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应该感谢人民养活了它们

有一次坐出租车,照例与师傅聊天,谈到他们的辛苦以及公司的压榨,言辞间自然有针对政府的批评。不想这位老兄说了一句“你就是那种吃共产党的饭,骂共产党娘的人吧!”

虽然他是带着笑说出来的,但着实令我意外并有些气恼。我于是诘问他,“养活你自己和家人的难道不是靠你自己的辛苦工作,而是政府平白给你的援助?”不等他回答,我又说,“你吃的是别人给你的饭么?你不工作试试,看谁给你饭吃?”

师傅不言语了。于我而言,并未因驳倒他感到快意,相反多多少少有些沮丧。北京出租行业臭名昭著,公司员工被严重盘剥,且无任何博弈手段。这些年来,一些性格刚烈点的师傅领头组织罢工还被判刑。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上面那位师傅居然不满意我这个外人站在他的立场上,对政府相关部门发些微词,这实在令人费解。

不过,和这位师傅拥有类似认识的人还真不少。我写博7年,遭遇好多起因我批评政府而批评我的网友。如果我恰好在文章中比较了中外政府的优劣,尤其是说了美国政府的好话,那么遭遇的批评就更加猛烈了。

“走狗”、“汉奸”、“西奴”、“带路党”等大帽子从空中一顶接一顶地来,令我应接不暇。虽说赐给我帽子的人中间,有所谓的“五毛”,但也有草根网友。有些相熟的网友还因此与我决裂。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他们不能容忍的。虽然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每天为生计奔波忙碌,学费贵得供不起孩子读书,医药费高得看不起病,土地被征用,房子被强拆…….他们依然不会抱怨政府。而对于批评政府的人,他们会有反感。

对于这样的网友,我常常无计可施。跟他说“公民批评政府天经地义”、“权力不受监督必然腐败”等等,没有效果。他会跟你说,中国13亿人,政府要管这么多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还整天挑刺,我看你们上台还不如共产党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1949年建国以来,党的宣传部门一直不曾改变的主旋律。这主旋律虽说陈旧,但重复千遍万遍,着实已经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因此,当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党的大会上说“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真是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话虽说是常识,但从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兼省委书记)嘴中说出来,应该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1982年现行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照理说,这个权力从属关系从法律上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主仆颠倒,政府官员往往骑到民众的头上。以至于2010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权为民所赋”,激起了社会热议。

人民纳税养活了公务员,维系了政府的运转。照理说,党和政府应该感谢人民才对,而不是相反。但是汪洋的这句大白话居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就可见以往的主仆关系颠倒到了何等地步。

当然,由于关系颠倒的缘故,当党领导与决定一切时,那些被提拔的官员以及用钱去换取权力支持的商人,他们是要感谢党和政府的恩赐的。

在西方国家,一个政党通过竞争上台执政,它的责任就是要尽力满足民众的需要,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做到了,是其本分,民众无需感谢。没做到或者做的不够好,那是失职,民众不但要批评它,而且还会用手中的选票赶它下台。

“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则应思考的是,“当党和政府没有能力带给人民幸福或者因为失职而带给人民痛苦时,人民怎么办?”

如此,党才会真正转变为负责任的现代政党,政府也才会真正转变为负责任的现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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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谣言更可怕的是禁止谣言

自从温总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诉说自己饱受“谣诼不断”后,中国大地上的谣言似乎变本加厉了,当局针对谣言的整治手段也空前严厉起来。

3月中旬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已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的网站已达42家。前段时间因为“军车进京”的传言,有六位网友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我看来,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犹如韭菜,割了再长;犹如野草,春风吹又生。如果不了解谣言的本源,不从根本上采取遏制谣言的对策,那么谣言就永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谣言是什么?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根据上述定义,谣言没有真假之分,因为是未经证实的信息;谣言是个中性词,不是负面词。

既然是未经证实的信息,那么整顿谣言之前就得先经过一个判定真假的程序。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而如何判定谣言的真假呢?首先当然是信息公开,拿“军车进京”来说,假如当时有政府权威部门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网上传播的照片进行公开说明,就公众疑惑的焦点进行释疑,而不是保持沉默,那么该条谣言绝不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其次则是言论自由。如果不是出了“谣言”就死命地删贴,给人欲盖弥彰的不好联想,而是放开言论让各种意见相互交锋,那么“谣言”也绝不会俘获那么多的人心。

谣言几乎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经验的缺乏、情感和偏见导致了谣言的滋生、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不管是民主社会还是集权国家,都会有谣言存在。人们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那么了如指掌,尤其是对一些重大的、突发的事件,个人更是无法了解事件原貌,很可能都是二传手,“三人成虎”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区别在于:民主社会里,由于信息公开、言论自由,谣言往往很快就会被证实真伪,如果被证明是真的,谣言就会变成消息,如果是假的,那么它一定走不远,会就此中断传播进程,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社会效应。

云南省前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曾说,我们要从捂盖子的思维向揭盖子的思维转变。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壶烧开的水,如果我们还始终捂着盖子,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将壶底都烧穿;但是我们只要把盖子一揭开,可能沸腾的民意也就像这壶烧开的水,慢慢的就变成蒸汽,逐渐的消散了。在揭盖子的过程中,是有可能烫着一点手,但是不要紧,我们最终是让民意能够得到化解,能够得到疏导。

其实,伍皓所说的这些道理并不复杂,就像生活常识一样简单,且已被不少事件所验证。但奇怪的是,很多地方的宣传部门并不是如此行事,相反,他们依然遵循旧的一套,欺瞒、限制和打压勇于传播真相的媒体,并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无限广阔的互联网空间,去和亿万匿名网民做斗争,设置过滤词、删贴、封网,甚至按IP地址网下抓人。

他们搞的一套也是在“和传言赛跑”,不过不像伍皓那样是以公开的手段,而是采取隐瞒的方式。因为网络的无远弗届,注定了他们即便疲于奔命也将失败的命运。

古语云,谣言止于智者。但其实不太确切,因为如果没有公开,仅凭个人经验就可判定谣言真伪的“智者”是罕见的。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谣言止于公开,唯有公开信息,使得各方说法能够在一个平台上交汇,才会涌现越来越多的“智者”。

总之一句话:谣言是正常现象,不正常的是对待谣言的恐惧心理;谣言不可怕,可怕的是用强力禁止任何谣言。当谣言不证真伪就被禁止,那么真话被锁喉也便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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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既得利益阻碍改革”

注明:此文为凤凰特约之两会观察文章。

时下两会,自然离不开“改革”话题。令不少人失望的是,相对2010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那句引发外界热议和联想的表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仅只提了“政治体制”四字。

因此,当看到有媒体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70次谈到改革”,我实在不免有些吃惊,有这么多?即便如此,像温家宝2010年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改革会成功么?

不过,既然千里迢迢来参加两会,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费了那么长的时间,总得谈得什么吧!于是,我看到不少代表委员又开始严肃讨论“既得利益”与“改革”的关系了。共识倒是有一个: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得利益阻碍改革,要深化改革就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说实话,“深水区”的表述虽然看上去很形象:摸着石头过河,从浅水区一步一步趟到深水区。却也令人迷惑:摸了那么多年石头,明知前面水会越来越深,我们为啥不建座桥呢?为什么还要不顾危险地继续“摸下去”呢?

同样,“既得利益”的概念也存在问题,现在似乎变成了一个贬义词,靠近“非法所得”。但其实,“既得利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性词,任何人、任何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谁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还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么?

可见问题不在“既得利益”本身,而在“既得利益”的获取是否合理合法。例如,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既得利益”,通过行政垄断获得“既得利益”,通过强买强卖获得“既得利益”,等等,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既得利益”。

“改革”,也是一个中性词,就是利益调整的过程。所谓“打破原有利益格局”。

那么如何打破呢?在中国,从百姓到学者,从代表到官员,都寄望于政府。因此,我们在意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说了多少次“改革”,比往年多我们就振奋,比往年少我们就郁闷。

固然这种心理很正常,我们的政府多么强大,不指望它来推行改革还能指望谁?

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政府不仅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对象,甚至可以这样说,政府本身就是改革的最大对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限制权力作茧自缚,这些说的就是对政府的改革。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这次两会上就明确地说: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可见,靠政府来推行改革很不靠谱。现在所谓阻碍改革深入的“既得利益”,主要就是权力寻租以及行政垄断打造的。

例如大家深恶痛绝的央企,打着经营国有资产的旗号,干着谋取个人私利的勾当,挨批多年,依然不为所动,已经成了改革深入的最大阻力之一。

那么,到底该怎么进行改革,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呢?其实,看看西方国家的做法便一目了然了。在西方国家,是很少提什么“改革”的,因为他们的社会一般不会出现“一方独大”、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现象。

而原因亦很简单,西方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有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亦有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行业协会、企业工会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方博弈,议员在议会里为自己的支持者争取利益,媒体则监督、批评、揭露不当利益联盟。另外,民众还可以游行示威,以显示自己的力量。

为了追求各自最大的利益,各种力量充分博弈,最后会达成诸方认可的“妥协|”。所谓的利益格局就在这样的妥协中保持着动态变化。今天你争取到了多一点利益,明天就可能轮到别人了。总之,谁也甭想“好运常在”。

如果硬要说“改革”,那么你将发现“改革”在西方社会里是如此地频繁,成为生活常态,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这样的“改革”由于是社会上下都参与的,公平公开的原则使得所有参与者都不会因为利益的暂时受损而“揭竿而起”,顶多再举行几次游行表达抗议,或者督促他们的议员代表再提有利于他们的议案。

所有参与者深知,政府只是居中者,它出台的任何行业政策绝对不敢带有先天倾向性,只会反映此番博弈的结果。即便是国家元首意欲推行的“改革”,最后还得议会批准才行。而议会正是多方力量博弈的场所。

另外,西方政府乃民选组成,民众对其内阁执政不满意可以通过选票赶它下台,不至于发生对抗与冲突。这里不存在什么“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而在非民主国度,如果民众对政府“改革”不满,既不能游行表达抗议,又不能通过“选票”赶它下台,压抑太久必然会产生不稳定因素。因此这里有“稳定压倒一切”的铁律。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呼吁“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话没错,但还是停留在口头动员上,未提供具体路径。在我看来,路径其实有现成的,就是我上面讲到的西方社会经验:放开管制,让社会各方面力量依照规则公开公平地充分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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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韩大战”是一场民主演习

突然意识到,抛开是非不论,这场持续数月之久、耗费许多人精力的“方韩大战”其实变成了一场准民主选举演习。这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连它的发起者方舟子和韩寒两主角都应该不会抱有此初衷。

两名影响力巨大的公众人物同台PK,背后都有数百万的粉丝,还有数量更为惊人的中立围观者。方舟子、韩寒用各自的方式“拉票”,不仅要巩固自己的粉丝,还要尽力赢得围观者的同情和支持。

在此过程中,方韩二人需要以极大的诚意、极强的逻辑展示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接受了人群异常苛刻、放大镜式的检视。

围观者发现,韩寒开始的那股张狂劲消失了,代之是一副恳请状,甚至有几次还让人看到他委屈快哭的可怜样。而方舟子呢,也大改其一贯尖酸刻薄之作派,在电视镜头前更是保持君子之风,真够“中国范儿”。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PK的日益深入,方韩的支持者中都发生了一些“哗变”,原来的粉丝倒戈投向对方阵营。而起初保持中立立场的围观者中,一些人也逐渐表现倾向性。于是有所谓的“骑墙派”下墙的说法。

还有一些人前几天支持这边,转而支持那边,转而又支持这边。这是一群更加飘忽不定的“选民”,决定他们转向的原因估计连他们自己也不明了。

还有一个现象更符合民主选举的特征,就是利益的介入。例如某些人、某些媒体不顾新闻客观中立原则、带有明显倾向性地“挺某某”,让人怀疑其背后的利益考量。

总之,这真是一场极为难得的民主演习。设想一下,还有哪个公共议题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参与?反右、文革以及政改,当然是比这个更加挑动人心、吸引眼球的议题,但是可能公开讨论么?

当然,在方韩PK过程中,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不少人毫无独立精神只知盲从偶像,不会文明辩论只会脏口骂人。但要知道,这些都是民主初夜必须要经历的“乱像”。不说西方国家,就说同是中国人的台湾社会吧,当年的民主实践可真不是说着玩的,那是付出过流血代价的。经过近30年的实践,经过3次政权的和平交替,台湾民众变得理性成熟多了。这次大选,台湾社会在“有序的激情”中度过。

胜者不骄,败者不绥。马英九、蔡英文选前选后在民众面前那个谦卑样,让我等对台湾同胞真是羡慕嫉妒啊!当然没有“恨”,因为同是中国人的大陆,没有理由不适合民主,这是迟早要到来的!

经由此次“方韩大战”,此前被神化的韩寒身上的金粉脱落了厚厚一层,而方舟子也被人看出不少缺陷,更不可能走上神坛。这是一次“去魅非神”的试验,民众不再那么好忽悠。此后在大陆,谁也休想再造神、谁也休想自我神化了!

我希望、而且相信,再多几起“方韩大战”,再多几次类似民主演习,民主在大陆就真得不会远了。由此,得感谢为此做出贡献甚至付出牺牲的方舟子和韩寒,当然也要感谢所有投入时间、精力和感情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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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躲在主权后面侵犯人权!

北京时间2月17日凌晨5点20分,联合国大会就叙利亚问题的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一草案以137票赞成、12票反对、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古巴、朝鲜、伊朗等国投了反对票。

此前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曾经表决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俄罗斯、中国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否决了这一决议草案。

从这两个表决结果来看,无论是13:2,还是137:12,都是赞同票绝对压倒反对票,可见国际社会的文明力量占绝对多数。尚未完全进化、思维仍停留在丛林时代的政权越来越少了。在叙利亚问题上,文明与野蛮的分野非常清楚了!

在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决议案遭中俄联手否决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遗憾地称“这将削弱联合国的作用”。2月16日他又表示,安理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并没有给叙利亚政府颁发许可证,允许它继续攻击自己的人民。“我们辩论得越长,就将有更多的人死亡”。

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此语令人心酸,令人不由想起1994年的卢旺达惨案,当时正是由于国际社会的犹豫不决,致使80余万人遭到屠杀。

正是基于对卢旺达惨案以及其他反人类罪的沉痛反思,旨在保护人类免遭屠杀、战争罪、种族清洗以及反人类罪的责任的“国家保护责任”(R2P)共识在2005年的联合国首脑大会上形成。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说:“国家主权的概念最基本的含义,至少正在被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所重新定义。现在,国家被广泛地理解为服务于其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联合国宪章,即后来的国际条约所珍视的个体主权——我指的是每个个体基本的自由——已经被不断复兴和传播的人权意识所提升。当我们今天再读联合国宪章,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的人类,而不是保护践踏他们的主权国家。”

安南多次明确表示: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

以上这些内容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重新思考。国际社会不能再容忍一个镇压、虐待甚至屠杀其国民众的统治者躲在国家主权后面安然无恙。去年的北非革命,国际社会对于埃及、尤其是对利比亚局势的干涉,就表明了国际社会的态度。

据联合国统计,自去年4月叙利亚局势恶化以来,至少已造成5000人丧生。潘基文称“我们看到叙利亚的社区被不加区分地炮轰,医院被用作酷刑中心,年龄小到只有十岁的儿童被拘禁和虐待,我们甚至看到了某些危害人类罪行”。

巴沙尔政权显然已失去合法性,其和平交权下台是解决叙利亚危机、制止人道灾难进一步蔓延的关键。令人不解的是,某些国家坚决不赞成对叙利亚实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政权更迭”,其理由居然是为叙利亚人民负责!“立场经得起历史检验”!

附录:三联书店“人权与主权关系”主题演讲http://www.cuctv.com/specials/49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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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灾难与“国家保护责任”

叙利亚局势自2011年3月逐步恶化至今,据联合国官员称至少已有5000人在冲突中丧生。2012年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决议案被俄中两国联手否决了。这使得叙利亚越来越严重的人道灾难丧失了一个缓解的机会。西方国家指责声一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此表示“遗憾”,称这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

2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文章“中国否决叙利亚决议恰是对叙人民负责”,为中国投反对票进行辩护。在我看来,这篇顶着巨大国际批评声浪的急就章,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例如它说:否决安理会决议草案,并不意味着任由令人焦心的状况继续下去。

它提出的解决路径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和平希望,就必须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国际社会需要给和平更多的机会。这样做才最真正对叙利亚人民负责。

那么在2月4日的联合国表决之前,近一年来国际社会为此和平希望进行了怎样的外交努力呢?联合国,美英法、当然也包括俄罗斯、中国等国,多次向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发出了对话、谈判的呼吁,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外交斡旋工作。叙利亚所在的地区组织阿盟更是积极展开调解工作,还派出观察团进入叙利亚国内。

可是这一切均未能奏效,叙利亚国内局势未能得到缓解,流血冲突一直在发生,人道灾难在继续。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阿萨德执政当局要负主要的责任。作为一国领导者,是他面对民众起初的和平示威下令开枪镇压的,将一场本来有望和平解决的抗议活动变成流血事件。正是此举激发更多更大的民愤,使得后来的和解变得异常困难。

而在其后,阿萨德虽被迫作出了一些让步,但依然不放弃武力镇压,致使手上沾染的血越来越多,和解越发变得无望。阿盟逐步加码施压,先是谴责,后开除叙利亚成员资格,再后来派出观察团进入叙利亚,终于发现只有阿萨德交权下台才是终结叙利亚人道灾难的唯一出路。

阿盟作为叙利亚所在地区组织,经过实地观察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客观可信的。阿盟为地区和平以及叙利亚人民前途着想的提案,应该是负责任的。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变局也从一旁有力地佐证:统治合法性丧失殆尽的领导人一旦(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下台,紧张局势立马大大缓解,人道灾难也会得到控制。

显然,在叙利亚局势僵持不下、人道灾难继续的形势下,唯有迫使阿萨德下台,才是真正为叙利亚人民负责任的做法,且立马见效。叙利亚人民正在流血,此刻需要的是采取拯救行动,而不是说空话!

人民日报搬出《联合国宪章》来说事:《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可以制止侵略,但不能迫使一个国家更换政权。

这其实是过时的腔调了。国际社会早就对此进行过多重辩论,达成了“国家保护责任”(简称R2P,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重要共识。

20世纪末期以来发生在卢旺达、索马里以及波斯尼亚等地的人道主义灾难,促使有良知的人们尤其是政治家们对“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人权和主权孰重”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在1999年与2000年的联大会议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向全体发问:“如果人道主义干预真的是对主权的一种无法令人接受的侵犯,那我们怎样对卢旺达,对斯雷布雷尼察做出反应呢?对影响我们共同人心的各项规则的人权的粗暴和系统的侵犯,我们又该怎样做出反应呢?”

为解答并应对这一现实难题,加拿大政府会同一批基金会成立了干预和国家主权问题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01年12月提交了一份名为《国家保护责任》的报告。正如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这份报告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其标题,它对于干预辩论中的核心问题进行了重述。这份报告提出了干预权的辩论向保护责任视角转移的建设性建议。”

报告发表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响应,联合国名人小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与人权》以及由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由前共和国众议院议长Gingrich与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Mitchell共同领导的工作小组的报告《美国利益与联合国的改革》都支持这一报告提出的主张。此外,英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南非、欧盟、卢旺达以及肯尼亚都强烈支持这一报告。

2002年,非洲国家在南非城市德班举行首脑会议,正式成立非洲联盟。联盟接受了卢旺达大屠杀的教训,在通过的文件里声明如果某成员国听任其人民遭受反人类罪行,联盟有责任干涉,非盟成了第一个将R2P纳入指导原则的地区组织。

2005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上,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也表明支持“国家保护责任”理论。虽然,该声明对国家保护责任的理论作出了某些修正,将保护责任限制在四种罪行:屠杀、战争罪、种族清洗以及反人道罪。在2005年首脑会议的最后成果文件中,明确肯定了所有政府清楚且毫不含糊地接受国际集体保护人类免遭屠杀、战争罪、种族清洗以及反人道罪的责任。为此目的,当和平方式证明是不合时宜以及国家当局明显无力维护时,愿意通过安理会采取及时已经决定性的集体行动。

这项文件的精神虽然尚未写入《联合国宪章》,但已成国际主流共识,《联合国宪章》据此修改其中重要章节只是时间问题。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它们孰轻孰重,料想在不久远的将来会有一个新说法。

因此,无视最新的“国家保护责任”国际共识,偏拿60年前制定的《联合国宪章》来为自己辩护,是经不起认真批驳的。

正是因为“国家保护责任”的共识,在去年北非一连串动荡中,国际社会才得以介入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内政,穆巴拉克、卡扎菲才得以被迫下台和被推翻,埃及、利比亚的人道灾难才得以缓息。

最后再让我们重复一遍“国家保护责任”的要义:所有政府清楚且毫不含糊地接受国际集体保护人类免遭屠杀、战争罪、种族清洗以及反人道罪的责任。为此目的,当和平方式证明是不合时宜以及国家当局明显无力维护时,愿意通过安理会采取及时已经决定性的集体行动。

 

 

注明:本文相关资料引自《国家保护责任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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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夜前的紧张

马英九赢了,在我意料之中。执政四年来,台湾经济上升,民众享受更多红利。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也都处理得不算糟糕,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

今天下午我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小调查: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你希望谁当选?为何?

发现回答的人中,希望马英九和蔡英文当选的人数差不多。我的台湾同行、曾驻站大陆的许书婷女士回答耐人寻味:谁当选都很好。

大眼李承鹏的回答更妙:我希望林志玲当选。

书婷女士是根在大陆的台湾人,也是一个偏统派。这次面对马英九和蔡英文的对决,她并未旗帜鲜明地站在马英九这一边,而表现出了相当超然的态度。这说明什么了呢?

在我看来,这说明台湾民主又成熟了一大步,台湾人对于大选的态度越来越淡定,因为经过16年(台湾1996年开始直接选举总统)的实践,经过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在台湾真的变成了一场游戏,一场依照规则来玩的全民游戏。

因此我回应李承鹏,大意是:不久远的将来在台湾出现一位演艺界的总统也是有相当可能的。为什么不呢?当统独意识逐渐淡漠,当族群矛盾日渐消泯,民主就真的是一场轻松的游戏,不必那么严肃认真了。

我写过《民主不是说着玩的》,针对的是民主不充分的大陆。但在民主成熟的社会,民主就是用来玩的。放眼全球,那些实行民主数百年的国度,每逢大选日,就是老百姓的节日,政客们变着玩样来取悦他们,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甜言蜜语,就为了他们手中的那张选票。

现在的台湾人玩民主渐入佳境,各种手段各种场面都尝试过见识过,因此心态放松;而在大陆的我们,还如初夜前的新人,心理颇有些忐忑不安和紧张呢!

如果硬要说区别,就是多次和初夜的区别,其他毫无二致。同是中国人,同宗同种同文化,台湾人能学的东西、能干的事情,大陆人当然也能嘛!

因此,所谓“民主素质论”根本站不住脚,“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更是无稽之谈。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可不是劣等民族,那些这样说的人其实是在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中国人。

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大陆越来越不是一个问题了,执政党也多次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分几步走,到如今也没有清晰答案。反而神马“五不要”却跃然纸上。

九常委之一的温家宝同志曾说过: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这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这算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路线图,那么在村民选举实践多年的基础上,该实行乡镇以及县级直选了。这实在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并且条件已经具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不是别的,就是执政党的决心。执政党必须清楚,如果在公认素质偏低的农村都能实行民主选举,那么在素质更高的乡镇、县市,更应该实行民主选举了。如果农民都能玩好民主,还担心市民出乱子么?

我曾多次批判《环球时报》对于台湾议会“乱象”的报道,指出它只谈表象,不提民主体制下台湾社会的安定有序。大陆的民主一旦升级到县市,肯定也会有同样的“乱象”,但一点都不可怕。因为民众的诉求有人重视,民众的怨气可以发泄,整个社会将获得动态和谐,将不存在维稳的问题,巨额的维稳费用可以用到民生工程上,用来取悦老百姓。

我相信,一旦执政党放开民主选举的范围和层级,其合法性将获得成倍增长,恰如台湾的国民党,驶入民主轨道后,洗心革面蜕变成现代政党,跑得更稳更快了。

在过去的2011年,民主在全世界又获得重大进展,独裁者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已成过去时。邻国缅甸也从军人政权向民主政体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料想在2012年一定会有更令人眼亮的表现。

民主大势浩浩荡荡,中国不能置身世外,无法置之事外,顺应它,接受它,成为民主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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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图书大厦读者见面会遭踢馆

@章文的文章 :在西单图书大厦的签售活动,虽然遭遇“闹场”,但我以及@章立凡 先生均未因此影响心情。都不是头一次。上次在北大演讲,就有一位自称常看《环球时报》的女生斥我“胡说八道”,但在其后交流中还算君子之辩。这次不同,该中年男子让人感觉他不是来参与辩论的,而是来扣大帽子的。他坚持站在那里把我们以及美国“痛批”了一顿。

 

视友网:2012年1月8日在西单图书中心举行的章文新书《民主不是说着玩的》签售式上,@章立凡 @章文的文章 对谈民主,遭疑似五毛踢馆全纪录。

 

一、从“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说起

 

http://www.cuctv.com/video/player_u2n4mdvQDoQ.html

 

二、遭遇“疑似五毛”踢馆全记录

 

http://www.cuctv.com/video/player_GPwOMpqExq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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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谈谈革命和民主

韩寒“谈革命”的博文引发众多争论。昨天中午和笑蜀吃饭时我们自然也谈到这篇文章了。我说,韩文最大的问题、缺陷是,对革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殊不知互联网进入中国后,将中国和世界链接得更加紧密后,“革命”已经进入新阶段,呈现出了和过去不同的形态。我举北非革命中突尼斯的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为例,两个强人在信息时代的迅速垮掉,就显示了革命并非过去时代那样非得流血成河,而变得温和起来。

我愿称之“软革命”,之所以还是“革命”,是相对于“改革”而言。改革是执政者的主动之举,而“革命”则是民众对执政者的压力行为。在当下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变本加厉改革举步维艰的形势下,不能轻言告别革命,正是为了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但此革命的确不再是过去的革命了。过去的革命,是杀戮,是你死我活。这样的革命虽然很多时候是无奈中发生,正如我所言是“各方面共谋的产物”,但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基本是负面的,告别一个旧专制,迎来一个新专制。历史在恶性循环中演进。

现在的“软革命”,就是相对以往的“硬革命”而言。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全球一体化加速,地球村效应明显。一国之内发生的事情,将不再是一国的内政,而很有可能变成全球议题,环境领域如此,政治领域亦如此。

在全世界的围观、介入下,一国执政者对于其内政的处理将比以前更加谨慎,手段也不得不变得柔软起来。阿里、穆巴拉克难道不想继续掌权,他们的品格一定高于卡扎菲么?不见得。但他们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却的确高过卡扎菲好几筹。反复权衡利弊后,他们选择了妥协,和平交权。使得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呈现出了“软革命”的形态,更迭政权不用流太多的血了。

另外,韩寒没看见的一个问题是,革命也罢,民主也罢,其实都不需要也是不可能全民参与的。即便中国有相当多的人目前素质不高,还不懂得“错车时关掉远光灯”,这都不妨碍革命的发生、民主的演进。

但凡群体运动,都是“搭便车”行为,不可能要求参与的人都有自觉、清醒的意识。只要有一帮坚定的带头人,能够了解大多数人群的心理需要,能够制定目标路线图,一步一步地去实施,就足够发动一场“软革命”了。埃及的革命不就是一帮年轻人利用facebook发动起来的么?哪里还用得着发动偏远山区的人们?

广大的群众,从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的跟随就足以改变历史,改变一切。想想这么多的潜在矛盾,那么多的怨气郁闷,“跟随”是不难号召的。

现在的“软革命”,用不着上山打游击,只需上网敲打键盘,上街集体散步。因为此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现政权,而是要改革现政权。准确地讲,是给执政者足够的压力,使其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做出实质性的改革。

如上所述,执政者亦非同昔比,他们同样进步巨大。谁还会还敢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朝人民开枪,谁还会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即便有争议,谁还会有那么大的权威可以一言九鼎?

卡扎菲是个与现代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的疯子,相信围观他悲惨下场的其他统治者们都从中汲取了教训。他是家族统治,与中共这样的集体统治在治国思路上有很大差异,压制手段也会不一样。朝鲜的金氏肯定还会对人民开枪,但俄罗斯的普京就不会了。

总之,我对中国未来的图景保持着积极的乐观。这实在也是大势所趋。我明确反对暴力革命,也不认为暴力革命会在中国重演。但“软革命”确有可能,将改变执政者,改变群众,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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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谁的屏障

朝鲜是中国的缓冲地带,是屏障。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就是因为此,多少同胞鲜血流在异乡。冷战结束20年,中国融入世界30年,还有人鼓吹这样的“陈词滥调”,并且还能忽悠一大批人,实在是咄咄怪事。

当年苏联与美国抗衡,东西方两大阵营水火不容。在一个完全以意识形态划界的世界里,兄弟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敌人,不计代价,可以理解。

但时代发展到今天,合作、发展早已成为世界的主题,中国拥抱世界并受惠于全球化。谁是谁的兄弟,谁是谁的敌人?!

如果了解中国这3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是怎么从一个贫穷的大国上升为今天的世界老二(经济总量),那么稍微有点良心的人,将要感谢美国。正是美国的支持,中国才得以走向世界,在全球化市场分工中依靠劳动力优势,站稳了脚跟,挺直了腰板。

有人说,美国也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且分享了蛋糕中最好吃的那一部分。的确,由于全球分工的缘故,作为规则制定和主导者的美国占据了食物链的高端,获取了更丰厚的回报。这是目前的现实,中国必须承认,如果要改变这一现实,就必须进一步地壮大自己的实力,慢慢参与到规则的修订之中去。

说实话,从100多年前的“门户开放”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以降,到支援中国抗日到调解国共矛盾到今天,美国从未对中国耍过阴谋诡计,都是阳谋。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中国“和平演变”,改变当下的体制,走上民主道路!

反观朝鲜,这个我们曾为之付出数百万志愿军生命的小兄弟,这些年来有何助益于中国的发展?非但无一点正面效果,反而是越来越沉的包袱和累赘。半个世纪来,我们输送给他数不过来的物资和钱财。我相信将来档案一旦解密,国人一定会吃惊并感到愤怒的!

但获得怎样的回报?难以控制的风险,巨大的道义代价。不停劝阻一意孤行,射卫星爆核弹,击沉天安舰,单方面中断六方会谈,不停地惹是生非,搅得东北亚难以安宁。严重影响中国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布局。为了扶植金氏王朝,与文明世界背道,中国在世界上留下了非常不光彩的形象!中国在明白事态的韩国人心中留下的是恨意,因为你阻隔人家亲人团聚!

谁是谁的屏障?当中美两核大国开战机率几无的情况下,中国成了金家王朝独裁统治的保护伞和屏障,而不是相反!

我一向坚持认为,一个统一、和平与稳定的朝鲜半岛,一个民主有序的韩国,会秉持中立的外交路线,不会亦不敢成为美国的代理人,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这一切端赖于今天中国的选择。如果中国一意孤行,继续扶植金家王朝,阻碍半岛统一。一旦且是必然,到半岛统一的那一天,深埋于半岛人心中的恨意会将韩国推向美国的那一边。

金正日逝世,这是中国改变对朝政策的大好时机,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新形象的大好机会,当局应该把握住!

记住,朝鲜早就不是什么小兄弟,金家早就成为邪恶的代名词。抛弃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的独裁政权,造福朝鲜人民,有利东北亚和世界和平。抛弃这个中国财力和外交的大包袱,我们将跑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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