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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楼市新政出台后，36.5%的人预计所在城市的房价会下降，25.9%的人认为会维持现状，21.4%的人表示还会上涨。此外，40.3%的人表示不会买房，25.2%的人会持观望态度，23.6%的人表示会买房。
　　（北京讯）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主要责任在谁？一项调查显示，84.8%的人首选“地方政府”，其次是“房地产商”(58.5%)，第三是“炒房客”(51.2%)，“银行”排第四（45.7%）。
　　《中国青年报》报道，这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上星期对5864人进行的调查的结果。
　　“现在一些地方土地财政占了当地财政总收入的一半，政府过于看重房地产对拉动经济的作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房价快速上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银行也要负很大责任，炒房者不利用银行杠杆不可能兴风作浪，他们的自有资金主要用于首付。银行应该为储户负责，不能盲目贷款。对于炒房者的贷款应该归为商业贷款，二套房是投资性甚至是投机性住房，打着消费贷款的名义本身就不合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周江博士认为，2008年底至2009年初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时面临房地产市场的低谷，国家出台了鼓励住房消费政策。银行在执行信贷政策时，免不了先顾及自身利益，可能出现违规操作等问题，对房价过快上涨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稳定房地产价格来说，信贷政策是见效最快最起作用的。”周江说，这次楼市新政目前已初见成效，部分城市房价上涨态势得到遏制，不过买方和卖方还处于相持期，政策出台到产生明显效果会有一定的时间。
　　调查显示，楼市新政出台后，36.5%的人预计所在城市的房价会下降，25.9%的人认为会维持现状，21.4%的人表示还会上涨，16.1%的人表示不好说。
　　此外，楼市新政出台后，40.3%的人表示不会买房，25.2%的人会持观望态度，23.6%的人表示会买房，还有10.9%的人表示不好说。
　　调查中，57.3%的人表示楼市新政“政策力度还不够，应该继续重拳出击”。
　　本次调查也显示，85.0%的人购房的主要目的是“自住”，21.6%的人想使“资金保值”，12.3%的人目的是“投资理财”。

周江认为，选择买房投资，一是和中国人传统的住房消费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在房价快速上涨的情况下产生的，大家会想迟买不如早买，这样的观念要改变很难。

　　当问到“如果有闲钱，你希望做哪些投资”时，41.3%的人首选“股票和基金”，其次是“房子”(36.6%)，31.5%的人会“存银行”，投资“黄金”和“实业”的分别占27.1%和26.9%。投资“房子”的比例随年龄增长递增，“80后”、“70后”、“60后”的选择比例依次为：36.6%、37.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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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汇网报道，11日，在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余庙村，满脸疲惫的冤狱10年“杀人犯”赵作海在其妹家披露了为何9次认罪的内幕，表示确因刑讯逼供。
　　“打了，抓住我就开始打了。”胡子拉渣的赵作海表示，在派出所打了、刑警队也打了，“反正是不说就打”。记者注意到，上身灰色T恤的赵作海眼睛虽大却显得无光，在其左眼处有一明显疤痕，他说，这些都是用棍子打的，“不说，他们就开打”。
　　而谈到被打的工具，赵作海回忆称，用小棍敲打头部，然后喝药水，喝了药水发晕、困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我头上放鞭炮，“打到最后，扛不住就认了。”
　　在接受采访时，赵作海数次欲言又止，表示“不说了，不说了”。现年57岁的赵作海，有4个子女，在其被抓后可谓“妻离子散”。目前，他的家因年久无人居住，房屋门扉皆无，一片狼藉。记者在其家中看到，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正在为赵作海建造新的房子。
　　拟提出逾百万元赔偿
　　“没有见到孩子，没想好怎么说。”赵作海说，现在没有想过家庭和以后的打算。而谈及赔偿问题，他表示准备在精神方面、经济方面还有孩子抚养等，提出120－13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申请。
　　“赔多少钱都洗不去10多年的牢狱冤屈啊。”其姐姐赵作兰说，自从弟弟被判刑送到监牢后，他的4个孩子在母亲改嫁后变得更可怜，甚至受到村里人的歧视。
　　今年的5月9日，因“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10多年的赵作海，在“被害人”赵振裳突然现身后，被宣告无罪释放。每当记者提到他与赵振裳当年何故打架时，赵作海便显得愤怒并停止接受采访。据称，这个问题赵作海最反感。
　　值得关注的是，赵振裳的一代身份证曾经用过两次，但公安机关都未发现他是一名已经“死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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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易经》将天地万物的元素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今天，中国的居民收入依其合法或非法等不同来源性质，也被分为五类。在专家与基层社会群众眼中，国内五花八门的各种居民收入来源，可以归类为：白、黑、灰、血、金，五种颜色。五色收入的存在凸显了在法制仍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复杂与监管的必要。
　　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昨天发表关于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文章。该文称，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发现“五色收入”分类法，能够获得大家认同。

　　这五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存在重叠交叉的部分。

　　其中，“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特点是有据可查，可见、可控、可预测。“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

　　“灰色收入”的概念最难定性。有的专家认为来路不明、不纳税、游离在申报之外的个人隐秘收入算“灰色收入”，未必违法。但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非白即黑”，无论名目如何冠冕堂皇，其本质是公权与私利交易而产生的“黑色收入”。

“灰色收入”渗透各行各业

　　当前，“灰色收入”己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具体形式包括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等。也有专家分析说，这类收入应该细分为“正灰”、“名灰实黑”，以及“浅灰”三种。第一种指的是违章不犯法的收入；第二种属变相受贿，具体形式如商业回扣、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第三种“浅灰色”收入本属于“白色收入”，其渠道正当，但因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所以缺乏税务监管。

“血色收入”指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山西黑砖窑奴工经济等。“金色收入”是由资本收益而来的收入，包括人们从股市、楼市中获得资产增值。

通过“五色收入”来观察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专家认为除了资源配置不公以外，制度不健全导致的大量“灰色收入”、以及腐败行为，都是贫富悬殊的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进行调查，并推算中国一年有4万8000亿元（人民币，约9800亿新元）的不规范“隐性收入”，它们主要集中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手中，这10%城市高收入户占有国家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韩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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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国福建省长黄小晶，率团在台湾进行“走亲、访友、做生意”访问之际，他的同仁却在台涉偷窃被捕。

　　参加旅行团游台的泉州市丰泽区台办（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倪子川，昨日上午涉在新竹7-11便利店，偷两瓶总值10新币的婴儿润肤霜时，被店员当场抓住并报警。

　　倪子川成为台湾首起大陆游客窃盗案疑犯，但因店家不予追究，获得警方免起诉。

　　他是首位在台涉偷窃被捕的中国大陆官员，令正在台湾访问的福建访问团颇为尴尬。

　　昨日上午 7时30分，倪子川独自到酒店附近的7-11闲逛，原本想要买一种名为金丝膏的药物，但在货架上却遍寻不着。

　　他看到货架上陈列的婴儿润肤霜，于是顺手将两瓶放入口袋，但准备离去时，却被店员发现，将他拦住并报警。

　　倪在警局坦承因为一时糊涂而顺手牵羊。

　　台湾方面因考量倪犯案情节轻微，且坦承犯行，又跟超市和解，店家也不愿追究，故决定不予起诉。

　　不过，中国国台办昨夜紧急发出声明，指倪当时在接电话，把两瓶润肤霜放入口袋，忘了给钱，并非偷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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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职位世袭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除了缺乏政治权力约束机制外，还包括政治道德和官僚伦理的全面崩溃。

据中国大陆媒体披露，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过程中，最后任命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其实，人们只要稍做调查就会发现，公共职位的隐形世袭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基层政府中，不但党政部门的领导岗位，而且各种待遇相对优厚的其他公共职位，几乎都已成为官员子女的禁脔。这种现象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为严重，这些地区往往缺乏民间资源，在政府资源分配中处于优先地位的公共职位因此更具吸引力。

政治道德和官僚伦理的崩溃

　　公共职位世袭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除了缺乏政治权力约束机制外，还包括政治道德和官僚伦理的全面崩溃。文革结束前的那种狂热而又偏执的意识形态，确实造成了非同寻常的灾难性后果。但人们不得不承认，头脑塞满这种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僚，对以权谋私或任人唯亲倒不会有太大兴趣。文革结束时，随着原有意识形态的破产，各种社会行为便开始被更为功利的动机所支配。

　　一方面在外部缺乏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另一方面在内心又缺乏理想主义和历史使命感的召唤，在这种情况下，弄权自肥对各级党政官员无疑是难以避免的选择。而一旦食髓知味，这些人自然要绞尽脑汁将权位延续给子孙后代。

　　公共职位世袭现象在近来愈演愈烈，也与高等教育状况的变化有关。起初，由于高校招生名额较少，就读费用低，高考纪律也较严格，高考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个人的才智与勤奋。由于各种政府职位一般都有一定的学历要求，因此高考能够起到和古代科举考试类似的作用，即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吸纳进官僚体系。平民家庭的子女因而具有相对公平的机会，跻身于政府公务人员之列。

官僚队伍素质下滑

　　更重要的是，那些最终进入官僚体系的平民后代，从个体而言，至少可以通过一些非制度性的途径，在政府内部代表和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他们各自的个体行为，又可以导致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后果，即整个平民阶层的利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和维护。
但随着高校急速扩招，高考纪律松弛，加之在职学历教育的泛滥，取得高校文凭不再需要太多才智和努力。在竞聘公共职位时，鱼龙混杂的学历不能有效发挥人才识别的作用。在各自都具备相应的学历条件时，面对官员后代的竞争，平民后代显得不堪一击。
　　高校扩张在总体上增加了入学机会，但由于高校收费的大幅提高，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平民后代，到高校就读反而更为困难。这在总体上进一步降低了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比例。实际上，温家宝总理还曾为高校学生中穷人子女比例之低感到吃惊。这也充分表明中国的行政体系僵化和麻木到了何等程度。

　　在以前，公务人员的各种作为即使不能让人满意，但由于自己或自己的子女也有跻身其中的希望，人们对整个官僚体系仍会予以几分认同。只要平民后代进入官僚体系的渠道较为公平和畅通，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裂痕就不至于太深。但现在，一方面政府掌控着全社会资源中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平民阶层却越来越难以跻身于官僚体系，官民矛盾和裂痕必然会日益明显和严重。

　　另外，如果官僚体系的更新代谢主要是在官僚阶层内部进行，官僚人才的选拔范围便会过于狭小，官僚队伍的素质也将日益下滑。在民选政治缺失的条件下，一支自体循环型的官僚队伍，不太可能会认真感受和关注其他阶层的利益诉求，最终也将无法获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同。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成交量已经下来了，股市开始下跌，房价还能走多远吗？
7月份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两大特点，一是出现成交萎缩的迹象，一线城市尤为明显：杭州环比下降37%、深圳下降16%、北京下降13%、上海下降9%；二是7月份与8月初，一线城市豪宅成交量上升，导致短期的价量齐涨。
从周期看，房地产市场已经在豪宅与投资客主导的风险位置。房地产市场上升的节奏非常明确，从成交量上升、房价小幅攀升、成交量大升、投资客逐步进入、豪宅上升投资客主导预期、房价到达高位、成交下降、投资客撤出、刚性需求被抑制、回到谷底。目前投资客主导、价升量跌，是很明确的风险信号。
目前上海的情况是豪宅畅销。易居中国·CRIC系统显示，8月10～16日的一周，上海商品住宅的成交量环比上升了10.3%，达到38.51万平方米。上海商品住宅的平均成交价环比大幅上升18.5%，达到19603元/平方米的历史新高。据方方地产机构的数据统计，上海高端公寓的销售量占到截止8月16号一周的楼市总成交量的23%，创今年3月以来单周最高值。浦东陆家嘴的星河湾荟苑，以170套的总销量位列全市高端排行首位；黄浦外滩的黄浦湾公寓报价虽高达50000元/平方米，高出周边价格水平约一成左右，当周仍成交30余套，交易面积达0.98万平方米，首批86套房源已销售四成。豪宅畅销绝非房地产景气信号，而是风险信号。
一些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房地产商开始大规模推出楼盘。8月广州推出的楼盘比7月骤增，中心六区新推楼盘的个数接近“五一”黄金月的六成，全市新推货量亦有望达到7000套，同样达到“五一”黄金月1.1万套的六成。这说明，从房地产商的判断来看，目前处于风险区域，处于价格高位，此时推出楼盘是最佳时机。捂盘惜售与大规模推房，在前期储备相同的前提下，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开发商对后市的判断。
购房者不应被假象蒙蔽。8月前两个周，深圳一共有9个楼盘入市。深圳国土房管局网站的数据显示，截止至8月17日上午11时，除了波托菲诺纯水岸和万科第五园两楼盘获得八成成交之外，其余楼盘销售率均在四成以下，个别楼盘仅仅录得一成成交。而开发商对外宣称的销售率，多在六成以上。两个数据相差悬殊，固然有录入时滞的因素，但也反映房屋成交量存在虚增的可能，最终法律意义上的成交才能说明问题。
最见竿见影的是政策风险，房地产开发商大部分是在调控政策主导下的徘徊者。银监会收紧二套房贷，发出收紧房地产投资比例的信号；中央多个部委警示楼市风险。除了银监会、央行外，发改委对当前楼市发出预警，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一轮严查“地王”的风暴，国家统计局、国税总局也在8月接连发文，对楼市表达了担忧。多部门对房地产密集表态，显示对楼市风险高度重视。而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忠告房地产开发企业，当前中国楼市已回暖，开发企业一定要冷静判断形势，不要助推楼市的涨价，要以实际行动来维护楼市回暖的大好局面。对家里人关起门来的忠告，必须重视。
地方政府逐步改变前此的助推房地产价格的态度：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加大供应控制房价，北京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1～7月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205.1亿元，同比增长26%，7月当月完成开发投资303.3亿元，同比增长87%，但比6月略有下降。广州市同样强势，8月10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迅速采取措施：广东中莱投资公司2007年以44.75亿元拍得的地迟迟不开发，被强制收回，并没收拍地时的8000万保证金。
从投资收益角度看，虽然央行表示货币政策不变，但是不表示能够容忍房价泡沫大涨，可以预计，只要实体经济有所好转，货币政策就有腾挪的空间。只要加息四次以上，只要开征物业税正式试点，市场收益预期就将扭转。虽然一线城市由于土地供应等因素牵制，不可能大跌，但超高的收益预期已经不存在了。
目前继续炒地、炒房，将遭遇政策、市场与预期的三重风险，如果说央企还有博弈的成本，普通投资者又有什么必要接盘当炮灰呢？

挖坑的只管挖，埋土的只管埋

作者：张鸣

据报道，中国小学生人数，自1995年以来，逐年下降，“已由1995年的13195.15万人逐年减少到去年的10331.51万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今年小学生在校生可能在10000万人以下。”也就是说，13年来已经减少了3000万左右。而同期，在校大学生数量却在逐年增加，只有去年略有减少。而研究生数量，则从1990年的3万左右，激增到去年的44•64万，增长近14倍。（ 7月21日，新京报）

早几年就有人报警，说是小学生数量逐年下降，中国急刹车递减式人口政策，应该改一改了。可是，计生部门却不肯。在他们看来，中国计划生育的形势依然严峻，人口数量必须严加控制。他们的数字，跟教育部门的数字，居然根本不一样。但是，教育部门显然没有必要瞒报，学生数量减少，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可是计生部门说人口的增加，却可以带来诸多的好处，国家重视，人员编制，经费上都会增加。因此，教育部门的数字，从利害相关上，显然要可信的多。

但是，教育部门也有教育部门的问题。即使小学生逐年减少，那么意味着中学生也在减少。何以在中学生连年减少的情况下，大学却要逐年扩招，而且大幅度扩招，研究生更是扩招？显然，这样的扩招，对于教育部门有利。一出政绩，二添经费。

目前，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就像一个笑话说的那样，三人栽树，一人挖坑，一人放树苗，一个埋土，结果放树苗的不在，挖的只管挖，埋的依旧埋，两人忙了半天，什么效益都没有。计生部门只管控制人口，坚持一对夫妻一个孩，几十年急刹车，刹车刹得越急，自己的机构膨胀得越快，经费越充裕。儿童逐年减少，少了3000万，只剩下一个亿，依然急刹车。而教育部门也明知道人口在减少，中小学生锐减，但部门的重点事业大学却只能扩招，不能缩减，不仅大学扩招，而且全国竞办研究型大学，因此研究生增加幅度更大。害得研究生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

挖坑填土的笑话，仅仅是做无用功而已，而我们的部门却在危害着国家的整体利益。人口减少还要厉行人口政策急刹车，必然会导致若干年后，中国适龄劳动力锐减，人口老龄化提早到来，整体上危及中国的发展。而在中小学生减少情况下的高校大跃进，则极大地降低了大学的教育质量，从根本上促进了教育部门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毁坏了中国的教育。从哪个方面说，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能不说，中国已经形成了部门利益当先的行政格局。一事当前，首先考虑部门利益，有利则上，无利则退。只要对部门有利，哪怕事情做了之后山崩地裂，也在所不惜。为了扩大部门的利益，甚至不惜扭曲信息，谎报军情。有的时候，明明是为了解决某个难题而设置的临时部门，但只要部门问世了，那么这个难题也就甭想解决了，因为一旦难题解决，部门编制就没有了，经费也没有了。

不打破这样的部门格局，中国的事情要想办好，没门。

曾实 广州
　　易斌（35岁）今年从内地转到广州来工作。一到周末，他有一项特殊的节目——到广州科技图书馆参加岭南大讲坛。他说：“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题，我都会争取过来，吸收精神养分。”

　　最近一次，他参加的公众论坛，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主讲，题目是《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最初听说广州有这种形式的讲座时，易斌感到颇为新鲜，“能有机会听听专家学者的讲演，当然要抓住机会，何况每次都可以有收获。”

　　作为面向公众的论坛，广州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至今已举办了90场。从2007年6月开始，每到周六，举办场地——广州科技图书馆的学术报告厅里常常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立足之地也难寻。中国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官员，都曾在这里开讲，现场与听众互动交流；比如以“皇甫平”笔名撰文支持改革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曾在这里主讲《以思想新解放推动改革新突破》；以敢言著称的广东省政协委员王则楚，也主讲《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等等。

　　论坛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因此带有官方的背景。不过，在论坛上探讨的话题却直接面向民众，广泛涉及公众关心的政经、文化、民生以及时事热点话题。

　　“甚至有时会出现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这在中国是很罕见的。”知名博客作者北风（网名）如此评价。

广州舆论环境相对宽松

　　公众论坛是舆论空间的一面镜子。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广州的舆论环境一直被认为相对宽松，媒介传播也走在全国前列。

　　“放在全国来看，广州媒体的舆论生态环境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说。

　　《南方周末》被认为是敢于针砭时弊、关注民生的评论媒体，而《南方都市报》也因“孙志刚事件”和“非典”等一系列报道而闻名全中国。
北风指出：“除了舆论环境，广东老百姓的现代社会意识、公民意识也比国内其他地方高很多，这和广东受香港影响有关。另外，广东经济先行一步，这也奠定了基础。”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表示，从广东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来看，可以看到这种氛围会逐渐推向全国，“事实上，各个省市是互相影响的。”

广州酒吧出现思想沙龙

　　曾在网络媒体就职的北风，在2007年接手了广州一家酒吧，在他一手打理下，这里逐渐成为媒体人聚集的场所。在网络空间上，他们自我介绍的文字是——“广州自由派的思想沙龙”。

　　酒吧每周举办一次圈内人聚会，话题从“互联网内容对社会的影响”到“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不等，题材针对当下热点，讨论时有敏感题材出现。

　　“基本上，我们的话题没有禁忌，不过，一旦涉及敏感的题材，就只会是小圈子的讨论，没有录音，没有文字记录，也不会放到网络上。”

　　从第一场关于“互联网空间”的讨论至今，酒吧陆续举办了近40场沙龙（尽管去年一度停办），而沙龙本身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

　　“这很难得，表明广州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宽容。同时也说明，在重商的社会里，政治上会有一定空间，只要不影响利益，你爱骂谁就骂谁去吧。”

　　酒吧的股东在去年底增至30余人，北风解释此举是希望这个场所“纯粹承担公共平台的角色，不因为一个特定的人影响酒吧，也不要因为酒吧影响一个特定的人。”

　　不过，尽管一定程度上认可广州民间的舆论环境，但一直呼吁当局扩展网络发言空间的北风，就认为在网络管控方面，广东与全国其他城市相差无几。
“绿坝”启示：舆论的不可统治
　　随着公民自主意识的加强，中国网民也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与形式传播信息，包括利用手机在第一时间发布文字、图片、视频到微博客等。针对当局管控互联网的方式，网民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

　　“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变化，任何事情只要一有动静，（言论）马上就会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删都删不了，完全是防不胜防；比如‘绿坝’软件，又比如近期的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件，完全想不到最后是这样的结果。”肖滨说。

　　绿坝软件被认为是公民反对网络管制的例子。今年6月初，中国政府曾发布通知，要求7月1日后在国内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前必须预装名为“绿坝——花季护航”的软件，指这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过滤黄色信息等。不过，此举被中国网民普遍质疑为对信息自由领域的管控，在引发强烈反弹之后，当局在6月30日宣布暂缓执行原订于7月1日起开始执行的规定。

　　“官员的统治思想还没有消除，所以才会作出这样错误的决定。”袁伟时说，“公民对限制言论自由非常敏感，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反而会有人为自己的孩子安装这类型的软件，而如果是强制安装，那便是侵犯公民自由。”

　　　他也指出，随着时代的进步，包括新闻自由、舆论批评建议在内的各项公民权利在逐渐扩展之中，当局也在努力改善整体舆论环境。

　　“比如现在读到比较尖锐的文章时，心想作者再也发不了文章了，结果过几天发觉并不是这样，这位作者的名字还是能继续见报。这要是放在前几年，根本就不可能。”袁伟时说。

　　“一方面，（当局）神经很紧张，（对言论）看得很紧，因为今年是特殊年份，很多重要的周年纪念都集中在今年；但另一方面，也看到当局在不断地改变方法来应对，来适应环境。”

　　他举例说，现在中国全国各地都培训干部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如何应对，而不单只懂得隐瞒、删除信息；《人民日报》近日也发表短评强调网络随意删贴的错误。袁伟时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发展，表明了当局在努力改善处理方式。这其实对共产党的执政有利，也有利于地方政府从统治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

　　被称为政治风向晴雨表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今年2月曾发表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的评论文章，指“一旦网上出现了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官员）就迅速删帖甚至查封ID，并动用公权力对发帖者进行跟踪、报复。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而且是违法的。”
今年6月，《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文章，指“面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政府和主流媒体仅发布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如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妄语，甚至想遏制网上‘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十七大精神。”
　　袁伟时认为，这反映出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思维斗争，“中国政府是转型期政府，传统的统治思想有时会很强烈；但另一方面，从中央官员开始，也提倡政府要转为服务型透明政府。这不是说说话就可办到，除了官员要转变观念，还要有制度保障；缺少民主制度就很容易流于空话。”

　　袁伟时也说：“传统的统治型政府将会如何转型？这个博弈过程非常复杂，也非常有趣。”

高雄世运开幕，笔者好奇大陆运动员和台湾观众的互动，是获得热烈掌声还是被大喝倒彩？

　　结果却是，大陆运动员一个都没有现身，只见一个手持“China”牌子的女孩和一个撑起五星红旗的女孩。

　　巧的是，提供直播的公视这个时候刚好进广告，镜头回到现场时，已经看不到China了，真是气煞。大陆选手技术性地回避开幕式，公视是否也技术性地回避尴尬，确实惹人遐想。

　　大陆选手为何技术性集体消失？

　　有说可能是要闪避台独疆独的抗议，可能要避免张铭清倒下事件重演，更有可能的，应该就是回避马英九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宣布世运开幕的敏感议题。

　　其实，马英九并没有说出“中华民国总统”，而是由国际世界运动会主席朗弗契大声宣布：“我有此荣幸邀请马英九先生，中华民国总统，来宣布第八届世运会开始。”

　　虽有媒体报道说，马英九临时换脚本，没有自己说出身份，但笔者认为，由外国人口中说出中华民国总统，要比马英九自己说出来更有意思。

　　台湾总统要在国际间正式亮相原本就不容易，“中华民国总统”这个称谓更极少在国际场合上听见。马英九能以这个身份上台宣布世运开幕，不能不说是继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的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之后，两岸再次善意沟通后的又一折衷安排。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华民国，就等于承认李登辉的“两国论”或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而北京显然认为，大陆选手在台下听中华民国总统发言，等同于在国际场合承认中华民国总统，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运动员必须集体消失。

　　这一情况说明了，相较于“虚”的台独，“实”的中华民国，恐怕才是中国大陆更打不开的死结。但两岸如果继续拍拖下去，中国大陆迟早要面对中华民国，大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是定位两岸关系的最大关键。

　　因为两岸不能相互承认，马英九早在总统选举前就创造了两岸“互不否认”的主张。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日前在访问美国侨界时也说，目前两岸两会制度化协商也都是由双方官员直接面对面谈判，象征两岸已从“相互否认”走向“互不否认”的事实。

　　“互不否认”的概念非常模糊，如果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郑海麟投稿《海峡评论》的文章，与马英九私交甚笃的台大哲学系教授王晓波认为，互不否认是一种默认对方事实存在的方式。比如，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当然会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国徽，认识到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这个事实，但如不从法律上“承认”它，则不存在“两国论”的问题。

　　不过，《自由时报》昨天刊登的一篇特稿指出，大陆选手缺席世运开幕，已让马英九的“互不否认”破功。

　　文章指出：“总统宣布开幕，场内国旗飞扬，中国队因而在开幕式缺席，一场国际性运动竞技，呈现了高度政治性的坚持，也在国人面前证实了所谓两岸关系已进入到“互不否认”阶段的说法，纯属不符事实的个人想象。”

　　中央社的特稿则指出，从台湾终止动员戡乱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不再采取“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了，这是对两岸关系的最大善意，但中国大陆却不尊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真的很伤害台湾民众的感情。

　　大型运动赛事不可能不沾上政治色彩，特别是一场涉及两岸其中一方承办的赛事。去年的北京奥运，台湾也因被称为“中国台北”而不爽，最后是遵循奥会模式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席。

　　高雄世运所能号召的国际关注，当然无法和北京奥运比较，但难免还是会让人产生联想。特别是马拉松名将林义杰绕着虚拟地球跑，带领大家寻找台湾、寻找高雄，灯光打在他身上的那一刻，让人不禁忆起了大陆体操王子李宁手持火炬，吊在空中绕着鸟巢跑的壮观景象。

　　论布局和规模，谁大谁小一眼看出。但对台湾人来说，那种寻找台湾的感动绝对不输给李宁的凌波微步。其实，能在狭小的外交空间中争取到国际赛事承办权，对台湾来说，何尝不是一项成就？

　　闭幕式，大陆选手应该也不会进场。但如果能暂时把政治放一边，“互不否认”地绕场一圈，相信他们会获得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PRC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缩写；ROC是中华民国，即Republic of China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