决定改坐公共汽车。上了公共汽车，只见公共汽车前面一辆桑塔纳，后面一辆奥迪，还有辆摩托车时前时后。公共汽车司机不知里面的蹊跷，开了两站，发现这两辆车总一前一后夹着，觉得奇怪，嘴里叨叨着：这么宽的大马路他不开，偏在我后面跟着。下一站到站，公共汽车司机便下车去敲那辆奥迪的车窗。警察不便说什么，不吭声，只是继续跟着。公车司机看了心烦，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车窗，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车窗。公车上还有两个便衣警察跟着，坐在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也忍不住要笑。

刘晓波与朋友去饭店吃饭，自然也总是有警察“护送”跟踪，他和朋友在这边进餐，警察就在那边找张桌子坐着。有一次朋友请他去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这家餐馆是老外开的，不让不吃饭不点菜的人随便坐，警察们便坐在门前的吧位上。管吧台的小姐问两位要不要来点酒，警察说不要，吧台小姐便说不点酒不能占座位，把他们赶出了饭店。刘晓波的朋友后来向吧台小姐说，知道你赶走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吗？是公安局警察，你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

我非常赞赏刘晓波写的“我没有敌人”。如果说共产党统治早期时的问题还有毛泽东个人的邪恶因素在起作用的话，共产党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有超级的控制力量了，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制度绑着，做着在这个制度下被迫要做的事。这些监视刘晓波的警察们，也不过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以养家糊口过日子。把他们放到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他们就会是保护人民为人民办事的好警察，放到一个邪恶愚蠢的制度下，就变成了扼杀自由扼杀正直的帮凶。中国今天的邪恶已经完全是制度的邪恶，连总理都不能做他说他想要做的事。这个邪恶的制度将正直的有良知的人送进监狱，将大多数本来可以廉洁的人变成腐败者，将众多本来可以诚实做人的人变成了撒谎作假者，将好警察变成了坏人。制度是人建立的，要改变治理它也需要靠人。刘晓波几十年来不屈不饶倡导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正是给人以治理这个邪恶的力量。因为一个政府不能被批评不受监督的制度，一个以枪杆子论对错的制度，必定走向邪恶。只有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只有政治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变成以对人对社会是否真正有益来论对错。

虽然几个月前就听到了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虽然我内心非常希望他能获奖，但我一直以为刘晓波获奖的希望不大。一是因为过去有过维权人士胡佳获提名，但最终落榜的先例，二是因为在我看来西方媒介对刘晓波似乎没有足够的兴趣。昨天，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前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有关诺贝尔奖有奖竞猜活动的报道，说是参加竞猜的民众下赌刘晓波获和平奖的比例异乎寻常地高，有奖竞猜主持人宣称从来没有一个提名候选人获得过如此多的赌注，因此非常看好刘晓波得和平奖，这段消息激起了我对刘晓波获奖的希望。这则报道在结尾时说，虽然民众看好刘晓波，但专家们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今年会选一个低调的候选人，刘晓波太高调，如果他得奖，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今天早晨，当我打开电脑，看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头条消息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挪威和平奖委员会有勇气对抗具有强大经济力量的中国政府的威胁，喜的是刘晓波为争取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所做的牺牲终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奖赏，更为中国人权问题能因此引起更多的人关注而高兴，为因此会激励更多的中国人敢于坚持良知坚持正义而充满了新的希望。

像中国许多被关押的政治犯一样，刘晓波本来可以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他可以像大多数当今中国教授们一样，写些党爱听的文章，有能捞大钱的机会就捞些大钱，捞不了大钱，作为今天的大学教授，物质上也差不到哪去。可是刘晓波是个有灵魂有责任心的公民，没有在利益面前丢弃自己的灵魂，丢弃自己的的责任，他明知党不爱听，明知有被关监狱的危险，却仍然为争取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而呼喊，几进几出监狱。2008年由他牵头的“零八宪章”触到了中国政府的痛楚，再次被中国政府逮捕，2009年圣诞日，他被中国政府以发表文章为主要罪证，被判11年的重刑。过去我对刘晓波了解甚少，但以发表文章为罪证可以判一个人11年徒刑，这样的政府实在太黑暗太残暴了，从此变得关注对刘晓波的报道。刘晓波入狱后不久，网上出现了他在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他说到：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刘晓波既有为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权利的勇气，又有坚信非暴力斗争的良知，在中国争取民主的人士中非常难得。中国人大多在阶级斗争教育下长大，很多争取人权争取民主的人往往在用共产党的方式在那里抗争，难以从中国几千年以暴抗暴的模式中走出来。当我们在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胜利庆贺时，还需要记住的是，这是“和平”奖，中国为民主呐喊为自由斗争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对民众有号召力的精英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对民众的责任感探索和平演变中国的方式，以良知为指导寻找对社会最少损害的方法，使中国尽早和平地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中国人盼望中国能获得诺贝尔奖盼了这么多年，今天中国得到的却是一个中国政府要屏蔽要抗议的和平奖，我觉得这是给中国的最好的诺贝尔奖，是中国最需要的诺贝尔奖。中国只有走上符合人性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才会成为人类的福音，中国的崛起才会给人类带来好处，而诺贝尔奖的宗旨正是“奖励那些为人类带来最大益处的人（Prizes for those who confer the “greatest benefit on mankind”）”

在今天这个许许多多崇尚普世价值观的中国人欢庆的日子，我向为人民的自由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的刘晓波祝贺致敬，希望他早日获得释放；我向所有相信民主自由的中国人祝贺致敬，希望中国早日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上民主自由道路。

不少中国人看世界爱走极端，看西方或一味崇拜，一旦发现西方实际并不完美，又走另一个极端，变成反对西方的一切。世间的事对他们来讲似乎只有完美与邪恶两种状态，不是完美如上帝，就等同于邪恶如撒旦。如果有人批评中国制度，提倡学习西方式制度思维，这些人立刻可以列出西方的很多不完美之处，说西方也有问题，西方制度也邪恶，好像西方必须像上帝一样完美无缺才值得学习，不完美就不值得学习。

西方社会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社会？当然是，连许多“热爱”共产党的中国人来了都恋恋不舍不肯离开；但西方有没有好到值得崇拜？绝对没有；西方社会有没有问题？当然有，而且不少；西方媒介报道新闻百分之百真实？当然不是，美国一个民间调查显示美国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媒介报道。西方不是上帝，西方人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民主自由更不是完美无缺的乌托邦，西方的制度只能说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西方不是用来崇拜的，但可以用来学习。正因为西方不完美，所以学习时要仔细研究，寻找什么是使西方社会变好使西方社会进步的东西，值得学，我们自己什么好该保留，而不是邯郸学步，照样画虎，人家造高楼开汽车，我们也要造高楼，也要开汽车，人家GDP高，我们也要GDP高，人家说英语，我们也要说英语，最后把自己的文化都丢光了，把自己的山河都污染了，还没学到人家的好东西。西方人远不是十全十美，中国人也不可能是十恶十丑，为什么别人可以过自由又和谐，有钱也有好空气，吃饱饭，食品也安全的生活，中国人却要过既没有自由也不和谐，如今有钱了，空气却更污染了，如今吃饱饭了，食品安全却没有了保障的生活？

在这些为什么的背后，是有没有一个有效合理的制度，有没有一个有利于纠正错误，一个鼓励好行为惩治坏行为的体系，有没有一个平衡的顺着人性的发展。西方社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西方制度里的民主，自由，公开，法治，等等特性，使得西方社会里的问题不会愈演愈烈，使得西方社会是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使得西方的发展是一个平衡的符合人性的发展。西方社会前进的道路也是曲曲折折，难免有不少坑坑洼洼，但却总是一点一点地向着更好的社会迈进。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不把西方制度看成是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把西方的好经验拿来使用？这样人民得益，可以尽早过上不比西方人差多少的生活。南韩北韩的例子明明摆在那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制度所造成的天地之差，为什么我们要向北韩看齐，一意孤行走专制道路，而不像南韩那样，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呢？

把西方与中国相比，并不等于说西方是上帝，一切都好，中国是撒旦，一切都坏，而是相对来讲，西方社会比中国社会公平，西方人生活得比中国人更有尊严，更体面，西方人工作比中国人轻松，物质享受却比中国人充裕，西方社会有很多自由，又相对和谐，中国社会既没有多少自由，又不如西方社会和谐。西方不是上帝，不是用来给世界其他人崇拜的，西方人也是人，不完美无缺没啥好奇怪。但西方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过与西方人同样的生活？为什么西方人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府，中国人就不可以，写几篇文章就可能被扔进监狱？中国人比西方人干活勤劳多了，为什么却过着远不如西方人优越舒适的生活？是中国人天生笨吗？天生素质不好吗？那为什么香港可以早早地就跨入世界先进地区的行列？为什么台湾如今也跨入了世界发达地区的行列，而中国却难以从第三世界中走出来？我们大陆人一点也不比香港台湾人差，为什么我们就该落后？为什么我们上网都要被政府管得紧紧的，不能像世界其他大多数人那样有限度大得多的自由？为什么我们的环境要被破坏得如此严重，而同样是人多资源少的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环境就能保护得比我们好多了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该喝毒牛奶？打个比喻，如果我是北韩人，我一定很生气，为什么我在南韩的表姐表弟能过奢侈的好日子，我却连饭都吃不饱？南韩的表姐表弟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我却要天天歌颂崇拜金主席，我一点也不比他们差，一点也不比他们蠢啊。

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门课叫“常识”，不过那门课讲的大都是关于科学常识，比如地球是圆的，人呼吸氧气等等，这些基本科学知识我都是从那门课里学来的。我这里说中国人缺乏的不是科学常识，而是做人的常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复杂推理，不需要引经据典就能够判断对错，就可以做合理的符合人性的决定的能力。

我写博客大多从我的个人生活体验来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害的，很少引经据典，更没有深奥的哲学理论，因此常常被某些中国读者斥为“肤浅”。在这些人看来，常识是“肤浅”的东西，是不值得一顾的，一定要有复杂深奥的理论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事实是中国不乏缺乏做人的常识的精英，他们有些以通晓古今中外历史为荣，以能引经据典为傲，有些则以能掌大权发大财视自己为人上人，却连做人的基本常识都没有，连基本的对错都没有能力做判断。经过这些精英的推理，最后能得出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是伟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好处，骗了亿万人就是英雄等等许多不合人性的结论。

不少中国人喜爱瞻高望远，却常常对自身周围的事麻木不仁视而不见。连饭都还没吃饱，就要赶超英美，大跃进；连在自己的国家里都还没有站起来，就天天想要在世界面前站起来；连食品的安全都没有保障，连呼吸的空气都混浊不堪，连河流山川都污染流失，却想着要得诺贝尔奖，要赶超美国做世界第一；自己明明是个连基本公民权利都没有的小民，任由共产党皇帝摆布，却总是从皇帝的角度高谈阔论评说什么对中国有利；明明连对自身周围的坏人坏现象都不敢啃一声，对自身周围的腐败不公平都不敢制止不敢说不，却自豪地宣称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中国人爱吸精神鸦片，只要救星毛主席大手一挥“中国人民从此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就立刻喜笑颜开，只要共产党高喊“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代表人民”，中国人民立刻就将共产党视为自己的亲爹娘，批评共产党就好象是批评自己，至于毛泽东连刘少奇彭德怀都不让站起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全中国人民的崇拜下跪，共产党一边高喊为人民服务，一边公开宣称共产党掌握政权是政府的第一任务，而所谓共产党代表人民其实是人民被迫被共产党代表，人民根本没有拒绝被代表的自由，人民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吸足了精神鸦片，有了自豪的幻觉，现实如何，具体生活如何似乎就不重要了。大跃进，文革，之所以在中国发生，就是宏伟口号战胜常识，人民连基本良知都丢失了的例证。至于中国人为什么看不到口号与现实的分裂，常常连常识都没有，我已经在过去的博客里说过多遍：思想封锁和洗脑教育的恶果。在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下，中国的孩子们也许有不少小小年纪就能解数学奥林匹克难题，但却连起码的分辨好坏的能力，起码的做人常识都没有人教。

下面让我从常识的角度来分析如今泛滥中国的一个问题：作假。

中国社会如今作假泛滥，从牛奶掺聚氯氰胺，地沟油洗衣粉炸油条，到学术作假，名人假报学历，作假的例子不计其数，下到以几分钱讨生计的小摊贩，上到著名大学里的学者，社会名人，作假泛滥于中国的各个阶层。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作假愈演愈烈？为什么中国人作假不觉得羞耻？为什么同是中华文化，台湾人作假没有大陆人那么泛滥？

答案依我看来自中国的一句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就是以假话起家的：共产党“解放”前向国民党要求“民主”，当权后却比国民党独裁上百倍；高喊“为人民服务”，事实却是一切为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就是一个最大的假话，“共和国”实际是共产党独裁国；宣称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实际却逼迫人民在自己国家里向政府屈膝做奴才；说自己代表人民，根本没有依据：一个不是由人民自由意志选举出来的政府怎么可能代表人民，一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府，只相信谁有枪杆子谁就代表人民，人民只能是属于政府主人的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说话权利的奴才。在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正常人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中国，当数千万中国人为了升官发财，加入共产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他们潜意识下就是认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撒谎作假，撒谎作假是必须的，是没有错的；当中国的父母们任由学校给孩子洗脑，任由学校教导孩子在红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他们就在无形中让孩子从小学会撒谎作假，无形中向孩子默认撒谎作假是允许的，是正常的。在美国，如果你去法庭作证，对方律师只要证明你撒过一次谎，你的证词就难以被陪审团看重，而在中国，政府鼓励你撒谎，逼迫你撒谎，孩子从小就被学校教育撒谎，作假是生存的必须，是升官的必须。在这样一个鼓励撒谎，鼓励作假，作假是必须的体制下，中国社会人人撒谎，人人作假，作假已经作到了明明在讲假话，自己却毫无知觉的地步，人民对撒谎作假失去了羞辱感。作假是耻辱的，这一做人的起码常识已经在中国被人渐渐丢失。

我上一篇介绍了成功的七个习惯：一，主动进取；二，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三，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四，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第五，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六，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于二（Synergize）；七，更新自我。许多西方读者认为Stephen Covey书中讲的其实都是些常识，不过这些西方社会的常识对不少中国人来讲也许就是崭新的观念，有些习惯比如主动进取，我们嘴上也讲，但没有深入理解，行动上常常反着做，有些习惯比如双赢，和Synergize，我则很少在中文世界里听到过介绍，可以说不存在于中国式思维中。记得当时我一边读这本书一边想，对照这七个成功的习惯，中国教育中国思维几乎全都反着做，共产党宣传式教育使很多中国人常常变得连常识都没有，连良知都丢失了，难怪中国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找到成功。下面我以中国式思维为每一个成功习惯的反例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全都做错了。

第一，主动进取

主动进取者遇到困难时，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能做的事上，他们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动进取，把精力用在扩大自己对事物的影响力上，从而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与主动进取者相对照的是被动反应者，被动反应者总是将眼光盯在那些自己无法掌握的事情上，习惯于责备别人，责备环境，将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不幸怪罪于别人，怪罪于环境。

中国例子：中国人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如何亏待自己上，放在不能改变的事实上。日本侵略中国，鸦片战争是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雪恨，别人的错永远要牢记在心，自己的错却很快就忘记，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做错了什么，自己该做什么，中国人该做什么上，思维停留在依赖者阶段：你要善待我，你要对我们的贫穷落后负责，而不是我们对我们的落后腐败负责。另一个例子是持“中国人素质低”论的人们，他们总是把眼睛盯在中国人素质低这一既成事实上，一味埋怨，却没有任何建设性建议，不深入思考是什么造成了素质低，怎样做可以改变素质低这个现状。这两个中国例子显示了失败者的典型思维特征。

第二个习惯：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在设计最终目标时，树立有远见的正确的目标非常重要，我们要以智慧，要以良知，要以充足的判断能力，辨别能力和理解能力来审视生活，找到一个正确的生活重心。当我们将生活重心从以具体的事为重心转向以正确的基本原则为重心（principal centered）时，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平衡，更成功，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一个平衡家庭，工作，财富，朋友，和快乐的生活目标。

中国例子：中国共产党统治六十年可以说是一直设立错目标，总是以没有人性的具体数字为重点目标，以战胜别人（帝国主义）为重点目标，建国原则就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国家统治者没有远见，没有良知，没有判断能力，看不到正确的方向，找不到平衡的目标。比如国家建设，最终目标是什么？钢铁数目赶超英美（大跃进时的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从小听到的目标），GDP增长，又是为了什么？不能为赶超英美而赶超英美，不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四个现代化，GDP增长更不能成为终极目标。如果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是以使人民过上体面有尊严的好日子为原则，一切发展的计划决策都以这个目标为指南，那么就不会为了炼钢铁而饿死几百万人，不会为了GDP增长而牺牲自然环境，不会为了GDP增长而牺牲社会道德，不会以国家利益为理由来牺牲个人利益，国家的发展就会更平衡，更成功，人民才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第三个习惯：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Put First Things First)

创造成功的很重要一点，是具体如何来有效地做事。我们在安排做事的秩序时要以事情的重要与否来决定缓急，而不能让缓急秩序来决定事情的轻重。要学会做预防性思考，这样才不致于每次都以救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能避免低效益的工作方式。

中国例子：中国在建立和谐社会时，没有预防性思考，不从本质上解决社会的重要问题，最后总是以救火的方式（血腥镇压）来解决社会问题，民族问题，非常低效益，从来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第四个习惯：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Think Win/Win）

我赢，你也赢，是最佳的合作方式，是达到持久成功的基础。只有有双赢品质的人才会去追求双赢，才有能力去追求双赢。双赢品质（character）来自三种品德（trait）：正直，成熟，和认为有足够的成功给每一个人。

中国例子：在这一点上，中国反例不计其数。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中国与别国的关系时，都是以我赢你输，或我输你赢的方式来思考的。个人要得利就一定要损害社会，社会要和谐就一定要牺牲个人；政府要成功就一定要压制人民，中国人民对政府则是以典型的我输你赢的方式来求得苟且偷生；中国要崛起就一定要打败别国，西方则是出于嫉妒才批评中国。中国人没有双赢思想，看不到有个人与社会双赢，政府与人民双赢，中国与世界双赢的选择。而中国不建立健全国民的品质，不在大多数国民身上树立正直，成熟，有良知的品质，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因为只有有品质的人，才有欲望有能力去追求双赢，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第五个习惯：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

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总是爱批评中国，抱怨西方人不了解中国。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到今天都不真正理解西方，不理解西方人做人的原则，很多中国人在西方生活十几二十年也不理解西方和西方人。比如很多中国人将西方人支持西藏看成是支持藏族反对汉族，而不明白西方人反对的是强权统治。打个纯粹的比喻，如果广东人，浙江人要从共产党强权统治下独立出来，西方人也会支持。

中国一方面不理解西方的实质，反对西方的实质，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跟在西方后面学西方的表，学西方的果，崇拜西方的表和果，把西方对中国的评价看得重于一切。中国政府不惜花大钱在西方国家建立孔子学院，扩大人民日报英文版，希望能以此赢得西方公共关系。问题是中国政府只要坚持在中国践踏人权，西方就永远会批评中国，中国政府不理解西方原则，在海外花钱做公关，期望求得西方赞同，是把钱往水里扔。

第六个习惯：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于二

团队精神不是简单地将人员加在一起，几个人做的事只是每一个人做的事之总和，而是几个人一起做成的事大与每个人分别能做的事之和，使一加一大于二。要达到一加一大于二，关键是要珍惜保留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同时在团队中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共事方法，发挥团队中每个人不同的长处，成员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扩展视角，迸发创造力，取得比简单相加更高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宽容不同的团队或社会（民主自由）比一个一切大同的团队或社会（专制统一）要成功的原因。我上一篇在说这些话时，虽然没有点中国的名，但实际上已经用专制统一的中国社会做了反例。中国人在建立团队时，常常不在意建立有效沟通相互信任的合作方式，不致力于发挥不同人的不同长处，而是以压制不同来达到和谐，以强权来征服对方，结果是一加一小于二，一个中国人可以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却不如一条虫。

第七个习惯：更新自我

人要不断取得成功，必须不断更新自我。更新自我可以分成四个方面：精神更新，体能更新，智力更新，以及感情更新。

中国人常常是不停地劳作赚钱，很少注意更新补充自己，谈到更新往往也只看到知识技能的更新，而忽略其他方面的更新，尤其容易忽略精神状态精神能量的提高更新。

“成功的七个习惯”（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一书出版于一九八九年，是一本在西方非常畅销的书，到今天已经卖出一千五百多万本拷贝。西方市场上自我成长教育的书籍不计其数，但很多作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技巧的提高上，教人如何抄近路，如何急成。这本书的作者Stephen Covey却认为人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个人品质（character）上，应该从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principal）上来提高自己；应对人的技巧可以常变，做人的原则却永远不变，普世通用。只有当你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基础建立起个人品质，你才有可能取得长远持久的成功。

Covey认为，人生走向成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的依赖者到第二阶段的独立自主者再到第三阶段的与自然与社会相互依存者。每一个人生命的第一个阶段都是依赖者（dependent），孩童时期我们依赖父母，依赖社会（学校）；当我们从孩童长大为成人时，我们变得越来越独立（independent），我们可以依靠自己来做很多事，我们开始承担责任；不过人生的成熟并不停留在自我独立上，人是自然与社会中的一员，当我们学会与自然相互依存，与社会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我们就进入了成熟的第三阶段。依赖者关注的是你，你要照顾我，出了错要怪你；独立者关注的是我，我选择，我负责；相互依存者关注的是我们，我们相互合作，我们将我们的个人才华个人能力结合起来，做个人不可能做的事。人生的最终成功就是要从依赖走向独立，再走向与自然与社会的融洽相处，相互合作，使自然与社会反过来做于人有利的事。

书中列的成功的七个习惯是：第一，主动进取；第二，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第三，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第四，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第五，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第六，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与二；第七，更新自我。第一至第三个习惯致力于塑造自我，第四至第六个习惯致力于赢得公众关系，第七个习惯则即为塑造自我也为赢得公众关系。

第一个习惯：主动进取（Be Proactive）

主动进取者认为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行动决定了自己的一生，自己成功与否应该由自己来负责。主动进取者遇到困难时，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能做的事上，他们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动进取，把精力用在扩大自己对事物的影响力上，从而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与主动进取者相对照的是被动反应者，被动反应者总是将眼光盯在那些自己无法掌握无法控制的事情上，习惯于责备别人，责备环境，将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不幸怪罪于别人，怪罪于环境。

第二个习惯：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第一个习惯建立了我是成功的创造者的积极态度，第二个习惯就是迈出创造成功的第一步：用想象和良知来树立目标。人类之所以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在于人类有想象力（imagination），有自我意识力（self awareness），有良知力（conscience），人类可以想象一个尚不存在却是人类能力有可能达到的潜在世界，为自己设计一个奋斗目标，并以这个目标为指针，迈出创造成功的下一步。

在设计最终目标时，树立有远见的正确的目标非常重要，我们要以智慧的力量，要以良知的力量，以充足的判断能力，辨别能力和理解能力来审视生活，找到一个正确的生活重心。在树立目标时，我们还要有精神源泉来引导我们生活的方向，要对自己的长处和潜能有足够的认识。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重心可以非常不同，有些人以家庭为生活重心，有些人以工作为重心，另一些人则以钱为重心，还有一些人以朋友为重心，或以寻求快乐为重心。关键是什么使你觉得人生有意义，使你觉得精神感情有依靠，什么给你力量去奋斗。该书作者认为，当我们将生活重心从以具体的事具体的物为重心转向以基本原则为重心（principal centered）时，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平衡，更成功，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一个平衡家庭，工作，财富，朋友，和快乐的生活目标。

第三个习惯：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Put First Things First)

当我们树立了目标，迈出了创造成功的第一步，第三个习惯是创造成功的第二步，是具体如何来有效地做事。我们在安排做事的秩序时要以事情的重要与否来决定缓急，而不能让缓急秩序来决定事情的轻重。要学会做预防性思考，这样才不致于每次都以救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能避免低效益的工作方式。

第四个习惯：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Think Win/Win）

人们在与人交往时有五种思维方式（注）：双赢，我赢你输，我输你赢，双输，和赢。双赢不难理解，就是我赢，你也赢，是最佳的合作方式；我赢你输也不难理解，就是以你输为代价来达到我赢，很典型的中国式输赢观；我输你赢对有些人来讲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愿意自己输？但在现实社会中确实有人以我输你赢的方式来与人交往，以讨好对方，以让对方接受自己；双输也不罕见，就是情愿我输也不让你赢，战争常常就是双输的选择；赢式思维很简单，我只在乎我赢，你可以赢，也可以输，我不在乎我不管。双赢式思维是比我赢你输，我输你赢，双输，或赢更成熟的思维方式，是能够保证长远持久成功的基础。作者认为，只有有双赢品质的人才会去追求双赢，才有能力去追求双赢。什么是双赢品质？作者说双赢品质（character）来自三种品德（traits）：正直（integrity），成熟（maturity），和认为有足够的成功给每一个人（abundant mentality）。

正直的人是有正确价值观的人，只有正直的人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赢，才会被人们给以信任去追求双赢的结果。

成熟的人懂得如何掌握勇气与体谅之间的平衡，就是说即敢于表达自己的感觉和信念，又体谅别人的感觉与思想。很多人思维是单向性的，他们认为一旦善良了，就一定不能坚定，一旦要坚定，就不能善良。有双赢品质的人是即善良又坚定，追求双赢，你不但要善良，体谅对方，更要坚定有勇气，你不但要理解别人，更要自信。能达到善良与坚定的平衡，能体谅别人又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就达到了真正的成熟。一个有勇气但不懂得体谅别人的人，可以是一个坚定的人，但只能追求我赢你输；一个过于体谅别人的人，就可能以我输你赢来达到与人共处。当你即有勇气，即敢于表达自己的信念，追求自己的目标，又懂得体谅别人，理解别人，我可以聆听，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empathize），但我也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只有掌握了这一平衡，你才会有能力去追求双赢。

认为世界上有足够的成功给每一个人也是有双赢品质的重要一面。有些人认为成功的机会是有限的（scarcity mentality），别人成功了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这些人不愿看到别人赢，难以为别人的成功高兴。有双赢品质的人相信人人都可以成功，你成功并不夺去我成功的机会，世界上有足够成功的机会，不需要以别人的输来换取自己的赢。

只有有品质的人才能追求双赢，才能获得持久的真正的成功，这是为什么作者认为单靠技巧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只有提高个人品质才是达到最终成功的关键。赢得公共关系并不等于战胜其他人，而是在公共关系中与人做更有效的合作，从而使双方都受益。

第五个习惯：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首先要学会理解别人，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empathize），然后才能找到正确有效的沟通方式，反过来让对方理解你。

第六个习惯：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于二（Synergize）

我将Synergize翻译成团队精神，但这个团队不是简单地将人员加在一起，几个人做的事只是每一个人做的事之总和，而是几个人一起做成的事大于每个人分别能做的事之和，我将其解释成使一加一大与二。要达到Synergize，关键是要珍惜保留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同时在团队中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共事方法，发挥团队中每个人不同的长处，成员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扩展视角，迸发创造力，取得比简单相加更高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宽容不同的团队或社会（民主自由）比一个一切大同的团队或社会（专制统一）要成功的原因。

第七个习惯：更新自我（Sharpen the saw）

要让刀一直好使，必须在每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保养磨练，人也一样，必须不断更新才能不断取得成功。更新自我可以分成四个方面：精神更新，体能更新，智力更新，以及感情更新。更新智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对我们中国人很直观，但除了更新知识和技能，更新自己的精神状态，体力状态，和感情状态也非常重要，所以寻找补充精神源泉，发展业余爱好，与家人消磨时光，体育锻炼，享受大自然，旅游等等，都可以是更新自我的一部分。

注：作者书中列有六种交往思维方式：双赢，我赢你输，我输你赢，双输，赢，和双赢否则不成交，我这里将双赢和双赢否则不成交合并成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